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集體企業管理條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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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鎮集體企業管理條例范文

關鍵詞：企業勞動合同管理;勞動關系;營造

在我國，很多城鎮企業與勞動者之間都只是口頭協議，并沒有書面的正規合同，導致在后續的工作過程中，發生勞動糾紛的情況時，不能合理的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因此，企業和勞動者應該加強法律意識，簽訂合理的勞動關系，為自身的合法權益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對此，筆者將從我國企業勞動合同管理中常見的問題入手，展開如下分析。

一、我國企業勞動合同管理中常見的問題

（一）簽訂率低

在我國的很多城鎮中，普遍存在從業人員沒有與雇傭企業簽訂勞務合同的現象。眾多的雇傭企業除了國有、外商以及集體企業之外，很多個體工商戶或者是私營企業都是以口頭表述的形式規定工作內容、時間以及工資的。因此，這些企業中的從業人員并不享受社保等待遇，并且在很多國有、外資以及集體企業當中，也存在很多的臨時工，這些臨時工也是沒有社保待遇的。經統計，目前簽訂勞動合同的從業人員中，僅有1.5%屬于個體工商戶或者是私營企業。

（二）企業不合理的設定試用期時間以及報酬

企業對于試用期的不合理設定主要可以體現在試用期期間不簽訂勞動合同、試用期時間過長、試用期期間報酬過低、試用期期間沒有社保待遇等，導致從業人員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1、試用期期間，企業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目前，我國市場上出現嚴重的勞動力過剩的現象，企業正是利用這一現象，不斷的對勞動者進行壓榨，剝削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不與勞動者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這就導致在試用期期間產生很多勞動糾紛，而勞動者由于還沒有轉正，并且法律意識單薄，面對這些糾紛的時候選擇隱忍，所以經常會落入企業進行設計的試用期“陷阱”。2、試用期時間過長。在很多城鎮企業當中，試用期時間過長的現象是十分普遍的，很多企業利用從業人員法律意識薄弱以及勞動力過剩等情況，將勞動者的試用期時間設定過長，以降低自身的投入成本。根據我國的《勞動合同法》相關規定，企業在對勞動者進行試用的過程中，期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只有在勞動合同期限超過兩年的情況下，才可以設定為六個月。3、試用期期間報酬過低。勞動人員在試用期期間應享受的薪資待遇必須高于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但是實際工作中，很多勞動人員的試用期工資達不到這一標準。4、試用期期間不享受社保待遇。《工傷保險條例》中對于企業員工試用期期間的社保問題有明確規定，企業在使用期間是由責任以及義務為勞動者繳納保險的，這是屬于法律的強制性規定。

（三）企業不依法履行勞務合同

在我國城鎮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惡意拖欠勞動者工資、隨意調動勞動者工作職責、隨意解除勞動合同等情況時有發生。勞動者苦于實際情況的限制，對于這種情況選擇聽之任之的處理方式，導致自身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

二、加強企業勞動合同管理營造和諧勞動關系的有效措施

（一）政府部門應該加強對《勞動合同法》的宣傳

《勞動合同法》的制定就是為了確保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合法權益，避免勞資問題的發生，進而促進企業與勞動者之間形成良好的勞動關系。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很多中小企業以及勞動者，對于《勞動合同法》并不了解，所以導致很多不符合《勞動合同法》規定的事情發生。因此，相關的政府部門應該在企業和群眾之間大力宣傳《勞動合同法》，加強人們的法律意識，保障人們的合法權益。

（二）加強企業管理層對勞動關系的認知

作為企業的管理層，應加強對《勞動合同法》的認知，嚴格執行《勞動合同法》所賦予的權利，同時，對于《勞動合同法》所規定的義務也應該嚴格履行，從自身出發，更新管理認知，完善管理條例。

（三）政府部門應該加大對勞動合同簽訂與履行的監督力度

相關的政府部門可以利用其監察的職能，對各個企業中勞動合同的簽訂以及履行、勞動合同內容是否合理以及勞動合同在續簽或者是解除途徑是否正規等問題進行嚴格的檢查，對于不符合《勞動合同法》相關規定的企業做出嚴肅處理，以確保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

結束語：

綜上所述，勞動合同對于企業和勞動者而言，是自身權益有所保障的體現，所以，企業和勞動者應該加強法律意識的培養，在建立正常的雇傭關系時，及時簽訂有效的勞務合同，避免發生不必要的勞動糾紛，共建和諧的勞動關系。

參考文獻

[1]段景田,王厚本,劉煥貴,等.加強勞動合同管理構建和諧勞動關系[J].農場經濟管理,2016(s1):22-24.

