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資源的配置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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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衛生資源的配置范文

1 資料和方法

1． 1 資料來源 某年某區域后方醫院、療養院編制情況匯總; 某年某區域師以下部隊衛生專業技術干部和衛生士官隊伍調研資料。

1． 2 方法 以現有資料、現場調查資料為基礎，采用數理統計分析方法，將描述性研究與分析性研究相結合，對軍隊衛生人力資源配置的問題及影響因素進行系統分析。

2 結 果

2． 1 總體分布不均衡 超缺編并存 中心醫院以上醫療機構普遍超編，基層部隊和艱苦崗位缺編。大醫院超編現象較中、小醫院明顯。

2． 2 醫院、療養院人才結構不合理 “斷層”現象逐步顯現 一是職稱結構倒置。某區域醫院系統衛生技術干部呈現高職超，中、初職缺的倒“金字塔”現象。由于近年來中、初職人員分配少，引進難，流失多等原因，導致缺編缺口越來越大，人才結構出現“斷層”。二是專業結構比例失調。調研結果顯示，某區域中心醫院及以上醫療機構的護理、醫技和藥劑專業人員存在不同程度的缺編現象，尤其是護理專業人員缺編嚴重，對醫護質量的提高產生不利影響。三是人員成分結構復雜。隨著編制員額的進一步縮減和醫院規模的不斷擴大，軍隊醫院中聘用人員占比例越來越大，不利于嚴格正規管理［1 －2］。

2． 3 部隊衛生機構技術水平不高 專業隊伍不夠穩定 部隊衛生機構人才隊伍存在學歷低、技術水平低、專業不對口等現象。任職教育和繼續教育跟不上，加之收治對象單一，接觸傷病種類少，臨床鍛煉機會少，導致基層部隊衛生機構救治能力不高; 由于基層部隊環境艱苦，業務發展受限，加上晉職困難，致使人才保留困難，流失率較高［3 －5］。

2． 4 衛生士官隊伍體制編制不合理 培養層次較低一是編制數量不足。衛生士官在部隊衛生機構中的工作負擔越來越大，但編制數量卻明顯不足。二是培訓機制不健全。首先是培訓層次和水平較低。相對院校來說，衛生士官訓練隊普遍存在著師資隊伍不強、訓練條件差、訓練方法手段落后等問題。其次是培訓專業設置不完善。隨著醫學科技的發展和官兵健康需求的變化，衛生士官的專業分工越來越細，但是目前我軍僅開辦了護理士官專業，尚未達不到衛生士官實際的崗位分工需求。再次是繼續教育制度不完善。目前尚未建立衛生士官晉級培訓和進修學習等繼續教育制度。

3 討 論

3． 1 優化衛生人力資源結構

3． 1． 1 加大青年人才的補充和培養力度 一是每年分配到醫院、療養院的應屆本科畢業生應控制在合理比例，同時確保分配到部隊的應屆生在基層鍛煉完成后能夠及時調配到醫院、療養院工作。二是通過落實培養計劃、加大資助和獎勵力度等措施，加強中青年人才隊伍建設，對達到任職標準的、有特殊專長和貢獻的中青年技術骨干可破格使用，遏制中、初級專業技術人員流失的趨勢［6 －7］。

3． 1． 2 加強對邊遠艱苦地區和軍事醫學人才支持力度 一是增加邊遠艱苦地區醫院高、中級專業技術職務人員編制比例，同時在特招入伍方面可以適當降低引進人才的學歷要求。二是安排后方醫院高、中級技術人員參與邊遠艱苦地區醫院輪崗工作。三是加大對軍事醫學學科人才的傾斜力度，從經費、人員配備上加大建設支持力度，作好軍事醫學人才儲備。

3． 1． 3 制定軍地不同身份人員管理辦法 一是增加非現役文職人員編制員額，使現役軍人與非現役文職人員編配合理。二是將聘用人員管理工作作為衛生人才隊伍建設的大事來抓，合理制定聘用人員人才建設規劃，規范人才引進、管理、獎懲等相關制度，吸引優秀地方衛生技術人才為我所用［2 －5］。

3． 1． 4 建立配置合理的衛生人力資源梯隊 一是充分考慮不同專業崗位人員的實際需求，進行醫、藥、護、技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強化培訓。二是加強人才競爭激勵機制建設，嚴格落實職稱晉升續任制，創造人才合理流動的環境，建立合理的高、中、初級衛生人才梯隊，推動人才隊伍沿著規范化軌道健康發展。

3． 2 提高部隊衛生人才數量和質量

3． 2． 1 調整編制結構 著眼實際需求，培養部隊用得著、留得住的人才，努力打造基層實用性人才隊伍。適當增加部隊衛生機構高、中級專業技術職稱人員編制比例，并給予一定的傾斜政策，以穩定基層部隊衛生人才隊伍［8］。

3． 2． 2 改進管理模式 一是推廣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臨床醫學本科畢業生，在中心以上醫院完成住院醫師和專科醫師培訓后再進行二次分配，著力解決分配到部隊畢業生的醫療水平不高、實踐能力不強等問題。二是建立衛生部門和干部部門聯動管理機制。賦予衛生行政部門在衛生技術干部的晉升、調配、進修等方面的參與權和建議權，推進基層衛生技術干部的合理流動。三是強化雙向交流，嚴格落實政策要求，規范衛生技術干部雙向代職制度，加強后方醫院對部隊衛生機構的結對幫帶力度［3，9］。

3． 2． 3 加強任職教育和繼續教育 一是根據部隊實際，科學設計任職培訓的班次、內容和方法，使培訓切合部隊需要，提高技術水平。二是加大經費投入，設立基層部隊衛生人員繼續教育專項經費。

3． 2． 4 培養全科醫學人才 新一輪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強調“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加強基層醫療衛生人才隊伍建設”。軍隊應重視發揮衛生專業技術資格考試的引導作用，提高基層衛生機構衛生技術人員對全科醫學工作能力的培養。

3． 3 強化軍醫大學培養的地位與作用

3． 3． 1 適當擴大培養規模 以軍醫大學為主體的軍隊醫學教育，為軍事醫學人才培養、軍隊現代化建設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技術和智力支持。目前部隊衛生機構還存在缺編問題，醫療保健機構雖然略有超編，但結構性矛盾突出。從實際需要考慮，建議增加軍醫大學招生規模，滿足衛生人才隊伍建設的需要［2，4 －5］。

第2篇：衛生資源的配置范文

隨著社會的發展，精神衛生領域的人權及政府責任等問題得到了廣泛的研究。精神疾病的產生原因十分復雜，很多是個人無法控制的，因此政府必須承擔對國民精神健康保障的主要責任，為所有公民（不管他們住在國內的任何地方）提供大致相同的基本精神衛生服務。但前述統計數據顯示，精神衛生資源空間非均衡配置問題仍然十分嚴重，許多地區的精神病人因當地精神衛生資源的匱乏而遭遇到了社會排斥。“社會排斥”一詞是由法國社會政策分析家和經濟學家勒努瓦(ReneLenoir)于1974年在《被排斥群體：法國的十分之一人口》中首次提出，即用LesExclus（被排斥者）來表征“社會排斥”這個概念，這一概念強調了特定個人、群體和地區與其他個人、群體、地區乃至整個社會的分離和排斥關系。按照勒努瓦的語境，“被排斥者”主要是指那些“沒有被傳統的社會保障體系所覆蓋的人包括單親父母、殘疾人、失業者、精神或身體有殘障者、自殺者、老年病患、受虐兒童、藥物濫用者等易受傷害人群”[2]本文中的制度性社會排斥是指一些地區因未能被社會制度所覆蓋而導致精神衛生資源匱乏，這些地區的精神病人被排斥出社會制度，無法在社會制度中尋求自身的合法身份和地位。精神衛生專門法律制度的排斥。

