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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市場;競爭;分割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資源配置
市場經濟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方式,其核心是通過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使社會有限的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門或領域。市場機制之所以能夠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種市場經濟規律綜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發調節資源合理分配的機理。這種機理突出表現在市場信號(市場供求與市場價格)能夠正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場競爭機制作用下,誘導資源由供給過剩向供給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門或領域流動。由于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與重新配置,是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以勞動力流動為條件。唯有不息的流動才能不斷地配置勞動力要素于社會生產率最高或勞動力邊際產出最大的部門或領域。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之一。
同其他社會形態的市場經濟一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其配置對象不僅僅是生產資料,還包括其他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要素。在諸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產要素是由市場配置的,唯獨勞動力這個活的、能動的要素,是由行政計劃配置的,企業一定活不了,國民經濟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勞動力要素排除在市場機制配置之外,這種市場經濟就稱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迄今為止,不管是哪一個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都沒有把勞動力排除在市場機制作用范圍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沒有勞動力市場的市場經濟。又要搞市場經濟,又不承認存在著勞動力市場,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勞動力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是與傳統經濟體制下行政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方式相對而言的。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是伴隨著政府的計劃而確定的,而政府的計劃又是跟著政府的決策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所依賴的客觀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作為彌補市場失靈的政府計劃和決策,不但不能破壞這個基礎,還必須服從于市場的健康運行,有利于市場配置基礎作用的有效發揮。只有用市場機制配置勞動力資源,才能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
所謂勞動力市場,概括地說,就是勞動力供求之間在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勞動力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力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成為勞動力市場。就其結果而言,社會上大量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過程,同時就是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過程。只不過這種分配是通過勞動力交換并由價格引導而自發實現的。可見,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勞動力資源。進一步說,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勞動力交換活動,但這種交換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
二、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運作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經濟早期雇傭工人起源的研究,撇開了對勞動力資源的分配功能,勞動力市場反映的是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這一交換關系,這一交換關系是與雇傭工人的形成聯系在一起,并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的產物。馬克思的分析表明,現代雇傭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縛的農民,農民之所以成為雇傭工人,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民與土地等生產資料相分離而變得一無所有,轉讓勞動力使用權是唯一的謀生手段;二是農民擺脫封建宗法關系的束縛和人身依附而成為自由人,從而擁有對自己勞動力自由的轉讓權。馬克思的上述分析,顯然是從勞動力供給這個側面闡述了早期勞動力市場形成的歷史條件,但對于勞動力市場分配勞動力資源的功能,以及勞動力市場實際運作過程中勞動力供求雙方交易的行為規律及行為基礎并未深入探討。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動,但這些交易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勞動力買賣當事人的行為及動機怎樣,構成了勞動力市場運作最基本的規定。勞動力市場運作對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及動機的基本的規定是:一、勞動力供給者只有通過勞動力的出售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必須是一個具有理性行為的自由人。所謂“理性行為”,即勞動力的供給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動機。正是這種動機支配著勞動力供給者的行為。所謂“自由人”,即勞動力供給者對其勞動力具有自由的轉讓權,沒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因為,對于商品交換來說,除了它自己的性質所決定的交換者雙方以契約形式表現的權利關系以外,不應帶有任何形式的強制關系。貨幣所有者能夠在市場上找到勞動力,只是因為勞動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售。而勞動力要成為商品,首先必須是勞動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其次是勞動力需求者必須是獨立自主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乃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經營動機,這個動機決定著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顯而易見,只有勞動力供求雙方作為“理性的自由人”和“獨立的經濟人”的身份出現時,才能發生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的自由交易活動,而正是這些活動本身構成了井然有序的勞動力市場的實際運作。
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運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場主體地位明確,通過雙向選擇實現就業。勞動者作為就業主體,具有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利,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市場價格的信號,選擇用人單位;用人單位作為用人主體,具有按照生產經營需要和工作崗位特點選擇必要數量、相應素質勞動力的權利。這就是勞動者的擇業自主權和用人單位的用人自主權。這種雙向選擇權利的充分貫徹,需要有一個統一、開放的市場,不僅要消除所有制、職工身份的界限,還要沖破城鄉隔離、地區封鎖的格局。勞動力必須能夠自由地在各個部門、地區和企業之間流動,不存在任何行政規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礙這種自由流動。勞動力的供給方能否自主決定勞動力使用權轉讓或是否為自由人這一勞動力市場的基本規定之一,是由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體現和印證,而勞動力的現實流動則是實現勞動力資源在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優化配置的充分條件,沒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調節資源分配的勞動力市場就失去了生命。(2)是價值規律、供求關系調節著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供求雙方的行為都接受價格信號(工資率)的引導,這一信號引導或調節著勞動力資源在社會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在勞動力市場上,價值規律的作用,是通過收入分配反映出來的,勞動者主要是根據勞動力價格信號來決定就業或轉業;用人單位則主要根據社會平均勞動力價格信號及經營情況調節分配和用人數量。在一定時期內,需要就業的勞動者或多或少,用人單位需要的用人數量也各有不同,這種供求關系也直接影響著收入分配的變化。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共同決定著勞動力的配置和組合,推動著勞動者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合理流動。顯而易見,價格(即工資率)作為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一種比例,既是反映現有勞動力在各部門、各企業供求狀況的顯示信號,同時又給出了引導勞動力供求狀況,以及進一步調整的指示信號;不僅引導勞動力供求行為調整,而且同時也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左右,由勞動力供求雙方利益的共同平衡點來決定工資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單個勞動力供給者和需求者都以這個社會決定的工資率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則決定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數量。如果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有誰來主持勞動力資源分配和保證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必須按照市場規則行事的話,那么,它決不是具體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勞動力的價格即工資率這只“看不見的手”和勞動力供給之間、勞動力需求之間以及勞動力供求之間的優勝劣汰的生存競爭。競爭的規律會為勞動力供求雙方恪守勞動力合約并在合約范圍內行事強制地開辟道路。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是勞動力市場調節勞動力資源分配至高無上的權威,是勞動力市場的靈魂。
