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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S—LM模型
IS—LM模型又稱為希克斯—漢森模型。由于凱恩斯有關利率的理論有兩個缺陷:一是利率的不確定性,二是貨幣市場均衡無法保證商品市場也達到均衡,因此希克斯于1937年第一次提出了IS—LL分析。20年后,漢森提出這一分析工具,并將LL曲線改稱為LM曲線,于是希克斯、漢森的IS—LM模型修補了凱恩斯理論的缺陷,把凱恩斯的收入決定論和貨幣理論結合起來,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IS—LM一般均衡模型是指在商品市場中,投資I是利率r的函數,I隨著r遞減而減少,儲蓄S是收入Y的函數,S是Y的遞增函數。希克斯認為,將I=I(r)和S=S(Y)合在一起,就得到收入與利息率的另一種關系,形成IS曲線。同樣由于下式決定了均衡收入:I(r)=S(Y),在貨幣市場上,名義貨幣供給量為M,貨幣需求為L=L(r,Y)。貨幣供給有政府決定,是個既定的量,貨幣的需求量是利息率和收入函數,當下式成立時,貨幣市場達到均衡:M=L(r,Y)貨幣供求相等點的軌跡形成LM曲線。它表示在貨幣供給既定時,貨幣市場處于各種均衡態對應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種組合。將方程I(r)=S(Y)與M=L(r,Y)聯立,可求得未知數(r,Y)的解,這個解就是IS曲線和LM曲線的交點E。這就得到一個關于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共同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交點E代表一般均衡態(如下圖)。這一利息率和收入的組合是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都達到供求相等的點。在經濟體系達到一般均衡狀態時,收入水平達到穩定均衡。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一般比較分析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應對經濟波動的兩種行之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但是,兩種政策的效應又會因為不同的宏觀經濟形勢而有所差異。
所謂財政政策,是指一國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而調整財政收支規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導原則及其相應的措施。它是由稅收政策、支出政策、預算平衡政策、國債政策等構成的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所謂貨幣政策,是指一國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所制定的關于調整貨幣供應基本方針及其相應的措施。它是由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匯率政策等具體政策構成的一個有機的政策體系。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應的IS-LM模型比較
根據經濟學的一般理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的大小取決于宏觀經濟學IS-LM模型中IS曲線和LM曲線的斜率。這里有引入IS-LM模型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分析
IS-LM模型中的LM曲線是表示貨幣市場達到均衡時,收入與利息率(簡稱利率)關系的曲線:IS曲線則是表示產品市場達到均衡時,收入與利率關系的曲線。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是通過影響利率、消費、投資進而影響總需求,使就業和國民收入得到調節。這些影響可以在IS-LM圖形中看出。
如果LM曲線不變,政府實行膨脹性財政政策,會使IS曲線向右上方移動,它和LM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和收入都高于原來的利率和收入:而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則會使IS曲線向左下方移動,使利率和收入下降。相反,如果IS曲線不變,政府實行膨脹性的貨幣政策,會使LM曲線向右下方移動,它和IS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低于原來的利率,收入則高于原來的收入。而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則會使LM曲線向左上方移動,使利率上升,收入減少。
(1)財政政策效應
從IS-LM模型看,財政政策效應的大小是指政府收支變化(包括變動稅收、政府購買和轉移支付等)使IS變動對國民收入變動的影響。顯然,從IS和LM圖形看,這種影響的大小,隨IS曲線和LM曲線的斜率不同而有所區別。
在LM曲線不變時,IS曲線斜率的絕對值越大,即財政政策效應越大。反之,IS曲線越平坦,則IS曲線移動時收入變化就越小,即財政政策效應越小。如圖1所示。
IS斜率大小主要由投資的利率系數所決定,IS越平坦,表示投資的利率系數越大,即利率變動一定幅度所引起的投資變動的幅度越大。若投資對利率變動的反應較敏感,一項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利率上升時,就會使私人投資下降很多,就是“擠出效應”較大.因此,IS越平坦,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被擠出的私人投資就越多,從而使國民收入增加得就越,即政策效應越小。圖1(a)中Y1y3即由于利率上升而被擠出私人投資所減少的國民收入,YOY1是這項財政政策帶來的收入。圖1(b)中IS曲線較陡,說明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較小,因而政策效應較大。
在IS曲線的斜率不變時,財政政策效應又隨LM曲線斜率不同而不同。LM斜率越大,即LM曲線越陡,則移動IS曲線時收入變動就越小,即財政政策效應就越小。反之,LM越平坦,則財政政策效應就越大。如圖2所示。
從圖2(a)和(b)中可見,政府增加同樣大的一筆支出,在LM曲線斜率較大即曲線較陡時,引起的國民收入增量較小,即政策效應較小;相反,在LM曲線較平坦時,引起的國民收入增量較大,即政策效應較大。這是因為。LM曲線斜率較大即曲線較陡,表示貨幣需求增加將使利率上升較多,從而對私人部門投資產生較大的擠出效應。結果,使財政政策效應較小。相反,當貨幣需求利率系數較大(從而LM曲線較平坦)時,政府由于增加支出,即使向私人部門借了很多錢(通過出售公債券),也不會使利率上升很多,也就不會對私人投資產生很大的影響。這樣,政府增加支出就會使國民收入增加較多,即財政政策效應較大。
(2)貨幣政策效應
變動貨幣供給量的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即貨幣政策的效應,同樣取決于IS和LM曲線的斜率。
在LM曲線斜率不變時,IS曲線越平坦,LM曲線移動(由于實行變動貨幣供給量的貨幣政)對國民收入變動的影響就越大,反之,IS曲線越陡峭,LM曲線移動對國民收入變動的影響就越小。如圖3所示
LM曲線右移,貨幣供給增加,從而能夠增加國民收入。但實際上收入并不會增加那么多。因為利率會因貨幣供給增加而下降,因而增加的貨幣供給量中一部分要用來滿足增加了的投機需求。IS的斜率主要決定于投資的利率系數。IS陡峭時,投資的利率系數較小。LM右移時會使利率產生較大幅度的下降,從而導致增加的貨幣供給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滿足投機需求。國民收入水平不會有較大增加,政策效應不大。相反,IS平坦時,投資利率系數較大。LM右移時,利率下降不大,投機需求較小,政策效應較大。
在IS曲線不變時,LM曲線越平坦,LM曲線由于貨幣供給量變動時,國民收入的變動就越小,即貨幣政策效應就越小;反之,則貨幣政策效應就越大。如圖4所示。
為什么會這樣?這是因為LM曲線較平坦,表示貨幣需求受利率的影響較大,即利率稍有變動就會使貨幣需求變動很多。因而,貨幣供給量變動對利率變動的作用較小,從而增加貨幣供給量的貨幣政策就不會對投資和國民收入有較大影響。反之,若LM曲線較陡峭,表示貨幣需求受利率的影響較小,即貨幣供給量稍有增加就會使利率下降較多,因而使投資和國民收入有較多增加,即貨幣政策的效應較強。
因此,IS-LM曲線的形狀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應關系如下:
IS或LM曲線移動時,均衡收入與均衡利率會發生變動。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過推動IS或LM曲線向右移動,從而實現帶動經濟增長,增加國民收入的目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增加自發性支出,通過乘數效應引起總需求和均衡收入增加,從而推動IS曲線右移。LM曲線越平坦,財政政策越有效;受"擠出效應"的影響,IS曲線的形狀與財政政策的有效性關系不確定。積極的貨幣政策通過法定準備金、再貼現、公開市場業務等方式增加貨幣供給,推動LM曲線向右移動。IS曲線越平坦,貨幣政策越有效;LM曲線越平坦,財政政策越有效。
三、從IS-LM模型分析我國的“雙穩健”政策
近幾年,尤其是2002年之前,我國在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上,傾向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即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擴大政府支出,刺激經濟的增長。這與我國當時的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形勢是相適應的。不過,從2003年開始,經濟形勢開始發生變化,2003年我國GDP增長速度達到9.3%,2004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3.7萬億元,增長9.5%。在這種變化下,我國實施了7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在2005年開始轉變。從抑制潛在通貨膨脹,防止經濟過熱,保證經濟穩定的目的出發,中國在2005年實行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雙穩健"。筆者擬運用IS-LM曲線來討論這一“雙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
1.“雙穩健”的政策含義。
“雙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質上都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中性宏觀經濟政策。所謂"中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相對于擴張性政策和緊縮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種有保有壓,有緊有縮,上下微調,松緊適度的政策(劉國光,200A)。筆者個人認為,“穩健”是相對于“積極”而言,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說是穩中趨于緊縮的,尤其從理性預期的角度,反應在公眾的心理預期上,這種政策調整反應了我國經濟形勢的變化和應運而生的整個宏觀政策態度。雖然,穩健政策并不等同于緊縮,但在經濟主體的預期中,“穩健”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近似于緊縮。
