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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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

該部分內容包括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和領導學。

（一）公共行政

1．公共行政的內涵

公共行政的本質公共行政在國家管理中的功能

2．政府職能

政府職能的依據和屬性政府職能的主要內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中央政府職能地方政府職能公共危機管理

3．行政組織

行政組織特性行政組織設置基本原則行政組織幅度與層級行政組織與其他國家機構的關系中央政府組織與地方各級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編制管理

4．人事行政與國家公務員制度

人事行政的主要內容人才資源開發我國公務員制度公務員隊伍建設

5．公共財政

公共財政的功能公共財政政策政府審計政府采購我國公共財政體制改革

6．行政績效

行政執行行政成本電子政務行政績效評估

7．行政責任與行政倫理

依法行政行政責任主要特征行政責任追究行政倫理的內涵和范疇我國公務員行為規范

8．行政監督

行政監督特性行政監督的主要方式行政監督制度

9．行政改革與創新

行政改革的意義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西方國家行政改革借鑒

（二）公共政策

1．公共政策的基本概念

公共政策的本質屬性公共政策的功能公共政策的分類

2．政策制定

政策制定的主體政策制定的原則政策制定的程序政策咨詢政策分析方法

3．政策執行

政策執行的主體政策執行的程序和原則影響政策執行有效性的因素

4．政策評價

政策評價的內涵和作用政策評價的組織形式政策評價的標準政策評價方法政策調整政策終止

（三）領導學

1．領導活動和領導理論

領導活動的基本要素領導理論的歷史演變領導理論的發展和創新

2．領導的本質

領導的二重性社會主義領導的本質領導權力

3．領導者和領導群體

領導者的素質和能力領導群體結構和整體效能領導者的選拔任用

4.領導體制

領導體制的作用現代領導體制的類型我國的領導體制改革

5．領導決策

領導決策的要素和類型領導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領導決策的程序和方法

6．領導用人

領導用人的原則領導用人的方法

7．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的特征和作用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容和原則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進和創新

8．領導方式、方法和藝術

領導方式領導方法領導藝術

第2篇：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

（1）負責準備和編制國家預算，并監督其執行；

（2）制定國內稅收政策，并通過執行機關組織征收；

（3）制定關稅政策，管理海關事務；

（4）負責支出管理；

（5）在制定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國債政策方面，與中央銀

行保持密切的合作與協調；

（6）處理政府間財政關系；

（7）管理國有資產。

其中最為重要和最基本的職責是：

確保公共支出的有效分配和管理。即：

根據國家特定時期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確定適當的、有

約束力的支出限額，它一般是通過政府年度預算和原鴿的

預算執行來實現的。

根據一定時期內政府的工作安排和公共政策目標，按照輕

重緩急的原則，確定公共支出重點，優化支出結構，確保

財政資金重點用于政府最為關注的核心領域。

通過公共支出的成本效益分析，確保公共資金最大限度地

發揮效益。

上述支出管理的職責主要由預算管理部門承擔。為了實施有效的支出管理，各國的預算管理部門具體承擔了下述職責：

（1）準備和編制政府年度預算；

（2）制定跨年度預算即中長期財政計劃；

（3）負責組織預算執行及其分析報告；

（4）監控預算外資金業務，管理預算外資金與預算資金之間

第3篇：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

摘要：為實現特定的發展目標，黨和政府在公共管理活動中有針對性的制定了各種公眾政策。現實國情決定了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間關系存在失調的現象，而在區域合作、一體化進程中出現的區域公共政策沖突越來越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些區域矛盾、利益沖突等嚴重影響了區域合作的深入開展。因此，有必要在正確理解我國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的實質以及區域治理模式特點的前提下，提出合理建議以求消解這些沖突，最終實現區域更好的合作與發展。

關鍵詞 ：治理理論；區域公共政策沖突；基本原則；消解路徑

區域內各成員所具備的各自不同的經濟基礎、意識形態、利益選擇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導致了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的出現，而區域內各成員的利益沖突是政策沖突的實質，具體表現為區域內各主體利益的重新調整和再分配。為消解區域公共政策沖突，進一步深化區域合作，首要步驟就是要正確理解我國區域治理模式——以政府為主導的科層制，在此基礎上認識我國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的實質，進而提出有效的消解政策沖突的路徑。

一、治理理論與區域公共政策的相關理論闡述

現有關于“治理”的各種定義中，由威利·勃蘭特倡導成立的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所做出的闡述具有較大代表性、權威性，《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指出：所謂治理是各種公共或私人機構管理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一個使相互沖突的、不同的利益集團得以協調并采用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①作為闡釋現代社會區域內政治秩序、結構變化的一種新理論，區域治理理論為有效的指導區域合作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分析框架。作為“舶來品”的區域治理最早流行于歐美學界，我國對其研究起步較晚。依據現有的相關概念闡釋，可以將區域治理定義為：政府、私人部門、非營利組織、公民等利益相關者為實現區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經由協商、談判等方式，實現對區域公共事務的集體管理。簡單的來說，區域治理就是治理理念或理論在區域公共事務管理中的具體運用。分析現今我國區域治理的實踐可知，政府仍是推動區域合作的關鍵角色，而公民、私人部門和非政府組織作用微弱，總體看來，我國區域治理仍是以政府為主導，科層制特征濃厚。由于政府仍是協調區域內利益沖突的主體，因此我國現有的這種區域公共事務的管理方式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區域治理。

針對區域公共政策的概念闡釋，學術界尚未得出統一明確的結論。本文從區域公共政策的一般制定過程出發將其界定為：區域公共政策就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旨在解決區域發展問題、維護與協調區域公共利益的各種政策和措施。而與之相對應的，區域公共政策沖突則是指在區域合作與發展的過程中，區域內各政策主體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相互對立、矛盾，甚至相互沖突的一種情形。由于區域內各政策主體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而制定、實施不同的公共政策，區域內的沖突、矛盾不可避免。利益主體間的相互角逐是公共政策沖突存在的本質原因。總體看來，區域公共政策沖突雖有利于政策的不斷調整，但其弊大于利，如區域公共政策沖突最終會導致政策資源浪費，政策失敗等，因此，必須在理解區域公共政策沖突實質的基礎上，經由理性研究進而提出消解政策沖突的有效方法。

二、區域公共政策沖突消解的基本原則

以理解我國區域治理模式基本特點為前提，為更好的深化區域合作、有效消解區域公共政策沖突而采取的相關措施必須遵從的總原則主要有以下幾點：

1.利益共享的原則

區域內各主體制定政策的出發點就是使得區域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利益共享對于各政策制定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影響。為達到鼓勵各方溝通、協商，利益共享原則應該包括：⑴區域合作與一體化應更有利于各地方的發展，不能損害他方利益卻有利于己方利益。⑵正確處理地方利益與區域利益之間的關系，必須明確二者是相輔相成而非相互對立的。區域合作的積極性需要靠地方利益的增加進行激發，同時，區域內的和諧發展、深入合作則為地方利益的增加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2.和諧發展的原則

在區域內的不同地方、不同產業之間對區域利益進行合理的再分配，達到利益共享基礎上的最大程度的公平，從而使區域利益分配達到一種比較公平的狀態，實現區域的和諧發展。總之，區域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夠直接調動區域內成員的積極性，維持區域合作系統的穩定，最終有利于實現區域的和諧發展。

3.法治秩序的原則

一方面，制定明確、清晰的規則制度，對區域內成員的利益行為進行規范，嚴格依規定進行相關的獎懲，使其對違反者的懲罰有理有據，減少人為的隨意性，妥善行使自由裁量權，最終實現：以一種規范化的方式來治理地方利益沖突。另一方面，明確相關的責任制度，加強內外部監督。明確各方在區域合作中所扮演的相關角色，在全員達成一致時，若有違約行為必將嚴懲。此外，完善的內外部監督有利于區域內各方端正自己的行為，嚴格遵守相關規定。

4.運行高效的原則

一是，依據具體需要，設置多樣化、靈活的利益協調機構。既可以是常設性的協調機構，也可以是臨時性的項目小組或專業委員會；二是，在協調過程中，應盡可能的避免各種繁文縟節，樹立專設協調機構的權威、威懾力。三是，應及時、準確、客觀的評價利益協調的結果，并鼓勵、監督各方根據實際情況及時予以修正，而后由專設的協調機構進行驗收。

三、區域公共政策沖突消解的對策建議

當前中國區域治理模式是以政府為主導的科層制模式，因此為規避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的消極影響，有必要在我國區域治理模式根本特征的基礎上，提出全方位、多層次、前瞻性地改進措施。

1.建立公共政策沖突的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機制

解決公共政策沖突的基礎性措施是建立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機制。此措施同樣適用于解決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簡單而言，事前控制是一種預防性手段，指在公共政策沖突發生之前就已經采取一定的措施來避免沖突的發生。而相應的事后排除則是指政策出臺后，針對沖突的實際情況而采取的解決措施。