從目前中國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來考察,也大都可以從排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這些問題同樣有待于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來解決。因此,提出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確認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不僅是理論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國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轉換,如何適應整個經濟體制市場取向改革客觀要求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 二元勞動力市場結構 戶籍制度 人力資本差異
1.分割的勞動力市場
在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中,經濟學家們認為理想的市場模式應該是完全競爭的,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中,市場發揮出自我調節功能,產生較高的效率。但是,1954年,學者克拉克? 科爾(ClarkKerr)在其著作《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一文中首先指出,勞動力市場并非是完全競爭的,并提出了“內部勞動力市場與外部勞動力市場”的概念。1971年,多林格和皮奧里(Doeringer and Piore)提出了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他們將勞動力市場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的特征是收入高、工作穩定、工作條件好、培訓機會多、具有良好的晉升機制;次要勞動力市場的特征是其收入低、工作不穩定、工作條件差、培訓機會少、缺乏晉升機制。這一理論構成了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核心理論。
為了驗證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在我國是否存在,我國學者利用國家統計局2000年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的城鎮住戶調查數據,引入鄧肯的職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作為劃分指標,得出我國存在主要和次要勞動市場分割的結論。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了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在主次勞動力市場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在我國東、中、西部地區之間的比較,最終得出了勞動力市場分割程度隨著地區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的結論。(郭從斌,2004)王美艷通過統計計量分析,認為對外來勞動力的歧視在呈現下降趨勢(王美艷,2007)。
也有學者在沿襲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元勞動力市場格局――包括完全競爭的農村勞動力市場、完全競爭的城鎮勞動力市場(一級勞動力市場)和非完全競爭的城鎮勞動力市場(二級勞動力市場)(朱鏡德,1999)。類似的,徐林清將我國勞動力市場劃分為農村就業部門、城市非正規就業部門、城市正規就業部門(徐林清,2008)。王美艷在研究城鄉勞動者的崗位分布和工資差異等情況時,將我國城市勞動力市場劃分為四類,自我雇傭者、公有單位職工、非公有單位工人、非公有單位行政管理和專業技術人員(王美艷,2005)。
針對中國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不同學者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學者多將目光停留在對以戶籍制度(張萍,2005等)為核心的制度性分割上。有學者認為,改革前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由統銷統購政策、體制、戶籍制度和城鄉福利制度等共同造成。而隨著制度的根本變革,這種分割也已經慢慢改善并會最終消失(蔡,2000)。對于戶籍制度產生的原因,有學者進一步分析給出了結論。俞德鵬在給出了三個戶籍制度產生的表象原因后,指出了最根本的原因――城鄉發展不協調背景下的城鄉利益對立,同時還指出中國的戶籍制度還有濃厚的世襲身份制特征(俞德鵬,1995)。有學者通過對勞動力計劃遷移數量的計量分析,并對改革后不同階段北京市就業歧視政策變遷的實例分析得出結論:在改革之前是政府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需求,改革后則是城市利益集團的影響得以維持。(蔡、都陽,2001)。
也有學者認為,城鄉勞動力的人力資源差異導致了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王美艷測量出外地與城市勞動力之間的全部工資差異中,人力資本差異解釋了57%。(王美艷,2005)韓秀華做了二元教育體制下城鄉教育差異的研究,主要分析了農民的教育投資、城鄉職工在職培訓的差異,并結合教育自身的特征等因素分析了城鄉勞動力異質性的原因,并指出其對勞動力流動的負面影響(韓秀華,2008)。趙耀輝在對四川農村勞動力的實證研究中卻得到了教育程度對外出就業影響的不顯著性這一結果,并對這一特殊現象從外出就業成本的角度做了解釋,包括勞動者受尊重程度、外出打工的臨時成本、住房費用等維度的分析(趙耀輝,1997年)。
2.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弊端
對于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危害,學者的視角各不相同。學者們基于地區發展和個人發展的公平性視角做了不同的研究,包括地區發展的貧富差異、勞動者的工資率、勞資關系、保留工資率的差異等等。還有學者將視角放的更遠,在探究如國企裁員困難的問題時,也將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的影響納入其中。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人們偏向于流向收入高的領域和地區,在這一過程中,地區間的貧富差距得以縮減,對于地區間經濟的均衡發展有良好的促進作用。但對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現的流動與差異同時擴大的現象,學者從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造成了勞動力市場的分割)障礙的角度給出了解釋(蔡,2005)。
有學者基于貝克爾(Gary Stanley Becker)等人的內生剩余和人力資本相互作用的經濟增長模型,分析了勞動力市場分割對我國農村勞動力供給量和結構的影響――一方面刺激了勞動力需求,另一方面卻抑制了勞動者進行人力資本積累的積極性。從而導致了農村人力資源數量不受控制的增加,但是質量卻與將來的需求結構不匹配。(徐林清,2008)。
勞動力市場分割對勞動力自身發展的微觀影響研究成果也較為豐富。(王美艷,2005)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運用多項邏輯斯回歸等模型,分析得出外來勞動力與城市本地勞動者就業崗位內工資差異的39%,由歧視等不可解釋因素引起。姚先國和賴普清指出,農村和城市的勞動力市場分割(包括戶籍歧視、人力資本差異和就業的企業差異),還造成了勞資關系的差異(表現在薪酬、工作時間、福利待遇、勞動合同、公會組織、晉升、培訓、離職率等多方面),并給出了影響的比例,前者影響20%―30%;而后者影響70%―80%(姚先國,賴普清,2004)。田永坡使用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2007 年的職業介紹數據庫,建立半對數線性回歸方程,得出戶籍制度是影響勞動者保留工資的重要因素,戶籍所帶來的求職優勢會抬高城市勞動力的保留工資,從而進一步影響了城鄉就業率的差異和城鄉收入差距。表現為使得城市勞動者的失業率高于農村勞動者,同時進一步擴大了城鄉的收入差距。(田永波,2010)在對城市和農村大學生比較中,學者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通過對大學生的實證調查分析,學者發現戶籍制度造成了農村大學生的“就業門檻”,使得人力資本大打折扣(張建武,崔惠斌,2007)。
李萍、劉燦在分析我國國企減員難的原因時將矛頭最終指向了勞動力市場分割。(李萍、劉燦,1996)
3.解決措施
面對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及其帶來的負面影響,學者也基于其研究給出了不同的對策建議。大多從制度改革上著眼,具體的改進措施有改革戶籍制度(蔡等,2001;王美艷,2005;李芝倩,2007;田永坡,2010),如在有條件的地區加快實施城鄉戶籍一體化(王美艷,2005;李芝倩,2007)。有人進一步指出,改變戶籍制度有賴于政府和城市居民的認識變化、以及城市福利體制的社會化(蔡等,2001)。有些學者通過消除勞動力市場中對外勞動力歧視可以緩解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同時也給出了消除對外勞動力歧視的三個方法――大力促進勞動力市場發育、政府用法律與政策手段直接干預、增加外來勞動力接受教育和培訓的機會等(王美艷,2000)。認為勞動力異質性是造成勞動力市場分割的重要原因的學者則指出,應對農村教育實行傾斜政策,保證城鄉教育質量大體一致,從而減弱城鄉的勞動力異質性。(韓秀華,2008)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降低勞動力流動的風險(李芝倩,2007;徐林清,2008)還有學者指出,作為城市化進程的重要標志之一,土地城市化雖然受到了一些負面的政策評價,但是其積極影響不應當無視,需要做的工作主要在于改革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和對失地農民進行補償(李芝倩,2007)。對于農村勞動力可能對城市勞動力的威脅,有學者提出應當對城市勞動力給出經濟上的補償,而非制度性的保護(蔡,2000)。
4.總結與評述
對于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劃分,學者大多沿襲了經典的二元結構,也有學者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提出了“三元”“四元”論等等。在此基礎上,對于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學者多從制度性歧視和人力資本差異的角度給出解釋,并針對各自原因的分析做了不同的改善建議。
總的來說,我國學者對于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研究不少,成果也頗為豐碩,但是基本上都是沿襲國外的傳統理論,對于理論的創新不多。同時,還存在以下一些待改進的問題:
