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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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政策范文
財政政策乘數計算
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是推導和理解財政政策乘數的基礎。為便于分析，假定該經濟體是一個封閉性經濟，而且不考慮公司保留利潤、國有企業和財產收入等因素。財政支出只用于購買當期產品，稅收也只是所得稅，且價格水平在短期內不受總需求變化的影響。在上述假設條件下，根據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國民收入取決于總需求狀況，即：
Y=AD (1)
其中，Y為國民收入，AD為總需求。
在三部門經濟中，總需求中既包括家庭和政府向廠商購買商品和勞務的意愿支出，也包括廠商以投資形式彼此購買產品的意愿支出。這樣，總需求可以歸結為家庭的消費支出(C)、廠商的投資支出(I)和政府的購買支出(G)。
在供求平衡時，國民收入將通過以下4式決定：
其中，(2)式是國民收入決定模型的基本方程，即總產出等于總需求。(3)式是消費者的消費方程式，a為給定常數，表示與收入水平無關的消費，即自主消費;b為邊際消費傾向(0<b<1)，表示消費者每增加1單位的收人中，有多少用于消費;Yd為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4)式是消費者可支配收入的決定式，其中T為政府稅收，Y為政府對居民的轉移支付。(5)式是稅收函數，這里的稅收僅指個人所得稅，其中To為與收入無關的稅收，即自主稅收，t為稅率(0<t<1)。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必要性
這是一個重點需要把握的問題。
在我國財政與信貸是國家從宏觀上集中分配資金的兩條不同的渠道，兩者雖然都能對社會的總需求與總供給進行調節，但在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形成中的作用又是不同的，而且這種作用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看兩者的不同作用。
(一)兩者的作用機制不同
財政是國家集中一部分GDP用于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因而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中，財政居于主導地位。財政直接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并對集中起來的國民收入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再分配。因此，財政可以從收入和支出兩個方向上影響社會需求的形成。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體確定，因而財政收支的規模大體確定的情況下，企業、單位和個人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也就大體確定了。比如，國家對個人征稅，也就相應減少了個人的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對企業征稅或國家對企業的撥款，也就減少或增加了企業的投資需求。銀行是國家再分配貨幣資金的主要渠道，這種對貨幣資金的再分配，除了收取利息外，并不直接參加GDP的分配，而只是在國民收入分配和財政再分配基礎上的一種再分配。信貸資金是以有償方式集中和使用的，主要是在資金盈余部門和資金短缺部門之間進行余缺的調劑。這就決定了信貸主要是通過信貸規模的伸縮影響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的形成。至于信貸收入(資金來源)雖然對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的形成不能說沒有影響，但這種影響一定要通過信貸支出才能產生。比如，當社會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過旺時，銀行采取各種措施多吸收企業、單位和個人的存款，這看起來是有利于緊縮需求的，但如果貸款的規模不作相應的壓縮，就不可能起到緊縮需求的效果。
(二)兩者的作用方向不同
從消費需求的形成看，包括個人消費和社會消費兩個方面。社會消費需求，基本上是通過財政支出形成的，因而財政在社會消費需求形成中起決定作用。只要在財政支出中對社會消費性支出作適當的壓縮，減少社會集團的購買力，社會消費需求的緊縮就可以立即見效。而銀行信貸在這方面則顯得無能為力。個人消費需求的形成則受到財政、信貸兩方面的影響。在個人所得稅制度日趨完善的情況下，財政對個人消費需求的形成是有直接影響的。而銀行主要是通過工資基金的管理和監督以及現金投放的控制，間接地影響個人的消費需求。至于說銀行對個人消費需求的形成有直接影響，也主要是體現在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上。但居民儲蓄存款畢竟可以隨時提取，因而這種影響的力度就不像財政那樣大。再從投資需求的形成看，雖然財政和銀行都向再生產過程供應資金，但兩者的側重點不同。在我國現行體制下，根據財政、銀行在運用資金上無償與有償的不同特點，固定資產投資理應由財政供應資金，而流動資金投資一般由銀行供應資金。雖然隨著銀行信貸資金來源的不斷擴大，銀行也發放一部分固定資產投資貸款，但銀行的資金運用的重點仍是保證流動資金的供應。從這里也可看出，財政在形成投資需求方面的作用，主要是調整產業結構，促進國民經濟結構的合理化，而銀行的作用則主要在于調整總量和產品結構。
(三)兩者在膨脹和緊縮需求方面的作用不同
在經濟生活中，有時會出現需求不足、供給過剩，有時又會出現需求過旺、供給短缺。這種需求與供給失衡的原因很復雜，但從宏觀經濟看，主要是由財政與信貸分配引起的，而財政與信貸在膨脹和緊縮需求方面的作用又是有別的。財政赤字可以擴張需求，財政盈余可以緊縮需求，但財政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創造需求即“創造”貨幣的能力，惟一能創造需求、創造貨幣的是銀行信貸。因此，財政的擴張和緊縮效應一定要通過信貸機制的傳導才能發生。比如財政發生赤字或盈余時，如果銀行相應壓縮或擴大信貸規模，完全可以抵消財政的擴張或緊縮效應;只有財政發生赤字或盈余，銀行也同時擴大或收縮信貸規模，財政的擴張或緊縮效應才能真正發生。問題不僅在此，銀行自身還可以直接通過信貸規模的擴張和收縮來起到擴張和緊縮需求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銀行信貸是擴張或緊縮需求的總閘門。
正是由于財政與銀行在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形成中有不同的作用，這就要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必須配合運用。如果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各行其是，就必然會產生碰撞與摩擦，彼此抵消力量，從而減弱宏觀調控的效應和力度，也難以實現預期的調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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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財政政策范文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內容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當代各國政府調節宏觀經濟最主要的兩種手段，兩大政策各有特點，了解它們的作用機制，深入研究它們的協調機制有著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如何擺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協調配合使用兩大政策，達到宏觀調控目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本文的結構是第一部分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第二部分具體分析兩大政策的協調問題，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問題，并進一步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問題，第四部分總結全文。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
財政政策是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而規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動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
兩大政策調節的領域不同。財政政策調節的對象是財政收支，主要通過參與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來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調節。貨幣政策主要從流通領域出發對國民經濟進行調節。
兩大政策對收入分配，利率，產出的影響不同。財政政策通過轉移支付和稅收等各種政策可以直接調節社會收入分配。貨幣政策直接調節貨幣供應量。
表1：兩大政策對收入和利率的影響
兩大政策的效應時滯不同。從擾動出現到經濟政策產生作用的每個階段都存在時滯。這些時滯可以分為兩種時間層次：外部時滯，即政策行為對經濟影響的時間;內部時滯，即著手制定政策所花費的時間。
表2：兩大政策的時滯效應
兩大政策調節的主體不同。財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由中央銀行控制。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表明，只有將兩者有效地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雙松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其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刺激投資，促進經濟增長; 消極效應是往往產生財政赤字并誘發通貨膨脹。
雙緊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此種組合方式的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抑制總需求，控制通貨膨脹; 其消極效應是容易造成經濟萎縮。
松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這種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產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貨膨脹。
緊的財政政策與松的貨幣政策可以在不降低產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兩大政策的組合
需要強調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個隱含假設就是不存在流動性陷阱，貨幣需求曲線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傾斜。
三、進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及其差異，探討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價格不變，內生變量是利率和收入(決定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同時均衡時的收入和利率)，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作為外生變量，影響總需求。只有在短期內，產出和利率在貨幣市場和商品市場才表現為固定的關系。從長期來看，這種關系不存在或者說不穩定。