具體而言，可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一是要加強對政策主體權限的控制。雖然我國已出臺諸如《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規章制定程序條例》以及《法規規章備案條例》等法律法規，對政策主體的權限進行一定的原則性約束，但這些規定并不夠明確，甚至相互抵觸、矛盾，直接造成對政策主體權限的控制乏力，加劇了政策沖突的現象。因此，我國應在現有的法制環境下，通過協商制定各種具體的政策，明確各政策主體的權限范圍，并予以嚴格地監督，以此避免越權、超權決策。二是加強對決策程序的控制。為使決策者遵循一定的決策程序從而避免和減少政策沖突，需建立健全統一審查和批準制度。在區域內成立專門的審查機構，避免政出多門，區域內成員所制定的政策必須報經統一的機關批準，確保各級政策間的銜接和統一。同時，下級政府機構制定政策須報上級政府機構批準，進而有效地減少和避免上下層級政府間的公共政策沖突。

健全事后排除機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點：⑴備案審查。區域內各政策制定主體在制定、出臺各自的公共政策時，應按總規定及時將其報送指定的機關統一備份在案，以便進行進一步的審查、監督。⑵利用適用規則。公共政策沖突發生時，為正確適用法律規范而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如上位政策優于下位政策，同位階政策具有同等政策效力，特別規定優于一般規定，新規定優于舊規定等②。⑶裁決機制。當區域內公共政策發生沖突時，由協調委員會或臨時協調機構等專設機構進行裁決，明確各方責任。⑷改變或者撤銷機制。區域合作發展組織應該明確要求各地區政府機關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對違反制度、規定或者與上級部門政策相抵觸的政策予以改變或者撤銷，這是一種監督機制③。⑸定期清理機制。區域內各政府機關應定期對域內實施的政策進行審查、考核，判斷其是否與法律、法規、區域合作發展組織制定的政策等存在相互抵觸、沖突、矛盾的現象，進而進行政策整改，清理不合理的、無用的政策。

2.加強公共政策主體能力建設,深入推進大部制改革

一方面，政府機關人員應明確自己的職責，扮演好自己所承擔的角色，通過認真的學習、領悟，在正確理解自己的責任的基礎上，不斷加強學習，提高自身的素質、修養，進行合理的自我定位。根據區域內各自的需要，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自覺抵制各種誘惑，以區域利益為根本出發點，以公共利益為己任，確保公共政策的正確性、公正性，最大程度上減少公共政策的沖突。

另一方面，深入推進大部制改革，重塑政府角色。我國政府機關應對行政組織內部結構進行自上而下的調整, 科學設計行政組織結構, 把組織和業務及人事制度設計得使政府部門之間沒有任何重復、交叉的職能、權責④。為進一步推進大部制改革，我國應加大對其的宣傳力度，就改革達成全民共識，贏得公眾理解；科學預測改革進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障礙，有計劃的采取合理措施進行防范，而不是回避矛盾，掩蓋問題；盡可能的減少職能交叉，完善行政運行機制的同時，落實“問責制”，建設責任政府。總之，大部制改革的推進，應加強領導、科學規劃、周密設計、統籌協調、穩步推行。

3.暢通政策信息溝通渠道，建立政策咨詢協商機制

政策信息溝通不暢是許多公共政策沖突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任何一項政策都很難兼顧多方利益，在其實施過程中必定存在許多的歧義與抵觸，矛盾的產生不可避免，而有效的溝通則是減少矛盾、沖突的重要手段。因此，不僅要不斷加強區域內各成員的內部溝通交流，還要不斷加強政策執行部門與目標群體之間的外部溝通。一是由區域合作發展組織成立專職的溝通協調機構，具體負責區域信息公示、傳遞、溝通等職責，使溝通協調職能專業化、權威化。二是構建多種溝通渠道，使溝通渠道暢通化。三是縮短溝通距離，保證信息的真實有效。四是實現溝通手段和技術的現代化。此外，還需要在暢通信息溝通的基礎上，構建專門的政策咨詢協商機制。通過對區域內各個政策的咨詢協商，協調不同的利益訴求、政策價值觀和政策主張。如果區域內各成員缺乏關于政策目的的共同價值觀的同時，在利益關系上也是根本對立的，那么只有采取變通的方法來達到合意，從而維持協商關系。總的來說，政策協商機制的構建將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學化。

4.創新更為靈活的區域治理組織形式

針對我國現有的治理模式，單純的依靠傳統的層級控制來對區域公共政策沖突進行協調，效率明顯較低。因而，有必要通過交互式的合作來為實現共同追求的目標而努力，這需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進行變革：

⑴跨區域協調機構的組織創新。作為此機構發揮功能和作用的基礎和載體，組織形式至關重要。以歐盟為例進行說明，歐盟之所以能在此區域內發揮如此之大的作用，與其建立的完善的決策、執行、監督、仲裁等機構密不可分。通過構建一個完整的歐盟區域管理權力體系，歐盟組織實現了區域內的深入合作，并不斷地發展、壯大。著眼我國的區域組織不難發現，我國當前的跨區域協調機構在組織機構設置上還是過于簡單, 分工不明、責任不到位等因素都會直接導致區域合作組織的諸多職能無法履行和發揮。為此，我國的區域合作可借鑒歐盟的管理模式，在決策機構、執行機構、仲裁機構、咨詢機構等各個方面進行不斷改進、完善。

⑵跨區域協調機構的功能完善。在合理設置區域協調機構組織的基礎上，必須完善其功能，設置機構的目的是使其發揮應有的功能：在協調功能上，綜合考慮整體區域資源、區位優勢、經濟狀況，在整合與提升區域整體競爭力等方面發揮作用；在服務功能上，立足于服務區域市場一體化、服務區域經濟均衡發展，實現共同繁榮；在監督功能上，審查和監督區域合作規則的執行情況⑤。

⑶跨區域協調機構的網絡化。區域協調機構功能的正常發揮，離不開網絡化運轉。在對區域公共事務的管理上，必須實現多元化的參與主體，以問題的解決為焦點和行動導向，盡可能的弱化科層等級制色彩，強調各種主體的跨層級互動、協商對話、相互信任，實現區域治理模式的網絡化。

5.構建利益共享與利益補償機制

區域政策制定主體的目的就是為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要實現區域合作的深入，離不開有關利益共享與補償制度的構建，為此，做出的整體性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⑴區域內產業調整中的利益分享與補償。產業調整作為區域圈內公共事務管理的重要內容，直接對地方利益產生影響，同時也會與市場發生作用。區域產業分工的過程中，存在著產業替代、淘汰和升級，這必然會帶來利益的重新分配。每項產業的淘汰與升級，總將引發相關的利益沖突。只有建立了與產業相關的財政稅收制度，形成配套的利益共享和補償制度，才能使產業規劃和調整真正實現⑥。

⑵對區域內欠發達地區的主動推動。區域內總利益的維護離不開欠發達地區的努力，各地方的共同發展、共享區域發展成果，是區域內各方融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根本動力。若是區域合作與區域一體化僅有惠于發達地區，而欠發達地區并不能獲得同等的發展機會，那么它就很容易喪失融入區域合作的動力。因此，區域經濟發展應該統籌規劃，有側重的實施有利于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的財政政策和稅收制度：在財政方面，通過中央政府、上級政府的轉移支付、財政專項補貼等方式給予欠發達地區以政策支持；而在稅收方面，可以對落后地區給予稅收政策方面的優惠。

⑶利益共享的有效保障。構建區域內保障機制的重要功能就是使復雜的利益協調行為易理解和可預見，從而使區域合作行為變得可確定。另一方面，當利益相關者拒不履行協調意見，或者履行義務時違反區域合作協議規定的，應有承擔違約責任的相關規定。保障機制的有效構建將大幅度提高區域內各主體的參與熱情，進而有利于區域合作的深入開展。

引文注釋

①汪偉全.區域合作中地方利益沖突的治理模式:比較與啟示[J].政治學研究,2012（4）：5-21.

②宋麗華.公共政策執行中的問題及其對策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6.

③劉曉宇.我國公共政策沖突及其治理研究[D].湖南大學碩士論文,2008.

④袁明旭.官僚制視野下當代中國公共政策沖突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8.

⑤袁明旭.官僚制視野下當代中國公共政策沖突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8.

