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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創新為傳統制造業的轉型發展提供強勁動力
當前,宏觀經濟增長放緩,傳統制造業面臨的主要困難是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產能過剩。轉型升級成為企業發展的必然選擇,創新始終是企業持續發展的源動力。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是一個長期的、漸進式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新興技術和新興產業將始終發揮主導作用,成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引擎。要采取一系列促進制造業創新的舉措:要大力提高制造業創新能力,制定實施重點行業的技術創新路線圖,加快完善制造業創新體系,支持發展企業創新聯盟,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如信息通訊業、新能源、新材料的關鍵技術,建設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體系;要大力促進制造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推動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要大力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以信息化促進高端制造業的數字化和智能化;要推動制造業的綠色低碳發展,促進資源利用向節約、高效、清潔、安全發展;要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大幅取消和下放政府行政審批事項,減少政府對企業和微觀經濟的過度干預。用市場的手段,以規范市場準入為抓手,不斷完善促進企業創新的市場環境;要大力推動我國制造業組織結構的調整,淘汰落后產能,加快走出去步伐。
我國制造業發展正面臨新機遇和新挑戰,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快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取得實質性進展。
一是推進傳統制造業改造升級。
二是推進傳統制造業融合發展。推動傳統制造業與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強信息技術對傳統制造業的改造提升,以信息化全面提高傳統制造業水平。
三是推進傳統制造業管理創新。
四是推進傳統制造業集群集聚。
五是強化傳統制造業人力資源支撐。
六是優化傳統制造業發展的政策環境。
2.我國制造業發展中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
當前,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等重要領域和前沿方向的革命性突破和交叉融合,正在引發新一輪產業變革,將對全球制造業產生顛覆性的影響,并改變全球制造業的發展格局。特別是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將促進制造模式、生產組織方式和產業形態的深刻變革,智能化、服務化成為制造業發展新趨勢。虛擬化技術、3D打印、工業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將重構制造業技術體系,如基于信息物理系統(CPS)的智能工廠將成為未來制造的主要形式,重復和一般技能勞動將不斷被智能裝備和生產方式所替代。隨著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網絡化制造作為一種現代制造的新模式,正在日益成為制造業研究和實踐的熱門領域,網絡制造業將給現代制造業帶來一場深刻的變革。
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我國仍將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任務,制造業發展的內外環境也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重要變化。隨著產業價值鏈重心由生產端向研發設計、營銷服務等的轉移,產業形態將從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轉變。網絡眾包、異地協同設計、大規模個性化訂制、精準供應鏈管理等正在構建企業新的競爭優勢;全生命周期管理、總集成總承包、互聯網金融、電子商務等加速重構產業價值鏈新體系。發達國家高端制造回流與中低收入國家爭奪中低端制造轉移同時發生,對我國形成“雙向擠壓”的嚴峻挑戰。
本次展會的百多家參展商來自臺灣省、香港特區、印度、日本、新加坡、中國大陸等地,展品包括金屬及橡膠零部件生產、緊固件/彈簧及零部件加工、壓鑄、模具、電器及機械零部件及組件、精密組件、轉包生產服務、焊接及切割、電子元器件、金屬鑄造、金屬表面處理、零部件裝配、汽車零部件等方面的合作。臺灣省將首次組織龐大展團參展,而浙江、玉環、臺州、海鹽等地亦組團參展,展示實力。國際買家及機械、電器、玩具、電子產品、汽車、家具生產商將可與相關的供應商會面及洽談合作。
為使展會的參與者分享第一手的市場信息,展會主辦方特別邀請來自權威機構的專家,分別在4月14及15日於會場內主講有關創新工業產品設計,以及歐洲環保生產標準 / 供應商社會責任操守的研討會。
創新工業產品設計研討會將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講,該局專家將詳細介紹創新工業產品設計的實際應用、創新產品的設計工具以及工業新材料的應用,并分析鎂合金未來在玩具、電器和電子產品中的應用;此外,專家亦會跟與會者一同分享成功個案的經驗。
關鍵詞:科技創新;競爭優勢;高技術產業
中圖分類號:F427 文獻標識碼:A
一、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競爭優勢的形成和提升過程
按照波特的理論[1],產業競爭優勢是指一國的特定產業在世界市場上均衡地創造出比其它競爭對手更多財富的能力,它可以直接表現為該國的產品價格低于或質量優于其它國家的同類產品。產業競爭優勢以比較優勢為基礎,以較強的產業競爭力表現出來,集中體現了企業競爭優勢和代表了國家競爭優勢。
國內外已有不少關于科技創新、產業競爭優勢的理論研究成果。本文作者曾構建了產業競爭優勢評價模型[2],對中國醫藥制造業競爭優勢的演化階段進行了實證分析;黃文青[3]對金融支持、科技創新與循環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理論和實證研究。趙玉林,周珊珊等[4]基于新鉆石模型對武漢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優勢進行了評價;王家庭[5]基于中國30省區的數據對科技創新、空間溢出和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張賽飛,鄧強等[6]對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
本文則以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為研究視角,分析科技創新對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競爭優勢的提升作用,為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提供決策支持。
(一)從絕對指標上看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競爭優勢的形成和提升
1. 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整體表現。
從1995-2011年,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總產值、主營業務收入、從業人員及出口額等總量指標都逐步提高,分別從1995年的965.36億元、937.09億元、53.55萬人和528.41億元提高到2011年的23 576.3億元、23 227.6億元、361.49萬人和14 265.7億元,增幅達20倍之多[7],這也反映了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優勢在逐步形成和提升。見圖1。
圖1 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競爭優勢提升的表現
注:本文所有數據均來自于《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2002-2012年)。《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里面沒有1996年和1997年的出口額數據
另一方面,1995-2011年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總產值、從業人員、主營業務收入、企業數和出口額不僅絕對數量在增長,而且其占全國的比重一直位居首位。其中,出口額更是一直占全國總出口額的1/3以上,當年價總產值和主營業務收入幾乎也是一直占全國的1/4以上。因此,廣東省高技術產業在全國具有絕對競爭優勢,而且主要是規模優勢。見圖2。
圖2 廣東省高技術產業主要指標占全國比重
2.廣東省高技術產業各細分行業的表現。
從當年價總產值和出貨值兩個方面分析廣東省高技術產業五大細分行業,即醫藥制造業、航空航天器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和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在廣東省及全國的發展情況。從當年價總產值看,1995-2011年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的總產值占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總產值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1995年和1999年甚至超過了70%,因此,相對于其他四個高技術行業而言,其具有絕對的優勢。其次是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其占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總產值的比重,平均也在30%以上,2003年超過了40%,因此,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在廣東省也有明顯的競爭優勢。相反,1995年至2011年醫藥制造業、航空航天器制造業和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在廣東省的優勢并不明顯,特別是航空航天器制造業,其占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總產值的比重不到0.5%,另外,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占廣東省的比重也不超過5%。見圖3。
圖3 廣東省高技術產業5大細分行業總產值占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比重
從出口額的角度同樣可以看出,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和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在廣東省高技術產業出口中具有絕對優勢,兩者之和占廣東省高技術產業出口額的95%以上;而醫藥制造業、航空航天器制造業和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1995-2011年三者比重加起來不到廣東省高技術產業出口額的5%,具有相對劣勢。見圖4。