第二，忽略了總供給對經濟的影響。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從短期來看，總供給曲線是水平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能提高總需求，導致產出增加。但從長期來看，供給曲線是垂直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只能使價格水平上升，對產出沒有影響。
第三，本文沒有考慮開放經濟的情況。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三元悖論原則是國際經濟學中的一個著名論斷。根據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一國的經濟目標有三種：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這三者，一國只能三選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開放經濟條件下兩在政策的效果(資本自由流動下)
四、結論
從短期來看，擴張的財政政策提高計劃產出，導致產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擴張的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導致產出提高，利率下降。
從政策時滯來看，財政政策內部時滯較長，而外部時滯較短。反之，貨幣政策內部時滯較短，外部時滯較長。因此，貨幣政策適合于對經濟進行微調，財政政策在經濟危機下往往比貨幣政策更有效。
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兩大政策都能擴大總需求，引起產出增長，價格上升。因此，當產出低于潛在產出時，兩大政策都合適;如果經濟已經處于充分就業，應當盡量少用兩大政策。
在開放經濟條件和固定匯率制度下，根據三元悖論，如果資本自由流動，財政政策完全有效，貨幣政策完全無效。
中國經濟現在通貨膨脹高，對外貿易失衡，根據本文的討論，適合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和從緊的財政政策，或者是從緊的貨幣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前者會引起經濟衰退，后者不會引起經濟衰退。
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協調研究
1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聯系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對宏觀經濟產生作用和影響，達到政府既定的目標。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屬于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波動是市場經濟的常態，財政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防范經濟波動，保持經濟穩定。經濟衰退與經濟繁榮狀態總會交替發生，引發諸如就業壓力大、通貨膨脹、投資波動、外貿失衡等嚴重的經濟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間接作用于經濟，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正是政府經常使用的兩大經濟政策。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具有一致性。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要達到的最終目標有四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個目標的本質都是要保持一國宏觀經濟的穩定。
(3)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用以對付大的與拖長的經濟衰退，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的使用。貨幣政策則是通過貨幣供應量和信貸量進行調節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靈活的特點。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搭配，因而兩者可形成合力，對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發揮調控作用。
2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 財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財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與政府收支活動相關，主要有稅收、財政支出、政府投資、財政補貼和公債等。
(1)稅收。稅收是形成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國家調控經濟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廣泛強烈的調節作用。稅率的確定是財政政策實行調節目標的基本政策度量選擇之一。稅率的高低決定著一國財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稅負的分配是國家對于稅收結構的調整，其可以起到調節產業結構的作用。
(2)國債。國家發行國債主要目的是彌補財政赤字和發展社會公共建設。隨著信用制度的發展，國債的發行漸漸成為了財政政策的重要T具，具有調節貨幣供給、私人消費和投資的作用。國債的調節作用主要表現在：貨幣效應;擠出效應;收入效應。
(3)財政支出。財政支出是國家為了滿足一定的社會公共需要，對以稅收和發行國債等形式籌集來的資金的運用。一般性的財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務支出、政府投資支出，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和轉移支付。政府的投資力度和投資方向對一國產業結構優化以及調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是銀行存放在中央銀行或金庫中的準備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擴大或收縮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加強央行的基礎貨幣吞吐實力，從而通過影響貨幣存量而對整個經濟產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響到各商業銀行利潤，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況下不常使用。
(2)再貼現率。再貼現率是商業銀行將其貼現的未到期票據向中央銀行申請再貼現時的預扣利率。再貼現意味著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貸款，從而增加了貨幣投放，直接增加貨幣供應量。再貼現率的高低不僅直接決定再貼現額的高低，而且會間接影響商業銀行的再貼現需求，從而整體影響再貼現規模。
(3)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發達國家將公開市場操作當作中央銀行調節基礎貨幣量的主要貨幣政策T具，通過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與指定交易商進行有價證券，調控貨幣供應量，以達到貨幣政策調控目標。公開市場操作業務具有市場化程度高、靈活性和微調性的特征。
3 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的實踐
我國改革開放已經歷經了30多年的實踐，實踐表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對于加快我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政府采取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實踐中，還有很多要素制約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從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保持穩定出口的同時，出臺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擴大國內需求，并取得了較好的政策效果。進入后危機時期，我國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越來越繁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領域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互補的聯動效果，避免政策運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經過2009年的經濟刺激政策，使得我國國民經濟在2010年實現了高位穩定增長，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經濟轉變為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擴大內需和防止通貨膨脹。政策組合繼續保持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方面由極度寬松轉變為適度寬松，而年末則調整為穩健偏緊，在產能過剩和房地產等領域緊縮性政策的調控力度明顯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使用的實踐進行總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已逐漸向市場化調控方向轉變。在發展公共財政的總體結構下，從財政政策影響經濟的方式以政府投資性支出為主，逐漸轉變到通過公債、稅收、轉移性支付等多種工具的綜合運用。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貨幣政策的制定實施，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信貸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特征。
第二，在財政貨幣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強至弱，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強。改革開放最初，國家進行宏觀調控是以財政政策為主導，而貨幣政策幾乎沒有作用，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貨幣政策的核心模式轉變為通過對信貸規模的控制從而影響貨幣的供給。
第三，目前的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關注總需求管理，主要以經濟的穩定為目標。我國面臨著經濟發展與體制轉軌的雙重任務，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在長期來看，還必須關注金融制度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優化，以及以結構性調整為目的的供給管理等層面，這也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4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建議
