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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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漢朝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張范文

摘 要 存留養親是我國古代判處死刑、流、徒刑的人,因父母或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又無期親可以照料生活,將犯人有條件地暫不執行原判刑罰,準其奉養尊親屬,待其尊親屬終老后再執行或改判的一項刑罰執行制度。本文首先對存留養親制度的發展進行了梳理,然后對其積極的意義以及產生的弊端進行分析,并提出對當代法治社會發展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 存留養親

存留養親制度是我國古代判處死刑、流、徒刑的人,因父母或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又無期親可以照料生活,將犯人有條件地暫不執行原判刑罰,準其奉養尊親屬,待其尊親屬終老后再執行或改判的一項刑罰執行制度。

一、存留養親制度的歷史演變

現在普遍認為存留養親制度以法律形式出現是在北魏時期。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下詔規定:“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答,留養其親,終者從流,不在原赦之例①。”這被認為是存留養親制度第一次被正式確立。在漢朝以前的史料中未見有關留存養親制度的記載,《漢書?董仲舒傳》中曾記載“兄弟二人按月輪流供養其父,在交替時一方攻擊另一方賭養不周,至其父體瘦,告于官府,官府不能斷,詢問董仲舒。盆仲舒認為兩兄弟不好好賭養其父,反而互相攻擊贍養不周,實屬不孝,處以棄市。其父不能養,由官府供養。”這說明在漢朝兒子不能養父的時候由官府出面供養,那么存留養親的制度并沒有形成。東晉咸和二年詔:“恢自陷刑綱,罪當大辟,但以其父年老而只有一子,以為惻然,可憫之②。”這個實例雖然只是皇帝一時的惻隱之心,并沒有見諸于法律,但存留養親制度的雛形已經出現了。

到了唐朝,存留養親制度得到了更為明確和完整的規定。如《唐律?名例》明確規定:“諸犯死罪非十惡,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期親成丁者,上請。諸犯流罪者,權留養親,不在赦例,課調依舊,若家有進丁及親終期年者,則從流。計程會赦者,依常例,即至配所應侍,亦聽親終期年,然后居作。”這里的“期親”是指老疾之人伯叔父母、姑、兄弟姐妹、妻、子及兄弟子之類的親屬;“成下”是指年齡在二十一歲以上、五十九歲以下的男丁。

與北魏相比,唐朝的存留養親制度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完善:

第一,將“犯死罪”改為“諸犯死罪非十惡”。“十惡”指“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對于這些嚴重危害封建統治的行為,唐朝的存留養親制度將之排除在外,縮小了存留養親的適用范圍,這與當時儒家思想占正統地位是分不開的。

第二,將“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改為“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這說明唐朝的存留養親制度并不拘泥于年齡的限制,而更注重實際的需要,這樣更符合存留養親制度設立的初衷,即體現孝的價值。

第三,唐朝流罪的存留養親不需要附加鞭笞,并且《唐律疏議》明確規定,“犯流罪者,雖是五流及十惡,亦得權留養親,會赦猶流者,不在權留之列。”這說明在五種流罪之中,除去“會赦猶流者”外,其余都可適用存留養親。而在北魏時,如果犯流罪者適用存留養親制度,就必須附加鞭笞,但是在唐朝的笞刑已成為五刑(笞、杖、徒、流、死)之一。

第四,唐朝將親老沒后服喪三年改為服喪一年。因流罪而留養的罪犯,親老死去一年后仍處流刑一年,如《唐律疏議》曰:“本為家無成丁,故許留侍。若家有期親進丁,及親終己經期年者,并從流配之法”。意思是說如果流犯在存留養親期間,家里有男丁長成或者祖父母、父母去世而服滿了一年喪期的,必須重新服刑。

宋朝基本承襲了唐朝關于存留養親制度的規定。《宋刑統?名例律?犯流徒罪,犯死罪及流徒罪祖父母父母老疾家無兼丁留侍》中記載:“諸犯死罪非十惡,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周親成丁者上請。犯流罪者,權留養親,謂非會赦猶流者。不在赦例,仍準同季流人未上道,限內會赦者,從赦原。課調依舊。若家有進丁及親終周年者,則從流計程.會赦者依常例。即至配所應侍,合居作者,亦聽親終周年,然后居作③。”從這里可以看出,本條律文的規定幾乎與《唐律》完全相同,唯一一點不同就是把改“期親”為“周親”,而改“期親”為“周親’,應該是為禁宋度宗名諱的緣故。