圖4 廣東省高技術產業5大細分行業出口額占廣東省高技術產業出口額的比重
(二)從相對指標上看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競爭優勢的形成和提升
為了更全面了解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競爭優勢的情況,下面再從出口競爭力指數這個相對指標的角度進一步分析。
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反映的是一個國家和地區出口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其競爭能力的大小揭示了該產品所處的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大小。在這里產品的出口競爭力用貿易競爭力指數(trade competition,TC)來衡量。貿易競爭力指數主要從產品的進出口的數量來分析某類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表現,具有簡單、直觀、明了等特點,能夠快速反應產品在某一時點或連續某一階段產品競爭力的變化。
高技術產業的貿易競爭力公式為:
式中:TC為高技術產業貿易競爭力指數;Ve為高技術產業的出口值;Vi為高技術產業的進口值。
通常,TC指標作為一個與貿易總額的相對值,剔除了經濟膨脹、通貨膨脹等宏觀方面波動的影響,即無論進出口的絕對量是多少,它均在±l之間。當其值大于0時,說明競爭優勢大,且越接近1越大,競爭力越強;小于0時,說明競爭力弱,指數越趨近于-1,其競爭力越弱。若TC≥0.8,則該產品具有很強競爭力;若0.5≤TC
由于數據有限,本文只測算了2002-1010年中國31個省級區域高技術產業的貿易競爭力指數。見表1。
由表1可見,廣東省高技術產業貿易競爭力指數只有2002年小于0,其余年份均是介于0和0.5之間,說明廣東省高技術產業具有強出口競爭力。
另外,與其他省級區域對比可以看出,福建、江蘇、天津高技術產業的貿易競爭力略強于廣東省,福建省高技術產業的貿易競爭力最強。
二、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科技創新現狀
科技創新就是基于科技的創新,包括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它是提升產業競爭優勢的關鍵要素,在知識經濟時代,其越來越成為促進現代生產力發展的決定力量。
(一)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科技投入增速明顯
為促進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科技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促進廣東省經濟的轉型升級,近年來,廣東省不斷提高對高技術產業的R&D投入力度。廣東省R&D經費內部支出在1995年只有1.735 3億元,而在2001年超過了50億元,2005年超過了100億元,2008年超過了200億元,2011年則達到了將近481億元。同時,廣東省高技術產業投入的新產品開發經費也是大幅度提高,由1995年的2.94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581.28億元[7]。
相對而言,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技術改造經費支出、技術引進經費支出和消化吸收經費支出也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是很大。而2011年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技術引進經費支出和消化吸收經費支出分別為4.33億元和1.21億元,遠低于2007年的22.54億元和2.23億元[7]。見圖5。
圖5 1995年至2011年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科技投入情況
(二)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科技產出成績斐然
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科技創新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專利申請數和擁有發明專利數在2011年分別達到39 338項和45 172項,達到歷史最高值。
同樣,近幾年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新產品產值和新產品出口額也得到大幅度提升。2011年的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新產品產值和新產品出口額分別達到7 408.07億元和4 283.09億元,也創下歷史記錄。見圖6。
圖6 廣東省高技術產業各項科技產出指標
三、科技創新對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競爭優勢的提升的測度
通過前述分析可知,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優勢和科技創新能力都得到極大提升,但科技創新對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競爭優勢的提升作用又如何呢?下面我們來進行具體分析。
(一)科技創新提升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競爭優勢的測度
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告訴我們,科技已成為生產力的要素之一,而且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遠遠超過勞動力和資本這兩大傳統要素。同樣,本文認為科技創新在廣東高技術產業競爭優勢的形成和提升過程中是內生變量,因此在建立模型時把其作為單獨的變量考慮進去。
用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R&D經費內部支出為解釋變量,以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總產值為被解釋變量,取1995-2011年之間的數據,使用最小二乘法(OLS法)進行回歸分析。由于對各時間序列取對數后不影響變量之間的關系,而且對經濟時間序列取對數后可以避免模型的異方差,因此對指標的原始數據都取其自然對數,建立雙對數函數模型進行計量檢驗:
ln Y=c=a ln X(2)
式中:Y為解釋變量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總產值;X為被解釋變量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R&D經費內部支出;a=d(ln Y)/d(ln X) ,即為科技創新對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競爭優勢提升所作的貢獻。運用Eviews 7.0經濟計量軟件進行計算,得到回歸模型
從以上結果可以看出,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科技投入的增長與其競爭優勢的提升正相關。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R&D經費內部支出每提高1%,就可以促使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優勢提升0.661 7%。
(二)科技創新提升廣東省高技術產業各細分行業競爭優勢的測度
采取上述同樣的方法和模型,分析科技創新對廣東省高技術產業各細分產業競爭優勢的提升作用。
以Y表示被解釋變量廣東省高技術產業i總產值的增加;ci表示廣東省高技術產業i的常數;ai表示科技創新對廣東省高技術產業i競爭優勢的貢獻度;Xi表示解釋變量廣東省高技術產業i的R&D經費內部支出,建立雙對數模型
式中:i=1,2,…,4。i=1時代表廣東省醫藥制造業,i=2時代表廣東省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i=3時代表廣東省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i=4時代表廣東省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由于1995-2011年廣東省航空航天器制造業的R&D經費內部支出數據不全,無法進行回歸分析。所以,在此就不再計算科技創新對廣東省航空航天器制造業的貢獻度。
四、結論與建議
第一,加大研發投入強度,進一步提升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優勢。
從上述分析可知,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科技投入的增長與其競爭優勢的提升呈正相關。雖然近些年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研發投入總量得到大幅度提高,但其研發投入強度卻不到2%,遠低于發達國家的20%。因此應不斷提高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研發投入強度,進一步提升其競爭優勢。
第二,提高研發投入產出水平,加強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建設。
近些年,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技術改造經費支出、技術引進經費支出和消化吸收經費支出出現下滑,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研發投入更多地用于了先進設備的引進,而這是不利于廣東省高技術產業自主創新能力建設的。因此應加強廣東省高技術產業技術引進的消化吸收工作。同時,也要加強研發投入經費的管理,提高發明專利授權數,因為這是研發使用效率的一個重要標志。2009-2011年,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的發明專利數占專利申請數的比重分別是68.06%、72.77%和65.99%,遠高于國家平均水平。因此要繼續保持這種優勢,合理支配研發投入經費。
第三,依靠科技創新,實現廣東省高技術產業價值鏈的延伸和升級。
雖然廣東省是全國電子信息產品的生產大省,擁有完善的電子信息產業鏈,擁有華為、中興和騰訊等一大批創新型電子信息產業,但是其眾多關鍵的技術和產品仍主要靠進口解決。在全球家電制造產業鏈上,廣東省的家電產品也一直在中低端徘徊。因此,必須依靠科技創新,實現廣東省高技術產業價值鏈的延伸和升級,重點發展規模超千億元的軟件、生物醫藥和新材料等新興產業群。同時,也要大力發展以技術創新為主要驅動力,極具產業包容性的智能家電,實現廣東省高技術產業價值鏈的延伸和升級,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提升廣東省高技術產業。
[參考文獻]
[6] 波特 邁克爾.國家競爭優勢[M].李明軒,邱如美,譯.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768.
[2] 張倩男.中國醫藥制造業競爭優勢演化的實證分析[J].經濟問題探索,2009(6):4348.
[3] 黃文青.金融支持、科技創新與循環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實證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11):2941.
[4] 趙玉林,周珊珊,張倩男. 基于科技創新的產業競爭優勢理論與實證[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88100.
[5] 王家庭.科技創新、空間溢出與區域經濟增長:基于30省區數據的實證研究[J].當代經濟管理,2012(11):4954.