4.1加強政策制訂的預見性與時效性
從過去來看，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搭配的變化比較頻繁，財政貨幣政策的實行存在時滯問題，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預測能力，為政策調控及協調打下余量。
4.2財政貨幣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針對性
財政政策應更多地利用區別對待的方式，利用財政收支來控制資金流向，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同時通過稅制和社會保障措施，提高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有效調節整個社會收入構成。貨幣政策應當著重考慮未來經濟的走勢，避免出現通貨膨脹，通過各種手段抑制經濟過熱，在調整結構方面，貨幣政策應當通過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方式，推動經濟均衡發展。所以，在實施財政貨幣政策配合時，一定要注意兩者具有針對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靈活運用貨幣政策調控工具
要全面發揮貨幣政策工具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場，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大力發展短期融資工具，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使利率成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加強金融機構間的資金融通，實現金融機構間資金的良性循環。
4.4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第3篇：財政政策范文
從（1）等式分析如果政府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將使G成倍增加，從而使Y增加。不難看出財政政策對Y的作用是很直接的。
積極財政政策主要體現在政府投資支出的增加上，政府投資支出直接擴大了社會總需求的增長。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在經濟蕭條的時候就喜歡修路造橋造辦公樓，增加政府投資從而增加社會的需求。財政支出對經濟發展具有直接影響，它不僅可以通過對公共儲蓄資金進行重點配置來解決經濟結構問題，而且還能間接地起到示范效應，從而引導社會資源的合理流向。
最近政府取消農業稅，免費義務教育等政策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旨在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創造和諧社會。由于城市經濟的快速增長使中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為了建設和諧社會必須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因此中國政府在經濟繁榮的時候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取消農業稅。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這一決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凱恩斯貨幣需求理論將貨幣需求分為交易需求、預防需求和投機需求。在一個經濟體中，交易需求的變化是不會很大的，經濟繁榮時大一點，蕭條時少一點，但并不會相差很大；而預防需求和投機需求方面往往有大幅度的變化。比如由于我國社會保障機制還不健全，居民面臨失業、養老以及子女教育、購房等壓力，從而將收入大量用于儲蓄，邊際消費傾向不斷降低。反之農民生活穩定，不確定因素減小，預防與投機需求就會減小，交易需求隨之上升。中國9億農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政府針對農民的兩項政府可視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并對經濟繁榮將產生長遠的影響。
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作用相對較弱
如果政府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即MS(貨幣供應量)增加，Ms不是等式（1）的組成部分，所以不會對Y產生直接的影響。但Ms的增加使r（利率）下降，r下降必然引起私人消費（C）和投資(I)的增加,從而影響Y。可見貨幣政策對Y的作用是間接的。從IS-LM曲線中我們也可以發現貨幣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因為當r降至某一點時，人們對貨幣的投資需求無限大。因此貨幣政策對經濟的作用相對較弱，從這個分析看當經濟蕭條時我們更支持政府采用積極的財政政策。
但有許多經濟學家認為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效果明顯，他們的依據是美國近代經濟發展史。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任職期間通過有效的利率變動帶領美國走出無數次的危機，但格林斯潘任職期間美國經濟快速增長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信息產業的異軍突起成為美國經濟的支撐產業。另有專家的依據是近幾年上海的房地產。認為上海的房地產的異常崛起是由于在寬松的貨幣政策和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后房產急劇膨脹的內需導致的。事實上，1999年至2003年間，政府為了推動房地產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寬松的貨幣政策、購房入戶政策、免收個人所得稅政策等等。政策導向吸引了一大批房產炒作團，購房入戶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急于為子女辦理上海戶口的外地老板，免收個人所得稅吸引的是高收入人群，房產內需急劇膨脹。同時這些專家認為政府為了預防由于房地產過火而導致房地產泡沫、銀行壞賬等不利因素，中央政府采取緊縮信貸政策。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上海2005-2006年度房價漲幅稍趨平穩甚至下跌了一定的百分比，所以認為貨幣政策對經濟有明顯的作用。經過調研發現，利率持續上揚以及對購置第2套以上貸款和稅收的規定對房地產投資者造成的壓力并不明顯，信貸政策的關鍵作用是政府導向，使投資者以及房產需求者對投資的風險預期提高，在交易中持觀望心態，導致房地產降溫。
第4篇：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宏觀調控，財經政策，體制轉型
轉型期財政政策應是一個多目標的政策體系：轉型期財政政策必須推動體制轉型的進程；必須推動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同時必須維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包括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體制轉型對財政政策選擇的意義在于，一方面推動體制轉型是轉型時期財政政策的目標之一；另一方面轉型中的經濟體制構成了影響財政政策作用發揮的持續變化的體制約束。
一、轉型期調節經濟穩定的財政政策選擇
體制轉型的順利展開需要穩定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我國轉型時期宏觀經濟波動的成因是復雜的，不能僅由成熟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動解釋。轉型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與經濟體制的改革及其進程有關，并且與經濟發展的水平相關，呈現出階段性。因此，我國轉型時期宏觀調控財政政策的選擇也更為復雜。
一般而言，轉型初期的經濟波動，主要是經濟衰退，與體制轉變的進程有密切的聯系。對激進轉型而言，轉型初期的經濟大幅衰退幾乎不可避免，這種大幅衰退是由經濟體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進轉型是經濟體制（甚至包括政治體制）在短期內完全徹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結構和經濟關系不確定的情況下，個體參與社會分工和資源分配的活動處于停滯狀態。財政政策對此無能為力，因為財政關系本身也處在重建過程中。對于漸進轉型而言，轉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過財政政策有效調節以恢復增長。針對這種衰退，財政政策應著眼于消除利益沖突，加速推進體制轉變進程。在經歷了轉型初期的經濟波動，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但仍在進一步發展轉變的情況下，因經濟周期性波動而產生的經濟衰退或經濟過熱開始成為財政政策作用的重點。在此情況下財政政策的調控目標是為體制轉型的進一步推進以及經濟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宏觀環境。
（一）經濟發展水平及體制轉型進程對財政政策的制約
中國面臨雙重轉型，經濟發展水平和體制轉型進程同時對財政政策形成制約。以擴張性財政政策抑制經濟衰退為例進行分析。總的來說，轉型過程中財政政策的調控作用受到制約；在中長期，推進體制轉型的財政政策比直接以經濟總量為調控對象的財政政策在抑制衰退或過熱方面可以發揮更為顯著的作用。
1、經濟發展水平對財政調控政策的制約。擴張財政政策抑制經濟衰退的機制在于以政府支出調動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但在經濟發展水平低，企業和個人缺少實現擴張投資和消費必要的剩余資源（儲蓄）的情況下，擴張財政只會引起近乎完全的擠出，不能達到擴張總需求的目的。同時，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間結構失衡和城鄉結構失衡造成對擴張財政抑制衰退作用的另一重限制。在經濟不發達條件下，開放投資引進外資的政策比擴張財政在抑制衰退方面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經濟發展水平對財政調控政策的制約使宏觀經濟波動和調控政策作用的發揮體現出階段性這一分析也適用于國家內部的各個地方政府，部分解釋了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地方政府熱衷于招商引資的原因。
2、體制轉型進程對財政調控政策的制約。擴張財政對國民經濟整體的擴張效應還取決于消費傾向。體制轉型進程可能在兩方面抑制消費傾向從而制約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第一，在所得財產稅收體制和社會保障體制不完備的情況下，社會整體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個體預期教育、醫療、養老、住房開支規模較大，從而在社會整體以及個體兩個層次上抑制了消費。第二，地區間和城鄉間體制轉型進程不均衡，發達地區和城市因體制轉型先進而獲得較大的體制收益，落后地區和農村因體制轉型不充分而經濟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形成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另一種結構化差異，從而也降低了社會整體的消費傾向。因此推進制度化公平分配和減輕體制轉型失衡的財政政策可以通過推進轉型進程來增強擴張財政的調控作用。