第4篇：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

【關鍵詞】公共政策 績效審計 比較研究

《審計署“十二五”審計工作發展規劃》指出，加強對中央重大方針政策和宏觀調控措施貫徹落實情況的跟蹤審計，促進政令暢通，保障各項政策措施落實到位，并將全面推進績效審計列為審計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通過比較研究，筆者發現一些國家對以公共政策為對象的績效審計卻持有不同態度。

一、公共政策績效審計內涵

關于公共政策的內涵，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分析所下的結論均有所側重，因此不存在一個標準的解釋。托馬斯?戴伊將其定義為，“關于政府所為或所不為的所有內容”，強調了政府具有選擇的職責。詹姆斯?安德森解釋為，“某一行動主體或一群行動主體解決問題或相關事務的有意識的行動”，強調了以解決問題為取向的行動主體的自覺意識。哈羅德?拉斯維爾與亞伯拉罕?卡普蘭的“目標、價值與策略的大型計劃論”，則只關注公共政策內容而不關心公共政策制定主體和客體。公共政策一詞有著不同的解釋，而從以上定義所引申出的內涵不外乎有三點：第一，公共政策是執政黨和政府作出的政治決定同時也是民主活動，具備政治性；第二，公共政策旨在維護公共利益，解決公共問題，履行公共責任，具備公共性；第三，公共政策是政府立足于負責任和力所能及，以解決問題為中心的、滿足多元利益需求的、能動的、自覺的活動，具備能動性。

按照審計署科研所研究報告對于公共政策審計的定義，公共政策審計是“國家審計機關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從形式、事實、價值三個維度，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系統（政策主體、政策客體、政策環境）、公共政策過程（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評估、政策終結等）和公共政策的結果和影響進行的監督、評價、建議咨詢等審計活動”。績效審計與公共政策具有高度契合性，將績效審計參與到公共政策運行過程中，提升國家審計的效用層次，能充分體現國家審計服務國家治理的理念。

二、國外開展公共政策績效審計現狀

（一）美國

伴隨著公共管理理念的發展改變，美國的公共政策評估逐漸形成了一個多方參與的體系。而美國審計署（以下簡稱GAO）則以獨立的監督方身份，運用公共政策績效審計，在政策評估系統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主要特點如下：

1.針對高風險領域進行審計，體現受托責任觀。美國審計署（GAO）績效審計的范圍很廣，從信息安全到國土安全，從氣候變化到能源政策法案，幾乎涵蓋美國審計署所認定的所有高風險領域。2008年，國際同業互查組對GAO的工作表示認可，其中對GAO的戰略計劃過程表示肯定。這個過程確保GAO將工作重點放在整個國家所面臨的最嚴重的管理問題和最具有風險的項目上，因此也是納稅人最為關心的領域。GAO通過針對高風險領域開展的公共政策績效審計很好地體現了履行受托責任，維護美國民眾利益的職責。

2.定期報告國會，為決策者提供信息完善政策制定。復雜的經濟環境帶來的越來越多的問題、風險，很大程度上擴大了績效審計的范圍。而審計范圍大部分來源于國會，GAO則定期向國會報告審計結果。GAO致力于通過監督（oversight）、洞察（insight）、預見（foresight），提供更真實、全面、有效的信息，通過信息分析為決策者提供改進的依據。2012年，GAO收到來自國會的924份請求，并向國會報告159次，并總計創造了55.8億美元的節約收益。

3.依托完善的績效評估體系，深入開展審計工作。與我國績效審計更多地采用自行制定的評價指標體系不同，美國有著全面系統的績效評價體系。199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成為世界上第一部聯邦績效法案。該法案要求各部門制定出一套能綜合反映部門業績、便于考評的績效指標，并由國家績效評價委員會負責監督和實施，評價標準則更具合理性。有了這樣完善的績效評估體系，為GAO開展審計工作節省了大量的精力。從而使得審計工作重點轉向考核被審計單位內部管理特別是內部控制制度是否合理發展，審計工作更加深入，更具揭示性。

4.靈活運用跟蹤審計，保障審計結果應用。公共政策從制定、執行到完善是一個多方參與的、動態的復雜過程，其持續性也有所差別。因此審計結果的提出并不等于審計工作的終結，為監督建議的采納情況，監視政策環境的動態變化，跟蹤審計便成為不可或缺的一環。根據GAO的統計，截至2012年底，在2008年的審計建議中80%得到了采納。對于時效性較強的項目，進行較高頻率的審計。2008年10月3日美國總統布什簽署了備受矚目的《緊急經濟穩定法案》以應對規模空前的金融危機，該法案要求GAO對“不良資產救助項目”至少每60天向國會提交一份審計報告，以監督項目的執行情況。對周期性較長的公共政策，強調跟蹤審計的連續性，跟蹤期可達數十年。對于呈現階段性特點的公共政策，則強調適時性。

（二）英國

英國的績效審計比其他西方國家起步較晚。根據英國國家審計署公布的數據，在2010年，通過開展績效審計，國家審計署為英國增加各項收入或節約各項費用約十億英鎊。由于許多好的績效審計項目無法以節省多少開支來衡量，所以英國績效審計的許多成果還表現在被審計單位服務質量的改善、工作效率的提高和各種資源的節約等方面。

1983年，英國《國家審計法》第六條第一款規定，主計審計長可以對任何組織（政府部門或者其他相關組織）為履行其職能而使用所掌握公共資源的經濟性、效率性、效果性進行檢查。源于主計審計長就公共賬目向議會提出審計報告的責任，主要以財務審計為基礎，檢查公共資源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并僅限于對政策執行情況進行審計，對政策本身不提出任何質疑（史小明，2011）。這一限制體現的原則是，政府的計劃和項目從根本上說是政治問題并應由國會作出決策。為保持審計師的獨立性，審計師應回避這類具有政治色彩的行為。績效責任歸屬于被審計單位，而審計師的責任是對政策執行情況進行獨立的檢查。考慮和執行其審計結論會對被審計單位政策產生影響，審計師必須小心謹慎不要妨礙或削弱被審計單位責任，也不要對其事后的決定作出評價。

三、開展公共政策績效審計的必要性

（一）開展公共政策績效審計存在的困難

公共政策的效果直接關系到政府機構服務對象的滿意度。這類審計一般比較復雜，難度系數較高。很多時候審計師需要以專家的身份對一項政策的執行情況進行判斷，這就需要審計師具有相關專業領域的扎實基礎，因此也對審計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保證專業性，這類審計往往需要聘請外部專家，這又為審計質量控制加大了難度；相對合規性審計而言，績效審計也有既定的標準，但又超越這些標準顯示出很強的描述性。很多情況下一項政策的效應具有不可測性，無法給出準確的數字。又或者效果延遲期較長，短時間內無法對效果進行估量。在這些情況下，審計師的主觀判斷顯得尤為重要，然而一旦涉及到主觀判斷，審計的客觀性就容易受到質疑；而關于公共政策的審計在很多人看來帶有政治色彩，英國審計法對政策評價的限制也有一定的道理。這就要求審計師在針對公共政策的績效審計中，對政治邊界把握清晰，在保證審計結果客觀、獨立的情況下給出合理的審計結果，既不超越權力的邊界也不固步自封。

（二）開展公共政策績效審計的好處

1.有利于確保資源分配公平性。隨著績效審計從傳統的“3E”擴展到“5E”，“環境性”與“公平性”日益得到重視。其中“公平性”指應審查政府項目及政府活動所產生的利潤分配與再分配是否公平以及對社會秩序穩定的影響。近年來隨著國家對民生事業的重視，各方面投入力度逐年加大，然而由于缺少完善的公共政策體制，公眾對政策的公平性存在一些質疑。而公共政策績效審計則在促進政策“公平性”方面大有可為。審計機關通過對不公平政策嚴格把關，對現行體制中的不公平予以指認，推動實施體制改革，可以在保障政策公平性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2.有利于實現政策過程透明化。西方發達國家行政公開制度實施較早，行政公開制度比較成熟，具備完善的行政決策體系，合理的行政決策機制，以及對行政決策的監督和責任追究制度。相比之下，我國在政務公開方面盡管也有相應規章制度，卻還無法真正落實。審計機關在鞭策決策科學民主，實現行政決策過程透明方面是可以擔負起重要責任的。在推動公眾參與確定審計重點的同時，通過審計結果公開促進公眾對政策的認識和支持。開展公共政策績效審計可以激發公眾監督行為，對政策制定者起到震懾作用，有效抑制一些片面追求政績的短期行為。

3.有利于落實政策的執行。美國學者艾利森曾指出：“在實現政策目標的過程中，方案確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決于有效的政策執行”。然而現實中政策執行走樣卻比比皆是，往往是僅僅做做表面文章，看上去光鮮亮麗實際上則是應付了事。地方官員在政策執行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使用自由裁量權，如果沒有對權力的有效監督機制，則容易滋生機會主義行為，其中審計機關是不可或缺的一員。現階段審計機關可以先將政策執行審計作為工作的重點，保障政策的貫徹落實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增強政策效用。

四、開展公共政策績效審計的可行性

在剛剛結束的世界審計組織第二十一屆大會上，各國最高審計機關集中討論了國家治理與國家審計、最高審計機關促進財政政策可持續兩大議題，明確提出，要培養審計機關對公共財政計劃制定過程的審計能力，并促進對經濟周期、政府債務、公共項目和社會安全、養老金、教育、醫療保障以及自然災害、氣候變化、金融危機等領域可能發生的事項建立評估的執行機制及法規機制的健全。

1.具備內在動力。據世界銀行估算，過去20年間，我國每年投資額約在4 000億～5 000億元，投資決策失誤率在30%左右。與政府動輒幾億的投資政策以及其他民生事業相關政策相應的是，廣大公民對公共政策信息的訴求越來越強烈，對參與政府事務管理呼聲越來越高。而政府有義務將國家財政預決算以及政策決議過程向公眾公布，這些公告報告則必須由審計機關進行審計以保證其真實可信。

2.擁有專項審計調查經驗。我國目前已開展具有類似形態的，以專項資金為對象的績效審計。這些項目從政策執行情況出發，以專項資金為主線，對資金的使用進行監督，進而為更好地利用專項資金提出改進政策建議。雖然還不能從公共政策的角度進行深入分析，但是此類工作的大量展開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經驗，為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政策績效審計打下了基礎。

3.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經驗。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國家在開展公共政策績效審計方面已有所建樹。在歐洲，荷蘭、挪威和瑞典在這一領域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一些最高審計機關將長期計劃分為宏觀（政治、環境）、中觀（政策）和微觀（管理）三個層次。可見，作為審計計劃的一大層次，公共政策在審計工作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我國的行政體制、基本國情與國外有顯著差距，但國外最高審計機關的理念以及先進經驗可以學習借鑒為我所用。

總之，現階段各界對公共政策效用信息有著強烈訴求，我國也具備相應的實施條件，開展公共政策績效審計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作者為碩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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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陳振明.政策科學――公共政策分析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260.