第2篇：城鎮集體企業管理條例范文

一、財政收支效率是國民經濟的生命線

我國是一個政府長期總攬國民經濟、財政收支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盡管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收支占gdp的比例經歷了一個下降過程，但政府收入（包括預算外）仍然不低于gdp的1／4，財政直接監管著57106．4億元的經營性國有資產和12043．1億元非經營性國有資產，并以斟酌使用的收支政策間接影響著國民經濟的運行，財政效績的高低極大地影響著經濟增長速度和社會發展的質量。在改革初期，中央就及時提出必須千方百計提高經濟 效益，以求盡快發展一國綜合國力，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實現這個目標來自兩個方向的努力：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更加市場化和政府理財效率的提高。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夠實現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和公平，由于改革過程的特性和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財政收支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特殊地位，理財的效率狀況如何直接關系到能否堅持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根本大計。

問題的緊迫性是，21世紀是各國綜合國力進入全球效率競爭的時代，但我國國民經濟運行的全要素生產率在133個國家和地區仍然處于排名第91的落后地位。下表可以反映各國相對效率的狀況，在兩個統計期，樣本國家gdp增長與投資增長的差額相對縮小。

gdp gdp減縮指數 國內投資總額

1980—90 1990—95 1980—90 1990—95 1980—90 1990—95

印度 5.8 4.6 8.0 10.1 6.5 5.3

中國 10.2 12.8 5.8 l2. 4 11. 0 15.5

韓國 9.4 7.2 5.9 6.2 11.9 7.2

加拿大 3.4 1.8 1.4 ！.5 5.2 2.3

新加波 2.！ 1.9 3.7 3.5 2.5 3.6

美國 3.0 2.6 4.1 2.4 3.4 4.1

瑞士 2.2 0.1 3.7 2.3 4.9 0.0

澳大利亞 3.4 3.5 7.3 1.3 2.7 5.8

日本 4.0 1.0 1.7 0.9 5.3 -0.8

我國的gdp增長與必需的投資支持遠遠高于樣本國家，并出現擴大的趨勢。發達國家的高收入在于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比較高，以一個低水平的投入就可以換來較高質量的產出，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是長期依靠高昂的成本支持的，忘記了這一點等于迷失了改革的方向。問題所在已經很清楚，沒有低成本的財政收支發揮引導和示范作用，沒有合理的政府收支結構，沒有強有力的政策配合，就沒有經濟結構的優化，就不會擺脫增長低效率的狀況，也就不會實現共同富裕。即使完成了跨世紀的發展目標，總量過高的成本使可持續發展更加困難。

財政效率是指在預算約束下，以最低社會和財務成本實現政府目標最優化的收支狀況。按照國際慣例，政府的經濟職能有三個作用，即效率、平等和穩定。有關效率的政府行為試圖矯正壟斷造成的市場失靈。政府促進平等的方案使用諸如收入再分配等工具來反映社會對承受能力較差人群體的關心。穩定化政策試圖削平經濟周期的高峰和低谷，減少失業和通貨膨脹，并且促進經濟增長。按照這樣的觀點，政府的經濟職能可以具體化為若干主要目標：實現穩定增長、優化經濟結構、提高就業水平及就業質量、體現分配公正、維護可持續發展因素、最大限度地克服外部性。履行這些職能一般通過政府的財政行為實現的，此必然發生收支的成本問題。財政收支的成本包括支出、歲入的直接成本和因此發生的連帶損失帶來的成本。政府理財效績可以通過絕對效率和相對效率加以描述。絕對效率是指在預算約束下，通過改變現行的收支狀況已經不能使成本繼續降低，同時也不能使任何收支承受單位或者個人的處境按照公認的標準變得比現在更好時，就可以說當前的財政收支效績處于最優狀態，也就實現了絕對效率；當存在國際間不同國家收支效率水平可以比較時，從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不良狀況向更為有利方向改進的過程可以稱為相對效率，即通過一種收支政策的運用，在使一部分收支承受單位或者個人情況變好時，而沒有使另一部分人的境況惡化，這種情況屬于理財效績的改進。

絕對效率或者相對效率具體地體現為財政收支的經濟、社會價值和財務價值兩個方面。經濟和社會價值是指收支活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政府的主要目標，當財政活動實現了它的經濟和社會價值時，就應當說是有效率的，反之則是低效率或者無效率的，但財政目標必須加以界定和量化，一個含義模糊的目標會使財政收支的業績無法衡量。此外，必須考慮實現目標的代價，無論在何種程度上社會目標都必須是通過低成本實現的，這就 是財務價值。效率作為資源配置的范疇是一個比效益更深化的約束條件，效益一般指支出的收入狀況，當等量支出帶來了較高的收入或者較少支出創造了更多收入時效益存在。效率不僅包括資源配置的效績，也包括收入的效績，即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是否實現了成本最低，社會公正目標最大。帶來正收入的支出可以說產生了效益，并不意味著有效率。如果通過一種政策的運用，使當代人的福利改進以犧牲下一代人的環境為代價，或者使社會一部分人的福利改進通過降低其他人群體生存和發展水平實現的，這樣的效益既沒有實現代內補償也沒有實現代際補償的公理，也就是低效率或者無效率。通過追求絕對效率和相對效率以求改善一國生存和發展狀況的根本原因，就是稀缺存在，人與自然、人與人發生的物質交換活動必須以盡可能少的支出換取最大的收入，而人類全部活動的大部都可以歸結為這樣周而復始、不斷改進、趨于完善的過程。另外，在國際競爭性體制之間，存在著不同的財政收支效率狀況，那些以低成本實現了財政目標最大化的樣板國家，也為高成本低目標實現程度國家提供了不斷改進的動力。廣義的財政效率包括政府的全部收支活動，財政效率狀況來自收入目標既定時成本最小化的努力和成本既定時目標最大化的努力程度。