關鍵詞 中國制造2025; 京津冀制造業協同;創新驅動
[中圖分類號]F4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6)07-0075-04
《中國制造2025》是全球制造業格局面臨重大調整、我國經濟發展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之際,我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對外是應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趨勢,保障國家經濟安全與提升國際競爭力;對內是針對我國制造業發展面臨各種問題與制約瓶頸,加快制造業轉型升級,提高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中國制造2025》為京津冀協同發展帶來機遇與挑戰。京津冀地區是我國科技資源最豐富、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也是我國戰略性新型產業發展的重要載體與區域支撐。但京津冀制造業資源利用效率、信息化程度、質量效益等與世界先進水平存在較大差距,創新能力、基礎配套、供給質量和效率無法有效滿足需求變化的升級,制造業轉型升級壓力也比較大。在《中國制造2025》出臺背景下,京津冀制造業如何轉變資源要素投入、規模擴張的粗放模式,從價值鏈低端邁向價值鏈中高端,關鍵在于構建新型制造業體系,需要將全球制造業發展趨勢與區域協同發展相結合,打破制約經濟發展的各類生產要素障礙,以工業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培育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需要將知識積累、技術創新與制造產業發展相結合,實現制造產業效率提升與區域協同發展相結合,最終成為我國制造產業的重要增長極和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先導區域。
一、發展背景
“中國制造2025”的提出背景,正是全球新一輪科技與產業的革命時期,也是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時期。從國際上來看,歐美發達國家紛紛提出了重返制造業、振興裝備制造業、實行新的工業化發展計劃,美國制定了“再工業化”、“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德國制定了以智能制造為主導的工業4.0,提出新工業革命;日本開始實施“再興戰略”;韓國拋出了“新增動力戰略”;法國也提出“新工業法國”。歐美發達國家出臺各種規劃與政策,意欲加快制造業升級,重塑本土制造業競爭優勢,搶占制造業發展戰略高地,進一步拉大與我國制造業的差距。同時,伴隨著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世界科技創新呈現新的發展特征與趨勢:一方面是信息技術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制造業日趨智能化、數字化、網絡化;另一方面,新材料、新能源、3D打印等突破引發全球產業新的洗牌,對世界范圍內的制造業發展帶來深刻影響。
從國內發展來看,我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眾多主要經濟指標名列世界前列,已建成了一個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整個產業的規模已成為世界第一,占整個世界制造業20%左右的份額,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大國。但制造業大而不強,在創新能力、產業結構水平、信息化程度、質量效益等方面,與世界先進水平有較大差距。伴隨著原材料、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人民幣匯率加速升值,結構性因素與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我國經濟呈現投資趨緩、出口趨降的局面。同時,高耗能、高污染制造業的發展,對國內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帶來了很大的沖擊和破壞,這都倒逼我國原有制造業發展模式需要深刻變革。
因此,“中國制造2025”的提出可以說是應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實施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制造強國戰略。通過這一戰略,改變依靠資源等要素投入和規模擴張的粗放型增長模式,依靠技術進步、勞動力素質提高和創新發展,重塑制造業的競爭優勢,促進我國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邁進。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從高速向中高速換擋,發展動力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從中國區域發展來看,區域經濟正從規模速度型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增長,區域協同將有助于整合區域的產業結構優化,轉變原有的增量擴能發展途徑,促進區域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與產業重組,通過推進區域內不同地區產業集聚、產業鏈重塑,促進整個區域轉向調整存量、優增量并存,進而形成產業規模經濟效應。
京津冀協同發展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從空間上來看,京津冀協同將在更大范圍重新配置信息、人才與技術等,以科技創新、組織模式創新、制度創新等促進區域間分工與合作。對于優化該地區制造產業區域布局,創新產業鏈空間結構,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地方產業集群具有重要意義。從制造業來看,國際國內經濟發展大環境正在發生轉變,京津冀也面臨資源環境壓力加大、規模擴張的粗放發展模式及區域發展不平衡等矛盾,在《中國制造2025》出臺背景下,京津冀制造業發展不能固守于發展的傳統經驗,應以開放的國際視野,參與、主導融入深度參與國際經濟,打破原有經濟增長模式,加快工業化、信息化進程中重塑制造業發展優勢,增強對環渤海地區和北方腹地的輻射帶動能力,成為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先導區域,賦予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二、京津冀制造業發展狀況及三地協同面臨的困境
京津冀地區國有大中型企業相對集中,基礎工業實力雄厚,擁有完整齊備的現代產業體系,是我國重要的現代化制造業基地,也是國家自主創新戰略的重要承載地。然而京津冀制造業三地協同也面臨多個方面制約。
1. 京津冀三地所處工業化階段不同,制造業互補性較強,制造業發展重心不同,三地對產業分工協作的需求迫切
從經濟發展階段來看,北京、天津、河北分別處于后工業化階段、工業化后期階段和工業化中期階段,京津冀三地呈明顯的梯度變化格局。北京是我國政治、文化、科技、國際交往的中心地位,農業所占比重較小,現代服務業和科技相對發達。2014年的產業比例為0.8∶22.7∶76.5,產業結構呈現出“三二一”的模式,處于后工業時代。第二產業主要以高技術產業及汽車、通信、醫藥制造等現代制造業為主。并加大互聯網金融、大數據金融,信息服務業、科技服務業等產業的發展。天津制造業產業基礎雄厚,2014年三大產業比為1.3∶51.7∶47.0,形成了航空航天、裝備制造、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等優勢產業,此外在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等產業在全國具有明顯優勢,同時在資源吸附和聚合上具有良好的區域和產業優勢。河北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主導產業為第二產業,河北是我國重要的材料、能源基地,鋼鐵、水泥、玻璃等產能占全國重要份額。相比京津兩地,河北的第一產業所占比例高。伴隨壓縮產能、治理污染的強約束下,第二產業亟須推動原材料產業高端化、特種化、功能化轉型升級,促進優勢產能國際合作。因此,從制造業客觀發展來看,京津冀各有其優勢與劣勢產業,產業梯度較為明顯,且呈現互補狀態,這就使得三地的產業對接與轉移存在可能性。然而,由于行政區劃的分割導致京津冀區域內行政力量的干預,生產要素流動不暢,削弱了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能力,資源分布不集中,利用效率有待提升,以致京津冀制造業整體經濟效益下降。
2.京津冀地區科技資源優勢突出,為制造業創新發展提供了良好基礎,但京津冀創新鏈與產業鏈對接不充分,持續創新能力亟須提升
京津冀地區集中了全國1/3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擁有超過2/3的兩院院士,聚集了以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為代表的7個國家高新區和7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擁有豐富密集的創新資源。北京擁有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的科研機構,擁有全國最大的科學技術研究基地,每年獲得科研獎勵約占全國的1/3。天津市是國際港口城市,是發展較為成熟的中心性城市,在港口貿易、生產性科技研發、現代制造、物流等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這些為制造業創新發展提供了良好基礎。然而,京津冀區域內創新分工格局尚未形成,創新鏈與產業鏈對接融合不充分,科技資源共享不足,三地科技創新協同轉化與制造業轉型升級任務比較艱巨。以新一代電子信息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例,京津冀地區是我國重要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之一,北京是我國電子信息制造業研發創新中心,但京津冀電子信息制造業協作體系不完善,關鍵核心技術與高端裝備對外依存度高,研發與轉化不暢,電子信息產業集群整體沒有進入設計、知識產權經營等知識、技術密集型的產業環節,使得電子信息產業發展抗風險能力差、增值空間有限。
3. 京津冀三地經濟發展不平衡,三地城市梯度層次差異較大,從空間上制約了制造業協同發展
2014年京津冀三地GDP總量達到66 474.5億元,占全國的10.4%, 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為8 863.8億元,占全國的11.7%。但京津冀三地經濟發展不平衡。2014年,北京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99 995元,天津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約為102 469元,而河北省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僅為39 845.81元,不及北京和天津的1/2,差距比較大,這種落差阻礙了京津產業向河北有效轉移。