第5篇：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

關鍵字：和諧社會、公共財政、轉型

一、“和諧”，人類社會始終追求的目標

和諧是人類社會的元問題，是社會科學的根本問題。

1、中國的“和諧”哲學，宏觀和諧

中國四書五經之首的“易經”，其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易有太極”，太極是什么？就是“太一”，是哲學上的整體和統一，是宇宙渾然一體的元氣。中國圍棋的黑白旗子，以中央為“天元”的棋盤，深深的凝聚著“和諧”的思想。

儒家思想，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數”以來，兩千年來一直是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倫理和諧觀，實行“仁政”的政治和諧觀，都是歷朝歷代統治階級宣揚的國家治理理念。

道教雖然與儒家思想同時發源于我國春秋時期，但由于其“清心寡欲”、“小國寡民”的超然和諧觀有抑制生產的不利因素，因此被統治階級所棄用，沒有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但其始終伴隨著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社會隱性的社會和諧觀，歷代“學而優，卻不能仕”的社會精英，往往選擇隱居的生活方式實現超然的和諧觀。

中國本土化的佛教就更厲害，“六祖大師”惠能的一句“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道出了人生輪回的和諧。

2、西方的“和諧”哲學，微觀和諧

而西方的“和諧”哲學卻是從小處著眼，從每個獨一無二的人性的和諧談起。

基督教是西方社會基本的社會價值取向的思想根源。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一個最偉大的思想成果，就是肯定了基督教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在其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他指出，正是新教的宗教精神，一種新的價值觀，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在歐洲的發展。德國費爾巴哈在其《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提出“上帝的完善性，就是我們靈魂的完善性；只是前者是無限制的……”都是從個人的角度出發，來闡述個人在社會和諧中的巨大作用。

亞當•斯密，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的開山之人，其“看不見的手”理論通過研究普通制針工人的分工對效率的提高的作用，闡述了充分的競爭交易可以是使個體的自私自利行為在整個社會層面表現為完美的“和諧統一”

精神病學家，弗洛伊德通過對夢這種無意識人類行為的研究，闡述了人的潛意識對于社會和諧的影響，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哈耶克、米塞斯等人通過研究有意識的人類行為，闡述了自由對于和諧社會的重要。

但是在實際中，社會和諧的狀態是短暫的，不和諧的聲音往往此起彼伏。美國經濟學家K·阿羅(K·Arrow)的“不可能定理”，道出了集體選擇和諧的現實困難性，“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使人們看到了個人理性的選擇到集體和諧選擇之間的鴻溝。也正是現實中的不和諧，使人們產生了對和諧社會的憧憬，西方的“烏托邦”、中國的“世外桃源”體現著古今中外人們對和諧社會的向往。

二、轉型時期社會不和諧的表現

縱觀人類歷史，社會的不和諧往往在社會轉型期表現的最為顯著。美國政治學會副主席、哈佛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塞謬爾·P.亨廷頓在《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里指出現代化過程中基本價值觀的轉變、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政治體系的巨大變革往往造成社會不和諧。

縱觀我國二十年來改革開放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我國社會正在體現著重重的不和諧：

1、思想上的不和諧，“忠孝”倫理價值觀與市場經濟的背離

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忠孝”為核心的社會。自然經濟是以忠孝道德為基礎的“人情經濟”，“身份經濟”，它與以誠信為道德基礎的等價交換的市場經濟是格格不入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就是價值規律，它從不承認像人情、身份、倫理規則等一類的規律。同時，競爭和變動使得每一個人利益的實現都離不開他人和社會的利益，每一個人的行為都受到他人行為的制約，因而也有必要通過互相之間的契約達成合意，去完成經濟交往活動。契約關系所蘊含的意志自由、權利義務平等、等價有償和公平競爭等一系列規則及其法律精神必然使人們在社會交往中改變“忠孝”的道德觀，建立以誠信為基礎的市場道德。

2、政治上的不和諧，授權集中與用權民主

西方的政治體制，是體制下的議會制，這種政治制度的特點就是政治授權的民主性和行使權力的行政獨立性和集中性。政府的政治權力是必須通過議會的立法授權，一旦授權，行政權力的行使便不受議會的監督，體現集中性。但是我國的政治體制體現為領導、干部的選拔采取組織提名的辦法，行政的授權體現為上級領導的意志，體現為集中；而在國家政策的執行時卻體現為民主，必須由“四大班子”一致通過才可以，這樣的民主集中制，最大的弊端體現在財政政策上就是各級干部不對百姓負責，而只對上級負責，并且在制定政策時缺乏效率。

3、經濟上的不和諧，計劃功能與市場功能的交叉

目前我國的經濟體制是一種既不同于西歐的古典市場經濟，也與東亞地區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市場體制相異的“雙軌制”，即發育中的市場機制與行政性干預并存。中國特有的經濟發展模式被西方媒體稱為“中國模式”以區別于“東亞模式”。體現在財政上，就是財政政策對私人經濟的過分干預、稅收政策的區別對待和國有經濟成分的規模龐大以及證券市場上國有股“一股獨大”，這種“雙軌制”在相當長時期內還可能存在。

4、自然環境上的不和諧，我們的發展是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

由于我國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把經濟的增長、GDP的增大作為各級政府的經濟工作的唯一目標，不考慮自然界的發展變化，不建設自然界，只把自然界當作免費獲取資源的倉庫，導致環境質量下降，自然資源受重損。石油的短缺、國土的沙化、飲用水源的污染、溫室氣體的排放、城市的光污染等等已大大制約我國經濟發展，人與自然的不和諧凸現三、公共財政VS不和諧

“財政學從本質上說是一個社會科學的范疇，而不只是一種純粹的技術分析工具。”[i]“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制度下，財政都是個大問題。財政、稅收實際上是一國政治的全部經濟內容，“因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政治不過就是決定公共物品提供即公共資源配置（包括收入再分配）的社會機制……是關系到、民主、法治的政治大問題。”[ii]，既然財政是個大問題，那么解決社會的不和諧，財政具有推卸不掉的責任。

1、公共財政應通過對“私人契約”的保護，重塑“誠信精神”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契約關系是商品生產者經濟交往的最基本形式，因而也是范圍廣泛的社會關系存在的前提或基礎，誠信是簽訂和履行“私人契約”的道德基礎，沒有誠信，“私人契約”就會難以履行。市場經濟的基礎是交換，交換的基石是誠信。西方學者馬克斯·韋伯在《中國宗教》一書中，說中國商人缺乏“誠實”和彼此毫不信任，這是對中國商人缺乏了解。恰恰相反，中國商人則是非常強調“信”、“誠”之道德的。然而，在實行市場經濟的今天，由于歷史的長期禁錮和市場經濟轉軌時期體制的不完善，加之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劃分不清，使得“私人契約”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有效得執行，使得社會的交易成本大大的加大，中國社會傳統的誠信美德得到破壞，阻礙著市場交易范圍的擴大，阻礙著市場體制的建立。公共財政應當抽身比賽，切切實實的當好裁判員，通過有效的公共政策，降低交易的履行成本，促進契約的有效執行，重塑市場的“誠信精神”。

2、公共財政應通過法治化，逐步形成有效的民主財政

公共財政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并與之相適應的一種財政模式，因此，公共財政的首要任務是對市場契約的尊重和保護。公共財政應當成為保護市場契約的工具，公共財政的使命就是保護私人契約。從這點上講，公共財政首先必然是“法治”的財政，因為對契約的有效保護是法制的本質特征之一。基于對私人契約保護的本質特征，現代“法治”的核心必然是“治政府”，人民通過法律限制政府的權力，體現在財政上就是建立民主財政。建立人民說了算的財政。通過財政的民主化，逐步促進政治的民主化。

3、財政應通過公共化，退出私人領域，提供更廣泛的公共產品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上的交易活動一般只發生在私人領域，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要求政府退出這一領域，把政府活動其中主要是財政活動局限于公共領域之內。非贏利性是公共財政的本質特征之一。在我國目前以市場為目的的改革中，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過程，就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改變政府配置資源的方式，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政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體現在財政上，就是財政支出范圍的問題。因此，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財政支出范圍就只能界定在市場做不了的即失靈的領域，以彌補市場的不足，提供更廣泛的公共產品。

從歷史上看，社會的和諧是自發形成的，不是“構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能“構建”的，在我們宣傳和諧社會的同時，如何運用財政政策使每個公民可以享受到經濟增長給他們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利益，使每個公民在經濟增長中自身得到發展，使每個公民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增進社會認同感，是我們的政府應該認認真真思考的，也是我國財政在促進經濟發展，克服社會的不和諧，建立和諧社會中應該承擔的歷史使命。三、公共財政VS不和諧

