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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科所涉及的范圍十分廣泛,且沒有一定的范疇,不存在國家和地區(qū)的區(qū)分,即沒有所謂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學,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學,當然也就不存在中國式的管理學.但是,換一個角度,從管理哲學方面來看,確實存在中國式的管理學,只有適合自身發(fā)展情況的管理學,體現(xiàn)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發(fā)揮管理學的有效性[1].因此,各個地區(qū)、各個國家的管理哲學也存在一定的差別.中國式的管理學需要在中國管理哲學的基礎上,結合中國人的心理行為和風俗傳統(tǒng),才能夠達到令人滿意的效果.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管理學的研究將繼續(xù)深入,并呈現(xiàn)出興盛的景象.但整體上看,中國管理學尚未達到成熟的學科,國內也還沒有一支從事中國管理學教學與研究的隊伍,中國管理學在國內的管理學科中尚未占據(jù)一定的主流地位,其發(fā)展狀況有待進一步加強.同時,中國管理學的發(fā)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響.在發(fā)展的觀點上,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方面是支持朝著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國歷史的相關管理學作為當代管理學研究的依據(jù),不斷探索發(fā)展管理學的規(guī)律,然后構建中國式的管理學理論.另一方面的觀點是提倡中國與國際接軌,借鑒西方的管理學來發(fā)展中國管理學.中國的管理學,在教育與管理實踐上,長期以來都是借鑒西方先進的管理學理論.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沒有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沒有認識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傳志在談自己幾十年的管理心得時說,中國不僅需要吸取西方先進的管理思想,又要結合中國企業(yè)的實際營業(yè)環(huán)境.隨著管理學的進一步發(fā)展,有越來越多的院校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已經開始在管理學中納入中國元素.但由于習慣性的教學方式,在實際執(zhí)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學模式仍然占據(jù)主要地位.可見,只有適合于中國的管理學教學模式才具有研究價值.而理論投入到實踐中是需要結合環(huán)境的,中國市場正處于獨特的發(fā)展環(huán)境,這為廣大企業(yè)帶來了更多商機以及挑戰(zhàn).盡管西方管理學思想在國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絕不能說明其適合于中國市場.有研究者稱,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論指導的中國管理學就無法打造出國際一流的企業(yè);同時,中國企業(yè)在引進西方管理學的理論和方法時,如果不結合自身條件進行改造,也不會取得管理成效.因此,當前情勢下,構建中西方結合的管理文化對于中國式管理體系就顯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學地位的關鍵
要想提升中國管理學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創(chuàng)價值以及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成果.當前,企業(yè)內部的管理經驗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學理論的高度上;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礎數(shù)據(jù)和有針對性、專業(yè)性、影響力的觀點和建議.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論,只有在實踐中得到有效的運用,經得起實踐的考驗,并能夠很好地指導經濟活動,才會擁有長久的生命力,獲得被廣泛認可的地位.除此基礎研究以外,還要掌握好管理學的前沿理論,把握好具有實踐意義的案例,再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原創(chuàng)性的研究,從而提高中國管理學的國際影響力.在傳統(tǒng)的管理學中,通常只是列舉多個實例,然后依照某個標準進行對比和分析,這樣的研究方式難以得出原創(chuàng)性的成果.就近幾年中國管理學研究的一些成果來看,主要還是對國際上先進的管理學理念進行磨合的結果,僅僅是在國外的基礎上加入了一些中國的實踐分析,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原創(chuàng);也沒有對當前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實際問題展開深入的討論,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論無法滿足當前需要.當前,中國管理學的發(fā)展空間仍是巨大的.改革開放時期的管理實踐取得了成功,在當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學中,仍參照改革開放時期,但卻不能完全照搬,應結合當前環(huán)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況且,直接套用現(xiàn)代管理學的理論難以解釋中國在經濟轉軌和變遷的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重大問題.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學家開始對中國的經濟與管理產生疑問,中國管理學逐漸受到國際的關注.近年來,管理學出現(xiàn)了東移的趨勢,中國的管理學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這對中國管理學的研究來說是一個優(yōu)勢.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中國管理學家相對西方管理學家來說,比較熟悉中國的情況而更具有研究的優(yōu)勢;第二,中外學術交流日益頻繁、活躍,同時,中國學者在當前現(xiàn)代經濟學和管理學得到較快發(fā)展的情況下進行管理學的研究,可逐漸縮小與國外的差距,原創(chuàng)性的成果會越來越多.
3在方法論的指導下發(fā)展管理學
正確的方法論有助于發(fā)展中國管理學,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創(chuàng)成果.中國管理學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國管理學不應排斥西方管理學,兩者可以相互獨立而存在,且應為取長補短的關系.兩者的主要區(qū)別在于,中國管理學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學思考為主要內容,缺少了實踐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學注重的是實用,缺乏方法論的指導.可見,兩者應為互補的關系.中國管理學也并非單獨為一體,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吸取西方的先進技術,從而形成一個具有開放性的管理學體系.中國管理學并不排斥西方的觀點,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過程中不斷吸取精華,從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創(chuàng)作品.可見,發(fā)展中國管理學需要本著揚棄的思想,對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繼承,同時對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點,如人本管理的思想,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在強調這一點.在西方的管理學中,實證主義在當前環(huán)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適應性,可作為發(fā)展中國管理學的重要指導思想.但是,僅僅通過批判地繼承來發(fā)展中國管理學還遠遠不夠.為了進一步發(fā)展中國管理學,不能依靠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上做出補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學思想更不能解決問題,最關鍵的還是在于對這兩方面的創(chuàng)新、超越.這是具有一定難度的,但又勢在必行,已經成為當務之急.中國管理學目前處在發(fā)展的初期階段,沒有得到國際管理學界的普遍認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國管理學沒有利用國際管理學由來已久形成的現(xiàn)代管理學來規(guī)范自身;另一方面還在于中國管理學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成果和理論,無法立足于市場.這主要表現(xiàn)在方法論上,仍然因循守舊,無法創(chuàng)新.因此,中國管理學要想獲得國際管理學界的認可,就必須在研究的過程中解決更多的實際問題,創(chuàng)造出屬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獨特的理論框架和實踐案例.當然,這也是由中國的具體國情所決定的.我國傳統(tǒng)的做法就是大量引進西方的管理學理論與方法,而隨著環(huán)境的變化,當今的中國應結合自身的特點,將中西方的管理學方法論結合起來,注重研究過程的規(guī)范性和獨創(chuàng)性,在統(tǒng)一、科學的學術氛圍下開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學融合中的要點
在中西方管理學呈現(xiàn)出日漸融合、交流頻繁的情況下,發(fā)展中國管理學的要點在于抓住當前的機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學的突破點,促進中國管理學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學面臨著瓶頸的問題,而中國管理學的研究水平日漸提高,這對中國管理學來說是一個良好的機遇.具體表現(xiàn)在,中國管理學研究者更為熟悉中國的情況,相對西方管理學家而言具有一定的優(yōu)勢;中國正處于工業(yè)化的中后期階段[2].一直以來,我國大型的國有企業(yè)都處于壟斷地位,國外大型企業(yè)不斷進入中國市場,使得競爭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當前市場環(huán)境的管理體系來指導企業(yè)的發(fā)展.而建立一個合理科學的管理體系,對中國企業(yè)來說則是一個重大難題,解決這個難題對中國的工業(yè)化進程又有著直接的影響.當前中外學術交流不斷擴大,且日漸頻繁;中國研究者在管理學前沿理論的研究能力和理解、運用能力也在不斷提高.這樣的發(fā)展趨勢有助于縮小與國外同行的差距,并獲得國際上的認可.這要求中國管理學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視,進一步深入研究中國管理學的實際性問題,分析和掌握中國管理學的發(fā)展歷史和趨勢,總結出發(fā)展規(guī)律;對中國管理學的管理實踐和創(chuàng)新做出全面的總結,從而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學體系;并能夠在國際上的管理學語境中順暢地進行交流,實現(xiàn)跨情景的學術對話.最終形成既具國際性又不失中國特色的管理學成果.目前發(fā)展中國管理學最好的辦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學為參照的情況下在管理學知識體系的范疇內建立起具有中國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圍.中國管理學的本質在于可以根據(jù)自身的發(fā)展條件來創(chuàng)造符合自身特點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義.只有這樣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國特色并能夠立足于世界市場的管理學體系.根據(jù)這一特點,應注意的是,必須具備中國特色,立足中國國情,從中國經濟的發(fā)展現(xiàn)狀及其人文傳統(tǒng)來研究管理學,強調的是目前中國的現(xiàn)實問題.
