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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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范文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治理通貨膨脹的效應如何,是宏觀經濟學的熱點問題之一｡弗里德曼認為,通貨膨脹只是一個貨幣現象,有研究證實價格變動與貨幣供應密切相關,片面地認為只有貨幣政策有效｡羅伯特•狄夫納,湯馬斯•斯達克與赫伯特•泰勒(1996)實證研究和估計了貨幣政策如何影響通貨膨脹和收入增長的長期關系｡但是貨幣主義通貨膨脹決定理論存在局限性(龔六堂,2002),財政支出與通貨膨脹存在聯系,財政政策治理通貨膨脹也是有效的｡

經濟學家們一般都認為,赤字財政政策是通貨膨脹特別是高通貨膨脹和惡性通貨膨脹形成的原因｡通過創造過度總需求,不斷發生的財政赤字導致了通貨膨脹,如ThomasSargent｡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認為,央行不將赤字貨幣化的條件下,赤字仍然可能引發通貨膨脹｡米勒(1983)的實證研究發現,財政政策實行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弱聯系｡

但在實際運用中,更多的結論是關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同時對通貨膨脹的有效性,達雷特(1985)發現貨幣供給和赤字都顯著影響通貨膨脹,但財政政策中赤字與通貨膨脹的關系比貨幣供給更可靠;哈姆雷特(1981)等發現一些證據證實赤字與通貨膨脹和貨幣供給存在聯系｡SadanandaPrusty協整分析的結果表明,1960—1961年與1990—1991年期間印度各州政府的財政貨幣政策有效影響價格水平｡多年來由于缺乏資金和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需要,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實行赤字財政的政策｡由此導致居民需求加大,而供給的增長比例小于需求的增長幅度,從而導致通貨膨脹｡

印度在1991年改革之后,開始控制財政赤字,同時實行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通貨膨脹有了明顯好轉,1993—2000年均通貨膨脹率是7.1%,2000—2004年均通貨膨脹率為4.32%,成為一個亮點｡通過研究印度通貨膨脹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因素之間的協整關系,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檢驗1994年到2004年印度財政貨幣政策應對通貨膨脹的有效性,同時進一步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以具體分析通貨膨脹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具體因子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為具有相同國情的中國實施恰當的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治理通貨膨脹問題提供借鑒支持｡

二､模型分析

英國經濟學家克萊夫•格蘭杰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協整(co-integration)理論發現,把兩個或兩個以上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特殊組合后可能呈現出平穩性｡大多數經濟總量的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協整理論是處理非平穩時間序列間協整關系的有效方法｡

格蘭杰在協整概念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格蘭杰協整定理,解決協整與誤差修正模型之間的關系問題｡這個定理證明了協整概念與誤差修正模型之間存在的必然聯系,協整關系的一種必然的等價表達形式就是誤差修正模型(ECM)｡如果非平穩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而如果非平穩變量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那么該變量之間必然存在著協整關系｡格蘭杰因果檢驗則是直接對兩個變量的因果關系做出判斷的重要方法｡

財政政策包括財政收入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選取財政赤字(FD)分析財政政策效應｡貨幣政策通過貨幣供應量的三個層次流通中現金M0､狹義貨幣M1､廣義貨幣M2､更廣義貨幣M3為貨幣政策的代表衡量貨幣政策效應｡通貨膨脹水平使用批發物價指數(WPI)來衡量｡

三､數據與實證結果

1.樣本數據的選取

選取印度物價消費指數(WPI)､流通中現金(M0)､狹義貨幣(M1)､廣義貨幣(M2)､更廣義貨幣(M3)､財政赤字(FD)時間序列,取自然對數變換數列為LNCPI､LNGE､LNM0､LNM1､LNM2､LNM2｡采用月度時間序列,樣本期間從1994年4月至2004年3月,共132個樣本｡數據來源于印度儲備銀行:HandbookofStatisticsonIndianEconomy｡