2.我國“雙穩健”政策的著力點。
“雙穩健”政策的著力點是經濟穩定而非經濟增長。IS-LM模型探討的是國民收入與利率水平的水平關系,沒有討論經濟穩定的問題。而“雙穩健”政策,作為宏觀的經濟政策,更多考慮的是預防經濟過熱,推動社會公平和減少失業,調整行業結構,應付經濟壟斷等各個方面。這一政策通過對經濟的發展速度和各項經濟指標的分析,落腳于經濟平穩,致力于在經濟過熱和增長緩慢中間尋找平衡點。
3.“雙穩健”政策應加大市場調控的力度。
我國的IS-LM模型沒有確定的形狀,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無法精確擬合。因為利率沒有市場化等原因,一些變量實際上是政策性的,而定性分析存在許多無法克服的障礙,不能精確描述IS-LM曲線的形狀。所以,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的IS-LM模型(筆者把它看作是在經典理論中加入一些條件的定性模型)是不精確的。盡管長期趨勢十分明確,但在短期內,或者在一定的時期內,模型的形狀和趨勢并沒有準確的界定。在不精確的IS-LM模型下,穩健的政策,即中性政策,應該說很好地配合了這種不精確性。因為穩健政策意味著政府干預的謹慎,意味著留給市場更充分的發展空間,意味著由市場機制的完善和市場力量的出清來實現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雙均衡,從而通過市場的培育,使我國的IS、LM曲線由理論上的陡峭趨向正常,由實踐上的不精確趨向可計量的穩定。“雙穩健”政策是比較謹慎的政策選擇。這一政策應在確保經濟穩步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致力于經濟發展各方面的協調性,以提供公共物品、解決外部性等市場失靈問題為主,并在此基礎上,謹慎地實行其它配套的政府干預,加大培育市場的力度,引導市場的完善,使市場的調控更加靈敏有力,從而促進市場經濟的更加有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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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IS-LM模型
一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5次通貨膨脹和1次通貨緊縮,其中1979-1980、1984-1986、1987-1991和1992-1994年期間,物價水平出現大幅度上漲;但是從1997年開始,物價持續走低,出現負增長,進入了通貨緊縮的狀態;而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物價開始上漲,到了2004年,物價上漲的速度進一步加快,理論界開始討論中國是否進入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在此背景下本文論述以消除經濟不景氣時期的通貨緊縮、經濟過熱時期的通貨膨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為主題,重點論述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協調機制和模式,通過回顧總結近年來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實踐,剖析總結了98年以來兩大政策協調配合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進對策。本文在分析研究中認為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穩定政策依然是我國財政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通過IS-LM模型分析了財政政策會在什么情況下更有效以及要充分發揮作用必須與貨幣政策相結合。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規范分析與實證研究相結合、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政府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兩大手段,兩者之間既有相互聯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無論在經濟擴張還是在經濟緊縮時間,兩大政策都能對經濟總量與結構兩個方面產生影響。因此,要使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能夠獲得預期的效果,就存在著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最佳配合問題。本文分六個部分論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存在的問題及其改進對策,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強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探討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協調機制和模式,第四部分剖析總結了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存在的問題,第五部分提出了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改進對策,第六部分評述性結論。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內在關聯性
1 、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資金運動、政策目標、政策手段等方面的密切關聯性 在社會資金運動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著緊密的聯系。由于財政資金、信貸資金與企業資金等一道構成社會總資金的整體,每一方的資金運動都會在另一方引起某些連鎖反應;在政策目標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節的目標是一致的,最終都是要實現充分就業、高增長和物價穩定運行這三個主要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在政策手段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工具存在互補性。一般來說,財政政策工具主要有稅率和財政支出水平等,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公開市場業務、準備金制度和貼現率等;在政策實施主體上,既有區別也有高度的一致性。貨幣政策實施的主體是中央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財政政策實施的主體是財政部。兩者分成兩個不同的實施主體,但都是政府的組成部分,調控的主體都統一于國家。
2 、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性 首先看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是財政的收支活動將引起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的變化,而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的變化將對貨幣供給量有著重要的影響,財政收支過程中發生的結構變化或差異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貨幣供給結構;二是財政收支平衡、財政收支結余和財政收支赤字這三種不同的收支狀況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存在很大不同;三是財政資金的運行方向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財政支出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一方面取決于財政支出的構成,另一方面取決于積累性支出的使用效果;四是,財政赤字的融資方式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取決于財政赤字采取何種方式進行彌補。因一國彌補預算赤字主要分為國內融資和國外融資兩大類,而不同的融資方法對貨幣供給的影響也很不相同。但總的來說,財政赤字的各種融資方式會增加貨幣供給。其次可以看到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與銀行的信貸收入來源、信貸支出方向、信貸資金使用效果等方面對財政收支的影響有關。總之,財政收支和信貸收支是一種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關系。二者相互依賴性很強,這表明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密切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必要性的一般分析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具有的局限性、運作特點和作用機制決定了二者必須協調配合,才能發揮對經濟應有的調控作用。世界各國的長期實踐也已經證明,無論將哪一種政策作為重要政策手段,如果沒有另一種政策的協調配合,都難以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機協調配合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1、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二方面來看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一就財政政策來看,按照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支出,減輕稅負以刺激有效需求,推動經濟回升;在經濟膨脹時期,則應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減少支出,增加稅收,以避免經濟過渡膨脹。但在現實中,財政政策的運作常因財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而難以取得預期效果; 二就貨幣政策來看,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目的在于控制貨幣供應量。從而相應地影響市場利率水平,實現宏觀調控目標,但這一政策的局限性使它在現實中難以取得預期效果。此外,貨幣政策效果也可能被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所抵消。
2、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用機制來看,二者存在明顯差異,更有協調>!
