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營經濟和國有經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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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差不多在三年前，有人預測過國際上幾種重要商品的價格：油一百(100美元／桶)、金一千(1000美元／盎司)、銅一萬(10000美元／噸)。如今，這個預測已經全部應驗了口其中，原油實際上早在2008年就曾經上漲到140美元／桶以上，不過此后受國際金融危機等的影響，又曾經回落到40多美元／桶，現在則重上100美元／桶大關。

在當今世界上，黃金基本上已經成了投資品，其金融屬性非常強，因此黃金價格的上漲，多被認為與人們的通脹預期有關。而銅作為重要的工業生產原料，在商品市場上同樣具有金融屬性，它的價格變動在反映經濟狀況的同時，也多少提示了國際資金的流動性狀況及對美元走勢的判斷。幾年來的實踐表明，黃金與銅價格的波動本身，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并不特別大。而原油就不一樣了它是戰略物資，其價格波動對世界經濟影響十分明顯。同時，它是當今國際上最能吸收流動性的大宗商品，所以也是國際熱錢最為熱衷的投資場所。而且，因為原油儲藏與生產分布不平衡，且高度集中在一些地緣政治比較緊張的地區，所以導致其價格變化的因素十分復雜，這就使得其變化更加引人注目，影響也更大。30多年來，世界上發生過三次石油危機，都是因為地緣政治因素導致油價大漲，從而深刻地影響了世界經濟，并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經濟的某種走向，也相應地改變了有關國家間經濟實力對比。所以，當今天人們回味當年對三種主要商品價格的預測時，不能不深深地感嘆，原油價格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太大了。

原油供應，中國極大的隱憂

在這里，我們著重要討論的是高油價對中國經濟，乃至對中國股市的影響。為什么要討論這個問題呢?這是因為中國已經是原油的第二大消費國，原油消費對進口的依賴度達到55％。國際原油價格的波動，不但會影響中國的經濟運行，而且也會對物價走勢帶來變數。特別是現在中東與北非的地緣政治形勢緊張，這就使得國際原油的穩定供應被蒙上了陰影。海外已經有人在預測，今年原油價格很可能沖破150美元／桶的大關，刷新2008年的紀錄。如果真的出現這種局面，對中國經濟又意味著什么呢?

坦率來說，原油供應問題對中國一直是個極大的隱憂，高油價更是中國經濟的切膚之痛。中國曾在1960年代實現了原油自給自足，到1970年代末的時候，已經形成了年產1億噸的生產能力，一度也成為原油凈出口國。不過，隨著1980年代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原油的需求急劇增加，而原油產量的增加則十分緩慢。近30年來，中國的GDP增加了40多倍，但原油產量只增加了一倍多。進入1990年代，中國成為了原油凈進口國，對進口原油的依賴度不斷提高，如今已超過50％。到了21世紀，中國的汽車消費也發展起來，現在每年新增機動車高達近2000萬輛，由此所形成的巨大的原油需求，使得如何穩定原油供應成為經濟生活中的大事。問題還在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原油價格很不穩定。如果說當油價達到100美元／桶時就算是進入了高油價時代，那么，現在我們也就不得不接受這樣的現實。

高油價對中國的拖累

高油價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是很大的。原油作為基礎商品，其價格的上漲，會拉動幾乎所有行業的生產成本。有人計算過，在油價每桶上漲10美元后，玫瑰花的生產成本也會因此而每枝上漲0.05美元。這是因為種植玫瑰花所需的豐富養料、溫暖環境乃至最后的運輸，都離不開原油。中國現在的經濟規模已居世界第二，其中又以第二產業的規模為大，有著“世界工廠”的稱號，有近700種工業產品的產量是世界第一。這就帶來了對包括原油在內的各種大宗基礎商品的需求。中國的現狀是能源使用效率低，萬元GDP產值的能耗要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近一半，比日本等發達國家高出三倍以上。這種對資源及能源的過度依賴，是粗放式經濟結構的產物。但是，要真正改變它，需要很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完成之前，面對高油價，中國只能付出比其它國家更高的代價根據計算，當油價從80美元／桶上漲到100美元／桶的時候，會對世界經濟產生0.7％的拖累；而在中國，拖累程度可能達到1.2％。

問題還在于，現在中國正面臨很大的通脹壓力，導致通脹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海外商品價格的上漲，即所謂的輸入型通脹。國際油價的上漲，已經成為這種通脹的重要推手。去年下半年以來，隨著國際油價的不斷攀升，國內成品油價格也多次提高，成為新的漲價因素。正當政府以舉國之力抑制通脹之際，高油價的出現，顯然是一個很大的負面因素。如果說今年國家要實現經濟增長8％，通脹控制在4％的目標有什么困難的話，其中一個主要困難，就是原油價格的高企。事實上，高油價通過抬升原料價格，不但輸入了通脹，而且壓抑了需求，使得中國為進口付出了更高的代價，同時企業的利潤卻被明顯壓縮。

高油價的逆向思考

當然，也應該承認，現今高油價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原油供應正面臨日趨嚴重的短缺狀況。世界性的流動性過剩，導致原油交易具有越來越明顯的金融特性，大量游資集聚其中。已經很難想象還會回到當年的廉價原油時代，為此，大家必須適應高油價的時代。然而，面對高油價，人們也不是無所作為。一方面，因為原油價格的比價效應，人們會加大對其它能源(包括煤炭)的開發力度，特別是加強新能源的開發力度；另―方面，高油價也迫使人們減少對原油的使用，注重發展節能環保產業。

第2篇：國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關鍵詞：國有企業經營者 激勵機制 約束機制

1 研究意義

在我國，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企業經營者是以經營管理企業作為自己的使命，靠發展企業實現自己社會價值和社會地位的特殊群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國有企業改革，要求建立對經營者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完善經營者績效管理體系，以確保企業發展方向符合社會主義建設要求，使得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

2 影響因素分析

2.1 企業經營者的選拔與優化問題。長期以來，經營層、特別是總經理的任免主要由董事決定。而某些職能部門總是將對企業的直接管理當作自己的職責，委派的董事等也必須要時刻聽命于自己。如此一來，董事會就成了政府職能部門的化身，自然不能真正按照市場化要求選聘和評價經營層了。而經營者也就不會對董事會、對企業、對員工負責，而是對政府職能部門負責了。所以，董事會的市場化水平和程度，將直接決定直選經營層和總經理工作能否取得成功，能否有效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

2.2 企業經營者在崗時績效考核和離崗后薪酬保障問題。由于國有企業所有權缺位使得對經營者的考核評價始終停留在形式階段，國有企業現行績效考評體系缺乏有效的激勵手段，激勵措施僅限于在職經營者，而離職或轉崗的國企經營者不能享有該項權利。由于國企經營者離職后得不到有效的社會保障，直接造成其在崗期間使用各種手段以謀求離職后的生活保障的卑劣行徑。

2.3 企業經營者的監督制約問題。在我國，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不對稱。政府及相關部門如果徹底放權，不參與企業管理活動，就會造成監督機制缺失，客觀上會造成企業經營者欺上瞞下，使得政策信息不對稱，并有可能利用職務之便中飽私囊。

3 對策措施的探討與研究

3.1 建立健全的國有企業經營者激勵機制。企業的發展目標是經營者的內在追求。要想使他們更有積極性和承擔風險的意愿，就必須建立以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相結合的激勵機制。

3.1.1 逐步改變國有企業經營者收入偏低的狀況，尤其應注重退休前后的收入反差。要承認其人力資本的價值，使回報與業績相稱；要調整經營者的收入結構，加強對企業經營者的長期激勵，行之有效的方式主要有：增值獎股、直接購股、虛擬股份、分紅權、股份期權等。同時需要輔之以精神激勵，以激發經營者的榮譽感和成就感。對經營者的管理不應僅局限經營者在位時，也應對經營者退位后進行考慮。適當調高國企經營者的退休金和社保標準，提高其股票收入、股票期權收入比重，一方面對經營者來說是良好的激勵，另一方面可以調節其退休前后的收入差距，解除其后顧之憂。