二、我國財政效率的狀況亟待改進

（－）支出效績不高。在資本項目的業績方面，我國投資總量膨脹，宏觀調控乏力，投資結構不盡合理，重復盲目建設居多，投資體制不順，客觀地影響了財政性投資的質量。據一份研究證明：“八五”時期投產的81個國家項目的效績不高：由于工程概算對不可預見成本缺乏預見能力，概算超支幅度太大，立項時的總概算為917．58億元，實際投入1442．7億元，超額57．2％，其中75個項目超概算，占93％，可見決策質量之低；工期延長項目占63％，實際竣工期超過計劃期占57％，平均每個項目的延長期多達16.7個月，最長的延期5年；預算內投資僅占11％，多渠道籌資的融資成本不低，財政約束力嚴重不足；項目未達到設計生產能力的占37％，除11個在1995年竣工投產的收入情況還不便統計外，70個項目處于虧損局面的28個，占40％；項目的平均資產負債率75％，負債率80％以上的項目35個，100％的10個。平均利稅率偏低，據對62個項目的統計，平均投資利稅率為8%，其中投資利稅率為負數的16個，占26％。雖然這些項目提供了就業機會，創造了一定的經濟和社會價值，但項目的財務成本太高。

其次，經常性支出出現了大量的空耗現象。有效的經常支出是實現了外部性為零，就是說沒有人能在財政帳面獲得終身有保障的“免費午餐”。 但 1978年一1994年間，我國行政人員猛增到1007萬人，行政支出共增長了15.02倍，而同期總支出、基本建設、文教和國防費用僅增長了4.67倍、2.39倍、9.22倍和2.28倍，行政支出比所列4項平均值高出10.39倍。80年代以來，行政部門雇員增長了111％，而同期人口只增長了21％。另據國家統計局1996年初統計（見下表）這種持續膨脹的勢頭沒有降低趨勢。如果按照國家科委的調查，企業富余人員占40％，同比推算行政、事業單位也不會少于1200萬冗員，在財政不能擺脫部門利益平衡和分配相互攀比機制的作用下，高代價的“白搭車”在經常項目中有增無減。因此帶來的連帶損失是減少了大量可用于經濟建的資金，這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是相當不利的。

行政、事業、企業就業總量趨勢大

在職人數（萬） 增加（減少數萬）

國有企業 7336.2 -128

事業單位 2502.8 101

行政單位 1070 25.3

（二）歲人成本和總量偏高。稅款征收入庫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費用均可稱為征稅成本，成本率是衡量歲入效率的基本指標。發達國家的征稅成本一般在2％以下，按照這樣的成本率，我國的稅收成本肯定是高的，甚至一省一地的征稅成本都差別很大。據一項調查顯示，某省1995年全省平均成本收入率5.31％，在全省136個縣市分局中，成本收入率最低的僅為0.21％，成本收入率超過10％的有56個單位，成本收入率達20％—30%的12個單位，成本收入率達30－40％的有3個單位。特別是這種成本高的現象仍然有繼續上升的勢頭，下表可見，征稅成本的升幅連續高于稅收收入的增長水平。成本上升突出表現在公務、業務和其它支出比重高（見下圖占總支出的32%）。這在全國可能不是個別現象。歲入偏高還伴隨著另外兩個現象：稅收結構不盡合理（見下表），根據1996年一1997年資料，我國個人所得稅開征滯后，一些應征稅種不能及時出臺，企業稅負偏高，但稅外加征已經大致與正稅持平，加總的結果是我國稅負整體水平不低。高成本支撐的總量攀高的歲入，減少了稅入凈值，不合理的征收結構加劇了分配不公，連帶的損失是擠出了更有效率的投資和消費活動。

1994年—1995年征稅成本變動情況 單位：%

年度 人均稅收收入增長 人均征稅成本升幅 成本收入率升幅

1994 20.6 39.83 16.6

1995 23.94 32.35 6.8

資料來源:《財政研究》1997年第5期，第29頁。

個人所得稅 社保稅 公司所得稅 增值銷售稅 消費稅 貿易稅 財產稅 其他稅收

工業國家 28 28 8 16 10 3 3 4

發展中國家 11 6 18 14 13 29 3 6

亞洲 15 0 17 16 16 31 1 4

歐洲 15 18 7 21 9 17 2 11

西半球 8 12 14 14 18 21 3 10

中國 1.5 14 46 11 6 8

我國的稅外收入同樣具有成本偏高的特點，保持在2500億水平上下的債務，發債成本大約在400億元以上，國債很可能變成代價高昂的歲入，尤其是國債的運用能力不高，對債務的依賴度越高，歲入的凈成本就越大。1996年的還本付息已經上升到1314.4億元，而1996年的內債發行規模不過2000多億元，生息國債因之減少。不規范的各類收費成本同樣不低。

