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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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由貿易范文

本文作者：解春艷朱紅根工作單位：江西農業大學

（一）中國—東盟雙邊貿易總額分析從圖1可知，2000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額為395．22億美元，隨著2002年《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削減，中國與東盟的雙邊貿易規模迅速擴大，該年雙邊貿易總額增加到547．81億美元，其后隨著2004年實施的“早期收獲計劃”和簽訂的《貨物貿易協議》以及2007年簽署的《服務貿易協議》，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額2007年達到了2025．33億美元，但由于受2008年年底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額相比于2008年有所下降。從中國－東盟雙邊貿易的地位來看，中國－東盟的雙邊貿易額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例呈波動性上升趨勢，由2000年的8．33％上升至2009年的9．65％。圖1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額及所占比例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統計得到（二）中國－東盟雙邊貿易結構分析從圖2可知，中國對東盟的出口額從2000年的173．41億美元增加至2008年的1143．17億美元，增長了5．59倍，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對東盟的出口額2009年有所下降，為1062．57億美元。中國對東盟出口額占中國對外總出口額的比重呈穩步上升，由2000年的6．96％上升至2009年的8．84％。從中國對東盟的進口額來看，2000年中國對東盟的進口額僅為221．81億美元，2008年則增加到1170．03億美元，與2000年相比增加了4．27倍。從中國對東盟的進口額占中國總進口額的比例來看，從2000年的9．85％逐年遞增至2003年的11．47％，其后4年呈相對平穩狀態，到2008年有所下降。圖2中國對東盟各國的出口總額和進口總額及所占比例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統計得到（三）中國－東盟雙邊貿易區域差異分析從中國與東盟10個國家的雙邊貿易區域差異來看（見表1），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是與中國雙邊貿易量最大的兩個國家，并且從2000年到2009年，中國與這兩國的雙邊貿易額呈逐年遞增趨勢，特別是2004年后增加幅度較大。其次是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與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相比，中國與其雙邊貿易量相對較少。緬甸、柬埔寨、文萊和老撾等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量較小，但今后的雙邊貿易潛力較大。

（一）理論假設基于國內外學者將引力模型應用于貿易領域的研究成果和經驗，對影響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的相關因素進行理論假設：1．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自啟動以來，經歷了十年的發展，在這十年不斷發展的進程中，簽署了各項貿易協議，這些貿易協議的實施所帶來的關稅降低及市場開放等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產生了積極影響，并將長期促進雙邊貿易。但標志性的貿易協議有3項，分別為2002年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2004年實施“早期收獲計劃”和簽訂《貨物貿易協議》及2007年簽署《服務貿易協議》。本文用這3個標志性貿易協議的簽訂來度量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程化程度，并假設每項貿易協議的簽訂對雙邊貿易都有正影響。2．經濟規模。本文采用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一國的GDP總量反應了該國的經濟規模總量以及該國的進口需求能力和出口供給能力，進而影響雙邊貿易流量，并且GDP越大，貿易流量也越大。本文假設經濟規模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有正影響。3．人口數量。一國的人口數量越多，意味著該國國內的需求越多，當國內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則需要從國外進口來彌補無法滿足的需求。本文假設人口數量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有正影響。4．地理距離。一般指兩國的經濟中心或主要港口之間的距離，本文選取的地理距離是兩國首都之間的直線距離。兩國之間的距離決定了貿易的運輸成本、交易成本、時間成本的大小，這些成本從而會影響雙邊貿易的增長。本文假設地理距離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有負影響。5．科學技術水平。一國科學技術水平越高，越能促進生產力提高，越有助于推動經濟發展，該國在國際市場上更具競爭優勢，國際貿易活動更為活躍。本文采用計算機擁有率作為衡量該國科學技術水平的指標，并假設計算機擁有率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有正影響。6．文化距離。一般情況下，如果兩國的語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則意味著兩國的文化距離越近，一國出口到另一國的商品越容易被接受，兩國間的貿易流量也就越多。本文采用共同語言，即貿易對象國是否使用華語作為衡量兩國文化距離的指標，并假設存在共同語言對雙邊貿易有正影響。7．共同邊界。如果兩國擁有共同邊界，一方面可降低運輸成本、時間成本等；另一方面意味著兩國存在共通的文化區域，相互之間交流更便利，貿易更快捷。本文假設共同邊界對雙邊貿易有正影響。8．優惠貿易區。保護性貿易政策是構成國際貿易的巨大壁壘，而當兩國同屬于一個優惠貿易區時，由于各種壁壘的消除或削弱，區域內各國的貿易能夠在一定程度實現自由流動，從而會促進兩國的雙邊貿易，對貿易規模的擴張有積極影響。中國與東盟各成員國同處于亞洲，且同是發展中國家，因此本文采用是否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這一共同自由貿易區作為衡量優惠貿易區的虛擬變量，并假設該變量對雙邊貿易有正影響。（二）模型構建本文基于引力模型中的Linnermann模型，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擴展和修正，建立包括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變量的擴展的引力模型，其形式可以表示為：1nXijt＝β0＋β11n（YitYjt）＋β21n（PitPjt）＋β31n（Disij）＋β41n（Comjt）＋β5（Lanij）＋β6（Borij）＋β7（APECij）＋β8（Policy1）＋β9（Policy2）＋β10（Pol－icy3）＋μij其中，Xijt表示在t年i國與j國的雙邊貿易額；YitYjt表示在t年i國與j國的經濟規模乘積；PiPj表示在t年i國與j國的人口數量乘積；Disij表示i國與j國首都的直線距離；Comjt表示在t年j國的科學技術水平；Lanij為文化距離變量；Borij為共同邊界變量，APECij為優惠貿易區變量；Policy1、Policy2、Policy3分別表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的3個重要變量。β0是常數，β1、β2、β3、β4、β5、β6、β7、β8、β9、β10是回歸系數，μij表示隨機誤差項。（三）數據來源目前，東盟成員國有10個，其中柬埔寨于1999年最晚加入東盟，因此本文選取2000－2009年中國與東盟10個國家的雙邊貿易額作為面板數據。雙邊貿易額數據根據2000－2009年的《中國統計年鑒》整理獲得。GDP和人口數量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兩國之間的地理距離通過世界城市經緯度查詢系統（http：／／www．hjqing．com／find／jingwei／）計算獲得。計算機擁有率來源于世界銀行（WorldBank）數據庫。是否有共同邊界可由世界地圖查詢。各國加入APEC的情況來源于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官方網站。是否使用華語、各項協議簽署時間和內容均來源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官方網站。模型中各項變量的說明如表2所示。