3.1.2 建立競爭上崗、優勝劣汰、優化用人的動態機制。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現代的用人機制越來越靈活，企業間的人才流動也越來越頻繁。要使經營者時刻保持緊迫感，企業就必須有一套靈活的用人機制，對員工實行動態管理，優勝劣汰，建立公平競爭上崗的經營者人力資本市場和自由流動的經營者階層，推動國企經營者任免機制由任命制向市場化選聘機制轉變。

3.1.3 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建立接管機制。有了較完善的資本市場就可建立接管機制，接管機制使得企業被接管的威脅始終存在。公平收購或權的爭奪，將會改選現任經營者和董事會成員，從而激勵和控制經營者行為。

3.2 逐步完善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監督約束機制。激勵機制有助于激發經營者努力工作，取得最大經營績效的欲望。而約束機制則有助于防止經營者為謀取私利而損害公司和所有者利益的不良行為。兩者相輔相承，共同促使經營者盡心盡力地實現委托人的目標，即實現資本增值和資本利益最大化。

3.2.1 加強法制建設，建立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和決策失誤責任追究制度。中國企業市場化最薄弱的環節是法制建設，因此應當建立起科學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對國企經營管理行為實施過程管理。按照其他所有制企業的成功經驗，經營層、特別是總經理理應由董事會來聘用，由董事會來對經營層和總經理的業績進行評價與考核，由董事會決定經營層和總經理的去留、獎懲。而其他所有制企業所以能夠在這項工作上取得成功，其核心就是市場化。亦即一切按照市場規律、市場要求來辦事，而不是受制于某個人或某個部門。因為，董事會是由股東決定的，雖然股東有大小，但利益取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實現企業效益的最大化。在薪酬管理方面，一方面，經營者的薪酬要走市場化之路，一切按照效益和貢獻來決定，而不能像現在這樣居高不下、能漲不能降。另一方面，企業員工的薪酬決定，也要由經營層根據效益狀況來決定，董事會可以將相關的意見和要求通過委派董事表達，而不要過度干預。另外，建立決策失誤追究制度，可有效防止決策失誤或經營者為謀取私利而發生的有意決策失誤給企業造成經濟損失，追究其經濟責任。同時，建立企業經營者個人信譽檔案，作為評價經營者信譽的一個依據。

3.2.2 建立對經營者嚴格而科學的經營績效考核評價體系。績效考核是企業管理的重要手段，是企業經營管理的重要內容。董事會的市場化水平和程度，將是這項工作能否取得實效的關鍵。按照其他所有制企業的成功經驗，經營層、特別是總經理理應由董事會來聘用，由董事會來對經營層和總經理的業績進行評價與考核，由董事會決定經營層和總經理的去留、獎懲。另外，正因為董事會的市場化水平和程度將直接影響經營層直選工作的效果，因此，經營層選聘出來后是否具有相應的權力、能否承擔好相應的責任與履行好相應的義務，也就成了一個值得觀察的問題。如果董事會能夠一切按照市場化要求選聘和使用經營層、特別是總經理，并賦予總經理足夠的企業經營權，那么，包括總經理在內的經營層，就有可能按照市場化要求經營與管理企業，實現企業效益最大化。反之，則仍有可能換湯不換藥。

3.2.3 加強職工民主管理監督，建立完善的監督體系。①建立或完善國企經營者工作成果質量評價機制。對于可以進行質量評價的工作成果，應當按有關規定進行評價，特別是業務工作的成果，更應按全面質量管理的要求進行質量評價。這項工作做好了，績效考核的質量才能得到切實的保證。②年終考核時要注意傾聽不同層面職工的意見，上級派下來的績效考核組除了聽領導班子匯報一年來的工作、領導干部述職、民主測評、檢查工作痕跡材料之外，建議采取個別談話的方式，找不同層面的職工聽取具體意見，名單由考核組確定。通過這種方式深入了解企業經營者的情況，要特別注意聽取批評和建議方面的意見。有了這些具體的意見，才能更準確地判斷經營者的整體業績。

3.2.4 建立完善離任審計制度。離任經濟責任審計側重于對“人”的監督和評價，離任經濟責任審計要重點關注公費出差等項目支出，將經費使用情況在審計報告中單獨提出據實反映，為經費公開提供基礎。對審計對象存在違反有關法律法規行為，應當給予處罰的，由審計部門在法定職權范圍內按照公司規定作出審計決定。依據審計決定，企業經營者如有侵占企業資產、資金和資源等情況的，要責令有關人員如數退賠，構成犯罪的可向相關行政機構檢舉揭發，由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對審計機構提出的意見和建議，要提請董事會進一步研究審議。應當由其他部門處理的問題，依法移送有關部門處理。因罷免、職務終止等原因離職的責任人，未經審計，不得解除任職期間的經濟責任。

4 結論

加強國有企業經營者激勵和約束機制建設是提高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水平的重要舉措，是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強化國有企業經營者激勵和約束機制建，能夠增強國企經營者的緊迫感，提高其責任意識，從而充分調動其的積極性，激勵其利用畢生所學指導國企發展方向，同時也有助于肅清國企經營層的不正之風，永葆經營層清正廉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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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遼寧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企業改革與管理創新[M].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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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董俊，陳瑞華.完善國有企業經營者監督與激勵機制的思考[J].企業經濟，2003（01）：89-90.

第3篇：國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報告強調，發展更加關注實踐和應用性學習的技術和職業教育路徑，更有利于適應學生多樣化的教育需求，為學生在整個教育過程中提供更靈活的教育選擇。因此，報告基于英國本國的教訓和國外的經驗，提出了發展高質量、更強大技術和職業教育路徑的改革建議，建議主要涉及四個方面：

一是在技術和職業教育的供給方面，目前英國雇主參與的技術和職業教育在整個教育體系內都是不協調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教育機構都能有效提供這一類型的教育。解決這一問題的建議是：確保提供高質量的、適應勞動力市場和雇主需求的技術和職業教育，并使雇主參與到所有技術和職業教育機構課程的開發中；未達到最低質量標準的機構不能作為技術和職業教育的提供者；建立有效的學生咨詢和指導機制，確保學生能夠客觀地把技術和職業教育作為有價值、可行的教育選擇；為未滿16歲的學生保留一些核心學科共通的課程，使其能夠根據愛好作出靈活選擇；對于那些選擇技術和職業教育的學生，相關機構應為其提供適應勞動力市場需求的教育，同時注意滿足雇主的需求。

二是在技術和職業教育學生的升學方面，目前針對16歲以上學生的升學政策，特別注重傳統的學術成績，不利于學生進入繼續教育學院或學徒制培訓體系學習。具體建議是：學徒制是職業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確保使其成為一個理想的升學目標，應該激勵雇主提供此種類型的培訓，并對學徒制進行重新定義，把其作為一個精深的三年制培訓項目，而且要提出明確的教育和工作場所學習要求；重新引進根據結果付費的政策，確保所有的培訓提供者都能幫助學習者作出正確選擇，并實現自己的學習目標。

三是在競爭方面，引進新的績效評估信息系統，激勵合適的TVET機構提供綜合性的技術和職業教育；取消對一些特定機構不公平的優勢待遇；加強對學校和繼續教育評估的協調性，并及時公開相關信息，使學習者作出恰當選擇。

第4篇：國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近年來，全球化的趨勢逐漸增加，國際貿易與英語相結合的復合型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漸增加。而當下高校復合型人才培養還存在許多問題。因此，本文通過對培養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制定相應的解決對策，以期能夠為復合型人才培養提供可靠的參數依據，從而更好的培養復合型人才。

 

一、復合型人才培養的問題

 