第一,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對勞動力市場的宏觀分析,微觀研究較為缺乏。由前述可知,學者往往從戶籍制度、人力資源投資等方面分析和解釋勞動力市場分割這一問題。但是幾乎沒有學者研究過類似“外地勞動力的流入到底對城市當地的各種職業領域有多大的沖突”的基礎性問題,也缺乏對個案的追蹤調查和心理、行為的刻畫等,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這方面還需加強。
第二,政策建議過多,實際操作性不強。不少學者在其針對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問題的解決方案中都提出了諸如“改革戶籍制度,增加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等政策性的建議,但是這些政策建議如何落實、以及落實的同時可能出現哪些附加效應或者負面影響、是否已有改革的地區、改革的效果如何等都鮮有學者做出較為系統的研究。
第三,學者大多認為人力資源差異與戶籍制度等制度性問題作為兩個平行的因素研究其對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影響。制度性的歧視造成了不平等,其中也包括教育的不平等,二元教育的格局已經對城鄉勞動力差異產生了重大影響(韓秀華,2008)。那么制度性歧視和人力資源之間的影響關系是怎樣的,相關性有多大,剔除這樣的相關性影響,又分別對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有多大影響。這樣的分析可以通過路徑分析的方法來完成,此類有利于找出勞動力市場分割的關鍵性因素,因此也是值得研究的。
第四,目前我國學者對不同勞動力市場的特征與相互之間的差異還停留在沿襲國外經典及簡單描述的基礎上,深入剖析這些勞動力市場的結構與特征,有利于研究出更好的勞動力適配模型,從而對勞動力的培訓、流動方向等具有較好的引導作用,從而對勞動力市場分割問題的解決會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因而也有較強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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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勞動力市場分割
中圖分類號:F241.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1)20-0266-01
一、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研究的理論演進
勞動力市場一體化是與勞動力市場分割相對應的概念。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勞動力市場是一個可以由價格機制實行充分調節的統一體。勞動力的買賣可以在這里實現平等的交換,工資決定了勞動力供給的平衡。傳統勞動力市場理論的研究是在“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前提下進行的,完全競爭條件下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結果便是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所以根本就不會存在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問題。但隨著社會的變遷、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對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觀點提出質疑。
從20世紀中期開始,很多學者發現對一些勞動力市場出現的問題如歧視、貧窮、勞動力流動障礙等的解釋,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往往無能為力。于是很多學者轉而把視角定位在制度和社會因素對勞動報酬和就業的影響上,并于70年代形成了一個新的理論―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應生水起,從而使得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問題逐漸得到理論界的重視,逐漸成為勞動經濟學研究的前沿問題之一。
所謂的勞動力市場一體化,主要就是要修復勞動力市場的功能,這必然要打破現今這種分割的局面,減少行政力量對市場的干預,增強市場活力。
二、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現狀
(一)分割現狀
就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狀況看,既有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所述的正式勞動力市場與非正式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同時也有城鄉分割、地區分割、所有制分割以及行業分割等。同時這些分割之間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間相互滲透,從而使勞動力市場呈現出一個復雜的多重分割的格局。
1.制度性分割。制度性分割主要包括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不同體制的部門之間的分割等。
2.內部勞動力市場與外部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中國一級勞動力市場與二級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分割趨勢日益顯現,由正規企業、行政機關和公共部門的管理人員、職員所組成的一級勞動力市場與這些部門之外的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分化越來越明顯。
3.行業間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古典經濟學假定勞動力市場是一元化的和統一的,勞動力具有同質性。但實際上,經濟結構是復雜的,不同的行業、不同類型的企業其生產效率是有很大差異的,工資決定的方式也不相同,因而即便人力資本積累相同,所獲得收入也可能會有很大的差異。
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和特定的制度設計以及制度的慣性密切相關,也有學者認為市場本身的運行也有一定的影響。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種種分割必然是對勞動力市場競爭原則的否定,嚴重影響勞動力資源配置和勞動效率的發揮。借鑒國際經驗來看,雖然不能完全消除市場分割,但是政府可以減少行政干預和改革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以此來培育市場機制,逐步建立一個統一的,具有彈性的、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
(二)分割的影響
1.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制約
在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上,人力資本投資會受到來自投資回報方面的制約,從而使得人力資本的積累總量受到影響。在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上,由于勞動者不能獲得預期的投資回報,會傾向于減少人力資本的投資。這種投資包括正規教育、在職培訓和流動。
2.對就業增長的制約
一級勞動力市場上高于市場出清水平的工資率抑制了廠商增加雇員的動力,同時,在一級勞動力市場上失去工作的的勞動者亦不愿到二級勞動力市場上就業造成的自愿失業。最后信息搜尋障礙導致的摩擦性失業。
3.收入差距、社會不平等
將一個經濟體系的不同部分切割開來,各個不同的部分自我循環,而且還可能出現強勢集團對弱勢集團生產剩余的占有,這是導致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即便不能說一級市場上的高收入導致了二級市場上的低工資,但可以確定地說,彌合兩個層級市場的分割有助于降低勞動者收入水平的差距。
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思考
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要從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角度出發,在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通過改革創新,利用經濟、行政和法律的調控手段,打破這種分割的局面。政策保障的前提下,應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使勞動力能夠根據市場的需要合理的流動。具體來說,筆者認為應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去考慮。
(一)戶籍制度改革
作為我國行政管理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戶籍制度在計劃經濟時代是隔絕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主要障礙。由于我國目前城鄉差別、地區差別還較為懸殊,且在今后相當一長的時期內還將繼續存在,近期內在全國范圍內取消戶籍制度難度較大。戶口遷移政策的放寬,要從我國實際出發,按照盡可能降低改革成本,積極穩妥地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
(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培育勞動力市場的必要條件。社會保障為勞動力供求雙方自由進入勞動力市場解除了后顧之憂。
由于非市場性因素的普遍存在,政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城市就業和福利保障的保護程度。用人單位通過壓低工資水平或不承擔外來民工其他福利保障支出而獲得比雇用城市本地勞動力更高的利潤,這既加劇了城市勞動力的就業難度,也成為完善一體化城市勞動力市場的主要障礙。
(三)培育市場中介組織
培育市場中介組織,能夠減少信息的不對稱,降低市場交易成本,進而合理配置勞動力資源。中介服務要和勞動力市場信息網聯網,從傳統的介紹工作,向上下游延伸。要加強制度建設和市場培育。政府對勞動力市場中介的發展,應定位于宏觀指導、監督管理;重點加強勞動力市場中介行業協會建設和進入、退出機制建設,促進行業規范、自律;加強對勞動力市場中介機構的績效考核,通過績效測評與管理改革,改善中介組織的市場服務水平。總的來說,對市場中介組織的培育要達到有效傳遞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和產業之間的供求狀況和信號的能力。
(四)人力資本的投資
經驗證明,勞動力素質對于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關系極大。提升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水平,有助于提高其在勞動力市場上的流動能力,對于打破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具有重要意義。對農村勞動力進行就業職能培訓更是重點,我們要根據農村勞動力的素質狀況做好就業職能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增強勞動力的就業競爭力。在一些部門和地方相繼推出對農民工文化和技術水平種種要求的情況下,政府應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和農民工培訓的力度,否則農民工將很難跨越這道門檻。