“財政學從本質上說是一個社會科學的范疇，而不只是一種純粹的技術分析工具。”[i]“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制度下，財政都是個大問題。財政、稅收實際上是一國政治的全部經濟內容，“因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政治不過就是決定公共物品提供即公共資源配置（包括收入再分配）的社會機制……是關系到、民主、法治的政治大問題。”[ii]，既然財政是個大問題，那么解決社會的不和諧，財政具有推卸不掉的責任。

1、公共財政應通過對“私人契約”的保護，重塑“誠信精神”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契約關系是商品生產者經濟交往的最基本形式，因而也是范圍廣泛的社會關系存在的前提或基礎，誠信是簽訂和履行“私人契約”的道德基礎，沒有誠信，“私人契約”就會難以履行。市場經濟的基礎是交換，交換的基石是誠信。西方學者馬克斯·韋伯在《中國宗教》一書中，說中國商人缺乏“誠實”和彼此毫不信任，這是對中國商人缺乏了解。恰恰相反，中國商人則是非常強調“信”、“誠”之道德的。然而，在實行市場經濟的今天，由于歷史的長期禁錮和市場經濟轉軌時期體制的不完善，加之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劃分不清，使得“私人契約”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有效得執行，使得社會的交易成本大大的加大，中國社會傳統的誠信美德得到破壞，阻礙著市場交易范圍的擴大，阻礙著市場體制的建立。公共財政應當抽身比賽，切切實實的當好裁判員，通過有效的公共政策，降低交易的履行成本，促進契約的有效執行，重塑市場的“誠信精神”。

2、公共財政應通過法治化，逐步形成有效的民主財政

公共財政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并與之相適應的一種財政模式，因此，公共財政的首要任務是對市場契約的尊重和保護。公共財政應當成為保護市場契約的工具，公共財政的使命就是保護私人契約。從這點上講，公共財政首先必然是“法治”的財政，因為對契約的有效保護是法制的本質特征之一。基于對私人契約保護的本質特征，現代“法治”的核心必然是“治政府”，人民通過法律限制政府的權力，體現在財政上就是建立民主財政。建立人民說了算的財政。通過財政的民主化，逐步促進政治的民主化。

3、財政應通過公共化，退出私人領域，提供更廣泛的公共產品

第6篇：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

關鍵詞:城市化;區域公共管理;區域行政壁壘文章編號:1674-1145(2009)35-0125-02

一、公共管理創新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公共管理創新的必要性

1.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迫切需要。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愈益增強,各國為了吸引資金、技術和人才以推動本國經濟發展而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全球化時代是高風險的時代,對各國政府開展國際合作和協商協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也推動著政府管理創新。

2.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需要。首先,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實現政府職能市場化和公共管理法治化。其次,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以企業化為導向再造政府內部的管理。借鑒企業管理的成功經驗,運用企業精神改革政府,提高政府服務質量,是改進政府內部管理的題中應有之義。

3.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深化,成效明顯。但是,由于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政府追求無限權力,形成無限政府,權力較少受到制約也難以制約,政府習慣于用單一的行政管理手段處理復雜多樣的社會事物,這顯然不利于激發和調動個人、企業與社會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利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二)公共管理創新的重要性

1.公共管理創新為城市化奠定經濟基礎。以公共服務為目標的公共管理創新,有利于為構建城市化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面對社會對政府公共服務提出的要求,我國政府只有提供系統性、制度性、公平性、可持續性的公共服務,才能適應迅速增長的社會公共需求,為經濟增長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

2.公共管理創新能夠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穩定。當前隨著我國社會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長,社會矛盾更加復雜,不同社會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不可避免,并將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人們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為他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人們越來越期望建設一個公開、透明、沒有腐敗的政府。

3.公共管理創新明確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角色定位。政府作為社會公共治理最重要的主體,承擔著建設城市化的組織職能,其自身角色的合理定位和作用的有效發揮,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制約著構建城市化的進程。要發揮好政府的作用,就必須使政府有明確的角色定位。

二、城市化進程中區域公共管理的問題

區域治理主體的缺位、區域公共政策的沖突和區域行政壁壘的存在等障礙因素,制約了城市化建設的進一步發展,阻滯了區域公共管理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一)區域治理主體的缺位是組織問題

大凡區域一體化建設與發展比較成功的地區,一般都設有由中央政府或上一級政府直接領導的區域治理機構。重大的決策還要經過中央政府或上一級政府批準,并通過頒布各種法令、法規予以實施。由于沒有統一的區域規劃,城市往往都從各自利益出發,在城市規模、城鎮布局、職能定位、產業分工等方面缺乏必要的協調,因此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互不相容、重復建設等問題,影響了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區域公共政策的沖突是政策問題

傳統行政區經濟環境下,各地政府制定政策通常都是只考慮自己行政區內的情況,我們可以稱之為內部政策。區域公共政策,是政府根據區域差異而制定的促使資源在空間的優化配置、控制區域間差距擴大、協調區際之間關系的一系列政策的總和。區域政策的突出特點是以區域為作用對象;它的出發點是區域差異,它的必要性在于市場機制在資源空間配置方面存在不足,在解決國民收入的地區間再分配方面往往失效。

(三)區域行政壁壘的存在是直接問題

行政壁壘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出于對本區域利益最大化的考慮,憑借行政權力對市場進行不合理的干預,以行政區劃為界限主觀分割統一市場的行政行為。當前在我國各個地區之間沒有關稅,執行的是統一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貿易政策。從國家的角度講,各個地區之間是沒有貿易障礙的。但是,由于受行政區劃影響,不同行政區之間仍然存在市場分割現象。最大障礙就是隱藏于行政區背后的區域行政壁壘及其產生的地方保護主義。

三、城市化進程中區域公共管理的創新

(一)通過觀念創新確立區域公共治理理念

隨著區域公共管理的發展,要求政府的治理理念必須跳出行政區劃的剛性圈子,關注區域公共問題的治理,擯棄傳統的“內向型行政”。在社會背景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政府的理念和行政價值必須擺脫對傳統的路徑依賴。每個地區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從個體來說確實是一種理性的行為,然而從區域發展的大局來分析,區域的發展容易受到多頭行政力量的制約,區域發展極易走向碎片化,陷入“囚徒困境”,不可能實現聯動共贏。政府要意識到這個問題,堅持區域公共治理。通過合作協調,發揮比較優勢,使區域間的公共問題高效率解決,避免重復建設,惡性競爭和行政壁壘。

(二)形成統一的區域公共管理政策環境

對城市化一體化而言,創新區域公共政策可以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抓住重點,建立高效率的行政管理體制。突破行政區劃壁壘,對區域相關政策、規劃實施進行協調、監督。二是呼應熱點,建立均等化的公共服務體制。適應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的需要,加快建立區域城鄉統籌的就業、住房、社會保障體制。三是攻克難點,建立無障礙的市場流轉體制。全面清理阻礙生產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動的各種不合理規定,推進要素市場、商品市場的制度對接、統一互聯,著力構建市場共同體。進一步培育區域產權市場,加快產權制度改革,形成有利于產權流轉、資源配置和高效監管的新體制。

第7篇：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

【關鍵詞】經濟帶 沿海 財政政策 發展

沿海經濟帶是沿海地區甚至是整個國家發展的關鍵地帶，是我國深化對外開放政策的橋梁以及紐帶。近年來，其發展水平在提高國民經濟總體發展水平中的作用日益顯著。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大環境下，與其他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國家相比，我國的財政政策在協調區域經濟發展以及優化資源配置方面具有更為強大的作用。在沿海經濟帶的發展中，有效的財政政策可以促進技術、資金以及人才等有利資源向經濟帶的聚集，從而有效推動經濟帶與國際產業接軌的速度、進一步提高經濟帶的國際化程度，促進經濟帶產業結果的進一步優化。目前，我國關于沿海經濟帶發展的財政政策體制已經基本建立起來，但是由于發展時間較短，仍存在較多不足，為了進一步推動沿海經濟帶的發展，文章進行了以下的探究。

一、沿海經濟帶的發展現狀

（一）沿海經濟帶發展的成效

以某沿海經濟帶的發展為例：目前，某沿海經濟帶的發展已經升級為國家總體發展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到目前為止，該沿海經濟帶已經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各方面的開發建設正在有序進行。其中，以下四個方面的優勢最為突出：（1）招商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加快；（2）基礎設施配備基本完善；（3）整個經濟帶內的企業呈現出良好的營運態勢；（4）土地開發合理有序的進行。

（二）沿海經濟帶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經濟帶的發展整體態勢良好，但是我們需要同時意識到以下問題的存在，及時采取措施，為經濟帶的進一步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1.創新能力較低，缺乏完善的區域創新體系

調查發現，我國固有的體制以及原有的產業結構等對創新能力產生了明顯限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科技創新在企業發展中的地位未得到足夠重視，研發資金投入不足；（2）缺乏良好的人才結構，忽視了創新人才在企業發展中的作用。

2.不同產業之間協作能力差，產業定位存在重疊現象

沿海經濟帶的迅速發展為很多產業提供了機遇，許多行業在短時間內發展起來。但是由于產業之間沒有形成良好的協作關系，導致很多產業大量聚集，而部分產業發展則較弱的現象，導致了產業發展的不平衡。