一是基礎不夠扎實。針對英語的復合型人才，基礎一定要扎實。扎實的基礎知識才能夠對學生進行進一步的培養。如果基礎不扎實，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盲目的強調專門的英語學習，就會出現本末倒置的結果。使得復合型學生還不如公共英語學習者，在交流中比公共英語專業的學生還要糟糕。這就使得教學價值發揮不出。因此，要想培養復合型英語人才，必須要強調基礎，讓其具備扎實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進行接下來的教學[1]。

 

二是語言知識和專業知識不協調。據研究顯示，某種語言的群體中大部分的人都會對該種語言進行使用，該結論也被稱之為“語言共核”[2]。這也就表明了不同的職業和不同環境，即使相同的語言也會由于使用者的不同出現差異。因此高校在培養過程中，一定要讓學生學會和運用行業語言。但在當下高校英語教學中，大多都對英語設置專門的等級考試，例如英語四級等。這些都是一個基礎，對學生的行業相關知識掌握沒有較高效果。換言之也就是當下的教學模式中，并沒有將行業知識和基礎知識進行協調的統一。

 

二、復合型人才培養的途徑

 

一是改善課程設置。當下的高校在復合型人才培養方面，都是將專業和英語進行分開講授，專業知識大多都是中文教學，這就會給學生的專業語言實踐能力帶來巨大的阻礙，影響教學效果。因此，為了更好地改善這個問題，就需要對課程進行改善，將國際貿易課程與英語課程進行緊密的結合。因此，我對其進行簡要的規劃，首先，在新生開始，要對其進行基礎英語和基礎專業知識的教學，所開設的課程也要以基礎為主。其次在入學第二年要讓其接觸較為全面的專業課程。最后，在接下來的時間，要將國際貿易知識與英語進行有機的結合。并在課堂上開設貿易情景對話的形式。只有這樣才能夠有效的增加學生語言實踐，同時培養學生在實踐應用中的能力，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

 

二是改善教學模式。當下，高校在教學模式的選取上仍然以灌輸模式為主。而這種教學模式就無法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對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帶來阻礙。所以，針對該問題就需要教師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其主要從下述幾個方面進行。首先就是先進多媒體技術的應用。網絡時代的來臨，也使得教學手段變得多樣化，據研究顯示，通過視頻和圖像進行教學，能夠有效的提高學生對知識的記憶程度，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進而提高教學質量。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通過國際貿易視頻播放或者有關貿易的電影，盡可能的通過多媒體的形式幫助學生掌握知識。其次，充分的將學生主體地位表現出來。在教學中，學生是知識的接受者，也是教學的主體所在。所以在教學中，教師應該對學生的情況進行分析，然后針對性的提出教學內容。另外，教師還要通過咨詢交流的方式了解學生知識鞏固情況和存在的問題，及時進行解惑，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提高學生的整體學習效率。最后，讓實踐與理論結合教學。學校定期可以舉辦貿易英語辯論或者與企業聯合，讓學生切身的到企業中進行實踐。要知道環境是最好的老師，必須要讓學生在良好的實踐環境中，才能鍛煉其貿易英語的運用能力[3]。

 

三是改善激勵政策。完善的激勵措施是提高學生積極性的主要渠道。貿易英語最主要的就是學生的實踐能力。因此，要相應的設置實踐考核，學生表現優秀就給予其適當的獎勵。如果考核成績較差教師就需要與學生進行溝通，找出原因，通過引導鼓勵來讓其實踐能力提高。只有這樣才能了解學生的基本情況，進而制定更合理的措施來讓其掌握英語實踐運用的能力。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英語復合型人才培養是當下我國國際貿易發展的主要因素。所以，高校要合理的改善教學模式、教學方法以及教學內容。同時還要完善激勵政策，這樣才能提高學生的學生積極性，從而提高學習效率和學習質量。另外，在學生培養時，要將理論基礎和實踐進行有機結合。這樣才能夠綜合的培養學生職業能力。

第5篇：國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關鍵詞]右美托咪定；子宮肌瘤切除術；腰硬聯合麻醉；應用效果

[中圖分類號] R737.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6）10（c）-0106-03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exmedetomidine in spinal epidural anesthesia in myomectomy in sedative effect.Methods 62 cases of uterine fibroids were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4 to September 2015，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31 cases in each group，according to the odd and even number of the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combined spinal epidural anesthesia assisted with Dexmedetomidine，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mbined spinal epidural anesthesia assisted midazolam，the vital signs，sedative effect and adverse reaction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Results Before anesthesia and postoperative HR， BIS， Ramsay score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two groups of 30 min，Ramsa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before anesthesia and control group，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Key words]Dexmedetomidine；Myomectomy；Combined spinal epidural anesthesia；Application effect

子宮肌瘤屬于女性生殖器官比較多發的病癥，為良性腫瘤的范疇。這類病癥主要的發病人群為30～50歲的女性，≤20歲的女性非常少見[1]。臨床治療子宮肌瘤的主要方式為：保守藥物治療、子宮切除術、子宮肌瘤切除術，藥物治療效果較慢，而手術效果相對來講立竿見影，但是實行手術治療，患者對手術方式的不了解，容易產生不良的心理，如煩躁、擔憂、緊張等。所以，為保證手術的效果，應確保患者的鎮靜效果，以此使得手術順利實施。本研究選取近年來我院收治的實行子宮肌瘤切除術患者，探討其實行右美托咪定腰硬麻醉的效果，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4年9月～2015年9月我院近年來收治的子宮肌瘤切除術患者62例，所有患者均通過婦產科學的診斷標準[2]，無麻醉過敏史。隨機分成觀察組和對照組，各31例。觀察組年齡32～44歲，平均（38.54±3.21）歲；子宮肌瘤直徑6～18 cm，平均（12.25±1.34）cm。對照組年齡30～44歲，平均（37.67±3.15）歲；子宮肌瘤直徑6～16 cm，平均（11.33±1.28）cm。兩組基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的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針對兩組患者采取麻醉前的常規檢測，主要測量指標包括血壓、心率（HR）和血氧飽和度、體溫、腦電雙頻指數（BIS）等。建立靜脈通道，于患者手術麻醉前30 min給予患者靜脈滴注羥乙基淀粉注射液（重慶大新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64368）250 ml，并給予患者復方氟酸林格液250 ml，在患者腰椎椎間隙第2～3間隙出進行穿刺，完成穿刺后利用導管注入2%利多卡因3 ml，進行麻醉試驗。密切關注患者的血樣氧飽和度、HR變化等情況，若并未出現呼吸抑制，則可進行持續注入利多卡因15 ml，注入速度維持在1 ml/s，使感覺平面達到患者第8胸椎水平位置。

對照組患者腰硬麻醉中輔助靜脈注入咪達唑侖（江蘇恩華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0980025），具體的用藥劑量為0.1 mg/kg。

觀察組給予4 μg/h的速度輔助注射右美托咪定，完成腹部的縫合前停止用藥。兩組麻醉維持均通過0.75%的羅哌卡因（山西普德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90271）6 ml治療。

1.3觀察指標

對兩組患者麻醉手術前、術中30 min、術后的HR、BIS、鎮靜（Ramsay）評分、不良反應情況進行觀察和比較。

1.4療效評判

通過Ramsay評分對兩組鎮靜的效果實行評判，1分：煩躁、無不適；2分：安靜配合；3分：正常入睡，聽從治療；4分：輕度睡眠，且能夠喚醒；5分：重度睡眠，存在反應遲緩的癥狀；6分：深度睡眠，刺激沒有任何反應。

1.5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3.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計量數據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

2結果

2.1兩組患者麻醉前、術中30 min及術后HR、BIS、Ramsay評分的比較

麻醉前，兩組HR、BIS、Ramsay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手術30 min時，觀察組HR與BIS明顯低于對照組，且低于麻醉前，而Ramsay評分則高于麻醉前及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且與麻醉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