【關鍵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經濟穩定;IS-LM模型
中圖分類號:F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6-033-02
一、引言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目前政府最常采用的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兩大經濟手段。二者從通過對利息率、國民收人和投資來影響市場的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以實現對宏觀經濟的有效調控。作為一國宏觀經濟調控主要的兩項工具,兩者之間的合理搭配使用對實現宏觀經濟穩定、物價平穩、充分就業和收入公平等目標,進而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結合
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如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平衡國際收支等,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給和利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財政政策是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而規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總需求,從而增加國民收入,反之則壓抑總需求,減少國民收入①。
(一)為實現宏觀調控目標兩種政策的結合
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主要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在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的調控任務一般由貨幣政策來完成,因為貨幣政策可以增加貨幣供給量來促進經濟增長,可以通過穩定幣值創造良好的經濟增長環境,中央銀行可以靈活多樣的政策工具對經濟進行有效的微汨;而財政政策具有強有力的稅收政策杠桿,能夠調節企業利潤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在市場經濟欠發達的條件下,市場的缺乏更多需要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拾遺補闕。如在經濟過熱時期,要通過緊縮型貨幣政策使經濟迅速降溫,而在經濟不景氣的蕭條時期,則要更多地倚重于積極寬松的財政政策的強刺激作用才能拉動經濟的增長。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手段。二者主要是通過實施擴張性或收縮性政策,來調整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②。二者既各有側重,又緊密聯系,必須準確把握和正確處理二者的關系,根據實際情況協調而靈活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保證國民經濟健康持續快速發展。
(二)同經濟條件下而兩種政策的選擇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出口需求都能產生影響,在經濟過熱、需求過旺的經濟時期,政府一般采取"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來消除經濟中的"泡沫",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加強稅收征管和壓縮固定資產支出等手段來調節投資和消費③;而貨幣政策則主要是通過收緊銀根、提高利率等政策工具來回籠貨幣,減少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由于該政策作用平緩,不會造成經濟大起大落,所以,這一時期效果優于財政政策,因而在政策手段的運用上是以貨幣政策為主,財政政策為輔④。在經濟不景氣、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往往需要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刺激需求的增長。通常財政政策主要側重于投資需求,通過擴大目債發行和增加固定資產投資支出來影響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從而刺激投資需求迅速增長。而貨幣政策則主要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擴大信貸規模和種類以及降低利率等手段來刺激投資和消費,并可以通過匯價、利率手段影響出口需求。這一時期由于財政政策作用的直接性、政策性,其效果明顯優于貨幣政策,因而通常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進行調節⑤。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基點,是指能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共同發揮對經濟調節作用的最佳結合點。這個因素既可能是貨幣政策實施的結果,同時又可能是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即二者協調配合的最佳結合點。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最佳結合點應當一頭連著財政收支的管理結構,另一頭關系到貨幣供應量的適度調控,有互補互利的作用。因為財政收支狀況的變動是財政政策的直接結果,而貨幣供應量則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結合點提醒我們,兩大政策的協調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各自以自己的調控內容與對方保持某種程度的協調,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政策效應的相互呼應。另一種則是兩大政策的直接聯系,也就是所謂政策操作點的結合。經濟轉軌時期的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處在變革之中,其結合點也會因此而變動。因此,在轉型過程中,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有兩大基點:一是國債;二是財政投融資體制改革。
從不同的側面分析,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協調配合運用兩個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決宏觀經濟運行存在的矛盾和問題。
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式與內容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如果從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我國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協調配合主要表現為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要求國債發行與中央銀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也就是說,在財政大量發行國債時,中央銀行應同時在公開市場上買進國債以維護國債價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時效的協調配合。在西方經濟理論中,通常把政策時滯分兩類三種,即認識時滯、行動時滯和外部時滯三種,其中前兩種時滯又稱為內部時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的搭配。貨幣政策則以微調為主,在啟動經濟增長方面明顯滯后,但在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具有長期成效。財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為特征,有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容易引起過渡赤字、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因而,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還體現在:“適當的或積極的貨幣政策”,應以不違背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為前提,這樣可以減少擴張性財政政策給商業銀行帶來的政策性貸款風險。財政政策的投資范圍不應與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完全重合。基礎性和公益性投資項目還是應該以財政政策投資為主,而競爭性投資項目只能是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否則就會形成盲目投資,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第四,調控主體、層次、方式的協調配合。由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調控主體上的差異,決定了兩大政策在調控層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貨幣政策權力的高度集中,貨幣政策往往只包括兩個層次,即宏觀層面和中觀層面。[2,3]宏觀層面是指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供應量、利率等因素的影響,直接調控社會總供求、就業、國民收入等宏觀經濟變量,中觀層指信貸政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發展需要,調整信貸資金存量和增量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而財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層次性及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形成了多層次的調節體系,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是國家通過預算、稅率等影響宏觀經濟總量,影響社會總供求關系。中觀層則主要是通過財政的投資性支出、轉移性支出等,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解決公平、協調發展等重大問題。微觀層則是指通過財政補貼、轉移性支付中形成個人收入部分對居民和企業的影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可以從宏觀調控目標、結構調整和需求調節方面的協調配合三方面進行分析。
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實踐分析
政府在對宏觀經濟調節過程中,要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達到預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據宏觀經濟調節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某種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當,將直接影響到宏觀調節效果。
(一)改革開放以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運行的基本軌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79~2001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家綜合實力大大提高。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明顯提高,市場機制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增強,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間接控制逐步過渡,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逐漸成為政府調控經濟的主要手段。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方式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初略統計,改革開放23年間,實行“雙松”政策組合的達13年,實行“雙緊”政策組合9年,實行“松緊”組合只有1年,具體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這一階段,總體上說執行的是“雙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貨幣政策與“松”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松”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降低存款準備率,降低利率,擴大貸款規模,增加貨幣供給。財政系統通過減少稅收,增加財政支出,擴大社會總需求[4,5];社會總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內迅速擴張起來,對經濟的發展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別是1984年以前,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條件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能夠推動閑置資源的運轉,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經濟中不存在足夠的閑置資源,“雙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貨幣則會堵塞流通渠道,導致通貨膨脹,對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二階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銀行體制的建立,確立了貨幣政策作為一項宏觀經濟政策工具開始具有了特定的內涵和應有的作用,銀行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開始得到確立。另一方面過渡投資、經濟過熱的癥狀越來越明顯。在這一階段中執行的是“雙緊”的政策搭配,即“緊”的貨幣政策與“緊”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緊”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收回貸款,壓縮新貸款,減少貨幣供給量,從而使社會總需求在短時間內迅速收縮;財政系統通過增加稅收,削減財政開支,增加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減少市場貨幣流通量,壓縮社會總需求。