5結語
關鍵詞:文學圈教學法;中國現(xiàn)代文學;應用研究
在高師院校中文系的課程設置中,中國現(xiàn)代文學課程為專業(yè)必修課,是中文專業(yè)學生必修的核心課程。中國現(xiàn)代文學課程為學生提供了了解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來發(fā)生的文學現(xiàn)象及經典作家作品,而“魯、郭、茅、巴、老、曹”這些經典作家即涵蓋其內。學生熟悉掌握現(xiàn)代文學史及經典作家作品,不僅有助于積淀其人文修養(yǎng),而且還可以為將來走上教學崗位的學生積累必要的現(xiàn)代文學基礎知識。因此,中國現(xiàn)代文學課程教授的質量及效率至關重要。就目前高校該課程的教學而言,基本上都是采用傳統(tǒng)的講授法進行教學,授課教師是課堂的絕對中心,教師在課堂中普遍進行的是填鴨式教學方式。這種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法,優(yōu)點在于教師能完全掌握課堂教學的秩序,能夠合理分配教學的重難點,不過此教學方式還有一個很大弊端,即是沒有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沒有讓學生完全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來,所以,就教學效果而言,這種教學方式效率有限。針對目前中國現(xiàn)代文學課程普遍采用的傳統(tǒng)教學方式,筆者認為可以采用其他教學方式,改變目前中國現(xiàn)代文學課程教學方式的困境。簡言之,即是采用文學圈教學法,進行合理有序的應用。
一、文學圈教學法的內涵及實施方式
(一)文學圈教學法的概念及內涵
作為一種閱讀教學方式,文學圈(LiteratureCir-cle)最早的發(fā)現(xiàn)者是美國亞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城的一名小學教師卡倫史密斯,1982年,卡倫史密斯一次偶然機會在教室內落下了一批閱讀書目,這些書目遂引起了學生的興趣,學生爭相閱讀,發(fā)表看法,甚至自發(fā)組成討論小組,在以后的期末考試中,令人感到神奇的是這些學生的閱讀成績大幅度得到了提高。而卡倫史密斯所教班級的這種閱讀經驗,被本校教師大力推廣。卡倫史密斯所發(fā)現(xiàn)的這種由學生自發(fā)組織的閱讀活動便是今天我們所講的文學圈的雛形。文學圈概念的正式提出要歸功于美國學者哈維丹尼爾斯,1994年,哈維丹尼爾斯的巨著《文學圈: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室里的聲音和選擇》正式出版,在書中,作者詳細地界定了文學圈的概念,其認為“文學圈是以合作學習理論為基礎的暫時性的彈性閱讀小組,小組成員自主選擇并閱讀同樣的故事、詩歌、小說或其他文學作品,在完成獨立閱讀之后,小組共同決定要討論的內容。成員根據(jù)自己在小組定的角色和職責為下一輪將要舉行的討論會做準備,按照各自分配的角色,設計閱讀作業(yè)紙,準備討論時的問題提綱。在討論會上,成員根據(jù)自己先前準備好的問題提綱與教師和組內其他成員進行討論,盡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各閱讀小組完成一部書的討論之后,成員會以恰當?shù)姆绞剑卸鴦?chuàng)新地展示、交流作品中的精彩部分,這樣有利于同更多的團體成員交流和共享閱讀的快樂和驚喜。最后,完成討論的小組之間進行必要的成員交換選擇更多的閱讀材料,組成新的文學圈,展開新的一輪閱讀與討論。”[1](P51)從以上哈維丹尼爾斯對文學圈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文學圈閱讀法適合的最佳領域是閱讀文學類課程,如小說、詩歌、散文等課程的教學應用。學生在諸如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文學作品自由閱讀的過程中,獨立產生對這些閱讀材料的興趣,然后自發(fā)與同學結成討論小組,討論交換自己的閱讀心得。這種閱讀方式有點類似于國內流行的班級讀書會,不過,與班級讀書會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文學圈閱讀過程中,學生的自主性會得到更多的尊重,學生的個性也更易得到表現(xiàn)。
(二)文學圈教學法的實施程序
文學圈在最初雛形形成的過程中,學生對閱讀材料的選擇完全是隨意和偶然性的,由于現(xiàn)實的教學過程中,一門課程的教學存有基本的大綱及重點。因此,如果完全讓學生隨性自主選擇閱讀材料,會導致閱讀的分散及偏離。針對文學圈雛形的這種特點,哈維丹尼爾斯在書中又針對性地加入了學習任務單,文學圈的這種閱讀隨意性問題得到了根本的改變。因此,成熟的文學圈教學過程中,課任教師亦扮演了一個積極的參與者角色。其角色的最為重要的職責是任務單的設計。一般而言,一個完整的文學圈教學過程可以分成六大部分,即選擇閱讀材料篇目、形成不同閱讀小組、設計小組閱讀任務單、分角色完成閱讀材料、教師總結評價、形成新的閱讀小組。在這個過程中,最為重要的部分是閱讀任務單的設計。在設計閱讀任務單過程中,教師要根據(jù)學生的閱讀能力特點、興趣愛好,甚至是性別差異,設計適合學生的閱讀能力及興趣的問題任務。任務單的問題要有開放性、延展性和思辨性,這些問題在課堂上討論時,要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展開,并引起學生的辯論探討。另外,文學圈教學法順利實施的又一環(huán)節(jié)是教師的總結評價。在現(xiàn)實文學圈教學過程中,教師根據(jù)現(xiàn)場教學進行的實際情況,可以在學生討論完成之后進行現(xiàn)場總結評價,亦可以填寫問卷表,以便在下一次文學圈教學活動開始時進行回顧和總結。每一次的文學圈教學活動要及時做好評價和總結,要肯定表揚學生的優(yōu)點,亦要指出不足之處,這樣學生才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文學圈教學活動中得到脫胎換骨的提高。
二、文學圈教學法在現(xiàn)代文學課程中的實施
文學圈教學法的最佳實施領域是閱讀教學,尤其是文學類課程的應用,在高師院校中文系課程設置中,幾乎有一半課程是文學類課程,如現(xiàn)代文學、當代文學、外國文學、古代文學等等。因此,對這些課程進行文學圈教學方式是水到渠成的。
(一)中國現(xiàn)代文學課程的性質及特點
如前所提,中國現(xiàn)代文學課程是高師院校中文系開設的專業(yè)必修課,一般開設兩個學期。按照中國現(xiàn)代文學課程實施方案來看,這門課程要求學生掌握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三十年的基本文學史知識及經典作家代表作品。而作家代表作品的教學幾乎占據(jù)了中國文學課程的大半壁江山。學生了解掌握了多少代表作家作品,實際上決定了這門課程的教學成敗。以“魯、郭、茅、巴、老、曹”為核心的現(xiàn)代文學巨匠代表作又幾乎占了現(xiàn)代文學課程文學類作品的一半,這些作家作品內容涵蓋了小說、散文、詩歌、戲劇領域,學生對這些作家作品的掌握又是重中之重。因此,在實際的文學圈教學過程中有針對性地選擇這些作家作品,極大地提高了學生學習掌握現(xiàn)代文學課程的效率。