四、結語
在進行以上改革的同時,政府要對有利于促進勞動力市場一體化政策上有所傾斜,主要有發展第三產業、和發展鄉鎮企業等。另外,各種政策層面的改革要注意相互間的銜接,各種配套改革要并行不悖。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需循序漸進,首先在發達地區探討建立區域性勞動力市場的機制,實現區域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在若干這樣區域市場建立且充分運作基礎上逐步擴展,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關鍵詞]:數字化經濟 勞動力市場 影響
現今,數字化強勢席卷全球,極大的促近了社會經濟、環境的發展,為信息社會、商務模式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數字化的存在,反映出中國經濟、社會的部分特點。數字化經濟不僅提升了電子商務的質量、生產效率,而且對提高我國勞動力的綜合素質,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產生了強烈的影響。由此可見,關于數字化經濟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的研究尤為必要,對加強勞動力資源配置、優化,確保我國社會、經濟長遠發展等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一、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現狀
長期以來,勞動力在我國市場經濟體系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對我國經濟的轉型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其與市場供求等存有密切的關系。經調查發現,我國勞動力市場供給主要由新增勞動力、事業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等構成。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勞動力市場在我國勞動力配置、勞動力數量、優化中越來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1、現代服務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日益增加
隨著信息技術、知識經濟的迅猛發展,第三產業的發展也越來越繁榮,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一系列利好因素,這使我國第三產業所占經濟比例越來越高。與此同時,現代服務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農業、工業等傳統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呈下降趨勢,而服務業則恰恰相反。服務業的飛速發展,為勞動力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成為我國解決就業問題的主要路徑。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服務業每年創設的就業崗位約為700萬。這極大的促進了我國就業難問題的解決,對于提高就業率,降低社會矛盾起著積極的作用。
2、大學生就業形勢較為嚴峻
近年來,我國多家民營企業、傳統制造企業倒閉。然而,每年畢業的大學生數量卻不斷攀升,這造成大學生就業難的現象。此外,大學生缺乏一定的社會資歷、工作經驗、實踐技能等,其在就業過程中自身核心競爭力較為薄弱。
3、缺乏新興產業高技能崗位人才
在實際調查過程中,筆者發現大多數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較低,新技術、高科技人才極度匱乏。統計資料明確指出:擁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勞動力約占所有勞動力的10%,其余的勞動力沒有人力資本,其就職方向大都傾向于簡單的勞動體力。就當前來看,社會特別渴求新興產業高素質人才。
二、當前數字化經濟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實踐證明,數字化的普及,有利于實現我國經濟轉變(傳統工業經濟轉變為數字化經濟你)的目標。與此同時,數字化給我國環境、社會、經濟等帶來了更嚴峻的挑戰,主要表現為工作方式、勞動力市場結構、運營機制等內容。根據實際從業經驗,筆者將數字化經濟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概括為以下內容:
一方面,數字化經濟直接影響勞動力市場。對于數字化經濟而言,其以數字化技術為基礎。當前,數字化技術不斷發展、創新,在改變勞動方式(勞動力加勞動工具)、手段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比擬的作用。因此,數字化經濟環境中,我國勞動力市場必然受到其的影響,從而在微觀、宏觀層面發生一定的變化。
另一方面,數字化經濟影響勞動力的供求關系。數字化經濟的蓬勃興起,促使新產品、服務需求產生,對市場供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勞動力市場對資源進行重新配置、優化,從而影響到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
三、國外勞動力市場對我國的啟示
毋庸置疑,數字化經濟加速了經濟全球化、人力資源的流動。數字化經濟形勢下,互聯網普及率明顯增高,對經濟投入、產出等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工作場所的優越性發生了轉變,工作場景、模式的虛擬化逐漸引領潮流。筆者以美國勞動力市場為案例進行分析,其對我國的啟示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工作模式得以豐富
數字化經濟背景下,社會、經濟、生活等發生了相應的改變,工作模式亦是如此。自2000年以來,遠程就業開始興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2、高素質人才需求量不斷攀升
就美國數字化經濟而言,其制定、出臺了很多關于遠程就業的法律法規,以提升勞動力市場資源配置、優化效率。此外,美國開設技能培訓課程,以提升勞動力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從而滿足社會、企業對復合型人才需求。與此同時,美國極其重視引進國際人才,為保持高科技競爭水平提供有力保障。上述這些內容,對我國更好地配置、優化勞動力資源等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四、結束語
數字化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特征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提升電子商務生產率、質量等方面發揮著不可磨滅的作用。數字化經濟時代,就業模式、勞動力資源流動等發生了巨大變革。為更好地應對數字化經濟形勢,我國應采取構建互聯網就業平臺、對勞動力進行科學培訓、轉變高校育人方案、引進國外優秀人才等有效措施。希冀,在社會各界的不斷努力下,我國勞動力資源配置、優化等能夠取得長足的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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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失業;就業彈性
一、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必要性
事實證明,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滯后已經成為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約因素,直接影響到勞動就業這一重大經濟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針對性的措施,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已經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1.解決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充分發揮勞動力市場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決摩擦性失業的難題,就必須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特別是強化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傳遞功能,盡可能使不同市場主體對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異性相對縮小,從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對稱產生和存在的基礎,為實現充分就業創造必要的信息條件。
2.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擴大異地就業的需要。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勞動力流動總量的增加和頻率的加快,個人的職業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的影響。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沒有勞動力市場,國家通過高度統一的工資和社會保障制度以及戶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對勞動力在不同工作單位和經濟部門之間的流動加以嚴格控制,勞動力的流動率是很低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加快,我國的勞動力流動率有所上升,但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據中國社科院“中國城鎮勞動力流動”課題組的調查,在北京、無錫、珠海三城市,勞動者的職業生涯中,從未改變過工作單位的個人比例仍較高,達30%以上。這一比例與日本橫濱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國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這種狀況充分說明我國勞動力的流動程度是比較低的,已經嚴重阻礙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影響我國勞動力市場與國際接軌,也不利于我國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進一步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即勞動力流動的頻率與跨度)已經具有明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3.緩解摩擦性失業的社會壓力,實現充分就業的需要。摩擦性失業幾乎在所有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過在我國問題尤為嚴重,表現為一定時期內某地某種勞動力嚴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種勞動力卻大量過剩,處于失業狀態。這種由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業從根本上說是在勞動力總供求基本均衡狀態下的失業,其解決路徑主要是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特別是勞動力市場信息的完備和對稱。而后一方面問題已越來越成為摩擦性失業問題得以緩解的制約因素,有必要作為我國政府當前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性問題加以解決。
