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與調控政策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宏觀經濟與調控政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宏觀經濟與調控政策范文
宏觀經濟學在許多方面是頗有爭議的，主要是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和對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如何解決，在經濟學家間往往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形成許多學派。在政府如何治理經濟方面的作用，學派之間的主張分歧甚大。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如果實行“無為而治”，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減少政府不必要是干預，宏觀經濟的局面會更好。另一部分經濟學家則持相反觀點，認為現代經濟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聽任市場經濟的自發波動會使宏觀經濟的目標難以達到。誰都不否定市場經濟和政府的作用，但每當出現一個宏觀經濟問題時，總是有兩派意見，一派強調市場的作用，另一派強調政府的作用。至于談及政府的干預時，對政府應當在多大程度上干預，在什么時候干預，以及實行什么樣的政策等諸多方面，在經濟學家間又爭論不休。
我們在這里將考察近代宏觀經濟思想的演變過程。由于宏觀經濟學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所以，經濟的社會背景基本上也是外國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在實行市場經濟中必然會碰到宏觀經濟調節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已經歷了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兩方面的問題，了解國外宏觀經濟學派以及在不同時期政府所實行的不同的經濟政策和效果，是不無益處的。
宏觀經濟學派爭論的主要問題表現在三個方面：
1.價格和工資是剛性的，還是靈活的？
一般說來，主張政府減少干預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都認為價格和工資相對是靈活的，也就是價格會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而有漲有落，市場會很快出清。根據他們的觀點，失業現象是暫時的，不值得大驚小怪，從長期來說，市場的力量會使勞動力嚴重過剩現象消失，只有很小一部分自然失業（這部分人的失業是正常的，無需政府關心）。對一時出現的勞動力過剩現象，他們主張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讓企業和勞動者對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及時作出反應，對勞動職位的空缺及時信息，鼓勵勞動者在不同地區間和不同職業間流動。
他們認為，價格和工資從短期上說是有一定的剛性的，所謂剛性也就是不夠靈活，固定不變或只上不下。其主要原因是工會的力量比較強大，要把工資定在高于均衡的水平之上。在這種情況下，非均衡的失業現象會持續存在一段時間。他們的政策主張是，對工會的權力要有所制約，使工資水平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而變化，使剛性消失，非均衡的失業現象也就會隨之消失。應該說，持這種觀點的人可稱為右翼觀點。
左翼和中間派的觀點對價格和工資的靈活性的假設基本上持否定態度。他們的基本假設是，價格和工資是剛性的，也就是相對固定的，或者只能上不能下。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對勞動的需求發生疲軟現象，要削減工人的工資必然會遭受到工會和工人的反抗。即使在某種程度上對工資作了削減，但也不足以解決非均衡的失業問題。而且削減工資的結果反而會減少總需求。
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同樣對需求變化的反應顯得很不靈活。隨著市場的結構變得越來越集中，壟斷程度明顯增加后，企業對需求不足的反應不是通過削減價格來增加銷售數量，而是通過別的辦法對付之。如果企業認為需求不足是一種暫時現象的話，他們就增加存貨，減少現在的銷售，或者減少生產，從而減少就業。如果企業認為需求不足會持續一段時間的話，他們就會采用成本加成的辦法，把經濟損失轉嫁給消費者。如果工資是剛性的，或只能上，不能下，并且工資成本的比重很大的話，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也會是剛性的。因此，他們批評右翼觀點，認為要依仗市場的力量解決失業的問題是一種奢望。
2.總供應是固定的，還是可伸縮的？
如果總需求發生變化，國民產出會發生什么反應？會對就業發生什么影響？
右翼的觀點認為，總需求的變化，對總供應只有在短期內會作出一些反應，從長期來說是不會作出什么反應的。總供應是不受需求因素決定的。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生產力和數量，也就是整個經濟的生產能力，而不取決于總需求的水平。總需求水平的擴張只會引起通貨膨脹。它不能造成國民產出和就業水平的長期增長。同樣，總需求的萎縮從長期來說也不會導致國民產出的下降和失業的增加，它只能引起價格的下降。
因此，如果政府要通過擴大總需求來實現總供應的增加和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并不是一種良策。他們主張，要直接鼓勵企業的發展和競爭，不要妨礙市場的正常運作，只有這樣，總供應才會增加。這種主張，通常被稱為供應學派經濟學。
與右翼的觀點相反，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總需求的擴大會促進總供應的增加，如果總需求有足夠的擴大，失業率會下降。只要政府保持一種較高的擴張的總需求，國民產出和就業水平的增加就會持續到長期。被擴張的總需求刺激的市場會變得充滿活力和不斷擴張，從而刺激企業充分利用生產能力，雇傭更多的工人，增加投資，進而增加整個經濟的生產能力。
他們認為，要做到這一點，政府不能“無為而治”，不能對市場放任不管，相反，要加強對總需求的管理，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波動要及時調節，確保經濟穩定、持續的增長，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不同觀點主要表現在對總供應曲線的性質的理解上。
右翼觀點認為，總需求的擴大幾乎不會對總供應產生什么影響，所以總供應曲線是一條垂直的曲線，總需求曲線的擴大，不會使總供應曲線向外移動，結果只能造成價格水平的上升。
反對右翼觀點的人們認為，社會生產能力是存在過剩的，總需求曲線的向外移動（擴大）會使國民產出增加，從極端的角度說，總供應曲線是一條水平線，總需求擴大的結果會使國民產出顯著增加。
不偏之為中的觀點是總需求的擴大，既會使國民產出增加，也會使價格水平上升。如果經濟特別不景氣，有大量的生產能力過剩，開工率甚低，失業率很高，總需求的擴大會使國民產出增加很多，價格水平上升不大。但是，總需求擴大的效果不是始終如此的，隨著生產能力的利用率逐漸增加，生產能力趨向于飽和，總供應曲線就變得陡直起來，企業會發現要增加產出會很困難，對總需求擴大的最直接、明顯的反應就是提高價格水平。從長期來說，如果總需求的擴大導致了社會投資的增加和生產能力的增加，總供應曲線會向右移動。從這點來看，長期總供應曲線比短期總供應曲線更有彈性。
3.預期的作用
人們有各種各樣的預期，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預期主要是指人們對價格和產出的變化會有多快的反應和多大的反應？他們預期的內容是什么？這些預期對經濟產生什么影響？
持右翼觀點的人認為，人們對經濟環境和經濟政策變化會反應很快，特別是對價格變化的預期。他們特別強調價格變化預期的作用。如果總需求擴大了，人們就會預期價格水平就要上升了。工人對工資的增加理解為物價的上漲，名義工資的增加只是一種幻覺，因為工資的增加部分很快會被價格上漲所吞噬。企業對產品需求的增加也被理解為是通貨膨脹的信號，開始以增加產出作為響應，后來發現用提價而不是增產的方法更為“有效”。不多時，企業紛紛仿效，整個經濟提價成風。企業不久發現工資、原材料等外購物品都漲價了，成本明顯提高，企業以此為由，又進一步提高價格，結果價格水平被步步推高。因此，國民經濟的產出不會增加，因而就業人數也不會增加，只是價格水平提高。他們認為，總需求的擴大對增加產出和增加就業無濟于事，它只是通貨膨脹的代名詞。如果有什么作用的話，那就是使企業喪失生產的信心，不敢輕易投資，結果長期的經濟增長受到嚴重的影響，就業水平不會因此而提高。
