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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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傳播論文范文

通過新疆地區大眾傳播活動的范圍來看，對民族習俗的應用應該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1）新聞活動中。2）廣告活動中。少數民族地區的新聞活動要突出的一個重點就是民族團結。新聞活動的傳播者為漢族，受眾卻是包含漢族在內的所有民族。所以說傳播方式必須要結合少數民族的習俗。有些習俗性的傳播方式可以直接被新聞媒體加以采用。例如服飾和色彩使用習俗。比如說電視臺在對少數民族的節慶活動進行的采訪中，記者可以穿戴少數民族的服飾。哈薩克族女子的服飾多姿多彩，她們喜用白、紅、綠、淡藍色的綢緞、花布、毛紡織品等為原料制作連衣裙，女記者穿著這種哈薩克姑娘特有的服飾會給哈薩克族以親切感，自然就在心理上易于接受，傳播效果勢必要好的多。

電臺節目由于更突出語言，所以在進行傳播活動時應注意結合當地的語言習俗。針對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全體受眾的電臺節目一般采取以漢語播出，少數民族參與的方式進行。例如2010年在古爾邦節期間，新疆伊犁廣播電臺新聞綜合頻率《905天天說事》制作播出了一期特別節目——《快樂的節日》。節目以電話連線、直播間訪談的形式為穆斯林群眾營造了喜慶的節目氛圍。這是一檔以漢語主播的節目，但是由于伊犁是哈薩克自治州，主要住民是哈薩克族，因此新聞傳播活動在宣傳黨的政策、指導人民生活的同時也需要也結合了當地的實際情況。因為是一檔輕松快樂的節目，所以主持人在使用語言時適當使用了口語化的語言，也就是內地人常說的新疆話。比如新疆人喜歡把“你在干什么”說成“你干撒的呢”，把“我沒理他”說成“我沒爾視他”。諸如此類的新疆方言更有助于加強維吾爾族群眾對節目的親切感，切實感受到這是為他們而辦的節目。因此這一期特別節目很好的將漢族和少數民族統和在了一起，對各族同胞來說都是一次美的聽覺盛宴。對語言習俗的應用使得這檔節目更加受當地人民的喜愛，比起單純的用標準漢語主持節目來說，此次節目收到了很好的傳播效果。

新疆地區有許多的特產，新疆地區的商品營銷包括對內和對外。對內指對新疆本地人進行營銷，對外指對新疆以外的地區進行營銷。對內和對外營銷都需要注意語言習俗的應用。這樣對內營銷時，受眾有利于產生親切感、歸屬感和成就感，就會傾向于購買此類產品。這體現了語言習俗之為特定人群所喜聞樂見的特性則又使其對于特定的社會成員具有了強大的親和力、吸引力。而對外營銷時會增加新疆特色，讓外地人能夠更多的了解新疆。同時廣告傳播中也必須注意與特定的作為廣告對象的社會群體所具有的傳播習俗相契合。例如一個哈密瓜的廣告“：什么亞克西，什么亞克西，我們的哈密瓜亞克西！”（亞克西是“好”的意思）。新疆伊犁一家薰衣草店的廣告：“阿爾曼薰衣草，丫頭子喜歡，巴郎子也喜歡！”（巴郎子在哈語中是小伙子的意思）。這兩種產品廣告的受眾即包括漢族又包括少數民族，應用了語言習俗的這兩則廣告語不僅贏得了漢族的認同和喜歡，也贏得了少數民族的認同和喜歡。

第2篇：傳播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作為一種特殊的行為規范,道德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充分認識道德和法律在規范人們行為中的共性和區別,重視道德在傳播過程中的教化和感染作用,對形成良好的道德風尚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個時期以來,我們對“德治”的重要性認識不夠,甚至某些環節忽視了“德治”的作用,今天同志“以德治國”這一治國方略的提出給予了道德在國家的社會生活和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中以應有地位,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道德和法律都是行為規范,它們的產生都是為了保持社會的安定和諧,維持正常的社會生產和生活秩序,在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一并提到治國方略高度的現階段,道德和法律將并駕齊驅,共同維護和促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缺一不可。但道德與法律有著很大的區別。

一、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的區別

(一)道德規范是一種非制度化規范。法律規范是制度化規范,是經國家、政治團體或階級以憲法章程、司法機構等形式表現出來的意志,道德規范則不同,它并沒有制度化,不是被頒布或規定出來的,而是同一社會或同一生活環境的人們在長期的反復的共同生活過程中逐漸積累形成的要求、秩序和理想,并通過某種風俗習慣,傳統的方式固定下來或者由一定社會的思想家們把這種要求和認識集中概括起來,然后,見之于人們的生活實踐。

(二)道德規范不使用強制性手段。法律規范是一種階級意志的體現,就必然以強制性手段強迫人們執行,遵守它的要求,就獲得了在社會生活中生活和行動的權利,否則就會受到懲罰。道德規范則不同,它是借助于社會輿論,人們的內心信念,以及傳統風俗習慣來實現的。

(三)道德規范是一種內化的規范。內化的規范,也稱為良心,良心是人們思想,言行的標準,尺度和檢查官,道德規范只有在人們真心誠意地接受,并轉化為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時,才能得到實施。法律規范不管人們是否有遵守的動機,只要在行動上沒有違反就不去干涉,那種迫于法律的壓力而循規蹈矩的人,在法律意義上是好公民。道德規范的這種特殊性,決定了道德在社會生活中發揮它應有的作用,主要是通過道德教育和道德感染來實現的。

二、道德情感在社會生活中的傳播方式和作用途徑

(一)加強道德教育,培植“良心”擇善去惡的能力。通過道德教育,可以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道德素質,一方面形成人們內心信念,另一方面形成一定的社會輿論,兩方面相結合,將對人們的言行產生巨大作用。

內心信念是人們從思想,情感到行動自覺遵循道德原則和規范。它是通過學校、社會、家庭的道德教育,影響和提高人們的道德覺悟,激勵人們的道德情感,強化人們的道德意志,增強人們的是非觀念,從而使人們從內心深處接受了這些適應社會發展要求的道德觀念,形成了牢固的內心信念,它一旦形成,很難改變,不僅嚴格要求自己,而且嚴格要求別人。通過道德教育,還可增強人們的道德責任感,培育良好的道德環境,形成廣泛的一致的社會道德輿論。輿論是人們對共同關心而又有爭議的問題所持的大體一致的意見,對人們的行為有支持,約束等影響。見義勇為的模范青年徐洪剛當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的時候,挺身而出,把死的可能留給自己,把生的希望給予了別人,這種高尚的行為,表現出崇高的品格,自然受到社會輿論的支持和贊譽。如果一個人不能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或違反道德原則,必定要受到輿論的譴責和公眾的批評,甚至招致事業的挫折和失敗。社會輿論是無形的,但它的作用是強大的,能夠對社會的一些重大問題發生重要影響,它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的性情和氣質,從而改變社會風氣,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圍。