同時,京津冀地均經濟密度差距較大,2014年河北地均經濟密度為1 565元/平方公里,僅為京津的1/8,這一差距明顯增加了資金、人才在區域間流動成本,也降低了企業在京津冀區域間轉移的意愿。地區城市體系結構性失衡比較明顯。北京和天津分別為京津冀特大城市,而中間層的大城市數量過少,人口在3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僅有唐山市一個,城市群主要為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沒有形成有效承接京津制造業的次級核心,致使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在梯度轉移時,由于底層城市層級偏低無法有效承接輻射,區域間難以形成深度梯度合作。根據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劉秉鐮的數據顯示,目前中關村的科技成果轉化中,96%離開了京津冀,河北、天津分別拿去轉化的科技成果僅占中關村所有落地成果的2%和1.8%。相比之下,江蘇省落地的科技成果,則有85%來自中關村。
4.京津冀制造業智能化具備一定基礎,但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程度還有提升空間,制造業與信息化融合引致的制造業轉型升級未有效釋放
由于工業發展歷史悠久,京津冀制造業具備良好的基礎,伴隨工業化與信息化融合,信息技術已廣泛應用于設計、工藝、生產等生產流程,在裝備制造及機床等如數字化模具、數控機械設備已普遍普及,提高了制造業的自動化和智能化水平。但相比國外發達國家水平,京津冀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深度不夠,尤其在高端傳感器、重要操作系統和數字化基礎的智能化水平還有待提高。
從京津冀協同體系來看,由于京津冀三地科技資源共享不足,缺少跨省級的信息化協同平臺,北京先進的信息技術無法有效聯接津冀制造產業鏈各環節,智能化與產業鏈對接不充分,同時,京津冀政府、企業、大學、科研機構間政產學研體系缺少深度合作,無法實現信息科技與制造產業鏈上下游、產業鏈之間的轉化,制造業與信息化融合引致的制造業轉型與整體區域創新活力無法有效釋放。亟須京津冀科技、信息等創新要素相互對接和自由流動,促進鋼鐵、化工、建材等產業向智能化產業轉型升級,推進世界級新型制造業基地建設,構建京津冀工業化與信息化融合驅動的區域現代產業體系。
三、京津冀制造業協同發展的對策建議
由于京津冀三地資源稟賦、發展階段、功能定位不同,京津冀制造業協同進程中,需要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圍繞京津冀制造業產業轉移和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的重點領域展開,以“中國制造2025”為契機,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激發制造業發展活力和創新動力,以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的方式驅動京津冀協同發展。
1.建設京津冀協同創新示范區,發揮示范區的輻射和帶動功能,打造先進制造業關鍵產品的核心競爭優勢
根據三地產業特色與發展優勢,建設京津冀協同創新示范區,構建京津冀創新資源的“匯集區”和創新成果的“擴散源”,通過示范區先行先試催生示范效應,推進產業集群和產業鏈群整體轉移。借重京津冀創新資源,創建協同創新平臺,以“科技新干線”、“交通新干線”、“科教共同體”等形式,形成引領京津冀協同創新與發展的“軸線”,帶動技術創新、資源重組、人才培養等,推進區域間主導產業鏈的合作網絡,打破行政限制分割,促進資源和要素自由流動,形成差異化、高端化為特色的區域創新集群。其中,著重發展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及產業,加快服務型制造業和生產業創新發展,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占據未來市場競爭的制高點。依托產業集聚區,培育引進龍頭企業和實施大項目為支撐的建設集聚載體,打造先進制造業關鍵產品的核心競爭優勢,推動京津冀制造產業重點突破和整體提升,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型。
2.構建差異化的區域創新體系,以科技創新支撐京津冀三地產業協同與產業結構調整
依托京津冀三地科技創新的不同定位,建設重點產業技術研發基地,促進科技成果孵化轉化能力,構建京津冀三地差異化的區域創新體系。北京重點提升原始創新和技術服務能力,打造我國自主創新的重要源頭和原始創新的主要策源地;天津則重點提高應用研究與工程技術研發轉化能力;河北應重點強化科技創新成果應用和示范推廣能力。通過三地各自科技創新支撐產業結構調整,形成錯位競爭、優勢互補的產業發展格局,從注重功能集聚為主向積聚、疏解與擴散并重轉型,打造立足區域、服務全國、輻射全球的優勢產業集聚區。具體來看,在電子信息與通訊設備、生物醫藥、光機電一體、新型電源與電子材料產品、新能源等戰略性產業領域,形成首都科研成果研發、京津兩地技術應用研究轉化與高端制造的價值鏈對接協作,繼而提高產業結構的層次,提升高新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產業鏈向高附加值的創新鏈條攀升。
3. 推動工業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等科技創新,促進京津冀地區率先實現現代化
信息技術是新一輪科技革命中創新最活躍、滲透性最強、最廣泛的領域,信息技術正在與制造、能源、材料、生物等產業深度融合,京津冀地區應密切關注全球信息化應用與發展進程,加快適應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需要。依托京津冀科技創新與人才優勢,面向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重點領域,打造“信息高速路”共建數據信息共享機制,加快從生產制造向基于信息和網絡技術的服務型制造轉變,實現對傳統制造業的升級改造和新興制造業產業的興起。依托開發區、保稅區、臨港經濟區、工業園區等重點功能區,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在制造裝備、業務流程、生產要素等產業體系全面滲透。通過信息技術更新換代,促進企業生產制造的智能化、敏捷化、柔性化,改造提升京津冀傳統制造業為重點,利用信息技術培育、牽引戰略性新興產業。
4.加強“政―產―學―研”合作創新,多層次、多方面合作,促進京津冀制造業協同發展
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京津冀開放式創新,共建科技合作機制,實現三地創新要素與資源共享,力求產生“1+2>3”的協同效應。通過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驅動,促進資本、人才、科技共同體發展,實現高新技術產業和生產型服務業的聚集。對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高端裝備制造、軟件與集成電路、電子商務等探索建立推動成立產業、專業領域等多種形式聯盟,包括產業聯盟、技術聯盟等。通過聯盟成員間的合作交流和資源共享,形成大產業集群,結成經濟共同體。另一方面,研究京津冀高新技術企業互認備案、科技成果處置收益統一化、推行創新券制度等相關政策。加強創新資源利用和經濟效益的統計分析與動態監測,全面提高京津冀科技資源轉化的能力和水平。同時,積極探索綠色環保產業發展系列跨區域財稅體制改革、跨區域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生態補償機制,設立國家層面的京津冀協同創新引導資金,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參與戰略聯盟的培育與建設,促進資本與技術有效對接,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國家競爭力的特色優勢產業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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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產業體系建設滯后,經濟發展結構性減速。主要現象有二:一是小城鎮缺乏健全產業體系的支撐,勞動力無法在小城鎮充分就業。據調查,在經濟新常態下,江蘇眾多小城鎮中的生產部門因產業單一而陷入經營困難,企業雇員數銳減。就業機會的缺乏造成了城鎮年輕人口向大型城市流動,進而造成江蘇部分地區出現城鎮空心化現象。如邳州的數據顯示,該地2014年末常住人口比戶籍人口少42.57萬人,而連云港諸縣、淮安諸縣、鹽城諸縣、揚州寶應、泰州興化以及宿遷諸縣的城鎮皆有類似情況。反觀省內核心城市如南京,2014年末常住人口則比戶籍人口多出172.89萬人。二是在結構性遞減規律作用下,江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呈現逐年遞減趨勢。數據顯示,自2005年至2014年,隨著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比從0.63提高到0.98,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從24%降至10%以下。這種結構性減速既是產業結構高級化過程中的典型現象,又是產業發展已進入結構性減速期的證明。
主導產業定位猶疑,制造產業缺乏支撐。核心問題有二:一是主導產業定位長期在現代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間徘徊。在國家“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等重大經濟發展戰略中,對江蘇的定位均為現代制造業基地。而在江蘇的相關產業定位規劃中,對重點建設現代服務業發展追求也時有提出。兩種不同主導產業思想的沖突,使江蘇的主導產業自頂層設計就展現出游弋不定的局面。二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產業對制造業的支撐不足。據調查,江蘇豐富的互聯網類人才與技術資源已支撐起如蘇寧云商、途牛科技、焦點科技、三六五網絡等同行業中名列三甲的互聯網企業,但這些資源對江蘇制造業的支撐卻稍顯不足,這使得江蘇制造業在面對海外如“工業4.0”、國內如“中國制造2025”等規劃時,面臨著較強的競爭與挑戰。
人才隊伍結構失衡,人才知識結構偏頗。數據顯示,江蘇人才存量領先全國,但是人才隊伍構成難以滿足產業發展需求。從種類上看,研發類人才豐富,技能型人才稀缺。這種缺少高級藍領工人的現象嚴重影響產業發展。據調查,江蘇技師類人才的供需比例在1:3左右。其中,對35歲以下技師人才需求約占70%。同時,調研發現,江蘇研發類人才的知識結構多偏向于信息科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工程制造類研發人才相對缺乏。這使得各類研發活動在電子商務等行業較為發達,而在制造業中相對落后。