與右翼觀點相反的經濟學家則認為，預期的內容不是如此簡單的。人們是否預期總需求的增加會導致通貨膨脹，這要看現行經濟的狀況，以及擴張總需求的力度如何，不能一概而論。如果經濟處于嚴重蕭條的時期，失業率很高，社會生產能力嚴重利用不足，政府以直接投資于基礎設施、醫院等公共工程的形式擴大總需求，國民產出和就業人數就會迅速增加。在這種情況下，預期的效應是有利的。企業對擴大總需求不僅僅預期為通貨膨脹，而是預期經濟會得到復蘇，企業會得到發展，市場也會擴展。于是，企業就愿意投資，結果經濟進一步得到發展，國民產出進一步增長，就業人數進一步增加。
因此，對預期理解的差別反映在對總供應的看法上，右翼觀點是總需求的擴張不會產生新的國民產出和就業人數，總供應曲線是無彈性的，是一條垂直的線，所以，其效應是直接導致通貨膨脹；反對右翼觀點的人認為，總需求擴大的結果會增加總供應和就業人數，企業因而會預期國民產出增加。
對這些基本的宏觀經濟學問題的看法不同，反映在政府的作用上也是存在兩種觀點的。凡是認為總需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人就主張政府不要干預經濟，實行放任不管的政策，讓市場經濟發揮充分的調節作用。要制定的政策就是要保護市場的正常運作，比如，限制大企業的壟斷，限制工會的壟斷等。從長期來說，國民產出會增加，非均衡的失業率會降低到均衡的失業率（自然失業率）。擴大總需求的做法，如同飲鴆止渴，毫無益處，從長期來說會影響國民產出的增長和就業。凡是認為總需求會有助于國民產出的增長和就業的人認為，如果聽憑市場調節，非均衡的失業現象會長期存在，而且會相當嚴重。因此主張政府干預，擴張總需求，從而促進總供應的擴張和就業人數的增加。
第2篇：宏觀經濟與調控政策范文
【關鍵詞】中國；宏觀經濟；經濟發展特點
當前，我國經濟形勢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說是比較復雜的，正在面臨著“雙重轉型”，也就是說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與轉型，以及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雙重轉型”的實施對我國當前發展形勢有著重要的影響，也是每一個人都需要予以重視的。對于我國的宏觀經濟，采取的措施主要表現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且宏觀經濟政策基本代表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方向，是經濟發展的大體走向。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就是“雙防”，也就是說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另一個就是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轉向全面的通貨膨脹。在宏觀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要重視其發展速度，并且集中精力確定穩健的財政政策，制定適當的收緊和適當的控制，從根本上解決通貨膨脹或是通貨緊縮現象的發生。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也應該通過各項會議的召開確定出宏觀經濟政策的整個基調，制定從緊的貨幣政策，防止經濟增長過熱以及通貨膨脹的出現。
一、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據調查，在2003年――2007年，我國的外貿出口呈現增長狀態，增長了差不多29.2個百分點，在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導致了全球性而金融危機，也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導致我國的外部需求也跟著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2008年，我國的外貿出口量在第四季度度的時候開始下降，平均增長下降4.2個百分點，這就情況的發生也就說明“出口”在幅度下降。而在此時，就需要對以往的政策進行改革，如果一味的維持原來的政策我國的投資增長就會被約束，也不利于國內的消費，特別是在買房或是其他生活或者工作的方面又會有一些不必要的限制。因此，就此問題來說，出口進口等會出現減速的狀態，并不利于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這時候在2008年，經過會議，協商之后決定實施“一攬子”計劃，也就是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
從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來看，積極的財政政策有助于將財政政策由穩健轉變為積極，這也就使得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發生了變化，轉換成了適度寬松。從很大程度上來說，這不僅是宏觀經濟政策方向性的調整，也是對于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而做出的適合宏觀經濟發展的措施，對于國家經濟的發展與國民收入都有很大的益處。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的方向性調整，讓我過能夠有效的、合理的應對國際方面的金融危機，也讓我過的宏觀經濟發展方向有了很大的調整，從根本上說，這是有利于我國經濟更好更快發展的一項措施。
二、我國的宏觀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
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在持續的調控下開始出現積極的變化，也就是經濟怎張速度不斷加快甚至出現較快的形式，增長的環境相對的比以前寬松，從而使得經濟效益比以前明顯，得到了明顯的改善，這就說明宏觀的經濟調控是有很大效果的。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宏觀的經濟調控也取得了比較然人滿意的進步，主要體現在形成了三大需求共同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這就為未來的經濟發展又好又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中國經濟的最好發展迎來新的時機與機遇。
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也不是每一步都是這么讓人看好，也存在著諸多的問題亟待我們解決。比如：中國的經濟正在面臨著新的嚴峻的挑戰，也就是說存在著“三過”的現象，即運行速度過快、貿易額度過大以及貨幣投入量過大。這“三過”的伴隨發生會引起通貨膨脹的出現，也會讓增肌增長的過熱增長風險變得越來越大，對于整個宏觀經濟的快速發展構成一種威脅。中國的宏觀經濟發展也需要適應世界的發經濟發展速度，不能一味的運用以前的政策，在穩健的過程中也要做到快速發展，因為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很容易就會牽扯到像我們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世界性的影響是很難改變的，因此我們也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視，重視自身的經濟發展與世界的經濟發展狀況。
三、宏觀調控政策將進一步強化
近年來，政府將兩個“防止”作為經濟調控之中的重點和首要任務，同時，也運用相當大的力度將信貸調控目標進一步收緊，為的就是將調控手段進行創新的同時，讓我國的宏觀經濟發展越來越好，從而繼續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我國的穩健財政政策為哦國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幫助我國在國內外俄經濟發展中贏得好評，也讓我國國民的醫療、養老、衛生等方面得到很大保障。宏觀調控政策的進一步強化作為宏觀經濟的一大特點，不僅將我國的各項配套改革進一步完善，也在投資方面防止了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
四、結語