可見,道德雖然不象法律那樣靠強制力量實施,但道德從一定意義看,對人言行的制約,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我國西漢著名的思想家賈誼就曾經指出過,道德同法律相比,在培養人們的善良品質中,有著特別微妙的的作用。他說:“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將然之后。”更重要的是,道德通過“良心”的作用,能“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妙,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就是說,道德可以通過道德教育,使人們在潛移默化中不知不覺改過遷善,不僅可以遵守道德規范,也可以遵守法律規范,而且還可以不產生違法犯罪的動機。所以我們應該加強思想道德教育,在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實踐中,著力形成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道德體系,針對不同群體的特點,尋找切實有效的道德教育方法,使社會主義道德深入人心,打動人們的心靈深處,通過干預人們的思想來影響人們的言行,從而形成良好的道德環境。(二)發揮道德情感在傳遞過程中的感染作用。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交往的,人們的道德面貌、道德狀況,必定以相互的聯系和交往為媒介傳播開來,給人以或善或惡、或好或壞的影響。

如果我們的黨政干部都能像焦裕祿、孔繁森一樣,在工作中忠于職守,公正無私,勤勤懇懇,為廣大人民群眾排憂解難,就會在社會上率先樹起講道德的榜樣,對各行各業產生廣泛的感染作用。如果一個醫生從黨的干部身上看到了模范遵守道德規范的品質,在情感上受到啟迪,就會在自己的工作中發揚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精神,千方百計為病人解除痛苦;如果這個醫生的病人是教師,這個老師也會從醫生遵守道德規范的模范行為中受到啟迪,促使他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精心培育自己的學生,使他們早日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材。這種情感還會傳遞下去,傳給服務人員,傳給工人、農民、軍人、警察,最終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一個人的道德狀況,可以通過一傳十、十傳百的傳播方式,在數以千計、萬計的人們的感情上產生共鳴。人們所接觸的面越廣,涉及的人越多,道德情感的感染力就越大。善的情感能通過一傳十、十傳百的循環往復;那么,惡的情感,也會按照同樣的途徑傳遞下去。我們決不能低估道德情感在傳遞過程中的感染作用。人與人交往關系的改善,社會風氣的好轉,社會的安定團結,往往就是在這種道德情感潛移默化的傳遞和感染中實現的。我們常見到這樣一些事實,人們的一些思想疙瘩、憂慮、不安和心理負擔,如“”練習者的轉化,并不是靠某種激動人心、美麗動聽的言辭來解脫的,而是靠黨的干部樸實正直、苦口婆心的工作、通過醫生護士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精神,通過服務人員熱情誠懇、周到細致的服務態度,而得到解脫和轉化的。他們在獲得新生的同時,又會把這種美好的道德情感傳遞下去——回贈給別人。但事情到此并沒有完結,在這個無窮循環的道德情感傳遞的鏈條中,每個接受者又都會成為傳播者,大家都會因接受而受惠,因傳播而使自身的道德情感得到進一步提煉和升華。正所謂“贈人玫瑰,手有余香”。我們何樂而不為?歌曲《愛的奉獻》中有兩句詞寫得非常有哲理:“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生動地反映了這種高尚的道德情感的互相感染和互相傳播的功能。

參考文獻:

[1]陳文博,韓紹祥.教師職業道德[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第3篇：傳播論文范文

（一）研究模型的提出1．技術接受模型的概念技術接受模型(TechnologyAcceptanceMod-el，以下簡稱TAM)是由美國學者FredD.Davis根據理理論在信息系統/計算機技術領域發展而來，用于解釋和預測人們對信息技術的接受程度。[3](P475)Davis提出技術接受模型受到兩個主要決定因素的影響：感知的有用性與感知的易用性。感知的有用性是反映使用一個具體系統能提高效率的程度；感知的易用性是指一個系統容易使用的程度，即熟悉使用系統所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2．技術接受模型的應用技術接受模型綜合解釋了為何以及如何接受或使用某種新興技術的有效理論，它的基本架構的合理性已經被以往的一些研究證實。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一些新興的應用形式不斷出現，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大量學者將它作為研究新興技術的接受或使用的有力工具，如網民的網絡使用行為、網絡營銷傳播變革等。[5](P125-137)本文將該理論引入微博用戶與微博信息間的互動使用行為中，以互聯網技術作為研究手段，探討Web3.0時代的微博營銷傳播效果。3.模型建立本文在綜合分析了大量關于TAM的相關文獻后，發現這個模型尚有不足。它著重考察的是感知易用性與感知有用性間接影響行為的因素，而沒有考慮到一些外界條件對行為的直接作用。在本文中，筆者以TAM的核心結構為基礎，進行了適當的修正與補充，具體如下：（1）把系統設計的特征作為外部變量，并通過訪談識別出用戶對該系統特征感知的有用性與易用性，將它們整合為“互聯網技術”。（2）將用戶的使用態度和意向整合為“微博用戶的使用態度”。（3）用戶的使用行為主要集中于互動使用行為，即“微博用戶的互動行為”。之后，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論模型（見圖2），模型主要由三部分組成：自變量、中介變量與因變量。其中，自變量是互聯網技術；中介變量是微博用戶的使用態度(以下簡稱使用態度)；因變量是微博用戶的互動行為(以下簡稱互動行為)。

（二）研究假設首先，考察互聯網技術與微博用戶的互動行為的直接關系。假設H1：互聯網技術與互動行為呈正向關系。然后，考察互聯網技術與微博用戶的互動行為之間的間接關系，即互聯網技術通過影響微博用戶的使用態度，從而影響了微博用戶的互動行為。假設H2：互聯網技術與使用態度呈正向關系。假設H3：使用態度與互動行為成呈正向關系。假設H4：互聯網技術通過影響使用態度從而影響了互動行為。

二、數據分析與發現

（一）問卷的發放與回收本文選擇對微博有一定了解的受眾作為調查對象，問卷主要是利用網絡渠道進行發放與回收，部分實地調查問卷選取高校有微博使用經驗的在讀學生，共回收有效問卷205份。之后，隨機剔除5份，最后確定進行分析的樣本數為200份。