由于各地財政對精神衛生的供給能力差異較大，加之目前還沒有從制度體制上很好地解決扶持貧困落后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問題，致使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精神衛生的貧弱地位未能得到有效改善，在精神衛生資源的市場化配置中明顯處于弱勢地位，這直接導致當地精神病人在參與精神衛生資源的分配過程中受到排斥進而影響到精神病人的最基本社會生活的實現。此外，“只給政策不給錢”的政策性投入策略則只是為財政能力強的地區提供精神衛生投入的政策依據，而對財政能力弱的地區造成了制度實施結果上的排斥。

醫療保險制度保障水平低的地區，精神病人的支付能力也相應較低。無論是當地的精神衛生資源配置，還是精神病人，都未能受惠于醫療保險制度。精神衛生資源空間配置中制度性社會排斥的消解構建普惠型制度體系。我國當前精神衛生資源空間配置存在制度性社會排斥的一種重要原因在于制度的不統一。因此，政府首要的責任在于構建普惠型制度體系。即將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將有利于為全國范圍內的精神衛生工作提供一致的法律保障。而財政制度、醫保制度的全國統一工作還任重道遠。其次是加強政策執行的強制性。

全面發展各地經濟。我國精神衛生財政投入結果存在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方財政能力差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中西部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逐步拉大，地方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不僅導致地方財政對精神衛生的供給能力差異，進而轉化為精神衛生資源配置上的不均衡，而且通過影響當地患者的支付能力而影響精神衛生機構的自我補償能力，并最終對當地精神病人帶來消極影響。因此，實現全國各地經濟的全面發展，對消解精神衛生資源空間配置中的制度性社會排斥具有深遠意義。改變觀念。有調查表明經濟能力并不是影響政府向衛生領域投入的唯一因素，陳洋等[4]調查上海精神衛生籌資狀況時發現浦東新區的政府財力較強但對衛生服務的投入不高，而經濟能力較弱的崇明縣由于政府重視而對衛生服務的投入很高，說明政府理念對于精神衛生服務的投入力度影響甚大。有專家指出，政府觀念在精神衛生工作中的作用是第一位的。[5]因此，改變觀念是消解社會排斥的重要方法。

作者：陳艷

第3篇：衛生資源的配置范文

關鍵詞：文獻計量；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

衛生資源是指提供各種衛生服務而使用的投入要素總和；衛生資源配置是指對相對稀缺的衛生資源在各種可能用途之間進行選擇、安排和搭配,以獲得最佳效益的過程；衛生資源分配公平性主要是指按需分配衛生人力資源、物力資源[1]。衛生資源配置公平作為衛生服務公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衛生服務利用公平的前提，對促進社會公平和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文章采用文獻計量法，回顧和分析2000-2015年我國關于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的相關研究，了解以往研究的優點和不足，為深入研究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提供理論依據。

一、對象與方法

選取中國知網（CNKI）為檢索統計源，以“主題”為檢索項，以“衛生資源配置and公平”為檢索式，采用“模糊”檢索方式，時間限定為2000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共檢索出文獻1184篇。采用文獻計量學方法對檢索到的文獻進行統計分析，分析指標包括年代、關鍵詞、作者、期刊、論文內容等。其中，年代分析、關鍵詞分析、作者分析以1184篇文獻為研究對象，期刊分析、論文內容分析以654篇期刊論文為研究對象。

二、結果

1.文獻總量的年度變化

如表1所示，2000年至2015年6月與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相關的文獻共1184篇，其中期刊論文654篇（占55%），碩博論文463篇（占39%），會議論文28篇（占3%），其它論文39篇（占3%），即期刊論文、碩博論文是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相關文獻的主要組成部分。文獻總量從2000年的19篇增長到2014年的140篇，其中，2010年開始超過100篇，文獻數量總體呈增長趨勢。由此可見，2000年以來，隨著我國衛生經濟學科的發展和醫療改革序幕的拉開，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問題吸引了越來越多專家學者的關注。

2.中文關鍵詞分布

統計分析某領域研究論文的關鍵詞，可以發現該領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問題[2]。在1184篇文獻中，出現頻次最高的中文關鍵詞是“公平性”（305次），其次為“基尼系數”（153次），“衛生資源”（135次），表明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得到廣泛關注，其評價指標主要是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尤其是基尼系數。同時，關于社區衛生服務的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衛生人力資源的配置公平性也是重要的研究領域（見表2）。對1184篇文獻的作者所屬單位進行統計，排名前十的機構都為高等院校，其中綜合性大學7所，醫科大學4所，說明高等院校是該研究領域的主力；醫科大學的發文量低于綜合性大學，可能與衛生經濟學科的交叉性有關（見表3）。發文量超過4篇的作者共有33人，表明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有較為穩定的研究隊伍。

3.論文的期刊分布

根據布拉德福定律，刊載論文總數占33%的期刊是這一學科的核心期刊[3]。結果顯示，在654篇期刊論文中，《中國衛生經濟》《中國衛生事業管理》《中國衛生資源》《中國初級衛生保健》《中國醫學倫理學》《衛生經濟研究》《醫學與哲學（A）》《醫學與社會》《衛生軟科學》9種期刊共刊載225篇與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相關的論文，占期刊論文總量的34.40%。其中，《中國衛生經濟》《中國衛生資源》《中國衛生事業管理》《醫學與哲學（A）》《衛生經濟研究》是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中國醫學倫理學》《醫學與社會》為中國科技核心期刊，表明2000年以來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相關的論文質量較高。

4.論文的研究內容分析

（1）衛生人力資源配置公平性研究。馬國芳[4]等運用Lorenz曲線和基尼系數分析2001－2010年新疆13個地州市衛生資源（衛生技術人員、床位、醫生）配置情況，發現其衛生技術人員、醫生的配置處于不公平狀態，建議從衛生投入、人員培訓等角度優化衛生資源配置。李貞玉[5]運用泰爾指數分析評價遼寧省醫院（衛生院）衛生總人員、衛生技術人員、醫師和護士（師）等配置公平性，顯示其總體公平性較好，但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區域衛生人力資源配置存在較大差異。（2）衛生財力資源配置公平性研究。郭鋒[6]等分析了2010年遼寧省政府衛生支出的資金分配情況，發現政府補助在不同級別機構之間分配不公：城市醫院(包括城市中醫院)所占比重最高，為70.35%，縣醫院(包括縣中醫院)為11.26%，城市社區和鄉鎮衛生院分別為8.68%和9.71%，也就是說，城市高級別醫療機構獲得了大多數的財政補助。吳欣[7]等運用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分析2008-2011年我國社區中醫服務財政投入的區域差異情況，認為東部地區的社區中醫服務財政投入波動較大；中部地區總額持續最低，且有逐年減少的趨勢；西部地區逐年持續增加。（3）基層醫療機構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研究。王春曉[8]等利用Lorenz曲線和基尼系數對廣州市115個政府辦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人力資源配置公平性進行評價，認為其核定編制數、在編在崗人員數、衛生技術人員數按服務人口分布的基尼系數處于正常公平狀態；按服務面積分布的基尼系數處于高度不公平的危險狀態。閆亞玲[9]等以29省鄉鎮衛生院數據為樣本，評價我國農村基層醫療機構衛生資源配置情況，結果表明：我國鄉鎮衛生院核心人力資源配置在較大程度上關注了當地的健康水平狀況，配置公平性較好，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具有較好的一致性。（4）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存在問題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衛生事業發展迅速，但城鄉發展不協調、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等問題仍然比較突出[10]。羅志紅[11]等通過實證研究表明，江西省城鄉公共衛生資源配置存在明顯的不公平現象，資金、物資、人力等資源都偏向城市，鄉村公共衛生資源難以滿足廣大農民衛生保健的需要，農村人口均等的生存權和健康權得不到保障。賀買宏[12]等對我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衛生資源配置的地理分布公平性進行評價，表明我國衛生資源按地理面積配置處于高度不公平狀態，政府部門在制訂區域衛生規劃時，應著重考慮衛生資源配置的地理公平性，同時注重衛生資源結構的優化。