創新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科技成果轉化率差異顯著。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據研究,現階段加大財政、稅收和金融等方面扶持力度,對高技術產業科技成果轉化產出量和轉化效率并無顯著促進作用。同時,在產業發展面臨關鍵技術瓶頸情況下,資本投入無法直接有效解決科技成果轉化中人才、技術與設備缺失問題,資本投入不利于科技成果轉化產出(量)的提高。二是對于不同層次的科技產業而言,資本投入強度的效果迥異。研究顯示,對于醫藥制造業、航空航天器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等科技成果轉化周期長、進入壁壘相對較高的產業,加大資本投入強度不利于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效率;而對于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及儀器儀表制造業等科技成果轉化周期短、進入壁壘相對較低的產業,加大資本投入強度有利于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效率。
二、對江蘇“十三五”期間產業結構調整的建議
明確現代制造業的主導產業定位。為克服經濟新常態下產業結構升級與結構性減速的矛盾,同時適應國家發展戰略對江蘇產業發展定位,建議應堅定不移地將江蘇主導產業定位于現代制造業。實施高端服務業服務于現代制造業、融合于現代制造業戰略。指出,江蘇要增強出口競爭力,并強調江蘇處于“一帶一路”交匯點。提高出口競爭力,即因靠現代制造業;作為交匯點則需進一步強化基礎設施建設。這可成為江蘇與“一帶一路”戰略對接的重大產業發展戰略。
構建智能生產與服務網絡體系。隨著“工業4.0”和“互聯網+”蓬勃興起并逐步深化,生產制造與服務將以信息物理系統(CPS)和物聯網及服務(ITS)為基礎,形成“智能生產與服務網絡體系”。而現代產業創新平臺是智能生產與服務網絡體系中的制高點,是產業價值的基本實現方式。掌握了現代產業創新平臺,就可在全球產業鏈中占據主導地位。因此,從“十三五”開始,建議江蘇應著力打造現代產業創新平臺,建設智能生產與服務網絡體系。
建立全面型中小城鎮產業鏈條。針對由產業鏈不健全所帶來的小城鎮空心化問題,建議采取“宜地城鎮化―城鎮功能化―功能產業化―產業平臺化―平臺創新化”戰略。以民生為中心,因地制宜、高標準建設和提升城鎮經濟發展功能和社會服務功能,將城鎮經濟發展功能產業化。選取城鎮特色產業,擴建打造全產業鏈條,以吸納城鄉勞動力就地就業。
調整人才結構和知識結構。為適應現代制造業發展需要,克服“互聯網”與制造業脫節問題,建議一是以市場為導向調整人才隊伍構成和人才知識結構。鼓勵產業主體與人才培養主體對接,從人才培養模式上解決人才隊伍與產業發展需求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填補高級藍領工人的空檔。二是積極配合落實國家人才部門即將出臺的人才政策和考評體系改革措施,建立江蘇技師隊伍評價體系,規范相應待遇政策,構建技能工資體系。
優化配置科技創新資源。從科技創新投入與科技成果轉化矛盾可見,目前對于科技創新既不應過度強調增加投入,也不應過度加強財政和金融扶持,而應該對接科學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需求,合理配置科技創新資源。因此,建議在“十三五”期間出臺引導性計劃與政策,鼓勵平臺企業組織技術創新,引導科技機構與高技術企業協同創新。
【關鍵詞】 裝備制造;現狀;問題;解決措施
裝備制造業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戰略性產業之一,發達的裝備制造業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全球競爭力的核心因素和重要標志。在世界工業化發展進程中,美國、日本等國家都是通過發展裝備制造業而形成強有力的國際競爭優勢。裝備制造是為國民經濟進行簡單和擴大再生產提供生產裝備和技術設備的總稱,即“生產機器的機器制造業”。[1]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裝備制造業產品分屬于通用裝備制造、專用設備制造、金屬制品業和交通運輸設備制造、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裝備制造、電器裝備及器材制造業7個大類。[1-2]
一、國內外裝備制造產業發展現狀
1、國外發展現狀
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美國以軍事和轎車工業上的極大優勢成為裝備制造產業強大國家。在第3次技術革命潮流的推動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以電視機為典型代表的電子制造業漸漸向日本等其他國家轉移。1983年,美國轎車的產量第一次被日本超越,機床競爭力也降到了德、日、韓之后,美國的全球裝備制造業狀元地位受到了極大威脅。為重現裝備制造業之雄風,美國緊緊抓住信息技術革命的大好機會,迅速發展計算機,通訊設備,航空航天等新興裝備制造產業。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利用《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再次占領高科技上的制高點比較優勢,發展與集成電路、軟件、光纜等與信息產業密切相關之計算機、通訊設備及電子設備制造產業,并對傳統設備和產品進行信息化改造,使大量傳統裝備制造業重煥活力,提高了生產率和競爭力。冷戰后,美國在軍備開支一年年下降的情況下,資金開始主要轉投向“軍-民”雙用技術的開發上來。與此同時,部分國防高技術產業也轉向到民用領域里來,這使得美國防制造就業人員和相應產值大幅下降。最近這幾年,新興裝備制造業內部產業結構在美國也發生了較大變化,通訊、電氣機械制造業的就業人數都有一定增加。
日本的重型電機、造船等傳統裝備制造業二戰后在美國的幫助下得到了較大改造,一大批新興裝備制造業如電子等得以建立,這使得日本的裝備制造業開始了全面復興。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重點發展半導體、汽車等活力性強的制造業是日本政府的力推之舉。日本裝備制造業快速發展增長時期是1955年至1970年。運輸、電氣機械等的發展更為顯著,半導體、汽車、家用電器、電子信息品、機器人等都進入到了世界先進水平隊伍。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已是世界上機器人(工業方面)的主要供應商,且在集成電路、半導體領域具有極大優勢,成為世界上當時最大集成電路生產的國家。1983年,在日本“通商白皮書”統計的159項重大關鍵核心技術中,同時領先于歐美的日本有39項,落后的是16項。
2、國內發展現狀
我國的裝備制造業歷經了三個重要的歷史階段。第一階段為模仿階段。1949年到1960年期間,在蘇聯的裝備技術支持下我國的工業化誕生了,此期間的大部分技術都是按照蘇聯提供的圖紙進行復制和模仿,此階段為我國的裝備制造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二階段為自力更生階段。1960年到1980年期間,我國提出了自力更生、自主發展的政策,一批具有自主產權的裝備應運而生。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國的高端裝備制造業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 在“二汽模式”下裝備的國產化率能夠達到98%。但由于技術水平的限制,世界范圍內信息化、數字化和管理現代化處于蓬勃發展時期,而我國的高端裝備制造業卻處在以組合機床為主組成的生產線、手動焊裝線、機械化自動(凸輪軸控制)機床等為代表的發展時期。第三階段為依賴進口階段,自從1980 年改革開放之后,我國裝備制造產業的市場競爭力逐漸減弱,制造業中高端裝備制造占整體裝備制造業增加值比重僅為26.46%。自2001年以來,我國每年進口的高端裝備制造業產品金額約占全國外貿進口總額的48%,高達1000多億美元,其中,95%的為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裝備,70%的為轎車制造業裝備、數控機床以及同比重的紡織機械及膠印設備都依賴進口。
我國裝備制造業在近年來的發展有了較大的成就。政策方面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著重提出了要振興裝備制造業,隨后在2006年,國務院又出臺了“關于加快振興裝備制造業的若干意見”,進而在2009年了《裝備制造業調整和振興規劃( 2009-2011)》,并于2010年正式將高端裝備制造業定為今后要重點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3-4]
總的來看,我國的裝備制造業從建國以來經過數十年的建設與經驗積累, 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高速發展, 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工業生產體系, 擁有了巨大的存量資產和較強大的生產能力, 其中更有某些裝備制造企業已經基本掌握了一些有重大意義的關鍵核心性技術, 為國民經濟產業、為國防建設提供了許多大批的技術裝備, 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裝備制造業做出了重大貢獻。近年來在我國,裝備制造業已具有較大規模,各主要指標占全國工業總體比重均已達到25~35%。目前, 從國際上講,我國裝備制造業的工業增加值的排名僅次于美國、德國、日本,位居世界第四名, 在我國裝備制造業已然成為無可爭議的支柱性產業。根據一項來自德國機械設備制造業聯合會的測評結果, 到2008年,中國機械制造工業已能趕超德國,真正成為世界性機械制造大國。到目前為止我國已有210 多種工業產品居世界產量第一,其中就包括裝備制造業中的數控金屬切削機床、發電設備等。在常規發電設備、港口裝卸機械、輸變電設備、水泥成套設備等裝備制造業領域,中國不僅早已做到出口替代進口,而且已成功占領了一些重要海外市場。美國某著名咨詢公司在2011年7月的一項研究報告中提到“中國企業在一些設備制造業領域已取得一定的成績”,并聲稱無論何種排名,“現如今在世界排名前5 名的企業中至少有1 家是來自中國的”。但是也應該看到,我國目前仍處于工業化的中期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裝備制造業無論從管理機制、技術創新能力,還足從企業規模、競爭實力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距。
二、我國裝備制造業存在的問題
一是企業規模小,生產方式相對落后。在全國所有裝備制造企業中,中小企業占70%以上。這些企業規模小,相當一部分企業的生產方式較落后,生產要素的利用率低。
二是設備陳舊,不能滿足精益生產要求。由于資金缺乏,沒有形成長期有效的設備更新折舊的科學體系,生產設備相對較為陳舊。缺乏高精度、自動化的機械加工裝備,陳舊的設備導致生產效率低,能耗高,維修頻繁、費用高等弊端,很難滿足新技術、新工藝機械裝備生產的要求。
三是企業研發能力較弱,研發資金嚴重不足。對生產工藝與技術的研發投入資金不足,制約了企業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產品技術含量較低,市場競爭力差;整機產品少,配套產品多;發展高端裝備制造的創新能力不足,技術領軍人才缺乏。
四是各自為戰,企業管理落后。正因為如此我國的大企業很難根據用戶需求,為用戶定制成套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說大企業系統集成能力不強;對于中小企業而言,由于生產批量不大,專業化生產優勢不顯著;總的來說我國的裝備制造業還沒能建立起“以大帶小―以小保大”的平衡的產業結構,導致行業生產集中度低,低水平重復建設造成資源的分散和浪費,產業鏈難以形成。相當一部分中小裝備制造企業現代企業制度建立滯后,缺乏做大做強的氣魄和使企業持續發展的意識。