第三階段(1998~2002年)。這一時期中國經濟運行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告別了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的短缺經濟,出現了物質產品的相對過剩,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由過去的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由過去以治理通貨膨脹為主轉變為治理通貨緊縮。在政策取向上,由實施長達5年之久的“雙緊”過渡到“雙松”,即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著力防范金融風險,財政政策在支持發展、化解風險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作用的基本估價
“轉型”是近幾年我國經濟金融改革與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離開這條主線,并在服務服從于這條主線的前提下,實現自身的發展和完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地位作用的發揮亦離不開這個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確立,標志著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顯著特征。從改革初期的大財政、小銀行,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銀行、小財政”,到90年代末期財政政策在治理通貨緊縮過程中主體地位的確立,財政政策本身從行為而言經歷了一個“強——弱——強”的過程,從職能上講也經歷了一個由金融財政到吃飯財政、由建設財政到公共財政的轉軌和演化過程,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確立及分步實施,標志著我國財政體系及建設開始與國際慣例全面接軌,是財政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市場經濟建設的最重要內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必須與當時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重點緊密聯系起來,相機抉擇,協調推進,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來,我們在宏觀調控建設方面雖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細總結檢驗,宏觀調控的政策績效與預期政策目標相差較大。時至今日,尚未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宏觀調控理論與政策規范,“相機抉擇”變成了“隨意選擇”,宏觀調控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標不明確,基本處于“一松就亂,一緊就死,緊緊松松,松緊交替”的怪圈之中,滯延了經濟發展的步伐和經濟體制轉軌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實行雙緊”的政策搭配作為我國既定的一項中長期宏觀經濟選擇寫入了我國的許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我們的決策部門以及理論界對宏觀調控認知的膚淺,自主運用能力與水平較差。政策搭配缺乏權威部門,往往政出多門,形成政策效應的相互抵銷,在1998年就呈現出了財政政策擴張效應被稅收的制度收縮效應抵銷,積極的貨幣政策效應被整頓金融秩序、治理三亂的制度收縮效應所抵銷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及政策搭配框架還有相當長的距離。
第三,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呈現遞減態勢,在宏觀調控中的主體地位有所下降。眾所周知,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財政政策的目標是通過其收支的規模和結構來實現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變財政收支的規模和結構,是有效實現財政宏觀調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證。近幾年來,我們加大了財政體制改革的力度,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收到了明顯的政策效果。但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已經持續了將近5個年頭,通貨緊縮的勢頭開始得到遏制,實施擴張財政政策的經濟運行背景有了較明顯的變化。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公理,繼續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刺激效應要呈下降趨勢。如何保持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是宏觀調控體系建設、政策搭配與選擇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第四,信貸集中與“惜貸”并存,擴張的貨幣政策缺乏必要的傳導機制,淡化了穩健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當前,一方面,金融機構存在大量閑置的供給型資金與經濟發展急需的巨額資金需求并存,有效的金融資源得不到合理運用。截止到2002年末,預計全國金融機構存大于貸將超過4.5萬億元,比通貨緊縮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萬多億元,其中近幾年新增近2萬億元,銀行資金運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資金浪費和效益滑坡,金融運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國民經濟各產業主體又急需資金進行技術改造和產品升級換代,財政可支配資金無力擔此重任,“造血”與“輸血”嚴重脫節。如何將充足的金融資源總量優化、結構配置到各產業部門,為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是貨幣政策需要解決的現實課題。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啟示下,從1997年開始,中國金融體系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取得顯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銀行內部法人制度和授權授信制度,銀行評估項目、管理資金更為嚴格、謹慎和科學,同時也削弱了整體金融供給資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機構無貸款審批權限)。這種日趨理性的經濟金融環境降低了選擇性貨幣政策的運行效率,形成了信貸資源向優勢地區(沿海地區)、優勢行業(電力、電信、煙草等)、優勢企業(上市公司、大型企業集團)集中,且呈不斷強化的態勢。內陸地區、中小企業、民營經濟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形成了銀行體系內部資金閑置與營銷“惜貸”的結論。對此有人從貨幣渠道傳導機制上尋求破解上述課題的答案。從疏通傳導機制出發增大積極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也會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特別是當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基本確立以后,貨幣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礎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運行傳導機制和載體,形成與市場金融運行相適應的風險利益配置機制,從根本上解決商業銀行主體在傳導貨幣政策缺乏主動性、創造性的體制誘回,是克服信貸傳遞渠道不暢的根本出路。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用也就是膨脹性、緊縮性和中性三種類型政策的不同組合。現在我們從松緊搭配出發來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組合效應。
(一)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
松的財政政策是指通過減少稅收和擴大政府支出規模來增加社會的總需求。松的貨幣政策是指通過降低法定準備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擴大信貸支出的規模,增加貨幣的供給。顯然,“雙松”政策的結果,必然使社會的總需求擴大。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可以刺激經濟的增長,擴大就業,但卻會帶來通貨膨脹的風險。
(二)緊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
緊的財政政策是指通過增加稅收、削減政府支出規模等,來限制消費與投資,抑制社會的總需求;緊的貨幣政策是指通過提高法定準備率、提高利率來壓縮支出的規模,減少貨幣的供給。這種政策組合可以有效地制止需求膨脹與通貨膨脹,但可能會帶來經濟停滯的后果。
(三)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
緊的財政政策可以抑制社會總需求,防止經濟過旺和制止通貨膨脹;松的貨幣政策在于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因此,這種政策組合的效應就是在控制通貨膨脹的同時,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但貨幣政策過松,也難以制止通貨膨脹。
(四)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
松的財政政策在于刺激需求,對克服經濟蕭條較為有效;緊的貨幣政策可以避免過高的通貨膨脹率。因此,這種政策組合的效應是在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同時盡可能地避免通貨膨脹。但長期運用這種政策組合,會積累起大量的財政赤字。
從以上幾種政策組合可以看到,所謂松與緊,實際上是財政與信貸在資金供應上的松與緊,也就是銀根的松與緊。凡是使銀根松動的措施,如減稅、增加財政支出、降低準備金宰與利息率、擴大信貸支出等,都屬于“松”的政策措施;凡是抽緊銀根的措施,如增稅、減少財政支出、提高準備金率與利息率、壓縮信貸支出等,都屬于“緊”的政策措施。至于到底采取哪一種松緊搭配政策,則取決于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及其所要達到的政策目標。一般說,如果社會總需求明顯小于總供給,就應采取松的政策措施,以擴大社會的總需求;而如果社會總需求明顯大于總供給,就應采取緊的政策措施,以抑制社會總需求的增長。
到這里,我們的分析主要還是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調節效應放在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上,實際上,不管是松的政策措施還是緊的政策措施,在調節需求的同時也在調節供給。同樣的道理,在社會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況下,既可用緊的政策措施來抑制需求的增長,也可用松的政策措施來促進供給的增長。因此緊的政策措施和松的政策措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補充的。如果從結構方面看,問題就更清楚。在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平衡的情況下,也會有一些部門的產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門的產品供小于求;在總需求與總供給不平衡的情況下,同樣也會出現有的部門的產品供大于求,有的部門的產品供小于求。這樣單純地采取緊的或松的政策調節,都不可能使部門之間保持平衡。因此,還要從結構失衡的具體情況出發,采取或緊或松的政策措施加以調節。由此可見,當我們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來實現宏觀經濟的調控目標時,不能只看到需求的一面,還要兼顧供給的一面。當然也要看到,采取緊的政策措施在壓縮需求方面可以迅速奏效,而采取松的政策措施在增加供給方面往往要經歷一個過程才能見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與配合
【摘 要】作為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重要工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得好壞直接影響經濟運行。不同的經濟形勢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相應的搭配模式。一般在不同時期中央政府會對既定的政策模式下的政策手段、政策側重點給予調整,即縱向協調;在某一時期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政府不僅要調整政策本身,也要注重政策配合系統的整體優化,即橫向協調。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一、文獻回顧
在調節范圍、調節手段、調節的側重點以及作用機理等方面的不同決定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必須緊密結合,揚長補短(賈中慧,2009)。我國加入WTO后,加大了與世界市場的關聯度和互動性,不僅要防患外部經濟的沖擊,也要重視本國經濟政策對國際社會的影響;隨著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的進一步深化改革,這將促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好地協調配合,但是會暫時出現的脫節現象,這就需要加強兩大政策的配合(賈康,2009)。在兩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選擇上,大多數研究都贊同“財政政策調結構、貨幣政策控總量”的觀點,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選擇相應的政策組合方式,即對“雙緊”、“雙松”、“松緊”和“中性”四種模式的選擇(任碧云,2009)。畢海霞(2006)分析了過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基本軌跡,發現兩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時,缺乏更深層級的配合,包括調節分工不明確、配合效果不明顯等。影響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術因素和非技術因素兩方面,前者是指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手段和工具緊密聯系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政策實施的宏微觀環境和政策執行能力等。技術因素由于其對政策配合效果影響的直接性而更為重要(任碧云,2009)。對于兩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側重兩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運用(王國林,2004),同時注重政策配合環境的建設,主要是相關財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設,健全貨幣市場,從而提高政策實施主體和執行主體的執行能力(賈康,2009)。