（二）轉型期抑制經濟衰退的財政政策選擇
轉型期抑制經濟衰退財政政策的作用重點是：發揮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和消費的有效帶動作用，實現內部推動式經濟增長。財政政策對消費的調控和對投資的調控都應該是結構性的；政策除了在短期內實現總量調控的目標之外，客觀上在長期可以實現國民經濟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結構性調整。
1、財政政策對消費的調控。總體看，我國國民經濟總需求結構不均衡，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不足，擴大消費是財政調控在長期內必須堅持的目標。擴大消費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是提高社會整體的邊際消費傾向，二是擴大邊際消費向較高階層的可支配收入。我國社會較高的儲蓄傾向是由較大規模的預期保障性支出以及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決定的，因此提高消費傾向的最主要措施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收入再分配體制，包括在制度上消除城鄉、地區間收入差距。
2、財政政策對投資的調控。按照體制轉型進一步發展方向的要求，應相對壓縮財政投資規模并調整投資結構，以經濟總量為調控目標的財政支出擴張應當盡可能通過市場機制對企業、個人的投資和消費進行誘導，而不應該再以財政收支增量的直接經濟增長效應為主要目標。
財政政策對企業投資的誘導作用取決于財政投資的領域及配套政策。從總體上講，政府對成熟市場或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進行投資所引致的企業投資規模非常有限，并且很可能造成顯著的擠出效應。政府應當以潛在高成長產業的初始投資或者以潛在高成長地區的基礎設施為主要投資領域，并配套以稅收優惠、貼息、政府采購等產業或地區支持政策，帶動企業資本跟隨財政資金進行大規模投資。潛在高成長產業或地區存在投資門檻較高、市場難以預測或者技術風險較大等顯著風險，其高成長性僅僅是企業投資獲得的風險溢價，導致企業自發投資規模較小、在該產業或地區的資源配置不足。所以政府的初始投資實際是對企業投資的風險補貼，能夠使企業在高成長產業或地區的投資獲得超額回報，從而政府投資可以形成顯著的誘導效應。
（三）轉型期控制通貨膨脹的財政政策選擇
轉型期我國面臨的通脹壓力主要有兩種成因：一是經濟過熱、投資需求過剩引起的通脹壓力；二是原材料、能源價格上漲引起的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在貨幣政策之外，必須非常重視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結構化財政政策以達到控制通脹壓力的目標。
第5篇：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 俄羅斯 財政政策 預算 稅收
轉型以來，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一部分，俄羅斯財政政策處于不斷變化和調整之中，既促進了財政制度的改革與轉型，也在反危機和經濟穩定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對于政策的運用和選擇，俄羅斯受本國官方經濟理念的影響較大，在追求預算平衡、反對赤字政策的前提下，大致經歷了“全面緊縮”到“減支減稅”的調整過程。特別是普京執政以來，深受社會市場經濟理念影響，以追求經濟高速度增長為目標，在稅收和支出方面采取了一些頗具特色的措施，使很多財政指標呈良性化發展態勢，為經濟邁人恢復性增長的新階段提供了較為穩定的財政環境。
一 俄羅斯財政政策與官方經濟理念選擇
轉型以來，俄羅斯官方經濟理念經歷了從“貨幣主義”到“弗雷堡學派”的變化，相應的市場經濟模式選擇也由“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向“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過渡，但是從根本上一直沒有脫離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框架。因此，其財政政策的發展變化始終受到這一經濟理論的影響，并表現出與之相符的特點。
(一)官方經濟理念
一國主流市場經濟理念或者稱“官方經濟理念”對國家調控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官方經濟理念的選擇越來越呈現出短期化和復雜化的傾向。對于官方經濟理念的理解，首先，它應該是一種主流意義上的判斷，不排除實踐會受到其他經濟理論的影響；其次，“變”是絕對的、長期的，而“不變”則是相對的、短期的。本文所指的即是這種意義的官方經濟理念，或者也可以稱為一國的主流市場經濟理念。
對于轉型國家來說，官方經濟理念的選擇表現出兩種傾向：一種是沒有先驗性的官方經濟理念，如中國。學說一直是中國國家正統的政治經濟理論，這一點毋庸懷疑，但就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言，對于改革道路和措施等具體的轉型問題只能是一種高屋建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不可能具體地提供諸如財政體制和股份制改造如何進行的理論；另一種傾向發生在俄羅斯，即鮮明的官方經濟理念。從轉型伊始，這個急于擺脫“計劃”的國家又一次成為“計劃”的實驗品，所不同的是，計劃的始作俑者是西方幾個大國和一批篤信貨幣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遺憾的是，貨幣主義的“休克療法”在俄羅斯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對“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追求給俄羅斯帶來的是危機與混亂。繼貨幣主義之后，在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下，弗雷堡學派以及相應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逐漸成為俄羅斯的新選擇。
(二)俄羅斯官方經濟理念：從貨幣主義到社會市場經濟
第一階段，貨幣主義居于主流。這一理念表現在經濟轉型的目標模式、過渡方式以及轉型中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3個方面。在俄羅斯經濟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休克療法”，此前曾因在玻利維亞治理惡性通貨膨脹(1986—1990年)取得成功而揚名世界。1989年前后，“休克療法”的戰場轉移到東歐，后又進入俄羅斯，其目標也從解決危機和根治通貨膨脹搖身變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手段。“休克療法”的基本內容是“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穩定化，其主基調就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具有明顯的貨幣主義色彩。“休克療法”創始人薩克斯有“芝加哥小子”的稱呼，其思想淵源可想而知。按照貨幣主義思想，在貨幣總量一定的情況下，放開價格只會引起相對價格有升有降，而不會引起物價總水平的大幅度上漲。當然，在運作中，俄羅斯經濟形勢并沒有驗證這些思想。改革當年，即1992年的通貨膨脹率即達到了2510%。但這并不影響上述思想正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的理論基礎的事實。
經濟形勢的惡化使激進改革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1992年12月，葉利欽迫于壓力，以主張漸進式改革的切爾諾梅爾金接替了激進派總理蓋達爾，并于1994年宣布放棄“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改革。切氏上臺后，開始有意識加強國家干預，反對任何過激主張。特別是1996年制定的《1997～2000年結構改革和經濟增長中期綱要》，在許多政策上表現出向社會市場經濟調整的跡象。這以后的3屆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進一步弱化改革的激進自由主義色彩。但是，由于政府的頻繁更迭和1998年的金融危機，很多政策都停留在紙面上，沒能得到有效的貫徹實施。從1999年8月起，普京接任總理并于2000年3月成為俄羅斯總統以來，可以說開始了經濟改革的新時代。
(三)社會市場經濟取代貨幣主義的原因及標志
首先，俄羅斯經濟轉型以來的境況一直不盡如人意，現實逼迫官方探索新的途徑。長期的經濟不景氣和政局動蕩使得民眾早已對舊有的經濟改革喪失了信心，一心渴望穩定和秩序，社會矛盾一觸即發，因此，經濟政策和改革思路的調整迫在眉睫。
其次，理論界大力主張建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對美國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改革的失望，加之德國經濟奇跡的誘惑，使理論界充滿了建立社會市場經濟的呼聲。在俄羅斯，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討論一直是理論界研究的重點，特別是在經歷了改革的種種劇痛之后，研究變得更具有傾向性了，一些學者在指責自由改革的同時，十分關注競爭環境、經濟秩序和社會保障問題，呼吁向社會市場經濟轉向。
第6篇：財政政策范文
改革以來，我國財政收支絕大部分年份出現赤字，并越來越倚重國債手段，這是具有特定宏觀經濟背景的，其積極作用應予充分肯定。但與此同時，這么多年赤字和債務累積形成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1、財政赤字長期化，不僅增幅加快，而且實際財政赤字要比帳面財政赤字嚴重；
2、國家債務規模加速增長，政府的債務負擔日益沉重；
3、當前我國的國債運行正在步入借新債還舊債的高度債務時期，大大降低了政府未來的償債能力。
對我國改革進程別是90年代以來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擴大的原因進行分析，擇其要者是：國家財力集中程度過低，而且呈長期下降趨勢，這是赤字和債務規模膨脹的主要原因；財政支出總量增長缺乏有效控制，支出結構調整滯后，增加了財政平衡的壓力；此外，還有其它一些因素的影響，如財政赤字彌補方式的變化、我國國債的期限較短等，都在一定程序上推動了債務的擴大。
我們認為，近兩年國家出臺的適度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屬于反經濟周期的短期調節措施，不能長期實行。因為長期擴張性的赤字、債務政策無疑加大了財政風險，增加了通貨膨脹的潛在壓力，而且會引致經濟增長的波動，歸納到一點，就是勢必會加劇整個宏觀經濟運行的風險。此外，當前國際上一些國家財政調控實踐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勢需引起我們的關注，這就是通過完善稅制，壓縮支出，進而減少赤字和債務，追求財政平衡目標。這是值得我們借鑒的。鑒于上述分析，本文的基本看法和主張是：今后一個時期國家應把控制赤字和債務規模作為財政政策的基本取向，這是從整個國民經濟宏觀全局出發考慮作出的一個重要判斷。
把控制赤字和債務規模納入中長期財政發展規劃