到了金代則出現了“存留養親”和“官與濟養”共存的局面,由于金代的女真族政權是不可能像唐宋那樣以儒家思想為正統,不可能完全繼承前朝的制度。《金史?海陵王本紀》記載在天德三年(l151年)四月:“沂州男子吳真犯法,當死,有司以其母老疾無侍為請,命官與養濟,著為令。” 為了平衡對罪犯嚴懲和侍親的矛盾,統治者制定了替代“存留養親”制度的“官與濟養”制度,由官府來保障罪犯家中孤寡老人的贍養問題。

元朝的存留養親制度也有法律的明確規定。《元史?刑法志》規定:“諸犯死罪,有親年七十以上,無兼丁侍養者,許陳請奏裁④。” “諸竊盜應徒,若有祖父母、父母年老,無兼丁侍養者,刺斷免徒:再犯而親尚存者,候親終日,發遣居役⑤。”罪犯家中年老直系血親在年齡上的要求,和對罪犯家里侍親青壯年的情況和要求上都一定程度的放寬了條件,這就從原則上擴大了存留養親制度的覆蓋面。

明律對犯罪的存留養親有專門的規定,《大明律?名例律?犯罪存留養親》規定如下:“凡犯死罪,非常赦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以次成丁者,有司推勘明白。開具所犯罪名并應侍緣由,奏聞,取自上裁。若犯徒、流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侍養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贖,存留養親。” 但是由于朱元璋“禮法并用”、“亂世用重典”的治國方針的確定,存留養親制度雖然得以延續下來,但是對適用存留養親制度的條件更加的苛刻,限制更加的多,這就導致符合該制度條件的罪犯比較少,存留養親制度流于表面,并沒有很好的實行。

清承明制,清律對于存留養親的規定與明律基本相同。《大清律例?犯罪存留養親》規定:“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以次成丁者,即與獨子無異,開具所犯罪名奏聞并應侍緣由,取自上裁。若犯流而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侍養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贖,存留養親。軍犯準此⑥。”清例中對存留養親的條件大為放寬,甚至對于十惡重罪除謀反、謀逆、謀叛嚴格執行不許留養之外其余的死罪也是可以留養的,而且留養的法定理由除了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外,“孀婦獨子”、“存留承祀”也成為留養的法定理由。

伴隨著封建制度的逐步衰落,存留養親的適用范圍日趨縮小,同治年間曾經對存留養親從罪名上大加限制,至此,存留養親開始逐步萎縮,也逐漸失去了其設立的意義,到清末沈家本修律,存留養親最終從法律中消失。

二、存留養親制度的分析與評價

1.存留養親制度的價值

存留養親制度是中國古代一種體現人本主義的法律制度,它體現的是占統治思想的儒家思想。從漢代開始,儒家倫理思想滲透于立法、司法領域,法典內容已為儒家的倫理思想所支配。儒家思想的地位甚至是在法律上之上。中國古代社會以家庭為基本單位,政治與倫理是相統一的,“家是國的細胞,君權是父權的放大⑦”。而家族價值觀中的核心觀念就是“孝”。儒家以“孝”為百行之先,大力提倡孝德,并把“孝”與“忠”即“父權”與“君權”聯系起來,認為孝親的人自然會忠君。在儒家的經典著作《論語》中,關于“孝”同國家治理之間的關系,有這樣的論述:“其為人也孝弟(梯),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⑧”。所以,漢代統治者宣揚“以孝治天下”,而漢以后的封建統治者也以孝作為其維護家族和封建統治的重要思想工具。而存留養親的所體現的意義就是體現“孝”,這也是該制度所必須符合的條件。

存留養親制度同時也給感化犯罪人和犯罪人改過自新帶來了積極的意義。如果一個被處死刑的人,或者一個即將被流放到千里之外的人,不但可以免死,免去流放邊遠之苦,而且可以與家人重新團聚,享受天倫之樂,一般來說,犯罪人都會心存感激,全心盡孝,努力懺悔自己的過錯。從而達到感化罪犯,減少犯罪的目的。這也體現了“教”與“罰”的關系,“教”是“罰”的目的,“罰”只是手段,是為了更好地“教”。該原則的實質是發揮刑罰的教育功能,使犯罪分子在接受處罰時也受到教育和感化,從而自覺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存留養親制度是中國古代一種體現人本主義的法律制度,它避免了使法律僅僅是懲罰犯罪的裸的暴力工具。刑罰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制裁罪犯,而且在于改造罪犯,消滅犯罪,古人對此有深刻的認識。從“刑期無刑”,“以刑去刑”等表述可以看出,古人更看重的是通過刑罰預防犯罪,消滅犯罪的功能,在這種價值判斷的支配,會使統治者看重存留養親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因為允許留養,會使罪犯本人和全家感激皇恩浩蕩,從根本上達到感化和改造罪犯,消滅犯罪的目的。