（二）信度分析與因子分析本文用α系數方法對問卷的各個類別進行信度檢驗。同時，由于自變量指標相對于其他變量而言，指標較多，因此，只對自變量進行KMO檢驗與因子分析，輸出結果見表1。根據表1可以看出，各題項的α系數值在0.7以上，因此本文所采用的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Comrey等研究者指出，探索性因子分析中至少應包含3個或是更多的變量才能確保因子被有效識別。[6]（P137－147）因此，第四個因子只包含1道題，不具備有效性，故將第4個因子剔除。再用同樣的方法重新對自變量進行因子分析，得到3個主因子，累計可以解釋總體方差的68.799%。本文將這三個因子分別命名為：互聯網信息整合度(以下簡稱整合度)、互聯網信息有序可控性(以下簡稱可控性)、互聯網及終端平臺普適度(以下簡稱普適度)，將這三個因子作為新的自變量，在之后的相關分析與回歸分析中使用。

（三）相關分析本文采用相關分析對提出的假設進行檢驗，相關分析結果見表2。根據表中的輸出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假設H1部分成立，即整合度與互動行為沒有直接關系，可控性、普適度與互動行為有直接關系，且普適度和互動行為的關系更密切。假設H2成立，且相較于整合度和可控性而言，互聯網普適度對互動行為的影響程度稍弱。假設H3成立，且使用態度和互動行為相關程度較高。

（四）回歸分析為了檢驗假設H4成立與否，本文采用回歸方程的方法進行論證：首先，用互動行為對互聯網技術進行回歸；其次，用使用態度對互聯網技術進行回歸；最后，用互動行為對使用態度和互聯網技術同時進行回歸，并對比之前的回歸方程，檢驗回歸系數發生變化的程度。回歸分析輸出結果見表3。根據表中的結果，得出如下結論：第一，互聯網技術與互動行為之間的回歸方程：互動行為=1.063+0.289×可控性+0.326×普適度。可控性與普適度對互動行為產生直接的影響。第二，互聯網技術與使用態度之間的回歸方程：使用態度=2.056+0.186×可控性+0.187×整合度。可控性與整合度對使用態度產生直接的影響。從回歸方程可看出，普適度沒有被加入到方程之中，這是由于普適度與可控性和整合度相比，與使用態度的相關程度差距明顯所致。第三，互動行為與使用態度和互聯網技術之間的回歸方程：互動行為=-0.145+0.308×普適度+0.180×可控度+0.587×使用態度。將“使用態度”用上述第二個方程進行擬合，則得出最終的回歸方程為：互動行為=1.062+0.308×普適度+0.289×可控度+0.110×整合度。與之前互動行為對互聯網技術進行回歸時得到的方程相比，可以發現，加入了使用態度之后，整合度被加入方程中，可控性與普適度的標準化系數分別由原來的0.279和0.543降到了0.173和0.511。根據Baron與Kenny對中介變量與中介效應的研究：當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具有較高相關，在它們之間加入中介變量時，如果自變量與因變量的相關系數或回歸系數降低(降低到0就是完全中介)，即說明中介變量能有效解釋自變量與因變量間的關系。[7]（P1173-1182）由此，本文發現加入使用態度之后，可控性與普適度對互動行為的影響和貢獻在減小，而整合度則通過影響使用態度被加入回歸模型。這說明：可控性和普適度除了能直接影響互動行為外，還能通過使用態度間接對互動行為產生影響；整合度沒有直接對互動行為產生影響，而是間接的通過影響使用態度而影響互動行為。因此，假設H4成立。

三、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1．互聯網技術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影響微博用戶的互動行為通過互動行為對互聯網技術的回歸分析，驗證了它們的相關分析的結果，即：互聯網信息整合度沒有直接影響互動行為，而互聯網信息有序可控性和互聯網及終端平臺普適度對互動行為有直接影響，并且普適度的影響程度更大。也就是說，可控性與普適度能直接影響微博營銷傳播效果。2．互聯網技術通過影響微博用戶的使用態度間接影響微博用戶的互動行為為了檢驗使用態度是否對互聯網技術與互動行為的關系產生了中介作用，本文進行了三組回歸分析(互動行為對互聯網技術進行回歸、使用態度對互聯網技術進行回歸、互動行為對使用態度和互聯網技術同時進行回歸)后發現：使用態度起到了中介作用，整合度對互動行為的影響是間接的，而可控性和普適度兼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所以，互聯網技術除了直接影響互動行為之外，還能通過影響使用態度而間接影響互動行為。也就是說，可控性與普適度能直接和間接地對微博營銷傳播效果造成影響，而整合度只能通過影響使用態度間接影響微博營銷傳播效果。綜上，本文對初期提出的模型進行適當修正。修正后的結果見圖3。

第4篇：傳播論文范文

高校學報的信息傳播方式

在信息化時代的今天,科技期刊正在盡力借助各種網絡傳播形式等新的載體形態，改變信息的傳播方式，提升知識信息的傳播能力，特別是在知識經濟時代，科技期刊在科學技術知識的傳播方面,將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高校學報目前的信息傳播模式也面臨嚴峻的挑戰。世界上第一本科技期刊誕生至今已有340多年歷史，第一份高校學報《利濟學堂報》至今也有100多年的歷史，在科學技術進步和文化傳播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5世紀以后，人們傳播和交流知識信息的主要媒介是書籍，然而，用書籍交流存在實時性、互動性等方面的缺陷。17世紀之后，信函交流成為人們傳播新思想和新發現等信息的熱門手段和主導傳播方式，同時以此來確立知識發現時間的先后順序。到了18世紀，由于工業革命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開始形成印刷商、書商、出版商等職業化的信息傳播者，科技期刊賴以發展和傳播科學文化知識的條件日漸成熟。到18世紀末，科技期刊開始向行業化、學科化和專業化方向發展。到19世紀，專業性科技期刊幾乎遍及所有的科學技術研究和應用領域。20世紀以來，科技期刊（高校學報）獲得了快速的發展，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科技期刊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科技期刊的種類以每50年增加9倍的速率發展,使科技期刊逐漸演化為科學交流的一種主要的知識信息媒體。

高校學報的信息傳播模型概況及結構

（一）通用的信息傳播模型

1948年，美國數學家、信息論奠基人香農(Shannon)提出了信息傳播的一般模式，如圖1所示。該模型高度概括了信息傳播的整個過程，無論是人人、人機、人物、物物之間的通信都適用于該模型，因此該模型也適用于物聯網的信息傳播過程分析。無論是什么環境下的信息傳播，都應該包含四大要素：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媒介、受傳者。

同時，⑴信息傳同時，⑴信息傳播是一種社會信息共享活動。信息可以同時為許多個個體擁有，這是信息的共享性特征。信息在經過傳播之后，對受傳者來說，增加了所接收到的信息，而傳播者并不因為該信息為受傳者所獲取，自己就失去這一信息，而是與受傳者同時擁有這一信息。⑵信息傳播在一定社會關系中進行，又是一定社會關系的體現。傳播活動的“人類社會實踐活動”性質決定了我們所研究的對象是發生在人類社會中的。只要有信息傳播活動出現，就必然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發生的。信息傳播又是一定社會關系的體現，社會成員在信息傳播過程中為了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和工作環境，還會創造新的社會關系。⑶信息傳播是一種雙向的社會互動行為。信息傳播是在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進行的，傳播者總是由于某種目的向受傳者傳播信息，受傳者在接受信息之后也總是要考慮所接收的信息與自己的關系：接受、部分接受還是不接受，而這一點正是傳播者迫切需要知道的。⑷傳、受雙方具備共通的意義空間是信息傳播實現的前提。信息傳播必須以符號為中介才能實現，而符號的含義必須是傳、受雙方“共通”的。