2.ADF單位根檢驗

進行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檢驗要求時間序列具有相同的單整階數,首先對這些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根據檢驗結果可知,LNCPI､LNM0､LNM1､LNM2､LNM3選擇含有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的模型中,均為I(1),而LNFD在不含有常數項和都含有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的模型中為I(1)｡總體而言,6個變量均含有單根,必須差分之后才能平穩｡因此,所列的6個變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穩的｡如果繼續對這6個序列的1階差分進行單位根檢驗,可以發現這6個變量都是差分平穩的｡

3.協整檢驗､協整分析與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

通過單位根檢驗得知指數序列都是I(1)過程,可以對指數序列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選擇4階滯后就能很好地滿足檢驗要求,同時建立了ECM模型｡

軌跡檢定(tracetest)中,在R=0時,軌跡統計量123.9478､大于5%顯著水平,拒絕5%水平下虛無假設｡而后在R≤1的情況下,軌跡統計量小于5%顯著水平,所以在軌跡檢定下變量之間存在1個共整合向量｡

接下來得到標準化協整系數的協整關系估計:

LNICPI=0.32LNFD-2.31LNM0+0.54LNM1+2.73LNM2-0.9LNM3+vecm(1)

方程(1)表明,協整關系檢驗說明在5個變量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這意味著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趨勢｡M1､M2序列和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序列有相同的變動趨勢｡LNCPI與M2成正方向變動,協整系數較大;而LNCPI和M1協整系數比較小,但M0和M3成反方向變動的協整系數較大｡

為了進一步分析各變量間的相互作用,使用誤差修正模型檢驗變量之間長期均衡關系對各自短期波動的影響｡將方程(1)代入誤差修正模型,得到方程(2)為,*表示在5%的水平下顯著,()表示標準誤,[]表示t-統計量,下同,

分析上述ECM方程我們發現,首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調整與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統計上的關系顯著((2)方程中協整誤差et的系數顯著),表明受長期均衡關系的影響較強;其次,在短期調整當中,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變量對財政赤字的作用顯著,這是財政政策短期有效的體現,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于各個層次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影響微弱,這說明貨幣政策短期對于抑制通貨膨脹作用微弱｡

4.因果關系檢驗

我們檢驗變量之間的格蘭杰影響關系(Granger,1969)｡選擇影響關系最為顯著的滯后階數得到附表的估計結果｡

5%的水平下,*表示拒絕原假設,結果顯示財政赤字FD對CPI產生顯著作用,對CPI存在顯著格蘭杰影響;其次,各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對CPI沒有顯著的格蘭杰影響,也驗證了協整分析中協整關系不顯著,說明貨幣供應量不是物價的主要決定因素,這說明貨幣政策作用對于抑制通貨膨脹作用微弱｡

四､結論分析

以上對印度通貨膨脹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進行了分析,由實證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印度財政赤字與物價水平長期呈正相關的關系,短期對物價水平的影響顯著,印度控制赤字財政政策對治理通貨膨脹有效,表明印度財政政策的效應較強｡印度的政策執行者認為,通貨膨脹率控制在5%左右,財政赤字對經濟發展就會有利｡印度政府從增收和節支兩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財政赤字控制通貨膨脹｡第一,簡化稅制､調整稅率､擴大稅基,增加財政收人;第二,改變財政赤字彌補方式,控制印度儲備銀行的信貸發行;第三,加強國債管理,減少補貼支出,征稅籌集的資金用于政府經常性支出,債務資金則主要用于生產性投資,促進生產發展和國民收入的增加;第四,減少政府開支,合理調整支出結構,重點發展公共財政;第五,抑制貨幣供給總量的增長｡印度儲備銀行通過采取反通貨膨脹措施,降低實際貨幣供給增長速度,上調現金儲備率(GRR)實施公開市場業務銷售政府證券｡

第二,各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對物價水平短期影響程度較小,作用不顯著｡但長期存在均衡關系｡長期M1､M2､M3和物價水平通向變動,符合經濟學假設｡