運用統計軟件EViews6．0對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實證考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的影響效應。首先分別就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3個關鍵事件進行回歸分析，得到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為了考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的綜合影響，把代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的3個關鍵事統一納入模型中回歸，得到模型Ⅳ。從表3的模型回歸結果可知，模型調整后的R2較大，表明該模型有較好的擬合優度。D．W統計值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關性。模型中所有變量基本上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具體分析如下：1．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對中國－東盟的雙邊貿易有重要影響。代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的3個關鍵變量Policy1、Policy2、Policy3在全部模型中都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且回歸系數均為正，與前面的理論假設相符。說明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的發展，中國－東盟的雙邊貿易量不斷增長。第一，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了標志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的《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對雙邊貿易有顯著的促進效應，原因在于該協議條款中規定，雙方要逐步取消貨物貿易的所有關稅與非關稅壁壘，逐步實現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第二，2004年實施了“早期收獲計劃”并簽訂了《貨物貿易協議》，根據該項計劃及協議，中國與東盟首先削減近600種農副產品關稅，緊接著開始相互實施全面降稅，這大大促進了中國－東盟雙邊農副產品貿易的發展。第三，2007年簽署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服務貿易協議》，該協議規定，雙方在60多個服務部門，相互做出了高于世界貿易組織水平的市場開放承諾，這一協議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東盟服務貿易的發展，標志著雙方合作關系進入了全新領域。2．經濟規模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四個模型中均為正，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中國－東盟的雙邊貿易與雙方的經濟規模呈現正相關，與前面的理論假設相符。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貿易國GDP越高，潛在的進口需求越大，更有利于中國對其貿易出口。另一方面，對于中國而言，GDP的增加對其供給市場的影響表現為生產能力的提高，出口額加大。隨著各國經濟規模地不斷擴大，雙邊貿易量也會不斷增長。3．人口數量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全部模型中均顯著為正，說明人口數量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起到促進作用，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一致。原因在于東盟中的多數國家與中國一樣，同屬于發展中國家，科學技術水平不高，高新技術產業尚處于發展階段，人口因素使得國際間的貿易更加活躍，人口數量增加創造的需求效應遠遠大于國內分工深化作用。4．地理距離變量的回歸系數在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中為負，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地理距離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有負影響，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一致，并且地理距離越遠，中國對貿易對象國的雙邊貿易額越小。但在地理距離變量模型Ⅳ中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其原因有待進一步考察。5．科學技術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全部模型中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對象國計算機擁有率越高，中國與其雙邊貿易額越大，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一致。一般來說，一國計算機擁有率越高，表示該國科學技術應用水平越高，居民生活水平及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越高，對商品的消費能力會越強，因此會帶來更多的進口需求。同時，一國科學技術越發達，生產能力就越強，會創造出更多的出口供給。6．文化距離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全部模型中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中國與同使用華語的貿易對象國進行貿易較之不使用華語的國家，雙邊貿易量更多，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一致。原因在于：一方面，使用華語的國家華人人口較多，對本國的產品需求較大；另一方面，華語作為該國的官方語言，使得該國居民對中國抱有親切感和認同感，在人文環境上產生一定程度的共通點，更容易接受和喜愛中國的產品，對于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更容易推廣。7．優惠貿易區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全部模型中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當中國與其貿易對象國同屬于APEC成員國時，更有利于促進兩國間的雙邊貿易，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一致。因為屬于同一貿易區的國家在貿易過程中存在貿易優惠政策，相互之間可以享有關稅優惠，技術性貿易壁壘、非關稅貿易壁壘和其他貿易壁壘都會相對較低，利于貿易規模的擴大。8．共同邊界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四個模型中都為負，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共同邊界與雙邊貿易量負相關，這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不符。究其原因，與中國有共同邊界的國家，如緬甸、老撾都是貿易小國，經濟規模小，科學技術水平相對較低，所以貿易流量少，即使存在共同邊界的優勢，也難以發揮優勢來大規模的擴大貿易；而與中國沒有有共同邊界的國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其國家經濟規模大，科學技術水平相對較高，且同使用華語，對中國的進口需求和出口供給都較大，因此就造成了與中國沒有共同邊界的國家貿易流量較大，而與中國有共同邊界的國家貿易流量反而較小的現象。這也從側面說明了中國對東盟各鄰國的貿易還不夠發達。

第2篇：自由貿易范文

所謂“華為安全威脅”只是“中國威脅”的一個縮影。像華為一樣，中國多年如一日遵守著美歐主導的國際游戲規則。正當中國憑借“勤勞革命”在自由貿易的世界網絡中即將掙得本應屬于自己的收入與尊嚴時，規則的主導者說，“由于你們的原因（對我們產生了威脅），現在該變變規則了”。他們似乎忘記了起初將自由貿易之旗插遍世界之時，所說的“如果不讓商品跨越國界，士兵就會跨越國界”的強橫。不，應當說，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一如既往地強橫，無論是推銷自由貿易之時還是終結自由貿易之時。

應當承認，基于相對比較優勢理論的自由貿易政策給人類社會勾勒出了“各盡所能，各得其所”的美好圖景。在這一圖景中，即便一個國家不能比任何國家更有效率地生產任何產品，它同樣可以通過生產自己相對更加擅長的產品，并通過自由貿易而獲益。

在風行世界的《國際經濟學》教科書中，克魯格曼用比較優勢理論駁斥了“貧民勞動論”的荒謬觀點，即“如果來自外國的競爭是建立在低工資的基礎上，那么這種競爭是不公平的，而且會損害其他參與競爭的國家”。實際上，外國的低工資率和本國是否從貿易中獲利的問題并沒有多大關系，關鍵是用本國自己的勞動力來衡量，生產哪種產品的成本更低。只要本國專注于生產這種產品，它就可以通過與別國貿易而獲得利益。

美國和歐洲現在提出要用所謂“公平貿易”來取代“自由貿易”，其理由就是中國等新興國家通過國內政策補貼了本國產業部門，降低了生產成本，從而讓這些部門擁有了更高的國際競爭力，如果還實行自由貿易，則美國和歐洲會因此受損。其邏輯上的紕漏，與“貧民勞動論”如出一轍。