（三）結構失調降低了目標水平。我國財政收支連年執行赤字政策，高成本換來的收入支撐著存在大量外部性的經常性支出和質量欠佳的資本項目，削弱了總供給和總需求能力。預算內與預算外收入失調，經常性支出的存量結構失調，支出增量的結構也失去調整余地，國債規模和稅負水平雙增長與gdp增長速度缺乏穩定的比例都客觀地影響了效率水平。在支出結構方面，公用經費膨脹侵蝕了經常項目執行目標的能力，行政開支的會議費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長，企業用于協助、贊助的會議費占企業管理費的25％，公費旅游、公款吃喝、超標購車更難以計數。同時，欠發達地區間行政支出與經濟發展呈現逆向增長的跡象越加明顯，經常性支出結構沒有緩解地區不平衡的余地。1990年3個直轄市的人均財政支出與四川、河南、安徽、湖南、貴州等省比較，差距在300—500元，到1995年擴大到750元—1600元。在地方財政支出結構方面，雖然中西部地區用于科教文衛的支出比重有所上升，但人均支出水平卻大大低于東部地區，四川人均科教文衛支出1978年、1990年僅為7.8元、27.5元，北京則為28.7元，147.9元。財政支出的結構效率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中央向地方的轉移支付質量。以1994年為例，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凈轉移支付是1700億元，其中大部分為無條件轉移支付。當這些轉移支付在設計上缺乏對地方財政能力和需求的客觀測度時，支付歸宿也就不會更好執行緩解差距的目標。

我國財政支出的存量結構是根據維持既定利益格局確定的，由下表可見，各項支出的比重原本不盡合理，但除了幾項有限的零增長外，增量支出原則上仍然在按照基數分配，

1994年—1996年財政存量、增量支出比例和增長率

存量支出比重 增量支出比重 年均增長率

1．國內基本建設 11.7 12.7 15.3

2．挖潛、新產品試制 7.55 7.5 3．地質勘探 1.03 11.8

4．支農和支農事業費 6.65 5.7 16.4

5．城市維護和建設支出 4.15 4.2 19.5

6．文、教科衛事業費 21.43 22.7 21.2

其小：教育事業費 12.88 14.6 23.0

7．國防費 9.28 8.9 19.1

8．行政管理費 7.88 8.1 20.4

9．公、檢、法 4.18 6.8 34.0

10．武警經費 1.1 20.7

11．價格補貼 5.75 4.7 14.9

12．其它支出 19.3 26.2 27.0

一些理應削減的項目反而有所增加。盡管存在統計口徑和基礎數據不全的困難，考慮到我國國有資產的絕對優勢，政府稅外收入偏高確實存在擠出效應，而預算內收入偏低的特性決定了（參見圖表下）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調整經濟結構和國民收入再分配的財力支持不足，改善經濟結構的能力低下。據調查，我國工農業增長的不均衡問題嚴重，用不變價格計算， 1978年第一與第二產業的產出比為1:1.72，到1995年擴大為1:5.01；兩者的增長速度也很懸殊，1993年我國農業增長速度為4.7％，而工業增長速度為20.1％； 1994年農業增長速度為4.0％，而工業為18.9％。我國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和產值遠遠落后于第二、三產業，第三產業又落后于第二產業，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按照比較勞動生產率某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某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一該產業勞動力

收費 稅收與gdp對比分析表

年份 收費收入(億元) 稅收收入(億元) 收費占gdp比 稅收占gdp比

1985 233.21 2040.79 2.6 22.8

1990 760 2821.86 4.l 15.2

1993 1432.5 4255.30 4.1 12.3

1995 3843 6038.04 6.6 10.3

1996 6000 6901.35 8.8 8.8

占總勞動力的比重）的結構要求。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會趨于穩定，在進入較高水平后會明顯上升，第二、第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明顯下降；而且當第一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接近第二、第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時，產業結構的效率水平較高。但我國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出現了下降趨勢，第二產業在經歷了持續的走低后略有上升，只有第三產業的上升幅度波動較小趨于穩定。

（四）社會分配有失公正。政府歲入除了滿足公共支出外，還要以盡可能低的成本履行分配公正的目標。1992年—1996年城鄉收入差距創造了建國以來最大的缺口。儲蓄是收入的函數，城鄉存款差距懸殊表明城鄉的收入差距在擴大，擁有10億人口農村的相對低儲蓄水平意味著人均收入低（見圖表下）。我國財政的分配效應既沒有顯著地縮小城鄉差別，也沒有將國際公認的不平等系數降到最低限度，貧富差距已處在基尼系數中等稍上不平等國家行列，按照五等份劃分，與20個高收入國家平均值比，我國出現兩高一低的特點：高收入（消費）部分占去的總收入（消費）份額超過了發達國家該等份，低收入（消費）部分占去的份額之少也超過發達國家，唯獨中間部分相對較低（見下表），考慮到高收入層的“灰色收入”難以統計在內，實際差距可能更大，社會優越性不能得到充分的體現。這樣的分配格局是財政職能弱化的必然結果。