2.2 兩組不良反應情況的比較

觀察組術中、術后，躁動和嘔吐各2例，惡心1例，不良反應發生率為16.13%（5/31）；對照組術中、術后，躁動、嘔吐、惡心分別為3例、2例、1例，不良反應發生率為19.35%（6/31）；兩組不良反應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108，P=0.743）。

3討論

子宮肌瘤是女性常見的一種生殖器官良性腫瘤疾病，目前醫學界對子宮肌瘤的發病原因，尚未提出明確的論斷。多數研究者認為，該疾病與性激素、肌層細胞以及局部生長因子之間，所產生的相互作用所導致。臨床觀察顯示，肌瘤的生長與排卵之間，存在一定相關性。子宮肌瘤屬于良性腫瘤的一種，通常采取保守藥物治療。而對于腫瘤直徑在>5 cm的患者，則需要實施手術切除治療[3-5]。子宮肌瘤切除術雖然在臨床應用效果較為顯著，但仍然有患者對手術結果存在擔心，害怕手術后影響自身生育能力，也有患者對手術本身存在恐懼，容易造成術前焦慮、煩躁等不良情緒，這些不良情緒容易對手術順利進行帶來不利影響[6-7]。良好的麻醉與鎮靜效果，對于保證患者行子宮肌瘤切除術時手術順利的進行存在重要意義。

在給予子宮肌瘤患者子宮肌瘤切除術時，采用腰硬聯合麻醉，對照組采取咪達唑侖輔助麻醉，而觀察組給予右美托咪定輔助麻醉。咪達唑侖作為強效中樞鎮靜藥的一種，它主要是對γ-氨基丁酸（GABA）調節起到抑制作用，以起到抗焦慮、催眠、鎮靜的作用[8-9]。有研究指出[10]，硬腰聯合麻醉輔助咪達唑侖，可緩解患者術中的恐懼、緊張，還可避免皮質醇上升。也有研究指出，在咪達唑侖用量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加深鎮靜深度，增加血壓、心率下降效率，造成患者出現明顯的呼吸抑制。右美托咪定屬于選擇性α2腎上腺受體激動劑，為α1腎上腺受體激動劑活性1000倍左右，可達到較好的鎮痛、鎮靜效果。相關研究顯示[11]，右美托咪定可使得患者的呼吸中樞保持興奮，受到麻醉的功效下，防止患者產生呼吸停滯情況。與此同時，右美托咪定作用下，自然睡覺的狀態血流無顯著改變，由此能夠判斷右美托咪定鎮靜的效果，可達到人體正常睡眠的狀態，且易于被喚醒，自然呼吸運動受到干擾的發生率較低。這種藥物為針對腎上腺素受體較強的選擇性激動藥物，能將患者的痙攣和失眠、疼痛癥狀有效改善[12-13]。與其他鎮靜劑進行比較，右美托咪定一般多作用于藍斑區域，給藥后不會對患者的呼吸狀況構成影響，并且能起到調節覺醒與休眠的作用，通過刺激腦干的藍斑，使覺醒敏感度降低，產生睡眠效果同時維持類似生理休眠特性，發揮出鎮靜與催眠的效果。而咪達唑侖主要對苯二氮類受體存在效果，但該受體主要分布在腦組織與脊髓上，特別是大腦分布較為密集，雖然咪達唑侖在鎮靜、安眠以及抗焦慮等方面作用較強，對患者的心血管功能以及呼吸系統功能幾乎不產生影響，且還具有抗驚厥與抗肌肉松弛的作用，但采用此種方法鎮靜、抗焦慮的同時，可能會造成患者頭暈、嗜睡、乏力等不良反應[14]，因此，右美托咪定的應用效果更加突出。

本研究結果顯示，兩組不良反應發生率比較，無顯著差異，但觀察組有5例患者出現不良反應，而對照組有6例患者出現不良反應，可見硬腰聯合麻醉輔助右美托咪啶能夠減少術中及術后不良反應的發生。另外，麻醉前、術后HR、BIS及Ramsay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是，術中30 min，兩組HR、BIS及Ramsay評分均優于麻醉前和術后，且觀察組的鎮靜效果更加明顯，同時優于對照組，與魯建花等[15]報道基本一致。由此能夠看出，子宮肌瘤切除術中，實行右美托咪定腰硬麻醉，鎮靜效果較好，同時不會對患者的腦部構成較大的抑制作用，且不會產生嚴重的不良反應情況，安全、可靠。

綜上所述，右美托咪定腰硬麻醉，應用于子宮肌瘤切除術中，可達到較好的鎮靜效果，且能減少物實際使用的劑量，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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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國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關鍵詞] 私營經濟； 發展； 發展困境； 發展對策；

一、我國私營經濟發展現狀

我國的經濟體系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公有制，集體所有制和私有制。由于某些歷史原因，私有制經濟在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初期并未受到重視。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國家政策的支持，私有制經濟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私營經濟的快速發展對于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再加上政府對私營經濟發展的重視，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法律政策來保障并規范私營經濟的發展，私營經濟獲得了發展的長足動力。私有制經濟經營方式靈活多樣，很快便取得了較大的發展成果。目前私營經濟已經不單單是公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的補充，而是成為了一種非常重要的經濟組成部分（閻金明，2010）。一般來說，私營經濟是作為國營經濟的對應名詞來說的，私營不僅指企業所有權屬于私人所有，而且指市場經營主體也多為私人、個體。私營經濟主體一般包括以下幾種類型：個體工商戶、私人所有制企業（這里所指的私人所有制企業也包括原先的國營企業改制所組建的私人所有制企業），以及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私有成分。總體來說，目前私營經濟主體并未超出傳統意義上的經濟主體類型。

二、我國私營經濟發展新趨勢

新世紀以來，市場形式瞬息萬變，競爭越來越激烈。社會變革每天都在發生。與此同時，私營經濟也與時俱進，進行了一系列創新。在市場大環境下，私營經濟也展現了新的發展趨勢。

第一，私營經濟的數量有了突飛猛進的增長。這種可喜成績的出現，主要是由于政府對私營經濟發展的支持。一方面，我國加入了WTO，必須加入國際化的市場競爭大舞臺。另一方面，現階段我國制定的一些戰略性的經濟政策，急需要私營資本的加入。所以，政府出臺了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支持某些國營公司對私營企業開放，并且大大降低了某些原來主要由國營經濟控制的市場的準入條件。

第二，私營經濟的發展質量日益優化。在當今市場的激烈競爭中，涌現出了一大批高質量高標準的私營企業。而且我國一直推行科教興國戰略，注重科技和人才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因此制定了許多優惠條件，吸引眾多高科技人才加入私營經濟的行列。另外，國家鼓勵外貿業的發展，許多私營企業涉足外貿業，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我國的出口業務。目前民營經濟已廣泛分布于第一、二、三產業，布局合理，形成了共同發展的局面。

三、我國私營經濟發展環境分析

在競爭白熱化的市場大環境下，私營經濟要想獲得更為長遠的發展，必須對自身環境有最為基本的認識。只有認識清楚自身的發展環境，才能有針對性的采取相應的發展經濟措施。一般來說，企業發展的環境分為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

首先是內部環境。相對于公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來說，私營經濟具有幾個天然的發展優勢。一是私營經濟形勢靈活多變。與國營企業相比，私營企業的整體規模較小，雖然在市場中可能抗風險能力不強，卻因此具有更強的市場適應能力，可進可退。二是私營經濟涉足的行業面較廣。與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一些行業，如餐飲，服裝等，一般都由規模不大的私營企業涉足。投入成本低，資金流轉快，成本回收速度相當之快。而且，私營經濟的發展對于解決我國的就業難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有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

其次是外部環境。從外部環境來看，私營經濟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我國的經濟、政治環境都相對穩定。穩定的大環境有利于私營經濟的穩定發展。二是我國缺乏對私營經濟專業人才的專業培養，對私營經濟的長遠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四、我國私營經濟發展困境