如果美國還從事生產的話，如果美國還生產那些對其他國家有使用價值、且美國也愿意提供給其他國家使用的產品的話，自由貿易對各方仍是有利可圖的。問題在于，美國已經不事生產了。此外，據說出于“安全”的原因，它生產的一些東西還不用于貿易。美國已經由原本最富活力的生產者，轉變成了最能獲利的全球分配者。非要找一種它愿意生產的東西不可的話，它最樂意生產的是美元。但是，美元生產得越多，其世界貨幣的地位就越岌岌可危，美國就越接近于用白條交換其他國家的勞動產品。這種狀況顯然不可持續。我們禁不住要猜測，為了保證對美元和美國的“信心”，它才會致力于生產一些不用于貿易的保證“安全”的東西，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強迫其他國家接受美元“白條”。

在路遙的小說《平凡的世界》中，勤勞的主人公原先十分貧窮，他的同事游手好閑卻非常富有。主人公通過辛勤的勞動與同事交換，把同事的財富一件一件交換到手。主人公用自己的勤勞“剝奪”了富有的同事，令這位原本富有的同事慚愧不堪，轉而也開始思務正業。

第3篇：自由貿易范文

我國自由貿易區建設面臨的新形勢和新要求

我國從2002年11月與東盟簽署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以來，目前已簽署并實施的有10個，正在商建的有6個。這些協定的簽署對我國經濟發展、對外開放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與美歐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自由貿易區建設還處于規模小、標準低、作用小的狀態。因此，新形勢下必須加快推進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建設。

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我國自由貿易區戰略面臨新競爭。進入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多邊貿易體制進展緩慢的情況下，以美國等為主的發達國家，加快推進自由貿易區戰略步伐，區域經濟一體化快速發展。據世貿組織統計，截至2014年6月15日，向其通報并生效的區域貿易協定共有379個，絕大多數是近10年左右出現的，其中自由貿易協定約占90%。同時，美歐等主要經濟體構建了范圍更廣的排他市場，對我國實施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戰略形成挑戰，特別是對我國積極推動的10+3、中日韓等自由貿易區建設起到了阻礙作用，使我國推進與周邊國家的自由貿易區建設面臨更加復雜的環境及新的競爭。面對新形勢，要求我國必須順應新的發展形勢，加快推進自由貿易區網絡建設，否則會失去發展主動權，處于被動局面。特別是我國周邊復雜的政治經濟形勢，需要以自由貿易區為紐帶，與周邊國家建立更緊密的聯系，營造有利于我國發展的周邊環境。

國際貿易投資規則面臨重構，我國自由貿易區需爭取更多主動權。美歐等主要發達經濟體通過積極推進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服務貿易協定（TISA）等談判進程，重構國際貿易投資規則，提出許多21世紀新議題，如在環境、勞工、競爭中立、知識產權、政府采購等方面提出更高標準，以期占領未來國際競爭制高點，為未來經貿、投資的發展“樹標桿、定規矩”。重構國際經貿規則對拓展我國外部空間形成較大壓力，但也要求我國積極參與國際重大自貿區談判，進一步融入國際規則體系，爭取更多規則制定的主動權。

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我國自由貿易區引領作用亟待增強。10多年來，我國自貿區建設促進了與自貿伙伴貿易和投資增長，實現了與自貿伙伴的互利雙贏。但我國自貿伙伴數量相對較少，與世界主要經濟體尚未建立自貿關系，我國自由貿易區建設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尚未充分發揮。這就要求進一步加快實施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建設，實施更加積極的自由貿易區戰略，爭取與主要經濟體開展自由貿易區建設，更好地發揮自由貿易區對開放型經濟的引領作用。

國內改革進入新時期，自由貿易區需承擔更大責任。目前我國自貿區開放水平與規則標準還不高，重點行業降稅空間較小，主要服務貿易領域難以降低準入門檻和實施負面清單，投資也未完全實現準入前國民待遇，而且在談判中基本不涉及競爭中立、政府采購、環境、勞工等“新議題”。從我國經濟發展全局考慮，建設高標準的自貿區符合我國長遠利益，自貿區建設的開放性決定其應更多承擔促進國內改革的重要任務，使我國更好地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占據更多主動。

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存在的困難

產業開放面臨較大壓力。進一步推進貨物貿易與服務自由化，會對我國部分相對弱勢產業造成一定沖擊。農業將面臨來自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農業強國的競爭壓力，高端制造業將面臨來自日本、韓國的競爭，服務業可能面臨來自日本、韓國、新加坡乃至印度等國的競爭。在國外產業沖擊之下，國內競爭力較弱的這些產業部門可能會出現經營困難，甚至破產等問題。

規則層面面臨現實挑戰。當前在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系（RCEP）和中日韓自貿區等談判中，一些國家提出了新的規則，比如要求服務貿易采用負面清單列表方式;要求給予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要求采用更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標準等。我國要接受這些規則和標準面臨許多現實壓力，一方面許多法律法規需要調整，許多行政成本會因此增加;另一方面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經濟安全風險有待全面評估，這也導致了一些協定談判因為這些規則層面的因素而陷入困境。

國內協調存在諸多困難。隨著中日韓自貿區和RCEP談判的啟動，我國面臨的自貿區談判成員正由單一國家轉向多個國家，但我國產業攻防利益各不相同，單純依靠商務部協調難度很大。同時，許多談判對象國提出了更高的貨物和服務自由化水平要求，以及談判一些21世紀新議題的新要求，進一步增加了當前自貿區談判的協調難度。

產業損害應對體系尚不完善。我國自貿區產業損害應對體系尚不完善，對重點產業發展的跟蹤、監測、預警水平還有待提高，對企業轉型升級的支持力度仍然不夠。而且，我國尚未建立貿易調整援助制度，對于受開放沖擊的企業、工人和農民的援助方式較少，援助力度不足，影響了產業界對自貿區建設的積極性。

完善的風險防控體系尚未建立。目前針對放寬外資準入，我國已將國家安全審查納入外商投資項目管理體系，但尚未建立系統、完善的風險防控體系，在提高自貿區開放水平方面還存在很多顧慮。