第三,綜合以上,可以看出印度財政政策短期與長期控制物價水平的效應大于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短期調節物價水平的作用不明顯｡由于印度的通貨膨脹的原因在于長期的赤字財政,治理通貨膨脹總量調節運用的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只成為輔工具,通過貨幣供應量總量調整的作用并不明顯,貨幣供應量中介的宏觀調控能力較弱｡印度主要運用選擇性信貸控制,傳統的貨幣政策三大調控工具的作用不明顯｡

五､對我國的啟示

由于我國1998年至2004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型的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起了巨大作用,盡管目前通貨膨脹率較低,但考慮積極財政政策帶來的大量赤字,財政政策應當轉型,淡出宏觀調控,主要用于供給結構性調整,總量調整以貨幣政策為主｡

第一,謹慎運用赤字財政,轉向中性偏緊的財政政策｡赤字財政政策的不合理容易導致財政風險,加大通貨膨脹的壓力｡財政政策必須考慮削減赤字規模,轉向對經濟結構調整,淡出總量調整,轉向公共性財政｡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整作用就大于貨幣政策｡貨幣總量調控只能調節需求總量而不能調節供給總量,更不能調節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降低國債發行規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縮減隱性債務,調整支出結構,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防止局部性通貨膨脹｡

第2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IS-LM模型

一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5次通貨膨脹和1次通貨緊縮,其中1979-1980、1984-1986、1987-1991和1992-1994年期間,物價水平出現大幅度上漲;但是從1997年開始,物價持續走低,出現負增長,進入了通貨緊縮的狀態;而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物價開始上漲,到了2004年,物價上漲的速度進一步加快,理論界開始討論中國是否進入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在此背景下本文論述以消除經濟不景氣時期的通貨緊縮、經濟過熱時期的通貨膨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為主題,重點論述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協調機制和模式,通過回顧總結近年來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實踐,剖析總結了98年以來兩大政策協調配合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進對策。本文在分析研究中認為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穩定政策依然是我國財政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通過IS-LM模型分析了財政政策會在什么情況下更有效以及要充分發揮作用必須與貨幣政策相結合。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規范分析與實證研究相結合、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政府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兩大手段,兩者之間既有相互聯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無論在經濟擴張還是在經濟緊縮時間,兩大政策都能對經濟總量與結構兩個方面產生影響。因此,要使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能夠獲得預期的效果,就存在著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最佳配合問題。本文分六個部分論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存在的問題及其改進對策,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強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探討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協調機制和模式,第四部分剖析總結了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存在的問題,第五部分提出了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改進對策,第六部分評述性結論。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內在關聯性

1 、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資金運動、政策目標、政策手段等方面的密切關聯性 在社會資金運動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著緊密的聯系。由于財政資金、信貸資金與企業資金等一道構成社會總資金的整體,每一方的資金運動都會在另一方引起某些連鎖反應;在政策目標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節的目標是一致的,最終都是要實現充分就業、高增長和物價穩定運行這三個主要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在政策手段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工具存在互補性。一般來說,財政政策工具主要有稅率和財政支出水平等,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公開市場業務、準備金制度和貼現率等;在政策實施主體上,既有區別也有高度的一致性。貨幣政策實施的主體是中央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財政政策實施的主體是財政部。兩者分成兩個不同的實施主體,但都是政府的組成部分,調控的主體都統一于國家。

2 、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性 首先看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是財政的收支活動將引起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的變化,而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的變化將對貨幣供給量有著重要的影響,財政收支過程中發生的結構變化或差異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貨幣供給結構;二是財政收支平衡、財政收支結余和財政收支赤字這三種不同的收支狀況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存在很大不同;三是財政資金的運行方向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財政支出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一方面取決于財政支出的構成,另一方面取決于積累性支出的使用效果;四是,財政赤字的融資方式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取決于財政赤字采取何種方式進行彌補。因一國彌補預算赤字主要分為國內融資和國外融資兩大類,而不同的融資方法對貨幣供給的影響也很不相同。但總的來說,財政赤字的各種融資方式會增加貨幣供給。其次可以看到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與銀行的信貸收入來源、信貸支出方向、信貸資金使用效果等方面對財政收支的影響有關。總之,財政收支和信貸收支是一種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關系。二者相互依賴性很強,這表明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密切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必要性的一般分析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具有的局限性、運作特點和作用機制決定了二者必須協調配合,才能發揮對經濟應有的調控作用。世界各國的長期實踐也已經證明,無論將哪一種政策作為重要政策手段,如果沒有另一種政策的協調配合,都難以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機協調配合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1、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二方面來看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一就財政政策來看,按照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支出,減輕稅負以刺激有效需求,推動經濟回升;在經濟膨脹時期,則應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減少支出,增加稅收,以避免經濟過渡膨脹。但在現實中,財政政策的運作常因財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而難以取得預期效果; 二就貨幣政策來看,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目的在于控制貨幣供應量。從而相應地影響市場利率水平,實現宏觀調控目標,但這一政策的局限性使它在現實中難以取得預期效果。此外,貨幣政策效果也可能被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所抵消。