三、討論

1.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研究的總體關注度上升，論文質量較好

從文獻的數量變化可知，文獻總量呈增長趨勢，說明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得到越來越多專家學者的重視，同時，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研究的水平較高。對此，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要挖掘新的研究方向，創新研究方法，發表更多高質量論文。

2.研究主體較為單一，研究內容較為集中，有待進一步探索

根據對1184篇文獻的作者單位統計，排名前十的機構都為高等院校，也就是說，研究主力為高等院校的專家學者。而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涉及多方面內容，應得到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科研團體等共同關注。從論文的中文關鍵詞看，相比其它領域，人力資源和社區衛生服務資源的配置公平性得到更多的關注。同時，從論文的內容看，對衛生人力資源配置公平性的研究較為集中，對其它如物力、財力資源的研究較少；以實證研究為主，側重省級以上的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研究，評價指標主要為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因此，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的研究領域及理論體系有待進一步探索。

參考文獻：

[1]柏高原,王耀剛,楊文秀,等.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的政策選擇[J].中國衛生資源,2014,6:477-481.

[2]李范,趙玉虹,何歡.我國DRGs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J].中國病案,2013,2:65-66.

[3]馬志強,唐青,朱永躍.我國社區衛生服務研究現狀———基于CNKI的文獻計量分析[J].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12,3:173-176.

[4]馬國芳,潘雯,安尼瓦爾•阿木提,等.2001年～2010年新疆13個地州市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分析[J].醫學與哲學(A),2013,7:68-71.

[5]李貞玉,孔祥金,高麗敏.基于泰爾指數的遼寧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分析[J].醫學與哲學(A),2013,7:65-67.

[6]郭鋒,馬月丹,萬泉.遼寧省政府衛生支出研究[J].中國衛生經濟,2012,7:40-42.

[7]吳欣,許仁丹,葉清麗.我國社區中醫財政投入的公平性分析:基于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視角[J].中國衛生經濟,2014,6:55-58.

[8]王春曉,廖軍娟,彭榮春,等.新醫改框架下廣州市社區衛生人力資源配置研究[J].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14,3:177-180.

[9]閆亞玲,張志明,陳穎.我國農村基層醫療機構人力資源配置研究:基于29省鄉鎮衛生院數據[J].中國衛生經濟,2013,6:37-39.

[10]高建民,楊金娟.健康公平性概述[J].衛生經濟研究,2014,10:51-54.

[11]羅志紅,朱青.公平正義視閾下城鄉公共衛生資源配置研究:基于江西省的實證分析[J].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15,3:201-203.

第4篇：衛生資源的配置范文

【關鍵詞】加權秩和比 衛生資源 評價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人們對健康的認識也更加深刻，對衛生服務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目前，衛生資源量與衛生事業的發展以及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衛生保健需求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凸顯。為此，本文采用加權秩和比法對6個省市衛生資源配置情況進行綜合評價，探討我國衛生資源配置的合理性，為相關政府部門進行衛生資源優化提供依據。

資料與方法

1.資料來源

國家“七五”計劃將我國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三類地區，根據此標準抽取東部北京市、江蘇省，中部湖南省、江西省，西部陜西省、甘肅省的衛生資源配置情況為研究對象。數據來源于各省市2011年衛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為了與全國數據進行對比，特將全國平均數據加入統計范圍。根據咨詢專家和查閱相關文獻，選取反映人力資源與物力資源的五項指標作為評價指標：千人口床位數、千人口衛生人員數、千人口衛技人員數、千人口執業醫師（助理）數、千人口注冊護士數。

2.研究方法

由表1可見，衛生資源配置綜合評價的5個指標中，千人口注冊護士數權重系數最高（0.24），千人口床位數全中最小（0.08）。6個省衛生資源配置WRSR值最優的是位于東部地區的北京市，最差的是位于中部地區的江西省。其中江西省、甘肅省、湖南省衛生資源配置WRSR值在全國平均水平以下。

如表2所示，將各指標的WRSR值由小到大進行排序，計算向下累計頻率，通過查《百分數與概率單位對照表》，求其所對應的概率單位值。將概率單位值Y作為自變量，秩和比WRSR作為因變量，經相關和回歸分析，因變量WRSR與自變量概率單位值Y具有線性相關（r=0.992），線性回歸方程為：WRSR=0.058Y-0.191，經F檢驗，F=295.911，P=0.000

由表2的結果，按照最佳分檔的原則，根據百分位數P和概率單位Y衛生資源配置分為三檔，將概率單位X代入線性回歸方程：WRSR=0.058Y-0.191，求得分檔標準。由表3可見，對WRSR值的排序與分檔進行方差齊性檢驗（F=0.001，P=0.976>0.05），滿足方差齊性檢驗，采用New man-Keule法作兩兩比較（F=9.866，P=0.028

討 論

本文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衛生資源配置的現狀與經濟發展水平有一定的聯系，位于東部地區的省市衛生資源配置情況明顯優于其他地區的省份。位于中部地區的江西省其衛生資源配置最差，說明影響衛生資源配置的因素較多，不只與經濟發展有關[1]。因此，我國政府必須通過強化政府職責、加大政府投入，優化我國衛生資源配置，提供衛生資源的利用效率。

參考文獻：

[1]彭志麗，何潔儀.我國衛生資源配置的現狀， 存在問題及改革的重點難點分析[J].國際醫藥衛生導報，2005（019）：21-23.