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對策建議

進一步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頂層設計。要從國家層面制定清晰的自貿區戰略，設立高級別的自貿區管理機構―國家自貿區談判領導小組，自上而下全盤統籌自貿區談判與后續建設工作。建議從法律層面對自貿區談判工作進行規范，逐步建立公平、公正、公開和合規的政策體系。

加快推進自貿區全球布局。推動中韓、中日韓、中澳、中海合會、RCEP、中斯等現有自貿區談判取得實質性突破。盡快啟動中印、孟中印緬、中蒙等自貿區談判，在條件成熟時加入TPP協定，加快構建亞太自貿區。結合“一帶一路”建設，穩步推動與中亞、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以及加拿大、歐盟、歐亞經濟聯盟等主要經濟體的自貿區建設。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不斷提升已建成自貿區的合作水平。擴大開放合作，提升一體化水平，推動臺港澳更深層次參與區域經濟合作。

積極穩妥擴大產業開放。探索建立綜合指標體系，就建立自貿區對各產業的具體影響進行綜合評估。完善產業損害應對體系，做好自貿區對產業損害的評估和預警工作，有序有度地保護國內產業安全。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貿易調整援助制度，對自貿區下因貿易或產業轉移而遭受利益損失的產業、企業、工人或農民實施技術支持、咨詢服務、信息指導、市場開發、稅收優惠以及融資幫助等援助手段，消除國內利益相關者對自貿區建設的疑慮和阻力。

第4篇：自由貿易范文

眾所周知，自由貿易在長期是有利于經濟的發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來貿易保護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加入自由貿易區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調整成本）。因為關稅的取消、貿易壁壘的消除總會引起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使資源在各個產業之間重新配置。然而，這個過程是痛苦的。那些原來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會發展壯大，而那些沒有競爭力的產業則終將被淘汰，從而導致一些產業的部分資本荒置和勞動力失業。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一些國家在執行自由貿易區計劃的決心和行動。但是，如果區內貿易的擴大主要來自產業內貿易，那么，各國加入自由貿易區的成本就比較低(DixonandMenon,1995)。因為產業內貿易并不是導致生產要素在產業間的流動，而是在同一個產業內流動，是產業內的專業化，其資本和勞動力的變動更容易適應新環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認為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區內貿易的擴大主要是以何種形式——產業間貿易還是產業內貿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東盟的區內貿易

自1994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正式實施以來，在區內關稅減免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稱為《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是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主要運行機制。CEPT產品包括四類，即列入清單產品、暫時例外產品、一般例外產品和敏感產品。）產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屬于“CEPT列入清單”，其中92.7%商品的關稅在5%以下。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區內貿易總額為1595.91億美元（注：2000年泰國區內貿易的進出口值只包括頭9個月的數據。），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時，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比重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個百分點，年均增長2.19%。因此，從區內貿易比重來看，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在擴大區內貿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當然，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對各成員國的影響是不同的。馬來西亞和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有所下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居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首位，但其區內貿易在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總量中的份額卻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萊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變化起伏較大。而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區內貿易比重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長率分別達6.67%、7.92%和4.79%，說明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使區域內原先貿易保護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加強了同區域內其他國家的貿易聯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擴大經濟規模，增強其出口產品在區域內的競爭力。

二、產業內貿易指標

對產業內貿易問題的經驗性和統計性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主要涉及經濟一體化對貿易專業化的影響，其代表人物有沃頓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薩(1966)、格魯伯和勞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們都建立了各自的測量指標。其中，格魯伯－勞艾德指標(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為止最具權威的產業內貿易測量指標，簡稱GL，其表達式如下：

附圖

其中，X[,ij]、M[,ij]分別代表i國j產業的出口額和進口額，如果i國j產業的貿易全部為產業間貿易，則GL[,ij]=0；如果i國j產業的貿易全部為產業內貿易，則GL[,ij]=1。因此，產業內貿易指標值在0-1間變動，GL[,ij]越接近1，說明產業內貿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0，則說明產業內貿易的程度越低。

而一國所有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指標是各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比率的加權平均數，其表達式為：

附圖

表1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比重單位：%

附圖

注：此處的區域內貿易比重指一國或區域的區內貿易占該國或該區域總貿易的比例。2000年泰國只包括1-9月份的進出口數據。

資料來源：ASCUDatabase。

人們通常用一段時間內格魯伯－勞艾德指標的變化來說明產業內貿易的重要性，如伊瑪達(Imada,1990)、阿里夫(Ariff,1991)、基旺(Kwan,1994)和拉曼薩米(Ramasamy,1995)都用此指標對東盟產業內貿易進行研究。但是我們所要說明的是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調整成本，也就是研究該時期區內貿易的增加主要來源于產業內貿易還是凈貿易(nettrade,NT)，（注：在此用公式對相關概念作一介紹。TTi=NTi+IITi，其中TTi=Xi+Mi，NTi=｜Xi-Mi｜，TTi指i國的區內貿易的進出口總額，Xi、Mi分別指i國區內貿易的出口額和進口額。tti、nti和iiti分別是一段時期TTi、NTi和IITi的增長率。）而格魯伯－勞艾德指標并不能說明產業內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程度。另外，該指標還會引起誤導，因為，有時盡管產業內貿易比凈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低，但是該指標仍然呈上升趨勢；同樣，有時該指標呈下降趨勢，盡管產業內貿易比凈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較低，這是因為：

當iit[,i]＞nt[,i]時，意味著GL[,i]是上升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則Ciit[,i]＜Cnt[,i]；類似地，當nti＞iiti時，意味著GLi是下降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則Cnt[,i]＜Ciit[,i]。

產業內貿易和凈貿易的貢獻率表達式如下(Menon,1996)：

tt[,i]=Cnt[,i]+Ciit[,i],(3)

其中，Cnt[,i]=(1-GL[,i])nt[,i],(4)

Ciit[,i]=GL[,i]iit[,i],(5)

tt[,i]、nt[,i]和iit[,i]分別是i國一段時期TT[,i]、NT[,i]和IIT[,i]的增長率，Cnt[,i]和Ciit[,i]分別指nt[,i]和iit[,i]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GL[,i]指基期i國的格魯伯勞艾德指標。

三、樣本的確定與數據來源

國際貿易的商品成千上萬，確定這些貿易中哪些屬于產業內貿易，哪些屬于產業間貿易，涉及到商品的分類和產業的定義問題。本研究根據HS編碼來劃分。（注：HS編碼全稱為協調商品名稱和編碼制度(TheHarmonizedCommod

