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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歐元區 債務危機 影響 啟示
一、引言
從2009年年底開始，歐元區的債務危機開始浮出水面。最先爆發的是迪拜債務危機，隨之而來的是愈演愈烈的希臘債務危機，最終引發了整個歐元區的債務危機。2009年希臘政府宣布政府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預計將分別達到13.6%和113%，均遠遠地超出了歐盟規定的3%和60%的上限。隨后三大國際評級機構惠譽、標準普爾和穆迪等相繼調低希臘信用級別，希臘債務危機爆發，繼而引發了希臘股市大跌以及歐元匯率的大幅下挫，一場開始于希臘的歐元區債務危機就此拉開了序幕。2010年以來，債務危機已從希臘擴散至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國，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歐債危機使得全球投資者的信心備受打擊，而金融市場又出現劇烈的動蕩，全球經濟復蘇的前景再次被債務危機的陰云所籠罩。債務危機集中在歐元區爆發，使歐元面臨著誕生10余年以來的巨大考驗和挑戰，同時也引發了債務危機會以歐元區解體而告終的預測和猜想。歐元區債務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何等的沖擊？各國經濟該如何應對等問題一時成為全球廣泛關注的重要議題。
二、歐元區債務危機產生的原因
歐元區要實現貨幣一體化并且來帶動經濟的快速發展是需要一定條件的，其中最關鍵因素是歐元區各國的經濟水平趨同。但實際上，歐元區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很大，區域之間的發展極其不平衡。作為多種增長模式和多種發展速度共存的經濟聯合體，歐元區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極其不平衡，尤其是近年來隨著歐元區的東擴，轉軌中的中東歐國家逐漸加入了歐元區，更是加劇了區域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金融危機之后，歐元區各國經濟復蘇步伐不統一，德國、法國的經濟開始回歸正常，而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等國的經濟復蘇十分曲折。各國對貨幣政策的訴求不盡相同，但是歐洲央行顯然不能同時兼顧到所有成員國的利益，這一問題在單一貨幣體制下是不可能得到有效解決的。
其次，德、意、法等國家的經濟比較發達，而希臘、愛爾蘭等國家經濟較為落后，德國的GDP占到了歐元區GDP總規模的20%，德、法、意三國所占比率更是高達50%以上。在成立歐元區之后，德、意、法等核心國利用制度、技術和資金上的優勢，享受著地區整合和單一貨幣區域所帶來的好處；而在歐元區核心圈的，希臘、愛爾蘭等國就處在比較劣勢的地位。在單一貨幣區內，統一的貨幣政策更加傾向于經濟實力較強國家的經濟目標，從而導致區域發展不均衡現象愈發嚴重。而經濟較弱的國家，由于只有統一的貨幣政策卻沒有相關財政等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弱勢也就顯得越來越突出，從而引發了債務危機的爆發。
歐盟內部經濟結構長期發展失衡，歐元區各成員國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經濟結構和金融周期都不一致。自歐元區成立以來，歐元區內部各國競爭力的差異和宏觀失衡日益顯現。德國是歐元區幾個大國中唯一競爭力出現上升的國家，與之相比，包括歐元區三個大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希臘和葡萄牙卻出現了競爭力大幅下降和貿易赤字嚴重惡化的現象。歐元區成員國為了征得民眾的意愿，將通貨膨脹的責任歸于歐洲央行，并刺激本國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成員國都將在的財政赤字擴大。
研究歐元區各國的經濟結構，會發現歐元區核心國家與國家的經濟體系差別較大、經濟結構明顯失衡，主要表現在國家負債較重，核心國家向國家出口并向國家貸款。歐元區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相距甚遠，由于只有統一的貨幣政策而沒有與之相適應的財政政策、外貿政策與勞工政策，因而在加入歐元區后，各個國家自身的優勢與劣勢就逐步顯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歐元區的對外出口在很大程度上被德、法等強國所壟斷，強國的發展優勢與弱國的發展劣勢就表現得越來越突出，導致沒有發展后勁的國家的債務危機愈演愈烈。歐元區國家，一方面因勞動生產率偏低、出口競爭力偏弱而成為核心國家傳統的出口市場；另一方面因外部資金的涌入推高了這些國家的工資和物價水平，進而削弱了其產品的競爭力，造成實際收入下降。國家為維持本國的實際收入水平便繼續向德國銀行借入資金以確保國內的消費水平，如此循環，最終導致歐元區內部的經濟結構失衡逐步累積加大。
這種以國家負債，核心國家出口并貸款的歐元區經濟發展模式能否長期維持，關鍵在于國家經濟基本面能否承受起債務的負荷。一旦國家負債規模超出其經濟承受能力，債務風險就會累積增大，最終便會以債務危機的形式爆發，這就是歐洲目前正在經歷的危機。此外，歐盟成員國的快速擴張也是加劇經濟發展結構失衡的重要因素。歐盟從創始時的6個成員國增加到12個成員國，歷經了38年的時間；可從12個成員國增至27個成員國，只用了15年不到的時間。新加入的成員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各異，與原有成員國的差距較大，在客觀上造就了歐盟經濟發展結構失衡的先天條件。
三、歐元區債務危機對我國的啟示
［關鍵詞］主權債務危機； 原因分析； 啟示。
一、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發展歷程。
（ 一） 債務危機初現端倪。
2009 年 10 月 20 日，希臘新任首相喬治·帕潘德里歐（ Georgios Papandreou） 突然宣布當年的財政赤字將占GDP12. 7% ，公共債務占 GDP113% ，遠遠高于歐盟在《穩定與增長公約》中設定的 3% 和 60% 的上限。鑒于希臘財政狀況的惡化，自 2009 年 12 月開始，惠譽、標準普爾和穆迪三大全球信用評級機構相繼下調了希臘的主權信用評級。標準普爾還強調說，如果希臘政府短期內不能改善財政狀況，有可能進一步降低希臘的主權信用評級。這一舉動導致希臘股市大跌，歐元兌美元匯率走低，希臘債務危機正式爆發，拉開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序幕。
（ 二） 債務危機持續蔓延。
繼希臘之后，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家的內部債務問題也逐漸顯現出來。愛爾蘭政府于2010年 9 月 30 日宣布，由于救助本國五大銀行耗資最高可能達 500 億歐元，預計當年的財政赤字會驟升至 GDP 的32% ，到 2012 年愛爾蘭的公共債務與 GDP 相比預計將達到 113%，愛爾蘭債務形勢急劇惡化。2011 年 6 月，意大利政府債務問題使債務危機再度升級，其 10 年期國債與德國國債之間的收益率利差已升至歐元流通以來的新高。此外，危機還波及地處歐洲心臟的比利時，其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呈現連續上揚態勢。
（ 三） 債務危機不斷惡化。
由于債務的主要債權國是歐洲核心國———法國、德國和英國，倘若上述五國不能如期償還債務，歐洲核心國也將卷入，歐洲債務危機愈演愈烈。在此期間，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直都在尋找緩解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標準普爾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宣布下調法國等歐洲 9 個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法國步美國后塵，失去 3A 最高評級。至此，歐元區內保留頂級信用評級的國家僅剩德國、荷蘭、芬蘭和盧森堡四個國家，而葡萄牙、希臘、愛爾蘭則處于“垃圾級”（ BB + ） 。
2012 年 1 月 24 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世界經濟前景》報告中稱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已經進入一個“危險的新階段”，并預計 2012 年歐元區經濟將下滑 0. 5%，此前預期為增長 2. 1%; 2013 年則將增長 0. 8%，低于此前預期的1. 5%。歐元區國家信貸狀況趨緊、債務利率上升、失業率攀高、經濟增長緩慢以及大規模的罷工都表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進一步惡化。
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原因分析。
（ 一） 美國金融危機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誘因。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是 2008 年美國次貸危機的延續與深化，次貸危機直接導致的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使得社會總需求急劇下降，國內經濟陷入衰退，經濟結構發展不平衡等。為了救市，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等歐盟成員國陸續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財政支出，擴大公共債務刺激經濟，以緩解失業和保持金融市場的穩定，從而導致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水平進一步惡化。隨即這些國家的償債能力受到了質疑，相繼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
（ 二） 政府過度舉債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直接原因。
2008 年美國次貸危機使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堪憂，為避免國內經濟衰退，歐洲各國政府開始實施一系列的經濟刺激計劃政策，直接導致了一些國家政府財政狀況惡化以及債務規模攀升。除西班牙與葡萄牙在 20 世紀90 年代經歷了凈儲蓄盈余外，出現危機的五國在 1980—2009 年間均處于負債投資狀態。長期的負債投資引發了巨額政府財政赤字。根據歐洲中央銀行的統計，2009年愛爾蘭、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的財政赤字分別為14. 3% 、13. 6% 、11. 2% 和 9. 4% ，遠高于歐元區 6. 3% 的平均水平，更超過歐元區 3% 的警戒線，而且他們的負債水平也都比較高，愛爾蘭、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及意大利分別達到 82. 9%、124. 9%、66. 3%、84. 5%、116. 7%，遠超過歐元區 60%的警戒線。
（ 三） 社會收入分配和保障制度缺陷導致財政負擔沉重。