3.現有產業項目質量較低，帶動作用強大的項目較少

調查發現，在沿海經濟帶中四個方面的問題極為突出，即高科技項目所占數量少、對經濟發展具有強大推動作用的重大項目少、現有項目不具有顯著特色以及外資投資的項目較少。

4.區域性產業群集優勢未得到充分體現

現在，沿海經濟帶的區域性產業密集，但是卻為形成統一的整體，各產業之間相互協作的能力明顯較低。簡單的說就是僅僅形成了在空間范圍內的集聚，相互之間的關聯關系以及依存關系不顯著，缺乏成套的關聯措施，相互之間協作能力較差。而經濟帶優勢的發揮主要靠的就是產業群這個大的整體來實現。因此，需要加強對產業群的構建。

二、促進沿海經濟帶發展的財政政策

（一）積極完善沿海經濟帶發展的財政支持政策

沿海經濟帶具有較強的發展優勢，為此國家制定了大量的政策對其發展予以支持。保證這些政策的全面落實是推動沿海經濟帶又快又好發展的堅實基礎。除此以外，由于部分政策發展并不完善，政府需要加強政策的建設力度。立足于我國沿海經濟帶發展的現實狀況，針對其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在現有形勢下需要重點發展的行業等，制定具有更高現實意義的政策。為了提高企業進行技術或者是設備研發的動力，應采取相應措施減少企業研發的費用，比如在企業所得稅方面予以政策支持或者是對于研發出的產品具有較高應用價值者予以相應的獎勵。對于一些具有較強發展優勢的產業，可適當降低其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費用，比如降低其土地出讓金以及其它配套費用。盡快建立起鼓勵自主創新產品研發的政策，建立具有針對性、以及創新性的采購制度，相關政策已經確認即可，在實施過程中要實現動態管理。除上述問題外，為了進一步鼓勵區域內企業創新產品的發展，各省級以及省內各級政府應當建立相應政策，鼓勵企業優先采購區域內企業的產品。

（二）推進財政體制等體制的創新性發展

體制的創新在促進沿海經濟帶的發展中具有強大的推動作用，為此需要進一步深化相關財政政策的改革，提高財政體制機制的靈活性、實用性以及創新性，研究發現我國沿海經濟帶行政方面分割現象嚴重。這種狀態進一步加重了“諸侯經濟”的發展，阻礙了經濟的良性發展。因此，要想實現經濟帶內原有老工業基地以及現有產業區域的快速發展，必須要打破原有行政區域分割的局勢，突破封閉性較高的經濟體系的限制。同時要增加政策在引導多種產業生產發展中的適用性，提高自身的使用空間，在制定相應政策前要進行嚴格的考核，了解各行業以及區域內行業的發展需要，立足于現實，對不同區域、不同產業的發展規模以及經濟水平和在現有基礎上的承受力進行嚴密分析。針對這些需要建立具有更高應用價值的政策。為了提高管理部門的監管力度要進一步完善監管體制，明確相關責任人的職責以及責任，盡量做到責任到人。

（三）通過財政資金的利用為產業發展提供良好的平臺

1.充分發揮政府資金的引導作用，建立有利于產業發展的基金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對于整個經濟帶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發現，通過政府對資金投入方向的準確引導，建立有利于產業發展的基金對于實現沿海經濟帶的可持續快速發展具有強大的推動作用。分析發現，產業園建立的資金來源主要有以下四種：（1）政府的資金儲備；（2）財政專項基金的整合；（3）國有資產資源的變現；（4）中央政府財政專項基金的支持。上述途徑可以為沿海經濟帶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基金基礎，可以為沿海經濟帶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提供較好的發展條件。

2.鼓勵民間資本參與沿海經濟帶的開發建設

政府的資本投入對于經濟帶的發展具有強大的推動作用，同樣，民間資本在其發展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在經濟帶發展的過程中有很多民營公司逐步建立起來。近年來，隨著國家對民營企業重視力度的不斷提高，民營企業的發展形勢如火如荼。多種運營機制如創業投資機制等已經建立起來，并逐漸完善，目前已經基本建立起了較好的民營經濟融資平臺。因此，我們必須要提高對民營企業重要性的重視力度，鼓勵各類金融組織的興辦，盡快實現證券、銀行以及保險等金融服務行業的變革，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更高的平臺。

3.提高金融服務軟環境的質量，增加風險資本的投入

風險資本可以通過一定程度的財力支持幫助企業緩解其內部存在的資金不足問題。常見的財力支持的方式主要有租賃服務、購買債券契約貸款或者是股份投資等。對于沿海經濟帶來說，金融服務軟環境的良好與否對于產權的開放程度以及企業股權的流動性具有較大影響力。統計發現，良好的金融服務軟環境對于風險投資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因此，要實現沿海經濟帶的高速發展，減少資金問題對其發展的限制程度，必須要強化金融服務軟環境的構建。

（四）順應國家號召，增加政府的政策支持

對沿海經濟帶的整體發展態勢進行分析發現，我國現有沿海經濟帶發展狀況良好，各方面均逐漸步入正軌。在經濟政策方面我國將“保增長”作為宏觀調控過程中需要實現的首要目標。為了盡快實現該目標，國家以及地方政府需要增加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增加轉移支付力度，提高對重大科技以及創新項目的政策支持力度。另外，交通的通暢性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作用顯著，由此可知，要實現沿海經濟帶的快速發展需要增加對交通設施的建設，增加原料以及產品運輸的途徑，為經濟帶的發展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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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

論文關鍵詞：入學費　教育券　基礎教育財政　教育公平

論文摘要：教育財政作為政府及政府主管教育的公共部門有效地籌措、分配、使用和管理各種教育資源的經濟行為，對促進教育公平發揮著重要功能和作用。教育財政政策的變革本質上也是對于教育公平的不斷推進和完善。入學費、教育券作為不同歷史階段基礎教育財政領域的變革產物，鮮明地體現了基礎教育財政致力于教育公平的努力。

教育公平既是一個現實的話題，也是一個歷史的選擇。人類教育發展的歷史一直伴隨著人們對教育公平的追尋。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各國政府，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呼喚和實踐著教育公平。促進教育公平作為一個長期和大規模的行動，政府的力量占有絕對優勢。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政府的態度和行動直接影響教育公平的進程。政府對于教育公平的重視和推動可以從不同領域進行解讀。從經濟領域來看，教育財政作為政府及政府主管教育的公共部門有效地籌措、分配、使用和管理各種教育資源的經濟行為，發揮著促進教育公平的重要功能。教育財政政策變革的本質也是對于教育公平的不斷推進和完善。入學費(限于基礎教育階段)、教育券作為不同歷史階段基礎教育財政政策變革的產物，鮮明地體現了基礎教育財政致力于教育公平的努力。

一、入學費：基礎教育財政政策邁向起點公平

入學費既是一個大眾關注的日常話題，也是基礎教育財政領域具有特殊意義的問題。入學費與教育投入、教育經費等問題直接相關。誰來承擔學費、如何確立學費的額度、學費繳納的多寡等都是基礎教育財政不容回避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從引起關注并受到重視直至日益完善對于基礎教育財政而言卻是一段較為漫長的歷史。

只有當政府用公共資金興辦教育，并且采用經濟手段干預教育發展的時候，教育財政才會產生。這說明，當國家不過問基礎教育的發展時，是無所謂基礎教育財政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各國政府開始過問基礎教育的原因、時間和推進方式都不盡相同，但大體上都經歷了3個重要階段。第一階段，把基礎教育看成是由私人舉辦的，為那些支付學費的人們提供服務的私人事業。第二階段，把基礎教育看成是由公共財政提供經費、為全體人民提供服務的公益事業，教育服務的對象是全體民眾，不管其支付能力如何，都應該接受教育。第三階段，把中小學教育看成是沒有性別、種族和智力方面歧視，沒有財富等級差別的全體人民都能平等接受的為全體人民提供服務的一項權利和義務。

鑒于政府過問基礎教育的態度與方式的變化，基礎教育階段入學費的相關政策也經歷了從無到有，從模糊到清晰的過程。在義務教育制度尚未確立、基礎教育水平落后的時期，政府無暇顧及基礎教育，沒有基礎教育財政一說。所謂入學費基本上就相當于教育經費，且其來源和構成十分單一。這種局面的形成與特定時期的教育發展水平相關。因為，這一時期教育被視為是少數人而且是有錢人的事，學費只不過是一種民眾為滿足自身的教育需求而自愿支付的教育經費。這種觀念帶有很大的普遍性。各國在基礎教育發展的早期都無一例外地經歷了這樣一個時期，由民眾自行承擔教育費用。學費的承擔者主要為民眾和慈善團體等。

在美國，從17世紀、18世紀直至19世紀的早期，基礎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私人或教會的事。公眾免費入學的思想源于19世紀初，而其真正成為現實卻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的基礎教育早在中世紀就已存在，但帶有明顯的宗教色彩。一直到17世紀，英國的初等教育仍主要面向下層民眾，初等教育機構的開辦者和經費的提供者主要是教會，這種初等教育有著明顯的慈善性。一直到19世紀30年代，英國加強了國家對教育事業的控制，建立公共初等教育制度的呼聲才日益強烈。此后，英國國家過問基礎教育的歷史才真正掀開。至于日本的兒童，從11世紀至1872年明治政府頒布《學制》之前，他們大都是在“寺子屋”里學習。“江戶后期的寺子屋雖然是專門的經營性教育機構，但是在形式上不收學費，寺子向寺子屋交的是“束惰”、“謝儀”，向老師交謝禮。一直到19世紀中后期，入學費的多寡以及由誰支付均處于一種自發的狀態。可見，真正意義上的基礎教育財政尚未確立之時，教育公平只是一種奢談。