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HSCode)，也簡稱協調制度，是一種多用途的國際貿易商品分類目錄，廣泛用于國際貿易有關各國和國際組織的征稅、統計、運輸等方面，是迄今最完善、系統、科學的國際貿易分類體系。HS編碼一位數為類，兩位數為章，二者分別有22類和99章。）一般說來，產業劃分的越細，產業內貿易指標就越低，反之亦然。由于受數據的影響，本文將按章，也就是HS編碼兩位數等級數據來劃分，然后再用加權平均法計算HS編碼一位數（類）和所有商品總體的產業內貿易指標及其對區內貿易的增長貢獻率。

本文對1993年至2000年期間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產業內貿易進行實證分析，并將1993年作為基期。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產業內貿易進出口數據來源于ASCU數據庫。

四、實證研究結果及其分析

利用公式(1)-(5)，本文計算了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指標。

就東盟自由貿易區整體而言，1993年至2000年期間，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增加了94%，其中產業內貿易提高了75%，產業間貿易提升了18%，換句話說，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的增加有近80%來源于產業內貿易。從部門看，在18類商品中，（注：本文將武器彈藥、雜項制品、藝術品和其他未分類商品排除在外，故只有18類商品。）除了動植物油脂類商品外，東盟自由貿易區其他17類商品的區內貿易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機電音像設備和化工產品的區內貿易增幅最大，均超過一倍，分別達1.45倍和1.42倍。而就產業內貿易的貢獻率而言，除了植物產品、動植物油脂和木及木制品外，其他15類商品的產業內貿易的貢獻率高于產業間貿易的貢獻率。

從東盟自由貿易區各國的具體情況看，除了文萊的區內貿易下降了14.54%外，其他5個國家的區內貿易額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其中，菲律賓和印尼的增幅最高，分別達3.08倍和1.31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額有所下降，但其產業內貿易卻增加了近10%，其他5個國家的產業內貿易對擴大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都大于產業間貿易的貢獻率。

很顯然，東盟自由貿易區產業內貿易的實證研究結果說明東盟區域貿易合作有助于東盟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產業內貿易在東盟區內貿易的重要性的提高說明了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短期調整成本低于原先一些國家的預計。看來那些擔心貿易自由化會導致巨大的短期調整成本的生產者是言過其實了。各個東盟國家應對那些院外活動團體的說辭持審慎態度，不要為此而改變貿易自由化的進程。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提高了產業內貿易在東盟區內貿易的重要性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根據林德爾(Linder)的“需求偏好相似論”(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Theory)，相似的收入水平和消費偏好促進產業內貿易。自80年代開始，特別是80年代后期開始，東盟各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間，泰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最高，高達7.80%，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則分別為6.05%、7.48%和6.36%，菲律賓最低，為2.88%。隨著東盟各國經濟的發展，東盟的市場容量迅速擴充，需求越來越重疊，從而使東盟的產業內貿易比例越來越高。其次，東盟各國的工業化建設。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間，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工業附加值年均增長率都達到兩位數，分別高達12.18%、11.74%和10.07%，新加坡為9.22%，菲律賓最低，為4.05%，可見東盟的工業生產能力大大提升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東盟產業內部的分工就越細，異質產品的生產規模就越大，從而形成異質產品的供給市場，伴隨著需求結構的日益趨同性，東盟的產業內貿易增加了。第三，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隨著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東盟國家之間的關稅越來越低，到2001年東盟自由貿易區90%以上商品（CEPT列入清單商品）的關稅低于5%，各國的貿易保護程度大大降低了。這促進了東盟區域資源的重新配置，一些資源從進口部分轉移到出口部分，使出口產品更加多樣化，提高了產業的水平分工。根據巴拉薩和波溫斯(BalassaandBauwens,1987)的實證研究，產業內貿易與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呈正向關系，即組建區域經濟組織有助于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最后是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跨國公司在東盟的投資主要有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跨國公司在該時期的投資主要是為了避免東盟國家的進口限制和壁壘；第二個時期是90年代，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尋求生產的低成本，并將東盟作為出口基地。此次的投資主要是在消費類電子和電子配件。正是第二個時期的投資大大促進了東盟國家間的產業內貿易，這些產業內貿易主要是那些電子配件等中間產品。隨著跨國公司的發展，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Intra-firmTrade，也稱公司內貿易）也不斷擴大，而在公司內貿易中相當部分屬于產業內貿易。現以日本豐田汽車在東盟各國的投資為例，來說明跨國公司在東盟的投資有助于東盟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參見圖1）。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在東盟地區內展開產業內分工，把汽車零部件生產分布到各國，進行專業化生產，以發揮規模效應，而且根據東盟《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的規定，這些產品的區內貿易是享受關稅減免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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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自由貿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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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通關“簡政”助自貿區增效提速[N].科技日報，20141218，（6）.

[8]楊群.口岸如何“管得住”又“快起來”[N].解放日報，20140304，（4）.

[9]蔡巖紅.海關一年推23項自貿區新制度[N].法制日報，20140917，（6）.

第6篇：自由貿易范文

對韓國來說，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是一件再普通不過的商務外交事件。而且這也并不是一件新鮮事。許多年前，韓國就曾與智利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

相比之下，對于歐盟與韓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歐盟的出發點倒是值得更多的關注。迄今為止，歐盟將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歐洲各國之間多邊貿易協定上，而此次與韓國正式簽訂雙邊貿易協定，使韓國成為與歐盟簽訂雙邊協定的第一個亞洲國家。至此，歐盟和韓國歷經三年的馬拉松式談判終于修成正果。據說，這項自由貿易協議將大大消除雙方之間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

應當看到，歐盟是多邊貿易不斷發展的結果。但它的多邊程度已經很高，歐盟已經擁有27個成員國，歐洲央行都有了，歐元也有了，成員國之間互免關稅甚至人員與貨物自由流動更不在話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歐盟國家只是注重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容易做的事情幾乎都做了，很難再尋找更多發展空間，相反，歐盟在貿易方面的雙邊合作卻不明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經濟體，歐盟在積極尋找雙邊協定的對象。