總而言之，國家的宏觀經濟發展特點是呈現止跌趨穩形式的，要注重經濟的發展方式，盡最大努力制定出適合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這樣不僅能夠更多的著眼于經濟轉型，也能讓我過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通過貫徹破產制度等制定新的調整方針，使得經濟M入新的發展態勢，爭取又快又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第3篇：宏觀經濟與調控政策范文
關鍵詞：經濟；宏觀調控；能力強化；戰略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7-000-01
一、前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有了飛速發展，國內生產總值逐年增長，糧食總產量也是越來越多，人均收入增長最快，三大產業蓬勃發展，經濟效益繼續提高，對外貿易總量擴大。然而近幾年來，經濟高度穩定增長，且增長波幅降低，面對這種情況，我國政府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來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抑制不穩定因素，以科學發展觀指導經濟發展，綜合運用經濟、政治和法律手段，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加強薄弱環節，保持經濟的健康發展，宏觀調控取得明顯成效。但是一些問題依然比較突出，如促進消費引起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糧食增產，同時農民稅收加大等，因此還需要加強改善宏觀調控力度，注重運用市場機制，確保經濟的健康發展。如何強化我國經濟宏觀調控能力成為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之一。
二、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繁榮，提升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了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提高了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仍存在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收入差距逐漸拉大。要想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我們運用稅收手段，增加財政轉移支付來解決收入差距加大問題。
(一)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
從總體上來看，我國經濟發展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實現了人均GDP翻兩番的宏偉目標。嚴格貫徹實施科學發展觀為我國經濟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加速推進城鎮化建設，加大投資力度，基礎設施建設完備，凈出口需求加大，我國工業產值和居民消費價格同比增長，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良好的支撐條件。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充裕，工業企業利潤提高，商品零售價格和工業品出廠價格同比上漲，人才供給豐富，各地發展不均衡，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農村市場的啟動，汽車等消費升級快速發展，消費呈逐步加速之勢，金融體制的改革，全國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增多，買基金、入股市投資渠道更加拓寬，為我國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除此之外，全國新增就業人數增多，降低失業壓力。
(二)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風險和挑戰
目前，我國經濟形勢存在著很多矛盾的現象。我國的一些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迅速,走勢還不錯。而另一方面，因為次貨危機的發生，作為世界經濟大國經濟，受到影響巨大。這一切增加了我國洲經濟發展的外生變數。因此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在危險依然存在，即使我國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緊縮性調控措施，但結構失衡并未緩解，體制矛盾仍然存在，且經濟運行風險繼續加大。房地產投資增長率在緊縮中仍在升高，雖然關稅政策進行了多次調整，但出口增長率仍提高，外匯儲備繼續增加，且貿易順差擴大。同時，資產價格上漲過快，導致信貸出現問題，甚至經濟泡沫在一夜之間破裂。所以，我國的經濟把應對經濟危機押在宏觀調控之上。
經濟體內部的動力不可能是無限的，經濟的發展也是有周期性的，其有它的自然規律。而當前，我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與體制性痼疾依舊。隨著流動性過剩且有增無減，資產價格泡沫必將繼續膨脹。在大量資本的涌動下，我國經濟運行風險必將加大。人為壓低要素價格或者扭曲比價關系，行政性壟斷造成經濟壟斷，使利益和財富的逆向轉移迅速加快。這些都必須通過深度的政策宏觀調整與經濟結構改革加以解決。宏觀經濟調控措施面臨著尖銳的局部與整體利益矛盾、長期與短期的壓力。另外，目前我國相當一部分關鍵自然資源還有賴于國際貿易，而隨著我國人口總量的持續增加，加上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水資源供給、生態環境保持與恢復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還有，我國經濟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仍將繼續擴展，相關的國際經濟規范的波動與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也會對我國的宏觀調控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與此同時，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對其它國家和地區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我國的宏觀調控勢必要和政治外交與國際協調結合起來。此外，我國的虛擬經濟發展仍有很大空間，但是虛擬經濟運行具有獨特的規律。即使我們在調控實體經濟方面積累了一些有益經驗，但在調控宏觀虛擬經濟方面，調控能力還有待提高，仍處于探索性的學習階段。
三、我國經濟宏觀調控能力強化戰略
要想加強我國經濟宏觀調控能力，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著重探討：
第4篇：宏觀經濟與調控政策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宏觀經濟；影響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8-00-01
一、金融危機的國際背景分析與現狀
2008年美國爆發了嚴重的次貸危機，這場金融危機來勢兇猛，不僅讓美國本土的許多著名企業紛紛破產，也深深打擊了中國市場。盡管中國經濟在政府強有力的調控下跨過了各種艱難，但是中國市場作為世界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仍然面臨著金融危機帶來的各種考驗。
美元一直是世界經濟的主導貨幣，中國自從加入WTO后，經濟發展越來越國際化，自從發生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的發展不斷受到影響。因此中國經濟的現狀就是，盡管平穩發展，但是仍受到來自美國金融危機的威脅，一旦政府不能很好的調控宏觀經濟，中國經濟也勢必會出現崩盤現象。
二、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分析
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直接來說就是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其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對我國貿易渠道的影響