第5篇：衛生資源的配置范文

【關鍵詞】衛生資源；基尼系數；泰爾指數；均衡性

一、前言

當前，我國社會面臨著各方面制度的重大變革，其中醫療制度是特別重要的一項改革。本文將基于京津冀三個城市研究公共衛生資源配置的均衡性。首先綜述國內外學者的理論研究，會發現研究者常用兩個指標來衡量公共衛生資源配置均衡性，一個是基尼系數，一個是泰爾指數。第二部分為數據分析，通過北京、天津、河北的衛生機構數、床位數、衛生技術員、注冊護士數計算不同年份的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最后分別按照時間和不同的資源項對指數進行分析并得出結論。

二、公平性分析

（一）京津冀衛生資源配置的基尼系數分析

北京、天津、河北2000年2012年衛生資源配置資料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官網。數據包括三個地區的總人口數、醫療機構數、床位數、衛生技術人員數、注冊護士數五項基本衛生資源狀況，見表1。研究區域的劃分以行政劃分為標準，分為北京地區、天津地區、河北地區，之所以如此劃分還考慮到了地區衛生資源分布的差異性，數據證實北京人均資源第一，天津居中，河北次之。

1.絕對指標分析由表1可見，京津冀地區衛生資源配置總體是隨著人口的增加而持續增加的，人均衛生資源量則穩中有增。人均醫療機構床位數（萬）、人均衛生技術人員（萬）、人均注冊護士數（萬）三個指標都顯示北京的醫療資源較為豐富，但是在人均衛生醫療機構數方面，河北的醫療機構數遠遠超過北京、天津，醫療機構等硬件設施資源分配具有公平性，但是在衛生技術人員、注冊護士數、醫生數等軟件資源方面公平性卻較為缺乏。

2.基尼系數指標分析

本文采用基尼系數對京津冀地區衛生資源分布均衡性進行度量，得到京津冀地區衛生資源分布均衡性的基尼系數，見表2。由于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個地區的衛生資源數據是離散型數據，基尼系數的計算采用公式；；其中為基尼系數；為按各區域人均資源占總資源的份額從低到高的順序排的；為各區域的人均資源；n為區域數。

本文在衡量公共衛生支出公平程度時，0.15以下為高度公平，0.150.25為相對公平，0.250.35為比較合理，0.35以上為差距偏大。根據基尼系數的大小判斷衛生資源分配公平性程度可知：首先衛生機構床位數和衛生技術人員數在京津冀地區之間的分配時較為公平的，介于0.15上下，其中床位基尼系數變得越來越小，目前穩定在0.06，屬于高度公平，技術人員基尼系數始終穩定在0.17，屬于相對公平。而醫療衛生機構數和注冊護士數的基尼系數較大擔任屬于比較合理的范圍，其中機構基尼系數逐漸上升，達到了2.5以上，這與絕對指標分析的結果有出入，綜合看來醫療衛生機構在京津冀地區的分布是較為合理的但不是絕對公平的，注冊護士基尼系數在0.2以上但小于0.25，且一直保持下降趨勢，屬于比較合理的范圍。綜上所述，利用基尼系數對京津冀地區的衛生醫療資源分布公平性判斷，總體衛生資源配置是較為公平的。

（二）京津冀地區衛生資源配置的泰爾指數分析

1.Theil指數的計算。；式中為各類地區人口數占三個城市總人口數的比重，為各類地區人口所擁有的衛生資源數占三個城市衛生資源總數的比重。T為泰爾指數，T值越高，資源配置越不公平。與常用的基尼系數和Lorenz曲線相比較，泰爾指數彌補了基

尼系數和Lorenz曲線只能反映總體差異程度的缺陷。

2.由表三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區20002012年期間，各項衛生資源配置非均衡性的排列順序（由大到小）為：醫療衛生機構，注冊護士數，衛生技術人員，衛生機構床位數。

三、結論

京津冀衛生資源在地區間配置存在非均衡，但不均衡狀態在下降而且處于比較合理的范圍內。因此，京津冀地區衛生資源均衡性配置的實證分析表明：京津冀城市圈的發展要注重和諧性，北京作為中心要兼顧效率與公平，且政府之間的合作也非常重要。

參考文獻：

第6篇：衛生資源的配置范文

關鍵詞城鎮化；老齡化；農村衛生資源配置；醫療保障

1江蘇老齡化與城鎮化交織迅猛發展

江蘇省自“十一五”以來，開始了以“城鄉發展一體化”為目標的新型城鎮化建設，預計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72%。與此同時，江蘇農村老齡化進程也在加速，截至2015年底，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戶籍總人口的22%，而農村的老齡化程度更為嚴重，老年撫養比已高出城市6．4%。農村老年人受健康狀況、勞動能力和文化程度等因素的限制，不能有效通過人口流動實現個人城鎮化，只有依靠新型城鎮化建設實現原居住地的城鎮化才更現實［1］。然而，在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實際規劃中并沒有充分考慮到農村老人對基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養老服務資源、醫療衛生資源等方面的需求［2］，農村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面臨著養老支持弱化與養老需求劇增的矛盾。

2江蘇農村衛生資源配置面臨嚴峻考驗

2014年5月，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中指出:要努力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目前，城鄉二元經濟格局依然存在，江蘇城鄉間的醫療衛生資源配置在政府財政支出比、衛生資源占有率、硬件建設等方面差距較大［3］。江蘇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狀況長時間處于邊緣化地位，城鄉割裂的“碎片化”社會保障格局，阻礙了城鄉一體化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發展。

2．1城鄉衛生資源共享不夠，政府經費投入不足

江蘇城鄉醫療衛生服務割裂的狀況從未改變，無序化的城鄉衛生資源配置一直阻礙著城鄉衛生資源的融合和共享，導致農村醫療衛生服務模式發展滯后，制約了農村衛生資源的優化配置，也限制了農村衛生服務的供給需求［4］。雖然政府不斷增加對農村基礎醫療衛生的投入，但缺乏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性投入和完善的長效機制，導致低水平醫療服務與高水平醫療服務需求之間的矛盾日益劇烈。

2．2農村公共醫療衛生資源配置非均衡化

公共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歸根到底是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故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水平與當地經濟水平直接相關，馬太效應十分明顯。同時，城市迅速發展產生的虹吸效應也導致醫療資源高度集中在城市，農村的醫療衛生服務能力遭受重創［5］。這種農村公共醫療衛生資源配置非均衡化的現狀導致城鄉公共醫療資源配置的二元化局面持續惡化。經濟條件較好的農村家庭直接到縣市級醫療機構就診，經濟條件較差的農村家庭選擇在鄉鎮級醫療機構就診，卻難以得到有效治療。

2．3健全的科學診療衛生服務體系嚴重缺失

城市綜合性醫院的優勢在于具備完善科學的診療制度，而目前江蘇農村大多缺乏健全的科學診療衛生服務體系，沒有有效開展與更高級醫院及醫生的有序對接，無法有效完成病患的合理疏導和安置。這必將導致農村小病確診與治療的不徹底、大病預診與診斷的不到位、大病轉移與治療的不順利、與更高級醫院二次確診的不對接、異地就診無法進行等一系列嚴重后果［6］。

2．4農村優質衛生人才匱乏

同樣受馬太效應的影響，大醫院憑借其資金、科研、技術等優勢不斷吸收優質的衛生人才，而農村醫療機構卻由于居住條件、個人收入及職業發展前景等因素不斷流失現有的衛生人才。據統計調查，江蘇農村醫療衛生技術人員普遍年齡偏大、學歷不高、醫療衛生知識有限、專業技術缺乏，嚴重制約了農村衛生事業的發展。同時，數據表明蘇南農村對衛生技術人才的吸引力高于蘇中和蘇北(表1、表2)。