在文獻梳理過程中,筆者發現在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模式上,只是簡單地描述IS-LM模型,并沒有突出“協調”,而且單純地從目標與現實的不合,理論性地評價政策配合的效果。筆者認為這種評價方法缺乏科學性,并沒有真正發現兩大政策的不協調之處,因此政策建議也缺乏針對性。在一定的經濟時期,要優化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最為關鍵的問題是通過某種更有說服力的方法尋找兩者之間配合的不足以及影響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對協調和配合進行重新界定,并嘗試將協調分為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通過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縱向對比,探討兩次危機時的政策配合的差異,并分析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試圖尋找現實中兩大政策的配合與協調。
二、政策協調――以兩次金融危機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辭海》中,配合是指通過各方面分工合作來完成共同的任務,協調不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當。二者的最本質區別在于,前者并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后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間關系的理想狀態,也可以指實現這種理想狀態的過程,強調“理想”。那么政策協調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針對分工合作中出現的與任務目標相悖的問題進行政策手段的調整,以達到政策配合的最優化。因此,我們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協調,而不是配合。本文將協調分類為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時期相似經濟環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標、政策有無調整;后者則指在某一的經濟環境下,由于經濟形勢的“左”(與政策調控方向相反)變化或者政策效果與目標相悖時,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會出現某些政策手段的調整。
2.縱向協調――兩次經濟危機
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和本次金融危機是近年來兩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其根源是相同的,過度金融創新而忽視了安全性,國內經濟泡沫破滅。盡管二者在影響力度等方面有所差異,然而都暴露了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造成的消極影響廣泛,主要表現為出口貿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資情勢惡化、內需不足、經濟增長放緩。
1998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偏松)的配合模式。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增加財政支出,主要是購買支出和轉移性支出;鼓勵投資消費,刺激出口的稅收政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穩健的貨幣政策涉及存貸款利率、準備金利率的調整,以擴大社會總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方面,增加財政支出,稅制改革等。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多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
與前次金融風暴不同的是,面臨本次經濟危機,在財政政策方面,我國政府要求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將支出重點傾斜于民生建設、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以及中小企業;稅制不再是小修小補的改良,而是變動了增值稅這一主體稅種,即真正意義上的稅制改革。總的來說,財政政策特別著力于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保障民生,促進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貨幣政策方面,由于2008年經濟危機影響更大,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頻率和力度都明顯增加,為了吸引投資,優化投資結構,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災后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優化信貸結構。這不再是只關注貨幣政策調節總量的一個轉變,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調節經濟結構。
通過對比,我們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雖然1997年金融風暴后實施的經濟政策,其目標也是擴大內需、優化結構、刺激消費、投資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費的財稅力度不大,且消費人群更關注城市居民民,盡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對低收入人群消費的轉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點仍然是基礎設施建設,相對忽略了鄉村居民的消費培養;雖然政府已經意識到了拉動經濟增長三大馬車的結構不協調問題,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傾斜。事實也證明,前一次經濟危機暴露的問題,接下來的這一場經濟危機中依然存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風暴后政策配合模式選擇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手段、調節對象等方面需要改進。第二,2008年經濟危機中的經濟政策不僅刺激投資,更關注內需的擴大,不僅要出口數據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產品競爭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稅政策限制“三低一高”產品的出口;不再將收入分配的重點置于城鎮居民,對低收入者和農民給予充分關注。這種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側重點的轉變和調整表明我國進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縱向協調――不同時期相似經濟形勢下的政策協調,以期更好地解決經濟問題。
3.橫向協調――2008年經濟危機
如上所說,2008年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深刻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失業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貿易逆差,出口企業大量倒閉;消費、投資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凸顯;外商直接投資減少;外匯儲備風險增加;證券市場受挫等。面對如此惡劣的經濟形勢,中央政府果斷實施了“雙松”的政策配合模式,強勁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國整體經濟復蘇速度較快。當然,其成績是值得我們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無縫”?
首先看一組宏觀經濟數據。到2010年5月份,CPI為3.1%,首次超過3%的調控目標;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維持高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25.9%,比預測高0.2個百分點;5月份出口增速達48.5%,大幅超預期。再看2010年以來中央銀行調控準備金的頻率:2010年1月18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2010年2月25日,國內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至16.5%(上調0.5%);2010年5月10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暫不上調。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出口逐漸回升、居民消費持續上漲、整體經濟回暖。但是進入2009年下半年,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貨幣供應量和銀行信貸出現了跳躍式增長。貨幣和信貸的高速增長為保證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但是也帶來了通貨膨脹預期上升、資產市場泡沫加速膨脹的負面作用。因此,2010年貨幣政策更側重于“適度”。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在貨幣供應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貸貨幣,保證經濟運行所需的資金;另一方面,在“適度寬松”基調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回收流動性。
這一事實說明了兩點:第一,我國中央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不斷提高,在現實經濟出現了與目標相悖的情況下,對政策手段和側重點進行調整,以達到預期目標。但是這種調整只是貨幣政策自身的完善,并沒有涉及財政政策,忽視了配合系統的優化;第二,不管是貨幣財政還是財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調控宏觀經濟為目標的經濟政策,更應該注意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才是保持經濟長久增長的關鍵。而不應該只關注形式上的經濟數據,即關注促進經濟質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單純地刺激數量。這兩點也應該是今后兩大經濟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向。
看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配合”的人還看了: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方式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我國的經濟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這些變化突出表現在:(一)社會財力結構和社會積累職能日趨復雜化。具體 表現為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的下降,以企業資金為主體的預算外資金 的急劇增長;(二)在社會財力的運用上,出現了控資來源的多渠化,投資決 策的多極化和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三)社會財力的日趨流動化和社會資金融 通關系的廣泛化、市場化。這些新變化,客觀上提出了進一步加強財政政策與 貨幣政策的協調要求。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特征,要求財政和銀行更多地使用經濟手段調節經濟的 運行。但財政杠桿較之金融杠桿作用的發揮,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為條件, 相互補充的。財政杠桿較之金融杠桿具有更強的控制性和時滯性,而金融杠桿 則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時效性,財政杠桿對調整產業結構更為有利,而金融杠 桿對調節企業行為更為有效;財政杠桿偏重于解決分配的公平問題,而金融杠 桿側重于解決分配的效率問題。兩種經濟杠桿不能單打一,要綜合運用,揚長 避短,以發揮交叉效應。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是由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所決定的
一方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具有一致性。兩者都要求達到貨幣幣值 的穩定,經濟穩定增長,勞動者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以推動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實現手段具有交叉性,財政 政策能否順利實施并取得效果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 也是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客觀基礎。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需從以下幾方面 入手:
1、堅持“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和均衡性的貨幣政策,做到財政分配總規模 的大體平衡。
2、綜合運用各種經濟杠桿,加強宏觀經濟調控,包括:稅收杠桿、補貼杠桿 、預算杠桿、公開市場業務和利率杠桿等。
3、加速包括金融市場、產權交易市場、生產資料市場等在內的市場建設,使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建立在市場行為之上。