2、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用機制來看,二者存在明顯差異,更有協調>！

第3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范文

在1929年到1939年之間所發生的全球性經濟大衰退成為大蕭條，在此情況下，商業和經濟運營普遍衰退。首先農產品價格下降，導致農業衰退，引發了金融行業的惡化，大蕭條所引發的經濟衰退比以往經濟衰退的影響更為深遠。經濟危機在全球范圍引起經濟的衰退，進而經濟發展緩慢，引起失業增加，工業化國家中資木的短缺引發國內消費和出口的降低政府所采取政策工具之間搭配存在多樣性的特點，由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乘數都存在不確定的情況,政府所采取的多樣化的政策工具，在乘數不確定的情況下，考慮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選擇，最佳的解決辦法是采用政策組合的工具。實施多樣化政策工具的原因在于，至少有機會使一個乘數的估計誤差被其他乘數的誤差所抵消。如果效果好的額情況下，制定政策的誤差會部分的相互抵消。

二、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中的微調是指存在于宏觀調控中，針對現實社會運行的經濟中存在的小沖擊、小波動、小十擾而做出的相應的小調整。不斷地試圖穩定經濟的政策行為。對財政政策而高，長時間的內部時滯，使得采用相機選擇的微調措施在實際的經濟調整過程中存在不可能性。盡管社會中存在的自動穩定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經濟政策中的微調效果。對于貨幣政策而高，由于中央銀行實施的貨幣政策是經常運行的，內部存在的時滯較小，微調所起到的效果是你可能的。如果宏觀貨幣政策的實施所起到的影響一直是在應對曉得波動，則微調所起到的效果是恰當的。

相機抉擇是政府根據經濟市場所發生的情況和各項調節在采取過程中所起到的效果特點，進行需求管理從而機動靈活的采取一種或幾種措施，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搭配。政府實行相機抉擇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既保持總需求，又不引起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根據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決策速度，作用速度，預測的可靠程度和中立程度的四個方而的差異，相機抉擇一般有三種搭配方式: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單一政策規則是指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政策學派，關于貨幣供給量每年以固定的的比例增長的政策主張弗里德曼建議的唯一政策是貨幣供給量每年按固定的比例增長，其中固定的比例等于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加上通貨膨脹率，單一政策規則的目的在于是貨幣供給量不要限制國民收入的自然增長的速度。貨幣主義者主張的這一政策被稱為單一的政策規則。

積極地規則是指對重大的經濟沖擊做出的具有反周期性質的規則，在討論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所達到的效果時，要把對重大經濟沖擊做出反應的政策行動與微調加以區別。而對重大經濟沖擊時，決不能主張不應該積極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_政府和中央銀行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和不同目標，及時采取反周期性質的政策措施在未來政策的確定性和政策的靈活性之間的權衡中國，積極地政策制定者重視政策實施過程所表現出的靈活性，而那些贊成難以變動規則的人則重視中央銀行在過去競技場反錯誤的政策措施。

三、動態不協調與規則及斟酌使用

第4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配合；宏觀經濟；相互影響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7-000-02

改革開放已經過去30年， 我國經濟正在不斷發展，以年均百分之九十八的速度高速增長， 但是在這其中還是存在著周期波動。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大政策工具，對于物價的穩定和刺激我國經濟增長方面一直發揮出重要的作用。