3江蘇農村養老保障體系面臨的挑戰

傳統農村社會中，老年人處于家庭管理的主導地位，擁有家庭資源配置的處置權，故能獲得較充足的養老資源和較滿意的生活照料。隨著時代的發展，家庭規模日漸縮小，窄化了農村老人獲取養老資源的途徑，加上家庭倫理觀念和尊老養老社會道德約束力的減弱，農村家庭養老功能日趨弱化［7］。與此同時，老年人壽命在不斷延長，“421、422、8421、8422”家庭大量涌現，“空巢家庭”和“親子分居家庭”已是常態，進一步削弱了子女可供養老資源。相比于城鎮居民，農村老人深受多子多福與養兒防老的陳舊觀念影響，多將畢生積蓄用于子女上學、嫁娶及購房，對自身養老問題卻沒有長遠規劃。此外，當前江蘇農村實施的養老保險制度存在諸多不足:一是，僅僅滿足了農村老人最基本的養老需求;二是，資金籌集以個人為主，政府和村集體補助只是補充，且補助標準并沒有明確規定;三是，養老保險制度缺乏法律強制效力，僅僅只是一項惠民政策，居民是否參保還要依賴宣傳教育和個人思想認識［8］。

4江蘇農村老年人醫療保障對策

4．1健全農村老年人醫療保障制度

目前，作為農村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新農合”，覆蓋面雖廣，但保障水平并不高，表現出籌資總量偏低，抗風險能力弱的特點，與城鎮居民的醫保差距較大。浙江省近年來建立了“捆綁式”老年合作醫療保險，即個人和家庭繳費與政府補貼相結合，在現有的新農合醫療制度體系內，專門建立老年醫療保險基金賬戶。當“新農合”不能報銷醫療費用時，可在老年醫療保險基金賬戶中按規定比例報銷。同時，可借鑒德國的法定醫療保險制度，將江蘇所有城鄉老年人都納入“城鄉一體化”的老年基本醫療保障體系中。政府可通過立法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投入，強制實施老年醫療保險，強制征收保險基金［9］。

4．2促進城鄉醫療縱向合作

目前，城市中大量優質的衛生資源并未被有效利用，而農村地區嚴重不足的衛生資源卻出現利用不充分的奇怪現象。若能通過建立縣、鄉、村區域醫療衛生聯合體促進城鄉醫療的縱向合作，可有效地整合閑置的衛生資源，實現城鄉衛生資源的互補［10］。聯合體內實行“基層首診、分級診療、急慢分治、雙向轉診”的醫療秩序，這將有利于緩解“小醫院看病治愈難”、“大醫院看病經濟難”的矛盾，也有利于農村醫療衛生機構吸引更多的病患就診，減輕綜合性醫院的負擔。

4．3加強農村醫療衛生人才隊伍建設

第7篇：衛生資源的配置范文

關鍵詞：城鄉；醫療衛生資源；均等化；投入水平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10月14日

一、我國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籌資過程對比分析

（一）從衛生總費用來看。衛生總費用主要反映的是一段時間內全國范圍內投入醫療衛生領域資金的總和，包含了用于醫護人員、醫療設備及其他方面的所有衛生支出，是衡量衛生總投入大小的指標。我國每年的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幾乎都維持在4.5%～5%之間，無法滿足城鄉居民對醫療衛生服務的強烈需求。此外，衛生總費用在城鄉間的分布也極為不均衡，2003～2012年的城市衛生總費用從4，150.32億元上升至21，065.69億元，增長近4倍，同期城市衛生總費用占全國衛生總費用的比重也從55.6%提高到67.2%，最高的是2007年，達到了77.5%；而2003～2012年的農村衛生總費用從2，433.78億元上升至6，781.15億元，增長約2.8倍左右，但同時期農村衛生總費用占全國衛生總費用的比重也從44.4%下降至32.8%。以上數據說明，在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籌資階段中，受到我國長期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城市所獲得的衛生資源高于農村。而從全國衛生總費用構成結構來看，在改革開放以后，政府支出占全國衛生總費用在迅速下降，而個人僅負擔全國衛生總費用則不斷上升，2002年政府支出與個人支出占全國衛生總費用的比重分別為15.7%和57.7%。近年來，我國各級政府逐漸加大了衛生領域的財政資源投入，政府支出占全國衛生總費用的比重在上升。以2012年為例，政府支出與個人支出占全國衛生總費用的比重分別為30%和34.4%。但是，政府與社會所負擔的比例仍舊偏低，而個人負擔比例相對較大，加重了社會成員的負擔。

（二）從人均衛生費用絕對值來看。2003～2012年間，城市人均衛生費用從1，108.9元上升至2，969.6元，而農村人均衛生費用僅從274.7元增加至1，055.9元。城鄉人均衛生費用支出的差距有逐漸縮小的趨勢，2003年城市人均衛生費用是農村人均衛生費用的4.04倍，2012年城市人均衛生費用是農村人均衛生費用的2.81倍。

（三）從城鄉居民人均保健支出對比分析來看。城鄉人均保健支出的相對規模沒有太大差距，2003年城市居民與農民人均保健支出占消費性支出的比重分別為7.31%和6.0%，到了2012年的數據分別為6.4%和8.7%。但是，城市居民與農民用于保健支出的絕對值卻存在著較大的差異，2003年城市居民與農民人均保健支出絕對值分別為476元和115.7元，而2012年城市居民與農民的人均保健支出絕對值分別增加至1，063.7元和513.8元，城市居民人均保健支出是農民的2倍以上，城市居民的人均保健支出上明顯高于農民。綜上所述，衛生總費用、人均衛生費用和人均保健支出三個指標可以直觀地反映出我國農村醫療衛生財力配置匱乏的局面。

二、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人力資源配置比較分析

我國當前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人力資源配置水平差距較大，大多數優秀的衛生人才都集中于大中型城市，農村的衛生人力資源則非常匱乏。從人力資源配置數量來看，我國城鄉醫療衛生人力資源數量差距非常明顯。以2012年為例，城市每千人口所享有衛生技術人數為8.54人，農村為3.41人，城市比農村大近2.5倍；城市醫療機構每千人口執業醫生人數為3.65人，農村為1.09人，城市同樣比農村大近3.35倍；而城鄉每千人口注冊護士人數的差距也很大，城市為3.19人，農村僅有1.40人。以上數據表明，城鄉醫療衛生人力資源在數量上差異明顯，投向農村地區的醫療衛生人力資源明顯不足；此外，從人力資源配置質量來看，據2013年《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年鑒》數據顯示：2012年城市醫療機構醫護人員大學本科以上學歷人員達到了31.8%，同期鄉鎮衛生院醫護人員大學本科以上學歷人員僅為5.3%，以上數據表明，由于基層工資福利水平較低，很多鄉鎮衛生院工作人員不愿意留在基層，造成大量優秀的衛生人才流失。我國城鄉醫療衛生人力資源配置極度不平衡，我國鄉鎮衛生院衛生技術人員水平不高。總之，我國城鄉醫療衛生人力資源分布不合理，城鄉醫療衛生人力資源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城市居民擁有更優質的醫療衛生人力資源，而農村醫護人員數量較少且素質有待提高，無法滿足農民對高質量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日益增長的需求。