近幾年來，盡管我國貿易進出口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但是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可是，金融危機仍在不斷的蔓延，美金市場也不停的在波動，因此金融危機仍可謂是深不見底，這就使得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將要一直面臨著未知的挑戰。受全球市場需求的影響，很多國家出現了保護性的貿易形式，這就導致除中國以外的外部經濟環境更加的惡劣。除此之外，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了歐美等國家的進口需求，這就減少中國的出口額度，加大了供應過剩問題。最終結果就是導致部分小企業處于破產的邊緣。因此，中國政府就必須加大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力度，應對金融危機帶來的貿易遺留問題。
2.對我國證券市場的影響
爆發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的證券A股市場受到重創，但由于我國一直以來都沒有實行自由的貨幣兌換政策，證券市場也沒有完全的開放，因此這就讓A股市場沒有直接面對來金融危機的沖擊。盡管如此，這也不是值得樂觀的事情，畢竟金融危機一直在不斷的惡化，中國市場也會繼續惡化，這就讓部分投資者產生了懷疑的想法。投資的減少，就會直接阻礙宏觀經濟的發展。
3.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影響
美國突發金融危機，最主要就是受其房地產泡沫經濟的影響。如今美國的房地產業已經處于低迷狀態，但是由于美國聯邦儲蓄不斷大規模的救市，放松銀根，這就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更多的國際資本開始源源不斷的流向中國，加之外匯儲備能力的加強，使得金融和經濟領域的流動資金處于過剩狀態。因此中國政府就必須不斷的對房地產進行干預，作為金融危機的間接影響結果，我國的樓市目前的價格一直處于上升的狀態，這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最直接的打擊。
4.對我國利率和匯率的影響
在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下，目前美元一直處于貶值狀態，而這勢必會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雖然人民幣升值會對處理我國貿易不平衡問題有所幫助，也會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一直處于緊繃狀態中的中美貿易沖突，但是如果美元一直下跌，人民不斷升值就會對我國的經濟，尤其實體經濟造成沖擊。除此之外，一旦美元持續貶值，也絕對會影響中國產品價格的漲跌，更會不斷加劇我國的通貨膨脹情況。此外，受國內通貨膨脹的影響，就會直接加大我國企業融資的難度，直接導致部分企業倒閉。
三、宏觀經濟的應對措施
正確把控宏觀經濟調控的方向，采取果斷有力的政策措施，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有預見性的、針對性和建設性的增強宏觀調控的力度是我國政府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具體政策，其措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控制人民幣升值速度，對金融體制進行有效的改革。人民幣直接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產生影響，美元如果一直處于貶值狀態，而其他國家的貨幣浮動不大，我國的進口價格就會大幅度的漲幅，這就會直接加劇通貨膨脹，此外也會使我國現有的貨幣政策和調控的宏觀手段無法抑制通貨膨脹。如果人民幣只對美元大幅升值，我國的很多企業勢必面臨倒閉，這也就直接加劇了我國人口的失業率大幅增長，自然實體經濟也會無法正常發展。這也就要求國家對人民幣的升值速度有所控制。此外對金融體制進行有效的改革主要是不斷深化我國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的改革、創新之路，積極發展多種體制的金融企業，使民間資本得到合法、健康的融資發展。宏觀經濟作用于金融機構的改革，可以有效的推動我國市場經濟的改革，不斷的完善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形成，平衡匯率，促進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發展。
2.放寬貨幣政策，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運行的過程中，不斷增加政府支出，采取減稅政策和稅費改革措施會不斷的優化我國財政支出結構和金融調控結構。此外，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給資金的流通提供保證，也會對各行業的投資和就業形成鏈接，加強宏觀調控的調控力度。放寬貨幣政策，宏觀調控就會積極的投入到民生建設之中去，不斷的改善人們生活環境，大力拉動內需，讓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的中小企業從外銷轉內銷，找到合適自己的生存之路。
3.選擇性的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金融危機之后，我國政府采取了積極的宏觀調控手段，但是宏觀調控應該是有選擇性的進行。其最主要的任務是保持經濟的平穩發展。我國從2008年開始實施了一系列的宏觀調控，例如三次提高出口退稅政策，采取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降低住房交易費等。但是，正確的宏觀調控應該是在經濟處于良好發展的狀態下操控，而不是給經濟的發展帶來更大的沖擊，以房地產為例，政府的宏觀調控不僅沒有使房價下跌，反而上漲，因此在實際的宏觀調控中，政府必須有選擇性的進行。
四、結束語
宏觀調控是國民經濟強有力的調控工具，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我國必須不斷的深化與各國的貿易合作，共同抵制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不斷的推動國際金融體制的改革和創新，為國際經濟的復蘇做出應有的貢獻。為了避免通貨膨脹，也要不斷的拉動內需，保證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
參考文獻：
[1]甄炳禧，透視美國次貸危機及對我國的啟示[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7（11）.
第5篇：宏觀經濟與調控政策范文
慘重的地震災害為本已復雜的宏觀調控局面再添變數。在當前的形勢下，放松宏觀調控的力度無疑是艱難的。今年1~4月的宏觀數據顯示，通貨膨脹形勢未見明顯好轉，反而有從食品部門向其他部門擴散的風險。與此相對應，央行在日前的《2008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呼吁，把控制物價上漲、抑制通貨膨脹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持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增強調控的預見性和有效性。這個判斷雖然是沿著年初以來的政策路線展開的，并且未將猝然發生的嚴重地震災害考慮在內，但還是符合當前宏觀經濟的基本形勢的。地震造成了觸目驚心的災難，但不可能成為整個宏觀經濟運行的災難性事件。
首先應該明確的是，對宏觀經濟運行而言，地震主要加劇的是通脹擔憂，不是經濟衰退，這與現行的緊縮調控的著力方向是一致，并沒有發生背離。縱觀前四個月的經濟數據，宏觀經濟的風險主要集中于通脹壓力而不是經濟衰退。毋庸置疑，慘重的地震災害也對宏觀經濟運行帶來了震動和變數，不過，地震的負面影響主要還是體現在物價上漲壓力上，對整個宏觀經濟基本面沒有造成重大沖擊。
具體來看，在物價方面，地震災難將會增加食品和豬肉價格上漲的壓力，災后重建也會明顯提升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這些物品在當前的物價走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影響物價形勢的最敏感組成部分。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國家發改委表示，將密切關注地震地區的主要商品價格，若有必要將進行干預以防止物價飆升。在經濟增長方面，四川省的GDP相當于中國GDP的4%左右，這不是一個很大的比重，并且四川也不是位居前列的出口大省。這意味著，地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基礎沒有影響。