近兩年國家采取的一定程度上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是在特定條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是對宏觀經濟運行調節的短期政策措施。從今后的趨勢看，我們必須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控制赤字和債務規模，并應通過納入中長期財政發展規劃，分步實施，逐步向財政平衡的方向努力。國內外經濟理論和實踐說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能長期過度使用，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需要保持在一個合理范圍內，否則將會影響國民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從西方財政理論的發展軌跡看，已在早期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大大前進了一步，即更注重強調的是“周期動態性的財政平衡原則”或者“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而不是一味地主張赤字財政政策。從實際來看，西方一些工業化國家在過去相當長時期內，極為奉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確曾帶來過經濟的短期繁榮，但最終的惡果是經濟長期滯脹。拉美一些發展中國家70年代以來紛紛擴大赤字和債務，試圖以此推動經濟發展，但高赤字和高債務難以為繼，到80年代初期引發了嚴重的債務危機和惡性通貨膨脹。正由于此，當前國際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出現了一種追求財政平衡的發展趨勢，值得關注。“前車之覆，后車之鑒”。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體發展水平不高，國家財力集中程度又如此之低，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必須同我國國民經濟的較低承受能力相適應。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整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增加，作為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財政政策，必須兼顧當前和長遠，長期高赤字高債務無疑會增加未來國民經濟的風險系數。因此，下一步財政政策取向面臨著一個重大轉折，即應該把控制赤字和債務規模作為一項中長期政策明確下來，這可能是一種較為冷靜的、理性的選擇。
提高國家財力集中度改變國家財政的弱勢地位
當前我國財政收入比重過低，遠遠不適應國家宏觀調控和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近年來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擴大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為了實現縮減赤字、控制債務的目標，并能有效發揮財政調控經濟的職能作用，至為關鍵的是要提高國家財力集中度，切實改變財政的弱勢地位。從國外情況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職能及其財政活動范圍不斷拓寬，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逐步提高的，以增強國家財政對經濟增長的支持能力。如美國、法國、澳大利亞、泰國1979年財政收入比重分別為32%、41%、31%和15%，到1989年分別提高到35%、46%、37%和20%。目前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據世界銀行統計，80年代各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大致為：低收入國家23%，中等收入國家27%，市場經濟工業化國家40%。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政治的穩定和社會的進步，必須建立在堅實的財政基礎之上。因此，從我國的情況看，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財政收入比重，已成為今后一個時期擺脫財政過度依賴赤字債務局面、增強國家財政宏觀調控能力、促進經濟和社會穩定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基本思路是：1、統一財權，在規范政府分配行為方面邁出較大的改革步伐。當前我國分配領域最大的問題是財權分散，各種基金、收費過多過濫，這既加重了企業和居民負擔，又導致國家財力分散，而且也為一些腐敗提供了方便。因此，強調統一財權，規范政府分配行為是治國安邦、振興財政、理順分配關系的重大舉措。要下決心進一步清理整頓現行收費、基金項目，不合理的堅決取消；對體現政府職能的基金、收費項目要從預算外、體制外收入一律納入國家財政預算管理；加快“費改稅”步伐，對有些基金和收費，如養路費、排污費、教育費附加、市政建設方面的各種收費、農村統籌提留費用等，要盡快由收費改為征稅，這有利于從制度上理順和規范政府分配體制。2、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稅制。當前最緊迫的是要清理、規模現行稅收優惠政策，變按地區、按所有制優惠為按國家產業政策優惠。此外，要選擇適當時機調整增值稅、消費稅的征稅范圍，完善地方稅體系。3、加強稅收征管，堵塞稅收漏洞。重點是“堅持依法征稅，依率計征”的原則，不允許任何地區和部門開減免稅的口子，集中打擊偷稅、漏稅、騙稅等違法亂紀行為，認真清理退稅、欠稅，把稅收流失減少到最低限度。
完善財政支出政策優化財政支出結構
財政支出政策是國家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手段，實施有效和合理的支出政策，無疑也是控制赤字和債務的重要一環。從我國的現實情況分析，當前和下一步調整和完善財政支出政策面臨的主要任務在于，按照市場經濟要求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我國現有的財政供給范圍和支出格局是從建國初期的大財政、供給制發展而來的，它的最大特征是國家包攬的面過大，一些本應由市場解決的問題被納入財政分配范疇，而應由財政供應的事業卻得不到應有的資金保證。這種供給制的分配滯后于當前分配格局的變化，也與市場經濟的要求不相適應。今后我國財政支出的供給范圍和支出結構需要結合改革的進程和財政職能的轉變進行相應調整，有的支出需要強化，有的支出需要弱化。首先，財政的基本職責是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提供財力保障，但這純屬消費性的開支，需要進行總量控制。目前中央一級的政府機構改革已經完成，下一步要全面在地方推開，并且要及早規劃，對事業單位體制進行改革，這對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減少國家財政開支，必將發揮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其次，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和經濟的發展，財政需要著力強化那些代表社會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社會公共性開支（如科技、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但傳統的“由國家包下來”的方式也需要改變，這些社會公共性開支應以財政供給為主渠道，同時要按照“誰受益，誰負擔”的原則，適當開辟一些新的資金來源渠道。再次，改革以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已發生重大變化，個人分配所得比重也占到70%左右，在這種分配格局下，政府財政應弱化過去在低工資制度下長期實行的對全社會居民大量的普遍型補助的做法，而將政府補助重點向市場競爭中出現的貧困層面傾斜，這是實現社會公平的一個重要措施。關于財政投資，今后應著重用于國民經濟的重點建設事業領域，而一般性的投資則應交給市場。在不同財政級次，財政投資還應根據投資規模和受益范圍由各級財政分別供應。
此外，要對加強財政支出管理必須引起高度重視。支出管理涉及的內容較多，至為關鍵的是要堅持依法理財，硬化預算約束。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沒有法制的強制約束，財政支出的主觀隨意性就難以避免，硬化預算約束也只能是一句空話。因此，加強財政支出管理就必須堅持和確保依法理財，這也是關系到建立新型財政運行機制的一個重大問題。為此，首先要嚴格按照《預算法》的規定和各級人代會批準的預算辦事。經過法定程序審批的政府預算，具有法律效力，是規范支出管理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據，各級政府和財政部門必須嚴格按預算程序辦事，預算一旦通過，不論是什么人，都不能凌駕于預算之上批條子，撥人情款，任意追加和變更預算，損害預算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再就是要加強財政執法檢查力度，對違反財政法規、浪費國家資財的行為必須從嚴懲處，維護法律和法規的尊嚴。
優化國債結構完善國債運行機制
合理的國債結構及其國債運行機制，對于控制債務規模，提高國債資金效益，增強國家的償債能力，無疑是十分重要的。這主要需要解決以下幾方面的問題：1、目前我國國債發行的期限較短，不利于有效發揮國債資金支持經濟建設的作用，同時增加了政府的籌資成本和借新還舊的壓力。可考慮借鑒國外的做法經驗，適當增加長期國債的比重，以滿足國家長期投資的需要，延緩政府財政的還債負擔。2、國債品種可多樣化，除了現在一般的財政債券、儲蓄債券外，當前特別需要強調加大發行專項建設國債的比重。通過專項建設國債方式可以為國家的一些重點建設項目籌集資金，相應從項目建成后的投資回報中，解決或部分解決還本付息問題，這樣做的好處是既有利于加強國家對重點建設的資金支持，也有利于加強建設項目的經濟核算，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同時還可以減輕政府的還債壓力。3、從整個國家債務的使用結構看，要優先將國債收入用于生產性建設項目，彌補國家建設資金的不足，為國債的回收和償還奠定堅實的基礎。
建立償債基金降低償債風險
現實情況表明，隨著國債規模的擴大，未來的償債壓力也在迅速上升。今后為了有效地降低償債風險，避免債務危機，除了上述措施外，還需根據國際上不少國家的做法，在我國盡早建立國債償債基金，這也是今后合理控制赤字和債務規模的重大政策防范措施。從實際看，基金來源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應當多渠道多層次的籌集。
具體考慮，償債基金主要包括以下幾部分：
1、從國債資金支持的有一定盈利的項目中提取部分資金，這主要根據部分國債資金的有償性原則決定。
2、從當年財政收入中提取一部分充做基金來源。因為國債資金有償使用既創造社會效益，又產生經濟效益，通過稅收形式繳納部分資金進入基金不僅必要，而且有國際慣例可循。
3、國債資金使用受益的地方適度繳納，這也是一項必不可少的來源。
第7篇：財政政策范文
一、財政政策調節投資總量的作用過程
從理論上說,當總需求不足時,一般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財政政策的運用可以從收入和支出入手,通過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響消費、投資,擴大總需求,以達到供求平衡。可見,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調節是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兩方面來實現的。收入方面對投資總量的調節主要是減稅和稅收優惠。通過減稅和稅收優惠可以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和企業利潤,增強了他們的投資能力,擴大其投資需求,從而增加投資總量。支出方面對投資總量的影響首先表現為財政自身的投資支出,這項支出規模占總投資比重的大小決定了對投資總量的影響程度;其次財政投資的帶動效應,通過財政投資帶動其他投資主體的介入,進而引起其他經濟主體的投資擴張來影響投資總量。可見,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作用過程如下: 政投資支出增加 財政支出帶動社會投資增加財政政策的運用投資總量的擴大減稅和稅收優惠社會投資能力增強,投資增加當然,確保財政政策能夠有效地影響投資總量需要滿足一系列的約束條件,一是啟用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大規模的財政投資要有充裕的財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內使用,不能指望長期通過無節制發債、大規模減稅、擴大赤字規模來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和國際經驗一再表明,持續較大規模的財政赤字是引發通貨膨脹和造成本幣幣值不穩定的重要因素,我們應從中吸取教訓。二是在國家財力有限、財政投資不足的情況下,如果財政投資帶動社會投資效應不明顯,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影響效果必定大打折扣。當今各國財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給,財政直接投資的份額在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不可能占據主導地位,財政的直接投資關鍵在于帶動社會投資,進而擴大有效需求,促進經濟增長。三是財政投資擴張要避免對其他社會投資主體投資的“擠出效應”。