私營經濟在發展過程中，機會與威脅并存，主要表現為與國有企業的競爭地位不平等。

一是我國的國有企業尤其是某些壟斷企業，規模遠遠大于私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常常能操縱整個市場的發展。而且雖然我國允許私營力量進入某些國有企業或者是壟斷企業，但是私營力量仍然受到了很多約束，束縛了私營經濟的發展。

二是我國的私營經濟不能有效利用公有資源。以我國的財政支出為例。每年國家都撥付大量資金用來支持國有經濟的發展，而私有經濟卻很少獲得國家資金的支持。

三是制度層面的門檻仍然較難跨越。雖然我國政府已經出臺了相應的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來保障并促進私營經濟的發展，但是在實際的經濟發展中，某些政策法規的可操作性不高，執行力不強，制度層面的約束仍然存在。因此私營企業必須依靠有限的人力和物力來發展。而且一般情況下，若私營企業的權益遭受侵犯，維權渠道仍不如國有企業通暢。

五、我國私營經濟發展對策

私營經濟在發展中存在著一些問題，對這些問題必須認真加以解決，才能促進其長遠發展。

首先是要擺正私營經濟在社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私營經濟曾經作為公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的補充而存在。在現階段，私營經濟已經取得了較大的發展成果。必須堅持國有經濟的基礎性地位不動搖，并努力發展私營經濟，保證兩者互為促進，協調發展（倪鳳琴，2010）。

其次要積極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從本質上來講，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只是經濟的兩種表現形式，并不存在競爭關系。我國的國有經濟實力雄厚，應當依托自身優勢，充分發揮主導作用，結合私營經濟的發展優勢，從而既促進了自身發展，也間接促進了私營經濟的發展。

再次，政府要發揮宏觀調控作用。經濟的發展需要“看不見的手”調節，也需要“看得見的手”來調節。所以，既不能單純的依靠市場，也不能由政府過多干預。政府要適度的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在掌握市場整體發展方向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對私營經濟進行科學的管理和規范，將扶持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落實好。

參考文獻：

第7篇：國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關鍵詞：歷史起點；銀行主導型；未來趨勢；市場主導型

文章編號：1003―4625(2006)09―0018―03 中圖分類號：P832．2 文獻標識碼：A

根據資源配置方式的不同，金融體系大體可分為中介(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和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近年來，兩種金融體系的優劣比較及中國應選擇何種金融體系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本文將在簡要概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引入國家這一變量，從另一視角揭示我國金融體系的演進邏輯：中介(銀行)主導型必然成為我國金融體系的歷史起點，也正是小介(銀行)主導型的歷史起點才使得市場主導型成為我國金融體系的未來選擇。

一、既有文獻的簡要概述

學者們從不同角度研究了中介(銀行)主導型和市場土導型金融體系的優劣。Dcmirgic―KunI& Levine(1999)通過對多個國家的數據分析，認為較高收入國家的股票市場相對于銀行更為活躍和有效率，金融體系也更可能以市場為導向；Tadessc(2001)的研究表明，在經濟金融發達國家，市場主導金融體系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比銀行體系占優，但在經濟金融不發達國家，銀行上導體系可能更好；Ergungor(2003)也認為在不同的條件下，兩種金融體系表現出不同的優劣，在不靈活的法律體系下，銀行比較重要，而當法律靈活性增強時，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優勢就開始發揮出來。而―些學者從其他角度考察的結果是兩種金融體系并沒有明顯的優劣區別，如Bcck&Lcvine(2000)的實證研究不能得出銀行主導體系和市場主導體系在促進新企業設立和原有企業擴張上哪個更有作用的結論。轉軌中的中國選擇何種金融體系也是我國理論界廣泛關注的問題，2005年1月15日《中國證券報》15版“推動銀行主導與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融合”論壇專門探討了這個問題，北京入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平新喬、紐約證交所國際董事兼中國首席代表張磊等傾向于建立市場主導的金融體系；而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總經理貝多廣持反對意見，不同意把中國未來金融體系建立在資本市場上。對于這些研究和爭論，汪辦興等(2006)做了一個綜述，并且認為目前中國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在促進經濟增長上是有效的，強行將中介主導型金融體系轉變為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政策可能是誤導的。

二、我國金融體系的歷史起點只能是銀行主導型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國家也是一個有自身效用的組織，筆者認為，在國家的效用函數中，政權的存續應該占有極大的權重，只有在滿足社會穩定、從而政權存續這一偏好的前提下，國家才可能考慮稅收增加、經濟增長等其他效用。因此，在改革的初始階段，國家面臨著兩難選擇：不改革，國有經濟的低效造成的經濟低迷、人民閑頓，在外部競爭對于(尤具足周邊國家)快速經濟增長的激發下，很有可能滋生不穩定因素；改革，由于在改革之初，我國經濟是“―大二公”的國有國營經濟，當時的國營企業(后為國有企業)不但提供了國家的主要稅收，而且承擔了就業、醫療、教育(一般的國有企業都有自己的醫院或醫療所，有幼兒園，子弟學校等)等本應由國家承擔的社會保障以及其他責任，國有經濟存量對整個國民經濟、甚至對社會的穩定和政權的穩固都有重要的意義。貿然改蘋國有經濟存量和舊的經濟體制，也有可能產生不穩定因素。國家必須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追求稅收增加與經濟增長的效用。為了保持社會穩定，極端重要的國有經濟必須得以維持并保持增長，不能急劇地衰退，因此，須設計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價格雙軌制等)將稀缺資源(尤其是資金)向國有經濟傾斜。而隨著改革的深入，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變化，非國有部門(包括居民以及民營企業等)成為主要的儲蓄者，國家所支配的份額相對較少，國家雖然可以采取其他的手段為國有經濟籌資，如增稅、發行貨幣以及舉債等，但這些手段只能籌措到十分有限的資金(張杰，2003)，可資利用的一筆巨額資金就是分散在非國有部門的儲蓄資源，因此，為了動員和集中國有部門外的儲蓄，使之配置于國有經濟，必須自上而下地沒置銀行上導、確切地說是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

三、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收益的弱化和成本的凸顯

顯而易見，設置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收益是巨大的，不但保證了社會的穩定，又保證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平穩轉變，而前的轉變卻與政權的更迭、經濟的衰退相伴。但同時這種金融體系也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最突出的體現就是國有銀行體系巨額的不良資產。國有銀行向國有經濟提供信貸，是以國家提供隱性擔保為前提條件的，國有銀行體系的巨額不良資產最終要由國家承擔責任。既然這樣，作為人的國有銀行就有激勵采取風險偏好的策略，收益歸自己所有，而把損失(不良資產)轉嫁給國家，因為國家無法甄別國有銀行不良資產中哪些部分是由國有經濟低效這一客觀因素造成的，哪些是由國有銀行的機會主義行為造成的。因此，國有銀行體系不良資產規模的膨脹會更迅猛，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成本會以更快的速度遞增。

正如前文所論述，在改革初期，由于國有經濟存量的重要性和復雜性，只能在一定的邊界內對國有經濟進行變革和調整，如政企分開；打破企業吃國家“大鍋飯”、職工吃企業“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將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由國營企業變為國有企業等，而不能從根本上觸動國有經濟，也不能容忍非國有經濟過分地與國有經濟爭資源、爭市場，因為在非國有經濟占經濟總量較小份額的前提下，國有經濟的式微或大規模變革必將造成不可預期的沖擊。但當非國有經濟在經濟總量中已占相當大的份額，國有經濟的收縮或變革對經濟、社會穩定的沖擊較小時，由于非國有經濟更富有效率和活力，更有利于經濟增長和稅收增加，因此，在社會穩定得到滿足的前提下，國家就有激勵取消原有的向國有經濟傾斜的政策，甚至轉而對非國有經濟采取政策傾斜，這時，國家就會盡量收縮已有的國有經濟存量邊界，直至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那一點上。隨著國有經濟對就業、經濟增長貢獻的下降，非國有經濟貢獻的相應上升(如下圖所示)，國家對非國有經濟的政策也逐漸轉變，從“―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經濟的必要補充”到“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再到“中外合資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也是我國社會主義