一、財政貨幣政策的相關信息

能夠調控宏觀經濟的主要手段就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用，政府為了改變貨幣政策的微觀基礎，通過支出來改變貨幣政策效率就能夠有效達到效果。由于在2008年發生了金融危機，中國為了解決財政問題，制訂了大規模的政府支出計劃，由于政府支出在短期內過于巨大，導致財政支出方面負荷過大，影響了貨幣的供應量。

由于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 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急轉直下， 雖然我國在2009年針對這一方面的問題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了相應的改進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如此復雜的經濟形勢下還存在著大量的問題，如 如何配合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否通過單獨運用來達到預期的目標等。

從2010年到現在，加強連續性和穩定性開始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對于協調和配合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用也更加關注，因為穩定地使經濟增長的方法只有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是在兩種政策的配合下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如對于物價的穩定是否有效、如何有效地進行宏觀經濟的調控等。而之所以會產生這些問題，其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因為存在著相互的作用，影響了兩者的獨立性。由于我國的過于弱小的市場經濟基礎，未能完善相關的金融體制，對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更能發揮出自身的作用，而且還能影響到貨幣政策發展。

二、利用模型分析財政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由于政府支出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根據Jesus Fernandez - Villaverde所構建的DSGE模型，在傳統的實際經濟周期模型包含的技術沖擊基礎上，本文通過構建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家庭、廠商、外國和政府等四個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效應是如何影響宏觀經濟的。

（一） 家庭部門

提供勞動力給相應的廠商從而獲得能夠消費的資金是家庭部門的典型行為。由于效用和消費正相關，和勞動負相關，因此隨著消費的增加就會對邊際效用造成遞減的效果。能夠決定如何組合勞動與消費的正是家庭部門的決策行為，通過這種決策進是能夠實現效用最大化的。家庭部門的效用函數：

在這條方程式中，Ct為消費，lt為標準化處理后的勞動供給，滿足了0 < lt < 1。β，ψ分別為折現因子、閑暇對效用的貢獻度。通過方程式我們可以看到，效用對消費的一階導數大于0，二階導數小于0，說明消費與效用成正比，且會隨著消費的增加減少邊際效用。由于有效的資源限制了家庭部門可的支配資源，其中主要包括當期收入和新增貨幣的供給，二者之和應當等于消費、投資、政府支出以及凈出口之和。因此，預算約束應為：

其中分別表示收入、消費、投資和凈出口，表示貨幣供應。這條方程式則說明，由于按照穩定路徑增長或者供給穩定的總收入和貨幣的情況下，對于投資和消費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將會造成非常明顯的擠出效應。

（二） 廠商

我們先假設柯布-道格拉斯的生產函數是廠商的生產函數。如果規模經濟存在在廠商之間，那么為了能夠使生產成本有所降低，廠商必然會將生產規模擴大，一直到規模經濟消失。因此我們假設在狀態均衡的情況下并不存在規模經濟。廠商生產函數為：

其中，Zt表示為技術上的進步。資本積累方程為：

其中，δ表示資本折舊率。該式子反映了有動態的關系存在資本和投資之間，當廠商投資越多、折舊就會越少，這樣就能夠快速積累資本。投資由自主投資和實際利率決定的部分組成，具體形式為：

其中，io，t 和rt 分別表示自主性投資和實際利率，d 為投資對實際利率的敏感系數，且d > 0。根據實際經濟周期模型，模型中引入廠商面臨的技術沖擊，假設技術進步服從一階自回歸過程：

其中，ρ為技術進步的自相關系數，et為技術沖擊，這就表示在某一時期會出現具有相關性進步的技術，并且由于受技術沖擊決定，企業的創新或者其他重大的科技進步會有可能出現技術沖擊。

（三） 政府部門

維持政府部門正常運行的一般性支出，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向國有企業注資的投資性支出都屬于政府部門的支出。如果政府沒有調節財政政策，一定要維持政府支出穩定，并且要確保與上一年的支出存在自相關關系。如果政府調整財政政策，政府支出發生預期外的變動，就會出現政府支出沖擊。同時對于貨幣政策沖擊，政府支出要做出相應的變動，假設上年支出和政府支出沖擊共同決定了政府支出，并受貨幣政策沖擊的影響，那么過程應為：