歐元區各國實行以高福利為特色的社會收入分配制度和涵蓋養老保險、失業救濟、教育和醫療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保障制度，形成了沉重的財政壓力。隨著各國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勞動力人口下降，生產產出減少，特別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失業率不斷攀升，使得社會保障支出進一步增加，加重了政府財政負擔。由于工資以及各種社會福利存在“粘性”，在上漲之后難以向下調整，導致政府與私人部門的負債比率節節攀升。龐大的福利費用使政府財政支出不斷擴大，提升了主權債務水平。
（ 四） 歐元區內部經濟結構失衡是主權債務危機的深層次原因。
歐元區成員國之間的經濟結構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希臘國內收入主要來源于海運和旅游業等外向型產業；愛爾蘭則主要依賴于房地產業，房地產泡沫的破滅使其國內經濟陷入衰退期； 意大利長期出現高失業率、高稅收導致國內經濟陷入停滯狀態。就外部來看，歐元區核心國家與外圍國家也存在著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為外圍國家負債壓力較重，核心國家向外圍國家出口并向外圍國家提供貸款。一方面歐元區核心國家和外圍國家存在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另一方面由于外部資金的大量涌入而推高了危機國家的工資和物價水平，削弱了本國產品的競爭力，造成實際收入不斷下降，最終引發歐元區經濟結構失衡并逐步累計擴大。
三、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我國的啟示。
（ 一） 嚴格控制政府財政支出。
眾所周知，在政府財政總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財政總支出越大，財政赤字就會越多，而政府財政赤字越高，引發主權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大。由于近年來我國政府消費性支出增長較快，政府每年的公款出國、公款吃喝等花費居高不下，在未來幾年仍有增長之勢，因此在控制政府財政支出時，要特別注意控制消費性支出。巴西財長卡多佐曾說： “通脹的根本原因很簡單： 政府花的比賺的多。面對赤字，大印鈔票。”因此，嚴格控制政府的財政支出，強化預算管理，防范政府的揮霍性消費，對于防止主權債務危機至關重要。
（ 二） 規范地方政府債務管理。
從目前來看，我國存在的債務風險不在中央，而主要在地方政府。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迅速擴張。2011 年 6 月國家審計署公布的《全國地方性政府債務審計結果》顯示，截至 2010 年底，全國地方性政府債務余額達 10. 71 萬億元，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約占 62. 62%，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約占21. 80% ，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其它債務占15. 58% 。在未來幾年，大部分地方投融資平臺將陸續進入償債高峰期。由于土地出讓收入的減少，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也可能有所縮減，再加上這些借貸資金大部分被用在自償能力比較低的基礎設施和其他公共建設項目上，一旦投融資平臺無法償付債務，那么地方政府將背負巨額債務。因此，我國應加強對地方政府財政預算的管理工作，以法律的形式規范地方政府債務的用途、融資規模、融資平臺以及資金來源，加強風險管理。
（ 三）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注重發展實體經濟。
希臘和愛爾蘭主權債務危機共同的教訓就是單純依靠房地產業和旅游業等第三產業來推動經濟發展，實體經濟基礎非常薄弱，導致兩國的經濟走勢完全依托于國際環境的變化，缺少可以應付的資本。因此，我國應堅持以國內經濟發展為主線，以實體經濟發展為支撐，不斷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了防止房地產泡沫對經濟的沖擊，要不斷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升級，努力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 四） 積極穩妥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
從此次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可以看到，過于優厚的社會福利制度很可能成為政府的沉重負擔，成為社會經濟增長的重要障礙之一。因此，在我國不斷探索和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的同時，要吸取歐洲高福利制度的經驗與教訓； 在不斷完善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的同時，注重擴大保障的覆蓋面，以努力消除因保障水平、身份和標準不同造成的不公平現象，不片面追求福利水平的提高，避免因福利體制弊端而陷入主權債務危機。
[關鍵詞]地方政府債務；債務危機；金融危機；債務閾值
[中圖分類號]F8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14）01—0166—05
一、引言
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不僅關系到債務的償還和政府信譽，而且關系到宏觀經濟能否安全運行。當前，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類似于20世紀80年代前后巴西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剖析巴西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發生的原因、演化過程和后果，借鑒其債務治理方法，可以起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另外，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日益嚴重，正逐漸積累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會不會演化為債務危機，甚至是金融危機？這是本文所要探尋的問題。
二、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與危機：巴西的教訓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巴西經歷了三次大的地方債務危機，其中第三次債務危機還誘發了金融市場的劇烈震蕩，最終導致了一場金融危機。回顧巴西的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和由此導致的金融危機，總結和吸取經驗教訓，對分析和解決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背景
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巴西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GDP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0%左右，創造了“巴西經濟奇跡”。不過在伴隨經濟增長的同時，社會分化、收入不均等問題也越來越嚴重。為了解決經濟和社會的主要矛盾，隨后的蓋澤爾政府在政治上實行民主化進程，經濟上通過制定“第二個國家發展計劃（1975—1979）”來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由于巴西國內的儲蓄率較低，為了實現經濟增長計劃，巴西政府仍然沿用了之前的“進口替代戰略”，同時提出“負債增長戰略”，即依靠向國內和國際上的金融機構舉債來籌集資金，維持國內的高投資。雖然“負債增長戰略”維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其負效應也逐漸凸顯出來：（1）累積了巨額的債務。其中1973—1978年的債務增長率為38.7%，1978年的外債凈額為316億美元…。為了維持在國際債務市場上的聲譽，巴西政府在無力償還舊債和債務利息時開始舉借新債來償還舊債。這樣的結果是債務規模越來越大，遠遠超出了本國現在和未來財政能力所能償還的限度。（2）國內利率被迫升高。由于巴西實行了盯住美元的爬行式外匯政策以及舉債利率與歐洲和美國國際金融市場的利率掛鉤，受到石油危機等外部因素影響，國際金融市場的利率上升，這進一步加劇了巴西政府還債的壓力。在國內，由于受到資金短缺的影響，國內金融市場利率被迫升高。（3）國內通貨膨脹率不斷攀升。在取消對企業的出口補貼后，為了進一步刺激出口賺取外匯來償還外債，政府對貨幣克魯塞羅實行主動貶值，形成了貨幣性通貨膨脹。同時，受自然災害影響，糧食減產，進一步加劇了通貨膨脹。與通貨膨脹掛鉤的指數工資增長也帶動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增加了企業的負擔，增加了政府的養老支付負擔，這又迫使企業和政府進一步舉債來維持運行。在這些債務中，一部分就是由地方政府舉借的。
（二）債務危機演化為金融危機
20世紀80年代初，由于受到國際石油危機影響，倫敦和紐約等國際金融市場的利率開始攀升。受此影響，巴西政府舉債的借貸成本升高，這導致巴西政府需要為此支付更高的貸款利息。由于無力支付高額的債務利息，巴西各州政府紛紛宣布停止對國外債權人債務的清償，這引起了國際金融市場的恐慌，主要外國債權人紛紛要求巴西政府立即償還債務。巴西聯邦政府作為州政府債務的最終擔保人，不得不與外國債權人談判達成還款協議，接管了州政府約190億美元的外部債務，償還期限為20年。
1993年，由于巴西經濟增速下滑，政府稅收縮減，社保和工資支出剛性等原因，使得州政府無力償還聯邦金融機構的債務，紛紛宣布停止支付，又發生了債務違約行為，導致了又一次嚴重的地方債務危機。為了解決危機，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進行了談判，談判的最終結果是聯邦政府為部分州政府債務進行償還，債務總額約為280億美元，償還期限為20年。
1994年前后，由于巴西國內通貨膨脹水平上升，以及債券實際利息率的大幅度上升，各州州政府的債務負擔進一步加重，最終導致州政府拒絕履行對聯邦政府的債務償還義務。這一消息引起了金融市場的恐慌，投資人，尤其是外國投資人紛紛從股票市場撤資，股市大跌，資本外逃，外匯短缺導致外匯市場壓力增大。盡管央行擴大了外匯管理幅度，放棄了釘住主要國際貨幣的匯率機制，實行自由匯率，但是巴西貨幣仍然貶值10%。與此同時，國內通脹壓力增大，內需縮減，經濟增速下滑，增長偏離潛在增長軌跡。因此，一場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最終演化為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三）啟示
總的來說，巴西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因方面，“負債式增長戰略”是導致其負債不斷增加的主要原因。而聯邦政府對地方政府的預算軟約束，缺乏相關的法律制度對地方政府債務進行限制和規定，以及缺少債務的透明度和風險預警機制，也是債務危機形成和擴散的重要原因。外因方面則是國際市場利率等波動是誘發其債務危機發生的導火索。不過，內因才是巴西債務危機產生和蔓延的關鍵因素。
在巴西地方債務危機發生后，聯邦政府通過制定《財政責任法》等法律法規，規定和限制了地方政府舉債規模等。同時，通過定期公布債務報告來提高地方政府債務的透明度；對違反《財政責任法》的相關責任人實施行政處罰等一些措施，使得巴西的地方債務問題越來越得到規范，其對地方債務問題的治理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三、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與危機風險的可能性審視