二、積極財政政策在影響投資總量中存在的問題
從1998年下半年我國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其主要內容是通過增發國債,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確保了近兩年經濟增長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與此同時,財政投資擴張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
1.受國家財力約束,財政投資支出在總投資的比重過低,對投資總量影響作用甚微。改革開放以來,財政困境日益加重,滿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設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幾年來,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在財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設支出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別為3.7%、3.9%、3.9%、4.0%?。1998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增發的1000億元國債用于基礎設施投資也只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3.5%。可見,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很低,即使在短期內可以通過增發國債、增收節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資,但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不會很大。
2.財政投資擴張未能有效調動非國有投資的積極性。1998年增發1000億元國債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本不想財政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帶動其他投資主體的介入,通過其他投資主體的擴張最終拉動經濟增長。令人遺憾的是,財政投資擴張只帶動了國有部門投資大幅增長,民間投資未作相應跟進。1998年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19.6%,而城鄉居民個人投資僅為6.1%,集體經濟下降了3.5% ? .從過去幾年的狀況看,在經濟處于低谷時,國家啟動經濟,國有投資率先增長,非國有投資隨后跟進,二者共同的投資擴張帶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比如1989年、1989年經濟增長率分別為4.1%、3.8%,經濟的低速增長迫使國家1991年下半年重新啟動經濟,國有投資率先增長,非國有投資隨后跟進,1991年國有和非國有投資分別為14.8%、13.4%,1992年分別為32.8%、21.9%,1993年分別為17.5%、72.8%?。可見國有投資起著經濟啟動的先導作用,隨后非國有投資大規模擴張,二者共同的合力作用推動那時的經濟高速增長。反觀1998年國家擴大財政投資啟動經濟時,只帶動國有投資大幅增長,非國有投資沒有明顯跟進,在當前非國有投資占近“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單靠國有投資投資的增加來拉動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不現實的,也正說明了財政投資率先擴張未能有效地帶動社會投資,從而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作用有限。
3.乘數效應遞減導致利用投資擴張刺激經濟的作用不明顯。乘數效應說明了投資增加刺激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當投資增加時,經濟擴張,國民收入增量大于投資增量,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倍數等于投資乘數;在投資減少時,經濟收縮,國民收入減少量大于投資的減少量,投資減少導致經濟收縮的倍數也等于乘數。具體表達式為:K=1/(1-MPC)=1/MPS式中K表示乘數,MPC表示邊際消費傾向,MPS表示邊際儲蓄傾向。乘數公式表明,投資乘數的大小與邊際消費傾向或邊際儲蓄傾向有關。
從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來,投資乘數一直很低,最高的1996年也僅為1.70。也就是說,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1000億元投資,最高只能形成1700億元需求,說明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依靠擴大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遠遠答不到人們原來樂觀的設想。
表1 90年代以來我國投資乘數的
單位:億元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GDP 21617.8 26638.1 34634.4 46759.4 58478.1 68593.8 74772.0 79553.0 GDP增量 8245.7 5020.3 7996.3 12125.0 11718.7 10115.7 6278.2 4781.0 城鄉居民消費品總額 9704.8 12462.1 16364.7 20620.0 24774.1 27198.9 29152.9 城鄉居民消費額增量 1459.1 2757.3 3902.6 4255.3 4154.1 2424.8 1954.0 邊際消費傾向 0.29 0.34 0.32 0.36 0.41 0.38 0.40 投資乘數 1.41 1.52 1.47 1.56 1.70 1.61 1.67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摘要》(1999)有關資料計算。
4.公共投資對私人投資的擠出影響不可忽視。根據經濟學中的“擠出效應”,如果政府靠借款支付公共投資,就會推動金融市場利率上升,通過發行債券形式籌集資金也會造成債券價格下跌,從而引起利率上升,進而使私人融資成本上升,導致私人投資萎縮。這樣,公共投資擴張結果卻引起整個社會投資支出的縮減。目前,我國公共投資擴張排擠私人投資的現象主要表現為:一方面政府龐大的投資計劃需要銀行信貸的支持,在銀行資金有限、風險約束增強的情況下,銀行“惜貸”勢必壓縮其他企業或私人投資信貸,部分企業或私人只能尋求較高利息的資金來源,從而增加資本成本,降低盈利能力和再投資能力,還有相當部分企業則由于項目收益水平較低既無緣在銀行內也不可能在銀行外獲得融資;另一方面還表現在政府部門及其下屬機構把某一產業領域作為本單位的勢力范圍和領地,通過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資主體的進入,即使進入也對其業務進行嚴格的限制。這種行政性壟斷排擠了其他投資者的投資介入,減少了其他投資者的投資。同時,非國有經濟原來準備對某一項目進行投資,后來因國家投資同樣的項目,非國有經濟的投資被“擠出”,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設和基礎投資之后,地方項目準備不足,但又不愿意放棄中央的無償投資,便把原來與外資和私人投資合作的項目改為中央投資項目。這時,財政投資只是取代了原有的非國有投資,形成“擠出效應“。近一年多來,中央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下降、貨幣供應量一直增加,銀行的貸款能力應該說大副增強,但企業實際投資并未同步前進,從中可以看出財政投資”擠出“了私人投資。
三、我國實施的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作用有限的因素分析
第8篇：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漸進轉換方向
一、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背景、內容和效果分析
1.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背景。1998年開始國際和國內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具體表現在：首先，國內經濟由短缺轉變為有效需求不足。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經濟從總體上講基本上是供不應求的局面，宏觀調控的基本任務就是壓縮總需求，增加總供給，防止出現通貨膨脹。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國民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以后的1997———1998年，市場出現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國內需求不旺，企業產品庫存總量不斷增加，1998年已達4萬億元，約相當于GDP的40%以上。買方市場的形成，意味著需求已成為影響和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其次，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出口需求不足。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在1998年逐漸顯現，1998年上半年外貿的出口額為869.8億美元，同比增長7.6%，與1997年同期的26.2%的增長速度相比，增幅明顯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現負增長，這種形勢客觀上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創造了條件。再有，貨幣政策效果不佳。在中國經濟“軟著陸”過程中，盡管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銀根、刺激需求的貨幣政策，中央銀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等，以擴大企業貸款需求刺激投資。但從實際效果來看，以調整貨幣政策來拉動需求，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并未完全實現。