共通的意義空間指的是傳、受雙方必須對符號的意義擁有相同的理解。在廣義上，共通的意義空間還包括人們大體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

對于信息傳播過程，一些專家從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各有優劣的傳播模型，美國政治學家拉斯韋爾對人類社會的傳播活動進行分析，提出“5W”模式：誰(Who)說什么(SaysWhat)通過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對誰(To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s)。另外，奧斯古德與施拉姆的循環模式、施拉姆的大眾傳播過程模式、德弗勒的互動過程模式以及盧因的“守門人”模式等等，對于信息傳播研究和應用具有一定的理論借鑒，同時也有一定的理論缺陷。本文主要依據Shannon傳播模式進行研究和分析。

（二）高校學報傳統的信息傳播模型

根據高校學報對知識信息的編輯加工處理和出版發行過程，對照香農的通用信息傳播模型，具體分析模型中的各個要素可以得到：傳播內容（即信源）包括論文全部的創新性內容及其相關信息（如參考文獻等）；傳播者應該包括論文作者、編輯、審稿專家和印刷者；傳播媒介包括：紙質期刊和發行渠道等；受傳者包括：審讀專家、一般讀者等。由此分析可以得到高校學報傳統的信息傳播模型如圖2。

1.信源：知識信息。這種知識信息是客觀實在的，知識產品是客觀的，不以個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而且這種知識信息由問題、事實、假設和理論等組成，具有復雜的結構，每一種知識信息都有自己的內核，或表現為一種邏輯結構，它們在變換中是不變的，但是內核的具體形式可能會發生變化。高校學報要傳輸的知識信息包括：傳承科學理論，如：研究報告、學術論文、綜合評述；傳播工程技術，如：新技術、新工藝、新設計、新設備、新材料等相關的知識集合及文獻信息。

2.編碼：信源的編碼涉及論文作者、編輯加工、專家審稿及印刷出版等多個方面的方法、技術和規范，編碼水平的高低將直接影響信源的傳播質量和效率。其中論文作者通過自己的學習研究和相互的交流研討決定并給出知識信息，因此其在高校學報傳播模式中居于重要地位；編輯部包括編輯加工和專家審稿，其主要責任在于把作者提供的初始文稿信息進一步選擇、處理、分析、加工、完形等，保證知識信息的質量和提高知識信息的強度，以求達到知識信息出版發行的目的。

3.信道：紙質媒介或網絡傳輸，其主要功能是將作者和編輯部處理轉化過的信息符號，依照適應性和媒介性原則進行有效的技術處理和編輯（諸如劃版、標注、排版、校對、改版等），使之進一步具體化、暢通化和對應化，并最終通過完整化的期刊文章的文字轉換（由手稿轉換成印刷符號）。而這其中只是將學報作為知識信息傳播的一個通道。

4.譯碼：對傳輸的知識信息的理解和接收分析，主要涉及讀者或讀者群等。通常，讀者意味著高校學報傳播功能價值和功能意義的直接承接者、呈現者和評價者。

5.信宿：對信息傳輸的結果、效果進行評估，讀者經過理解和分析得出學報論文的學術水平和知識信息熵的大小。信息熵是反映論文價值高低的量度和讀者對論文的認知度和接受度。

基于物聯網的高校學報信息傳播體系結構

物聯網(TheInternetofthings)可簡單定義為：物物相連的互聯網。具體包含兩層涵義：第一，物聯網是互聯網的核心和基礎，是互聯網的進一步深化和擴展；第二，物聯網用戶終端延伸和擴展到了任何物品與物品、物品與人之間進行信息傳播。因此，可以說物聯網是通過射頻識別（RFID）、各類傳感器、全球定位系統（GPS）、激光掃描器等信息傳感設備，按照特定的協議，把各種物品與互聯網實現連接，進行信息處理、傳遞和交換，以實現物品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的一種網絡。為了實現物聯網的功能目標，其中的“物”應該具備：(1)要有唯一的身份標識碼；(2)要有存儲功能；(3)要有被感知的數據接口；(4)要有處理數據的能力(CPU)；(5)要有數據傳輸通道(含協議)。否則，難以實現互聯互通、資源共享。

基于物聯網的高校學報信息傳播系統，其中的“物”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與知識源的真實性、科學性相關的所有“物”，如：實驗地點、實驗設備、實驗數據的原始記錄，還有分析檢測的、實驗驗證的相關信息、論文作者的背景信息等等；二是與信息受眾相關的終端設備，如：計算機、手機、電視和其它閱讀設備等等。這樣可以構建一個宏觀與微觀、定性和定量地分析高校學報承載知識信息、編輯加工和專家審稿的水平、信息傳輸效率等功能的物聯網系統（具體如圖3），同時又可以很好地了解論文作者的創新過程，增大受眾的信息量，又可以方便驗證論文數據的真偽，防止實驗結論造假。該體系結構模型包含感知層、網絡層和應用層三個層次，在感知層實現知識信息的可追溯性和驗證性，在網絡層實現知識傳播的實時性和傳播信息受眾的廣泛性，在應用層實現多媒體手段的知識信息獲取和高校學報的綜合評估認證。需要解決的關鍵技術主要有：對各種科學實驗設備和檢測設備的感知和實驗數據的匯集，以及對這些設備唯一身份的編碼標識，對論文作者研究背景數據庫的建立和作者知識背景的溯源分析；還有高校學報知識資源共享平臺的建立和關于知識邏輯的云計算模型分析等等。無論怎樣，這些關鍵技術的逐步解決，對于高校學報數字化、網絡化的應用和發展，特別是基于物聯網的數字化、網絡化的應用，提高高校學報的協作效率和資源共享程度均具有很好的應用前景。

第5篇：傳播論文范文

這種帶有原生態“巫”文化色彩的儀式化演繹是工業文明時代難得一見的族群記憶和寶貴遺產，其中所展現的人文美和歷史感正是紀錄片的基本價值維度和審美追求。另一方面，從史詩的內容上看，神話色彩中彰顯著民族發展的歷史，兩萬六千余行的宏大敘事體系中不僅有亞魯王與戚鞅部落波瀾壯闊的戰爭場面，也有戚鞅的兒子與亞魯王的女兒凄楚動人的愛情故事，以及十四個王子和兩百多個王族后裔的遷徙故事，其中所蘊含的適應當代大眾文化的影視創作母題十分豐富，為廣大創作者提供了較大的二度創作空間，有利于創作出集民族性、藝術性、思想性的優秀影視作品，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其次，從信道角度說，新媒體時代下的亞魯王文化傳播需要影視藝術。新媒體是人們在交流信息過程中制作、傳播、接受、文化影響等可以用計算機技術實現的互動數字傳播平臺。