（一）地方政府債務的基本狀況
1.債務規模大
近10年來，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呈現了大幅度的增長。洪源和李禮的研究中測算出2003年全國地方政府直接和或有債務是3.29萬億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估計2004年全國的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萬億元以上；時紅秀測算出2005年全國縣鄉兩級政府的債務余額不少于4000億元；范伯乃、張建筑的研究指出2006年全國地方政府直接和或有債務6.64萬億元；財政部財科所課題組估計2007年全國地方債務余額是4萬億元以上；安邦咨詢估計2009年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7.43萬億元；審計署的審計報告中披露2010年全國省市縣三級的地方債務余額為10.72萬億元；徐婷婷的報道中引用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地方債務余額約為13.87萬億元；翁仕友的報道中則指出2013年我國四級政府的債務余額約為14萬億元。由此可見，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正呈現大幅度的增長態勢，且債務余額存量已經非常龐大。
2.債務結構復雜
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的結構復雜，主要表現為：（1）直接債務和或有債務并存。直接債務是地方政府需要直接支付的債務，主要是各類的財政貸款和借款。或有債務則是未來需要政府償付的和其提供擔保的債務需要其最后承擔償付義務的債務，主要是指通過政府投融資平臺或是下屬單位等形成的各類債務。如果出現債務違約，這種債務最終也需要地方政府來償付。為了規避財政規則的約束，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通過地方投融資平臺來獲取資金，地方債務隱性化問題也越來越突出。（2）債務種類繁多。有地方政府向國際金融機構的直接貸款，有以土地抵押向金融機構的擔保貸款，有地方國有公司和投融資平臺代為發行的企業債，有地方政府為下屬單位和企業擔保的各類借款和貸款，有社會基金缺口，拖欠職工工資和工程項目款等。（3）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比例不一致，其中市、縣級政府的債務規模呈現不斷擴張的態勢。由于受制于地方財政等的約束，為了增加公共投資，提供基本的教育、醫療等國家規定的基本公共服務，一些縣級政府不得不舉債。
3.債務原因多樣
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既有財政體制、投融資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等造成的體制性因素，也有政策性因素。（1）財政體制。1994年中央和地方的分稅制改革后，實現了“財權向上，事權向下”的財政格局。由于沒有清晰的事權劃分，地方政府需要完成教育、醫療、公共交通、基礎設施等各項支出，受制于稅收的約束。為了完成這些剛性的支持，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借貸、地方投融資平臺等籌集資金，地方政府漸漸地走上了一條負債式發展的道路。（2）投融資體制。由于受“政績考核”和“經濟利益”的驅動，地方政府偏好發展大項目，也偏好通過成立投融資平臺涉足競爭性領域。大項目需要數額較大的資金來支持，地方政府為了達到投資目的，往往通過土地抵押融資等模式取得項目資金，而項目未來的收益卻不能按期償還債務。（3）行政管理體制。由于對地方政府的管理和監督體制不健全，地方政府熱衷于“短、平、快”的項目，重視資金投入，而輕視經濟和社會效益；重視建設規模和標準，而輕視實際財務負擔能力。（4）政策性因素。在缺少中央相關支持資金的背景下，為了配合國家的政策性要求，如義務教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糧食補貼等政策，地方政府不得不拿出相當大的財力來完成相關的規定任務。對于經濟不發達、稅收較少的地方，由于政策性因素導致的債務負擔也是非常多見的。
4.債務擴展機制動力強勁
受制于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以及政策負擔性等剛性支出，在“政績考核”的競賽中，地方政府為了完成支出需求，往往通過土地抵押和地方性融資平臺籌集所需資金。如果政策性剛性支出的規模越大，在稅收等財政收入來源有限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就越有可能通過舉債來完成籌資任務。如果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壓力越大，那么為了顯示比競爭者具有更強的能力，其越有可能通過舉債來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以及形象工程的投資。如果可供抵押的土地價格越高，地方政府就越容易通過土地資本化來籌集更多的資金。如果控制的投融資平臺越多，那么地方政府越有可能通過這些平臺來籌集更多的資金，最終這些擴張機制會形成越來越多的地方債務。
（二）形成債務危機與危機風險的可能性分析
如前面提到的巴西州政府在拒絕償還其債務的情況下發生了債務危機。聯邦政府為了國家的信譽，最終和州政府達成協議，幫助其償還債務。在我國，地方債務問題會不會形成債務危機呢？
這里存在一個債務余額的閾值效應：如果地方債務余額累積到一定的度，就可能引發債務危機。這個閾值T應該是依據某一地方政府未來n年財政收入的現值之和與合理的負債率之間的一個函數關系，T=Po（1+r）n（1+d）。其中：Po為期初的財政收入，r為財政收入的年增長率，d為合理的負債率。如果一個地方政府的債務余額超過了閾值T，那么就存在潛在違約的可能性。
而最終違約與否，還依賴于幾個條件：第一，經濟的增長速度。如果經濟增速超過預期的平均速度，那么稅收會增加，閾值會變大，債務上限可以提高。如果經濟增速持續下滑，且低于平均速度，那么稅收會銳減，閾值會變小，債務上限會降低。第二，再融資能力。如果一個地方政府具有較強的再融資能力，通過地方債務平臺將土地資本化、政府資產資本化、債務資本化，可以獲得更多的資金，并且可以舉借新債還舊債，擴大債務規模，同時可以延長債務償還時期。第三，債務中的談判能力。如果地方政府的債務是向國際金融機構舉借的，一般會按時償還債務。如果地方政府是向國內銀行或地方性商業銀行舉債，一般可能會通過談判等將部分債務的償還期限延長。如果地方政府向私人部門舉債，則一般會出現拖欠等問題，尤其是大型工程款等問題。如果地方政府的債務上限達到了閾值，且經濟增速下滑，稅收銳減，再融資能力受限，債務中的談判能力弱化，那么一個地方政府就可能發生債務違約。
地方政府會不會發生債務違約，還與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有關。對地方政府債務違約可能性的博弈論分析中發現，地方政府考慮到中央政府對債務的隱形擔保人身份，一般會選擇違約，債務由中央政府代為償還。中央政府為了國家聲譽，降低債務違約的社會成本，一般會在地方政府發生債務違約時承擔起最后擔保人的角色。在我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債務也具有隱形擔保人的問題存在。不過，有所不同的是，地方政府官員的任選都是由上級部門或中央政府決定的，在這種人事直接控制的體制下，考慮到政治前途問題，在債務余額超過閾值后，也不會輕易出現債務違約，而是通過債務延期，債務資本化、債務談判等方式延遲債務違約。不過，這樣會積累很多的隱形債務，增加更多的債務風險。一旦爆發全面性的債務危機，危機的規模將是非常大的。
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還與地方融資平臺有關。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資本化來為城市的發展融資，也聚集了很多的債務風險。地方政府先將土地作為資本注入地方債務平臺，然后依此為資產，依據土地的市場評估價來向銀行抵押進行貸款。地段越好、公共基礎設施越完善地區的土地，其市場估價就越高。土地的市場評估價越高，所能貸到的款項就越大。在一次次的土地價格評估與抵押貸款的過程中，土地價格被不斷地估高，貸款數量不斷增加，以土地為融資平臺的隱形債務余額也越來越大。受到政策調控影響，以及經濟下滑影響，作為標的物的土地價格有可能回落，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會轉移給貸款銀行。在我國，以土地融資而形成的銀行貸款數據是非常巨大的，為此已經給銀行累計了巨大的風險。如一些省份的政府融資平臺的負債對象90%是銀行，其中70%是通過土地抵押融資，而主要通過財政收入、地產開發收入和土地出讓金來償還。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情況下，財政收入增加，房地產繁榮且開發收入增加，土地出讓金也會不斷攀升。但越是在經濟繁榮時期，越會累積巨大的債務風險。如果經濟增長受到外部沖擊或內部矛盾爆發，出現下滑或衰退，巨額的債務問題就會凸顯出來，債務償還鏈條可能會出現中斷，進而出現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如果僅僅是少數和局部地區出現地方政府債務危機，那么危機還是可以控制的；如果大部分地方政府出現了債務償還問題，就會演化為全國性債務危機。由于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模式在全國具有普遍性，如果發生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有可能是全國性的債務危機。又由于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大部分來自銀行，如果地方政府發生債務危機，就會將債務危機傳遞給金融業，發生金融危機。大規模的地方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勢必然對經濟增長造成損害，使得經濟增長下滑，甚至會出現經濟衰退。前文提到的巴西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演化為經濟危機就是最好的例證。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負債式增長戰略”以及債務約束和風險預警機制缺乏，是導致20世紀80年代前后巴西發生三次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主要原因。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巴西的例子值得我們反思。當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較多，表現為規模大、結構復雜、債務原因多樣化和債務擴展機制動力較強等特點。債務問題正逐漸累計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如果沒有形成債務約束機制、化解機制和風險預警機制，地方債務規模超過“債務閾值”，就有可能引發債務危機，甚至是金融危機。那么如何治理地方政府債務，防范債務危機和由此引發的金融危機呢？
（一）進一步完善《預算法》