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直到黨的“十六大”提出的“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允許的非國有經濟的范圍從“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一直到“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范圍越來越廣；對非國有經濟的態度從公有經濟的“補充”地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態度也越來越肯定。

既然在改革之初設置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制度安排是為了補貼龐大、重要的國有經濟，從而保障社會的穩定，則隨著非國有經濟的壯大、國有經濟占經濟總量份額的下降，國有經濟的式微或大規模變革已經不再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時，對國家來講，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收益就呈現遞減趨勢，更進一步，由于國有經濟的低效不利于經濟增長和稅收增加，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收益會加速遞減，而由于國有銀行的道德風險，其成本(國有銀行體系的不良資產規模)則會迅猛擴張。當國有經濟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下降到臨界點以下時，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給國家造成的成本大于其益，國家就有激勵放棄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

以上分析自然引申出一個問題：既然較高的國有經濟比重使得國家設置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收益大于其成本，而且其差額是國有經濟比重的增函數，國家理應追求較高的國有經濟比重，這與國家近年來主動收縮國有經濟邊界構成悖論。

應該看到，國家之所以自上而下強制性地推進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制度變遷，是由于國有經濟長期效率低下，缺乏活力，導致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極其緩慢：根據制度經濟學的國家模型，國家面臨其他國家和國內利益集團的競爭壓力，不但周邊國家快速的經濟增長(如所謂的亞洲“四小龍”、“五小虎”)對國家構筑了強大的競爭攻勢，而且，國內經濟的長期低迷在其他國家快速增長的刺激下，也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因此，一方面，國家設置國有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將信貸資金配置于國有經濟；另一方面，發展非國有經濟以滿足稅收增加和經濟增長的偏好。因此，銀行主導型余融體系的收益更大程度上體現在社會穩定上，足以暫時犧牲經濟增長和稅收增加為代價換取社會的穩定。由于非國有經濟比國有經濟有更高的效率和資本邊際生產率，大量的實證分析也證明了這一點，NarjessBoubakri and Jean-Claud Cosset對21個發展中國家在1980年至1992年民營化的79家公司進行實證分析后發現，民營化后公司的盈利能力、經營績效、資本投資支出、產出和就業水平都顯著上升。Juliet D’Souza and William L Megginson考察了28個國家1990-1996年民營化后的85家公司的經營績效，發現民營化后公司的盈利能力、產出和效率都顯著上升了。因此，國有經濟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必然呈現下降趨勢，相應地，非國有經濟對就業、國家稅收、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這時，國有經濟的衰退或大規模變革已經不再構成社會穩定的威脅。在社會穩定得到保障的情況下，顯然應該努力謀求稅收增加和經濟增長的效用最大化，顯而易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非國有經濟更有利于稅收增加和經濟增長，國家就有激勵主動收縮國有經濟邊界。

四、銀行主導型的衰弱和市場主導型的增強：我國金融體系的未來趨勢

根據以上分析，國家以其聲譽這一無形資產為國有銀行提供隱性擔保，從而維持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收益已經大大降低，而其成本(不良資產)則由于國有銀行的敗德行為而急劇上升。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成本幾乎是無窮大的。為國有銀行注入真實資本，雖然也必須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和無窮的成本比較起來，顯然是占優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國家聲譽的不可分割性，國家以其聲譽作為國有銀行的資本金，不可能通過國有銀行資本金的分散化拆分國家承擔的風險，而真實資本卻是可以分割的，在為國有銀行注入真實資本的同時，國家積極推進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吸收民間、國外等其他資本人股，一則可以減輕國家現實的財政壓力，二則可以通過國有銀行資本金的分散化拆分國家承擔的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目前積極推進國有銀行上市，將外資金融機構對中資銀行的持股比例從5％提高到25％，也就并不是偶然的了。

不僅國家主觀上存在以真實資本的注入來替換其聲譽資本，從而退出銀行的偏好，而且制度環境的變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國家的聲譽資本失去了意義。隨著我國金融業的逐步開放，中外資銀行的競爭必將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與中資銀行海外業務的拓展而日益激烈，一國銀行業的國際信譽必然影響其國內外的業務開展與競爭，而國際評級機構在考察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時，是不會將國家聲譽資本納入其視野的，只可能考察可測量的真實資本。因此，在開放的制度環境下，國家的聲譽注資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失去了其意義，與其付出提供聲譽資本的巨大成本，卻難以獲得相應的收益，還不如用真實資本的注入替換聲譽資本。

從國有銀行的角度看，在金融相對封閉的制度背景下，國家的聲譽資本使得國有銀行不僅可以幾乎不付出任何成本就憑借國家聲譽建立了穩固的市場信譽，而且，還可以將其經營失敗的風險轉嫁給國家。因此，在漸進改革的初始階段，雖然國家聲譽注資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使國有銀行喪失了一定程度的信貸自，但其收益仍是遠遠大于其成本的。更進一步，不管國家注入的真實資本規模多么大，總有一定的量的限制，況且，窘困的國家財政也不可能使注入真實資本的規模遠遠高于8％的資本充足率，隨著國有銀行不良資產規模的迅速膨脹，資本充足率必然向原來的低水平回歸，而國家的聲譽資本幾乎是一個無窮大的量，只要保持社會的穩定，國有銀行就不可能發生流動性危機而倒閉。因此，在漸進改革的初始階段，國有銀行也愿意國家以其聲譽資本的注入來維持一個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而金融業的開放使得國家聲譽與國有銀行市場信譽的同質性產生一定程度的異化，為了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同外資銀行競爭，國有銀行必須付出成本，重建其市場信譽，而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率等正是市場信譽高低的重要標志，國有銀行的上市需求，也正是出于重建其市場信譽的需要，因此，國家以真實資本置換聲譽資本也符合國有銀行的效用函數。

綜上所述，國家將會通過真實資本的注入和聲譽資本的退出、股份制改造等方式逐步市場化國有銀行，不再維持一個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國有商業銀行自身的效用，因此，強有力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將會逐步弱化，而市場主導型的金融體系將會有所增強。

五、結論

第8篇：國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一、基本經驗

1、以產權制度改革和產權關系調整為核心和主線。

改革者也許并沒有意識到最初的，以“放權讓利”為內容的改革就是產權改革，當時也沒有產權理論作為指導。但是，這場改革實質上就是權利關系的調整。這種選擇也許是制度變遷的內在力量的推動和人們的本能選擇。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關的改革，都是以責權利關系及其制度的調整為核心和主線。農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鄉鎮企業的建立、發展和改革，在家庭聯產承包制基礎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農業產業化等。考察這一過程，我們發現每一步改革的實質都是“產權制度改革”或“產權關系的調整”。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產權制度改革，因為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租賃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質上都是調整企業和政府的產權關系。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實質也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責權利的界定和調整。

2、以舊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強烈的環節——農業制度為突破口。

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早是從農村的土地產權制度和生產組織制度開始的。為什么制度變遷首先發生在農村？我們認為這是適應客觀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選擇。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價格剪刀差以及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損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為集體經濟，實為變相的國營經濟。與城市的集體和國營經濟不同的是，國家對農村的集體經濟基本上“管而不包”。這樣農村改革的機會成本很低，農村對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強烈。因此，農村相對于城市而言，舊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產生，自發的制度變遷發生之后，更能夠得到政府的迅速認可和支持。

3、允許舊體制外生產新體制，即體制增量調整與體制存量調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進后者。