其中，v 表示本期與上期政府支出的相關系數，egt 為政府支出沖擊，且可視為政府支出對齊均衡路徑的偏離。P 為政府支出對貨幣沖擊的反應系數。

（四） 貨幣市場

由于還沒有完善好中國的市場經濟，導致制定不了成熟的金融體制，因此能完全獨立貨幣政策，受政府支出的影響貨幣政策的實施及效果甚微。同時由于現行外匯制度的限制，還沒有操作空間能在貨幣政策中完全獨立，貿易順差對貨幣供給具有較大影響，因此實際貨幣供給過程為：

其中，b，u，w 分別為本期貨幣供應對上期貨幣供應量、政府支出沖擊、國際貿易沖擊的敏感系數，emst是貨幣政策調整引起的貨幣供應沖擊。方程式表明，貨幣政策同時受到財政政策和國際貿易變動的影響，可反映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程度。而根據凱恩斯貨幣需求理論，貨幣需求可表示為：

其中，q，n 分別表示貨幣需求對收入和實際利率的敏感系數。貨幣市場均衡條件為：

（五） 國外部門

對于國際資本的流動我國是會實行一定的限制，在不完全流動的資本情況下，我們假設僅僅通過貿易渠道就能實現國際經濟波動的傳導，即國外部門行為僅僅表現在進出口方面。在不考慮外部沖擊的情況下，受國家競爭力影響，國家競爭力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因此進出口行為可由預期部分和沖擊部分構成，凈出口可表示為：

其中f 為凈出口對外部沖擊的敏感系數，為凈出口沖擊，且

（六） 經濟系統均衡

由最優化條件，我們可以從家庭部門方面的兩條式子中得出，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跨期歐拉條件：

同時，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為：

而剩下的所有式子就構成了完整的經濟系統。通過計算均衡解，我們可以得到各變量的穩態值和實際值，并進而估計模型。

三、結論

通過構建了一個我國宏觀經濟的包含家庭、廠商、政府、貨幣當局以及國外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包含了影響宏觀經濟波動的四種主要沖擊，即技術沖擊、政府支出沖擊、貨幣政策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

在國際經濟形勢普遍低迷、我國外貿出口受阻的大背景下，加強貨幣政策有效性以及加強財政政策并協調配合顯得非常重要。通過模型分析，要確保我國宏觀經濟的增長具有持久性，是不能夠只依靠政府的主導行為。雖然擴大政府支出是短期避免經濟下滑的必然選擇，但這種短期內強力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具有不可持續性。

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宏觀經濟在不斷進步，貨幣政策和行政政策相互效應的作用日益明顯，并且加快了金融國際化的步伐，國際貿易和國際資金進出規模增長迅速，也要求我國必須重新審視貨幣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以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和中國經濟面臨的全球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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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經濟危機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被認為是自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雖然我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積累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但這場危機對我國經濟的降溫效應非常明顯,主要經濟指標增速全面回落:工業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6月份的16%迅速下降到2008年12月份的5.7%,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由6月份的8.8%迅速下降到12月份的-1.1%,當月出口額同比增速由6月份的17.2%下降到12月份的-2.8%, 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也由2008年第二季度未的10.4%下降到第四季度未的9%。面對經濟急速下滑的嚴峻形勢,國務院迅速作出調整:經濟工作首要任務由2008年初的“防通脹、防過熱”轉為“保增長,促內需”,財政貨幣政策也由年初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 微調為七月份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靈活審慎的貨幣政策”,再到十一月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由此可見,宏觀決策層對此次危機及其對我國經濟影響程度認識明確,措施出臺迅速及時,意義重大。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理論綜述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理論基礎