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遷，《預算法》中的一些規定已經不能適應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且一些新出現的問題沒有反映到法律中。例如，《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不能發行地方債券，在現實中由中央政府代替地方政府發行債券已經屢屢發生，或者由地方性融資平臺等代替地方政府發行債券進行融資也成為了新趨勢。所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應該進一步完善《預算法》。
（二）建立債務責任人制度
目前，我國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員為了發展經濟，通過大規模舉債來完成投資任務，所造成的巨額債務問題是其任期內，甚至是以后幾任接替者都無法用正常的財政收入償還的。這種“舉債式增長”模式為地方政府累計了財政風險。為了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規范舉債行為，應該頒布和實施《債務責任法》，明確規定舉債人的責任和義務，實現“誰舉債誰償還”的原則，規制地方政府官員的舉債行為。
（三）建立債務披露制度
由于我國《預算法》等相關法律限制地方政府獨自發行債券，為了應對日益擴大的政府開支，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土地財政和地方融資平臺來籌集資金，這使得地方債務隱形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債務隱形化容易積累債務風險，最終會威脅經濟安全。因此，建立債務披露制度，將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償債措施等信息及時公開，以便接受監督，及時化解債務風險。
（四）建立債務風險預警機制
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到底有多大？什么樣的債務規模才是合適的？解決這兩個問題不僅需要建立債務信息披露制度，而且需要建立債務風險預警機制，通過一定的監測機制及時債務信息，同時提醒過度負債的地方政府進行債務風險的化解。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是由七個酋長國組成的聯邦國家，其中最大酋長國阿布扎比面積67340平方公里，占阿聯酋總面積的87%，石油資源與經濟實力均居阿聯酋首位。迪拜是阿聯酋第二大酋長國和經濟中心，2008年GDP規模為824億美元，產業以金融、石油貿易、貨運、旅游等為主。由于阿聯酋有70%左右的非石油貿易集中在迪拜，故迪拜被稱為阿聯酋的“貿易之都”，它也是整個中東地區的轉口貿易中心。
迪拜政府持有的資產由財政部直接管理，其旗下主要有三大投資公司：迪拜世界公司、迪拜投資公司和迪拜控股公司。其中迪拜世界公司是迪拜各類重大項目的主導者，負責在全球進行投資，其各類資產總額約為990億美元，分布于全球約100個城市，業務主要涉及交通物流、船塢海運、城市開發、投資及金融服務等四大領域及各領域下的諸多細分行業市場。正因如此，迪拜世界在其網站醒目位置標注了“日不落”的字樣，并宣稱該公司在迪拜酋長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目前，迪拜世界擁有多家全球著名公司。比如，作為全球最大的港口運營商之一的迪拜環球港務集團，從事非洲大陸投資和開發的迪拜世界非洲分公司以及負責開發超大型人工島度假勝地“棕櫚島”、“世界島”和1100米全球最高摩天大樓“迪拜塔”的房地產開發企業迪拜棕櫚島集團等。
在上述公司中，迪拜棕櫚島集團因財務困難而在今年1月暫停了包括“迪拜塔”在內的多個大型項目的建設，目前可能無法及時償還將于12月中旬到期的35.2億美元債務。迪拜世界非洲分公司在8月就擱置了非洲的一些項目。受巨額債務困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迪拜當局于11月25日宣布，其投資實體迪拜世界公司將重組，公司所欠近600億美元債務將至少延期6個月償還。此舉令投資者對迪拜的信用和未來償債能力產生嚴重疑慮和擔憂，進而引發全球金融市場的恐慌和動蕩，多國股匯市相繼暴跌。
二、迪拜債務危機造成全球金融動蕩，但長期影響有限
1、重創全球金融市場
受迪拜債務危機的影響，12月26日，日本、澳大利亞、韓國、中國等亞太各國股市繼續下挫。而此前一天倫敦、巴黎和法蘭克福歐洲三大股票市場指數暴跌均超過3％。美國紐約股市在感恩節假期后的“黑色星期五”也下跌了1％以上。中國大型上市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也立即澄清均不持有迪拜世界的債券（新浪網，2009）。
倫敦布蘭特期油價格下跌1.31美元，報77.1美元。紐約周四1月期油下跌0.43美元，報每桶77.53美元。
迪拜“倒債危機”傳出，迪拜政府的信貸違約掉期合約價隨即大幅飆升。一些人甚至認為，迪拜可能成為繼8年前阿根廷倒債以來，全球最嚴重的債務違約事件。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和穆迪馬上下調了迪拜國有企業的債權信用等級。在倫敦金融市場，體現迪拜債權違約風險的尺度信用違約互換(CDS)利率暴漲（百度百科，2009）。
在被迪拜危機“套住”的明星中，球星貝克漢姆和好萊塢男星布拉德•皮特據信是其中兩個苦主，他們在這里購置的資產價值也大幅縮水。除了貝克漢姆和皮特，足球名將邁克爾•歐文、喬•科爾、大衛•詹姆斯以及基隆•代爾等，據傳都在這個人工島上安了家。很多人均買入了迪拜世界下發展商興建的棕櫚島豪宅樓花，工程隨時會爛尾。這些策劃興建的別墅極盡奢華，2000套豪宅2002年推出時非常搶手，一個月內就一賣而光。除了喬•科爾于去年夏天，清醒地在迪拜樓市泡沫爆破前，以210萬英鎊賣出別墅大賺離場外，眾星全部慘成樓蟹。
2、對經濟復蘇影響有限
債務危機與金融衍生產品導致的危機不同，其杠桿率較低，傳染性不強。專家認為，迪拜債務的主要債權方——西方發達國家，在處理債務危機上有比較成熟的經驗。西方國家銀行或將沿用處理墨西哥、韓國企業債務危機時的方式，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危機國家政府提供救助資金，讓危機國家的企業債務轉化為政府債務，避免企業破產，保障銀行安全。由于全球采取寬松貨幣政策，歐洲商業銀行不缺乏流動性，并且債務危機可延期解決，歐洲銀行不太可能出現大的損失。
迪拜危機會影響全球經濟復蘇的說法缺乏論證。美國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的資金投向是金融資產，對實體經濟影響有限，即使退出寬松政策，相對于金融資產價格，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可以忽略。其他國家采取的寬松的信貸和財政政策，是針對實體經濟的，這種政策本身就決定了其退出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便歐美主要國家因迪拜債務危機改變經濟策略，全球經濟復蘇進程發生逆轉的可能性也不大（陳炳才，2009）。
迪拜債務危機和雷曼兄弟公司危機也不可同日而語，這不是發生在一個世界金融核心的具有系統影響力的金融危機事件，而是局部發生在金融系統之外的一個大型企業資不抵債的危機，所以它不會帶來新一輪金融風暴（李稻蔡，2009）。
迪拜與冰島當時發生的危機相比，迪拜此次危機發生在世界經濟止跌反彈、國際金融環境改善、全球流動性增加之際（陳鳳英，2009）。因此迪拜對全球經濟復蘇影響是有限的。
三、迪拜債務危機發生的原因分析
1、地緣政治是導致迪拜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
迪拜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迪拜全球金融中心的戰略定位掣肘于紛繁復雜的地緣政治。迪拜的前途取決于能否成為全球金融中心，但迪拜卻做不了瑞士。在中東破碎的地緣政治裂片中，迪拜無法起到歐洲一體化前瑞士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資本中轉結算需求不足，中東難以擺脫資源魔，宗教文化背景不同，以及迪拜對自身戰略定位的認識和制度準備不足（楊志榮，2009）。此外，由于其特殊的地緣政治關系，迪拜不可避免地成為歐美操縱的棋盤對象，也就成為歐洲與美國敏感的政治博弈之地。
2、房地產過度開發引起資金鏈條斷裂是導致危機的直接原因。
由于迪拜人口較少，房地產市場需求并不旺盛。從2002年起，迪拜允許外國人持有房地產，掀起房地產投機熱潮，大型寫字樓、高檔住宅等項目紛紛開工。在此帶動下，建筑業GDP比重從2001年的7%上升為2008年的10%，年均增長率達到兩位數；銀行信貸也隨之大幅擴張，增加了市場的流動性。快速增加的建筑成本和高漲的通脹水平助長了對房地產的投機，導致房地產市場存在嚴重的供求不平衡。隨著金融危機蔓延，外國投資者深陷危機，大量房地產項目無人問津，建筑承包商陷入資金鏈斷裂的困境，房地產市場被迫進入調整期，導致一些個人貸款占比較高、風險控制能力較低的小銀行面臨較大的壓力。
3、金融市場泡沫膨脹，脫離實體經濟是導致危機的重要原因。
近年來，迪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經濟發展計劃，但其自身的金融市場并不發達。為了吸引外國資本，迪拜完全放開外匯管制。于是大量的資本涌入迪拜。過度的外資流入導致資產泡沫日益膨脹，通貨膨脹程度加深。與此同時，迪拜政府不但沒有考慮實體經濟的支撐力，反而大舉借入外債，使得政府的信用危機不斷地醞釀著。雖然迪拜政府多次發行債券彌補流動性不足，但只是治標不治本，反而加重了償債壓力。結果才愈演愈烈，以致宣布延期償債，從而引發債務危機的爆發。
四、結論與啟示
2009年11月25日，由迪拜政府所宣布的重組迪拜世界公司而延期償付所欠債務的消息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和恐慌，但從長期來看，迪拜債務危機的影響力是有限的，不會阻礙到全球經濟的復蘇形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迪拜模式的倒下，有著深層的原因。地緣政治、房地產過度開發引起資金鏈條斷裂、金融市場泡沫膨脹，脫離實體經濟均是導致迪拜債務危機的原因。盡管中國的發展模式和迪拜截然不同，迪拜債務危機的影響對中國十分有限，但中國和迪拜同為新興經濟體，認真研究迪拜危機的產生根源，并且加以借鑒和防范，將有利于中國經濟未來的健康發展：1、要注重實體經濟的發展，處理好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使兩者能夠和諧統一，互相促進，不可出現明顯的脫離狀態；2、經濟發展不但不可過度依賴房地產的拉動，還要重點增強對房地產泡沫的防御與控制能力；3、政府的舉債規模必須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不可一再采用治標不治本的方式補充流動性不足；4、要充分重視貨幣金融政策對通貨膨脹、資產價格、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
關鍵詞:歐債危機,區域一體化,亞元
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進入到金融危機頻繁爆發的階段。從拉美債務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到爆發于本世紀的次貸危機、美國債務危機以及歐債危機來看,合理的風險管理策略和政府債務規模是治理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關鍵所在[1]。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元區國家普遍出現了高額的公共債務和財政赤字,以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和希臘四國尤為嚴重,其中希臘于2009年12月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一場波及多個歐元區國家的債務危機開始不斷的發酵和蔓延。目前,歐債危機問題就成為國內外學者討論的焦點。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關于在亞洲成立最優貨幣區以及亞元的呼聲不斷高漲,甚至在歐元區債務危機爆發以前,許多金融專家和學者認為歐洲是亞洲可以借鑒的模式,這次爆發于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暴露出來歐元貨幣體系的一系列缺點,為亞元的構建提供了借鑒意義。