(二)文學圈教學法在現(xiàn)代文學課程中的案例分析
現(xiàn)代文學課任教師大都有這樣的困惑,就是現(xiàn)在的學生不愛讀作品或者說是根本不去讀作品。這些學生為什么不愛讀作品呢?客觀方面來說,現(xiàn)代文學課程中有些作品由于年代社會背景的原因,比如魯迅的雜文、郭沫若的戲劇等,必須結合時代背景來研讀,這些學生由于自身的時代歷史背景的積淀薄弱,不能融入作品,所以就有些抵觸作品文本的評析。從主觀上看,則是課任教師教學方法的生硬,也就是教師滿堂灌一言堂的教學方式,這種填鴨式的教學方式長久以來會讓學生有些麻木,從而在課堂上與教師的教學節(jié)奏不相協(xié)調,這樣的教學效果就有些差強人意了。下面筆者嘗試以茅盾的短篇代表小說《春蠶》為例進行文學圈教學法的設計。1.《春蠶》內容簡介及教學目標《春蠶》是茅盾的代表短篇小說。該作品創(chuàng)作于1932年,按照現(xiàn)行的文學史的界定,《春蠶》“通過描寫30年代中日淞滬戰(zhàn)役前后,江南農村蠶農老通寶一家的養(yǎng)蠶‘豐收成災’的悲劇事實,形象地揭示出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給中國農民帶來的民族災害;展示了中國商業(yè)資本家和官僚階級由于轉嫁危機與農民階級形成的尖銳矛盾;同時勾勒了兩代中國農民不同的思想與行為,預示著他們所走的不同道路”。[2](P170)《春蠶》與葉紫的《豐收》、葉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是30年代描寫“豐收成災”的三部代表作。《春蠶》以現(xiàn)實主義寫實的筆法描寫了江南杭嘉湖蠶鄉(xiāng)“蠶農”這個群體的悲慘生活,小說形象地塑造了以“老通寶”和“多多頭”為代表的兩代蠶農的形象。《春蠶》的教學目標在于要讓學生明了為什么老通寶一家養(yǎng)蠶豐收成災了;其次是掌握老通寶、多多頭兩代蠶農的性格差異;最后掌握小說的敘述特點。在以往的傳統(tǒng)教學過程中,科任教師一般是以事件———人物———方法的方式,講述作品背景、分析豐收成災的原因、總結人物形象特征、最后是評價小說的寫作方法。這種以教師為中心的講授法,優(yōu)點在于講解思路很清楚,不過缺點是學生的參與感不強,對作品內容及人物的認識不夠深刻。2.《春蠶》文學圈教學法應用流程按照上文所提文學圈教學過程的六大步驟,第一步是選擇閱讀材料即《春蠶》;第二步是形成閱讀小組,筆者嘗試以學號分配方式隨機組合成不同的閱讀小組;第三步是設計閱讀任務單,此部分是關鍵。筆者主要列舉以下問題:A.請詳解《春蠶》豐收成災的主客觀原因?B.你認為老通寶借債買桑葉的細節(jié)是否真實?C.怎樣評價《春蠶》中的日常生活細節(jié)描寫?D.敘述老通寶與多多頭的性格差異。E.《春蠶》敘述描寫特點。F.《春蠶》的民間話語形態(tài)表現(xiàn)。此任務單要在教學前一周提前布置給學生準備,接下來就是《春蠶》課堂的正式教學。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根據(jù)先前準備的任務單,在課堂上分小組自由討論,教師扮演的角色是引導及聆聽。討論結束之后,進入第五個流程,即教師的總結評價。教師要根據(jù)學生在教學現(xiàn)場的表現(xiàn),充分肯定學生對任務單的理解探討。對于其在討論過程中的一些不足提出改善,為進入下一個文學圈做出準備。3.傳統(tǒng)講授法與文學圈教學法在《春蠶》教學中的比較為了對比不同教學方法對同一教學內容的教學效果,筆者在《春蠶》一文教學中選擇了兩個本科平行班對比教學,具體來說,一個班運用傳統(tǒng)的講授法教學,一個班運用上文所提文學圈流程進行教學。在教學活動結束后,筆者設計調查問卷表,并在課堂上采用閉卷答題的方式完成。然后分析比較學生的反饋。根據(jù)學生反饋材料,我們發(fā)現(xiàn)這兩個平行班對《春蠶》理解掌握效果差異明顯。采用傳統(tǒng)講授法授課的班級,對《春蠶》的把握僅僅停留在熟悉故事的階段上,能大體清楚老通寶一家為什么豐收成災了,而對于其中的一些諸如民間話語形態(tài)、日常生活細節(jié)、心理描寫特點等方面沒能有深刻的印象。反觀,運用文學圈教學法教學的班級,則能深刻了解以老通寶為代表的江南蠶農豐收成災的主客觀原因,并對小說的一些敘述描寫特點如數(shù)家珍。而對老通寶、多多頭、荷花、六寶等主要人物形象描述飽滿清楚。概言之,運用文學圈教學法的班級真正掌握并記住了《春蠶》這部小說。
三、文學圈教學法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課程
應用的反思基于文學圈教學法的基本程序,此種教學方法有以下限制。其一,文學圈教學法適用的領域主要是文學作品教學,對于一些文學史相關的知識點教學,優(yōu)勢則不甚明顯。其二,由于在現(xiàn)實教學過程中受到課時安排的限制,不可能也不現(xiàn)實每一堂課都運用此種教學法。其三,在文學圈教學過程中,學生的準備閱讀占據(jù)重要地位,如果每堂課都讓學生準備閱讀的話,會極大地加重學生的負擔,長久以來,可能會讓學生麻木甚至厭煩,不利于下一個文學圈教學活動的展開。此外,筆者根據(jù)《春蠶》一文的實驗,發(fā)現(xiàn)文學圈教學法順利實施的一個關鍵是學生任務單的設置。任務單設置的根本原則是要有開放性,要能形成討論的可能。比如“你覺得老通寶借債買桑葉的行為是否真實?”這個問題有很好展開的可能。其實這個問題的質疑最初源自于吳祖緗,其認為這個細節(jié)不符合生活真實,甚至是“無中生有”。[3]學生據(jù)此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在討論過程中,他們各抒己見,說出了自己的看法觀點。盡管有些觀點看法有些片面和淺顯,但起碼學生進入了作品,能夠發(fā)表自己真實的感受及想法,并對江南蠶農的生活作出了精細的轉述,這些想法證明其真正地看進了這部作品。綜上,傳統(tǒng)以教師為主導中心地位的教學方式,不能有效激發(fā)學生對現(xiàn)代文學史及作品的閱讀興趣,學生不讀作品不參與課堂討論的現(xiàn)象極其普遍。基于現(xiàn)代文學的這種教學現(xiàn)象,文學圈教學法能很好地解決目前學生不讀作品的現(xiàn)狀。由于文學圈教學法的實施有其特殊的程序與方式,教師的在教學活動中的角色地位發(fā)生了根本的轉變。教師在文學圈教學活動中,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主導者,而是一個引導者與聆聽者。教師可以根據(jù)課堂學生的討論狀況,因勢利導,激發(fā)學生對文本分析的厚度與深度,這樣文本閱讀理解就能深刻地刻在學生的腦海中,一個文學圈教學便順利完成,同時又為下一個文學圈做出了積極的準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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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書法藝術;中國書法文獻學;文獻級次;文獻類型;原典文獻;學科建設
中圖分類號:J20 文獻標識碼:A