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影視制作和傳播的方式發生深刻變化，視音頻信息的采集、編輯和加工的手段日漸成熟，以超高清和虛擬現實技術為潮流的制作模式讓受眾在觀影時有“身臨其境”之感，實現再現藝術與表現藝術的結合，從自然生態、建筑風格、歷史文物、民族服飾、史詩故事、唱誦儀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亞魯王文化的內涵與外延。影視符號的世界通用性打破了語言文字隔閡和民族文化壁壘，使各地區交往呈現“地球村”的趨勢，成為新媒體進行跨文化傳播的重要符號系統。與此同時傳統的影視藝術在web3.0時代也呈現出一些新的變化，以“微電影”為代表的新媒體藝術憑借其投資小、效率高、片長短、易觀看的特點贏得了廣大創作者和受眾的認同。近年來以貴州少數民族文化為背景的微電影蓬勃發展，涌現出《緣分西江》《喊寨人》《繡花里的歌謠》等優秀的作品，為樹立民族形象、創立文化品牌發揮了較大作用。我們認為有必要運用微電影藝術傳播亞魯王文化，發掘其當代價值。第三，從信宿角度說，影視化傳播有利于亞魯王文化的保護與傳承。

傳統的旅游開發模式讓大量的商戶和游客進入少數民族地區，往往造成過度商業化及環境污染，更為令人擔憂的是民族文化存在被同化的危險。目前，亞魯王文化正逐漸受到外來道教文化的沖擊，歌師的社會地位下降，道士成為受尊敬的人，道場取代了“砍馬”儀式，史詩《亞魯王》的唱誦時間也被大幅度壓縮，麻山地區的約3000名歌師的生存狀況堪憂。我們需要將旅游傳播與影視傳播結合起來，傳播文化的同時減少外界因素的影響。在這方面可以借鑒敦煌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的先進經驗，參觀莫高窟的游客必須首先在數字展示中心內觀看《千年莫高》和《夢幻佛宮》兩部時長各20分鐘的8K數字球幕電影，其中影片《夢幻佛宮》通過魚眼鏡頭拍攝的180度超視角逼真畫面，加上全方位立體聲音響效果使觀眾仿佛置身于洞窟之中。游客在真實洞窟內游覽時間壓縮到75分鐘，而獲取的信息量卻大大增加。如果將這種高度影視化的傳播方式運用到亞魯王文化的傳播當中將有效保護其文化內核。與此同時，影視藝術作為一種大眾文化能夠促進當地文化產業發展，改變麻山地區貧窮落后的狀況，促使更多當地民眾自覺傳承亞魯王文化。

總之，影視藝術的介入能夠在亞魯王文化的保護與開發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運用現代數字傳播技術，通過現實與虛擬相融合的二度創作展現《亞魯王》史詩的原生本體和戲劇形態，將其引入新媒體傳播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傳播障礙，實現有效傳播，提升文化影響力，培育文化自信，推動文化傳承。

作者：李大衛單位：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

第6篇：傳播論文范文

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生態環境建設的基礎設施與科學管理水平，很難適應生態城市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城市環境治理與垃圾污染的狀況依然十分嚴重。第二，城市生態環境質量提高緩慢，不能滿足生態城市健康發展的需要。比如，城市生態綠化的總量還很是不足；一些城市盲目地削山、平溝、填河等等，嚴重破壞原有自然地貌，加劇了生物物種、古樹名木和濕地資源的喪失。第三，城市生態環境建設的科學規劃與科技應用水平有待全面提高，交通擁堵、熱島效應和綠地不足等問題成為生態城市的頑疾，臟、亂、差的惡劣環境還大量存在。第四，城市居民的生態環境觀念還很淡薄，隨意丟棄生活垃圾隨處可見，特別是一些自然界不可降解的生活垃圾，如塑料制品、電池以及其它化學合成制品等，常常與普通生活垃圾混裝，給處理工作造成困難，從而帶來嚴重污染的環境污染。

2發揮科技傳播功能促進城市生態環境建設

2.1多方聯動，整體推進城市生態環境建設城市生態環境建設，首先必須加大生態環境科技傳播力度，建立起政府全力主導、市場逐步推進、公眾積極參與的新機制。政府全力主導，就是政府要科學有效地引導、規范和維護、激勵全社會性城市生態環境建設行為。市場逐步推進，就是將經濟價值觀念體系引入生態環境建設，建立與推廣市場機制。公眾積極參與，就是要讓公眾積極參與生態環境建設決策與環境保護監督，并鼓勵公眾參與生態環境建設投資等。

2.2科學規劃，保障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在生態城市建設中，必須科學合理地進行總體規劃與體系規劃，要把注重保護生態環境作為生態城市建設規劃的重中之重，合理布局城市與區域內重要的環境基礎設施，有效安排建設用地，切實保障城市污水與垃圾處理、園林綠地等項目的建設需求。城市環境基礎設施，是生態城市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按照城市總體規劃的要求，統籌考慮，協調管理，發揮生態城市建設的綜合效益。

2.3加大力度，強力推進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城市生態環境建設，還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思想，強力推進城市的生態環境整治，下大力氣創建一個人與環境和諧共處的良好環境。要以建設生態型、資源節約型城市為目標，不斷加大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力度，加強生態環境建設，保持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

2.4有效管理，科學規劃城市污水和垃圾處理城市的生態環境建設，下大力氣減少城市污染是當前的一個首要任務。要以創建生態型、資源節約型城市為目標，積極用循環經濟觀念來指導城市的污水與垃圾處理。要加強生態城市水資源的管理，加快規劃建設污水處理設施和再生利用設施建設，從源頭上減少污染排放，切實提高垃圾處理無害化水平。