現階段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套模式
現階段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套模式的最佳選擇應是適度從緊的財政與貨 幣政策,即緊中略有松的財政政策和松中略緊的貨幣政策的組合。
(一)實行緊縮財政政策的依據是財政面臨困難。當前財政所面臨的困難主要 體現:(1)財政收支不平衡。1979—1995年,財政幾乎年年出現赤 字2540億元。據估計,這種收不抵支的財政狀況今后仍將持續一段時間。 (2)財力分散。由于在國家與企業和個人的分配關系上處理不當,財政收入 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4年約11.8%,是歷史上的最低點。特 別應當指出的是,雖然實行了分稅制,但中央和地方分配關系仍未理順,中央 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依然很低,1994年,這一比例僅為33% ,而同期市場工業化國家這一比重多在70%—90%之間,相對而言,我國 屬于“弱中央”的國家行列。(3)財政補貼過大。1993年財政的價格補 貼、虧損補貼分別為300億元和400億元,如此巨額的財政補貼已成為財 政的沉重負擔。(4)債務規模大,依存度高。1995年,中央發行債務達 1350億元,債務依存度為53%,1996年,中央已發行1950億國 債,沉重的債務負擔有可能導致中央財政陷入借新債還舊債的危機之中。(5 )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現在全國有三分之一以上國有企業虧損,這說明,財政 收入的來源基礎受到動搖。上述五個方面均表明財政陷入困境,如果不實行較 緊的財政政策,巨額赤字和巨額債務將使人民喪失對將來經濟增長的信心,從 而導致財政危機和信用危機,進而對經濟造成破壞性影響。
總需求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供給方面,而供給方面則是由產業結構的不 合理造成的。緊中有松的財政政策可以對這種不合理的產業結構進行靈活調節 ,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財政政策對產業結構的調查與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搞活是 通過稅收和財政支出兩大工具實現的。對于國家要優先發展的部門、行業或地 區,一方面,國家可以采取低稅率、稅收減免等措施來提高這些部門、行業或 地區的盈利水平或經濟效益,引導人力、物力和財力流向這些部門、行業或地 區,從而增加相應產品的供給;反之,對于國家想要限制的部門、行業或不優 先發展的地區,可以采取高稅率等措施來降低這些部門、行業或不優先發展的 地區,可以采取高稅率等措施來降低這些部門、行業或地區的盈利水平或經濟 效益,從而減少相應產品的供給,最終實現總供需平衡。另一方面,財政支出 本身就是社會總需求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財政資金在各部門、行政或地區的 傾斜投資或優化支出結構本身就體現國家的產業政策。可見,財政支出在確保 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需要,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與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上都具有 很強的調節作用。
(二)實行松中略緊的貨幣政策的主要依據包括如下幾點:
一是促進經濟高速發展和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需要。我國經濟仍存在著資金 不足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即要靠社會內部積累,也要積極吸收利用外資。 據調查,當前企業資金短缺,產品積壓情況嚴重,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在這種 情況下,必須適當放松貨幣政策,通過降低存款準備率、利率、增加再貸款等 措施來增加整個社會的貨幣供給量,從而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盡管財政政策 也是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的有效手段,但由于財政政策調節的力度太大且直接 ,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也力不從心。貨幣政策的應用則可以發揮較好作用,避 免經濟出現急劇波動的運行情況。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一、文獻回顧
在調節范圍、調節手段、調節的側重點以及作用機理等方面的不同決定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必須緊密結合,揚長補短(賈中慧,2009)。我國加入WTO后,加大了與世界市場的關聯度和互動性,不僅要防患外部經濟的沖擊,也要重視本國經濟政策對國際社會的影響;隨著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的進一步深化改革,這將促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好地協調配合,但是會暫時出現的脫節現象,這就需要加強兩大政策的配合(賈康,2009)。在兩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選擇上,大多數研究都贊同“財政政策調結構、貨幣政策控總量”的觀點,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選擇相應的政策組合方式,即對“雙緊”、“雙松”、“松緊”和“中性”四種模式的選擇(任碧云,2009)。畢海霞(2006)分析了過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基本軌跡,發現兩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時,缺乏更深層級的配合,包括調節分工不明確、配合效果不明顯等。影響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術因素和非技術因素兩方面,前者是指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手段和工具緊密聯系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政策實施的宏微觀環境和政策執行能力等。技術因素由于其對政策配合效果影響的直接性而更為重要(任碧云,2009)。對于兩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側重兩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運用(王國林,2004),同時注重政策配合環境的建設,主要是相關財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設,健全貨幣市場,從而提高政策實施主體和執行主體的執行能力(賈康,2009)。
在文獻梳理過程中,筆者發現在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模式上,只是簡單地描述IS-LM模型,并沒有突出“協調”,而且單純地從目標與現實的不合,理論性地評價政策配合的效果。筆者認為這種評價方法缺乏科學性,并沒有真正發現兩大政策的不協調之處,因此政策建議也缺乏針對性。在一定的經濟時期,要優化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最為關鍵的問題是通過某種更有說服力的方法尋找兩者之間配合的不足以及影響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對協調和配合進行重新界定,并嘗試將協調分為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通過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縱向對比,探討兩次危機時的政策配合的差異,并分析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試圖尋找現實中兩大政策的配合與協調。
二、政策協調――以兩次金融危機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辭海》中,配合是指通過各方面分工合作來完成共同的任務,協調不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當。二者的最本質區別在于,前者并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后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間關系的理想狀態,也可以指實現這種理想狀態的過程,強調“理想”。那么政策協調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針對分工合作中出現的與任務目標相悖的問題進行政策手段的調整,以達到政策配合的最優化。因此,我們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協調,而不是配合。本文將協調分類為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時期相似經濟環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標、政策有無調整;后者則指在某一的經濟環境下,由于經濟形勢的“左”(與政策調控方向相反)變化或者政策效果與目標相悖時,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會出現某些政策手段的調整。
2.縱向協調――兩次經濟危機
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和本次金融危機是近年來兩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其根源是相同的,過度金融創新而忽視了安全性,國內經濟泡沫破滅。盡管二者在影響力度等方面有所差異,然而都暴露了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造成的消極影響廣泛,主要表現為出口貿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資情勢惡化、內需不足、經濟增長放緩。
1998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偏松)的配合模式。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增加財政支出,主要是購買支出和轉移性支出;鼓勵投資消費,刺激出口的稅收政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穩健的貨幣政策涉及存貸款利率、準備金利率的調整,以擴大社會總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方面,增加財政支出,稅制改革等。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多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
與前次金融風暴不同的是,面臨本次經濟危機,在財政政策方面,我國政府要求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將支出重點傾斜于民生建設、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以及中小企業;稅制不再是小修小補的改良,而是變動了增值稅這一主體稅種,即真正意義上的稅制改革。總的來說,財政政策特別著力于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保障民生,促進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貨幣政策方面,由于2008年經濟危機影響更大,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頻率和力度都明顯增加,為了吸引投資,優化投資結構,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災后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優化信貸結構。這不再是只關注貨幣政策調節總量的一個轉變,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調節經濟結構。
通過對比,我們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雖然1997年金融風暴后實施的經濟政策,其目標也是擴大內需、優化結構、刺激消費、投資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費的財稅力度不大,且消費人群更關注城市居民民,盡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對低收入人群消費的轉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點仍然是基礎設施建設,相對忽略了鄉村居民的消費培養;雖然政府已經意識到了拉動經濟增長三大馬車的結構不協調問題,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傾斜。事實也證明,前一次經濟危機暴露的問題,接下來的這一場經濟危機中依然存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風暴后政策配合模式選擇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手段、調節對象等方面需要改進。第二,2008年經濟危機中的經濟政策不僅刺激投資,更關注內需的擴大,不僅要出口數據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產品競爭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稅政策限制“三低一高”產品的出口;不再將收入分配的重點置于城鎮居民,對低收入者和農民給予充分關注。這種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側重點的轉變和調整表明我國進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縱向協調――不同時期相似經濟形勢下的政策協調,以期更好地解決經濟問題。
3.橫向協調――2008年經濟危機
如上所說,2008年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深刻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失業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貿易逆差,出口企業大量倒閉;消費、投資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凸顯;外商直接投資減少;外匯儲備風險增加;證券市場受挫等。面對如此惡劣的經濟形勢,中央政府果斷實施了“雙松”的政策配合模式,強勁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國整體經濟復蘇速度較快。當然,其成績是值得我們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無縫”?