三、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物力資源配置情況比較分析

城鄉醫療衛生物力資源同樣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城市居民能夠享受到更優質的衛生物力資源，而農民則缺乏基本的衛生物資，缺醫少藥的現象非常突出。一方面據國家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于2013年發表的《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年鑒》顯示，截至2012年末，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床位已經達到572.5萬張，其中：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為132.4萬張，僅占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的23.1%。此外，全國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由2003年的2.49張增加到2012年的4.24張，而每千農業人口鄉鎮衛生院病床數則僅從2003年0.76張增加到2012年的1.24張，上述數據表明我國城鄉醫療衛生機構床位的差距較大；另一方面我國城鄉醫療機構萬元以上設備擁有量差距更大，城市大型醫院的資金比較充足，能夠大量購買先進的價格高昂的醫療器械，2012年城市萬元以上設備臺數達到3，276，640臺，占全國萬元以上設備比例91.35%；而鄉鎮衛生所的資金有限，在購買大型醫療器械時捉襟見肘，2012年鄉鎮衛生院萬元以上設備臺數僅為310，295臺。總體來說，我國城鄉醫療衛生物力資源差距明顯。我國基層醫療機構硬件條件落后。很多農民在生病后寧愿選擇到更遠的城市醫院就醫，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大醫院的擁擠和不堪重負，而鄉鎮衛生院的資源卻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綜上所述，伴隨高速的經濟發展速度卻沒有帶來整體國民福利的提高。當前我國城鄉醫療衛生資源投入水平差距較大，這已成為制約我國實現全面小康社會與構建和諧社會、影響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的關鍵性問題。

主要參考文獻：

[1]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年鑒.2013.

第8篇：衛生資源的配置范文

關鍵詞：衛生費用 收入彈性 老齡化 道德風險

一、我國近年的衛生費用增長情況

近些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的衛生費用支出呈現出逐年遞增的態勢。由于2005年以前的衛生費用統計未計入社區衛生服務部分，為保持數據的統計口徑一致，我們以2005年-2011年的衛生數據進行觀察與分析。2005年我國衛生費用支出為8660億元，到2011年上升至24269億元，為2005年的2.80倍。對比我國同期的國民生產總值（GDP）數據，由2005年的183218億元上升至2011年的471564億元，為2005年的2.57倍，反映出我國衛生費用的增長要快于GDP的增長。這一趨勢也體現在衛生費用占GDP比重的升高上，從2005年的4.73%上升至2011年的5.15%。

我國總體衛生費用的快速增長已受到學者和公眾越來越多的關注。一方面，衛生費用的增長存在其合理性因素，經濟的發展、老齡化社會的壓力和政府對民生問題的日益重視，都使得近些年來的衛生費用支出需要快速的增長。另一方面，由于醫療領域存在市場失靈，并導致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由此造成的衛生費用浪費，也應引起足夠的重視。兩方面綜合考慮，積極尋求解決策略，才能實現衛生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衛生資源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推動我國的衛生事業前進。

二、衛生費用增長的合理性因素

我國近年衛生費用的快速增長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素。客觀來看，經濟發展帶來的人均收入提高和人口結構老齡化，使得社會總體對醫療衛生的需求增大。主觀來看，隨著經濟發展和財政實力的增強，政府對民生問題日益重視，必然會在政府的衛生財政支出上有所反映。這種經濟和政策上的變化引起的衛生費用增長，毫無疑問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第一，經濟發展引起對醫療衛生的需求增加。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得到顯著提高，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5年的10493元提高到2011年的20810元，增長98.3%，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2005年的3255元提高到2011年的6977元，增長114.3%。有研究測算，我國衛生費用的收入彈性為1.2，即人均收入每增長1%，則人均衛生費用支出增長1.2%。另外也有研究報道，認為衛生費用的收入彈性大概為1，即與經濟收入同步增長。無論采信哪種結論，衛生費用支出都會以相當于經濟增長的速度或者高于經濟增長的速度，隨著經濟增長而增加。這在現實中也很容易理解，即當人們獲得了更多的收入時，則會希望獲得更好的醫療衛生條件，以提升生活水平。

第二，人口結構老齡化引起對醫療衛生的需求增加。由于我國實行了持續30余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人口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不斷下降，近年來我國開始加速步入“銀發時代”。2005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7.7%，到2011年上升為9.1%[1]，從絕對人口數量來看，則是增加了2193萬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由于老齡人口罹患疾病的風險要遠遠高于低齡人口，且治療費用也大大增高，因此，急劇增長的老齡人口迅速帶動了對醫療衛生的需求，使得社會衛生費用支出快速增加。

第三，我國政府對民生問題日益重視，不斷增加衛生財政支出。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從計劃經濟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與之相適應地，政府職能也在不斷變化。起初，由于發展重心轉為經濟建設及放權讓利政策帶來的政府職權范圍縮小，我國政府的衛生財政支出一度下降明顯，由此導致個人醫療負擔加重和醫療市場產生逐利行為等問題。近年來，我國政府開始逐漸重視民眾的醫療衛生服務，加大了醫療保險的覆蓋范圍，提高了醫療費用的報銷比例。這都使得政府的衛生財政支出不斷增加，從而引起社會衛生總費用的增長。

三、衛生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和衛生資源的浪費

分析衛生費用的快速增長，除了考慮到合理性因素，也應看到目前仍然存在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的狀況，這種現象所造成的衛生資源浪費，也是導致衛生費用快速增長的另一種因素。醫療市場中的道德風險問題，是影響衛生資源配置的主要因素，降低醫療市場的道德風險，就可有效提高衛生資源配置、減少浪費。

經濟學中的道德風險概念是指，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效用時，做出不利他人的行動。通常，發生道德風險的利已者都具有信息上的優勢，并且不需要承擔行動的全部后果，故而可以完成“損人利己”的不道德行為。它實際上是市場失靈的一種表現。理論上，完全競爭市場的構成條件之一，是買賣雙方都掌握了完全的信息，由此才能使雙方站在平等的基礎上評估價格，從而使得價格成為了調節市場資源配置的媒介。而道德風險存在的條件之一，就是買賣雙方或方存在著掌握信息的不對稱性，若在此基礎上繼續用價格來調節市場的資源配置，就會發生市場失靈現象。按照上述理論來分析醫療市場，那么道德風險現象就是非常普遍的了。

一方面，從醫療供給方的角度來分析醫療市場中的道德風險行為。首先，醫療供給方對信息掌握的絕對優勢，使得醫療方具備兌現道德風險的條件。醫療服務是一種比較特殊的非標準化產品，它本身是由經過訓練的醫療人員提供的自身技能，所以供給方具有絕對的信息優勢。有理論將這種信息優勢解釋為“誘導消費”，即患者雖然是藥物、治療、化驗檢查等醫療服務產品的真實消費者，但他們卻不具備自己選擇消費的能力，需要通過醫療人員提供的診療意見來抉擇。于是，當醫療人員出于自身利益指引患者過度消費醫療服務產品時，患者也常常遵從要求購買商品，這時便可以發生供給方的道德風險行為。其次，我國的醫療衛生事業投入不足，醫療供給方需要用收取額外補償來進行彌補，這使得道德風險行為具備了存在合理性。近年來，我國政府的衛生財政支出雖然增長迅速，但占醫療機構的總體收入比重仍然很低，2005年-2011年間，這一比率波動在12.9%-19.4%之間，尚不足醫療機構全部收入的1/5。這種收入的短缺就需要醫療機構收取額外費用來彌補，這種“創收”過程中存在道德風險行為在所難免。第三，輿論和政策導致的自衛性醫療增加，加劇了醫療市場的道德風險。醫療資源分配不公、醫療負擔加重、媒體對醫療機構的負面報道和“舉證責任倒置”政策出臺等諸多因素疊加，造成國內醫患關系較為緊張、缺乏相互信任的現狀。這使得醫療供給方在面對醫療過程中的不確定情況時，往往選擇過度醫療的方式來進行自我保護，同時，也就增加的道德風險兌現的幾率。所以，從醫療供給方的分析來看，醫療衛生產品的固有特點決定了醫療市場本身存在著道德風險，而我國目前的社會環境又助長了醫療市場中的道德風險行為。