4.進一步提高就業彈性,遏制我國勞動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非對稱性趨勢的需要。所謂就業彈性是指就業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率。其計算公式是:就業彈性系數=就業增長率÷經濟增長率。在正常情況下,就業彈性應在0—1之間。一般地說,就一國長期總量生產函數而言,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但在我國,由于經濟轉型和就業體制改革的影響,就業和經濟增長出現了明顯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就業增長率卻逐步下降,失業人員逐年增多,2003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達4.3%,1991—1997年間,我國就業彈性系數保持在0.08—0.17之間,明顯偏低。2002年的就業彈性系數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個百分點。要遏制勞動就業方面這種非正常狀況,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觀調控措施加以調節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以市場化的調節機制協調就業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路徑
盡快改變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不健全、不完善、不統一的“三不”狀況,使勞動力市場成為解決勞動就業問題的健康有效的平臺,并做到與國際勞動力市場接軌,已經成為我國的一個十分緊迫的戰略任務。為此,有必要深入探討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的有效路徑。
1.進一步從理論上給勞動力以科學的市場定位。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勞動力作為商品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為社會各界所公認。現在的問題是必須真正確立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允許其在市場上自由流動,從而實現優化配置,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這是市場經濟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理論觀點。需要各級政府進一步解放思想,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勞動力的流動,為勞動力的流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勞動就業問題上的地方保護主義等各種行政壁壘,正視并解決勞動力自由流動可能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而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創造寬松的社會環境。2.對勞動力市場的科學定位。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市場和其他要素市場一樣,是完整的市場體系的一個局部,是市場體系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與否反映一個國家的市場體系是否健全,也是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同時,勞動力市場還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場,因為勞動力市場的交易對象是勞動力,而勞動力的載體是人,所以,勞動力市場是特殊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要素市場。同時,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的狀況離WTO的要求還有較大距離,一些西方國家至今還不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因此,我們必須特別重視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把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作為健全和完善市場體系的重中之重,抓緊抓實抓好,并盡快解決勞動力市場發展滯后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
關鍵詞: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上行溝通信息不對稱
Abstract:Secondary labor market now shows clear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managemen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under the segmentation of the two labor market . Uplink communication utility level is influenced very mach by the enterpris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management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economic which structure will take the difference of the uplink communication mode,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communication barriers o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Keywords:Two parts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uplink communicationInformation Asymmetry
中圖分類號:F71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引言
溝通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群體之間思想與感情的傳遞和反饋的過程,以求思想達成一致和感情的通暢。溝通具有信息傳遞、情感交流和控制的功能。上行溝通是從溝通傳遞的方向上定義的,它是指下級的意見向上級反映,即自下而上的溝通。上行溝通對企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有效的上行溝通,往往能給企業帶來意想不到的機遇與利潤;上行溝通的信息不對稱與溝通障礙往往會讓企業蒙受不必要的損失。
國內研究組織溝通、溝通文化、溝通藝術的文獻很多,但重點研究上行溝通的著作并不多;在研究上行溝通的文獻中,皆重在從上行溝通的主體、途徑、方式方法等方面對溝通的有效性進行分析和闡述,本文打破常規,從經濟結構層面,在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這一大背景下,研究主次勞動力市場,即擁有不同運營機制及管理文化特點的企業,應采取何種差異性的上行溝通方式來達到有效溝通的目的。
二、主次勞動力市場運營機制與管理特點
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有幾種類型,包括城鎮中、城鎮和農村間、不同地區間等。本文所說的勞動力市場分割專指城鎮勞動力市場分割,并且將勞動力市場分割與我國當前的二元經濟結構相結合進行分析,將主要的研究對象用典型的資本密集型的國有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的新生部門為代表進行分析。假設條件:(1)只存在主次兩個市場,市場間勞動力不流動;(2)主要勞動力市場中的國有企業特指資本密集型的企業;(3)次要勞動力市場中的新生部門特指勞動密集型的企業。
(一)主要勞動力市場特點
在主要勞動力市場上,一方面,其雇主是一些大公司,主要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易形成內部勞動力市場。工人工資由其職位決定,工資較高,就業穩定、工作條件好、安全性好、管理過程規范、升遷機會多等。另一方面,由于其(以國有企業為代表)傳襲了傳統的管理體制,機構龐大,人員冗余,工資分享情況較嚴重。
(二)次要勞動力市場特點
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上,一方面,其雇主由眾多中小企業組成,主要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企業對發展內部勞動力市場不感興趣。工資由勞動力的供給決定,會趨向一個固定的水平。另一方面,次要勞動力市場(以新生部門為代表)運營機制較靈活,員工的某些創意性建議能及時地被管理者汲取,能為企業帶來意想不到的利潤收益,管理靈活性很強。
三、主次勞動力市場對上行溝通的影響
(一)主次勞動力市場對上行溝通主體行為的影響
上行溝通的主體雙方是從屬于企業的,其溝通及行事皆要以企業目標為宗旨,同時也受企業的運營機制及管理文化影響和引導。可以說,上行溝通的主體雙方是企業運營機制和管理文化的反映者,是其形成和發展的關鍵。
1.主要勞動力市場上行溝通的層級與責任的影響
主要勞動力市場上行溝通層級、責任明確, 但溝通時滯及偏差性較大。對于上行溝通者:一方面,主要勞動力市場實行垂直領導結構,員工直接對上級領導負責,有明確的匯報程序和責任分工。工人本身素質較高,有較高的思想覺悟,較強的語言組織、表達和溝通能力,對問題的發現、處理和挖掘的能力較強,與上級溝通的能力較強。另一方面,由于主要勞動力市場中國企等傳統體制的企業較多,這些企業的制度雖完善但同時存在編制過于龐大,員工囤積現象嚴重,工資分享情況普遍的問題,由此產生的工作及溝通懈怠及“搭便車”問題也不容忽視。上級領導:直接對下級負責,責任機制明確。一方面,明晰的管理制度,完善的溝通和處理問題流程,大大減少了程序性問題的處理時間,增加了上行溝通信息的透明度;另一方面,由于國企等傳統體制的程序性要求較強,員工的某些建議和意見雖然很好,很創新,但由于與現行制度相勃或程序不符而無奈擱置,由此造成員工上行溝通的積極性下降以及對上級領導的不信任度上升。
2.次要勞動力市場中上行溝通形式、信息與效率的影響
次要勞動力市場中上行溝通形式靈活,但溝通獲取的信息過多,篩選效率較低。上行溝通者:一方面,扁平式的管理結構占主導地位,員工與領導接觸多卻沒有明確的匯報制度和責任分工。工人本身教育程度較低,語言表達、梳理及規范的水平較低,對問題的發現、處理和挖掘的能力較低,與上級溝通和匯報的能力較弱。另一方面,次要勞動力市場運營機制較靈活,員工的某些創意性建議能及時地被管理者汲取,能為企業帶來意想不到的利潤收益,管理靈活性很強。上級領導:扁平式管理模式,減少了管理層次,拓寬了管理幅度。一方面,拓寬了管理幅度,讓上級領導所管理的員工數量上增多了,對員工管理的針對性和限制性降低,溝通信息過多,篩選效率較低;另一方面,減少了管理層次,垂直方向上的信息傳遞速度上升,橫向溝通加強,機制運行更加靈活和自由,對市場的應變能力更強,對員工的創意性建議接受可能性更高。
(二)主次勞動力市場對上行溝通方式的影響