三、提升我國裝備制造產業的措施
1、加快以企業為主體的科技創新體系建設,提升我國裝備制造業的自主創新能力
企業作為市場競爭的主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科技成果社會意義的最終呈現,擁有成為研發投入和科技創新主要支撐的經濟實力。大力支持有能力的企業建立從事技術研發的相關機構,鼓勵大型集團企業成立企業技術研發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加強高素質技術研發隊伍的建設和發展,重點致力于建立建全卓有成效的激勵科技人員創新機制。強化企業全員學習和培訓意識,增強其吸納和應用科技成果的內在動力。
2、大力抓好科技創新和攻關等項目的培育,促進我國傳統裝備制造產業的升級換代
充分利用先進技術解決關鍵技術瓶頸,對傳統產業進行技術提升,積極發展高端裝備制造這一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科技與產業的深度融合,培育和發展我國現代裝備制造產業體系。圍繞全國裝備制造產業發展需求,凝練一批技術含量高、產業關聯度大、市場前景好、實施基礎條件較好的重大科技創新和科技攻關專項項目,利用有限的財政資源和社會資金進行重點培育。形成一批對產業競爭力整體提升具有重大影響的關鍵共性技術,培育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項目和產品。
3、建立多元化科技投入體系,為我國裝備制造業科技發展提供資金保障
充分利用科技政策引導、財政資金引導和市場機制,引導企業加大科技投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建立和完善以政府投入為引導、企業投入為主體、社會投入為支撐,多層次、多元化、多渠道的全社會科技投入體系。
4、推動裝備制造業信息化發展,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新型工業化道路是以先進的信息技術為動力,以加快科技進步以及先進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為基礎,強調科技在工業化增長中的貢獻,注重以科技進步來提高經濟效益。[5]采用光機電一體化、數字化、網絡化技術及其它高新技術,加強信息技術、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和現代管理技術對傳統裝備制造業的滲透、擴散和改造力度。促進信息技術與產品設計、制造和經營管理的有效集成,形成具有專業知識特色的產品設計和制造技術,構成自動化、柔性化、精密化和智能化的裝置、設備、單元與系統,按照實現優質、高效、低耗、清潔和敏捷的目標,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性能質量,提高設備成套能力。
5、促進具有比較優勢裝備制造產業集群的形成
長期以來,由于企業規模小而導致的規模經濟不顯著是我國裝備制造業產業競爭力不強的一個重要原因。實現企業的規模化經營,可以提高技術、生產設備、管理組織、市場渠道、信息和原料等生產要素的綜合利用效率,促進技術進步和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投入產出率,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今后,我國可通過企業的參股、控股、兼并、聯合等形式,促使產業資源向優勢企業集中,推進產業優勢擴張;圍繞優勢企業或有競爭力的產品,開拓橫向一體化和縱向一體化的生產方式,組建跨部門、跨行業、跨所有制的裝備制造企業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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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包;制造業;回流
一、美國制造業發展歷程的回顧
上個世紀50年代初,制造業曾是美國國民經濟中的中流砥柱,對國民總產值和就業的貢獻占所有行業貢獻的近1/3。隨后,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以及貿易格局的變化,美國制造業競爭能力在70年代開始出現減弱。80年代后期,伴隨著信息技術和經濟全球化發展,制造業自90年代以來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 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這些變化使美國制造業對本國經濟及世界經濟產生一些相應的影響。
這些變化主要是伴隨著全球化大趨勢(尤其是貿易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的不斷演進,美國進入到全球產業鏈的分工中來,這使得其制造業發展選取了更加“自由開放”的途徑――外包。制造業外包與其他產業外包略有不同,制造業外包核心在于離岸生產,通過跨國公司利用外國的生產要素在當地進行生產的經濟活動,反映了生產要素具有極大的流動性,同時也可能造成本國的就業造成損失和技術溢出。然而,就在那樣一個經濟不斷開放的時代,外包這一新鮮物似乎讓美國各行各業愛不釋手,外包狂潮成為一種必然趨勢。自90年代以來,肩負著對國民經濟最大貢獻率的美國制造業也瞄準了國外,尤其是新興經濟體較低的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這些優點,將其制造工廠“搬”至海外,FDI數額逐年增加,作為全球化催化劑的跨國公司也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這種新形勢的發展方式為主要特征的美國制造業發生了如下的變化:
1.制造業產出增長較快而占GDP比重卻在下滑
近些年,總的來說美國的制造業產出值增長幅度明顯。其產值在2007年前后出現短時期下滑,2009年又開始回升。下滑主要因為美國次貸危機對經濟的影響,而回升主要是因為美國政府的政策調整結果。盡管制造業產值逐年上升,然而美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卻呈直線下滑,即制造業對于GDP的貢獻愈加微弱。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國虛擬經濟的快速發展,其金融業和服務業的貢獻率不斷提高。
2.減少了制造業就業人數(見圖)
通過圖表,我們發現美國的工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比例下降幅度十分顯著,而與此相對應的中國的工業就業總人數不斷上漲。制造業的離岸生產使得美國國內制造業生產工人失去勞動崗位,轉向服務業。
3.促使產業結構進行內部調整
制造業外包不斷改變著美國三大產業的產業結構,使其一直處于動態調整狀態。
4.帶動了國內商品消費水平、緩解通脹壓力
通貨膨脹帶來的最直接效果是物價的持續上漲,消費者實際購買力水平的下降。通過美國制造業離岸生產的產品的返銷,以較低的產品價格促進國內的消費,緩解了通脹的壓力。
二、外包回流的原因
經歷了這些年瘋狂的“外包”生產,盡管美國盡可能的利用了來自離岸生產所使用的廉價生產要素,但美國制造業近些年的發展卻并不樂觀。因而,美國政府開始意識到曾經一度放任的離岸生產現在不再具有吸引力。反而,會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危害,如本國制造業失業人數的攀升,對外國經濟體依賴性增強等。此時,美國政府開始鼓勵曾經大范圍實施外包生產的制造業企業將生產線重新轉移回國內,這種做法不禁讓世界其他國家議論紛紛,更多的是對這種做法未來趨勢的不明朗產生更多猜測。美國政府的這一舉措究竟是長期的還是暫時的,是全面的還是有選擇的?下面我們對外包回流這一現象背后潛在的原因進行探討。個人認為,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可以分為內因和外因兩類。
1.外包回流現象產生的內在原因
(1)經濟復蘇是重振制造業的大好時機。經歷07年次貸危機后,美國的經濟發展受阻,而制造業對于任何一個經濟體來說,都是能夠最直接體現生產力和技術進步的指標。此時,美國政府決心振興制造業也是情理之中。
(2)為了挽救外包導致本國制造業崗位的大量流失現象。盡管美國的制造業中空化已成既定事實,這使得美國從中賺取了大量的財富,利用外國廉價要素發展本國制造業,但是中空化和大量的離岸生產已經導致了國內制造業崗位的大量流失,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加上對本國而言,勞動力的供過于求,使得曾經過高的勞動力成本逐年下降,吸引著制造業工廠的“回歸”。
(3)政府政策的導向性。外包企業曾經大舉開拓海外生產基地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海外避稅天堂的豐厚優惠措施為這些企業節省了大量稅務開支及其他方面的優惠政策。美國政府此次大力重振制造業主要采取的措施便是消除與海外生產地提供的優惠條件的差距。
(4)美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也是必然趨勢。作為工業重要組成部分的制造業,需要大量的要素投入和研發投入,持久的創新能力也是發展制造業的重要因素。美國政府對于制造業產品研發和創新投入不斷加大,促進資本和勞動力在三個產業間進行更為合理的配置,完善產業結構。
2.外包回流現象產生的外部原因:
(1)廉價的人力要素不再是美國外包的動力。國外要素成本的不斷攀升,尤其是美國主要幾個東亞的FDI流向國,近幾年,人力資本價格的上升加上這些國家科技創新水平的不斷進步,曾經美國離岸生產的工廠還要跟FDI吸收國的制造業進行競爭,在爭奪要素同時,共同推進了要素成本的提升。
(2)新興國家的快速發展,為不易操控的離岸生產帶來技術上的沖擊。美國一直以來都是最先進科技的領頭羊,極為注重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離岸生產會使得很多核心生產技術出現外溢效應,難以長期保持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3)全球物流成本的持續升高。國際油價一直以來受到產油國的壟斷控制,加上越來越嚴峻的能源爭奪形勢,致使原油價格一路飆升,這對于國際運輸業帶來了十分不利的影響,物流成本顯而易見的走高趨勢,不僅對制造業離岸生產造成負面影響,乃至對全球的商品貿易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4)能源優勢的全球性轉移。美國一直以來,都是以一個能源進口大國著稱,但事實上,我們都知道,美國并不缺少能源,其自然資源儲量位于世界領先地位。對于這種怪異的現象,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那就是美國在幫著全世界消耗能源,最后全世界只剩下美國還有能源。目前,最具能源優勢的國家反而是曾經一度進口能源的國家――美國,制造業這樣一個需要大量能源支撐的產業自然會將目光瞄準新的能源地。
三、回流可能造成的影響
分析完造成制造業外包回流的可能因素之后,這種回流可能對美國乃至世界造成哪些影響也是十分值得探究的。我們從對美國和美國以外兩個角度去了解這個問題。
1.制造業外包回流可能對美國帶來的影響
(1)這種回流必然會提高回歸企業的人力要素成本。盡管海外生產地的人力資本不再成為外包的驅動力,但將這些生產移回國內所面臨的勞動力成本仍然高于海外,因而對美國制造業回流的短期內造成一定的成本劣勢。