城鄉居民存款總瀕 城鎮居民存款總額 農村居民存款總額

1992 11545 8678 2867

1993 15204 11627 3576

1994 21519 16703 4816

1995 29662 23467 6196

1996 38520 30850 7671

收入或消費的百分比分額

吉尼指數 最低的10% 最低的20% 第二個五等份 第三個五等份 第四個五等份 最高的10% 最高的20%

中國 41.5 2.2 5.5 9.8 14.9 22.3 47.5 30.9

發達國家 — — 6.23 11.93 17.3 23.865 38.825 24.945

（五）政策協調業績欠佳。有效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配合在于政府決策部門能夠精細策劃、合理預期。為了緩解通貨膨脹造成的壓力，近年宏觀調控力主貫徹適度從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但實際執行的是逐漸擴大舉債規模和銀行連續降息的擴張國策。貨幣和財政政策緊則雙緊、松則同時松動是經濟周期發生的直接原因，經濟周期是一切浪費中最具破壞力的浪費。這劑藥的調配缺乏對市場的自動調節能力的準確估計，計劃經濟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地指導著已經逐漸市場化的宏觀經濟運行。缺乏對經濟運行趨勢基于正確統計的分析也是這種容易引起經濟波動政策搭配不當的原因，當國民經濟面臨結構失調造成過熱增長時，問題的關鍵是執行積極的政策組合引導結構優化，而不是通過雙緊的政策配合突然降低增長總水平。金融政策的質量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績的原因，金融秩序紊，巨額貸款預見性不強、技術選擇不當，利率結構搭配缺乏合理性，造成的壞帳、呆帳、死帳加重了財政負擔，降低了財政執行穩定化目標的能力。

政策的低效績搭配突出表現在預算內投資衰減太快，而預算外投資增長過猛，政府部門投資失去預算約束。到1995年，財政投資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和財政投資占全社會固定

資產投資的比重從1981年的20.5%、28.10分別下降到7.7%和3.4%，即使有限的投資也由于政策缺乏內在穩定性效果不良（見下表）。影響“八五”時期投資效率的根本原因是財政尤其貨幣政策多變，貸款利息和征稅增加以及紊亂的收費，抑制了投資的社會和財務價值最大化，間接地降低了財政執行目標的能力。與財政性投資下降趨勢相反，金融系統和社會自籌投資急劇上升，從1981年的12.7％和55.4％分別上升到1995年的20.9％和66.9％。缺乏公開、公正的財政性投資影響了投資回報水平，但邊干邊學的金融系統能力更不健全，結果是高的融資成本、低下的資本回報率和重復建設造成的浪費劇增。在銀行體系高存貸利息驅動下，企業融資、政府借貸成本也上升到了難以承受的水平，銀行

影響81個國家重點項目投資效績的因素分析

政策原因 變動原因 投資效果

價格政策 成本價低于售價 兗州東攤洗煤廠成本290元，售價250元

匯率政策 雙軌制匯率造成匯率上升 北京乙烯工程因匯率上升增加投資10.9億元

貸款利息 由掛息改為當年結息 電力系統因此增加投資12.99%

稅收政策 稅收增加 增加投資4.42%

貸款利率 利率提高 “八五”末期利率比初期增加了5.58個百分點

價格水平 物價上漲 固定資產投資品價格“八五”末期比初期增長86.87%

融資政策 對銀行高依賴度 資產負債率過高，效益高的企業，也靠高債務支持

決策原因

可行性研究 信息不完全，設計粗糙 某項目的運用能力僅為設計能力的11.4%，造成閑置

邊干邊設計 大干快上，準備不足倉促施工 世行貸款項目400萬噸常村煤礦，工期延長了五年引進技術 引進技術不成熟 某項目建成五年之久，至今技術利用不過關

降息與國債發行期缺乏信息協調，國債因之會背上了高成本的包袱。現在看來，投資政策淡化了中央預算對政府性投資的約束能力。預算內投資比例的過度萎縮和缺乏公開競標形式的財政性投資，是投資低效率的直接原因。由于宏觀體制不順，財政收支的微觀承接主體效率低下，財政政策在有限范圍內履行了目標之后，也出現了兩種負作用：第一，財政收支對實現穩定增長不盡人意。1987年起政府收支總量的突然下降，拉下了1986年以前積聚起來的過熱增長勢頭，盡管1988年和1989年政府的收支回升，但已無力挽救1989年——1990年的衰退；然而， 1990年一—1992年比前期較低水平的財政活動年卻與三個經濟高速增長年相對應。即使考慮到政策生效需要時間，也不能排除這10年間出現的趨勢：政府收支相對于國民經濟增長速度處于較低水平時，大致伴隨著較高的增長速度，相對高水平的收支活動反而與相對較低的增長對應。在對市場自調節缺乏測度的條件下，為拉下過熱的增長或衰退而猛烈地使用雙緊或雙擴張政策配合往往會適得其反，造成新一輪的過熱或衰退。第二，按照等價原理，在國民收入總量一定時，有限收入不在政府就在民間，政府提高收支水平降低了非政府性投資和消費水平，如果政府的收支活動的效率與非政府性的投資、消費效率大致持平，政府收支量相對增加應當能夠保持相近水平的增長速度，反之，速度就會放慢，“消費者剩余”因之消失。低效率的政府收支活動可以通過增加稅負和帶有浪費性的支出將較高的增長速度降下來，這樣的軟著陸隱含了巨大的社會成本。1993年總量逐年增加的政府收支活動既然只能維持一個與前期大致等速的經濟增長水平，效率不高是其主要原因。