首先看一組宏觀經濟數據。到2010年5月份,CPI為3.1%,首次超過3%的調控目標;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維持高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25.9%,比預測高0.2個百分點;5月份出口增速達48.5%,大幅超預期。再看2010年以來中央銀行調控準備金的頻率:2010年1月18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2010年2月25日,國內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至16.5%(上調0.5%);2010年5月10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暫不上調。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出口逐漸回升、居民消費持續上漲、整體經濟回暖。但是進入2009年下半年,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貨幣供應量和銀行信貸出現了跳躍式增長。貨幣和信貸的高速增長為保證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但是也帶來了通貨膨脹預期上升、資產市場泡沫加速膨脹的負面作用。因此,2010年貨幣政策更側重于“適度”。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在貨幣供應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貸貨幣,保證經濟運行所需的資金;另一方面,在“適度寬松”基調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回收流動性。
這一事實說明了兩點:第一,我國中央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不斷提高,在現實經濟出現了與目標相悖的情況下,對政策手段和側重點進行調整,以達到預期目標。但是這種調整只是貨幣政策自身的完善,并沒有涉及財政政策,忽視了配合系統的優化;第二,不管是貨幣財政還是財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調控宏觀經濟為目標的經濟政策,更應該注意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才是保持經濟長久增長的關鍵。而不應該只關注形式上的經濟數據,即關注促進經濟質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單純地刺激數量。這兩點也應該是今后兩大經濟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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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一、宏觀調控
(一)何為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是國家綜合運用各種方法和策略對國民經濟實行的調節與控制的過程,是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經濟行政管理的職能。由于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反映運行總的經濟需求,所以宏觀調控的權利只能屬于國務院。宏觀調控的目標是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動態平衡。為了達到特定的目標,政府需要通過有效的經濟政策和制度來調節這種總的平衡。一旦市場因為供求關系失調等原因發生問題或者產生了混亂,政府就能夠通過出臺相關的專門針對該類問題的經濟政策來在宏觀上調節市場的運行,穩定經濟的發展趨勢,促進國民經濟平穩運行和均衡增長。
(二)為什么要宏觀調控。
1.市場不能夠調節所有的經濟領域。像槍支彈藥等武器,公共產品等涉及到國家人民切身利益的領域就不能讓市場去按照市場的規律調節,而應該根據有關情形,由政府來調節。
2.市場存在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缺點,市場也會失靈。如:外部效應,公共產品,市場壟斷,不完全市場,不完全信息,收入分配不公平,宏觀經濟運行不穩定等。
3.宏觀調控有利于幫助人們認識市場的弱點和缺陷。
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有利于實現充分就業,促進收入分配公平,進而維持經濟穩定增長,最終使社會生活質量得到提高。
(三)宏觀調控的手段。宏觀調控的手段一共有三種。分別是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經濟手段一般是通過經濟政策來實現。而行政手段一般通過政府的有關命令實現;法律手段則主要指政府制定的相關法規。宏觀調控,要將這三種手段綜合運用,要使這三種手段之間達到相互適應的效果,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必須要堅持直接與間接相結合的調節方法,并以間接調節為主。直接調控一般是通過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實現,比較生硬而不緩和。而間接調控則通過經濟手段來實現相應的經濟目標,一般會利用價值規律,并且順應了市場規律,更為緩和,更容易被受眾接受。直接調控可能見效更快,有利于快速解決當前問題,但卻很有可能治標不治本,而間接調控恰好彌補了直接調控的缺點,盡管間接調控產生效果會慢一些,到更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長遠來看,對解決問題更為有利。因此,要將這三種手段有機地結合運用,發揮出宏觀經濟調控的最大功能。
二、財政政策
(一)何為財政政策。一般情況下,財政政策是指政府在-定的歷史背景下,為完成社會經濟穩定,促進公平和效率相協調的任務,通過稅收、公共支出等方法來分配社會財富,而制定的財政政策和策略。另外,要注意財政政策有階段性和相對穩定性,有導向,協調,穩定的功能。
(二)財政政策的分類。財政政策由于其分類標準的不同,可分為三種情況。一是由于財政政策具有調節經濟周期的作用不同,可以把財政政策劃分為自動穩定的財政政策和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二是依據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方面的不同功能,這樣就又可以劃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三是根據財政政策發揮調節作用的地方不同,將財政政策劃分為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
(三)財政政策的應用。如果供大于求,可以選擇使用積極的財政政策。這樣就能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增加財政赤字來拉動社會總需求,刺激消費,進而消費掉多出的社會產品。但如果當供小于求時,就可以使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通過減少財政赤字,增加國債發行,減少投資需求和財政補貼等手段刺激生產,適當減少社會總需求,這樣就可以緩和社會總供給不足所造成的矛盾。當社會總供給大于社會總需求時,可以搭配使用積極和消極這兩種財政政策,要增加財政補貼減少國債發行等政策刺激總需求增長。另外,還要抑制社會總需求,使二者逐漸趨于平衡。社會總供給小于社會總需求也可以同時使用這兩種戰略。通過縮減財政開支,縮減財政赤字,增發國債,減少居民消費補貼等方式來縮小社會總需求。另外,也要刺激社會總供給的增加。就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仍應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三、貨幣政策
(一)何為貨幣政策。貨幣政策是國家通過各種工具和方法來調節貨幣的總量和利率以實現某些特定宏觀經濟目標的政策,是國家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所制定的貨幣供應和貨幣流通管理的基本準則。通過市場利率的變化來影響民間的資本投資,影響總需求來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方針措施。調節總需求的貨幣政策的三大工具為法定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和貼現政策。
(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不是絕對的,要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經濟運行態勢作出合理的搭配和選擇。一般情況下,當經濟過熱,總需求又過于旺盛時,應該采用雙緊政策。在當市場疲軟,經濟過冷時,要采用雙松政策。在結構失調但是經濟又有一定熱度時,應采取緊貨幣,松財政的政策。在經濟下滑時,應采取松貨幣,緊財政的政策。
四、結語
一、凱恩斯主義者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理論基礎
財政政策是凱恩斯主義者非常喜歡使用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他們認為,對總需求的調控,財政政策比之貨幣政策更有效,財政政策是一種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既可以被用來變動總需求,以對付嚴重的通貨緊縮或者通貨膨脹,也可以被用來微調經濟,熨平經濟周期的較大的波動。財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簡單明了,如果經濟正處于嚴重的蕭條時期,財政政策就采取“減收增支”的辦法,減收就是減稅,增支就是增加政府開支和增加社會福利的辦法。
減稅和社會福利的增加會使漏出減少,注入增加,會很快刺激總需求的增加。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涉及到政府預算的制訂和實施,由于時間間隔較短,效應也就較顯著。在西方國家,減稅,主要是減個人所得稅,既減少漏出,又對個人的勞動和投資有一定的激勵作用。增加支出和社會福利的作用是直接擴大總需求。但是,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究竟會使總需求增加多少,最終使GDP增加多少,很難作出估計。如果人們把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的一部分錢用于增加對進口品的需求,并且邊際進口傾向較高的話,則總需求的擴大就不會很大了。