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認為,社會的就業水平取決于社會總需求的水平,存在失業或者難以實現充分就業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指一國有貨幣支付能力的總需求或總購買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和“流動性偏好規律”這三個基本“心理規律”的影響。凱恩斯從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場機制無法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論斷,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當一國經濟處于非均衡狀態,出現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時,只有采取相機抉擇的經濟政策,才能使之趨向于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減稅、增發國債等來應對通貨緊縮,拉動經濟復蘇。同時,凱恩斯理論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和效用不相同:財政政策作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產品市場,進行結構調整,而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主要作用于貨幣市場,適合總量調節;財政政策調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規范的審批手續,時滯性長,貨幣政策相比則更為靈活和富有時效性。因此,在具體運用以上兩種政策時,要根據宏觀經濟的不同目標適當選擇,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觀調控效果。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模式

(1)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當經濟發展不景氣,出現蕭條,同時又存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如減稅、擴大公共投資應對經濟蕭條;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緩解通貨膨脹的壓力。

(2)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當經濟過熱,發生嚴重通貨膨脹時,采取“雙緊”政策,如增加稅收、減少政府開支、減少貨幣供應量等方式壓縮社會總需求,減少國民收入,減緩物價上漲,抑制通貨膨脹。

(3)緊縮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當政府開支過大,財政赤字較多而民間投資不夠旺盛時,可以采用這種模式。緊縮性財政政策有利于改善財政收支狀況,壓縮財政赤字;擴張性貨幣政策促使銀根松馳,刺激投資并促進經濟增長。

(4)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當經濟嚴重衰退、社會有效需求嚴重不足時,采取“雙松”政策,在財政減收增支的同時,抑制利率上升,擴大信貸,刺激企業投資,從而擴大社會總需求,增加國民收入,緩和衰退,刺激經濟復蘇。

除緊縮和擴張這兩種情況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可以呈現中性狀態。若將中性(穩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與上述松緊狀況搭配,又可產生多種不同配合。

二、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

1、積極財政政策的具體舉措

(1)在財政收入方面,實施結構性減稅,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2008年實施的稅費減免措施主要包括實施企業所得稅新稅法、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扣除費用標準、降低住房交易環節稅收負擔、多次調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取消和降低部分產品出口關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并改為單邊征收等。在此基礎上,2009年又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等新的舉措,這些政策全年將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約5000億元以上。

(2)在財政支出方面,擴大政府公共投資并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以此帶動和引導投資與消費需求。從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擬增加政府公共投資1.18萬億元,加上帶動的地方和社會投資,總規模約4萬億元。此外,通過進一步增加對農民的補貼、提高城鄉低保補助水平、增加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優撫對象等人員撫恤補貼和生活補助標準、對困難群體直接發放一次性生活補貼等途徑,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

2、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

我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有五點。一是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及時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二是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加大銀行信貸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三是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災后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向外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同時繼續限制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劣質企業的貸款,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擴大出口信貸的規模,探索在出口信貸中提供人民幣中長期融資。四是進一步發揮債券市場的融資功能。大力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擴寬企業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體的銀行間債券市場,為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平臺。五是進一步改進中央銀行金融服務。

三、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應分析

1、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分析

此次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是“保增長,促內需”,為此運用各種財政手段,配合金融手段和其他手段來改善經濟結構,擴大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在運用過程中積極財政政策可以達到收入效應和擴張效應。從收入效應來看,一方面通過積極的財政收入政策如減稅、取消或停征行政性收費等舉措,既增加居民收入,直接拉動居民消費,又減輕企業負擔,如增值稅轉型改革,不僅減輕企業負擔,還刺激企業固定資產更新換代,長時間起到拉動內需的作用。另一方面通過積極的財政支出政策,主要是轉移性支出,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大力促進消費需求。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如大幅度增加對農民的農資綜合直補、糧食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提高城鄉低保補助水平,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提高優撫對象等人員撫恤和生活補助標準等。還有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家電下鄉政策,將財政資金直接補貼給消費者,有效銜接和動態追蹤生產、流通、消費環節,直接拉動我國農村的消費,擴大內需。從擴張效應來看,增加政府投資不僅能直接、迅速地拉動經濟增長,而且具有促進全社會投資的擴張效應,能帶動企業和民間投資。