科學研究是以本學科的文獻為基礎的,任何一個健全學科的建立,都不能沒有本學科的文獻學。文獻學承擔著本學科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并提供文獻檢索、利用的重任,是科學研究的前提和出發(fā)點。
中國書學已有千年歷史,在書家、書跡、書論的史料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已經做了許多工作,取得豐碩成果。在這一領域中可以說是名家輩出,傳世之作甚多。但自覺地進行書法學科建設,卻是晚近才開始的。特別是進入新時期以后,書界同人的學科意識逐漸覺醒、強化,并積極投入學科建設之中,使書法成為高校的一門獨立課程,并設置了書法碩士點,博士點,使這一中國傳統(tǒng)藝術得到發(fā)揚光大,呈現(xiàn)繁榮景象。在書學史料建設方面,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取得了書學史上空前未有的成就。無論在書跡、書論的結集出版,還是在書家傳記資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均表現(xiàn)出一種“集大成”的恢宏氣度。
但是,此前所搜集整理、編輯出版的書學史料,都還屬于具體文獻整理操作層面的工作。它需要被納入文獻研究的科學理論系統(tǒng),或者說它需要文獻整理的理論和方法的指導。而且有必要對以往一系列文獻整理工作的許多成果從理論、方法上進行認真總結,使書法文獻的搜集、整理、研究、檢索、利用成為一種專門的科學。
關于書法文獻學的建立,近年來已有一些學者開始關注。如丁正光先生曾發(fā)表《構建“書法文獻學”芻議》,呼吁構建書法文獻學,并陳述了他的一些初步設想。2010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陳志平先生《書學史料學》一書,是筆者見到的唯一一部書學史料學著作,該書史料豐富,體例完備,在中國書學文獻學的建立中具有開拓之功。但此書與本人所構建的《中國書法文獻學》在思路和構成上有較大差異。
日本書界一向重視書法文獻的整理編纂,僅出版的大型書法辭典就有:飯島春敬編《書道辭典》(東京堂出版,1975)、飯島春敬編18卷本《綜合書道大辭典》(東京堂出版,1982)、藤原宏、加藤達成等編《書學書道用語辭典》(第一法規(guī)出版,1978)、春明好重、杉村邦彥編《書道基本用語辭典》(中教出版,1991)、書學書道史學會編《日本?中國?朝鮮書道史年表事典》(菅原書房,2005)等。各書體字典則有:高田竹山監(jiān)修《五體字類》(西東書房,1961)、藤原楚水編《書道六體大字典》(三省堂出版,1961)、伏見沖敬編《隸書大字典》(角川書店,1989)、北川博邦編《清人篆隸書典》(雄山閣出版,1979)、圓道佑之《草書大字典》(講談社,1968)等。但是他們的文獻工作尚未能進入構建書法文獻學的層面。
我們正在撰寫的《中國書法文獻學》,給自己規(guī)定的任務,是試圖在已有書法文獻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目前書法文獻整理與研究的現(xiàn)狀出發(fā),并汲取我國傳統(tǒng)的和西方現(xiàn)代的文獻學理論方法,以構建較為系統(tǒng)完整的中國書法文獻學的理論體系,設計一個能夠包容中國書法學科各級次、各類型文獻的敘述結構和研究框架。并對已有的中國書法文獻的級次和基本類型進行科學劃分,對重要文獻的文獻價值予以評述。
近年來先后出版了多種分學科或斷代的文獻學著作,但各書均偏重于原始文獻的敘述評價,而忽略對原始文獻進行“研究”和“研究之研究”的次級文獻的介紹評述。而且各書雖名為“文獻學”或“史料學”,但卻幾乎不涉及本學科文獻搜集、整理、研究、檢索、使用的理論和方法。
我們認為,中國書法文獻是整個書法學科的各級次、各類別的文獻。一個學科的文獻構成,都應包含三個級次的文獻:
其一,原典文獻。是學科構成的基礎和前提,它決定著學科的歸屬。如中國古代書學作為一個學科,從時間跨度上說,是中國自有文字始,直至晚清期間的書學。它的原典文獻,就是該歷史時期內所產生的書家、書跡、書論。這是中國古代書學構成的根基,是該學科最基本的研究對象。原典文獻是一個封閉的體系,它是學科歸屬的歷史時期內所生成的全部文獻,這個歷史時期一旦終結,原典文獻便不再產生。而學科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它伴隨著本學科原典文獻的產生而逐漸形成,但卻不會因為一個歷史時期結束,該學科歸屬時期內的原典文獻不再產生而告終結。只要有對原典文獻的研究,則該學科便會永無休止的發(fā)展下去。
其二,研究文獻。由對原典文獻進行研究而生成的“研究文獻”為該學科的二級文獻。只要研究不間斷,“研究文獻”便會不斷生成。所以,二級文獻是一個開放的體系。
其三,對“研究文獻”進行再研究的“研究之研究文獻”,是該學科的三級文獻,也就是該學科的研究史、學術史一類的著述文字。它是該學科學術研究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當二級文獻積累到足夠的數(shù)量時,就會有對它的梳理和述評、研究,以作為今后繼續(xù)研究的起點。而這種研究也會無限延伸下去,所以也是一個開放的系統(tǒng)。
這一基本認識決定了我們關于中國書法文獻學體系構成的基本思路。
這樣,本書便將1.中國書法文獻學理論;2.整理、研究、使用文獻的方法;3.原典文獻;4.“研究文獻”;5.“研究之研究文獻”等按照科學的邏輯層次和邏輯關系,構建成一個有機的開放的書法文獻譜系。中國書法學科的重要文獻,特別是重要的文獻類型,大體上都包括到這個文獻學敘述研究的結構框架里來了。
我們把《中國書法文獻學》內容的基本構成為:
“緒論”,是本書關于建立中國書法文獻學的理論思考和文獻學敘述、研究框架的設計。“引論”,論述中國書法文獻學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總論”,論述中國書法文獻學的研究對象,對中國書法文獻學的重要概念和理論范疇進行界定辨析;中國書法文獻學與中國傳統(tǒng)文獻學和西方現(xiàn)代文獻學的關系;人文文獻觀與中國書法文獻學理論體系的建構。“本體論”論述中國書法文獻學本體的內涵;中國書法文獻學本體的內容與形式;中國書法文獻的級次、類型與文獻譜系;文獻整理與研究的方法論。“功能論”論述中國書法文獻學傳播功能的內涵;中國書法文獻的記錄與交流;中國書法文獻學的文本闡釋與讀者接受;中國書法文獻學的傳播功能、類型與模式等。
第一編,中國書法文獻學的搜集與整理。參照中國傳統(tǒng)文獻整理的基本方法,論述中國書法文獻的輯錄和輯佚、校勘、考證、辨?zhèn)巍姹尽⒛夸洝⒆⑨尩鹊睦碚摵头椒ā?/p>
這些既是文獻整理的基本理論方法,也是文獻整理工作的基本內容。經過這些理論方法的指導和綜合運用所取得的成果,如校勘記、目錄及目錄提要、注釋、版本鑒定等,除文獻輯佚所得的原典文獻外,其余均為在文獻整理過程中,所產生的對文獻進行辯析和說明的二級文獻,雖然不如論文、專著那樣完整系統(tǒng),但這些工作同樣是一種學術研究,因此這些成果應和對原典文獻進行研究批評的論著一樣,被視為由原典文獻派生出來的二級文獻。
輯錄輯佚、校勘、考證、辨?zhèn)巍姹尽⒛夸洝⒆⑨尩仍诠盼墨I的整理與研究中,往往是交互為用,密不可分的。這些古代文獻整理的方法和內容,在中國書法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中仍可繼續(xù)發(fā)揮作用,并得到豐富、改造和發(fā)展。