其次，地震沒有動搖社會信心，更沒有出現悲觀情緒籠罩下的流動性萎縮。現在我們還無法估算地震所帶來的直接經濟損失，但與直接經濟損失相比，災難對經濟運行影響更為深遠的是對信心的打擊。地震并沒有造成類似負面效應。事實上，政府對災難所作出的快速反應，以及各界展開的救援募捐活動提振了社會經濟的信心。同時我們看到，地震也沒有導致金融系統的流動性緊縮。股市的表現證明了這一點。在經歷了短暫的震動之后，市場重歸平穩。
非典時期至少在兩個方面與當前的形勢大有不同。其一，非典波及范圍極廣，嚴重影響了生產消費出口等經濟活動，更重要的是，非典還打擊了人們的信心，滋生出明顯的悲觀情緒。這些現象我們現在還看不到。其二，非典時期的宏觀經濟景氣周期處在剛剛啟動恢復的階段，當時的通貨膨脹也在較為低位的通道運行，保護經濟增長勢頭的重要性超過了控制通脹抬頭的重要性；而當前經濟景氣周期則處在經濟增長高位運行、通脹形勢可能加速惡化的階段，宏觀調控的主要矛盾已變成防止經濟增長過熱和控制物價加速上漲。考慮到這兩點差異，災難時期的貨幣政策不能一概而論，而應順勢而為。
如果要進行比較，筆者認為，年初的嚴重雨雪冰凍災害更具有可比性。兩次災難發生的時間間隔較短，宏觀經濟形勢大體相同，并且，其主要負面影響體現在物價上漲的壓力方面，對實體經濟增長未構成重大挑戰。我們注意到，年初困難時期同樣有聲音要求放松緊縮調控，但宏觀政策環境并沒有改變，事實證明這是明智的。這次也是一樣。
第6篇：宏觀經濟與調控政策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管理控制體系經濟發展
前言：舊的宏觀調控面臨經濟的改革出現了諸多的不適應，無法滿足現代社會的發展需求，只有進行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才能實現經濟的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但如何進行改革成為困擾相關部門的重要難題。
1.經濟管理職能的強化
1.1 宏觀調節
為了維持經濟增長水平的平衡發展，避免失業率上升、控制通貨膨脹在一定的范圍內，國際收支平衡而采取的一種手段，主要是財政、金融手段的運用，進行一定的結構控制和調整。從我國經濟的發展歷史來看，我國的宏觀經濟調節上仍存在著一些頑疾有待清除，主要呈現在：貨幣供給量控制狀況不是很好，常常受到來自各方壓力的影響；其次是調節手段只對部分群體有效，而對部分經濟主體則無法發揮作用；再次，我國的財政赤字現象仍舊是較為嚴重的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財政手段的發揮。類似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政府的宏觀調節功能就無法進行，經濟的發展也會受到限制。
1.2 穩定社會收入的公正性
宏觀經濟管理控制體系可以對社會的分配保持其公正性做出貢獻，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社會利益主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單一化呈現多元化的形式，貧富差距有所增多，尤其是在發展較快與部分落后的城市之間。與此同時，我國財政、稅收等部門在維護社會收入分配公正方面所起的作用則顯得不足。主要表現在，在我國尚未形成以源泉征稅與收入義務申報制為中心、以貫徹稅收法制為基本原則的現代征稅制度，征稅的標準也不夠統一，造成大量的偷稅漏稅現象，嚴重威脅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同時，我國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在財政支出中所占比重極小，而這離不開部分企事業單位承擔了部分福利與保障職能有關，但要想覆蓋全部人員，該制度仍存在著一定的限制，這對很需要社會福利的人來說是不公正的。市場機制的改革勢在必行，為了抑制這種現象繼續擴大，維護社會經濟環境的穩定，政府的宏觀調控顯得非常重要，必須承擔起維護收入分配公正的職責。
1.3 提供公共服務與墓礎設施的職能
在未來的金融市場上，市場機制所要發揮的作用將越來越大，但僅靠市場來提供是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的，尤其是部分公共與設施。類似的案例在世界各國都有體現，美國的信息統計部門主要是針對信息的收集和管理，并在整理后將其公布于眾，我國在此項的服務明顯落后發達國家；還有我的教育文教費用呈現上漲趨勢，但是九年義務教育仍未得到普及，從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政府的職能在改善公共服務的現狀方面有待改善和加強。
1.4 維持社會的公序良俗
市場機制的引進，競爭現象明顯，但是競爭規則卻不是很令人滿意，在實際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人為阻礙競爭、破壞公平交易的事件屢見不鮮，因此，對維護社會市場競爭機制和公平競爭，必須建立專門的部門進行該方面的改善，這對于今后的經濟發展和改革相當的重要，是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關鍵。
1.5 對市場領域的劃分極為重要
政府與市場的職能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直不夠明確，哪些應該交給市場去自行調控，哪些應該由政府控制，整體保持政府的宏觀調控，對于部分壟斷的行業以及大部分公益的事業應該采取政府控制和直接規劃的方式，為了保證直接規劃領域的效率，也必要在價格設定及收費體系方面適時進行調整。
除了以上幾個方面，更應該注意法律措施的完善和相關政府執行的方向加強管理，促進宏觀經濟管理控制體系的作用發揮。
2.宏觀經濟管理的調控手段
根據我國的經濟特殊性，采取合適我國經濟發展現狀，在宏觀經濟管理手段的選擇上，可以采取直接調控與間接調控的方式，直接調控就是由政府控制主要的部分，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該類調控正在逐漸減，間接調控的作用越來越大，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組成：
2.1 價格控制
價格是由市場自行調控的，但是在部分行業，尤其是生產和服務領域，為了保證基礎的公共供給，防止部分企業為了獲取經濟效益，利用自身的壟斷地位牟取暴利、危害他人，也為了保護經濟發展中的弱小群體，政府對價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實行直接確定和間接影響的行
政性價格政策.，主要涉及的行業包括主要食品、公共交通、水電氣、郵政、衛生保險、農副產品、汽油、以及煙酒糖茶等方面。價格的調控是要遵循市場的規律，按照市場發展的原則進行的，所有的價格控制都要遵循市場的趨勢和經濟發展的周期，而且要定期進行審查，以便在控制的力度和范圍上及時地做出調整，減少價格政策帶來的扭曲和失誤。
2.2 國家投資
我國一直采取的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存，其表現在各行各業，在投資領域，國家投資仍占有很大比重，而且隨著新興產業的出現，為了扶持新興戰略產業的發展，國家也應積極參與相應的投資，達到促進經濟結構的變化。
2.3 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管理控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最為主要的作用是促進經濟的長期發展，和經濟結構的不斷完善，財政政策的內容主要包括預算支出、政府投資、稅收政策、財政補貼和公共債務等手段，這些手段按照發展的需求必須由政府直接掌握，始終體現著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宏觀的調控政策的基本意圖。
2.4 貨幣政策
按照相關法律規定，我國貨幣政策最主要的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進而促進經濟實力的增強。經濟管理控制體系調控的首要目標是保持幣值的穩定，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結束語：
當前，我國的經濟發展仍然面臨著諸多的問題需要解決，在解決問題的同時也會出現新的問題，出了應急措施的改善，更要嘉慶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和管理，加快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將經濟增長的目標放在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上，實現經濟質的飛躍。
總之，要根本解決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中
參考文獻：