中國的經濟體制，在舊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難度較大的情況下，確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體制外突破來改革經濟體制的結構和促進或倒逼舊體制的變革，這是漸進式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經驗之一，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和經濟的持續增長靠的就是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無論體制改革還是經濟增長，都是“兩條腿”走路。公有制經濟（包括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體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經濟的出現要早。對集體農業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包括對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了。而且，在強調體制外改革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決不應當忽視國有經濟在改革和發展中的巨大作用。與非國有經濟相比，國有經濟市場化的速度較慢，這固然不利于市場化的進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經濟資源特別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部門處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這不僅有利于維護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有利于控制轉軌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而且能夠在市場機制很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政府的調節彌補市場的不足，克服市場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導向的作用，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國有經濟實際上也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非公有經濟的發展承擔著成本。我們假設：國有經濟體制一開始就徹底變革，那么，非公有制經濟能否發展到現在的水平？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否順利？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要改變。

4、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經濟體制變遷過程中的初始主體可能存在比較大的差別，但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變遷過程中，是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并不斷進行著角色的轉換。其中，政府作為多元主體中的一員在體制創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以農村改革為例。前面已經分析，農村經濟體制變遷包括許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與農業產業化相適應的正在進行的制度創新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主體扮演不同角色，起著不同作用，不同階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變化的。政府雖然不是在每一項改革或改革的每一個環節上都充當主角或領域者，但是，它作為重要的制度變遷主體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家庭承包責任制作為制度創新在很短時間里向全國推廣，則屬于新制度的擴散。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體。它對的認可、支持極大地打消了廣大農民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顧慮，使新制度以盡快的速度擴散。當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變革除了觸犯了少數人的既得利益外，于農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屬于帕雷托改進，所在大家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支持改革的。

家庭聯產責任制也有局限性。還是農民自己在實踐中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創造了一種揚棄、適應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無疑問，廣大農民自己是主角，他們是制度的設計者和實施者。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認可、順應、引導。

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創新，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拉開了帷幕。農民現在已經意識到家庭小規模經營對他們的種種不利。因此，農民們自己又在探索，他們仍然是創新的主角。

鄉鎮企業的發展既是中國農村的產業革命，又導致了整個農村經濟體制的重要創新——可以與農業中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相提并論的制度創新。這一創新有一個過程，在過程的不同階段，創新的不同主體及其相互關系是有所變化的。幾乎在家庭承包制剛剛全面實施的同時，“社隊企業”開始實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隊包給一些“能人”。這些“能人”都是農民，是農民中的“基層干部”或原來就是“社隊企業”的經營者。第一步制度創新，是由“基層干部”唱主角，集體代表——公社、大隊、生產隊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廣大農民共同參與的，幾乎沒有反對的主體，因為它對任何一個群體或階層或國家，都是有益無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顯然支持，但不是創新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不是主角。

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有些大膽的農民開始投資辦企業了。有些單獨辦、家庭辦，有些是農戶合伙辦，這就使鄉鎮企業自身的組織也出現了新形式——家庭企業和合伙企業。非公有的鄉鎮企業取得了超常發展。農民自己仍然是創新的主角。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起了一個“放”或“允許”的作用，即所謂“給政策”，例如國務院1984年的4號文件認可、允許個體或聯合投資。當然，“放”本身也是一種對創新的“參與”，它與阻撓或觀望是不同的，與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也是這一制度創新的重要主體。

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進行了更深層次的體制創新，目標是與現代市場經濟接軌。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特別是縣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創新主體”行列。因為經過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鄉鎮企業走上了自我發展、自我創新的道路。在政府跟鄉鎮企業沒有產權關系，鄉鎮企業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權、給什么政策的情況下，政府面對鄉鎮企業的制度創新，就顯得沒有什么可為了。進入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從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集團化的演變，都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投資者和廣大農民自己的事情，他們順應市場、產業變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產權關系和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創新。這是由他們的產權及由此決定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關系決定的，他們有產權，從而有談判實力，能夠左右制度變遷的方向，而且也必須左右，以維護其產權收益。

國有企業至今為止的制度創新，盡管地方政府、企業及企業員工等主體在不同階段的角色或作用在變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創新初期很短時期外，一直都是創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導，它決定創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組織試點和推廣。

5、從制度變遷的規律和中國實際出發，選擇漸進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對于體制轉軌，理論上存在多種途徑或方式。在實踐中，也有多種方式，人們把20世紀開始、持續至今還沒有完成的許多國家的改革，大體上劃分為兩種方式：漸進式改革和激進式改革或“休克式療法”。從改革的效果來看，比較多的人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漸進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標志是，在市場化改革推進過程中，經濟快速發展，連續20年經濟平均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物價上漲率限制在公眾可以承受的范圍內，從1979年至1999年，社會零售物價上漲率平均為6.6％（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率從1985年至1999年平均為8.9％），沒有到兩位數，從而沒有危及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張卓元，2000）。由于經濟快速發展，物價上漲率總的來說處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圍內，全國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實惠。

所謂漸進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經濟制度不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對經濟發展過程中限制或阻礙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進行逐漸地改革。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體現在許多方面：從農村改革開始，然后擴展到城市；先著力發展比較適應市場經濟的非國有制經濟，而后重點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先發展商品市場，然后著重發展生產要素市場；價格改革先調后放，調放結合，并逐步同國際市場價格相聯系；生產、流通、價格等都出現計劃內外雙軌制，然后向市場單軌制過渡；經濟特區、沿海城市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內地推開，實現全方位開放等等。在改革推進的方法上，也是這樣。先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隨著經驗的積累，逐步實行相互協調、相互配套的整體推進；還有是先易后難，先改革那些比較容易改的領域，最后搞攻堅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中國的國有企業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有著密切關系。由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牽涉到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社會成員的就業與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中最為復雜、最為困難的改革。為了保持社會穩定，避免對企業的迅速改革可能導致的生產下降，失去社會大眾對制度變遷的支持，同時又要提高企業經營效率，中國企業制度的變遷實際上是通過體制外變遷和體制內發展相結合的道路來推進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兩條腿”走路。

當然，我們只能說，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比較成功。但是，它同樣有其局限性。而且，我們也不能認為或斷定激進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長時期的時間去檢驗。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制度變遷所面臨的環境和約束條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選擇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或教訓

1、對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狀況重視不夠，造成的后果將是深刻而長期的。

我國在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也在收入分配領域進行著相應的改革，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實際情況是，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1）從基尼系數來看，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1978年我國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33，這說明我國當時屬于個人收入差距比較小的國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數已達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僅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過了美國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數。（2）從城鄉收入差距來看，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的調查，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率為2.36∶1，1985年為1.72∶1，1999年為2.65∶1；從這三個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先縮小后又擴大的趨勢。（3）從地區收入差距來看，1980年東部地區職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約到1989年前后，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基本持平。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漸拉開，到1997年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比達到1.4∶1；農村收入差距則從1980年的1.46∶1擴大到1997年的2.5∶1。（4）從行業收入差距來看，據統計，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是電力、煤氣和水生產供應業，職工平均工資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社會服務業，職工平均工資為392元，二者絕對差距是458元，相對差距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為金融保險業，職工年均收入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農林業，職工年均工資為4，528元，二者絕對差距為6，015元，相對差距擴大到2.35∶1。（5）從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來看，據溫州的一項調查，在一般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21倍，在具有百萬資產以上的私營企業中，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79倍。而據湖北省統計局、勞動廳、計委聯合調查組對湖北省50家停產半停產企業的1258名職工的調查顯示，他們的平均月工資只有66元，僅相當于私營企業主月生活費1827.56元的3.6％（韓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已經導致了嚴重而長期的社會經濟問題。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雖然有許多種，但是大多數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數居民雖然有強烈的需求沖動，但是沒有購買力，無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內難以消除，而且隨著我國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實施，這種收入差距還會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2、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導致經濟體制改革有時難以突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在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從現實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滯后于前者的。當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時才考慮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動或大推小動，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滿意，例如，機構改革，越改越臃腫。可以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后，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阻力。

3、對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互動關系重視不夠，技術創新落后于制度創新。

這里所謂的“技術創新”是指直接生產領域的技術發明、創新、運用，不是科學家的實驗室或檔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不斷進行，可以說制度創新是明顯的。但是，技術創新相對于制度創新是嚴重滯后的。技術創新滯后于制度創新的后果就是當制度創新所帶來的效率完全發揮出來之后，經濟發展的動力就趨于消失。