第二編,論述書家生平文獻,包括表譜、傳記、日記、書信等。這些文獻記錄、反映著書家個人的生活狀況、交游活動及創(chuàng)作著述情形,是理解書法創(chuàng)作主體的重要史料。中國傳統(tǒng)一向重視“知人論世”,離開創(chuàng)作主體的人及其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環(huán)境,作品便難以解讀。因而本課題特設一編,專門評述書家的表譜、傳記、日記、書信等不同的生平文獻類型。包括書家生平文獻的體裁形制及書家史料的來源。
第三編,介紹中國書法原典文獻――書跡,包括書跡文獻的載體(甲骨、金石、竹簡、木牘、縑帛、紙張)和書體(篆書、隸書、草書、行書、楷書、雜體書)以及編輯出版類型(古代編輯出版類型和現(xiàn)代編輯出版類型)。
第四編,介紹中國書法原典文獻――書論。包括綜論中國書法原理和書法創(chuàng)作技法的文獻。不含對書跡、書家進行批評研究的論文、專著及書法史等二級文獻。
第五編,介紹對書法原典文獻進行批評研究的文獻――二級文獻,包括古代研究文獻和現(xiàn)當代研究文獻的主要類型。古代研究文獻的主要類型:題跋、品第、評騭、書史;現(xiàn)代研究文獻的主要類型:論文、專著、書法史、書法理論批評史、有關書法研究的工具書《書法詞典》(不含書跡字典、字匯等類書)。
第六編,介紹對書法研究文獻進行再研究的“研究之研究”文獻――三級文獻。包括:書法研究資料匯編、書法研究述評(單篇述評文章和述評專書)、中國書法研究史、中國書法史編纂史等。
第七編,中國書法文獻工作的現(xiàn)代化,包括儲存、檢索等。
總之,在理論建構方面,我們在總體考察中國古典文獻學和現(xiàn)代西方文獻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基礎上,結合中國書法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實踐,從發(fā)生學意義上對中國書法文獻學的基本概念和范疇進行界定,并總結其基本規(guī)律,綜合運用文獻學、圖書館學、情報學、傳播學、接受美學等理論方法,嘗試建構中國書法文獻學理論體系的一種模式,即由“總論”、“本體論”、“功能論”三大部分構成的文獻學理論體系,以突破中國古典文獻學以史實考證為主的“實證”研究和西方現(xiàn)代文獻學以文獻信息的技術操作與應用為主的“實用”研究的藩籬,把中國書法文獻學置于現(xiàn)代文化傳播的視野中進行系統(tǒng)考察,賦予中國書法文獻學更為豐厚的文化內涵,拓展文獻學理論研究的維度和視野。從而結束書法文獻學工作長期以來停留在具體的史料整理、應用,在理論上則局限于方法論探討的局面。這對于促進中國書法的學科建設、推動中國書學與相關學科的平等對話及其在21世紀的發(fā)展,都將具有一定的理論探索意義。
我們還力圖設計一個書法文獻的敘述研究框架,也就是書法文獻學本體的結構模式。它需要包容中國書法學科各級重要文獻及各種文獻類型,并按一定的邏輯層次關系,將其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文獻工作最講究實事求是,所以本課題的研究,雖然也吸收現(xiàn)代圖書館學、情報學等在文獻整理、編目、檢索等方面的一些新理論、新方法,但更重視中國傳統(tǒng)漢學、樸學的治學精神和研究方法,重事實,重證據(jù),一切從事實出發(fā)。對文獻的選擇要尊重歷史,力求選出那些在書法史和書法學術史上確曾發(fā)生過作用,能反映歷史原貌的創(chuàng)作和論著。對本學科文獻的級次和類型的劃分,力求科學、合理;對各類文獻體式特征的說明和對重要文獻的價值評估,努力做到科學、準確、公允。
【關鍵詞】小學語文 情境教學法 內涵 情境創(chuàng)設
【中圖分類號】G62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6)04-0150-02
情境教學法作為素質教育改革發(fā)展以來一種新型的教學方法,不僅可以改變傳統(tǒng)教學方法中沉悶的課堂氛圍,增強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還可以有效提高教師的教學質量。近些年來,情境教學法受到廣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認可,被應用在中小學各科目的教學過程中,筆者作為一名小學語文教師,通過自己的親身實踐,證明了情境教學法對于創(chuàng)造高效率的小學語文課堂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就情境教學法的內涵為出發(fā)點,分析了多種情境在小學語文課堂中的創(chuàng)設,以期為其他的小學語文教育工作者提高課堂效率提供一些借鑒。
一、情境教學法的內涵
情境教學法是指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根據(jù)教學目的、教學目標,將學生引入到一定的情境教學活動中去,以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教材,提高教師的教學質量與學生的課堂學習效率。在創(chuàng)設課堂教學情境的時候,教師需要有效結合教材的內容、學生學習的實際狀況及特點等創(chuàng)設直觀的、生動的、形象的、活躍的教學情境,激發(fā)學生學習的興趣與熱情,培養(yǎng)學生語文學習的積極態(tài)度,幫助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和正確的情感態(tài)度,充分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
二、小學語文教學過程中多種情境的有效創(chuàng)設[1]
1.小學語文課堂上故事情境的創(chuàng)設
在小學語文課堂上進行故事情境的創(chuàng)設主要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教師根據(jù)課本的教學內容,以故事的形式向學生講述,以求使學生對本節(jié)課的教學內容有一個整體上的了解,進而提高課堂效率。第二種是教師選擇與本節(jié)課程教學內容相關的故事講述學生,激發(fā)學生對本節(jié)課程的學習興趣,同時開闊學生的視野,為實現(xiàn)高質量課堂奠定基礎。例如,在講授《雷鋒叔叔,你在哪里》這節(jié)語文課程時,為提高學生對雷鋒的興趣、更好地理解課文的中心思想,可以先向同學們講述一些關于雷鋒叔叔幫助別人的一些故事,比如雷鋒火車站助人的故事、雷鋒釘子精神的故事、雷鋒背殘疾人過河的故事等等,首先使學生對雷鋒產生一定的人物形象印象,帶著這樣的印象去學習課本上相關的知識,這樣可以實現(xiàn)課程教學目標的最大化,還可以幫助學生全面健康發(fā)展。故事情境在小學語文課堂上的創(chuàng)設不僅可以開拓學生的知識視野,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主動性,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還可以有效提高教師的教學質量,為小學語文課堂的順利進行奠定基礎。