主次勞動力市場的運營機制及管理文化有引導、規范甚至限制上行溝通雙方溝通方式的作用。上行溝通方式的選擇往往對溝通的效果和溝通的徹底性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對于主要勞動力市場,由于傳統體制具有很強的規范性及制度性,管理文化偏向于嚴謹的風格,上行溝通雙方多在正式的場合進行工作匯報及溝通工作,靈活性和親近性稍欠缺。對于次要勞動力市場,由于新興企業較多,在管理文化方面傾向于靈活、自由和多變的方式,上行溝通雙方一般在較輕松的環境進行,溝通雙方能在輕松的環境中暢所欲談,制度性導致的溝通隔閡較少,比較容易能從溝通中進行深入了解和增強信息傳遞的透明度,創新的思路和靈活辦事方法更容易產生。
(三)主次勞動力市場對上行溝通信息的影響
信息不對稱是指在市場交易過程中,由于獲取信息的成本較大,加上信息數量較少,真實性較低,掌握信息量較少的一方就會處于劣勢,導致雙方交易過程中的不公平現象產生。在管理工作過程中,上級相對于下級缺少充分的信息,下級擁有較多直接、真實的信息,相對上級具有信息優勢。
對于主要勞動力市場,垂直型的管理機制,由于層級較多,管理者對下級的領導針對性強但信息掌握程度受限制較多,上行溝通者掌握了較多直接、真實的信息,與上級溝通時的溝通力度比較強,往往能達到較好的談話效果。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掌握度的不同,領導與上行溝通者的信息對稱程度較弱,如果溝通不暢通,較容易造成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理解錯誤和工作失誤。對于次要勞動力市場,扁平式的管理機制,層級較少,上級領導者對基層信息的掌握度較強,雖然上級領導對每一位員工的直接管理度和效果會少些,但對信息掌握的全面性較強,上級溝通者在與領導進行溝通時的信息優勢較弱。另一方面,由于領導和上行溝通者對信息的掌握度較相似,因此由信息不對稱造成誤解的情況較少。
(四)主次勞動力市場對上行溝通有效性的影響
溝通是雙方面的事情,如果任何一方積極主動,而另一方消極應對,那么溝通也是不會成功。加強企業內部的溝通管理,一定不要忽視溝通的雙向性。作為上級領導,應該要有主動與部屬溝通的胸懷;作為上行溝通者也應該積極與管理者溝通,說出自己心中想法的勇氣。
對于主要勞動力市場,組織層次的劃分是企業自上而下的垂直分工,這樣便于控制和協調下屬的活動。但這種布局易形成寶塔式組織結構,使高層人員難以接近基層人員而出現主觀主義、現象。有的管理人員主觀武斷 ,一個人說了算,聽不得下級的意見,更聽不得對自己的錯誤的批評,他們不懂得上下級之間要經常進行溝通,不懂得如果下級的意見和建議受到忽視冷漠,就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削弱對企業的責任感,下級就會消極、沉悶下去。因此,主要勞動力市場中的上級領導應多聽取員工的有效建議,讓上行溝通切實可行。對于次要勞動力市場,同樣會出現如主要勞動力市場中出現的主觀主義,但由于次要勞動力市場的組織結構較主要勞動力市場靈活,個人的權力及管理主義思想較弱,對員工的意見汲取度較高。
四、主次勞動力市場對上行溝通的二個設想
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下,城鎮出現了高工資低就業量的主要勞動力市場以及以低工資高就業量的次要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兩種不同市場形成了兩類具有不同運營機制與管理文化的企業(本文以資本密集型的國有企業與勞動密集型的新生部門為代表),如何針對企業的不同經濟結構進行有效的上行溝通?如何增加上行溝通的效用水平,并切合企業運營機制與管理文化的需要呢?筆者提出二點建議:
(一)主要勞動力市場要注重上行溝通的決策計劃性與靈活性相統一
根據主要勞動力市場垂直型的運營機制與管理文化,由于制度的完善性與冗雜融,上行溝通中員工提出的有效建議遭受“拒真”可能性增大,上級領導收集信息的時滯及偏差性增強, 員工上行溝通主動性及影響力較低……
為提升主要勞動力市場上行溝通的有效性,作為員工應在與領導溝通前將匯報的內容、建議及依據先自行審核或者與其他專業人員一同審核,確定可行性與準確性后,將相關詳細信息發給領導審閱,待領導有一定了解后再進行面談;面談時注重數據、事實依據的展示和說明,并得出預期的目標及成果;在計劃實施后,要與領導進行緊密的聯系與及時的匯報工作,增加其對你的認可和信任度。
(二)次要勞動力市場要注重上行溝通的決策創新性與持續性相統一
根據次要勞動力市場扁平式的運營機制與管理文化,由于制度的靈活性與不完善融,上行溝通中員工提出的抵消甚至錯誤的建議被“納偽”的可能性增大,上級領導獲取信息過多導致有效信息難以篩選過濾,員工上行溝通主動性及影響力較高……,為提升次要勞動力市場上行溝通的有效性,作為員工應在及時發現創新亮點和利潤增長點的同時,先自行審核或詢問專業人員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降低“納偽”風險;確定方案可行并與上級領導申請時,要注重展示其創新性及核心競爭力;在計劃實施后要將眾多信息篩選后與領導匯報,增強信息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方便領導及時地了解方案的進展程度和及時作出風險應對的策略。
對于主次勞動力市場皆適用的上行溝通方法和技巧,例如,在宏觀上建立完善的信息溝通系統,建立有效的獎懲機制,提高上級鑒別真偽信息的能力,加強思想教育;員工要學會了解領導內心,給予適度恭維,與領導坦誠相待,學會主動溝通,在溝通時注意場合,選擇溝通時機,領導者的權威不容挑戰;上級領導要傾聽員工的匯報,及時做出反饋……由于眾多學者已做了多次深入的研究,在此就不作累述。
五、結語
上行溝通能提供員工參與管理的機會,減少員工因不能理解下達的信息造成大的誤失, 營造民主管理文化,提高企業創新能力以及緩解工作壓力的作用。上行溝通的這些作用在主次勞動力市場都是適用的,也正是因為上行溝通具有這些優勢,目前越來越多的企業都加強對員工上行溝通以及對上級領導下行溝通的培訓及進行企業相關文化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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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維護勞動力市場秩序,嚴厲打擊非法職業中介機構和非法職業中介行為,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根據我部關于勞動力市場建設的部署和安排,決定今后三年(2000-2002年),每年對勞動力市場進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整頓。現就有關問題通知如下:
一、各地勞動保障部門要于每年2-3月,配合下崗職工再就業和民工有序流動工作,在全國各城市和流動人口較多的地區,集中力量,對勞動力市場的所有職業中介機構進行清理整頓。
清理整頓的重點是,未經批準擅自從事職業中介活動的各種非法職業中介機構;違反有關規定,擅自擴大經營范圍,以及職業中介活動中的各種非法行為,特別是以信息咨詢、婚姻中介、房屋中介等名義非法從事職業中介的行為;各種制度不健全,管理、服務不規范的職業中介機構。
對各種非法機構和各種非法行為,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要堅決依法查處。對各種制度、管理、服務不規范的,要限期整改。
二、清理整頓要與認真貫徹執行有關政策規定相結合。要督促各職業中介機構認真執行農村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就業憑證管理、勞動預備制和職業資格證書等制度,按要求做好求職和推薦就業各個環節的工作。
三、各地勞動保障部門要將清理整頓勞動力市場秩序,進一步加強職業中介管理作為勞動力市場規范化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清理整頓勞動力市場秩序的同時,加快建立統一完善的勞動力市場管理制度和管理流程,加強對用人單位的招聘行為、勞動者的求職行為,以及職業中介行為的管理。要設立投訴信箱、舉報電話,及時查處各種違法行為,保證勞動力市場規范化運行。公共職業介紹機構要通過檢查,加強制度建設,提高服務質量和服務水平。100個勞動力市場“三化”建設試點城市,要在勞動力市場清理整頓和規范化建設中起表率作用。
四、加強宣傳。要通過各種報刊、廣播、電視、櫥窗、宣傳畫等宣傳媒介和途徑,運用多種方式、方法,大張旗鼓地宣傳勞動力市場管理的政策法規,宣傳公共職業介紹機構的標志,宣傳勞動保障部門公共職業介紹機構的服務范圍、服務標準,服務承諾,形成社會共識,樹立起公共就業服務部門的良好形象。對合法經營且成績突出的職業中介機構和個人,要及時進行宣傳和表揚;對非法機構和非法行為,要堅決予以曝光,提高廣大求職者對非法職業中介機構的鑒別能力,防止上當受騙。
[關鍵詞]勞動力參與率經濟轉型期人口老齡化就業關聯型社會福利政策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取決于四方面的因素,即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和技術。這些因素與經濟增長之間均是正相關的關系。其中,在考察人力資源這個因素時,人們認為,在一定時期人口數量相對是固定的,認為經濟增長的幅度和速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質量。但實際上,在人口總量一定的前提下,參與經濟活動的勞動力數量并不是固定的。勞動力參與率便是這樣一個衡量指標。
勞動參與率是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者和失業者)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衡量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狀況。根據經濟學理論和各國的經驗,勞動參與率反映了潛在勞動者個人對于工作收入與閑暇的選擇偏好,它一方面受到個人保留工資、家庭收入規模,以及性別、年齡等個人人口學特征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社會保障的覆蓋率和水平、勞動力市場狀況等社會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個人和社會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著個人的勞動力供給選擇,并最終影響了社會整體的勞動參與率。
一、影響勞動力參與率的因素
1、年齡、性別因素
資料來源: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科技統計司編:《中國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統計出版社從性別上看,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遠低于男性,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在社會分工中更多地承擔了家庭中子女的撫育責任和更多的家務勞動,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社會上勞動力雇傭方對女性勞動力的歧視普遍大于男性。隨著六七十年代的第三產業的發展,許多適合由女性從事的職業逐步出現,才使得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偏低的局面有所改善。
在勞動力參與率的性別差異中,兩者之間相差的程度還呈現出隨著年齡的不同而不同的特征。這主要是由于不同年齡的人群往往有著不同的勞動偏好和不同的社會責任,從而使不同年齡段的勞動力參與率各不相同。
2、教育發展因素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全球化競爭的加劇,使得知識和技能在企業發展和競爭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市場競爭的激勵,企業對人才所具備的能力要求的提升,使得當今社會就業形勢異常嚴峻。競爭的激烈使得更多的勞動者選擇接受高等教育來提升自身的人力資本含量,這就推遲了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從而降低總體的勞動力參與率。近年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中受教育者的比例有所升高,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年齡增大,我國勞動力參與率也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3、收入增長因素