一、歐債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
關于歐債危機產生的原因,學者們已經從不同的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部分國家高額的財政赤字是歐債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
余永定(2010)認為,歐元區國家之所以會爆發主權債務危機,主要是源自歐元起國家長期以來比較僵化的經濟制度以及社會福利體制導致的財政赤字過高,同時當這些國家發生財政問題時,由于歐元區內部的經濟治理機制不完善,并缺乏有效的貨幣政策手段,再加上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比如德國和法國遲遲不愿伸出援手,最終導致了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2]。
(二)國際信用評級機構下調歐元區國家信用評級是歐債危機起著助推作用
據imf統計,美國、日本以及英國的財政赤字率均和希臘12.8%的財政赤字率水平相當。但是為何僅有希臘爆發債務危機?我們認為正是國際信用評級機構降低了歐元區國家的信用評級,導致這些國的融資能力下降和融資成本上升,最終導致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徐明祺(2010)認為,正是國際信用評級機構調低希臘的信用評級,導致希臘市場融資能力的降低,才引起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3]。國際信用評級機構難以形成科學合理和客觀公正的信用評級,助長了全球信用風險的積累和資源的嚴重錯配,由此引發了金融市場的動蕩以及主權債務危機的產生。
(三)歐元區經濟制度缺陷與歐元區內部經濟結構不平衡是歐債危機爆發的內部原因
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許多學者認為歐元區經濟制度的缺陷是主要原因,即貨幣政策統一,財政政策不統一。費爾德斯坦曾經預言,歐元區的這種缺陷有利于長期處于財政赤字的國家,但最終會導致歐元區的解體,其內在邏輯是:歐元區內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統一,財政政策歸各個成員國所有,貨幣政策歸歐洲央行所有。但是,在當前的國際經濟中,不管是經濟主權完全獨立的國家,還是經濟一體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國家的最基本利益仍是民族利益[4]。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而言,本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是首要目標,但在歐元區,歐洲央行的首要目標是維持物價和匯率穩定。因此,當各國的經濟發展出現不一致的狀況時,部分成員國必定會出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錯配。
此外,歐元區內部的經濟結構不平衡也是歐債危機爆發的主要內部原因。這主要體現在:首先,歐元區并不具備蒙代爾(1961)所提出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條件。蒙代爾(1961)認為,在一些商品、勞動力和資本一體化,通貨膨脹率和經濟發展水平接近,經濟政策比較一致的國家和地區可以組成獨立的貨幣區。在這個貨幣區內,各個成員國可以實行統一的貨幣和貨幣政策,對內采取固定匯率制度,對外采取浮動匯率制度,這樣可以實現各個成員國的內外部均衡。但目前,歐元區各個國家之間的通貨膨脹率、經濟結構、經濟周期以及勞動力成本方面都有一定的差異,并且差異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同時,歐盟各個成員國也具有不同的生產結構,它們對原材料的進口和依賴程度也有所不同,再加上各個國家之間具有不同的勞動生產率,因此國家之間的勞務和產品
價格競爭趨勢依然存在。其次,歐元區各個成員國的經濟實力呈兩極分化的態勢[5]。主要體現在歐元區核心國家與外圍國家的經濟體系差距不斷拉大以及經濟結構明顯失衡,同時核心國家不斷向外圍國家出口并輸出貸款,外圍國家的負債比較嚴重。
(四)僵化的勞動力市場以及高福利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是歐債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
首先,歐洲國家的勞動力市場缺乏必要的彈性。雖然歐盟內部統一市場的建立促進了國家之間商品和資本的流動,但由于文化和語言方面的障礙,以及社會和教育問題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使得勞動力缺乏必要的流動性,再加上歐盟內部普遍存在的工資剛性也限制了勞動力自由流動。此外,勞動力在工會組織強大的保護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比較困難。其次,歐洲國家相繼建立了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擴大了財政支出,也推高了政府的債務,并使其在經濟全球化競爭中逐漸喪失了區位優勢。
二、歐債危機對區域一體化的經驗借鑒
對于區域經濟一體化而言,如果說歐元區處于金字塔的頂部,那么北美自由貿易區處于第二和第三階段,而東亞地區僅處于一體化的初級階段。因此,從歐債危機的產生和發展可以得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驗借鑒,從而對亞洲地區貨幣金融的合作前景進行分析。
(一)建立區域范圍內的金融監管和救助退出機制從而有效地防范各種風險
在目前的“清邁協議”框架下,各國財長在同意建立共同基金的同時,還倡導成立一個對各國經濟金融形勢進行監測的支付系統。但東亞地區內各個國家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因此也有可能出現類似歐元區的“道德風險”。因此在建立這種監管與救助體系的同時,還應該建立一種退出機制。
(二)擴大共同基金的規模,積極推動區域間貨幣與金融合作
從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及演進可以看出現有的國際經濟組織和貨幣體系不足以有效地解決東南亞的區域性問題。從歐債危機、迪拜以及冰島的債務危機可以看出,在區域間建立共同貨幣基金才是有效的解決區域間金融風險的途徑。在歐債危機爆發以后,由于區域內缺乏共同基金,而基于各個國家獨自的利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區域內的德國等成員國未能實施及時救助,從而導致歐債危機的負面影響擴大。因此,加強區域內的貨幣金融合作,利用區域內共有的金融資源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可能產生的金融危機。
(三)加強經濟合作和政治對話,穩步推進區域間貨幣金融合作
目前,貨幣合作共有兩種模式:一是美元化;二是類似歐元區的共同貨幣。一些學者的觀點認為,歐元區的貨幣合作模式更像是政治合作的產物,而美元化才是市場化的結果,正是由于歐元區的這種非市場化的合作方式才導致目前危機的產生。因此對于東亞區域一體化而言,如果強行通過政治合作來推動,區域內各個成員國經濟條件和經濟政策的差別可能會給區域一體化乃至貨幣區的穩定帶來重大挑戰。
(四)建立獨立的信用評級體系
從美國次貸危機到歐債危機,美國的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一直扮演著推波助瀾作用。美國正是通過對國際評級長期話語壟斷權來保持自身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在推進區域一體化的過程中,建立屬于自己區域內的信用評級體系,有利于維護區域一體化進程中的經濟金融穩定。
三、歐債危機對建立
亞元的啟示
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關于推出“亞元”的呼聲不斷,但亞洲各國的政治合作意愿、經濟發展水平等差距預示著推出亞元的道路還比較漫長。歐債危機的爆發更讓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亞元的前景,并為構建亞元藍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一)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要統一歐元區統一
的貨幣政策和獨立的財政政策是歐債危機的深層次原因。在亞洲,由于現實原因和歷史原因,亞洲各國間的隔閡和差異更多,對主權看得更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實施一體化的貨幣政策,在缺乏必要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當類似歐債危機的事件發生時,亞洲各國面臨的壓力和威脅將更大。所以,如果要推行亞元,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統一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二)政治和經濟要相輔相成
雖然超主權貨幣是一種革命性的創建,但歐洲貨幣聯盟畢竟是在缺乏政治聯盟的基礎上產生的,這導致危機爆發后,救助措施寸步難行。這要求亞洲各國在推行亞元時,必須首先考慮政治聯盟。雖然亞洲的歷史發展表明,在亞洲實行政治聯盟是一件非常困哪的事情,但這次歐債危機充分說明,只有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相輔相成,才能有利于陷入危機的國家迅速恢復經濟。
(三)構建亞元要穩定推進
在亞元的推進過程中,必須嚴格按照最優貨幣區的理論條件,即只有各個國家在要素流動性、經濟互補性、市場一體化、經濟開放度以及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趨同的情況下,組建最優貨幣區才能帶來最大的市場紅利。如果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勉強加入,就有可能得不償失。亞洲各國應以歐債危機為借鑒,循序漸進地推進亞元,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決不能強行推出亞元,否則就會陷入比歐元區更加嚴重的危機中。
(四)增加貨幣金融合作的透明度
相對于歐元區,亞洲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要求亞元必須要在一個貨幣金融合作更加透明的環境中進行,只有這樣才能減輕投機者的供給。同時也要建立一個具有更多話語權、信息高度透明以及交易比較便利的金融穩定組織。這個組織的建立也需亞洲各國不斷地進行研究和探索。
總之,當前歐債危機還沒有完全結束,歐元未來的命運也很難判斷。亞洲各國在發展過程中應該密切關注歐元的動態,積極研究歐元在運行過程中的優缺點,并吸取歐債危機的經驗教訓,只有這樣才能為區域一體化及亞元的構建做好充足的準備。
參考文獻:
[1]安國俊.歐債危機和美債危機的反思[j].中國金融,2011(18).
[2]余永定.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啟示及中國面臨的挑戰[n].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月報,2010(6).