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初期是近代各發達國家義務教育立法最為踴躍和頻繁的時期。政府逐漸取代私人和團體開始主動承擔起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基礎教育財政開始成形，其促進教育公平的功能也開始逐漸發揮。但這一時期的教育公平與基礎教育財政政策本身一樣是脆弱、不穩定以及不平衡的，不同社會階層的子弟在學費問題上遭遇不公平的待遇。特別是有些資本主義國家施行的雙軌制更是體現了這樣一種不平等。雙軌制是一種教育體系內部的分流制度。從入學費的角度來看則體現為，家境貧寒、無力承擔高額學費的學子只能進入政府所辦的層次較低、水平不高的學校入讀。這些學校經費有限，學習年限較短，大部分都屬于初等層次，且向上攻讀的通道被堵塞。而那些家庭富有的子弟則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條件和意愿自由地選擇入讀各種較高層次和類型的學校。入學費的多寡對于他們來說根本不是問題。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自身對基礎教育的職責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但教育制度內在的缺陷卻徹底暴露了這一時期的基礎教育財政在促進教育公平方面仍然是形式化和表面化的。基礎教育財政政策無法照顧所有階層的子弟，在促進教育起點的公平方面基礎教育財政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效果并不明顯。這也許與當時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也有著一定的關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整個世界暫時擺脫了戰爭的拖累。各國教育的發展獲得了良好的機遇，也在不斷尋求新的變化。這一時期，各國義務教育制度基本完善，特別是那些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其義務教育年限不斷延長，有的國家甚至長達9－12年，且規定不論身份、階級、種族、性別等，所有兒童都有平等地享受義務教育的機會。這種巨大的進步與基礎教育財政對于教育公平的重視有著重大的關聯。義務教育制度日趨完善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免費，也就是由國家來承擔義務教育階段的學費。當所有階層的子弟不用擔心學費問題、不會由于貧富差別而被迫選擇不同的學校，而是擁有平等的就讀機會，教育公平的推進就得到了明確的保障。這就是胡森所說的教育起點的公平，即“每個人都擁有不受任何歧視地開始其學習生涯的機會，至少是在政府所辦的教育中開始其學習生涯的機會”。

二、教育券：基礎教育財政政策追求公半的深化

從教育公平的角度而言，學費的減免實質上只是一種起點的公平，而更重要的是過程和結果的公平。為了使受教育者在教育體系中被平等地對待，基礎教育財政政策必須不斷嘗試更公平、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教育券就是一種基礎教育財政資源配置的新方式，也是教育經費籌集和分配的一種新的思路。

教育券大約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到20世紀90年代開始廣泛推行，成為被美國社會認可的基礎教育財政的變革方式。教育券也并不僅僅是美國教育的專屬。據某些學者統計，到1996年，約有20個國家已實施教育券政策，其中，智利是惟一一個在全國中小學(包括公立和私立學校)范圍內推行政府教育券的國家。盡管這些國家在政治制度、教育傳統等方面有較大差別，但它們選擇和嘗試教育券的原因大都與“教育公平”有關。不同國家對教育券的嘗試體現了各國基礎教育財政政策對于教育公平的共同關注、追求以及重視。當然，基于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理念，教育券的實踐形式也有一定的差別。

根據教育券的提供者可以將其分為兩種類型：公共資助教育券與私人資助教育券。所謂公共資助教育券是指由政府出資，主要為行政區內符合一定條件的家長提供資金，資助他們為子女選擇合適的學校就讀。根據教育券發放的標準和對象的不同，公共資助教育券又可以分為收入標準教育券、弱校教育券和特殊學生教育券。這三種形式教育券的發放分別是以家庭收入、學生身處不利學校、特殊學生為標準的。私人資助教育券則是由個人、公司、慈善基金等出資舉辦，為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資助他們選擇更好的學校。

也有人根據不同的教育券計劃考慮公平問題的程度將教育券分為“排富性”和“非排富性”兩種類型。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是純“無排富性”模式，所有適齡兒童可以獲得等面額的教育券，自由選擇不同收費標準的學校，不足的部分由學生家長自己支付。這種類型的教育券賦予窮人孩子和富人孩子平等地選擇學校的機會和權力。1964年，英國經濟學家皮科爾與懷斯曼(Peacock＆Wiseman)對弗里德曼模型進行了修正，主張應將教育券與學生家長的收入聯系在一起考慮。美國社會學家詹克斯也提出了補償性教育券模型，認為教育券應該幫助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克服上學的困難，進而避免不同階層之間造成社會經濟的隔離，他建議給予貧困家庭兒童第二張補償性的教育券，這就是“排富性”的教育券模型。可見，不同類型的教育券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其致力于教育公平的努力。但是它們的理念和實踐卻包含有不同的公平意蘊：弗里德曼的教育券模型似乎更關注效率問題，卻較少考慮那些涉及入學機會的公平問題；而詹克斯的教育券模型則更多地強調將教育機會均等作為社會的政策目標。

美國的公共資助教育券計劃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密沃基市首度嘗試。該市是威斯康辛州最大的城市和經濟中心。它與美國很多大城市一樣，大量的教育人口來自低收入和少數民族家庭。且這些孩子大多成績不佳，有的不到畢業就被迫輟學，有的勉強畢業但成績很差。這使得他們未來的教育前景非常暗淡。家長們對當地的公立學校系統深為不滿，認為這些學校沒有承擔起應盡的責任，從而使很多家庭的孩子身處不利的教育環境。在一位名為波莉·威廉姆斯的人的呼吁和領導下，該市最終醞釀并創立了全美第一個公共資助教育券計劃。密沃基市的做法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其教育券計劃也遭遇了很多波折，但直到今日，該市的教育券計劃一直在進行中，且參與計劃的學校人數和學生人數都在不斷增加。密沃基市推行公共資助教育券計劃的經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直到今天，美國為數不多的公共資助教育券計劃都普遍遭遇了各種形式的阻礙和困難，但在不斷地堅持和發展的過程中，這些計劃也都取得了明顯的進展。

私人資助教育券則是由一些大城市的個人、公司、慈善家成立的基金，為那些處于弱勢的學生家長所提供的。從1998－1999年間，美國有41個私人教育券計劃在進行，有13000名學生參與其中。在2002年，私立教育券計劃在全美范圍內大約服務于5300萬學生中的46000名學生，大約提供了6000萬的學費援助，且每一份獲準享用私立教育名單的后面還有長長的排隊名單。私人教育券更接近于慈善事業，其形式更為靈活，有的資助面向貧困學生，為其提供一定數額的、不附加任何條件的教育經費，有的則致力于改善貧困學生就讀學校的狀況。但客觀來看，寄希望于私立教育券來為每一個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質量更好的私立教育是不現實的，只有倡導公共政策改革才是解決問題的最終答案。

三、幾點啟示

有人說，判斷教育財政體制好壞一般有3種通用的準則：其一是教育經費投入的充足與否，其二是教育資源獲得和分配的效率高低，其三就是教育資源獲得和分配是否公平。我們也可以把這里的“好壞”理解為合理。換言之，如果一定時期的教育財政政策能在教育經費投入方面保持較為充足，而教育資源獲得和分配不僅效率較高，且較為公平，那么該種教育財政體制就是比較合理的。從入學費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來看，入學費由私人和團體承擔的時期，明顯屬于教育投入嚴重不足；隨著義務教育體制的逐步確立，人學費開始由國家和政府承擔，且承擔的比例和額度越來越大，這說明基礎教育財政在日益促進公平的同時逐步邁向合理。基礎教育的免費對于基礎教育財政走向公平只是一小步。進入20世紀下半期，隨著時代和教育環境的變化，人們對基礎教育財政促進公平有了更多的期許，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卷計劃的醞釀和實踐也離不開這種背景。

教育券計劃的實施既與20世紀下半期的社會和教育形勢有關，也是一種基礎教育財政的體制革新。不管是美國的公共資助教育券計劃還是私立教育券計劃，或是智利、哥倫比亞等國的教育券計劃，所有嘗試教育券的國家和城市都有著各自復雜的原因和背景，但有一點則是相同的，那就是促進教育公平。推行公共資助教育券的政府力圖為促進基礎教育的公平承擔更多的財政責任，私立教育券的資助者則更多地從慈善的角度考慮，為低收入家庭、少數民族家庭子女選擇私立學校提供經濟上的支持。而智利的教育券計劃則允許學生持與生均經費相當的教育券在全國范圍內的所有參與教育券計劃的學校中進行自由選擇。哥倫比亞推行教育券計劃主要面向中等教育領域，旨在為擁有各種社會背景的兒童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為他們增加教育機會和擇校的權利。