另一方面，從醫療需求方的角度來分析醫療市場中的道德風險行為。在支付大部分費用是第三方保險機構的情況下，對作為醫療需求方的患者來說，其個人支付的邊際成本要小于真實邊際成本，故而醫療需求方常常會傾向于過度消費產品以獲取更高的個人效用。反映在實際問題中，就表現為有醫療保險的患者，往往要求多開藥或使用昂貴的設備診療等，這就會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醫療衛生市場是一個道德風險較高的市場。醫療供給方具備兌現道德風險的條件，醫療供給方和需求方又同時存在過度消費的需求，加上社會環境的影響，使得我國目前的醫療衛生市場存在較高的道德風險。在這種情況下，醫療衛生市場存在著市場失靈和資源配置不合理，也就造成了衛生費用使用中的浪費，由此原因引起的衛生費用增長是應該受到控制的。

四、衛生費用的控制與合理增長

我國近年衛生費用出現快速增長，一方面是經濟發展和老齡化人口結構帶來的需求增加，對衛生費用增長形成的客觀要求，另一方面，政府職能向注重民生轉變、不斷提高衛生財政支出，形成推動衛生費用增長的主觀要求。主客觀因素相疊加，導致我國總體衛生費用支出增長迅速。這其中，應該肯定民眾對醫療衛生服務的合理需求增長，以及政府應對老齡化時代所作出的積極努力。但同時也應看到，衛生費用的快速增長難免會對我國財政支出形成更大壓力，所以，控制衛生資源配置的不合理與衛生費用中的浪費就成為非常有意義的行動。

控制衛生費用中的浪費部分，需要順應醫療衛生市場的固有特點，從多角度、多層次出臺配合政策才能達到有效配置資源、減少浪費的目的。比如，針對醫療市場信息不對稱的特點，建立社會監督機制或信譽評估機制，或由保險機構在支付保險費用環節加強審核等，盡力減輕供需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再比如，針對醫療市場過度消費的現象，可以引入供給方按疾病種類的費用控制和需求方按比例分攤費用，同時提高政府或社會資金對醫療機構的直接投入，切斷醫藥之間的利益輸送紐帶等。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降低衛生市場中的道德風險，使有限的衛生資源盡可能地得到有效配置。

總體來說，控制衛生費用增長中的不合理部分，需要從醫藥衛生四大體系著手，包括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和藥品供應保障體系，共同形成有效的變革措施并互相影響，最終在宏觀上形成合力保障我國衛生費用的合理增長，以更好的應對即將到來的老齡化時代。

參考文獻：

[1]衛生部.中國衛生統計年鑒[M].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06-2011

[2]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 [M].中國統計出版社，2006-2011

[3]廖翔，柯國梁.我國居民醫療消費與收入關系協整研究[J].黃石理工學院學報，2009（12）：54-56

[4]何平平.經濟增長、人口老齡化與醫療費用增長――中國數據的計量分析[J].財經理論與實踐，2006（3）：90-94

[5]李翔.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運行中道德風險的控制與防范[J].經濟問題探索，2011（4）：55-58

[6]陳亞杰，曹燕.我國醫療衛生費用增長的市場推進機制探討[J].醫學與社會，2010（2）：21-22

[7]孫小平.加強醫療保險基金的監管提高基金使用效率[J].財稅金融，2011（24）：99

[8]許素友.醫療費用的供方成本分擔及其啟示[J].醫藥經濟，2011（2）：52-55

第9篇：衛生資源的配置范文

目的通過對2009—2013年甘肅省14個市、州衛生監督機構人力資源現狀的調查，分析各級衛生監督機構人力資源配置情況，為進一步推動本省衛生監督機構的建設和發展提供可行的科學性建議。方法收集2009—2013年全省及14個市、州衛生監督人力資源有關資料，對數據進行統計和分析。結果截至2013年年末，甘肅省14家市、州衛生監督機構在崗人員較2009年減少了34.28%，5年年均增長率為-9.96%，人員編制總數561人，較2009年減少了31.50%，5年年均增長率為-9.03%，衛生監督員總數414人，較2009年減少了38.39%，5年年均增長率為-11.41%。平均每個衛生監督機構擁有監督執法人員38.21人。每萬平方公里及每萬常住人口擁有衛生監督人員數量，各市、州相差較大。結論甘肅省各級衛生監督機構在衛生監督人員編制數和實際在崗人數方面不能滿足全省衛生監督的各項實際工作任務。按照服務人口計算，衛生監督人員的配置率較低，未達到國家的相關標準，監督人員在地區間分布不均衡，要加強衛生監督機構隊伍建設。

關鍵詞

衛生監督機構；人力資源；甘肅

衛生監督作為國家管理衛生事務的一種重要形式，是公共衛生管理工作中的基本法制制度[1]，已經成為了政府在法制工作和法制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力資源作為組織活動中最活躍的因素，也是所有資源中的重中之重[2]，衛生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對于衛生事業的均衡協調發展，保證衛生服務公平地提供有著重要意義[3]，穩定和高效的衛生監督隊伍是衛生監督各項職能得以開展和落實的基礎性保障，也是影響衛生監督執法能力的重要因素。本文著重分析了2009—2013年甘肅省各市、州衛生監督機構人力資源情況，希望能為本省衛生監督機構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提供科學性的依據和建議。

1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甘肅省有92所衛生監督機構，其中包括省級1家，市、州級15家（含甘肅礦區），縣（區）級76家，共1911人。

1.2研究方法通過收集200—2013年全省及14個市、州衛生監督人力資源配置有關資料，對其人力資源配置的基本情況進行分析。采用Excel進行數據錄入，應用SPSS18.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處理，分析方法為一般描述性分析。

2結果

2.1甘肅省衛生監督事業基本情況截至2013年年底，甘肅省衛生監督體系改革與建設已基本全部完成，全省現共有各級衛生監督機構92家，其中省級1家，市、州級15家（含甘肅省礦區），縣（區）級76家。機構性質實現參照公務員管理的機構80家，占86.96%，事業編制管理的12家，占13.04%。行政級別為正處（縣）級的有8家，占8.70%，副處（縣）級的有7家，占7.61%，正科級的有45家，占48.91%，副科級32家，占34.78%。各級衛生監督機構的建制和機構性質都各不相同，這與其他各省市的調查結果一致[4-7]。全省各級衛生監督人員編制總數共1859人，實際在崗衛生監督人員有1911人，超編2.8%，全省共有衛生監督員1551人，按2013年末常住人口2582.18萬人計算，每萬人口擁有的衛生監督執法人員為0.60人。