2.5提升宣傳，引導公眾自覺保護生態環境在城市生態環境建設中，必須積極提升科技傳播力度，切實增強公眾的生態環境意識，使廣大居民認識到自己在大自然中所處的位置，認識到自己應擔負的環境責任，增強良好的自我調節能力，積極維護城市生態環境系統的高質量運行。要從普及生態環境知識入手，通過各種教育以及宣傳渠道向各級干部和群眾普及生態學基礎知識，使其掌握生態學的基本原理，了解自然資源的價值、自然環境的功用、人在生態系統中的作用和地位，引導廣大公眾自覺地保護生態環境，積極參與城市現在還發展到得到更廣泛應用的微博。教師可以使用博客或微博平臺知識與教學思想，與學生交互。4）BBS。教師可以在網絡上通過電子公告牌系統（BulletinBoardSystem，英文縮寫BBS）教學內容，師生可以通過BBS進行豐富全面的交互教學，可以討論問題，也可以通知，新知識點，也可以提交作業。5）微信。做為一款實用的個人通訊軟件在近年得到廣泛的應用，目前大多數手機都支持微信，通過二維掃碼，加公眾號等可以方便地讓學生添加微信。教師可以把教學內容發到微信上，學生可以通過手機微信客戶端與老師實時交互，當然更成熟和得到最廣泛應用的還有實時通訊軟件QQ。6）YY語音。YY語音是一款集多功能為一體的綜合型即時通訊軟件。由于YY語音的高清晰、操作簡便、分享性好等特點，越來越多的教育行業已經使用YY開展網絡教育，比較著名的有外語教學頻道、平面設計教學頻道、心理學教育頻道、注冊會計師教學頻道等等，在電腦端和手機端安裝后即可進行視頻學習與交流。7）飛信。飛信是中國移動推出的綜合通信服務，基于真實的移動手機號碼運行，可免費無限制地向飛信上好友信息，在近幾年得到較好的發展。它融合了免費短信、語音、文件傳輸等多種通信方式，實現移動用戶網絡、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間的無縫通信服務。在教育方面，可以通過飛信和移動手機組建一個實時的到達手機終端或PC機端的信息收發系統，方便教師與學生、家長之間的信息溝通。也可以基于班級或校級組建一個小型的信息交流平臺。類似的有中國聯通的超信，中國電信的班級云等信息傳播與交流平臺。另外還有很多相關的新媒體技術手段，尤其是基于移動手機終端的大量應用也可方便地應用于現在教育教學應用，如掌中英語、有道詞典、超級課程表、滬江英語、金山背單詞、考試100、駕考寶典等，在此不一一列舉。

3新媒體在教育教學中的存在的問題與發展前景

第7篇：傳播論文范文

為了弄清楚公共關系傳播的基本內涵，有必要將它與含義相近的幾個概念進行比較，找出它們的“同中之異”。

（一）人際傳播泛指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接觸與彼此往來。它與公共關系傳播有許多共同點：兩者都屬于社會范疇，都是能動的交流行為，都是以人為主體的活動過程，都具有相互作用的功能。而且，人際傳播可以作為公共關系傳播的輔助手段。

但是，它們也有著明顯的不同之處。

首先，人際傳播和公共關系傳播的主體——人的含義不同。前者指單個的個人，后者指組織化了的個人；前者研究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及信息交流活動，后者研究的則是代表組織的個人有目的、有計劃地傳遞組織信息的過程。

第二，從社會關系的總體上看，人際關系是一種較低層次的社會關系，而公共關系則是從社會群體或組織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較高層次的社會關系。與此相適應，它們所采用的傳播手段各不相同。人際傳播手段一般比較簡單，而公共關系傳播手段相對復雜一些。

第三，人際傳播的對象可以是一群人，也可以是一個人，而公共關系的傳播對象則是組織有著某種特定聯系的群體。

（二）公共關系傳播的基本內涵。

公共關系傳播是一種有組織、有計劃、有一定規模的信息交流活動。它的目的是溝通傳播者與公眾之間的信息聯系，使組織在公眾中樹立良好的形象。

公共關系傳播可以利用的媒介很多。比如，各種會議和講演可以聚集數十、數百人，發傳單、貼海報可以讓成百上千的人看到，用擴音器做報告可以讓成百上千的人聽到，舉辦展覽或表演可以吸引成千成萬的人。但是在今天的社會里，要想與公眾取得廣泛的信息交流，最有利的手段莫過于大眾傳播媒介了。這是由大眾傳播媒介本身的特點決定的。

首先，它具有普遍性的特點。大眾傳播媒介，無論是報紙、廣播還是電視，幾乎家家必備，人人必聽、必看，影響面非常廣，可以滿足不同職業、不同年齡，不同文化程度的受眾的需要。因此，借助于大眾傳播媒介，能夠達到與理想的傳播對象接近的目的。

其次，它具有迅速、及時的特點。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交通、通訊條件的改善，今天的大眾傳播媒介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向公眾傳遞信息。在這方面，電子傳媒的作用更加明顯。因此，只有借助于大眾傳播媒介，信息傳播才能不失時效。

公共關系傳播的客體是公眾。公眾一般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組織內部公眾，另一部分是同組織有著某種特定聯系的外部公眾。內部公眾是構成組織的基本因素。它對于組織，猶如人民對于國家一樣，是不可或缺的。公共關系傳播的目的之一，就是溝通、疏導組織內部上下之間、成員之間的信息聯系，消除各種不利因素，為組織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

外部公眾是公共關系傳播的主要對象，對于政府機構來說，它是自己所面向的那一部分群眾；對于工商企業來說，它是與組織密切相關的協作者、競爭者、用戶和消費者。公共關系傳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影響這一部分公眾，改變他們的態度，引起與組織期望相應的行為。

公共關系傳播是組織通過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輔之以人際傳播的手段，向其內部及外部公眾傳遞有關組織各方面信息的過程。

這個定義包括三方面的內容：第一，公共關系傳播的主體是組織，不是專門的信息傳播機構。

第二，公共關系傳播的客體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組織內部公眾，另一部分是組織外部公眾。

第三，公共關系傳播以大眾傳播媒介作為主要手段，以人際傳播作為輔助手段。

（三）公共關系傳播與大眾傳播的區別。

大眾傳播是專業化群體通過各種技術手段向為數眾多的讀者、聽眾、觀眾傳遞信息的過程。它具有公共關系傳播的一般特性，是公共關系傳播的組成部分。

但是，它們之間又有著明顯的區別。

首先，大眾傳播的主體是以傳播信息為職業的團體或個人；公共關系傳播的主體則是一般的社會組織，是代表組織行使傳播職能的公共關系機構或公共關系人員。

其次，大眾傳播的內容是由職業傳播者根據新聞價值規律采編的、需要告知公眾的信息；公共關系傳播的則是由組織部門行使傳播職能的人根據公共關系計劃編制的對組織有利的信息。

第三，大眾傳播的渠道一般不大由感官和簡單的表達工具組成，而是包括大規模的、以先進技術為基礎的分發設備和分發系統。因此，專門的信息傳播機構既需要充足的資金、設備，又需要大量的專業化人才。公共關系傳播則不受技術水平和專業化政府的限制，它的制作過程也相對簡單一些。