2.小學語文課堂上討論情境的創(chuàng)設
討論情境在小學語文課堂上的應用可以增強學生對課本內容的理解能力,培養(yǎng)學生對知識的探究能力,培養(yǎng)學生在教學過程中良好的學習習慣,同時確保素質教育下把學生作為課堂的主體的教學理念的切實落實。素質教育下,教師必須在認真分析教材與學生實際狀況基礎上,通過提出相關的問題創(chuàng)設一定的討論情境來引導學生進行獨立的思考與探究,從而提高小學語文的課堂效率。比如在講授小學語文課文《幸福是什么》時,為培養(yǎng)學生對問題的探究能力,培養(yǎng)學生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授課時,可以先學生們提出一些相關問題:同學們覺得“幸福是什么?”。并將全班學生劃分為若干個小組,使學生以組為單位對該問題進行討論,引起學生對課本內容的興趣,提高學生的課堂學習效率,培養(yǎng)學生思考問題的能力,培養(yǎng)學生基本的語文素養(yǎng)。
3.小學語文課堂上音樂情境的創(chuàng)設
在小學語文課堂上創(chuàng)設一定的音樂情境,不僅符合小學生現(xiàn)階段的學習特點,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主動性,還可以創(chuàng)造輕松的活躍的課堂氛圍,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效率。比如,在講授《看雪》這節(jié)語文課程時,教師在授課之前可以利用多媒體先向學生們播放兒歌《雪花》:“千朵花萬朵花,開在藍天下,飄飄飄灑灑灑,飛向大地媽媽,溫暖著地下的,許多嫩嫩春芽,為孩子帶來了,無數(shù)冬的童話”。形象、簡單的歌詞給予學生無限的想象空間,不僅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課本知識,還可以營造輕松活躍的課文氛圍幫助學生更好的了解課文的中心思想,幫助學生健康全面發(fā)展。
4.小學語文課堂上表演情境的創(chuàng)設
在小學語文課堂上創(chuàng)設表演情境是根據(jù)小學生現(xiàn)階段喜愛表演、喜愛模仿的性格特點,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每一位學生對課堂的參與度,從而較大程度地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因此,在實際的小學語文教學中,教師應該根據(jù)相關教學內容鼓勵學生進行相關角色的扮演進行故事情境的表演,使學生在表演的過程中體會故事人物的性格特點、人物心境等,加深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印象,提高學生的課堂學習效率。比如,在講授《孔融讓梨》這篇課文的時候,老師可以將不同的角色如爸爸、媽媽、哥哥、弟弟、孔融等分配給每組的學生,讓學生扮演不同的角色進行故事情境的表演,加深學生對課文內容的印象與理解,幫助學生了解課文的中心思想,構建高效的語文課堂,向學生們展現(xiàn)小學語文課程的魅力。
三、結束語
隨著我國素質教育的改革與發(fā)展,小學語文教師必須要轉變自己的教學理念,改變傳統(tǒng)的教學方式、方法,把學生作為課堂的主體,充分利用新型的情境教學法,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與教師的教學質量,打造高效的小學語文課堂[2]。
參考文獻:
關鍵詞:臨床藥學藥學監(jiān)護醫(yī)院藥學
一、臨床藥學是醫(yī)藥結合、探討藥物臨床應用規(guī)律、實施合理用藥的一門藥學分支學科。
它主要通過藥師進人臨床,運用藥學專業(yè)知識,協(xié)助醫(yī)師提出個體化給藥方案,并監(jiān)測患者的整個用藥過程,從而提高藥物治療水平,最大限度地發(fā)揮藥物的臨床療效。傳統(tǒng)的醫(yī)院工作模式使藥學專業(yè)人員的職能停留在藥品采購、供應等技術含量較低的事務性工作上,忽略了藥學工作的技術內涵,“以藥養(yǎng)醫(yī)”、“重醫(yī)輕藥”的陳舊觀念使醫(yī)院領導對醫(yī)院藥學重視不夠,藥師獲得繼續(xù)教育機會不多,在知識結構和層次上尚有欠缺,不能適應開展臨床藥學工作的要求,這為臨床藥學在醫(yī)院的發(fā)展造成了一定困難。
二、隨著我國城鎮(zhèn)醫(yī)藥衛(wèi)生體制改革的發(fā)展和職工醫(yī)療保險制度改革進一步深化,廣大群眾對藥品使用的安全性、有效性、合理性的呼聲將日益高漲,如何讓患者享有價格合理、質量優(yōu)良的醫(yī)療服務,是醫(yī)療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
藥師要積極參與藥物經濟學研究,利用醫(yī)院豐富的臨床數(shù)據(jù),運用最低費用分析、效益分析、效果分析、生命質量分析等多種方法,分析藥物治療模式對整個醫(yī)療系統(tǒng)及社會成本和效益的影響,在相同療效的情況下,選擇最經濟的給藥方案,優(yōu)化衛(wèi)生資源的利用,積極制定和推薦各種疾病藥物治療的最佳方案,扭轉醫(yī)師處方無法監(jiān)督的局面,促進合理經濟用藥。
三、世紀年代以來,發(fā)達國家醫(yī)院藥學實踐已開始由“以產品為中心”的模式轉變?yōu)椤耙员WC患者藥物治療的安全、有效、經濟、合理為核心”的即“以患者為中心’的模式,此模式在國內被廣泛稱為藥學監(jiān)護。
美國的大部分醫(yī)院都有一批各專業(yè)的臨床藥師,直接參與臨床用藥,參加查房會診及疑難患者藥物治療方案的討論。但他們并不直接從事常規(guī)血藥濃度的監(jiān)測,由檢驗科來承擔。這樣,臨床藥師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藥物的選擇、合理使用和監(jiān)測結果的分析上。美國臨床藥學經過多年的發(fā)展,藥學服務深人人心,工作水平也達到很高水準,臨床藥師在臨床用藥中的決策指導地位,已得到了充分肯定,據(jù)一份調查顯示,臨床藥師在住院病房參與治療工作中,藥師提出的用藥方案和建議以上被采納或經過修改后被采納,藥師面向患者參與治療,發(fā)揮了良好的醫(yī)療效果。由于臨床藥師全天候面向患者進行監(jiān)護,不但發(fā)揮了良好的醫(yī)療效果,也使患者在病房的花費大大降低。
我國衛(wèi)生行政管理部門要求三級以上醫(yī)院必須開展臨床藥學,且許多省、市有關部門所定的《綜合醫(yī)院分級評審標準》也都對此做出相應的規(guī)定,然而無論是治療藥物監(jiān)測、藥品不良反應監(jiān)測或藥學情報功的開展還都十分不完全。目前,我國的藥物治療監(jiān)測品種與美國幾乎沒有差異,凡是治療窗狹窄,血藥濃度與臨床反應關系明確的藥物國內都可以做。然而的品種,各醫(yī)院實際監(jiān)測還十分有限。