歐債危機的爆發看起來是一場國家的債務危機，從希臘、意大利等國的債務曝險，到歐盟主要成員國的債務比重超越警戒線引發債務評級下調，顯示的是一場可能的債務違約和債務危機。現在這場危機還在繼續延宕過程中，影響波及可能進一步擴大，這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為什么在全球經濟最核心的歐元區國家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債務危機。在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歐洲經濟和金融市場時，貨幣體系和資本市場的健康穩定看起來是關鍵因素，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產生的沖擊波殺傷了融資過度、金融體系脆弱的國家，出現了像冰島、愛爾蘭這樣的陷入危機的經濟體。因為金融市場的擴張過度和過分的杠桿融資而導致金融體系脆弱部分曝險，一部分金融機構受到了影響，這顯然與債務性質結構無關。金融危機的沖擊首先體現為對于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是否穩健的影響，當時主要的觀察認識認為金融市場衍生品的杠桿化交易失控和銀行類機構資產的過度市場交易是主要原因，其他金融機構和投資者的資產受到了影響，貨幣體系和貨幣政策并沒有陷入危機，主要國家的貨幣體系和政策是健康穩定的。這些國家的財政體系也是健康安全的。在應對金融市場動蕩時，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的政府都充分發揮了財政的最大能力對金融機構實施救援，主要國家的財政預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規模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升。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種積極的財政政策，當然也是應該的，一些國家的財政甚至超越了自身的承載能力實施擴張和經濟拉動，甚至還帶動或強制其他金融機構實施擴張和提高支出水平，以應對經濟下滑。這在學術界不同流派看來，是對于“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或自由市場經濟機制的一次徹底批判和否定。那么，在一個健康穩定的財政體制和貨幣體制下，金融體系的危機爆發可能嗎？它僅僅可能是局部性的嗎？這個問題似乎有點難以理解，金融市場的交易和融資活動與一國的財政體系活動和貨幣體系的活動可以完全地切割分離嗎？這樣的問題看起來并不清楚，在學術和政策實際運作層面并沒有很多關注。在金融危機爆發初期，美國的財政體系并沒有編者按：鑒于歐債危機愈演愈烈，歐洲經濟搖搖欲墜，歐債危機已對世界經濟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并迫使我國經出現明顯的危機，貨幣政策體系也顯得穩健安全，利率、匯率和通貨膨脹水平都是在穩定水平狀態下運行，金融危機在當時顯得像是個別銀行和證券機構的信用危機。在應對流動性收縮和金融機構穩健時，美國政府沖在最前面，其采用了特種預算工具籌集資金，并給予了危機金融機構大幅度的資本輸入，而美聯儲并未作出過多反應，維持了基本的貨幣供應和利率水平，只是在2009年以后當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和就業率下降以后，才推出了擴張性的貨幣供應政策，即QE1和QE2。歐洲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在金融危機沖擊的初期，也體現出了一種有限的金融機構信用或支付危機，對于經濟財政支出最多是一種間接的負面影響。金融危機并未影響到貨幣體系的穩定，歐元體系的貨幣政策是穩定健康的。它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對于今天的歐債危機來說，它似乎與金融危機的爆發有著某種聯系，但作為財政工具的債務危機又似乎與貨幣政策體系沒有直接的聯系。這種假設在過去一段時間里被多數人所接受，也就是歐債危機是債務問題，是歐盟內部經濟發展和財政支出水平失調所帶來的后果，如果是這樣的話，債務危機也就是一國的財政信用危機，與歐元貨幣政策體系沒有直接關系。我們必須要問，這樣的假設合理嗎？金融危機條件下出現的債務危機與歐元貨幣政策體系究竟有何關系。當我們深入地看一下歐元貨幣政策體系的結構影響，才能發現歐元體系內部財政體系的功能，它們二者其實是被緊緊地捆綁在一起的，財政支出體系與統一的非的貨幣政策體系被結合到一起時，它們的運作就已經潛伏了財政擴張和債務失控的危機，而國際金融危機就是此次歐元區債務危機爆發的導火線。因此，歐債危機，看似并非貨幣體系的危機，實際上真正是貨幣政策體系矛盾危機的集中爆發。我們這種分析假設的基本前提就是歐元貨幣體系隱含著內在的矛盾，財政體系的矛盾是一種突破口，債務危機在國際金融危機來襲中已經是無可避免的結局。
二、貨幣政策體系矛盾的財政表現
歐元作為歐盟統一貨幣始于1999年，它的產生肩負著特殊的使命與職能。它既是歐洲統一經濟體的流通貨幣和支付工具，也成為歐元區的儲備貨幣和外匯支付工具。歐元一誕生，就取代了歐洲各國原有流通的貨幣，并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與美元、日元、英鎊在國際結算中競爭，而且成為僅次于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歐元的流通也形成了歐盟統一的貨幣政策，對于歐盟各國的經濟發展和財政體系運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歐元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與美元競爭國際儲備貨幣中獲得了較高的市場份額，使歐洲央行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利益。同時，在歐元區內部，統一的貨幣也帶來了積極的作用和利益，對于資本流通、貨物貿易和勞動力就業等帶來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歐元體系從誕生起就帶來了它的不穩定性，它隱含的矛盾沖突在市場條件形成時就必然爆發出來。
第一，歐元作為一種區域性的貨幣是歐元區國家的貨幣，它的出現是建立在歐洲經濟一體化和市場統一開放條件下的，17個國家形成的貨幣區大約有3.3億人口，12萬億美元的GDP總量，人口規模已超過美國，GDP總量為美國的80％。歐元一出現就被認為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市場條件，歐洲各國經濟文化社會和意識形態高度接近，經濟市場化發展的水平差異較小，對于經濟合作和聯合市場化競爭的意愿十分強烈，因而在政治上的阻力也較小，大多數西歐國家都積極加入了歐元區，一些東歐國家也積極要求加入歐元體系，這也使歐元一度被多數人看好，甚至認為在未來10多年以后極有可能取代美元成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歐元作為貨幣體系涉及到了諸多國家的權利和利益，在其中如果出現嚴重的利益沖突，貨幣體系的運行就會出現危機，尤其是在各國的經濟利益訴求難以達成一致而又沒有一種強制性的行政力量加以控制時，矛盾就會爆發，貨幣政策體系就難以去左右國家的財政行動，更不可能去控制各國的政治決策。而歐元被大多數人看好的原因就是因為歐洲的經濟一體化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聯合行動，沒有被看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嚴重分裂隱患，也就是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政治結構和權力分配控制的不同，它們所獲得的來自歐元體系的利益可能是不同的。而當面臨市場沖擊時他們所受到的沖擊程度也是不同的，極有可能出現人們不愿看到的組合：最小的獲益者成為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受益者則成為最小的受害者。而十分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機沖擊下出現的歐債危機，正是這種結果。
第二，在各國紛紛放棄而加入歐元貨幣體系時，并沒有考慮到這種可能的結果，顯然也低估了這種可能性，也可能是在短期利益驅使下去搭便車，獲得一些免費的經濟利益。這也能解釋為什么一些南歐和東歐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會極盡努力直至修改財政數據力圖加入這一體系。這種利益是什么，我們簡而言之，就是在貨幣體系層面有可能的儲備貨幣利益，競爭型的儲備貨幣份額可能是發行和貨幣國際化流通獲得實際的鑄幣稅收入，而且統一的歐元變得更有競爭性，對于那些經濟地位較為弱小的國家來說，貨幣體系的穩定性和對于美元的儲備性依賴也會大大降低。而從經濟層面上說，區域性貨幣減少了匯率波動帶來的貿易摩擦，對于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也會產生積極的效應，這在理論上也被歸結為存在著一種最優的“區域貨幣配置效應”。現在我們從實際狀況看，金融危機的沖擊粉碎了這種美麗的夢想，歐元區不得不回到嚴酷的現實中來。這個現實就是，歐元區貨幣的運作需要付出極高的運行成本，利益矛盾沖突積累又可能使得區域貨幣體系分崩離析，財政和債務危機的爆發是貨幣體系矛盾的直接體現。
第三，已有研究已經揭示了大量的問題和原因，指出了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的內在聯系。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本是一國經濟調控的重要杠桿，區域貨幣體系的形成已經統一了貨幣政策，各國也就只有財政政策可以作為調節支出的工具了，歐元區成立時已經意識到財政支出規模和預算赤字有可能危及歐元體系的穩定，已經對各國的財政赤字占GDP比重規定了上限，但財政支出具有更高的含義，這一要求的提出沒有強制的法律或行政約束，這為金融危機后的財政擴張和失控留下了隱患。財政支出失控和債務危機爆發的誘發原因可以分為下列兩個方面：一是從經濟結構差異和政治決策沖突方面看，財政支出功能失控必然引發債務危機。歐元體系的17國在進入統一貨幣政策以后，各自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競爭能力以及市場產品的發展前景差異極大，它們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陣營。第一陣營即歐盟的領頭羊德國和法國，其具有極強的科技創新能力和產品競爭力，勞動生產率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人均GDP在35000美元以上；第二陣營為意大利、荷蘭、比利時、挪威、瑞典、芬蘭等國家，經濟結構較為優勢，有較高的競爭力，人均GDP為25000~45000美元；第三陣營為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愛爾蘭、冰島等國，經濟發展處于較低水平，人均GDP大致為20000~30000美元，勞動生產率和產品的市場競爭力較低。這樣的結構差異導致經濟政策協調的困難。統一的利率、匯率和貨幣供應政策必然導致不同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的企業在市場上具有不同的競爭力，并出現強者愈強、弱者更弱的“馬太效應”，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的財政收入和預算支出能力會受到更大的制約，赤字政策和財政狀況的惡化形成惡性循環。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歐豬五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比重已經達到了危機臨界狀態，而且背負的債務包袱越來越重。二是從危機應對決策過程看，財政政策失控導致的債務危機是金融危機的擴展爆發，金融危機引發了債務危機的爆發，其中具有內在的聯系。歐元區國家具有較為近似的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但其國內的政治結構、治理方法、社會文化影響還是有著較大差異，勞動生產率和產品創新能力較低的國家背負著沉重的債務包袱，福利主義盛行，出于政黨利益要求而對于財政約束松弛，導致債臺高筑。