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對總需求的擴大作用甚小。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經濟的一種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作用于總需求,因而有較充分的乘數效應。同時,政府支出可以直接為宏觀調控目標服務,更有目的性和針對性。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可以擴大總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決國民經濟的瓶頸缺口,增加社會的生產能力。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經濟特別蕭條的地區以幫助該地區的經濟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不太使用進口品的項目上,盡可能以乘數效應增加GDP.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增加就業的項目上,以減少失業人口。但是,政府支出如果花在基礎設施方面的話,就會耗費較長的時間,很難立竿見影。當然在對付長期性經濟蕭條方面還是有效的。不過,政府實施的項目往往由于缺乏責任心和管理,工程質量較差,很多被稱為“豆腐渣工程”,弄得不好會勞民傷財。
與解決通貨緊縮缺口的財政政策相反,如果經濟存在通貨膨脹缺口,經濟基本已達到了充分就業,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此時就應當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即增收節支的政策,增加稅收、減少財政支出。
從近代歷史看,在西方國家,只有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存在過持續的通貨膨脹缺口,這主要是由于戰爭經費支出急劇增加所致。其余時候,基本上都是通貨緊縮缺口存在,通貨膨脹缺口只是暫時性地存在過。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存在過一個怪現象,就是在高通貨膨脹率的同時,失業率也上升,也就是滯脹。凱恩斯主義者把滯脹的原因歸結為在收縮總需求的同時,總供應也收縮了,這樣抵消了通貨膨脹的效應,但國民產出也下降了,結果社會生產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失業率上升。
總需求和總供應的同時萎縮會對總供應產生不利的影響。稅收的增加會對勞動和投資產生反激勵的作用,也會進一步推動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政府支出的削減會對某些依賴政府支出的部門(如衛生醫療部門、教育部門、公共交通部門等)產生嚴重的影響,減少政府對社會的公共提供。對基礎設施支出的削減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長期增長。持續的通貨緊縮政策還會使私人投資減少。所有這些都會使國民經濟的生產能力減少。
經驗表明,對付通貨膨脹并不難,即使有的國家發生過嚴重的通貨膨脹,經過治理,也能平息下來,難的是在治理通貨膨脹的同時不引發通貨緊縮。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都可被用來微調經濟,只要政府對總需求實行有效的管理。所謂微調經濟是指通過政府實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干預,以避免經濟周期出現較大的波動。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作用更為明顯。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政府針對經濟的冷熱,實施相反的對策(逆向調節),如果政府在經濟蕭條時期采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經濟高漲時期采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則國民經濟的運行就會比自發運行的軌跡要平穩得多。當然,政府要完全熨平經濟的波動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由于對經濟形勢判斷失誤,使國民經濟秩序更加紊亂。
政府調節經濟的的主要問題是時滯。如果時滯效應很長,穩定經濟的政策可能反而會成為“不穩定的經濟政策。”因此,只要對經濟形勢判斷正確,財政政策制定和實施得當,經濟的波動雖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國民經濟一樣可以實現相對平穩的發展。
二、貨幣主義者對政府調節經濟的做法持反對態度
貨幣主義者反對把財政政策作為刺激經濟的手段的主要理由是:減稅或增加財政支出并不會對經濟有什么刺激作用,國民產出不會因此而增加,因為在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貨幣供應也相應擴大了,增加的只是名義的GDP.從長期來說,擴大總需求的財政政策只能導致通貨膨脹。特別是在浮動的匯率體制下,這個結果更為明顯,因為總需求的擴大會使本國的貨幣貶值,從而使進口品和進口原材料價格上升,進一步推動通貨膨脹。在經濟蕭條時期,公共部門的借款需求會增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能會使這種借款需求更高,結果可能會發生社會公眾的信任危機。利率可能會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終會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應抵消掉。
貨幣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必須要與貨幣政策相配合,才會產生持續的效應,說白了,貨幣政策是真正對總需求發生影響的因素。弄得不好,財政政策只會造成總需求更大的波動。實施財政政策可能涉及的問題主要是對三方面的效應要作出估計:(1)政府支出和政府稅收的變化對別的注入和漏出的影響程度究竟如何?(2)乘數和加速數的規模如何?(3)時滯效應如何?
貨幣主義者堅信市場的自身調整力量,認為上述的三方面的效應是很難估計的,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決的,所以財政政策是沒有必要實施的。
貨幣主義者認為有兩種不同的財政政策,一種是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財政政策,另一種是不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純粹的財政政策,兩者是有區別的。前者之所以會引起貨幣供應的變化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積極的貨幣政策往往同時實施,二是在實施財政政策的過程中會連帶出貨幣供應的變化,而貨幣供應與財政政策的同方向變化會抵消財政政策的效果,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引起貨幣供應的增加,收縮性的財政政策會引起貨幣供應的減少,結果對國民產出的變化無濟于事。再說,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財政政策會對總需求發生影響,但這是貨幣供應變化的結果,而不是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后者對總需求的刺激是有某些短期效應的,但由于時滯存在,要預測人們對財政政策的反應是很困難的,再加上各種復雜的經濟因素都會起作用,很難分門別類,對癥下藥,財政政策不可能把經濟調整到主觀設定的精確位置,微調經濟的目的是很難達到的。從長期來說,純粹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對國民產出是沒有影響的,只會產生擠出效應,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會減少私人消費和投資的減少。
財政政策的貨幣效應究竟如何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密切不可分、實施財政政策的時候,或多或少會產生貨幣效應,純粹的財政政策(一點也不影響貨幣供應)幾乎是不存在的;實施貨幣政策的時候,也或多或少帶有財政政策的含義。真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果經濟正處于蕭條時期,本來財政預算是平衡的,政府為刺激經濟決定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產生財政赤字。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政府直接向社會公眾發債,社會公眾把錢借給政府,這不涉及到貨幣供應的變化。政府利用財政赤字的同時,既刺激了總需求,也增加了貨幣的交易需求。另一種方式是政府向中央銀行借債,這種國債發行方式結果增加貨幣供應。
政府增加財政赤字,注入增加,可以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均衡的國民產出。政府支出的增加會使貨幣的交易需求也增加。如果財政赤字增加的結果使貨幣供應增加,市場利率可以因貨幣需求和供應同時增加而保持不變,由于市場利率保持不變,不會對投資產生影響,所以沒有擠出效應。如果財政赤字增加的結果沒有增加貨幣供應,市場的貨幣交易需求增加后使均衡利率上升,利率上升的結果就會使投資減少,產生擠出效應,注入量就會低于期望的水平,國民產出不會增加。
擴張性財政政策在貨幣供應不變的條件下,究竟是否一定會產生擠出效應就要看兩方面的變化情況。一是貨幣需求彈性,即貨幣需求對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貨幣主義者認為,貨幣需求是比較缺乏彈性的,同樣是靈活偏好曲線水平上移,利率會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貨幣需求是較有彈性的,總需求擴張后,對貨幣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貨幣的靈活偏好曲線會上升,結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不大。二是投資彈性,即投資數量對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貨幣主義者認為,利率的變化會對投資額產生較大的變化。而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投資額對利率變化通常是比較缺乏彈性的。投資者決定投資與否主要是取決于經濟形勢發展趨勢和所生產產品的銷售前景,而對市場利率的考慮并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利率的變化只對投資額產生較小的影響。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的實施只會對利率產生很小的影響,對投資額的影響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擠出效應。總需求的擴大可能會通過加速器效應使投資額增加。貨幣主義者認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使利率明顯上升,從而對私人投資產生嚴重的影響,擠出效應明顯存在。他們的觀點是,政府必須要減少財政預算赤字。從長期來看,假使貨幣流通速度是穩定的話,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完全擠出私人投資。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由于在上述兩個問題上的分歧,導致兩者對財政政策實施的效應預期發生很大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