收入因素對勞動力參與率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勞動者單位就業收入的增加會加大閑暇的機會成本,從而誘使一些原來沒有加入就業隊伍的人開始選擇工作,促使勞動參與率的提高。特別是對于一些家庭收入水平不高的人來說,收入因素將會是決定增加勞動力供給的主要因素。這種影響就是收入增長對勞動供給的收入效應。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又可能會使得一些家庭收入水平較高的勞動者退出勞動力隊伍,從而降低勞動參與率,體現出收入增長對勞動供給的替代效應。收入的增加對個人勞動力參與抉擇的影響是相反的,這兩種效應對個人影響的強弱將最終影響個人參與勞動的決策,從而影響總體的勞動力參與率。
4、產業結構因素
在宏觀經濟中,產業結構也是影響勞動力參與率的因素之一。由于第三產業對于勞動力的需求最大,因此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結構中比例也決定了勞動力參與率的大小。在60-70年代西方各國的高速增長時期,各國第三產業增長較快,從而產生了大量的勞動力需求,帶動了這些發達國家總體勞動力參與率的上升。
勞動力參與率這個衡量指標,體現出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反映出人們參與勞動的狀況。它受到許多社會因素的影響,也因此折射出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方面。可以說,勞動力參與率是社會經濟活動的指示器。偏高或偏低的勞動力參與率,都表明社會經濟活動中存在相應的問題。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無論是男性人口還是女性人口的勞動力參與率均高于其他國家,尤其是女性人口勞動力參與率水平不僅高于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發展中國家,甚至高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近些年來,政府采取了相應的措施降低勞動力參與率,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勞動力參與率逐年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間,城市勞動參與率下降了近9個百分點。然而,目前我國勞動力參與率仍然處于較高的水平。不僅如此,由于教育機制的不合理,應試教育體制的實行使得許多勞動者的知識和能力結構不合理,勞動力總體素質相對較低,勞動力素質無法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造成了失業率偏高與勞動力參與率偏高并存的局面,加重了社會的就業壓力,形成了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二、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的成因
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的現狀,是由我國的工資和福利政策、教育和社會保障的發展程度等多方面原因共同決定的。
1、工資收入偏低,擴大了家庭對社會的勞動力輸出
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高速起飛和快速增長,但由于我國經濟發展起點較低,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工資水平仍處于較低水平。這就使得家庭中需要有更多的家庭成員參與社會勞動來維持家庭生計,從而擴大了家庭向社會的勞動力輸出。
2、投資市場不完善,勞動收入仍是個人收入的主要來源
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時間較短,目前投資市場尚不成熟。中國股市弱有效性,使得居民在進行個人投資理財時仍然較為保守謹慎。在這樣的投資環境和背景下,我國居民的收入仍然以工資為主,勞動收入仍然是人們謀生的重要手段。這就加大了人們對勞動市場的依賴性,提高了勞動力參與率。
3、就業關聯型社會福利政策增加勞動者就業意愿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就業、工資、福利三位一體的政策,勞動者只有就業,才能享受公費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福利措施。在農村,雖然實行大病醫療保險項目,但是農民自己分擔的份額仍然較大,并且小額醫療費用無法報銷。這種福利措施與就業狀況相關聯的制度,無疑加大了勞動者參加工作的意愿,促進了勞動參與率的提高。
4、教育觀念較為落后,教育普及程度還較低
我國雖然實行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仍然較低。在農村,失學問題更為嚴重,且女生的失學率高于男生。這就直接導致了勞動者在進入勞動力市場前的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現狀,不僅如此,在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前,大多沒有接受必要的職業培訓,這就使得參與勞動的勞動者素質仍有待加強和提高。教育水平的落后,使得許多青少年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
5、工資與工齡掛鉤,勞動者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
目前我國在計算工資水平時,由于普遍與工齡掛鉤,因而人們往往選擇提早就業以增加工齡,提高個人工資水平。在這樣的工資政策中,許多勞動者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增加了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供給,加大了就業壓力。更為嚴重的是,許多未成年人也加入到浩浩蕩蕩的勞動大軍之中,使得就業情況更為嚴峻。雖然我國《勞動法》規定,任何用人單位不得使用未滿16周歲的童工。但實際上,仍然有許多企業不顧規定擅自雇用未成年人。這不僅造成勞動力素質低下,而且侵占了成年人的就業崗位。
6、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仍不完善
隨著醫療水平的提高,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逐漸顯現,我國已經逐漸進入老齡化社會。然而,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還不夠完善,部分老年人需要靠超齡參加勞動來維持生活。這就使得許多老人不得不走出家門,二次就業。退休人員的二次就業雖然可以為家庭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但卻擠占了成年人的就業崗位,使得就業形勢更為嚴峻。
三、適度降低勞動力參與率的措施
通過對我國勞動力參與率的成因進行分析可以看出,社會各方面制度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導致我國勞動力參與率仍然總體偏高。適度降低勞動力參與率,緩解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壓力,對于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改善目前我國失業率高的現狀,都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在發揮市場作用的同時,還應該充分發揮政府職能部門的作用,采取相應措施來適當降低勞動力參與率。
1、完善投資市場相關法律法規,保護勞動者合法非勞動收入
目前,我國投資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仍不夠完善,投資收入尚不能成為居民的主要收入。通過完善投資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治理投資市場的不規范行為,發揮政府的監督管理和宏觀調控的作用,從而增強居民對投資市場的信心,減少對勞動收入的依賴,降低勞動力的參與率。
2、調整工資政策,工資與績效、能力掛鉤
與工齡掛鉤的工資政策使得勞動者往往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通過對工資政策實行調整,將勞動者薪酬與勞動者業績、能力相掛鉤,鼓勵勞動者提高績效,并自覺提高受教育水平,提高自身技能。這種與業績、能力相掛鉤的新的工資體制,能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并且,對勞動者能力的肯定和鼓勵也能延長勞動者受教育的時間,從而推遲進入勞動力市場,緩解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
3、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教育普及程度
有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有50%的初中畢業生無法升學,就直接進入了勞動力市場,長此以往,將積聚大量初中以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低素質勞動力,對我國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的提升產生不良影響。目前,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而勞動者素質偏低,勞動者素質不能達到崗位的要求。這就造成了一方面,一部分對勞動者技能要求不高的崗位的勞動力供給過剩,而另一方面,一些崗位卻空缺,招不到合適的人才。通過國家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教育普及程度,改善農村青少年失學的狀況,并且提高職業教育的水平,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進行必要的上崗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總體素質。通過這些措施可以推遲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據測算,如果延長教育年限,使勞動者的就業年齡由16周歲推遲到18周歲。今后幾年我國每年就可以少安排上百萬新增勞動力就業。不僅如此,這同時還可以提高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使他們做出更為理性的勞動力參與決策,通過勞動者自身進行理性選擇來調節勞動力市場的盈缺情況。
4、完善勞動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對就業年齡實行限制
青少年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或是退休人員的二次就業都會導致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參與者人數較多,加大就業壓力。我國現階段的就業年齡為16~60歲。如果我們延遲青少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同時提早老年人的退休年齡,那么就能大大降低勞動力參與率。通過相關法律法規對就業年齡實行嚴格的控制,并通過相關配套措施保證法律的嚴格執行,嚴格控制勞動力的就業年齡,對于勞動力市場的適齡就業人群的合法利益就能有力保障。
5、調整完善福利政策,進一步完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