[1] 張曉晶. 當前宏觀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體制根源[J].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08, (04)
第7篇：宏觀經濟與調控政策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 形勢分析 宏觀調控
中國目前的經濟步入穩步增長的良性軌道，面臨諸多挑戰。下面，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及其問題作了分析，并就宏觀調控路徑的選擇提出對策建議。
一、我國宏觀經濟概括
從宏觀環境來看，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實現平穩增長的關鍵時期。由于中國經濟面臨的通脹壓力較大，并且調整經濟結構的難度日益增加，因此中國將穩增長、抑通脹和調結構確定為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與之相適應，中國需要在維護宏觀經濟穩定的基礎上對宏觀調控政策進行積極的改革，促進中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一）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具有幾個方面的特點：一是采取有效措施，在2010年逐步消除全球經濟危機的不利影響，并實現了較為顯著的經濟發展，具體表現為：首先，中國的宏觀經濟由低谷轉入回升階段，并駛入穩定發展的軌道。其次，內生性的增長機制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其三，2010年中國出口的增長勢頭有所恢復。這些經濟發展成果的取得，是促進今后中國經濟發展有利的基礎條件。二是中國經濟處于“十二五”這些都是我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果，也是當前及以后我國經濟發展具有的基礎及優勢。其次，我國的經濟發展當前還有一個非常好的發展機遇，那就是“十二五”開局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為我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創造了諸多有利條件。具體來說在“十二五”規劃中有以下幾個方面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有利條件：一是“十二五”規劃中的七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可以進一步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二是“十二五”規劃中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新布局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實現快速增長創造了條件；三是逐步拓寬了民間投資領域逐，對投資環境進行了不斷優化；四是收入分配改革為居民收入增長加快提供了體制性保障；五是就業的增加和收入分配的改善為我國經濟發展繼續保持繁榮穩定提供了保障。
（二）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存在的急需解決的問題與矛盾。中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了顯著的發展不平衡、發展不協調及發展不可持續的矛盾。首先就是我國的通脹預期還存在，通脹壓力甚至有增強的趨勢。雖然說當前的總體物價基本平穩，但是我們要看到在多種影響因素綜合作用下，諸多抑制和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在2011年的中國經濟發展中仍然還是存在。其次，令世人矚目的房地產市場調控仍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雖然在去年2011年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相繼推出后，市場上的商品房銷售價格有走向平穩的趨勢，但是隨后的房地產市場又有了繼續反彈上漲的態勢。出現這樣的情況的一方面是因為房地產市場發展長效調控機制缺失，另外一方面最主要的還是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對房地產的過分依賴，這就導致了房地產調控目前來看還主要依靠的是短期的行政措施，所以調控效果是非常不理想的。最后，信貸高增長的同時，貸款難問題也同時存在。
二、當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路徑的選擇
為了保持我國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當前必須在保持中國宏觀經濟運轉相對穩定的同時大力推行更多的合理科學的宏觀調控政策，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一）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的調控首要任務就是要繼續加強通脹預期管理。首先，當前必須要大力扶持農業生產，確保糧食供應充足，要對農業產品市場運行機制和市場規則加以大力監管，以便防止炒作投機，同時避免以農產品為主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快速上漲，確保價格穩定，另外還要對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及農產品等價格變動高度關注，以便能及時采取有效應對措施緩解輸入型通脹帶來的壓力。其次就是要適度提高存款利率，要對信貸規模進行合理控制，進一步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要采取有效措施來促進合理均衡匯率的形成。最后就是要通過采取法律及必要的強制行政手段來積極完善市場監管體系，對市場過度投機行為加大打擊和監管力度。
（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確保我國經濟穩定增長。為了確保我國的經濟發展平穩，對財政支出結構進行優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通過優化財政支出可以保障投資規模合理快速的增長。具體來說首先就是要對投資項目進行合理的完善和管理，對于可能出現的國際金融危機要做好充分的應對準備。其次要通過努力優化投資結構來嚴格限制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同時對于代表了高科技的新能源及新材料要給予大力資金支持，只有這樣才能培育出新的經濟增長亮點。除此之外，政府還要逐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不斷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對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要加大投資傾斜力度。
三、積極推行市場化改革和制度創新
具體來說主要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除了要調控好農產品的市場價格，還要加快對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的調整步伐。積極構建包括煤、電價、天然氣及成品油等在內的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價，徹底來改變資源要素價格長期不合理的情況。二是要不斷加快壟斷行業及部分國有企業的改革步伐，可以通過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來在國有企業內部推行公司治理制度，還可以積極引導民間資本能夠進入到部分壟斷行業的領域中來。三是在我國經濟內在增長動力不夠強大和世界經濟復蘇不到位的大形勢下，國家為了刺激經濟發展采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要過早停止，相反還要繼續采取更多的必要的財政政策來刺激當前的經濟發展，以確保我國的經濟能保持持續回升的發展態勢，同時能有效緩解經濟發展的壓力。
參考文獻：
[1]楊曉光。2011年我國經濟形勢分析與展望。中國科學院院刊，2011-01.
[2]耿慶峰。當前我國經濟形勢及宏觀調控對策研究。現代金融，2008-05.
[3]王月。對2011年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的觀點綜述。銀行家，2011-02.