(2)這些回流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制造業就業人數,但增加數量十分有限。美國企業的回流在短時期內不會是全面的徹底的,僅僅是一部分中小企業的試探性回歸,但未來的發展趨勢還要根據國際分工的變化和美國經濟發展趨勢而定。
(3)回流企業能夠利用政府各項鼓勵性優惠政策進行技術改革和產品研發,推動整個產業的科技創新。一系列優惠政策的出臺,足以見美國政府重振本土制造業的決心。根據歷史經驗,我們也對這些舉措能產生更為包容的態度,畢竟,美國引領了世界的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這也造福全世界人民。
(4)制造業回流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美國較大的貿易赤字。國內生產替代了離岸生產后的產品返銷,便于國內消費者的直接消費,減少對制造業產品的進口,有利于緩解美國貿易赤字。
2.制造業外包回流可能對中國造成的影響
(1)回流對中國制造業在短期內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短期內,美國制造業的回流只是部分中小企業的回歸,相對而言,勞動密集型產業只有可能向更低勞動力成本的國家或地區轉移,原材料根植型企業回流的可能性也較低,只有那些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出于技術對勞動的高替代性原因有回流的動機,而這部分企業回流受到了各種限制,且短時期內,這些企業的移回不會對中國制造業產生很大的影響。
(2)回流可能會在長期給中國制造業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長期內,如果大面積的美國制造業產業回流成為現實,那么必然會對中國制造業帶來極大的影響。美國在稅收、研發等方面均給予駐扎國外的制造業公司利好條件,不斷吸引企業回流,而我國在利用外資和技術引進等方面會受到極大影響。
(3)回流尤其會對中國科技創新方面造成不利的影響。中國科技創新能力近幾年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不僅得益于國內科研機構和高校科研創新能力的提升,從一定程度而言,美國外包企業的技術外溢所帶來的正的外部效應也是促進中國科技進步的因素之一。如果這些制造業企業尤其是技術型企業的回流會給中國帶來十分不利的影響。
(4)回流不會過大影響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和吸引外資的優勢。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發展已經不容小覷,其國際地位的提升使得其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大幅增強,加上其較低的人力資本優勢和低價資源優勢,成為其長期吸引外資的主要原因。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和中國制造業產品類別存在等級差異,兩者生產及出口的產品并不在同一階層,因而美國制造業的回流不會對其國際競爭力和吸引外資造成過多影響。
四、小結
我們看到這種回流似乎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在一場趨利避害的利益追逐游戲中,所謂的優勢都是能夠發生逆轉的,我們能改變的就是更加理性的選擇,把握一個時期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積極調整發展戰略,才能夠促進國家經濟的不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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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區國民經濟獲得了空前快速發展,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不斷增強,生產總值增長率連續幾年在全國名列前茅,2005年生產總值增長速度高達21.6%,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1.7個百分點,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高達30.9%,工業成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
圖1為我區1990年-2005年工業增加值和生產總值增長軌跡,可以看出,工業增加值的增長幅度一直大于生產總值,2002年以后呈現強力上升態勢,目前已突破30%的高速增長平臺,有力地帶動了全區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
近年來我區工業的高速增長主要源于工業產品競爭力的增強所帶來的市場需求上升,主要工業產品如煤炭、電力、鋼鐵、乳品等產量快速增長,產銷兩旺。其根本原因之一是科技進步所帶來的產業結構優化。全區投資增長情況顯示,我區工業企業對投資的吸引力迅速上升,投資的重心日益向更新改造投資傾斜,對科技的投入迅猛增長。圖2顯示,2000年以來我區工業增加值對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一直保持在35%以上,2004年則實現了大突破,上升到了52.4%,更新改造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2000年的13.73%上升到14.6%。更新改造投資對工業增長的持續拉動,促進了我區傳統產業不斷向高級化轉變,產業結構不斷優化。
從企業看,工業企業技術創新以外部引進為輔,依靠自主開發和消化吸收新技術,內部研究的力度不斷加大,相關投入強勁上升,對我區企業通過傳統產業的改造,不斷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表2為2001-2004年我區大中型工業企業科技活動基本情況。可以看出,2001年以來,在全區大中型工業企業年均增長7%,科技從業人員總數下降的情況下,R&D人員折合全時人數年均上升了22%,科技活動經費籌集額年均增長44.2%,科技經費內部支出年均增長48.4%,R&D經費內部支出年均增長40.5%。
三、我區高新產業高速增長,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迅速上升
表3為我區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等六個高新技術企業2000年和2004年企業個數和增加值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出,四年間各高新技術行業均獲得了高速發展,其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醫藥制造業和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超過了40%,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和電器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也獲得了較快發展,增長速度分別達到了25.5%和11.3%的較高水平。2000年-2004年六個行業增加值的平均增速為33%,比同期全區工業增加值的平均增長速度約高11個百分點;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5.3%上升到8.3%,增長幅度可觀。與此同時,高新技術企業迅速成長,企業個數由2000年的192個增加到297個,增長幅度達11.5%。
四、構建多層次科技創新機制,實現科技創新能力跨越式發展
盡管我區工業技術水平有了明顯提高、高新技術產業獲得了快速發展,但是總體水平仍然偏低,高新技術產業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偏低,與全國平均水平存在著較大的差距。與實際需求相比,對科技的投入也嚴重不足。2004年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內部支出占生產總值比重與2001年相比不僅沒有上升,相反從0.25%下降到了0.22%。
要改變目前這種狀況,首先要建立和完善多層次的科技創新機制,促使科技創新發展模式由政府主導向企業和市場主導轉變,從而全面提升科技創新能力,為我區國民經濟的超常規跨越式發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撐。一是要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大力扶持發展民營科研機構和民營科技企業,加快培植科技創新的生力軍。二是建立以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為主體的科學研究體系。關鍵是要加強資源整合,提高“產學研”結合水平,使科學研究更好地適應企業、市場和經濟發展的要求。三是建立以中介組織為主體的科技服務體系,按照政府引導、市場動作、布局合理、結構優化的原則,切實搞好各級生產力促進中心、科技孵化器的規劃建設,為科技創新提供良好的平臺和載體。
其次,建立穩定的科技投入增長機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促進科技要素和其他社會生產要素的有機結合。努力拓寬融資渠道,建立政府財政資金投入為引導、企業投入為主體、金融機構貸款為補充、社會各界積極參與的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的社會多元化投入的科技投融資機制。
【關鍵詞】 再工業化 先進制造業 高技術產品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因受生產成本和資源環境問題影響,將以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向日本、韓國、中國等地轉移,實體經濟逐步空心化,國內經濟重心轉向金融創新和信貸消費,促成矛盾激化,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在后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美國政府推行“再工業化”戰略,先后出臺了“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制造業促進法案》、《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案》和“新能源戰略”等政策,以制造業為重點,高技術產品為核心,以實現經濟復蘇、鞏固經濟霸主地位、占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制高點等目標。
一、美國“再工業化”的國內影響
1、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近年來,作為美國制造業接收地的發展中國家,經濟水平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加之昂貴的運費,使美國制造業的向外轉移不再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同時美元連續貶值和臨近目標消費市場的地理優勢,使美國本土吸引了更多投資者的注意。在“再工業化”影響下,美國號召更多的制造業回流本土,加大對制造業的扶植力度,政府和私人對制造業的投資不斷增加,對GDP的推動作用不斷加強。金融危機期間,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制造業相對于先進制造業衰退較快,所以先進制造業增加值占制造業增加值的比例擴大;而金融危機過后,在“再工業化”的影響下上升指日可待。可以看出,先進制造業在金融危機期間抵御風險能力較強且后續增長實力強。