完善福利制度,擴大保障范圍,減弱福利制度與就業狀況的關聯性,從而使得福利政策對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吸引力減小。同時,由于養老保險制度的不完善是退休人員再次走出家門,二次就業的原因之一。因此,完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使得退休人員“老有所養”,也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一環。
結語
體制外勞動力市場是一個不完善的市場,其不完善性主要表現為市場供求信息不充分,勞資雙方信息不對稱及地位不對稱等。本文將分析體制外勞動力不完善性的表現及其影響,以及如何促進該市場的不斷完善。
一、體制外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性及其影響
(一)勞動力市場供求信息不充分及其影響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農村人口高達70%左右。體制外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來源于全國各地的城鎮鄉村,勞動力需求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地區的各個行業和企業。這種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的分離性與分散性,一方面造成勞動力市場需求信息的收集難度大,傳播速度慢,傳播成本高;另一方面,能否準確識別信息并作出有效反應,取決于勞動者的個人素質和社會提供的信息服務水平。對于廣大的農村勞動力而言,較低的個人素質和農村的低信息服務水平,使其能獲得的市場需求信息十分有限。多年來,我國相關的政府部門和一些社會機構開展了許多勞動力市場信息的收集和工作,對指導勞動力的流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這種作用十分有限:其一,缺乏較為準確有效的市場需求預測信息;其二,缺乏有效的途徑使市場需求信息傳遞給勞動力供給方;其三,我國的職業介紹機構集中分布在勞動力需求地,一些民辦職業介紹機構服務質量低,甚至虛假信息,欺騙求職者等。
以上這些因素導致體制外勞動力市場供求信息不充分。供求信息不充分對體制外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影響有:第一,供求脫節。如2004年后我國出現了“民工荒”,而在農村尤其是偏遠地區卻有大量剩余勞動力有待轉移。第二,部分勞動力的盲目流動。體制外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力大致由大中專院校的畢業生、城鎮待業人員和下崗工人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三部分組成。前兩部分人大多通過各種招聘會、網絡等形式獲取就業信息,流動目的明確,盲目性少。而農村剩余勞動力獲取就業信息的渠道少,識別信息的能力弱,許多農民工主要通過同鄉親戚朋友的介紹外出就業,不能從同鄉親戚朋友處獲取就業信息的勞動力,流動的盲目性大。
(二)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及其影響
勞動力市場交易的對象是勞動這種特殊商品,勞動是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的體力和腦力的付出。在勞動的需求方(雇主)和供給方(勞動者)交易之前,雙方要根據各自掌握的一系列信息來商定勞動合約。一般情況下,雇主對某一崗位的體力和腦力勞動強度、勞動環境與工作條件可能給勞動者造成的負效用以及自身遵守合約的概率等信息的掌握是確定和充分的,但對勞動者的勞動技能及勞動過程中努力的程度(即勞動的質量和數量)這類信息的掌握則是不確定和不充分的。對勞動者而言,情況正好相反。這便是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
面對勞動環境這類信息不對稱問題,勞資雙方會有各自的選擇。首先,雇主會刻意隱瞞勞動環境、勞動強度和工作條件等因素對勞動者身心可能造成的損害之類的信息,如果勞動者缺乏相關的勞動經驗,雇主則成功地隱藏了信息,對勞動的要價(工資要求)會比擁有這類信息時要低,勞資雙方簽訂的勞動合約則會是一個低工資合約,而且,這個合約中可能缺少勞動保護和安全事故賠償責任和標準之類的條款。這個不完全的勞動合約為今后的勞動糾紛埋下了伏筆。其次,在合約期內,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有可能完全感知、不完全感知或完全不感知這類在合約簽訂時被雇主隱藏了的信息。勞動者完全感知或不完全感知,都會要求補償損失或要求修改合約。如果雙方能達成新的合約,則勞資糾紛不會產生,如果不能達成新合約,則可能終止勞動關系,受損害的一方要求對方賠償自己在勞動關系存在期間所受的損害。再者,由于勞動合約的不完全性,勞資糾紛很難根據原來的勞動合約解決。如果通過雙方重新協商解決,則結果取決于雙方的地位是否對稱,一般情況下,結果會更有利于處于強勢地位的一方。如果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則結果取決于法律條款和執法行為的公正性程度。
面對勞動者的勞動技能以及在勞動過程中的努力程度這類信息不對稱問題,勞資雙方也會作出不同的選擇。首先,雇主會根據對勞動進行監督的難易程度及勞動效率是否可由勞動產出直接衡量等因素,以確定付給勞動者高工資還是低工資。如果勞動監督成本小,勞動效率可由勞動的產出直接衡量,則雇主會給付低工資,或者實行計件工資制。相反,則給付高工資。我國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許多工種的勞動效率都可由勞動的產出直接衡量,或者其工作容易監督,因此,這些工種的工資都比較低。其次,由于低工資缺乏激勵作用,可能導致勞動者的不合作行為(如故意生產次品)或離職行為。雇主則會權衡加強監督與處罰等措施、招聘新工人及增加工資改善勞動環境成本的大小,確定采取哪一種行為。如果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工人面臨著求職者的競爭壓力,雇主則會以解雇為由,迫使工人在低工資水平和現有勞動環境下勞動,對不合作的工人則會加大監督和處罰的力度。當工人們難以繼續忍受下去時,勞資沖突就可能爆發。
總之,在勞動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體制外勞動力市場上勞資雙方信息不對稱是導致該市場上低工資、惡劣的勞動環境、勞資糾紛頻發等現象普遍存在的充分條件和重要原因。
(三)勞資雙方地位不對稱及其影響
勞資雙方地位是指勞資雙方在勞動合約的簽訂、變更和終止談判中的勢力。勞資雙方地位主要由以下因素決定:其一,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供大于求,則雇主處于優勢,供不應求,則勞動者處于優勢。其二,供方和需方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壟斷程序。供方壟斷,則勞動者處于優勢;需方壟斷,則雇主處于優勢。其三,處理勞資關系的法律、法規是否公正。一個國家調整勞資關系的法律、法規,是該國政府根據雇主與勞動者之間長期博弈所發出的信息,從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出發制定的,因而勞資雙方的博弈能否發出真實的充分的信息,決定了政府所制定的法律、法規是否公正有效。其四,政府執法是否公正。政府在調整勞資關系的執法過程中是否公正,除相關法律對政府行為和執法者行為的約束力外,還取決于勞資雙方對政府和執法者利益的影響力。
長期以來,我國體制外勞動力市場處于供大于求的局面,企業要么沒有工會,要么工會在維護工人權益上形同虛設,而且政府在事實上也一直禁止工人集會和罷工,這使得政府很難獲得有關勞資關系的真實、充分的信息,在保護勞動者權益方面往往立法不足或存在缺陷。另外,許多地方政府面臨招商引資和發展經濟的壓力,企業去留對政績具有很大的影響,外來工人又不具有當地的選舉權,因而政府在執法時有明顯偏袒企業或雇主的傾向。這些因素造成了在體制外勞動力市場上,勞動者長期處于劣勢地位,企業或雇主長期處于優勢地位。勞資雙方地位長期不對稱的狀況,不僅強化并助長了勞動力市場低工資、惡劣的勞動環境和工作條件的現象,也使許多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導致許多人采取過激或消極的行為維護自身的權益,勞資關系不斷惡化,個別人甚至產生的心理和行動,影響社會安定和社會和諧。
如果說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充分、勞資雙方信息不對稱是這些現象和問題產生的充分條件,那么勞資地位不對稱則是其必要條件。
二、體制外勞動力市場的完善途徑
(一)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具有廣覆蓋、多功能、易操作、即時性等特點的高效率勞動力市場供求信息系統
廣覆蓋指該系統可將所有用工企業、相關的政府機構和職業中介機構都納入其中,覆蓋全國,把城鄉連為一體。多功能指該系統可為各種各樣的信息需求者提供各自所需的信息,這些信息包括從勞動力供求的宏觀信息到某一個企業的用工信息,從勞動力市場的預測信息到即時需求信息,從勞動力市場法律、法規與政策信息到企業的工資水平、勞動環境與企業信譽程度等信息。易操作指每一個信息需求者可以通過該系統菜單的指引或輸入關鍵詞,能方便快捷地獲得相關信息。即時性指該系統的信息更新速度快,提供的是即時性信息。
建立這樣的一個系統已經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情。首先,不存在技術難題,其次,費用不會很大。實際上,許多企業已經通過網絡用工信息、招聘員工,一些求職者也通過網絡終獲得了工作機會。目前存在的關鍵問題是,網絡上勞動力市場的各種信息還處于分散、分布的狀態,許多信息還沒有實行網絡,不能通過網絡獲取或尋找不便捷等。如果政府能聯合企業和職業中介機構,牽頭對分散的信息系統進行整合,支付整合費用和公共信息費用,那么,這個系統就可以建立起來。
這樣一個系統的建立,能極大地縮短企業招工和勞動力求職的時間,降低成本,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二)不斷完善勞動力市場的法律、法規體系
理論上,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機會主義等問題,可以通過勞資雙方的不斷博弈得到克服和解決。但這必須具備一些前提條件,如公正的法律、法規和執法體系,勞資雙方地位對稱等。缺乏這些前提條件,單純依靠雙方的博弈來實現利益的均衡,時間相當長,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處于弱勢地位的一方付出的代價太大,最終還有可能損害強勢一方的合法利益,并使整個社會為之付出代價。
事實上,我國已經制定了一些調整勞資關系,規范勞動力市場秩序的法律、法規,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勞動法》《勞動力市場管理規定》《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等,在形式上已經形成了基本的法律、法規體系,但是其效果卻不盡如人意。究其根源,在于現有法律、法規體系還存在著根本的缺陷。通過考察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勞資關系的現狀,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們認為,其一,應修改工會法,強制企業允許工人組建自己的工會,允許工人通過工會組織,利用合法途徑(包括罷工和集會)維護自身權益,有利于改善勞資關系,不斷提高社會和諧程度。當然,從政治角度出發,可以在法律中明確將工會的功能和活動限定在一定范圍內。其二,應建立系統的嚴格規范勞動環境和工作條件的法律、法規,使勞動環境和工作條件符合起碼的健康標準和人道標準。多年來,由于這方面法律、法規的不足或執行措施不力,許多企業以犧牲工人的身心健康為代價維持生產。這對那些不能有效識別有害勞動環境和工作條件的工人而言,其受損害的程度會更嚴重。相對于勞動力市場其他法律法規的不完善,以上兩點更為突出,影響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