國家衛(wèi)生部和國家中醫(yī)藥管理局聯(lián)合的《貫徹落實醫(yī)療機構藥事管理暫行規(guī)定》中已明確指出,未來醫(yī)院藥學的重點是以合理用藥為核心的臨床藥學工作,并將逐步建立起臨床藥師制度在醫(yī)藥衛(wèi)生體制三大改革的推進和深化過程中,“以藥養(yǎng)醫(yī)”的現(xiàn)象將會漸漸被消除在醫(yī)療機構自制制劑不斷萎縮、門診藥房剝離等“醫(yī)藥分業(yè),措施的影響下,醫(yī)院藥劑科求生存、求發(fā)展,就必須擺脫傳統(tǒng)的輔助科室局面,向直接服務于患者、涉足臨床區(qū)域的主流科室發(fā)展,就必須努力實現(xiàn)從單一供應型向科技服務型的轉變。
法蘭克福學派的
大眾文化批評觀點
大眾文化的商品性。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明確提出大眾文化的商品化特征以及文化藝術已成為“商業(yè)的俘虜”,“藝術明確地承認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質,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藝術發(fā)誓否認自己的獨立自主性,反以自己變?yōu)橄M品而自豪,這卻是令人驚奇的現(xiàn)象。”①在他們看來,文化就是一種商品,且具有較大商業(yè)價值。
大眾文化的單一性。在利益驅使下,很多人盲目追求文化的藝術性及價值性。有些文化產品一旦獲利就會伴隨大批量雷同的文化產品,毫無創(chuàng)新意義,只是不停地一再復制。于是,文化便喪失其獨立性與自主性,變得單一。
大眾文化的欺騙性、操縱性。大眾文化成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影響著人們的觀念、生活。它成為迎合人們需求,使人們處于一種享樂之中的鴉片。阿多諾認為:“文化工業(yè)通過不斷地向消費者許愿來欺騙消費者,但這種許諾并沒有得到現(xiàn)實的兌現(xiàn),僅僅是讓顧客畫餅充饑而已。”②
我國當代大眾文化的現(xiàn)狀
大眾文化的發(fā)展帶動了消費市場,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及思考方式。大眾文化作為科技新成果所產生的影響力毋庸置疑,其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也不容小視。我們可以試著從幾個方面看我國大眾文化的現(xiàn)狀。
廣告。廣告的興起就是為了促進消費、引導消費、生產消費。廠商為使產品能夠順利消費,會采取各種手段宣傳產品并引導人們接受他們的產品。廣告本質是消費主義,引起人們內心深處的無意識。當廣告語成為一種流行話語時,就會給沒有了解和掌握這種話語的人一種壓力,迫使他們去接受和了解這些話語,以便躋身流行之列而不被時代的大眾拋棄。
電視。電視進入了普通家庭,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電視帶來的不只是信息和娛樂,它改變了人的生存狀態(tài)。電視主導了大眾意識,電視里的世界是一個被編輯和改變的世界,使我們無法識別,但是也會引領大眾思想觀念的改變。大眾媒體吞噬了信息,消除了意義。而這樣的情景,觀眾只是被動地接受,并沒有積極地參與到生產制作過程中去。大眾已然成為媒體制造的“沉默的羔羊”。
大眾文化批判觀點
對中國大眾文化的啟示
首先,大眾文化要有獨創(chuàng)性。如今,大眾文化的多樣化讓人應接不暇,但是大多只是套用成功模板的一再復制。長此以往,會使人們陷入思維固定化、衰竭化,影響人們的思維力和鑒賞力。大眾文化不應是僵化的,而應是鮮活的。我們常常說藝術是生活的反映,因此,我們的大眾文化要深入民眾生活,反映現(xiàn)實社會,并且在反映中還要注意文化的獨創(chuàng)性。
其次,大眾文化要有深度和厚度。大眾文化有很大的消費市場,但是大眾文化卻不應該從眾,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厚度,不能那么淺薄、俗氣。現(xiàn)代社會,市場經濟的沖擊使消費市場擴大,吸引著更多的人關注和投資文化事業(yè),這就會影響大眾文化,使得大眾文化世俗化,缺乏藝術價值,僅僅成為一種賺錢手段。因此大眾文化的發(fā)展要堅持自己的態(tài)度和立場,不能媚俗。
本次研討會由廣東華人書法院院長劉佑局、美國丹佛孔子學院院長屠新時擔任學術主持。劉佑局對中新網記者表示,中國書法熱三十年如用理性的尺度可以總結為三個階段,第一個為“工匠”階段;第二個為“流行”階段;第三個為“仿真” 階段。“仿真”時代就是剛剛從千人一面的流行書風中走出來的又一次模仿名家作品的千人一面制作式的書風,它所制作的“作品”嚴重缺乏深刻的藝術內涵和靈魂,用所謂豐富的拼盤技法致使視覺沖擊審美錯覺,狂熱追求花樣百出、疊亂迷離的外在形式而沉浸在自悅悅人的文化淺薄與浮夸興奮之中。
劉佑局認為,文化與藝術的“仿真”(即假冒)時代,它與中國市場經濟中所產生的假冒偽劣產品一樣已經嚴重擾亂了社會和人們生活的正常秩序。文化藝術中的冒仿偽劣產品雖然不會像商品中的假冒偽劣產品直接傷害人的肌體,但它對人的精神世界的侵害將會產生長遠的影響,文化打假將是一場更加艱難、更加迫切的任務。
本次研討會活動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進行的。此舉就是為了重建健康向上的文化審美標準,扎根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髓精神,開拓高尚、潔雅、通透的藝術取向,把握普世認同的心靈準星,重新煥發(fā)文化藝術感化人心的精神魅力,挽回人性靈魂失落的悲劇,譜寫人類真性情的美好贊歌。
研討會組委會還提倡論題文章的征稿要廣閱博覽,穿透古今,用頓悟滲透和見識本真,用真知灼見挽救丑惡的藝術錯覺和靈魂,把書法文化扶上正軌。同時要用歷史和人物事件,從深層次和全方位的把握力總結中國書法文化三十年,對正反兩方面提出尖鋒意見,為中國書法發(fā)展“主導”正位。還要對當前書法“制作”的手段進行披露和透析,用明辨、通理、達識的深刻見解,批判只重形式缺乏內涵的外泛風氣,抵制制作的書法形式繼續(xù)漫延,感化和呼喚走入誤區(qū)的“書法人群”魂兮歸來。
>> 中國民法學在民法典創(chuàng)制中的分析 環(huán)境法學與民法學的范式整合 歷史法學派對近代民法學的影響 論我國民法法典化的路徑選擇 有關民法學教學的初步探討 基于民法學視角下的非法取證行為 民法學個案實例教學探索 基于應用視角的經濟法學教學與民法學教學之比較構建 《民法學》教學創(chuàng)新設計之“專題教學法” 淺析我國民法的本位 論案例教學在民法學教學中的運用 在《民法學》課程中應用“研究型教學方法”的難點探究 論夫妻共同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民法學原理 淺議高職院校民法學教學方法的改革 案例教學法在《民法學》課程教學中的實施 論民法學中的誠實信用原則 德國民法典之債法改革對我國的啟示 高校“民法學”課程網絡教學模式探析 淺談《德國民法典》對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啟示 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與我國商業(yè)銀行外匯業(yè)務發(fā)展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2008-04-28/2011-08-07,2013年12月15日.