2.22009—2013年甘肅省市、州級衛生監督人員規模截至2013年年底，在全省各市、州衛生監督機構人員類別分布中，均以業務人員為主，全省市州級衛生監督機構共有在崗人員535人，人員類別構成主要包括衛生監督員、行政人員和技術人員；其中，衛生監督員414人，占在崗人員數的77.38%，技術人員62人，占在崗人員的11.59%，行政人員59人，占在崗人員的11.03%。2013年全省市、州級衛生監督機構在崗人員總數比2012年減少49人，減幅為8.39%，其中衛生監督員減少59人，減幅為12.47%，技術人員增加6人，增幅為10.71%，行政人員增加4人，增幅為7.27%(表1）。增長趨勢：由圖1可知，2009—2013年甘肅省各市、州衛生監督機構技術人員、行政人員和衛生監督員的數量總體呈減少態勢。其中，2010年的在崗人員、衛生監督員和行政人員的減幅是最高的，都在20.00%以上。2013年在崗人數、技術人員數、行政人員數和衛生監督員較2009年分別減少34.28%、0.00%、26.25%和38.39%，5年年均增長率分別為-9.96%、0.00%、-7.31%和-11.41%。其中，由于2009年國家大部制改革抽調了一些衛生監督人員到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從事食品監管相關工作，這導致各類人員在2010—2011年衛生監督工作人員出現較大波動（圖1）。

2.32013年年末甘肅省市、州級衛生監督機構衛生監督員的數量分布及達標情況2013年年末，全省14個市、州級衛生監督機構共有衛生監督員414人，各個市、州人數從12人（甘南州）至92人（天水市）不等，平均每個市、州衛生監督機構擁有的衛生監督員的數量為29.57人，嘉峪關市、張掖市、白銀市金昌市、酒泉市和甘南州6個市、州的衛生監督人員較少，均不足20人，其中最少的甘南州僅有12人。蘭州、天水和武威三市的衛生監督員較多，其中最多的為天水市，為92人（表2）。從人口數量配置上來看，由于各市、州在人口和面積上存在較大差異，衛生監督人員的配置也存在較大差別，按照《衛生部關于切實落實監管職責、進一步加強食品安全與衛生監督工作的意見》中提出的“轄區內每萬名常住人口需要配備1~1.5名的衛生監督員”和《甘肅省政府關于衛生執法監督體系建設的意見》中提出的“平均每萬人口需要配備衛生執法監督人員0.9~1.1人”的配置標準來看[8]（按最低標準計算），全省14個市、州均未達到配置標準。對各市、州衛生監督機構衛生監督人員數量構成比進行比較，全省各市、州中蘭州市、天水市和武威市分別以12.08%、22.22%和9.18%的比例位列前三名。從服務人口數來看，蘭州市、天水市和定西市分別以364.16萬人、329.3萬人和277.07萬人的服務人口數排在前三位。每萬常住人口擁有衛生監督員數排在前三名的分別是嘉峪關市、金昌市和天水市，分別為0.72/萬人、0.28/萬人和0.28/萬人。其中嘉峪關市的每萬常住人口擁有衛生監督人員0.86人，位列全省第一位，是最少的白銀市(0.08/萬人)的10.75倍。按照地域面積計算擁有衛生監督人員的相對數量，地域面積最大的是酒泉市(19.2萬km2)，最小的是嘉峪關(0.2萬km2)，兩者相差96倍。計算每萬平方公里擁有衛生監督人員數量，各市州相差較大，嘉峪關市、天水市和蘭州市每萬平方公里擁有的衛生監督員數最多，分別為85人、65.71人和37.88人，其中密度最高的嘉峪關市（85人/萬km2）是密度最低酒泉市（最低為0.78人/萬km2）的108.97倍(表2)。

3討論與建議

3.1討論

3.1.1衛生監督機構人員編制偏少，執法隊伍力量薄弱。調查發現，甘肅省市、州級衛生監督機構人員的配備數量與目前面臨的執法任務極不相配，存在執法力量嚴重不足的問題。截至2013年年末，全省每個市級衛生監督機構平均擁有職工人數為38.21人，與孫梅等研究者提出的地市級衛生監督機構應該配備職工86名相比[9]，還存在較大差距。衛生監督部門與大多數行政執法部門相比，衛生執法監督部門承擔著188部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和監管職能在賦予衛生監督事業責任的同時，也帶來了非常繁重的監督任務。而人員編制卻相對偏少和工作難度大的現狀，這使得衛生監督機構在履行社會公共管理和做好各項監督職責時十分困難。另外，衛生監督員還有額外需要承擔的職責，如類似于重大活動衛生安全保障等許多臨時性或突發性工作。

3.1.2衛生監督員數量配備水平低，難以滿足實際工作任務需要。調查發現，2013年年末，甘肅省市、州級共有衛生監督員414人，按照《中國2000年預防保健戰略目標》中提出的“專職衛生監督人員的配備要求為根據人口數量1萬~1.5萬∶1”，滿足衛生計生監督工作實際工作量，使各類衛生職能監督率達到100%，各市、州衛生監督機構應配備衛生監督員1721人，據此我省各市、州還有很大的距離，且沒有一個市、州衛生監督所達到該規劃標準，最好的嘉峪關市也僅有0.72/萬人。編制的緊缺限制了監督員的補充，使衛生監督人員的數量更加缺少，無法滿足大量的衛生監督執法工作的需要，從而導致衛生監管不全面、不到位，具體表現為近年來公共衛生突發事件頻繁發生。

3.1.3地區間人員分布不均。就甘肅省14個市、州之間衛生監督人員配置水平看，各城市差異較大。蘭州市、天水市等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每萬人衛生監督員數、在崗人數和衛生監督員數配置水平較高，而甘南州、隴南市等經濟發展較弱的地區配置水平明顯較低。按不同市、州衛生監督機構衛生監督人員構成比進行比較，衛生監督人員的分布在經濟水平和地區間存在明顯的不均衡，蘭州、天水、武威三市的衛生監督員分布比例分別以12.08%、22.22%和9.18%位列前三位，對于服務人口數，蘭州市、天水市和定西三市服務人口分別以364.16萬人、329.3萬人和277.07萬人排在前三位，即用43.48%的衛生監督執法人員服務37.59%的人口，說明了衛生監督機構人員在不同地區的分布嚴重不均，所以今后在衛生監督改革過程中要從省級層面上合理規劃各地區衛生監督人力資源發展，從政策及資源上給予區別對待是一恰當選擇。

3.2建議衛生計生監督事業的改革發展，其重中之重是人力隊伍的建設。要加強執法機構的規格及編制建設，使其能承擔起應承擔的職能。在隊伍建設方面，要在國家已經提出的人力配備標準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明確省、市、縣每一級的衛生計生監督機構的人力配備標準以及相應的編制問題，從根本上解決人力短缺問題。同時，衛生監督機構的人員配備應進行科學的區域規劃，充分考慮區域內的人口數、工作量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9]。實際上，隨著甘肅省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口增長，衛生監督人員的編制已經遠遠不夠，因此，在現有基礎上增加衛生監督機構人員編制的同時，還應綜合考慮甘肅省14個市、州衛生監督機構轄區內的流動人口、工作量和經濟水平等因素，對各級衛生監督機構的人員編制數進行明確規定，合理地配置甘肅省各級衛生監督機構的執法人力資源，更有效的開展執法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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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甘肅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甘肅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批轉省衛生廳關于衛生執法監督體系建設意見的通.甘政辦發[2005]118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