第8篇：宏觀經濟與調控政策范文
本文認為，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場基礎與制度條件方面的問題。文章從宏觀調控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通過比較內生安排與外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不同績效，給出了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過對政策邊界的明晰界定，從理論上揭示了短期的總量穩定與長期的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如何正確地把握宏觀調控政策的問題。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第9篇：宏觀經濟與調控政策范文
一、宏觀調控的經驗總結
“一管就死，一放就亂”，曾經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怪圈，也是宏觀調控在活力與秩序面前常常面臨的兩難選擇。但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國宏觀調控突出了調控和綜合性、間接性、靈活性和適應性，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藝術性大大提高，調控能力明顯增強，微觀主體放活了，宏觀經濟有序了，有效地解決了調控中的兩難選擇，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13年宏觀調控實踐基礎上取得的成功經驗。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我國的宏觀調控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治理整頓時期的反通貨膨脹。執行宏觀調控緊縮政策后，物價上漲得到遏制，通貨膨脹得以緩解，社會總需求膨脹的局面初步得到控制。二是“八五”時期的“軟著陸”。啟動間接宏觀調控，在“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基本方針指導下，經濟實現了“軟著陸”，既降低了通貨膨脹率，又保持了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三是“九五”時期及“十五”初期的擴大內需。這一時期，國家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既成功地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和自然災害的不利沖擊，又有效地克服了世界經濟衰退帶來的困難，國民經濟保持了持續穩定快速增長。13年來的實踐使我國積累了豐富的宏觀調控經驗。
1、綜合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提高宏觀調控的綜合性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的宏觀調控，注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等各種政策工具的綜合運用，實現了“四個堅持”。一是堅持“擴大內需”與發展對外經濟緊密結合；二是堅持擴大需求與調整結構、改善供給并舉；三是堅持投資和消費的雙向啟動；四是堅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合理搭配和協調運用。通過壓縮基建規模、控制支出的財政政策，通過控制信貸規模、減少貨幣供應量的貨幣政策，順利完成了治理整頓的各項任務，實現了反通貨膨脹的預定目標。通過在調控總量的同時，加大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力度，在堅持擴大內需為主的同時，積極促進出口的增長，有效地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防止了通貨緊縮趨的加劇，通過發行長期建設國債，降低銀行貸款利率，擴大融資渠道，放寬投資領域，促進了國有和民間投資的較快增長。通過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提高出口退稅率，擴大出口退稅范圍，擴大企業出口經營權，改善通關環境，促進了出口的較快增長。通過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通過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提高城鎮中低收入階層收入，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努力擴大消費信貸，確保了消費的穩定增長。
2、減少直接宏觀調控的同時，重點加強運用財政貨幣政策調控為主的間接調控，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財政資金逐步減少直接投入競爭性領域，金融調控手段也從貸款規模限額管理轉變為利用其他貨幣政策工具控制貨幣供應量，中央銀行取消對國有商業銀行貸款限額的控制，在推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的基礎上，實行“計劃指導，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間接調控”的新型管理體制，主要運用存款準備金率、中央銀行再貸款、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外匯操作、再貼現等金融政策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
3、宏觀調控政策適時適勢靈活調整
“九五”前期，我國針對當時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情況，采取了“適度從緊”的宏觀調控政策；隨著通貨膨脹水平不斷下降，1997年在繼續實行“適度從緊”政策的同時，實施了“穩中求進”的政策，兩次下調利率，使經濟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局面。1998年以后，根據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逐步擴大，商品供給短缺狀況基本結束和需求不足問題成為主要矛盾的形勢變化，又由“適度從緊”、“穩中求進”轉向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消費政策從限制消費轉變為鼓勵消費，政策目標從控制通貨膨脹轉變為抑制通貨緊縮，并運用靈活的經濟杠桿努力“擴大內需”，這一系列調控政策措施的實施收到了預期效果。
4、宏觀調控政策的適應性明顯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開拓國際市場、擴大外需是我國宏觀調控的戰略重點，但為了抵御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為了適應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1998年及時靈活地提出宏觀經濟政策要立足于國內市場，宏觀調控的指導思想從注重追求增長速度轉變為既注重增長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長質量和結構優化升級，調控的戰略重點從出口導向、發展外向型經濟，轉變為立足國內市場，積極“擴大內需”。立足于國內需求不僅作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觀調控取向，而且確立為以后的中長期戰略方針，從而使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了可靠的保障，也標志著我國宏觀調控水平上升到了一個更高層次。
5、牢牢抓住經濟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放松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宏觀調控緊緊圍繞經濟發展這一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來進行，把促進發展作為調控的作用點。無論是遇到亞洲金融危機，還是百年不遇的特洪澇災害，都牢牢抓住經濟發展不放松，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實施有力的宏觀調控政策。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及時變革和調整宏觀調控的內容、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在發展中提高宏觀調控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是通過實施宏觀調控來促進經濟改革與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宏觀調控的實踐，我國的宏觀調控逐漸走向成熟，實施有效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得了明顯成效。到2000年，城鄉居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
但是，我國的宏觀調控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也將會出現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和新挑戰。如，經濟增長問題、提高消費率問題、增加農民收入問題、加快戰略性產業發展問題等，宏觀調控本身也存在一個改革和完善的要求，如何通過自身的法治建設和制度創新，促使宏觀調控突破體制性、政策，建立起有效地解決各種問題的政策體系、運行機制和咨詢服務機構，使國民經濟能夠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保持快速健康發展，是今后面臨的一項新課題。
二、宏觀調控的新階段特征
1、宏觀調控的目標發生了變化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宏觀經濟調控目標也必須具有市場經濟發展的特征，適應新世紀新階段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要求。十六大報告進一步確定宏觀調的主要目標為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把這四大目標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的目標選擇，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也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實踐。目標的調整意味著我國的宏觀調控更具戰略性、宏觀性，調控行為更為市場化、法治化，適應和滿足了與時俱進的發展要求，也更有益于新世紀新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2、宏觀調控環境發生了變化