正因如此，對于歐盟與韓國之間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歐盟委員會評價說，它是歐盟迄今所簽署的“最雄心勃勃的”貿易協議，也是與亞洲國家達成的首份自貿協定，但絕不是最后一份。

現階段，韓國是歐盟第貿易伙伴，歐盟是韓國第二大出口目的地，雙方去年貿易額為620億歐元。據了解，這項協議將給歐洲制造商帶來價值190億歐元的新出口訂單。

不僅僅是韓國，亞洲其他國家也表示出了與歐盟合作的興趣。印度有望于今年年底和歐盟完成自貿協定談判，新加坡、馬來西亞等都已經開始了與歐盟簽訂自貿協定的談判。與此同時，越南、泰國和日本也都和歐盟共同表達了要締結雙邊自貿協定的意愿。甚至，不久前的亞歐首腦會議也成了搭建亞洲國家和歐盟雙邊關系的平臺。

現在看來，歐盟之所以注重發展與亞洲國家之間的身邊合作，也的確是“高瞻遠矚”。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洗禮，亞洲市場發展的現狀和潛力讓歐盟各國刮目相看，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相比金磚四國中另外兩個依靠資源的國家，中國和印度作為產業鏈的中游能夠為歐盟提供巨大的潛在機會。俄羅斯和巴西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資源產業拉動的，處于產業鏈的上游，對中下游產業的帶動作用并不是十分明顯。

從歐盟自身角度看，經歷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歐盟經濟無大的起色，也很難找到經濟增長的亮點，只能維持現狀。雖然在危機中歐盟所受影響小于美國，但是歐盟的問題也不小，只是經濟體量大，把問題都包裹住了，如果需要發現新的經濟增長點就要抓住亞洲。

依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在2000年至2008年的八年間，歐盟與出席亞歐首腦會議的18個亞太國家以及俄羅斯間的貨物貿易總值幾乎翻了一番。截至今年上半年，歐盟對這19國的出口已占到其出口總額的29％，從這些國家的進口更是占到45％。目前，出席亞歐首腦會議的亞歐國家占到了全球經濟總量的一半和全球貿易總量的60％。

應當指出的是，歐盟畢竟只是一個“盟”，尚未成為“歐洲國”，因此，對于與韓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歐盟內部也并不是“一致”的。歐盟和韓國2007年啟動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經過艱難的討價還價，雙方于2009年10月草簽了協議文本，并交由各成員國批準，但這也只不過是“草簽”。意大利曾表示，與韓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可能會損害意大利汽車制造業的利益，因此不能輕易贊同此協議。看來。做通意大利的工作也是歐盟韓國之間達成自由貿易協定的一個重要節點。不過，相對于歐盟不同成員國的“小算盤”，歐盟內部各成員國倒更應多打打“大算盤”。在后危機時代更應如此。

第7篇：自由貿易范文

[關鍵詞] 中國 日本 中日自由貿易區 雙贏

一、引言

從中日兩國外交正常化恢復經貿以來,中日貿易額從1978年的的接近50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667.8億美元。根據國家商務部統計,2008年中國對日本出口1161.34億美元,同比增長13.80%;中國從日本1506.51億美元,同比增長12.50%。中國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貿易伙伴。日方統計表明,中國已成為日本最大貿易伙伴。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08年中日貿易占中國對外總貿易額的10.4%,日本居歐盟、美國之后,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我們認為根據中日經濟貿易發展的要求,建立中日自由貿易區是可以考慮的。

二、 中日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

所謂的中日自由貿易區就是指中日兩國為取消中日之間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實現中日相互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所進行的地區性自由貿易安排。

中日自由貿易區理論上的可行性。陳巖(2001)對兩國自由貿易區的理論可行性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論證。中日自由貿易區也是適用的。一般而言,自由貿易區的靜態效應初步包括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兩個方面。當自由貿易區中一個國家的一些國內產品被來自由貿易區中另一個國家的較低生產成本的進口產品所替代時,就產生了貿易創造。如果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自由貿易區內資源都得到充分利用,那么貿易創造就增加了成員國的福利。同樣,貿易創造也增加了非成員國的福利,使世界范圍內的社會福利有所增加。如果組成自由貿易區后,先前的貿易伙伴關系發生改變,即一國把與貿易區外低成本的某個國家的相互貿易轉變為與貿易區內高成本成員國間的相互貿易,這就是自由貿易區帶來的貿易轉移效應。就貿易轉移本身來說,是減少國家福利的,因為它把生產從效率較高的非成員國轉移到效率較低的成員國。因此,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效應取決于貿易創造效應與貿易轉移效應之間的比較,一般來說,當貿易創造效應大于貿易轉移效應時,則建立自由貿易區是有利的。進一步地,自由貿易區除了可以帶來靜態福利效應外,還可獲得動態效應。這些動態效應是由于競爭的加強、經濟的規模化、投資的增大以及經濟資源的有效利用的動態增長效應。一般而言,建立自由貿易協定所產生的動態效應被認為比靜態效應要大得多,而且更為重要,這成為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重要決定因素。陳巖(2001)對兩國自由貿易區的理論的分析,包含且超越了一般的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的分析,這也適于中日自由貿易區。

中日自由貿易區實證與實踐上的可行性。就當代而言,從中日兩國貿易恢復后,出現了快速增長。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08年中國對日本出口1161.34億美元,同比增長13.80%;中國從日本1506.51億美元,同比增長12.50%, 2008年中日貿易占中國對外總貿易額的10.4%,值得指出的是,從1992年到2003年,日本曾連續12年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但隨后被歐盟、美國趕超,日本成為居歐盟、美國之后的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而中國是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除了貿易外,日本對華投資也是雙方經濟關系的重要內容。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投資中國的比例在2004年增至19%, 2007年對華直接投資比2006年又增長1. 9%。2008年投資項目達到1438個,實際投資金額達到36.52億美元。對于日本來說, 中國依然是亞洲第一位重要的對外直接投資選擇地。就中日貿易結合度而言,陳巖(1999)指出在1991年就已經大于1在1.2與4之間。從2000年起到現在中日兩國的貿易結合度則在2到4之間。從國際上實行自由貿易區的實踐來看,中日兩國貿易的結合度比一些實行了自由貿易區的國家要高。就中日貿易區的福利增加而言,我們的預測是短期將增加500億美元的貿易額,有助于中日貿易突破3000億元的選擇。