通過以上分析可見，造成我國財政收支成本偏高、目標水平不高的原因有四：第一，任何目標的實現都需要必不可少的財力支持，總量大小決定了財政執行目標的能量。由于政府包攬的經濟事務和處理這些事務的部門太多以及預算外收入增長過快，造成有限財力分散使用，財力相對不足，弱化了履行目標的能量。這種局面形成的深層機制是走向市場經濟過程中，政府理財的傳統經濟觀念沒有多少改變，加上近年效仿西方福利國家高水平政府收支活動的呼聲高漲，推動著政府總收支水平不斷擴張。但西方凱恩斯——勒納政府抱負以及福利社會目標已經走到了盡頭，整個社會正在尋找走出“福利沼澤”的途徑，我們還沒有充分意識到對一個人口壓力巨大的國家來說，重蹈覆轍的危險性。傳統體制按照條塊分割形成的職能部門改革滯后，在穩定化和利益攀比機制的作用下，因人設制，財力因制而散。盡管政府收支總量已經很大，但對過多的部門來說都有追加預算填補不足的要求。第二，在預算內，經常項目必須滿足日益膨脹的純消費性需求，削弱了財政支出的基礎建設能力；資本項目根據均等化的要求造成的覆蓋面過寬，不可能集中重點形成結構性投資創造區域或者產業成長極以收改善經濟結構之效。第三，收支承受部門的管理和經營水平不高，財政收支活動以產權不清、冗員眾多、日益膨脹的機關、事業為經常項目支出對象，并以低效率的國有企業為資本項目的執行單位，有限的資金不能經濟地加以利用，即使維持現狀所必需的成本也相當昂貴。第四，在客觀環境和微觀基礎的機制扭曲作用下，財政系統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建立起科學的管理制度、規范的工作程序、嚴格的執法系統。財政收支缺乏一套體現成本收入、機會成本的客觀標準和競爭性的選擇環境，缺乏實現最小支出最大收入的有效激勵，缺乏健全的依法理財和依法監督系統。沒有一套容觀的標準就沒有評價和選擇的根據，監督和激勵也就無章可循；當目標眾多，財力有限時，照顧到各方面利益而不是通過競爭性的選擇分配財力，效率和公正的社會目標就會淡化。財政收支法規滯后、管理制度彈性太大，在這樣的情況下，鼓勵有效收支活動的激勵機制不可能建立起來。在提高兩個比例“滿足吃飯財政”需要的壓力下，財政調整結構、改善增長質量、實現公正等目標以及完成這些目標的成本最小努力淡化。

三、改進效率狀況的建議

（－）轉變政府理財觀念。為了徹底改進政府理財的效績，適時地從提高兩個比例為中心轉向提高效率是振興財政的根本大計。完成這樣的戰略轉變需要從利益格局平衡轉向財政的社會發展目標和成本管理方面。從單純追求預算收支平衡目標轉向穩定、高水平就業增長、社會公平和發展的可持續及產權重組，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相對獨立地斟酌使用財政政策。轉變傳統的組織收支方式，向制度科學，技術手段有效，收支秩序規范，執法嚴格和高素質人員的方向努力。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的行政解法要更多地轉向市場競爭解法，從傳統的收支平衡原則轉向職能收支，走出政府收支總量缺少定制，單純鼓勵多收少支的的誤區。徹底改變僅僅為提高兩個比重而研究收支、推薦政策的導向以避免“近視決策”。計算政府預算內收入水平不僅僅要考慮它在gdp的比重，重要的是歲入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和政府收支的整體水平，脫離綜合比較單純提高兩個比例是有害的。

為了實現這樣的轉變首先應當建立一套完善的財政目標管理指標體系，客觀評價財政支出、收入和政策匹配的效果并朝向這些指標努力。依法理財加快向國際收支慣例接軌的速度，按照成本收益、機會成本，要素和和全要素生產率等國際通用的辦法具體地衡量收支業績，作出選擇。學會更多地運用產權調整實現國有資產的增值，產權再分配所費成本很小，但對促進增長的4要素中（全要素生產率28％、要素積累56％、農業再分配6％）已經接近10％；盡快實現信息化管理，通過對及時反饋的數據比較，就可以估價收支總量、結構、政策搭配、成本管理的合理程度以及動態的收支趨勢，作出深謀遠慮的及時調整。比較收支目標的實現程度應當參照歷史最好水平、平均水平和優選樣本參照國比較。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具體地評價收支活動的效率狀況。同時還要建立起客觀預測財政收支動態效應的機制，例如，乘數效應、引致效應、加速度數、擠出效應、吉尼效應等等，沒有對財政收支的中長期科學預測，按照走一步看一步的“試錯法”管理，很難實現成本最低目標最大化的良性循環。