從外部環境來看，整個世界經濟將進入重大調整階段，動蕩不安將構成其基本特點，國際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更強，國際金融市場隨時存在著金融危機復發的危險，但我國目前抵御金融風暴沖擊的實力明顯不足。從內部環境來看，經濟運行機制將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我國將進入全面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后期”，市場化改革將深入到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市場，經濟也將在確保增長速度和追求增長質量的博弈中謀求發展。在市場化程度逐步提高，對外開放度日益增大，各種風險不斷加大且相互轉化的情形下，宏觀調控的任務更加艱巨，而直接依靠金融行政手段進行調控的做法將被逐步弱化，代之以主要依靠公開的政策法規，更多地依靠財稅政策等手段，這需要更大的透明度，調控的難度越來越大。
3、宏觀調控特征發生了變化
一是結構性調控。從發展的角度看，我們的主要矛盾正由總量轉向結構，要想在增長速度和提高質量上獲得雙贏，就必須著眼于經濟的長遠發展，將主要精力放在推進結構調整上，實施有效的結構性調控政策，在調控的手段運用方面也要更多地注意解決好對結構的調整問題。因為結構本身是一個動態性問題，始終會隨著需求和技術條件的變化而不斷地發生變化。因此，我們追求的不是一勞永逸式的調控，更不能著眼于一次性調控，否則調控出來的結構總會落后于客觀發展的變化，而應必須實施一種動態的連續性結構調控。二是開放性調控。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和加入WTO，我國參與世界競爭和國內市場開放的步伐在加快、領域在擴大，外需和內需一起共同構成了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經濟發展更多地受到世界經濟走向的限制，受到諸多不確定因素的負面影響。我國要在走向全面開放和WTO框架下按照國際經貿規則進行調控，必須既保持宏觀經濟的內部平衡，也重視對外平衡。三是融合性調控。這里有兩層含義，一是宏觀與微觀的融合，二是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融合。調控是有層次性的，它既是一個宏觀上的調控問題，也是一個微觀調整問題。宏觀調控政策只有融合、落實到微觀層次上，才能收到應有的效果，也就是說只有建立在微觀層次自主調整基礎上的宏觀層次的調控才有可能實現預期效果。同時如何在融人國際市場中做好國內資源配置，站在全球范圍來考慮國家資源優化配置，這也是宏觀調控面對的新問題。四是動態性調控。商品從生產到價值最終實現，是商品價值由潛在的價值到實現價值的動態轉化過程。同樣，從社會再生產過程來分析，整個社會經濟也是一個動態的開放性系統，是由若干動態環節組合而成的鏈條。同時，現代經濟又是一個有秩序的動態體系，一旦這個體系中的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整個體系都要受影響，因此，現代市場經濟需要的是動態監控。五是宏觀性調控。在社會產品能夠滿足市場需求并出現過剩的時候，生產要素的需求和使用將更加注重資源的配置效率，產品結構調整、資本結構調整、投資成本和風險控制作為供給形成的硬性約束條件已經形成，市場供給主體的微觀行為更加自主化、市場化，也更具有效率性，無需直接的宏觀調控就可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在這樣的情形下，需要實施的是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基礎作用的宏觀性調控，宏觀調控的直接對象已不再是微觀主體，而是促進有效率的競爭環境的完善和市場機制的形成，實現市場機制的統一性、穩定性和公平性。
4、宏觀調控理論有發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實現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與政府的宏觀調控有機結合，是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宏觀調控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這是多年來經濟建設總結的經驗。十六大報告在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對宏觀經濟調控理論作了新的闡述。一是對政府職能作了進一步準確界定，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這一論述為政府職能轉變進一步指明了方向，也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對宏觀調控
目標作了明確調整，把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三是對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作了新概述，把國家計劃放在宏觀調控政策中較為重要的位置，同時注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使用和各政策工具間的相互配合，重點發揮經濟杠桿的作用，從而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宏觀調控理論體系。
三、宏觀調控的改革和完善
1、宏觀調控要有利于體制轉型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我國體制轉軌和經濟轉型的大趨勢不會改變，實施宏觀調控必須有利于體制轉型。一是要處理好政策效應與體制效應的關系。在拉動經濟增長，實施反周期對策中，政策作用和體制作用都是不可忽視的。二者比較，政策的效應來得快，但它是外生變量，不能持久；體制的效應來得慢，但它是內生變量，作用持久。在轉型時期，拉動經濟增長的體制因素尚不完全具備，體制作用還會受到很大限制，但我們也不能因此把經濟增長的希望全寄托在財政貨幣政策上而忽視從體制改革和創新中尋找出路。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必須有利于體制轉型，把體制效應擺在首位，不能給體制轉型設置障礙。二是要處理好拉動經濟和化解財政金融風險的關系，積極培育化解財政金融風險的制度基礎和機制因素，不能以加深潛伏的財政金融危機為代價來保持暫時的經濟增長速度。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是一把雙刃劍，實行時必須把握好“度”，在不犧牲財政金融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謀求GDP近期的快速增長。
2、宏觀調控應在法治原則下運行
目前，不少基于宏觀調控而實施的政策措施卻背離了宏觀調控的初衷，變成了地方保護主義與部門保護主義。之所以發生這種偏差，關鍵問題就在于忽視了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要遵循法治原則和法律規范要求，調控行為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從經濟意義上看，宏觀調控意味著政府退出市場競爭，成為真正的市場規則制定者與管理者；從政治學意義上講，宏觀調控意味著政府職能從管理性為主轉換為服務性為主；從法律意義上講，宏觀調控則意味著政府在管理經濟時，不再依賴領導者的臆斷，而是遵循體現公民意愿的法律規則來進行。因此，無論從何種意義上去認識和實行宏觀調控，都脫離不了法治原則和法制建設的要求。我們認為，宏觀調控立法應當注意以下三方面的內容：一是立法應對宏觀調控的權限范圍作出明確規范；二是宏觀調控主體應當對宏觀調控行為的后果承擔責任；三是宏觀調控的實施應當遵循規范程序和公正原則。 3、宏觀調控要把握好目標平衡
成功的宏觀調控既是各種調控手段和方法單獨發揮作用的結果，更是各種手段和方法綜合實施的成就。只有把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藝術性，調控的綜合性、間接性、靈活性和適應性運用得當，才能在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就業率和國際收支四者之間尋求到宏觀調控的最佳平衡點。經濟增長率、通脹率、就業率和國際收支是宏觀經濟最重要的四個變量，彼此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而且往往難以同時達到人們期望的理想狀態，因而被西方經濟學稱之為“神秘的四角”。但這四大目標是在開放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保持宏觀經濟總量平衡的內在要求，也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和新階段的發展需要，必須通過實施宏觀調控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系，在四者之間建立起一定的平衡。在尋求四大變量的最佳平衡點時，要根據國內外形勢的發展，按照既定的戰略部署，適時靈活地調整調控方式。
4、宏觀調控要加快制度創新
要確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頃利實現，宏觀調控的實施也要與時俱進，進行制度創新，盡快突破行政性資源配置體系。目前，盡管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日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在宏觀資源配置體系中，傳統的行政性配置資源方式尚未發生根本變革。主要表現在，發展中的最稀缺的資本投入仍然采取行政性配置方式，一些競爭性行業的行政管制依然普遍存在，基礎設施、金融保險等壟斷行業以及土地、資本、人力資源等的市場化明顯偏低，這些都十分不利于宏觀調控的制度創新，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因此，必須要打破傳統的行政性資源配置方式，按市場經濟規律，借鑒國際經驗，實行間接的、價值化的和引導性的調控，突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控作用，取消財政資金直接介入競爭性領域的分配渠道，按照“法治、監管、自律、規范”的要求，健全金融監管和運行體系，提高金融防范風險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