2.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主要內容。一是發行長期建設國債，擴大投資需求；二是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擴大消費需求；三是調整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結構，鼓勵和擴大投資、消費與出口。這對于擴大內需、推動地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3.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效果分析。（1）GDP穩定增長，國民經濟進入新一輪快速增長期。據統計，1998至2003年各年的GDP增長率分別為7.8%、7.1%、8.0%、7.3%、8.0%和9.1%.無論是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還是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都是比較高的。尤其是進入2003年，我國的經濟增長又進入了又一輪快速增長期。大部分經濟指標增勢強勁，初步實現了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的發展勢頭，經濟運行質量進一步提高。（2）投資規模逐年擴大，民間投資成長成為主要增長動力。1998年到2003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不僅總量上逐年增加，增長率也在1999年探底后穩步攀升，2003年實現了26.7%的高位增長。如果對全社會固定資產的構成進行分析，會發現集體經濟和城鄉居民個人投資保持著快速的增長，已成為我國投資規模擴大的主要動力，通過國債投資啟動民間投資來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已實現。（3）居民收入水平持續上升，購買能力穩步提高。自1998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尤其是2000年后，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明顯的上升。尤其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自2001年開始就和GDP的增長速度不相上下。其中，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一直穩步提高。由于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也逐年上升，2000年后一直保持9%左右的增長率。
二、調整與轉換積極財政政策的必要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是根據當時特定的經濟形勢來決定的，在經濟形勢好轉變化之后，就應當適時調整和轉換。一是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財政擴張只能是短期政策；二是中央政府債務負擔過重將最終導致財政政策失效；三是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會影響經濟效率；四是財政政策的時滯與擴張的貨幣政策相結合可能引發“滯脹”；五是規模巨大的國債負擔將有可能引起未來的債務償付危機。因此，調整與轉換積極財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漸進轉換方向
為了減輕財政政策負面影響，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拉動效應，我國應該對財政政策方式進行調整，主要從以下方向入手：
1.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向中性。積極財政政策在抑制通貨緊縮、擴大內需、控制供需平衡、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同時也伴隨著一些負面效應，尤其是不斷攀升的財政赤字，引起社會各界對積極財政政策是否應該“淡出”提出質疑。就目前宏觀經濟環境而言，積極財政政策還不容“淡出”，然而，由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向中性甚至緊縮性財政政策的轉型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考慮到經濟增長每年大約有1.8個百分點來源于積極財政政策的支撐，再加上國債部分前期投資項目尚未完工，也還需要后續資金加以確保，因而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向中性的轉化應該有一個過程，是在保持長期建設國債一定規模的前提下，對其絕對量作審時度勢的酌情調減。同時，西方國家的調控經驗表明：在經濟蕭條時，積極的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為有效；而經濟復蘇后，總量控制就應讓位于貨幣政策。因此，在財政政策轉型的同時應有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加大對經濟的支持力度，以減輕財政政策轉型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此外，通過對我國的供求矛盾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既有總量上需求不足的問題，也存在結構上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的問題。而且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及技術的進步，供給有可能發展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財政政策應由單一的需求管理轉向兼顧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以取得更好的調控效果。
2.財政政策由單一的國債投資手段轉向多元手段調節經濟。在貨幣政策效果不明顯，社會資源閑置的背景下，推行以國債投資為主要手段的積極財政政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長期依靠單一的手段來調節經濟，其弊端便逐漸顯現，如：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國民經濟對國債投資產生嚴重依賴、妨礙市場化改革進程、投資效益低下等。考慮到當前我國總量矛盾已不很突出的現實，實現政策手段多元化，通過公債、投資、稅收、補貼、支出、預算等手段的搭配組合以實現調節目標，就不失為一種理性選擇。
（1）稅收手段的運用。稅收是我國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也是國家用以加強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桿，運用稅收杠桿調節經濟已發展成為財政政策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必然選擇。主要要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增值稅。我國現行的增值稅屬于“生產型”增值稅，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企業設備投資和技改投資的積極性，遏止了市場對投資的需求，同時還阻礙了企業設備更新和技術進步。因此，應將“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以增強企業的活力。二是改革消費稅。消費稅是我國現行稅制中對消費調節效應最強的稅種之一。在1994年實施該稅種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某些應稅消費品的消費。與1994年相比，目前我國的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必要進行適當調整，重點可放在降低稅率和調整征稅范圍兩個方面。三是深化企業所得稅改革。要進一步規范稅制，盡快實現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統一，減少各種優惠，形成公平稅負，激發國內企業的投資熱情，促進內外資企業的平等競爭，以適應我國加入WTO的新形勢。另外，為適應目前世界各國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趨勢的新變化，我國也應考慮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適當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
（2）財政支出手段的運用。首先，為適應財政政策由擴張性政策轉向中性政策，從支出的總量上應按照量入為出和量出為入相結合的原則安排支出規模，實現支出目標從積極拉動需求轉向維護社會經濟穩定，既從橫向優化資源在私人經濟部門和公共經濟部門之間的宏觀配置比例，又從縱向保持總供求的均衡。其次，在支出規模優化的前提下，按照優化供求結構、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的要求確定支出重點，統籌兼顧合理安排，以形成合理的財政支出結構，使不同類別的支出能夠給社會帶來相同的邊際收益。此外，要選擇合適的確定支出項目的方法，進一步完善政府采購和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提高財政支出的使用效益。
（3）財政補貼手段的運用。財政補貼是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手段，主要糾正相對價格的不合理，通過影響相對價格結構進而改變資源配置結構和供求結構。出于漸進式改革的考慮，我國的財政補貼一度被作為保護既得利益和保持社會穩定的手段，規模偏大、結構復雜而且剛性明顯，不利于發揮補貼的調節作用。隨著目前價格的逐步理順，首先補貼的范圍應嚴格界定在市場不能有效作用的領域，主要解決外部效應問題、農業等基礎產業的發展問題、公平收入分配問題以及準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問題等，重在發揮結構調節作用。其次，補貼的規模要加以控制，補貼的標準要適合，補貼的結構也要相應調整，應增加貨幣補貼，減少實物補貼；增加明補，減少暗補；增加對生產消費領域的補貼，減少對流通領域的補貼。
（4）預算手段的運用。投資、公債、稅收、支出和補貼等調節手段要發揮作用，必然要在政府預算中得到體現，預算手段是各種財政調節手段的綜合運用，為了更好地發揮政策手段的調節作用，預算手段的運用首先要根據社會經濟狀況確定合適的調節目標，并考慮不同政策手段的功能特點，確定不同政策手段在實現目標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以及運作方式。其次，提高預算自身的技術水平也至關重要，應完善公共預算、國有資本預算和社會保障預算的編制；采用零基預算法確定收支指標，以避免各種收支指標剛性增長；并縮短預算調整的審批期限，從而縮短政策時滯。
3.財政政策由側重調節總量轉向側重調節結構。從“十五”計劃的醞釀過程至今，人們已清楚無誤地看到，影響國民經濟增長和需求擴張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結構性矛盾突出，“十五”計劃明確提出“結構調整是主線”，因此，為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的財政政策應當努力實現以下方面的調節：
（1）供求結構的調節。財政應增加自身的社會消費性支出，如增加教育、醫療衛生、科技等事業發展支出，增加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投入，從而降低學費和醫療費的收費標準，確保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制度的有效運作。這樣既可以直接擴張消費需求，又可以改善社會成員對未來的預期，從而增加個人消費支出，改善供求結構。同時，由于中低收入者和農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因而，設法增加他們的收入也會對解決消費需求不足問題極有幫助。政府應通過取消農業稅，增加對農業的投入，構建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等措施，增加農民收入；大力發展消費信貸，允許消費信貸利息支出抵扣個人所得稅；同時，采取一些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抑制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現象也是必要的。