第四，大眾傳播的流程在很大程度上說是單向的，因為它的主導者始終是傳播者，受傳者既不確知，也不穩定，很難取得直接的反饋。而公共關系的傳播對象是可知的和相對穩定的，它的傳播過程具有明顯的雙向性特點。具體表現在：組織通過信息傳播將自己的目標、政策和具體措施告訴公眾，公眾則通過被調查或主動回報兩種方式把自己的要求、意見和建議告訴組織。與大眾傳播相比，公共關系傳播能夠更加及時、有效地取得反饋。

二、公共關系傳播的基本要素

1948年，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補充提出了傳播過程五因素的公式：“誰？說什么？通過什么渠道？對誰說？產生了什么效果？”這個公式描述的雖然是單向傳播現象，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傳播過程的簡易的模式。因為其中包含了構成傳播的基本要素：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渠道、受傳者和傳播效果。

公共關系傳播是組織運用傳播手段向公眾傳遞信息的過程，它經歷了由傳播者到受傳者的全過程，因此，也應當包含傳播過程的五個要素。

（一）公共關系傳播者

公共關系傳播者是組織信息的采集、者，是代表組織行使傳播職能的人。在我國政治組織中，該角色一般由黨和國家的新聞機構、新聞人以及各級黨和政府的新聞、宣傳部門擔任；在各種福利組織和贏利性組織中，該角色由組織內部的宣傳部門、公共關系部門或宣傳人員、公共關系人員擔任。

公共關系傳播者是公共關系的主體，因為它是構成傳播過程的主導因素。在協調公眾關系、改善周圍環境的過程中，在樹立自身形象、提高信譽的過程中，在溝通內外聯系、謀求支持與合作的過程中，公共關系傳播者居于主動地位，起著控制者與組織者的作用。它的任務，是將外部的信息傳達給組織內部公眾，將有關組織的信息出去，傳遞到目標公眾那里。

（二）公共關系傳播內容

公共關系傳播內容是指傳播者發出的有關組織的所有信息。它大體上可以分為如下兩類：

一類是告知性內容，即向公眾介紹有關組織的情況：它的目標、宗旨、方針、經營思想、產品和服務質量等等。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告知性內容往往以動態消息或是專題報道的形式出現。前者是關于組織新近發生的某一事件的基本事實的描述，通常包括五個“W”，比如關于商店開業、展覽會閉幕、新產品問世、超額完成產值等情況的報道。后者是對事件全景或某一側面進行的放大式描述，它不但包含五個“W”，而且包括對基本事實具體情節的勾勒。例如介紹新產品的設計過程、制作工藝、用途、專家鑒定情況等等。

另一類是勸導性的內容，即號召公眾響應一項決議，呼吁公眾參與一項社會公益活動，或者勸說人們購買某一種牌子的商品。在利用大眾傳媒進行宣傳的過程中，政黨、政府及其他非盈利性組織的勸導性的內容，往往以社論、評論、倡議書的形式出現，而盈利性組織的此類內容，則多以商業廣告的形式出現。

第8篇：傳播論文范文

1.1移動終端普及下的圖書信息傳播與服務。

隨著移動終端用戶數量的增加,在新的圖書信息的環境下,各圖書館應不斷深化圖書信息傳播與服務,進一步擴大知識的擴散及轉移范圍,應充分利用資源的優勢以及圖書信息檢索等各方面的優勢,研發出高科技的信息產品,極大發揮出信息生產的職能。隨著科學技術不斷的更新與優化,為手機、平板等個人移動終端下的資源傳播與共享提供了物質基礎。網絡化使圖書館的信息建設不再拘泥于實體館藏信息源,而應拓展為獨特的專業數據信息庫、全文數據庫、特藏數據庫等。館藏內涵變化為:把外部信息資源變為圖書館的“虛擬內藏”。從而使圖書館的信息資源范圍擴大,提高了信息服務能力。如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等,通過手機、平板等個人移動終端,都可以進入到這些大學圖書館的主頁,查詢到他們的館藏信息。憑借這些網絡,可以提供新書通報、編織聯合目錄、聯機檢索等服務。

1.2移動終端普及下的圖書信息分析與處理。

隨著信息化移動終端進程腳步的加快,圖書信息的傳播與表達發生著巨大的改變。當今圖書館正向以資源為核心,通過網絡信息服務手段,在知識創新的基礎之上,從而最大化的滿足手機、平板等個人移動終端用戶對圖書信息的需求。因此,在知識層面需要對圖書信息進行分析、提煉總結，將圖書、資料、期刊用新技術手段給予數據分析與處理，并對圖書信息知識進行重組與創新,對各種信息流加以選擇、分類與歸納,將知識單元相關報道系數得以提高。突破時間及空間的限制，使圖書信息傳播服務隨時可在。最大限度的為個人移動終端用戶提供快、準、全、新的信息體系。如北京大學圖書館在2012年就編撰了《信息參考》等文獻,為個人移動終端用戶服務,深受讀者好評。

2移動終端普及下圖書信息傳播需求的分析

2.1分析移動終端用戶需求因素。

隨著精神文明的日益提高,個人移動終端用戶對信息的需求也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移動終端用戶信息需求來自于自身對圖書信息的需要。影響信息需求的因素除與讀者所從事專業、個人的興趣愛好、受教育的程度有關外,同時也受知識結構、信息需求量的多寡、需求信息的范圍等對信息傳播需求起到一定的決定作用。所以,不同的移動終端信息用戶所需要的信息千差萬別。

2.2認清移動終端用戶信息需求多樣。

不同類型的移動終端用戶需求也分為很多類型,要做到服務有的放矢,就必須了解移動終端用戶的需求特點。把握用戶需求動向、需求熱點和重點,了解用戶所屬行業、用戶規模、使用信息的能力等。其中,用戶的需求在學科方面、服務方式、文獻類型等方面表現尤為突出。如,教師和學生是高校圖書館服務的主體,信息資源服務要定位在滿足教學的基礎上。

3移動終端普及下圖書館工作人員的重新定位

3.1樹立正確思想,完成角色轉換。

圖書信息管理服務人員在移動終端普及環境下的圖書館工作中,應該成為圖書信息的向導者及網絡使用的導航者,從繁瑣龐大的圖書信息傳播流中獲取信息,從而幫助個人移動終端用戶打開圖書信息傳播之門,充分利用高科技的信息加工技術,最大限度滿足移動終端等各類用戶的圖書信息需要。這就進一步要求了移動終端環境下圖書管理相關人員的思想轉變,確立信息管理的意識,積極的學習,接受先進的技能培訓,投身到日常信息實踐中去,逐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3.2掌握移動終端圖書信息服務技術。