從古至今沒有哪個王朝能依靠暴力長存的,統治者深知這個道理,所以他們更傾向于利用倫理道德工具對臣民進行統治,而法律和刑罰是處于第二位的統治工具,用道德上強化控制來彌補法律制裁上的缺失。他們把自己稱為“萬民父母”,主張德治仁政,極力標榜自己的“仁愛”之舉。存留養親正是統治者的恤民仁政、法外施恩的表現,它從實質上蘊含的對老疾者的溫情關懷,使這些孤寡老人老有所養,體現的是皇恩浩蕩,有助于統治者博取“仁君”之名,爭取到更多的民心,同時那些因存留養親制度受益的罪犯和家庭得到了重生的機會,必然會對統治者更加感恩戴德,這都有利于統治者樹立其威望和統治權威,維護社會的穩定,這也正是北魏以后歷代封建統治者都堅持實行存留養親制度的一個重要因素。存留養親制度有助于統治者爭取民心,從而有利于維護其統治地位。一個老所無侍,即將崩潰的家庭,必會因受刑子弟的回歸、家庭的團圓而對君主感恩,為君主贏得臣民更多的擁戴,更有利于其統治。

2.存留養親制度的弊端

存留養親制度在清末修律的時候被去除了,主持修律的沈家本認為,存留養親制度存在的弊端就是放縱犯罪。一部分罪犯由于祖父母、父母有養適合存留養親,這就造成同樣的犯罪而出現不同的處罰,而這是對于罪犯來說是不平等的。法律的平等要求是:相同的人和相同的情形必須得到相同的或至少是相似的待遇,只要這些人和這些情形按照普遍的正義標準在事實上是相同的或相似的,而存留養親制度明顯違背了任意殺害一個清白無辜的人應當受譴責的普遍判斷標準,顯然是與我國古代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等樸素的平等思想觀念格格不入的⑨。

存留養親可能造成的另一問題就是造成復仇成風。上文中也提到存留養親制度所體現的最大理念就是孝,存留養親的孝道是儒家所推崇的對父母家長族長絕對的服從,而這也就可能造成對孝的不問是非的過分的追求,雖說這對于統治者的統治利益有莫大的好處,但也有其不良的影響。如著名的東漢趙娥復仇案,趙娥歷盡千辛萬苦終于手刃仇人,割頭祭父,然后赴官府自首,官吏竟不忍對她論罪,縣、州、郡官員聯名上奏朝廷請求赦免,趙娥被赦后,不僅有太常張奐束帛二十端與她為禮,又有黃門侍郎親自為之作傳,社會各界也是交口稱贊,居然沒有人震驚于這一案件的血腥,也沒有人深究這場殺戮的緣由⑩。由此可看出,在古代面對孝行支持下的復仇行為,法與禮的爭斗是法的退讓而告終。而且過分強調晚輩的孝順容易助長社會的因循守舊,抱著祖宗所謂的家法不動,不利于社會的創新發展。

三、存留養親制度的借鑒意義

存留養親制度在中國古代存在了一千四百多年,既有其積極的一面,也有其不好的一面。雖然存留養親制度現在消亡了,但是這個存在多年的制度對于今天我們建設法治社會還是有其借鑒意義的。

存留養親看中的是親倫關系對人的教化與改造作用,心理學的研究表明:當人被他人所需要時就會感到自己是有價值有成就的,他人的適度期望可以改變人的行為方式與思維方式使被期望者朝著他人期望的方向發展,而親人的期望與需要較之普通人有更大的塑造力與改造力。現代社會的人在這一點上與古人并沒有太大的區別,當犯人被關押時,往往感到被社會所遺棄,如果加上沒有親倫關系的約束,許多犯人會感到人生沒有價值與方向,這也是再犯率居高的原因之一。因此考慮利用親屬教化犯人,使之人格與心理恢復常態是一個可取的措施11。

孝道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目前這個物欲橫流、人情冷漠的社會,這或許可以喚醒我們心中那沉睡的人性。這對于我們構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很大的作用。

注:

①魏書•刑法志.中華書局.1974.

②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83:62.

③寶儀等點校.宋刑統.臺北仁愛書局.1986:46.

④中華書局點校本.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105卷).

⑤中華書局點校本.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104卷).

⑥鄭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105.

⑦楊景凡,俞榮根.孔子的法律思想.群眾出版社.1984:106.

⑧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2.

⑨王小豐.存留養親及其價值分析.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