2、對就業水平的影響
受“去工業化”政策的影響,美國制造業就業人口不斷外流,就業比重持續下降。美國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后,制造業開始復蘇,就業形勢開始好轉。從美國“再工業化”戰略重點扶植制造業及與其他國家制造成本差距縮小來看,先前大規模轉移至國外且科技含量較高的交通設備、機械和計算機及電子通訊等行業將部分回流至美國生產,而這些行業恰恰在制造業就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能為美國經濟創造更多工作崗位,為降低失業率做出了巨大貢獻。
3、對出口的影響
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制造業出口就雄踞各行業出口的首位,但受“去工業化”政策和金融危機的影響,出口比例略有降低但始終未動搖其排名,足可見其對美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性。近年來,計算機及電子通訊和機械制造業一直是美國制造業出口中的重要部門,對危機后的出口恢復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作為美國主要出口市場的加拿大、墨西哥、中國以及日本也為“再工業化”戰略提供了廣闊的海外市場。受整體經濟情況影響,先進制造業和高技術產品出口值雖然在危機期間也經歷了大幅下降,但其占制造業出口的比例卻上升了,充分顯示出先進制造業和高技術產品較強的抗風險能力。
4、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
受金融危機影響,美國經濟嚴重受挫,外國直接投資由于世界范圍內經濟情況的惡化以及自身實力的相對削弱,陸續從美國抽離。“再工業化”戰略號召海外制造業回流,同時為國內制造業提供稅收減免、培養人才等多方面優待,營造出良好發展環境,迅速吸引外國資金。
二、美國“再工業化”的國際影響
1、新一輪科技革命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美國、歐盟和日本經濟的騰飛與科技的發展息息相關,同時在多個高技術領域存在競爭關系。它們都充分的意識到掌握了新一輪科技革命的主動權,也就掌握了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領導權。在美國推出“再工業化”戰略的同時,歐盟和日本也提出了類似的舉措。日本建立逆向工廠,推廣回收再利用,注重于太陽能、光伏發電的發展;“歐盟2020戰略”注重綠色產業技術優勢,同時致力于發展可再生能源、生物工程和建立高速數字網絡。三者都充分認識到獲取能源自的重要性,因此在戰略上出現了較高的重疊性,一致指定能源將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這勢必引發新一輪關于招募人才、專利研發、科研成果經濟轉換上的競爭。
2、貿易摩擦
目前,美國“再工業化”戰略尚處于初級階段,所推行的以清潔能源為代表的各大新興產業仍處于開拓期,競爭優勢尚未顯現,加之許多國家出臺了具有較高重疊性的戰略,迫使美國不得不加強對新興產業的保護力度。同時,“再工業化”戰略倡導發展制造業,強調出口,力圖扭轉貿易逆差擴大的形勢,需要強大市場需求相匹配。在海外市場,為擴大本國的出口,縮小貿易逆差,搶占高技術產業的壟斷地位,通過多個貿易組織,加強貿易談判,制定多邊貿易協定,擴大他國對美國產品的市場準入。但在貿易協定的制定過程中,美國為維護自身的優勢地位,刻意將一些發展潛力較大、對本國貿易構成威脅的國家排除在外,使相關國家無法獲得優惠條件,間接削弱他國優勢。
3、產業轉移
“再工業化”戰略雖號召海外制造業回流,振興國內制造業,但其發展重點是以高技術產品為核心的先進制造業,號召回流的制造業針對先進制造業的研發設計、產品核心部分的制造環節,并非大力扶植以紡織、服裝等為代表的傳統制造業。雖然許多發展中國家制造業成本有所上升,美國又具有臨近市場等區位優勢,但全球產業轉移、結構升級的大趨勢不會改變。為開拓海外市場,美國不會大規模的從發展中國家撤回傳統制造業加工、裝配工廠;相反,在國內先進制造業發展成熟后,還會將部分非核心環節轉移至海外。現階段,美國為復蘇國內經濟,為制造業創造出了良好的發展環境,對吸引外資產生了一定的作用,考慮到市場區位以及人才因素,會有更多的跨國公司選取美國發展先進制造業。美國對先進制造業的吸引,將進一步加快全球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
三、美國“再工業化”的前景分析
“再工業化”戰略被美國政府給予較高期望,同時得到世界廣泛關注。當今機遇與挑戰并存,“再工業化”前景如何,能否實現其預定目標,本文在此進行簡單的分析。
1、人才儲備
美國面對的競爭是高技術的競爭,科技的競爭核心是人才,因而“再工業化”投入大量資金培養科研人員、工程師以及高技術工種。“再工業化”對高校的大規模投資增加了對國際優秀學生的吸引力,為美國人才儲備增添了力量。雖然人才培養周期較長,但是任何一個國家對高技術人才的培養都是一個長期過程,人才所能產生的“群體效應”和“馬太效應”帶來的經濟價值是巨大的。美國的人才優勢將成為“再工業化”成功實施的重要推動力。
2、科技創新
當今科技發展的特征主要體現在科技產業化的速度不斷加快,但研發突破具有不確定性。金融危機后,奧巴馬政府推出“再工業化”戰略,重視清潔能源,推動先進制造業、新興產業發展。能否掌握科技革命的領導權,能否占據下一輪經濟增長的有利地位,關鍵在于美國能否實現技術的重大突破。美國不遺余力的為基礎性研究提供資金,減免企業研發稅收,加速實驗室成果產業化,縮短專利申請審查時間,相關措施極大地刺激了科技創新熱情。其實,早在70年代石油危機后,美國就開始研發新能源,經過多年努力,技術儲備初步成熟,技術飛躍指日可待,太陽能、生物能、風能等新能源產業已初具雛形,這為美國大規模實施新能源政策提供了強大的技術和產業基礎。由此推測,美國有極大的可能通過科技創新再塑經濟騰飛的輝煌。
3、對外貿易
美國著重發展高技術產品以及制造業高端環節,加強自身對相關產業控制權,使許多國家被迫附于其經濟的發展。在科技創新推動下,一旦美國率先取得新興產業領域的科研突破,其高技術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會迅速增加,一旦開始搶占市場,將對他國的貿易產生巨大沖擊。特別是在新能源領域,技術突破使美國由一個石油進口國提升為一個清潔能源和技術的凈出口國,美國必將優先制定技術標準,迫使他國在高價購買技術和繳納類似碳關稅的限制措施中抉擇,也會改變以往由石油大國左右國際能源市場的格局,推動美國的進出口貿易均衡發展,確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等級結構。但是,在“再工業化”以期依靠新能源發展的同時,歐盟和日本都充分認識到獲取能源自的重要性,因此在發展戰略上出現了較高的重疊性,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美國主導新能源技術的風險。
四、美國“再工業化”對我國的啟示
1、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建立自主品牌
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號召制造業回歸,發展先進制造業,對中國制造業產生巨大沖擊。中國必須擺脫過度依賴國外發展的形勢,掌握核心科技,扶植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先進制造業,尤其是高技術產業。但不能完全摒棄國內原有競爭優勢,盲目追趕,應在利用原有優勢的基礎上,結合知識創新,從加工裝配向自主研發延伸。同時,低端制造業仍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性,就算是先進制造業也有其低端制造環節,我國是人口大國,這對于解決我國就業問題,推動經濟增長仍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2、合理發展新能源產業,推行綠色經濟
與美國以技術創新為主導的新能源戰略相比,中國新能源發展呈現高消耗、低附加值、依賴出口的趨勢。為實現新能源產業可持續發展,中國必須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為新能源樹立正確的行業標準;加大研發與推廣力度,努力實現自主創新,加強國際交流協作;積極培育國內市場,推動新能源產品普及;加強碳排放監管力度,提高資源利用率,降低工業能耗,發展綠色經濟,同時獲取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
3、產學研相結合,重視人才培養
“再工業化”實施中,美國建立了政府―產業―學術伙伴關系,為中國加快產學研的結合提供了良好范本。政府科技部門、公司研發部門以及學校合作進行科技創新,建立國家創新體系。通過以企業技術需求為導向,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在產學研中起主導作用,更好更快地將科技成果產業化,實現由低端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升級的過程。同時,政府應該加大對科技專項基金的扶植力度,建立資源共享平臺。在人才方面,中國高校人才培養模式與企業需求脫節,企業中創新人才嚴重不足且缺乏國際經驗。應借鑒美國“再工業化”經驗,進一步落實人才強國,面向社會需求,加強高校與企業、科研院所合作,同時注重吸引和利用國外優秀人才,積極參與全球化的人才競爭。
4、積極開拓國內外市場
科技產業化與市場需求相輔相成,而我國制造業國內市場需求不足,主要依賴于貼牌生產進入國際市場,且出口對象主要集中于日本、美國和歐盟。雖然對外貿易依存度逐漸下降,但是海關總署統計指出2012年對外貿易依存度仍有47%。同時,在國際市場上,我國受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的調查逐漸增多,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加劇了我國的貿易摩擦,不利于我國國際市場的開拓。相比之下,美國國內消費市場廣闊,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強勁,為“再工業化”戰略的實施中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我國必須要擴大內需,同時注重提升產品的價值,通過提高國內消費拉動經濟發展。在開拓國際市場方面,我國除提升產品的質量外,應效仿美國積極建立雙邊、多邊貿易伙伴關系,積極參與國際貿易技術、標準和市場規則的制定,獲得世界范圍的話語權,保證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利益,促進貿易公平公正。
(注:本文屬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12CGJ030);國家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3CJL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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