三、 跨越現有的制度框架來推動中日自由貿易區的建立

對于中國和日本而言,中日兩國國都是WTO、APEC和 “10+3”的成員,這三重框架為三國政府高層領導提供了會晤和磋商機制和制度。特別是“10+3”機制和制度。首先在1999年在日本的提議下,中日韓開始了在“10+3”框架內的三國政府首腦年度會晤機制。在此機制的推動下,三國已經啟動了經濟研究機構的合作,成立了三方信息技術工作組。2002年開始“10+3”框架下的中日韓三國首腦年度會晤已成固定機制。我們必須看到的是在上面的三個合作機制下,建立中日自由貿易區,與它們并不沖突,反而有利于上面三個機制的自由貿易為取向的運作,因為促進自由貿易是幾個方面的共同點。因此,我們認為可以跨越現有的制度框架來推動中日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第一步要在關稅上中日實現自由貿易區的要求,而后再逐步在非關稅壁壘等方面實現自由貿易區的要求。我們相信,從總體上看,中日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中日是一個雙贏的過程,它將為中日經濟貿易構筑了一個新的經濟貿易合作的平臺,將促進中日關系的長久和平、健康、持續地發展。

參考文獻:

第8篇：自由貿易范文

雙邊自由貿易緣何再度全球盛行?

全球新一輪雙邊自由貿易盛行，是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的大背景下展開的，主要受一些現實因素的直接影響。

1、WTO多邊貿易體制面臨新的挑戰。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隨著世界經濟逐漸陷入全面衰退之中，新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如今年出現的美國對進口鋼材強制實施201條款和美國提高農產品補貼就是典型事例。同時，由于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日益顯現，反全球化浪潮在全球尤其發達國家急劇蔓延。1999年，WTO貿易部長在西雅圖會議上試圖啟動新一輪全球多邊貿易談判的計劃，就因反全球化組織的強烈阻撓而夭折。這直接導致WTO多邊貿易談判的難度大大增加。雖然2001年12月，WTO貿易部長多哈會議在最后關頭決定啟動全球貿易談判，但就現實情況看，結果不會一帆風順。毫無疑問，WTO多邊貿易談判在受阻，已成為雙邊自由貿易再度盛行的主要原因。

WTO多邊貿易體制的某些局促性也是許多國家熱衷于雙邊自由貿易的原因之一。WTO的權威在強有力的國家利益面前經常顯得蒼白無力。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大多是由國家或具有超國家性質的區域集團(如歐盟)締結，與曠日持久的WTO多邊貿易談判相比，它具有時間短、見效快的特點；與程序復雜且缺乏國家強制力的WTO多邊貿易體制相比，雙邊自由貿易機制只有兩個當事方，因而具有易操作、約束力強的特點。另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在促進當事雙方自由貿易、經濟技術合作、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乃至雙方政治關系發展方面的所起的作用比WTO多邊貿易體制更直接、更有效。因此，許多國家和地區往往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當作通向更高層次經濟乃至政治合作的第一步。

2、部分區域性多邊自由貿易的開展遇到新的困難。

區域性多邊自由貿易通常是指由兩個以上國家、地區或區域經濟集團通過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組建自由貿易區而開展的自由貿易。目前，已經啟動的區域性多邊自由貿易區或以此為基礎的經濟組織已遍布世界各地，其中最重要的由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南方共同市場、安第斯共同體、東盟自由貿易區、西非國家共同體等。

但是，在世界經濟衰退背景下出現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下，這些區域多邊自由貿易區計劃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面臨越來越多的困難。目前，在這些區域性多邊自由貿易區計劃中，有的因談判屢屢受挫而陷入僵局，如“歐盟-拉美自由貿易區”；有的因談判爭吵不休而無實質性進展，如“美洲自由貿易區”；有的因計劃不能推行而脫離原有主題，如“APEC自由貿易區”，更有些一直停留在構想階段難有新的突破，如“跨大西洋共同市場”。

即使是已經啟動的區域性多邊自由貿易區也因成員方利益的沖突出現的裂痕，如目前世界第一大自由貿易區——北美自由貿易區。今年5月21日，因雙方談判破裂，美國開始對從加拿大進口的木材征收高達27．2％的反傾銷稅，從而導致美加木材貿易戰急劇升級。墨西哥也開始抱怨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后農牧業損失慘重。可見，這些區域性多邊自由貿易區建設所面臨的困難，已成為雙邊自由貿易再度盛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3、新形勢下各國重新調整自由貿易政策。

新形勢下，世界各國為發展本國經濟而紛紛調整自由貿易政策，即由原來的側重“多邊”調整為側重“雙邊”或“多邊”與“雙邊”并舉。表現最為突出的是近年雙邊自由貿易明顯落后于其他國家的美國、日本、中國和東盟國家。

美國政府認為，隨著全球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急劇增多，如被排擠在多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之外，將對美國企業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而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將有助于美國確立安全保障體系，強化與其他國家的經濟聯合。為此，美國開始重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并著手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工作。今年8月，美國國會通過長期制約這一談判進程的美國總統“快速審批”貿易談判權。布什總統在獲得這一權力后表示：“我們將更快地與單個國家如智利、新加坡和墨西哥建立自由貿易關系。我們還將與其他國家如澳大利亞探討建立自由貿易關系。”由此可見，在未來的時間內，美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改判進程將會大大加快。總之，各國自由貿易政策的調整已成為全球新一輪雙邊自由貿易強大的內部推動力。

雙邊自由貿易會否沖擊WTO多邊貿易體制嗎?