{7}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在學者們撰寫的合同法論文中,引用臺灣地區(qū)的文獻數(shù)量在原文域外文獻中的占比為11.4%。
{8}薛軍曾于2001年赴意大利比薩大學法律系作訪問學者,隨繼在羅馬第二大學(Tor Vergata)攻讀博士學位,并于2005年獲得該校法學博士學位;徐國棟教授曾于1994年至1997年間,二度在意大利羅馬第二大學任訪問學者;徐滌宇曾于1997年5月至1998年5月,在哥倫比亞開放大學作訪問學者,隨后于1998年9月―1999年7月,在阿根廷國立薩爾塔大學、薩爾塔法官學院和莫龍大學作訪問學者。
{9}謝懷教授在1939年后的三年間,曾師從梅仲協(xié)教授,接受了嚴格的大陸法學術訓練。謝先生雖然未曾出國留學,但是這3年的學習使得他在德日民法方面就有頗深的造詣。參見:張谷:《情系兩岸的民商法泰斗》,《中國審判新聞月刊》2008年第2期。
{10}孫憲忠教授曾于1993年獲得聯(lián)邦德國亞歷山大?馮?洪堡基金會(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研究獎學金,赴德國漢堡馬克斯?普郎克外國和國際私法法研究所留學,主攻物權法、不動產法。德國學習的這段經歷,讓孫憲忠教授成為國內頂尖的德國法專家。
{11}韓世遠教授曾于2000年10月-2001年9月在日本法政大學擔任HIF招聘研究員;又于2006年10月-2007年9月、2009年6月-2009年9月先后兩次赴德國(漢堡)馬克斯?普朗克外國私法與國際私法研究所任訪問學者,其在日本和德國接受的嚴格大陸法訓練對其學術研究的影響也很明顯。
{12}王利明教授曾于1998年8月受教育部的委派,以高級訪問學者的身份前往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訪問。
{13}許傳璽教授獲得美國耶魯大學社會文化人類學專業(yè)博士學位和哈佛大學法學院博士學位。
{14}蘇永欽:《韋伯理論在儒家社會的適用――談臺灣法律文化與經濟發(fā)展間的關系》載蘇永欽著:《經濟法的挑戰(zhàn)》,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中華民國83年,第64-65頁。
{15}合同法概述包的括了合同概念與合同分類、《合同法》概述、合同法的基本原則等內容。
{16}對于物權法的引證分析,筆者的分析樣本是《法學研究》、《中國法學》、《中外法學》、《法律科學》、《法學家》、《比較法研究》、《現(xiàn)代法學》、《法學》、《環(huán)球法律評論》、《當代法學》、《法學評論》等11種CSSCI法學類期刊中有關物權法的論文的域外文獻引證數(shù)量。
{17}其中,研究物權法的諸論文一共引用了411個來自英美法系的域外文獻,其中“物權法總則”的論文共引證了227個來自英美法系的域外文獻,占比55.2%。然而,受英美法系普通法自身發(fā)展軌跡的影響,這些域外資料對于我國物權法具體制度的構造并沒有實質性的影響。英美法系的物權法(財產法)帶有較為濃郁的封建法色彩,其大部分詞匯仍帶有封建痕跡,給人的印象是似乎其財產法主要是關于田地、莊園、莊稼和畜牧的法律。因而即或是在英美法系,財產法也歷來被譽為最難理解的法律制度之一,許多學生認為財產法猶如吞嚼難以下咽的肥肉,既難學又枯燥。參見:F.H.勞森,B.拉登:《財產法》(第二版),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序言”Ⅰ~Ⅲ,第11頁。
{18}2005年10月《環(huán)球法律評論》與汕頭大學法學院舉辦的“英美財產法與大陸物權法比較研究”研討會上,對于我國財產立法的體例選擇問題,武漢大學余能斌教授提出了這一觀點,認為我國物權法還是應該主要采大陸法系之體系。參見謝增毅,冉昊:“英美財產法與大陸物權法比較研討會綜述”,載《理論參考》2007年第6期。
{19}F.H.勞森,B.拉登:《財產法》(第二版),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序言”,II。
{20}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學者撰寫合同法相關論文時引證的域外文獻的數(shù)量很少,而在這些為數(shù)不多的域外文獻中,來自于蘇聯(lián)的參考文獻占據(jù)了較大的比重。比如,高敏1988年發(fā)表于《中國法學》上的“關于違約金制度的探討”一文僅有的三個外文引證文獻中,源自蘇聯(lián)的域外文獻有2個。
{21}周少元:《二十世紀中國法制變革與法律移植》,《中外法學》1999年第2期。
{22}在“制度路徑的相互競爭與路徑依賴的形成”部分中,關于域外文獻印證情況的描述,參考了本文表1中的相關數(shù)據(jù)。
{23}江平:《制定民法典的幾點宏觀思考》,《政法論壇》1997年第3期。
{24}徐滌宇:《間接制度對仲裁條款的適用》,《法學研究》2009年第1期。
{25}馮玉軍:《西法東漸與學術自覺――中國移植外國法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26}可以說,法律移植以及法律的本土化,不僅是近代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之形成與擴張過程中突出的現(xiàn)象,而且也是古代、中世紀、近代和現(xiàn)代等各個時代、各種法律體系之間發(fā)生的一種普遍現(xiàn)象,它是法律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之一。參見:魏瓊:《關于法律移植的一個實證分析――以希伯來法對古巴比倫法的移植為視角》,《政治與法律》2007年第6期。
{27}王澤鑒:《德國民法的繼受與臺灣民法的發(fā)展》,《比較法研究》2006年第6期。
{28}陸靜:《羅馬法與日耳曼法關于夫妻財產制的比較分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
Abstract:To analyze foreign references citations of civil law papers collected in CSSCI journals (Law class),we could discover that Chinese civil law scholars had the preference of citing foreign references, which even led to formulating the trend of developing into a research pattern of“no foreign references,no papers”. According to this citation preference,we can find the competition and choice of system path in the civil law researches from one aspect. In the process of path competition,the scholars will gradually formulate the path dependence of the civil law system or common law system. Once the path dependence becomes excessive,it will do harm to the cultivation of native civil law.
>> 外國法查明:“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新思考 建設“一帶一路”對我國法學思想的影響 外國人眼中的“一帶一路” 論外國法無法查明時的法律適用問題 論我國外國法查明制度的完善 淺析當事人查明外國法的性質 “一帶一路“背景下大學外語教學新思考 “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哲學思考 對“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思考 “一帶一路”下的文化融合 新引擎: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下如何建設港口 “一帶一路”戰(zhàn)略背景下民族教育發(fā)展的新思考 “一帶一路”的國際態(tài)度 “一帶一路”上的兵團力量 “一帶一路”的冰與火 “一帶一路”的使命承托 “一帶一路”的PPP模式分析 “一帶一路”的中國智慧 的“一帶一路”足跡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2015年1月11日訪問。
④《法律適用法》司法解釋第17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通過由當事人提供、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效的國際條約規(guī)定的途徑、中外法律專家提供等合理途徑仍不能獲得外國法律的,可以認定為不能查明外國法律。根據(jù)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十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當事人應當提供外國法律,其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未提供該外國法律的,可以認定為不能查明外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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