教育券計劃推行至今已有近20年的歷史，盡管其成效還存在各種爭議，但在促進教育公平方面的努力則是毋庸置疑的。當然，要使該計劃真正體現其初衷，需要考慮的問題還很多。比如教育券的發行方面。教育券的發行涉及到中央與地方、公立與私立教育部門的協調與合作，但也要與其他改革措施結合使用，在教育券計劃制訂、發行數量、面值、方式，以及防止教育質量下降等方面仍需進一步研究與探討。無論是入學費還是教育券，任何基礎教育財政的政策對于教育公平的促進都需借助具體的手段和明確的效果來體現，光有一種理念和模式還不足以證明其優劣。必須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等對教育的傷害，防止教育的失衡和異化。要以一種整合的思維來認識和完善基礎教育財政政策，實現各政策要素的動態平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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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

關鍵詞:財政支出;地區差異;均等化

中圖分類號:F812.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7-0016-03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區域差距不斷擴大,這一問題日益突出并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的主要威脅因素 [1] 。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各種財政政策中,財政支出歷來是最為重要的手段與方式之一,財政支出的投向不同意味著公共服務和受益對象的不同。因此,分析財政支出及各支出類別的地區差異對于分析中國財政支出地區間差距的特征,制定和完善促進區域經濟和諧發展的財稅政策有著重要意義。

目前,一些學者已經開始關注中國財政收支的地區差距問題。Tsui(2005)將各收入對財力差異的相對貢獻率分解為省內差異貢獻率和省際之間的貢獻率,該研究是基于縣級水平的分析,并沒有分析東、中、西三大區域的差異 [2] 。劉亮(2007)根據東、中、西三大區域,對人均預算收入和中央轉移支付的差異進行區域分解,以確定區域內部及區域間財力差異對全國財力差異的影響 [3] 。胡怡建和張倫倫(2007)根據收入來源(包括轉移支付)對財力地區差異進行要素分解,以確定各項收入對財力差異的貢獻率 [4] 。綜上所述,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區間財力差異的測量,而應用區域經濟學中不平等指數及相關分解方法研究財政支出地區差距的文獻卻非常少。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根據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區域的劃分,以 1990―2008年為分析區間,以五年為一個分析單元,研究了中國經濟轉型時期財政支出地區差異的現狀,運用指數方法分析了中國財政支出的地區差異程度和特征,并探析了這種不平衡產生的原因及相關政策建議。

除此之外,一些年份財政支出區域分布的明顯變化也反映出宏觀政策變動的影響。例如,1994年財政體制改革惡化了中西部地區的財力,致使1995年中西部地區財政支出的比重出現了顯著下降。2000年以來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使西部地區財政支出的比重提高較快。2005年的中部崛起戰略也使中部地區財政支出的比重有所提高,但相對西部而言提高并不顯著,可見中部的發展受到此政策的影響相對較小。

一、中國財政支出地區差異的現狀

1.財政支出規模的地區差異。近年來,中國地區財政支出的規模有了大幅增長。從區域分布來看,東部地區的財政支出增長十分顯著,遠大于中、西部地區[5] 。從表1 可以看出,1990年東部地區財政支出總額為933億元,中部為586億元,西部為560億元,東部地區約占總量的1/2,中、西部均占1/4;而2008年這一指標分別變為22 891億元、12 592億元和13 766億元,各地區占全國總額的比例仍然大致不變。這說明三大地區的相對差異不變,但絕對差異在擴大。也就是說,對于中、西部總體上經濟欠發達地區,雖然財政支出規模在不斷擴大,但與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相比,卻因為絕對差異的擴大而處于一種不利的地位。

2.財政支出結構的地區差異。財政支出結構是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總額中各項支出的組合,它反映了一定時期地方政府財政政策的方向和所提供公共產品的結構。根據地方財政預算表,我們將地方財政支出分為經濟建設支出和公共支出。前者包括基本建設支出、企業挖潛改造支出和科技三項費用、農業與林業支出和城市維護建設費四項;后者包括教科文衛生事業費支出、其他事業費支出、行政管理支出、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費、社會福利保障費支出和其他支出 [6]。

從表2可以看出,近年來東、中、西部地區地方財政支出的內部結構呈現出不同特點。總體而言,東部地區經濟建設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趨勢,公共支出比重相應上升;而中、西部地區的情況則正好相反,經濟建設支出的比重呈上升趨勢,而公共支出比重卻有所下降。究其原因,跟各區域經濟發展的水平不無關系。東部地區經濟相對發達,需要政府更加關注市場失靈的地方,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務,這使得東部地區公共支出比重逐年上升。而中西部地區經濟相對落后,政府更加關注經濟總量的增長,再加上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的推動,中西部地區經濟建設支出呈現上升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支出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中西部地區公共支出比重下降表明公共服務長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這種情況的確令人擔憂。

二、財政支出地區差異的實證分析

1.人均財政支出地區差異的變動趨勢。人均財政支出能夠有效反映各地財政支出分配的公平程度。從表3可以看出,用絕對指標極差和標準差來衡量,1990―2008年中國各地人均財政支出的離散程度呈上升趨勢,極差從1990年的499元上升到2008年的11 319元,標準差從1990年的140元上升到2008年的2 903元。用相對差異指標來衡量,極值比和變異系數都表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極值比由1990年的5.8上升到2005年的7.9,之后又開始下降,直到2008年的5.7;變異系數從1990年的0.55上升到2005年的0.72,之后開始下降,直到2008年的0.61,說明從1990―2005 年前后,人均財政支出的地區差異問題越來越嚴重,但2006年以后這種地區差異開始有所縮小。這是因為改革開放初期實行的“向東傾斜,梯度推進”的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使得中國各地區間的財政差距和公共服務差距迅速擴大,從2006年起中國開始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戰略,人均財政支出的地區差異開始逐漸縮小。

2.以基尼系數衡量人均財政支出的地區差異。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是經濟學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已經被廣泛地用于一切分配問題和均衡程度的分析和衡量。為了更準確地反映各地區在財政支出上存在的差異,本文根據基尼系數的平均差方法,計算了1990―2008年人均財政支出、人均公共支出和人均經濟建設支出基尼系數。從下頁表4可以看出,1990 ―2008 年中國人均財政支出、人均公共支出和人均經濟建設支出的基尼系數都呈下降趨勢,但卻都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0的警戒線,可以看出中國目前人均財政支出地區差異問題比較突出。值得注意的是,人均公共支出基尼系數要明顯高于人均財政支出和人均經濟建設支出的基尼系數,這說明地區之間的人均公共支出差異問題比人均財政支出和人均經濟建設支出差異問題更加嚴峻。可見,目前中國公共產品供給的地區差異是明顯的,這隱含著不可忽視的社會風險。

3.以泰爾指數衡量人均財政支出的地區差異。泰爾指數(Theil Index)是從信息量和熵的概念出發來考察個體之間的差異性 [7],在經濟學上被廣泛運用于區域經濟差異程度研究。與變異系數、基尼系數相比,泰爾指數的特殊意義在于能將人均財政支出的地區差距分解成地帶內差距和地帶間差距。本文計算了1990―2008年的全國人均財政支出的總體泰爾指數及東、中、西三類地區的區域內、區域間的均等性分布程度。

從表5可以看出, 1990―2008年人均財政支出的地區差距經歷了以下發展階段:1990―2000年泰爾指數呈上升趨勢,從2005年開始下降,經歷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發展過程。其中,人均財政支出的地區間差距相對較小,也呈現出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發展趨勢;而人均財政支出的地區內差距相對較大,總體上講東部排在首位,西部次之,中部排在最后。由此可見,改革開放后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加劇了地區間的財力差異,近年來隨著中國均等化戰略的推進,中央政府通過轉移支付逐步縮小了地區間的發展差距和財力差異,因此人均財政支出的區內差距成為了影響中國地區財政支出差距的決定性力量。

結論及政策建議

由此可見,近年來中國財政支出的均等化程度在不斷提高,但財政支出地區差異問題仍然比較明顯,其中公共支出比經濟建設支出的地區差異問題更加嚴峻。現階段財政支出地區差異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以及由此決定的地方財政能力的差異,這必將引發地區間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水平的差異,從而影響中國均等化戰略的實現與和諧社會的建設。因此,中國應不斷完善現行的轉移支付制度,通過轉移支付的手段使各個地區擁有大致均等的財政能力,從而滿足各個地區大致相同的財政支出需求。綜上所述,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實行規范的、以均等化為目標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現行轉移支付制度結構復雜、規范性差且不透明,其中相當部分是為解決分稅制改革以前的歷史遺留問題 [8] 。在現行轉移支付制度內,具有正面均等效果的轉移支付僅限于始于1995年的“一般性轉移支付”,但其總量占一般目的轉移支付的比重不到30%,占全部轉移支付的比重不到10%。而維護地方既得利益的稅收返還雖然相對規模有所下降,但目前占轉移支付總額的比重仍然超過1/3。因此,今后應當減少用于非均等化方面的轉移支付資金,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等均等化轉移支付數量。

2.調整轉移支付的地區分配結構,增加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所獲份額。從各類轉移支付的數量看,還沒有確立以均等化轉移支付為主體的轉移支付結構。在現行轉移支付制度內,稅收返還所占份額最大,而且東部地區所占稅收返還份額最大。這種資金分配結構不僅沒有縮小地區間貧富差距,反而惡化了財政支出均等化狀況。因此,有必要改變轉移支付的地區分配結構,使其向中、西部貧窮地區傾斜,協調區域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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