其中歐豬五國的當年赤字占GDP比重在2006年為1％左右，到2011年已經達到13％以上；累計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從2006年的70％上升到120％以上，其中希臘已經達到180％以上，其他國家也達到了100％以上，大幅度超出了歐盟規定的安全警戒線。在此次金融危機爆發時，出現了人們對于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批判，對于用國家干預來影響市場的凱恩斯主義抱有幻想，學術上也出現了否定市場機制推崇國家干預的思潮，這正好迎合了激進主義思潮的國家干預控制的理念，在歐債危機爆發過程中，這種思潮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作為應對金融危機和信用收縮的主要政策，這些國家的財政紛紛采取了空前的擴張和救援行動，對于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虧損進行補貼，增加公共項目的支出，甚至直接補貼消費者以拉動市場，應對危機事實上是在擴張支出刺激經濟，這完全符合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原則，新凱恩斯主義者也主張財政擴張。但隨后我們看到的是狂熱擴張后的嚴峻局面，歐元區各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比重迅速上升，歐豬五國的財政赤字比重已經上升到15％左右，累計債務比重超過了GDP的1倍以上，更為嚴重的是債務在2009年以后，已經進入償還期而財政已經失去了償還能力，債務危機已經是一觸即發。巨額的財政支出并沒有帶來就業和經濟的增長，反而引發了嚴重的國內通貨膨脹和失業增長，局面已經惡化到經濟的負增長和高達20％左右的失業率，青年人的失業率已經達到50％以上，應對失業經濟衰退和面對債務危機已是歐元區國家的兩難處境。很明顯，在財政擴張和收縮這條道路上根本就找不到出路。破產清算也許是唯一結局，這也意味著財政擴張主義的破產，連帶著歐元貨幣體系的破產。
【論文關鍵詞】歐債危機;危機原因;啟示
過去的2011年,是內憂外患多種因素繁雜交織的一年。 歐洲債務危機持續發酵,主權信用危機惡化,歐美各國經濟復蘇步履維艱,國際貿易增速回落,國際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全球經濟再度衰退的憂慮充斥市場。整體來看,歐債危機是中國外部經濟面臨的一場重要危機,怎么應對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在探究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和啟示之前,我們先簡單談一下歐債危機產生的原因。
一、歐債危機的原因分析
1、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將債務杠桿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政府聯手利用公共財政的“再杠桿化”掩蓋了金融體系的“去杠桿化”。但是這種掩蓋是暫時性的,自從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人們最常想起的詞語就是“高赤字”。
2、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歐元區經濟政策結構不平衡
歐元區現階段實行的是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散的財政政策。然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常年的不對稱性使得各項矛盾和問題得以積累。在08年全球次貸危機的沖擊之下,矛盾開始暴露,直指主權債務危機。盡管貨幣一體化為歐元區成員國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資平臺和競爭優勢,但是由于經濟狀況的差異而形成的不對稱沖擊,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這些優勢。另一方面,歐元區簽訂的《穩定與增長公約》并沒有完全遵循最優貨幣區的要求,各國的實體經濟結構不盡相同,這樣更容易遭遇“不對稱沖擊”的影響。由于各成員國經濟周期不同步,歐元的誕生也未能顯著縮小這種差異。同時歐洲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的選擇上,無法也不可能滿足成員國不同的貨幣政策偏好,從而增加了危機蔓延的可能性。
3、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歷史原因:高福利政策
高福利意味著政府的高支出,必然伴隨的則是高稅收。高福利政策使得歐洲各國在經濟發展上缺乏一種活力,并且在財政支出上遠高于非高福利國家。不得不說,高福利是高赤字的一個重要源頭。
二、歐債危機給中國的影響
歐債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不斷顯現出來。歐美經濟的不景氣,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出口。由于中國的經濟主要還是外向型經濟,出口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出口的下降,必然會對中國經濟各個方面都有深遠的影響。
(一)導致人民幣“升值”
最近在歐債危機的沖擊下,避險資金紛紛轉向美元資產,隨著美元走強,人民幣也跟著升值。從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升值達到15.9%;同期人民幣對英鎊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時間內,人民幣已經因歐洲債務危機而對主要非美貨幣出現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幣“被升值”還將影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調整。
(二)影響中國對歐洲國家出口
由于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中國出口到歐洲的產品價格競爭力下降。出口企業如果用歐元和英鎊收匯,則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此外,由于歐系貨幣貶值,歐盟對中國動出口將會增加,中國的貿易盈余還可能會繼續下滑。
(三)外匯儲備縮水
歐元和英鎊貶值,將使以美元計價的外匯儲備出現縮水。我國防范外匯資產的縮水問題,必須采取動態的資產管理模式,即不僅需要關注投資的收益,也要關注匯率變動帶來的資產價值變化,以保證外匯資產的保值增值。
(四)投機資本流入可能增加
現在人民幣對歐元和英鎊升值,歐元和英鎊投機資本流入同樣可以獲得人民幣升值的好處。因此防范走弱貨幣如歐元和英鎊等資產的流入。
(五)歐債危機影響全球經濟復蘇進程,對中國的外需影響較大
歐債危機已經影響了其他歐洲國家的經濟恢復步伐,同時還增加了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歐洲國家經濟恢復增長將面臨更大的挑戰。歐盟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的外需短期內繼續承壓。
三、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一)財政刺激計劃要在可控的范圍內,把握好財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國的國家債務和財政赤字遠低于國際公認的風險臨界點,但是不能太樂觀。因為首先,我國地方政府仍然存在“GDP考核觀”,使得地方政府盲目舉債搞發展,財政入不敷出;其次,當面臨經濟下行是,政府刺激計劃會使財政負擔加大,可能造成通脹的壓力以及對私人部門的擠出效應。所以中國必須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債務結構與債務負擔,做好債務測算和償債平衡工作。
(二)注重轉方式、調結構,由投資出口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轉變
希臘的局面警示我們不能過分地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出口是我國促進經濟發展的殺手锏,但是這種方式極易受到外部沖擊。從長期來看,出口導向型模式是不可維持的,中國應該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依靠外需轉到以內需為主,擴大內需是經濟結構轉換的核心環節,消費是拉動經濟更好更長效的動力。此外,在出口戰略上,將主要向歐美國家出口轉向亞洲新興國家、東盟、非洲國家的出口,出口產品也應全面轉型升級。
(三)與國際接軌,增加中國財政的透明度
目前中國財政透明度整體較低,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國應與國際接軌,加強與國際機構的溝通、協調,縮小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財政透明度良好行為準則》的差距。
(四)正視地方債務風險,防范于未然
經歷了6個月的博弈,美元對歐元、英鎊和澳元的升值幅度分別達到了14.75%、7.65%和6.55%;日元對歐元、英鎊和澳元的升值幅度分別達到了18.77%、12.21%和11%;而瑞郎對歐元、英鎊和澳元的升值幅度也分別達到了11.08%、3.73%和2.53%。
避險貨幣在2010年上半年表現良好,主要原因在于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使得市場的不確定性因素逐步增大,避險情緒不斷抬升,推動了以美元為代表的避險貨幣相對于其他風險貨幣不斷走強。
那么,2010年下半場,是避險貨幣繼續呈現強勢,還是風險貨幣扳回一成?筆者認為,避險貨幣仍將略勝一籌,但外匯市場的雙邊波動將會加大。
市場信心的缺乏,將有可能是2010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市場都要面臨的問題。市場信心缺乏,一方面來源于對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擔憂,另一方面來源于對歐洲債務危機的擔憂。當投資者對全球經濟前景感到迷茫,特別是歐洲債務危機仍懸在頭上時,市場神經將持續緊繃。這也就意味著,避險情緒仍將在下半年占據市場的主導地位,避險貨幣仍占據主動。
歐元區債務危機遠沒有到已經平息的階段。雖然經過各方努力,市場對歐洲債務危機的擔憂有所緩解,但歐盟/IMF聯合推出的7500億歐元救助資金,加上各當事國自籌資金,相較于“歐洲五國”未來5年到期的1.1萬億歐元債務而言,也只夠解決燃眉之急。更何況目前推出的資金援助方案,只是起到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效果,并未有效的解決危機爆發的根源――歐元區的二元體制,即歐元區只有統一的貨幣而無統一的財政問題。
這也就意味著,歐洲債務危機問題仍將是懸在市場上的一把劍,債務危機的進展將左右未來的市場,各種危機后的后遺癥也都可能紛至沓來。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歐元區債務危機在經歷了前期驚心動魄的“急性”爆發期之后,下半年將進入“慢性”的溫水煮青蛙時代。這一階段雖然大部分時間看似平靜,但是一旦再次爆出問題,市場的信心將會受到極大的打擊。
宏觀經濟前景最大的不確定性來自財政政策的變動。目前,無論是出于自愿還是被動,歐洲各國正在經歷著史無前例的財政瘦身計劃。比如英國通過削減開支和增加營業稅控制預算,盡管大多數計劃都要到2011年開始執行,但此輪財政緊縮造成的預算削減量約占其未來4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8%,政策明顯存在著很大的風險。而陷入債務危機的歐元區各國更是如此,特別是核心國家如法國、德國等也同樣收緊了政策。
而隨著歐洲各國政府削減財政預算,終結財政刺激政策,市場上對全球經濟出現二次探底的擔憂也是逐漸凸顯。雖然赤字的削減有助于歐洲渡過債務危機,換取市場的信任,但是這也使得市場對剛剛有所復蘇的經濟能否承受得了財政政策快速退出產生了懷疑。近期美國以及中國經濟數據整體偏弱,似乎都在印證大家的擔憂。
【關鍵詞】歐洲債務危機；商業銀行；風險管理；銀行監管