雙邊自由貿易的根本特征是“對內自由、對外保護”，因而它對WTO多邊貿易體制的影響也是雙重的，即既有一定的積極影響，又有不容忽視的消極影響。這里，我們就從3個方面闡述一下雙邊自由貿易與WTO多邊貿易體制這種相生相克的復雜關系。

1、雙邊自由貿易與WTO多邊貿易體制的一致性。

這主要表現在：一是二者所體現的貿易原則基本一致。我們知道，WTO多邊貿易體制所體現的基本原則主要有自由貿易原則、透明度原則和公平貿易原則等，而這些基本原則恰恰是雙邊自由貿易所追求和遵循的，只是這些原則所適用的范圍大小不同而已；前者適用于WTO所有成員方。

二是二者所產生的經濟效應基本一致。雙邊自由貿易通過相互間關稅和非關稅措施的特殊優惠安排，可以促進締約雙方有利自身的貿易轉移，使締約方貨物和服務進入彼此市場的機會大為增加，從而促使雙方的貿易和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規定的共同或接近的各項宏觀經濟和貿易政策以及各種貿易和投資便利優惠措施，可以減少相互間的投資障礙，降低投資成本，鼓勵公平競爭，吸引締約雙方增加投資，提高雙方的工業化程度與水平，從而發揮一體化市場的規模效益。

2、雙邊自由貿易與WTO多邊貿易體制的矛盾性。

這主要表現在：一是雙邊自由貿易“內外有別”的政策會沖擊WTO有關原則和規則。如果把雙邊自由貿易放到WTO多邊貿易體制的大框架內考慮，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雙邊自由貿易客觀上造成了協定內外WTO成員方貿易待遇的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貿易保護主義“壁壘”，從而與WTO多邊貿易體制的非歧視原則相背離。更有某些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包含明顯違背WTO有關規則的內容。如美加自由貿易協定第104條規定：“除本協定另有聲明以外，本協定項下的權利與義務優先于GATT下的權利與義務”。這無疑是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凌駕于GATT/WTO多邊貿易體制之上，不僅對WTO其他成員方在WTO多邊貿易體制下的權利與義務構成威脅，也嚴重侵蝕WTO多邊貿易體制。

二是雙邊自由貿易的“貿易轉移”效應會給WTO多邊貿易體制帶來負面影響。雙邊自由貿易的“貿易轉移”效應，背離比較優勢原則，會對協定之外的國家和地區造成危害，往往導致協定內外的貿易摩擦與沖突，使WTO經常處于“救火”狀態，從而影響WTO多邊貿易體制的正常運行。

3、雙邊自由貿易與WTO多邊貿易體制的兼容性。

第9篇：自由貿易范文

 

 

一、自由貿易園區的發展歷程

 

縱觀自由貿易園區的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三大階段。自由貿易園區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即自由港階段。這一時期的自由貿易園區以自由港的形式出現。自由貿易園區發展進入第二階段是在二戰之后，即出口加工區階段。這一時期的自由貿易園區大多以出口加工區的形式出現，即在一國領土內劃出特定區域進行出口加工，進行隔離管理，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歐洲的香農自由貿易園區是最早的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園區的第三個階段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即自由貿易園區階段。

 

二、自由貿易園區的典型模式

 

由于各國存在著歷史條件、地理位置以及經濟環境的差異，自由貿易園區的發展現狀也有所不同。

 

(一)歐洲物流集散模式，地理位置以及交通條件是這一模式的首要因素。西歐沿海城市充分利用其便利的航運條件，通過設立自由港來發展其港口貿易。

 

(二)亞太型綜合型模式，即園區內功能多樣，不再是以出口或是物流等單一的業務作為園區發展模式，涵蓋了轉口貿易、出口加工及金融、商業、旅游等各種服務業。

 

(三)美國商貿結合模式，其典型特點便是園區的主區和輔區制度。即在主區內，主要從事進出口貿易，而在輔區內，則簡單進行加工和裝配制造。

 

三、國外自由貿易園區主要法律制度

 

(一)管理法律制度

 

對自由貿易園區的管理一般采取國家管理和園區管理相結合的方式。以美國對外貿易區為例，在行政管理體制方面，對外貿易區采用的是政府主導，市場為輔的管理模式。聯邦政府設立對外貿易管理委員會負責對全國的對外貿易區進行管理，在海關監管方面，主要有海關部門負責對進出境內的貨物進行監督。對外貿易管理委員會與海關是聯邦政府授權的中央管理機關，即體現了美國以政府為主導的管理體制。其次，在園區管理方面，美國采用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方式。在對外貿易園區內，由園區所在地州政府與園區內企業分工管理體制，政府充分相信企業能夠依法經營管理，政府起到是事后監督管理的作用。此外，美國最具特色的管理制度為口岸關長制。其最典型的特點在于由關長負責對外貿易區進行管理，同時也是具體執行管理職能的機構。

 

(二)稅收法律制度

 

稅收優惠是自由貿易園區的優惠政策之一，通過關稅豁免和其他關稅減免，可以降低企業的運作成本，吸引境內外投資，促進了經濟發展。

 

1.在關稅豁免方面，根據園區“境內關外”的法律特征，只有貨物從園區進入本國市場時，才征收相應關稅，外國或本國產品進入園區或從園區運入境外，則不征收任何關稅。

 

2.在其他相關稅收減免方面，以美國為例，美國在稅收減免方面設計的稅種較多。例如，免除州和地方的從價稅，出口退稅等。這些稅收優惠政策均為企業降低了運營成本，提高了企業的效益。在歐洲，以香農自由貿易園區為例，國際上通常以香農自由貿易園區作為首個以出口加工為主的自由貿易園區。相對于美國來說，香農自由貿易園區的稅收優惠主要以補助的形式進行減免。

 

四、啟示與借鑒

 

在自由貿易園區建設過程中，需要立法來為其提供制度保障。在法律制度的建設方面，主要涉及的是管理、海關監管、投資以及稅收等法律制度。因此，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經驗，達到揚長避短的作用。

 

(一)在管理法律制度方面，在我國成立首個自由貿易園區之前，我國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實際上發揮著自由貿易園區的部分功能。但是，我國對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的管理出現了部門職能交叉的現象，全國并沒有統一的管理機關，地方政府分工不明，管理出現矛盾現象。因此，我國在建設自由貿易園區的過程中，需要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可以美國為參考，引入市場管理體制，實現分工有序管理。

 

(二)在海關監管法律制度方面，傳統的海關監管程序繁瑣復雜，通關效率較低，不僅浪費了海關資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企業利益。因此，在海關監管方面，我國要進行不斷創新，學習國外便利化制度，簡化通關手續，提高海關監管效率。

 

(三)在投資法律制度方面，我國傳統的吸引外商投資的政策單一，缺乏吸引力，因此，我國應該在充分了解外商需要的基礎上，參照歐美國家經驗，采用多種稅種優惠政策，以降低投資成本，增強吸引力。

 

(四)在稅收法律制度方面，我國建立與國際接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系列稅收優惠法律制度，完善國內關于關稅、區內企業經營稅收、所得稅等相關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