（二）優化政府目標、基于職能確定收支規模。提高理財效率，深入的體制改革是必要的條件。本著地方能夠有效做到的放手讓地方去做，非政府部門能夠有效做到的政府不去包攬的優先原則和經濟運系統需要調節的控制原則，政府行為方式的根本轉變是作為立法者、協調人和基礎設拖與環境和安全的供給者，將財政投資轉向對競爭性產業和社會發展必需的基礎設施方面；在經常支出中，朝向一個廉潔、廉價、高效的政府目標運作，改變單純依靠增加總量支出貫徹科教興國戰略的導向，確立一套維護區域安全的高水平平衡閥戰略。世界經濟的日益一體化是防止世界性戰爭爆發的有效手段，在經濟競爭的時代，我國的防務開支最好轉向在周邊敏感地區建立起快速反映的自衛能力以及有克制的核威懾力就足夠了，重要的是發展一種適應現代戰爭需要的經濟和技術潛力。

根據職能與能力和能力與作用相符的原則，財政主要是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作好基礎工作，其中包括：提供創造法律基礎、保護財產權、社會穩定所必不可少的財力支持、投資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保護對市場競爭承受能力不足的人群體、維持生態和人文環境健康、運用產權政策保證國有資產有效經營。加快兩項分工精細化的進程：重新界定財政與其它涉管經濟部門的職能，政府公共活動不宜財出多門，實現中央和地方各自事權的 細分化，根據事權界定各自的財力，按照市場經濟的國際慣例， 通過合并、重組一個財經或者財政貨幣委員會以報導經濟活動， 減少過多的部門涉管收支；通過立法規范省、縣兩級的事權和收支活動，結束多線收支并存、稅外收入大致已與稅收持平的局面，將稅外收入縮減到最低限度，按照各自的成本收益確定一個預算內與預算外的恰當比例，徹底清除直接或者間接造成正稅流失的各種收費。本著分級管理、最低限度和富有建設性的原則，中央一級的專款應當改變一竿到底，部門分餐和有增無減的趨勢，減少數量，列入預算，統籌使用，強化財務監督。

從技術上考慮，顯著改善理財效績需要提高制定預算過程的透明度和實現帳戶的細分化，建立更加完善的信息反饋網絡、規范預算報表、稅收計劃與預算不應繼續脫節，以減少隨意性，提高預算約束力度。本著有節、克制、理性的原則編制預算，可以提高收支質量。控制經常性項目擴張，簡單地節支不宜奏效，有節在于區別對待，突出壓縮重點（不合理的支出），循序漸進，先壓增量后調結構基數；鑒于國有企業的的不良業績，采取克制的原則編制資本預算是必要的；理性原則要求明確資本和經常性預算兩者的相互作用以及政府年度預算對未來幾個財政年的經濟、社會影響及必要的對策方面。通過縮小政府包攬目標，規范政府收支范圍，增加預算內收支總量，履行財政目標也就得到了相應的能量支持。

（三）改善收支結構，健全財政能力。即使具備了履行目標的收支能量，沒有恰當的結構支持，能力也會弱化。在收支總量既定時，經常性支出、資本支出、稅收、預算外收入和債務的不同組合與平衡原則會產生不同的效率水平。

改進經常項目，減少外部性。第一，實行零基方案為徹底消除“免費乘車”創造條件。我國行政事業單位非經營性國有資產將近占國有資產21.1％，倘若零基方案全方位推廣，經常項目的支出效率可以得到改進。第二，實行零增長計劃和逐步累退的編制規則。面對3500多萬機關、事業人員和供養經費逐年增長，擺脫臃腫一精簡一臃腫循環的辦法是執行先合并，然后執行零增長和逐步累退的長期計劃，將重點放在內部調劑、培訓轉崗上，然 后，（降低一般雇員的法定退休年齡、鼓勵提前退休、開創富有吸引力的就業渠道、實行人員分流、提高工作熟練程度和任務質量標準、限制非減員部門的辦公自動化進度、建立編制負增長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同時將有條件轉向獨立核算的財政供養單位企業化。改善支出結構還在于壓縮幾項大宗非生產性支出的絕對數量，調整資本項目的分配辦法。通過財務約束，使已經占總支出21.43％的科教文衛支出走出條塊分割的局限，改變開辦規模，提高管理水平。第三，對增量支出施加必要的法定限制：各項支出的同比增長一般不宜超過財政支出的平均增長水平；支出的增長須以效率的改善為前提，在限定的財政年內沒有取得效率改進的支出項目應降低其增長水平；財政支出增長速度與gdp增長速度需要保持一個穩定的比例，長期超過經濟增長速度的政府收支增長應當受到限制。第四，建立政府采購制度是改進支出效率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國際慣例，建立政府采購制度，最好采用一攬子解決方案，制定《政府采購競標法》和《實施管理條例》以及分離（而不是增設）相應的資格審查機構，待試點成熟全面鋪開，針對執行中出現的問題再提出修正性法案以求完善。