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來看，從1978年開始的農民自發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農業技術基本上沒有創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現在，農業技術也沒有太大的、普遍的進展。國有企業主要強調進行經營管理體制和產權改革，技術領域的改革和創新、設備的更新和改造、員工的技術培訓等，都沒有明顯的進步。在調查研究中也發現，同一個地區的不同企業在面臨相同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下，在制度變遷發生后，雖然在短期內都促進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好轉，但是過幾年后，卻出現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差異。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術進步的作用。這也說明了技術創新在制度創新后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當然，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是互動的，技術創新的相對滯后，也與制度有關。說明制度安排對技術創新、推廣和運用沒有足夠的激勵。因此，我們應該從技術創新的相對不足反思我們的制度創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漸進式改革的累積成本或后攤成本成為進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易到難，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目前的國有企業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這實際上是漸進式改革的累計成本所導致的。漸進式改革強調在不改變憲法、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改革。從另一角度來看，制度的適應性總是有限的，任何一種制度只能適應特定的環境，而且這種適應也只能夠在短期內適應，可以說適應是相對的，而不完全適應是絕對的。例如，價格雙軌制是漸進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現之一，但是價格雙軌制所帶來的“腐敗”問題，則可以看作是漸進式改革的累計成本；在舊體制外生長出新體制，舊體制的改革則逐步進行，這種漸進性確實既依靠新體制的外力推動舊體制變革，又不至于使因舊體制的突然崩潰而導致巨大的社會震蕩。但是，它卻產生了新舊體制之間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對舊體制內公有經濟形成巨大沖擊，境況相對惡化，導致舊體制改革的難度越來越大。目前國有企業的效益不斷下降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國有企業大量下崗職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漸進式改革的后攤成本越來越大，成為進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參考文獻】

第9篇：國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關鍵詞】民營經濟；國民經濟；工商聯作用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13）04-0104-1.5

一、民營經濟的相關概念

民營就是民間經營，是通過經營方式來界定的。而當前我們所說的民營經濟，和建國初期的私營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很大的差異性。它是特指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種種民營經濟的具體組織形式。關于民營和民營經濟，首先要明白民營的主體是誰。民營就是民間經營，是以經營方式來界定的，這里的民泛指公民，可以是企業法人，也可以是其他自然人，可以采取多種經營方式，包括國有民營、集體經營、個人經營、合作經營、股份經營、股份合作經營等。因此，民營經濟不是一個所有制概念，而是一個經營性概念；民營經濟就是采取民間經營方式的經濟形態，是與國營經濟相對應的經濟范疇，不涉及所有權的歸屬問題。它是指由民間人士、民間機構、民間力量經營的經濟。它既突出了以民為本的含義，又淡化了所有制成份。民營經濟共同的特征就是由社會公眾來經營，而不是由國家來經營。民營經濟包括國家直接經營管理以外的所有企業。各種不同所有制的企業或經濟，只要采取民營的方式，都可歸到民營企業或民營經濟中來。有人把民營經濟的概念歸納：社會主義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民或公民集體自主經營自有資產或國有資產、集體資產、混合所有制資產，并自負盈虧的經濟形式。簡而言之，除國有經濟以外的均可稱為民營經濟，采取民營方式經營的國有經濟也屬于民營經濟。從本質上講，民營經濟是以民為本的經濟，它突出了經營主體，由民來辦，一切為民，民生為本，民富國強。

二、民營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自從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經濟發展和民營經濟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民營經濟促進和推動我國國民的經濟的改革和發展，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持。民營經濟自身規模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也創造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并逐步發展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發展動力。

民營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民營經濟為穩定社會、促進就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奠定基礎。民營經濟的成長發展為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指明方向。民營經濟是中國技術創新的源動力，為構建創新型國家做出了重大貢獻。民營經濟已成為支持社會公益事業的主要源泉。

三、中國民營經濟的現狀

近年來，民營經濟日益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民營經濟在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也創造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民營經濟己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來源。目前，除國有及國有控股經濟以外的廣義民營經濟己經占GDP總量的65%左右，其中個體私營經濟己經占40%左右；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量部分，70%一90%來源于民營經濟。根據全國工商聯52007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分析報告6統計，截至2007年第三季度，登記注冊的全國私營企業從業人員為7058.6萬人，增長9.8%；投資者人數為1362.1萬人，增長7.1%；城鎮民營經濟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達5.67萬億元，同比增長36.3%；規模以上私營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26.5%；私營企業進出口總額為3134億美元，同比增長43.7%，其中出口總額為2236.3億美元，同比增長46.5%，均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四、民營經濟目前存在的不足之處

管理模式與現代管理方式相違背。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民營企業，產權明晰，在初始階段通常是采取家庭管理的做法。因為在早期，主要依靠家庭的凝聚力，同舟共濟，戰勝困難，依托自身優勢，使企業迅速發展。然而，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和業務關系越來越復雜，傳統的家庭價值觀和道德規范也發生了改變，家庭成員之間的個人利益可能與企業的長期目標不一致；家庭式管理模式，很難對企業管理進行有效的監督與制約，因此，容易導致決策失誤。

融資渠道不暢制約民營經濟的發展。上個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和金融市場改革的深入，民營經濟的發展為我國國民經濟增長的做出了重要貢獻，優質民營企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也不斷提高，但大多數中小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著嚴重的金融缺口。目前，融資渠道狹窄，現有的融資渠道在中國民營企業融資中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體制與民營企業融資需求相抵觸。根據2007年的研究分析，城鄉居民儲蓄的92%以上進入國有銀行賬戶，民營企業僅能獲得國有商業銀行貸款總額的1.5%，而國有商業銀行投向中小個體私營企業的貸款只占全部貸款總額的1%。調查表明民營企業的大量投融資行為只能依賴自有資金和高息運作的地下金融；從融資渠道來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還沒有完全對民營企業開放。中國股票市場近十年的發展，主要是支持國有企業改革，在新的經濟環境下，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務，絕大多數上市公司早期推出的是針對國有企業或國有企業上市融資門檻的金融服務，而在對民營企業的融資中，高成本、高利息的方式，尤其是小型和中小型民營企業上市融資；風險投資對民營經濟支持較少。風險投資是一種特殊融資機制，其資金來源較為廣泛，個人、企業、金融機構的資本均有可能構成風險投資資本，但由于目前我國缺乏真正的風險投資機構，風險資金來源的社會化程度低，所投入的高科技項目資金來源狹窄，至今還未形成完整有效的風險投資體系；非國有金融部門缺乏。國有商業銀行融資渠道阻塞，同時社會一直沒有一個與民營經濟相對應的非國有金融部門，沒有發展起一批與民營企業業務需要相適應的非國有中小銀行。另外，融資租賃、典當貸款、融通等新型的融資方式也比較缺乏，政府在稅收優惠、財政補貼和貸款援助等對民營經濟的資金援助還不夠，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信用環境和金融環境尚待完善。

能源資源緊缺導致民營企業承受壓力。能源是國家的戰略性資源，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隨著經濟持續快速的增長，重化工業所帶動的高能耗產業快速發展，以居住、汽車、家電等高能耗消費需求的快速升級，能源瓶頸問題日益突出，能源供需形勢十分嚴峻。能源消費總量的迅速擴張，使能源對外依存度越來越大

制度與政策環境影響民營企業發展。市場經濟強調的是平等競爭，其實質是企業擁有平等參與市場和獲取資源的機會。我國現階段正處于經濟轉型期，呈現國資、民資、外資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這三者所享受的待遇卻有很大的差異。國有企業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享受著行業壟斷所帶來的高額利潤。

因此，進一步發揮工商聯在民營經濟中的促進作用，才能使得我國的民營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也才能是我國的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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