為適應新型圖書館需要,圖書管理員必須學習網絡應用知識,掌握移動終端網絡信息搜索技術、聯機數據庫檢索技術等知識和技能；掌握包括信息獲取、整理、傳播、利用、存儲等。清楚移動終端網絡使用軟件類型、TCPHP、域名等含義；熟練掌握各種引擎。善于從平常細微的文獻中發現有價值的信息,去偽存真、運用特殊而敏銳的觀察力,迅速捕捉信息,根據用戶需求提供各類高度濃縮的具有參考價值的信息。成為協助用戶查找資料的向導。在網絡建設的同時,必須改變原有只能提供原始文獻資料或將各類信息粗加工的圖書信息傳播服務手段,圖書館的情報和網絡部門,必須對各種文獻信息進行創造性的勞動,編輯加工形成信息產品,才能適應個人移動終端用戶的圖書信息需求。

3.3掌握網絡信息服務的多種方法

3.3.1間接導向提高法。

圖書館員可抓住適當時機，使用培訓、導讀等方法，開展信息檢索知識教育，閱讀輔導等活動,充分發揮圖書館的社會教育職能作用,培養讀者信息查詢能力，從而為個人移動終端用戶提高信息傳播服務效率。

3.3.2間接提供傳遞法。

圖書館信息要建立優化的咨詢服務機制,選派精干的咨詢員，多渠道、多層次地向個人移動終端用戶直接提供快、新、準、精的文獻信息資料。

3.3.3綜合轉換咨詢法。

要針對科研,把凝固的書刊文獻轉化為具有應用價值的流動性信息資料，把歷史性的書刊轉化為現實性的信息資料。

3.3.4智力資源開發法。

可以充分利用圖書館人才,讀者等智力資,開發圖書館的智力資源,為個人移動終端用戶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4結語

第9篇：傳播論文范文

在考慮個體自身情況、個體間相互作用及環境對個體影響等因素的基礎上，利用社會力模型模擬個體在航站樓內的流動和接觸。社會力模型［8］認為當質量為mi的行人i，期望以大小為v0i，方向為e0i的速度行走時，其在行走過程中需要不斷地調整自己的實際速度vi，同時，需要與包括墻在內的障礙物及其他行人保持一定的距離，此距離與速度有關。假定其在τi時間內加速到vi，在時間t內的速度變化可用等式(5)所示的運動學方程描述。式(7)中，fiq的定義由式(6)給出，其他參量的定義與式(5)中的相同。由此可知，當人群密度越大，周圍環境越復雜，行人的實際速度vi與期望速度v0i的差距就越大，其他行人和環境對其行走的速度影響也就越大，行走所耗費的時間越長，行人間形成有效接觸的可能性和有效接觸的時間(t)隨之增長。考慮其他行人和周圍環境對其的影響作用，改進后的社會力模型可提高基于改進的SEIR模型中關鍵參量F(t)的準確度。

2團體行為

個體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都會受到其所在群體的影響，如個人普遍存在一種從眾行為。統計數據表明，獨自行走的移動速度較有人陪伴的移動速度稍快。根據旅客出行人數，可將旅客分為三類，分別是旅行團旅客、結伴出行旅客和個人出行旅客。旅行團旅客通過旅行社組織形成團體式群體，由導游帶領集體行動;結伴出行旅客通常由家人或朋友構成小規模群體，在行走過程中結伴出行旅客之間保持的緊密聯系;個人出行旅客往往獨自行走，行走速度受自身因素影響。這三類旅客具有明顯的行走特征差異，其相互之間的作用力fiq從大到小依次為結伴出行旅客、旅行團旅客和個人出行旅客。因此，一旦該團體中出現感染者，結伴出行旅客被感染的概率最高，其次是旅行團旅客，個人出行旅客被感染的概率最低。團體中個體相互間的作用力示意圖如圖1所示，藍色圓圈代表旅行團旅客，其中紅色圓圈代表導游，綠色圓圈代表結伴出行旅客，紫色圓圈代表個人出行旅客。

3航站樓內流感傳播擴散實驗

3.1航站樓平面布局結構和旅客流程圖2(a)和圖2(b)分別給出了離港層和進港層的平面布局圖，檢驗檢疫、入口、值機島、安檢通道、海關柜臺、檢驗檢疫、邊檢和登機門均已在圖中標出，每張圖的左半邊區域用于服務國內旅客，右半邊區域用于服務國際旅客。

3.2航站樓內人員流動性參數設定設置兩組實驗，第一組為不考慮團體旅客行為的因素，第二組考慮團體旅客的影響。兩組進離港實驗中易感者、感染者、潛伏者和移出者的初始百分比分別為81.2%，8.8%，3.1%和6.9%，每組進港和離港實驗中均有8700名左右的旅客，國內旅客的數量約為國際旅客的4.2倍。并假設旅客直徑服從μ=0.6，σ=0.026的正態分布(95%的人員直徑分布在［0.55，0.65］的區間內，單位:m);旅客舒適行走速度均勻分布于0.5～1.0m/s之間。同時，參照國內某機場服務承諾，對旅客辦理各種手續的時間做出如表1所示的假設。此外，人員離港和進港的時間根據該機場航班時刻表而定，假定每架航班上的旅客數隨機分布在120～150之間。其中，旅客從所在航班起飛前210min開始到達航站樓，值機柜臺的開放時間為航班起飛前的120～50min，登機時間為航班起飛前的50～15min，海關、檢驗檢疫和邊防檢查柜臺的開放沒有時間限制，遇值機柜臺未開放或登機門未開放時，旅客前往商業區等待。

3.3航站樓內的團體行為假設設易感者與感染者的距離小于2.0m時才可能被感染，即，有效接觸距離為2.0m。此外，據統計，國內民航旅行團旅客、結伴出行旅客和個人出行旅客的比例分別為39.6%、34.1%和26.3%［9］。在航站樓內，個人出行旅客對其他旅客的作用力強度Ai和心里排斥范圍Bi以及團體旅客之間的吸引強度Ei和吸引范圍Fi并不是固定不變的［10］。伴隨行人心理狀態的變化，這兩個參數都可能發生改變。在考慮團體行為的實驗中，對三種團體行為的設定如表2所示。

3.4實驗結果每組實驗采用將基于個體的SEIR模型和社會力模型結合的方式模擬航站樓內流感傳播擴散，圖3(a)給出了離港實驗中感染者數量的變化趨勢，進港實驗的數據由圖3(b)給出。圖3(a)中兩條曲線不僅走勢相同，而且較為貼近;圖3(b)中兩條曲線走勢相近，而變化幅度有明顯的區別，這說明團體行為對離港流程中流感的傳播影響較小，而對進港流程中流感的傳播有顯著影響。在24h的模擬中，不考慮團體行為的進港和離港實驗共計有342和1067名旅客被感染，而考慮團體行為之后，二者分別為505和1219，增長幅度分別為47.7%和14.2%。圖3航站樓內感染者數量

4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