調整資本項目的配置格局。“九五”時間我國計劃投資13萬億人民幣，為了進行技術上得當、財政上可行、經濟上健全的投資，財政性基本建設、新產品試制和挖潛改造投資最好合并為基礎設施投資以便建立起初始的約束條件。提高財政性投資比重和財政投資示范、引導作用，更新投資模式，增強財務約束力，是提高投資創造能力的關鍵。參照結構主義方式集中財力在行業或者地區創造新生長點，在市場存在的條件下，結構性的規模投資容易產生區域或者行業的成長極，貫徹這樣積極的財政補償原理比單純依靠轉移支付更有創造力，有限財力分散使用遠不如集中規模奏效。

優化歲人結構、降低稅負水平。這方面付出的努力是正確處理政府收支擠出效應和引致效應的重要環節。財政收入主要應當通過健全征管制度，調整稅收結構，完善稅基和確定合理的債務水平增加收入；逐步過渡到降低整體稅負水平，刺激就業以增加收入。保持一個穩定的債務水平與較低的稅負水平相搭配，同時將稅外收入減少到最低限度，以增加預算內收入。只要為資本項目融資，借債得法、用財有方，本利終歸于民。政府債務的擠出效應，可以通過降低稅負水平增加國民現期消費和儲蓄能力得到補償。制度完善有待于加快征管機構的改革，理順內設職能，建立納稅申報、稅務制度、實行征管公開化和社會化，建立嚴密的稅務稽查組織，改革經費管理辦法。

（四）突出支持重點、優化政策分工導向作用。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政策分工是財政效率的前提。

集中支持重點。根據我國經濟結構的現狀，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水平決定了第二產業的持續發展有待第一、三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來創造支持和消化能力。另據有限的資料預測，“九五”末期開始，我國經濟運行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就業壓力，這個問題不得緩解甚至會使任何經濟和社會的深化改革停滯不前，長期不能實現更多就業的經濟增長是不夠健康的。“九五”及以后的時期內，我國平均每年新增大約5000萬勞動力，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還有2600萬富裕人員，1996年552.8萬人登記失業，城鎮每年有8152.8萬閑置勞動力再加上1.8億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和行政事業單位的大量冗員，就業形勢相當嚴峻。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對勞動力需求的遞減趨勢已成定局，實現更多就業的經濟增長是政府收支不能不關注的大事。近半個世紀的復興開發，環境欠帳太多，已經嚴重制約了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在財力有限約束下，財政支出最好采取以基礎設拖為主線，第一、三產業和可持續發展為兩翼，就業為重點的政策傾斜。轉移支付和稅收政策并用縮小地區差別，體現分配公正。按照均等化的公理化辦法，客觀測定支付對象的財政收支能力，根據能力確定支付方向和結構，提高轉移支付的平衡能力。以稅收政策改進經濟結構首先是通過稅收優惠實現的。稅收優惠包括，確定減免目標、時間跨度、制定有吸引力的稅率、允許縮短加速折舊期限、虧損抵補、優惠、投資扣除和再投資退稅等。按照機會成本在地區優惠還是產業優惠之間做出選擇。即使選擇了地區作為優惠方向，也要將優惠的注意力轉向產業調整、新技術、增加就業機會等幾項精心篩選的方面。

以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適度管制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即使對財政效率作出了內部管理改進，沒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恰當配合，效率的前景仍然不容樂觀。第一，面對動蕩的國際金融市場和我國金融體系管理水平的局限及不良債務水平居高不下，分散風險的良策在于重振政府財政能力，這包括提高財政資本項目在國家總投資中的比重和對金融機構財務狀況進行效績監督的力度。第二，由于市場出清機制的作用，維持現有經濟增長率，失業狀況還將持續惡化。要么創造就業工程加快經濟增長速度，要么建立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容忍失業存在。但社會保障和福利的增進只能是經濟發展、就業增加的結果。增長速度越低，就業機會就越少，擠吃“皇糧”的就越多，社會問題也就越多。盡管銀行連續降息，但政策反應疲軟，需要注入財政活力才是出路。第三，我國目前需求不旺的特點也需要積極的財政政策引導供求。去年以來，買方市場形成的樂觀輿論已占上風。但一國發達與否的標志不在總量排名，而在人均可支配能量的大小（見下表）。一個主要人均經濟指標落后、就業嚴重不足的國家會形成買方市場或者供給過剩是不切實際的。有限的買方市

在世界總量徘序 在世界人均排序

gdp5440億元（ 1993年）第7 125位

剛產量1億噸（1996年）第1 100位

煤產量2.4億噸（1995年）第1位 75位

原油產量1.5億噸（1995年）第5位 140位

發電量9286.8億千百小時（1995 ）第2位 130位

糧食產量1900億公斤（1996年）第1位 80位

肉、蛋（1995年）第1位 75.55位

場 形成實際是前期成本價格太高、壟斷力量存在、結構性失調、廣大農村市場需求不旺的結果，解決其中任何一個問題都離不開積極的財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