一、歐洲債務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2009年底，三大評級公司先后調低了希臘的信用評級，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在此之后，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展開好幾輪救助，危機反而愈演愈烈，危機又從希臘蔓延至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和西班牙，演變成為歐洲債務危機。2011年9月19日，標準普爾將意大利的信用評級由A+下調至A，意大利成為2011年以來第六個被下調評級的歐元區國家，意大利是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這意味著歐洲債務危機由邊緣國家蔓延至核心國家。全球經濟一體化使得任何國家和地區都會受到傳染效應的影響，而歐盟很多國家又是中國主要的出口國，所以我國也不能獨善其身。歐洲債務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宏觀經濟層面，我國在出口方面，由于歐元走弱，外需下降等局面有可能持續相當長的時間，過度倚重對歐出口將會給我國經濟的長期走勢帶來不利影響。但是可喜的是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復蘇，以及中國與之日益緊密的貿易聯系，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國對歐出口份額的減少。但歐美等發達經濟體仍然是中國最大的順差來源，歐盟是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對歐出口約占出口總量的20％。2010年上半年，我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達到620億美元，高于全部順差總額的553億美元。而對東盟國家的貿易出現逆差73億美元，對巴西、印度、俄羅斯這金磚三國的總貿易量也為逆差14億美元。此外，歐洲債務危機也影響了美國、日本的經濟，這些國家又是我國重要的出口國，間接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
第二，在金融層面，受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國際熱錢又再一次以中國內地作為目標，而香港則成為熱錢涌入內地的跳板。在歐元持續疲軟，人民幣持續升值的預期，吸引了國際熱錢的眼光。歐洲債務危機使得我國外匯歐元資產貶值。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使得美元大幅貶值，已經使我國外匯資產流失了許多，而這次歐元資產的貶值更使得我國外匯資產受到進一步的挑戰。另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美元和歐元均疲軟的情況下被迫加快。但是如果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被不合理地加快推進，這將會增加我國金融的系性風險。
第三，歐洲債務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金融層面等方面的影響已經逐漸顯現，另一方面，尚在進行中的歐洲債務危機還存在著潛在的風險，如果危機進一步傳染，導致其它國家，特別是法德等歐洲核心國家的債務出現問題，那么債務風險的敞口會急劇擴大。雖然歐洲中央銀行將提出新的救市計劃，但是如果債務缺口越來越大，出現政府債務違約，將使銀行以及其它債權人因為蒙受損失而連鎖性地違約。而在歐洲經濟復蘇本來就已步履蹣跚的時候，這風險將會以螺旋式的方式得到相互加強，將會帶來兩者風險的共同集聚，使得歐洲債務危機波及世界經濟，帶來極大的挑戰。即使救市計劃奏效，歐元區也會元氣大傷，這復蘇會相當緩慢，而這種經濟所帶來的影響，也會使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放慢。但是無論是宏觀經濟層面還是金融層面，歐洲債務危機對我國經濟的負面作用在目前是有限的，可控的。
二、歐洲債務危機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
2011年9月14日，穆迪下調了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和法國興業銀行的信用評級，這是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歐洲銀行業的評級首次被調低，標志著危機由國債市場傳遞到銀行間市場，市場出現新的風險點。歐洲銀行業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當前的歐洲債務危機中都出現了流動性衰竭甚至破產倒閉的情況，如何應對和防范流動性風險是危機帶給銀行業的最大教訓，這也警示著我們需要分析歐洲債務危機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歐洲債務危機通過影響我國進出口貿易、金融市場投資者情緒、外匯等方式影響了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
第一，貿易方面的影響：很多出口企業從拿到訂單到最終收到貨物款項，需要一個較長的周期，歐元的大幅貶值大大增加了出口企業的匯兌風險，而這種匯兌風險都可能會轉嫁到銀行的匯兌風險，這使得銀行對于外匯市場的操作更加的頻繁，而且企業出口貿易額的減少也降低了銀行這方面的經營收入，而且貿易層面直接影響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增速，這種增速的放緩也提高了銀行業經營的風險。
第二，金融方面的影響：由于歐洲債務危機所引起國際“熱錢”的涌入，帶來資本市場流動性的泛濫，一方面會沖擊中國治理通貨膨脹的宏觀經濟政策，而在金融危機之后我國提出的四萬億等一系列救市計劃之后，我國銀行信貸大大超出了預期規模，這使得銀行面臨很大的信用風險，而國際熱錢的擁入進一步加大了通貨膨脹的程度，可能會使得銀行面臨更大的風險敞口。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使得商業銀行外匯操作更加頻繁，這也增加了商業銀行的外匯風險。
第三，資本市場的投資情緒與銀行業之間的傳導：資本市場投資者的情緒受到了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這使得商業銀行所持有的金融資產將受到貶值的壓力，而這貶值可能會通過財務報表顯示出利潤虧損，這種“長面損失”又可能進一步扭曲了投資者的預期，嚴重時會發展為“價格下跌一資產減計―提取撥備―恐慌性拋售―資本金折損―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由于銀行的資產是以許多金融產品構成，所以這種‘順周期效應’會通過資本市場的價格變化，進一步影響銀行的經營業績，如果資產組合以市值計價，其資產狀態將惡化，銀行的經營業績下降，迫使銀行出售更多的金融資產，進一步壓低資產價值，這在銀行間的風險傳遞使得銀行業面臨更大的困境。上述這種風險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有所體現，而我國商業銀行雖然持有的交易類型金融資產不多，但這通過銀行間市場和資本市場交易所可能形成的聯動效應也是影響我國銀行業的重要部分。
三、歐洲債務危機與我國銀行業風險管理的啟示
歐洲債務危機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影響是有限的，畢竟我國經濟實體層面并未出現大幅度的滑坡，但是這次歐洲債務危機所帶來的歐洲銀行業的影響值得我國銀行業反思，其中我國銀行業如何應對外在國家危機所引起的風險管理啟示更是值得探討：
第一，危機狀態下的資產配置。在這次歐洲債務危機之中，銀行業持有不同的資產配置引致了不同的風險敞口，而危機狀態下的資產配置是值得我國銀行業警示的，在預計危機來臨之前或者在危機發生的開始，銀行都應該及時調整其資產配置，比如：國債是最安全的資產，是銀行持有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如果國債信用等級被調降或者在國債信用可能出現變化之前，則應及時拋售相關資產，減少風險敞口。法國銀行業在這次危機中受傷最重，主要因為其持有風險資產最多。法國各銀行持有的希臘債務投資組合規模達569億美元，幾乎是德國銀行持有量238億美元的兩倍以上，這就是為什么法國的信用評
級未被下調，而法國銀行業則被評級機構屢次降級的原因。而在幾家法國商業銀行被評級下調時，這又可能通過銀行間市場影響市場的流動性，所以我國商業銀行應當建立危機狀態的資產配置管理方法，以及隨時監控分析市場的整體流動l生狀況，盡早發現市場流動性緊張、融資成本提高等跡象，并及時采取應對措施。
第二，完善以資本充足率為基礎的風險管理體系：穩定的資金來源是防范流動性風險的重要保證。近年來，中國銀行業提升了風險管控，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大幅提高，不良貸款率、案件風險率大幅下降。但是我國銀行業在面臨危機時的能力依然需要提高，比如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時，銀行應該及時跟蹤其持有金融產品的風險頭寸，并建立防范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制度。銀行業要切實改進風險識別模式，從事后風險損失報告轉向事前風險信號發掘；加強風險數據積累，科學設定風險預警指標，完善風險計量模型，提升風險識別的準確度；密切關注各類風險的趨勢性變化，深入研究單體風險引發系統性風險、區域性風險的觸發條件和演變路徑，提升風險識別的前瞻I生，只有這樣，銀行業才能建立起以資本充足率為基礎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抵御各種外來的國內的危機。
第三，銀行業應當完善風險緩釋措施：銀行業建立其全面的風險監控措施，比如預計歐洲債務危機的發生，但是另一方面更應當將這種風險緩釋、通過市場的途徑將風險轉嫁給市場，以提高風險抵御和損失吸收能力。銀行業要定期對信用風險，特別是集中度較高的貸款領域，開展動態壓力測試。在此基礎上，銀行業應當對抵押品價值進行重估，及時要求補充合法足值的抵押擔保；對于市場風險，更應當在危機階段及時調整資產頭寸，以避免銀行承當不必要的風險頭寸，盡管這可能會對銀行的經營業績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為了在危機中不使得銀行承擔過多的風險，這種風險緩釋措施是值得的。
第四，創新型的風險管理方法：我國商業銀行的很多金融創新都是簡單的產品復制型創新，而金融創新不是國外引入或者簡單模仿，而是根據業務需要的產品個性化創新，圍繞滿足市場需求而創新，以提高附加值而創新。所以這次歐洲債務危機應該引起我國銀行業對于外匯產品創新的探索，比如從原來的套匯工具到外匯期貨產品和外匯期權產品的綜合利用，根據企業生產經營特征、外貿收入的現金流周期等實際情況設計產品，確保外貿企業不因歐元人民幣匯率原因而導致的過多風險損失。當然這也需要對外匯套期保值做出相應的風險舉措，不能因為企業外匯操作而利用外匯市場進行投機，盡量將銀行外匯風險轉移給市場，而不是承擔外匯風險，這又需要對外匯創新型產品的風險控制。
四、歐洲債務危機與我國銀行監管的啟示
當前國際金融穩定理事會、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等相關國際組織先后研究推出了一些新的監管標準和規定，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在我國經濟面臨復蘇難題，又在歐洲債務危機后，我國的銀行監管應當結合國情制定相應的監管規則，提出了更具體的指標要求，而不能簡單的沿用國際標準。但諸如巴塞爾協議式的規定是健全銀行業運行機制的一種導向，我國的銀行監管應當學習其監管系統，各銀行要根據監管政策，結合自身經營特點和發展戰略，制定具體的落實方案和操作細則，使銀行風險管控沿著監管指引的正確方向發展：
第一，改善銀行監管的順周期性：銀行監管存在順周期性，這其中銀行信貸的順周期性最為明顯，在經濟條件良好時，銀行會放出更多的信貸，而在經濟條件不好時，銀行會收縮信貸，但在危機來臨之時，在經濟環境由盛轉衰時，商業銀行是否能夠及時處理風險頭寸，是否能夠不因宏觀經濟的波動性而增加過多的風險，這是銀行監管必須面臨的順周期性問題，因為在經濟條件好的時候，銀行業的問題可能并未暴露出來，而在危機到來之前，銀行監管就應當通過措施控制信貸的擴張和收縮，所以銀行監管也應當實施全面的監控和提前的預測，監管標準的超前和監管標準的前瞻I生有助于銀行業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