（2）產業結構的調節。在結構調整與升級的過程中，增量投入所能起到的作用總是極其有限的，關鍵是要依靠存量資源在產業間的流動。市場經濟下，存量資源的跨產業流動是資本重新優化配置的結果。但中國缺乏市場化的系統支持資本退出，資本無法從原有配置領域順暢退出，也就無法重新優化配置，結構調整就難以奏效。對此，財政政策應當在資本退出的補償援助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具體而言，就是政府以一定價格出錢收購、封存或淘汰過剩生產能力，讓那些過剩領域的資本能夠全部或部分地得到補償，避免“市場失效”下的過度競爭。
第9篇：財政政策范文
「 正 文1 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問題
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為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我國政府連續實施了積極財政政策,核心內容是增發國債,擴大政府支出。1998年國債發行額為3891.0億元,1999年為4015.0億元,2000年為4180.1億元,2001年為5004.05億元。連續幾年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對抵御國際經濟衰退對我國經濟的沖擊、抑制我國經濟的繼續下滑、推動我國經濟增長起了有效的作用。來自權威部門的統計預測資料,國債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為1.5%,1999年為2%,2000年為1.7%,2001年為1%-2%.與此同時,也產生了一些問題,主要是人們對日益膨脹的財政赤字和迅速擴大的國債規模萬分憂心。我國財政總赤字1998年為1681.89億元,1999年為2425.21億元,2000年為2598.21億元,2001年為2598.10億元;國債余額1998年為7765.7億元,1999年為10542.0億元,2000年為13674.0億元,2001年為16672.1億元。使人不安是,我國經濟發展對迅速擴大的國債規模能否有足夠的承受能力?我國民間投資增長緩慢(1998年集體投資增長8.9%,個體投資增長9.2%,2000年分別為9.2%和9.5%,2001年為4.7%和0.1%),是否由于政府國債投資存在“擠出效應”所導致?繼續發行國債會不會使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更加缺乏后勁?財政赤字的日益膨脹在日后拉動經濟逐步回升的同時會不會引發通貨膨脹?甚至有人提出積極財政政策應當退出。
2 我國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1 擴大內需仍需加強隨著國際經濟增長的繼續放緩,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和國際經濟“傳導”作用的加強,我國外貿出口面臨的形勢及外需對我國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容樂觀。根據有關資料,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7年為3.6%,1998年為2.3%,1999年為0.8%,2000年為0.015%,2001年為—0.7%(亞洲開發銀行的預測資料是—1.8%)。所以,短期內拉動我國經濟增長促進我國經濟回升的動力仍是內需的擴大。國內需求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為5.5%,1999年為6.3%,2000年為8.0%,2001上為8.0%.雖然近幾年在積極財政政策的拉動下,我國投資增長總體上比較明顯,2000年投資增長率為9.3%,2001年為12.9%,但自2001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經濟減速運行,投資增速明顯回落,2001年1-11月份投資增長16.3%,1-12月份為12.9%,比1-11月份下降3.4%,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不高,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后勁不足,199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對預算內投資依存度為34.6%,1999年上升到101.29%;居民消費水平穩步增長,但是自2001年下半年以來,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也明顯回落,1999-2000年我國消費品零售價格總額增長11.4%,2000-2001年為10.1%(其中,9、11、12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分別下降0.1%、0.3%和0.3%),居民消費實現較大幅度的增長難度不小。近幾年內進一步擴大內需一定程度上仍將依賴于積極財政政策的繼續實施。
2.2 增發國債仍有一定余地從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看,我國遠低于多數歐美國家和國際警界線。1998年我國國債負擔率為9.9%,1999年為12.8%,2000年為15.3%,2001年為17.5%;多數歐美國家為40%-65%;國際警界線為60%.而且,根據國際經驗,當國債負擔率達到一定高度時便趨于回落。以英、美兩國為例。英國國債負擔率1945年達到216%,70年代回落到44%,目前維持在50%左右;美國1946年達到122%,70年代末回落到37%,目前維持在54%.所以,在我國增發國債仍有一定余地,積極財政政策仍可保持其可持續性。
2.3 國債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
“擠出效應”是政府增加支出引起國民收入增加的同時因導致利率上升所引起的民間投資減少,從而國民收入下降的經濟現象。由于連續幾年我國政府在國債支出項目的安排上重點是那些直接回報率低,市場難以調節的基礎設施項目(農、林、水利、交通運輸、郵電通信、農村電網),高新技術及生態環保等,因而國債投資對民間投資未出現明顯的“擠出效應”。今后,繼續發行國債,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只要注意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避開對容易發生“擠出效應”的項目或部門(即競爭性的行業或產品)進行國債投資,則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不但能夠完全避免,而且會有效地帶動民間投資的增長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
2.4 赤字財政與通貨膨脹
提到財政赤字,人們總是想起通貨膨脹。的確,通貨膨脹是國債政策的重要的約束條件,當增發國債已經或即將引發通貨膨脹時,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就必須十分慎重。然而,根據實踐經驗,只有當政府財政赤字采取了貨幣化的融資方式時,央行才會超量增發貨幣,導致通貨膨脹。1998年以來,由于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采取了債務化的融資方式即通過發行國債來彌補,而且只對商行發行,再加上央行主要通過公開市場業務來變動實際貨幣供給量,故連續幾年來的國債發行并未誘發通貨膨脹(近幾年來,央行基礎貨幣供給偏少,居民儲蓄增加較多,商行資金偏松,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創造了有利條件)。在我國通貨緊縮的陰影至今存在。2000年居民消費價格水平上漲0.4%,2001年為0.7%(一般情況下,發達國家把達不到1%的價格水平的上升看作為通貨緊縮);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零售價格處于下降態勢,1999年商品零售價格上漲—3.0%,2000年為—1.5%,2001年為—0.8%.再考慮到我國貨幣政府面臨的問題,在今后幾年繼續增發國債,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應該說不會形成通貨膨脹壓力。
2.5 積極配合貨幣政策,為貨幣政策作用有效發揮和積極財政政策逐漸退出創造必要條件
國債發行一方面能增加財政收入,影響財政收支,屬于財政政策,另一方面又對包括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在內的金融市場的擴張和緊縮起著重要的作用。近幾年來,為了使積極財政政策發揮有效的作用,貨幣政策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今后,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雖然短期內積極財政政策問題不會太大,但根據國際上的經驗,隨著擴張性財政政策規模的不斷擴大,它的缺陷將會因為政策時滯、政治因素、財政赤字等問題而日趨明顯。為了預防積極財政政策的負面影響,當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穩固地走出低點、民間投資得以啟動、消費需求漸趨正常、外貿出口恢復到一定高度時,積極財政政策應該逐漸地退出。近期內,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積極配合貨幣政策,為貨幣政策作用有效發揮和積極財政政策的逐漸退出創造必要條件,包括合理運用財政資金,進一步營造能夠對貨幣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利用財政支持政策保證貨幣政策及其衍生工具的運用;利用稅收政策調節商行信貸行為和信貸資金的流向;健全完善信貸擔保體系,為改進金融服務提供必要的輔助設施等等。
3 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調整
由于種種原因,積極的財政政策在近幾年內有必要繼續實施。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任務繁重,其重要功能仍是拉動內需,促進我國國民經濟長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3.1 積極財政政策的長期化與我國長期經濟增長
首先,我國長期經濟增長的根本在于經濟結構的合理化。積極的財政政策實際上就是西方“需求管理”在我國的實踐。“需求管理”是一種短期行為,從長期來說,我國經濟增長的正本之策并不是“需求管理”而是經濟結構的合理化,因為我國經濟的現實情況并不是真正的供過于求,而是供不應求。要實現我國國民經濟長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根本在于根據市場需求,增加社會有效供給,減少無效供給,實現經濟結構的合理化。
其次,經濟結構的合理化是積極財政政策有效作用的重要條件。在我國持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將使其長期化。由于積極財政政策的功能不僅在于擴大政府支出的直接效應,更重要的是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拉動民間投資增長的后續效應。政府國債投資的后續效應越大,積極財政政策乘數作用就越大,積極財政政策效果就越大。長期化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后續效應的大小依賴于合理的經濟結構。所以,調整不合理的經濟結構,使經濟結構合理化和長期化是積極財政政策功能有效發揮的重要條件。
3.2 長期化積極財政政策有效作用的條件是優化財政支出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