2、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應分析

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實質上就是適度放松銀根,降低融資成本,為企業提供相對寬松的融資環境,以此促進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進一步活躍。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具有擴張效應和經濟結構結構調整效應。從擴張效應來看,一方面是直接的資金供應擴張,自2008年9月份以來,連續多次下調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保持貨幣信貸擴張趨勢。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研究員預測,2009年全年信貸增長規模將達到10萬億元,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另一方面,通過進一步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提高企業融資的機會和便利。包括加快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發展,拓寬企業融資渠道。促進股票市場平衡健康發展,提高企業直接融資比重,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提供展示平臺。從經濟結構結構調整效應來看,通過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引導資金投向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節能減排、循環經濟等國家重點扶持行業,同時繼續限制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劣質企業的貸款,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3、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分析

從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 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的效應已逐步顯現。宏觀經濟急速下滑的趨勢已得到抑制,總體來看,經濟運行呈現出筑底回升的態勢,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已顯現出積極效應。從社會發展來看,民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通過加大財政轉移性支出,社會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得以提高,通過政府公共投資性支出,社會就業形勢得以好轉,社會穩定性并未因金融危機的沖擊而產生大的變化,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較好地發揮了社會穩定器的作用。

總之,在金融危機到來之時,我國及時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真正發揮了“保增長、促內需、調結構、重民生”的積極效應。

四、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綜合運用中應注意的問題

1、“雙松”政策搭配要注意防止擠出效應的發生

政府作為投資主體,以大規模的財政貨幣資金投資于基礎建設,必然排擠其他經濟主體進入競爭性的基礎建設項目,抑制了投資需求的有效增長。2009年以來,地價高漲,國企頻當地王就是一個例證。美聯物業根據北京土地儲備中心公布的數據統計顯示:截至2009年12月17日,北京合計拍賣涉及住宅類地塊為69塊,其中有30塊地為有國企背景的企業獲得,占市場總比例43%。特別是2009年下半年,國企高價拿地頻繁,明顯占據了市場的主導地位,在下半年北京成交的30塊住宅地塊中更有18塊由國企拍得,占到了市場的60%。地王的頻繁出現與樓市過火存在必然的聯系,而國企地王過多的情況,與今年4萬億的投資不無關系。還有大規模的信貸資金與財政資金的配套,客觀上減少了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的信貸資金的供應量。銀行大量配套的貸款資金主要用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銀行貸款向大城市、大客戶集中,小城市、城鎮、中小民營企業的資金匱乏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2、“雙松”政策搭配要注意天量信貸資金的動態流向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研究員預測,2009年全年信貸增長規模將達到10萬億元,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但與銀行放開信貸閘門“結伴而行”的是,A股市場牛氣沖天,截至2009年9月30日,滬指上漲幅度最高超過90%;還有在北京、上海等全國不少大中城市,房地產商們紛紛斥巨資“跑馬圈地”,地價、房價走出低谷,向上攀升。中國社科院金融專家彭興韻指出:“這說明,新增信貸資金有相當一部分未能進入實體經濟,而悄悄進入了股市、房地產等虛擬經濟領域,推動了這些領域的‘虛熱’。”因此,相關部門要嚴查信貸資金的動態流向,確保資金進入實體經濟,以保增長、促內需、調結構,而不是助推虛擬經濟的火熱。

3、“雙松”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貨膨脹的發生

在本輪財政貨幣政策運作之前,我國國內剛剛經歷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2007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全年上漲4.8%,2008年前三個季度CPI同比上漲7.0%,經濟過熱、投資過熱、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在外部環境發生巨變、國際經濟金融環境出現重大問題的背景下采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貨膨脹的再次發生。當經濟復蘇,走出蕭條的陰影時,就要考慮“雙松”政策的逐步調整,如果擔心經濟企穩回升的基礎不牢固,可以對“雙松”政策進行微調,積極的財政政策繼續實行,以確保擴內需、調結構。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則要微調,如果擔心利率上調加重企業負擔和人民幣升值壓力,則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來回收流動性,以預防通貨膨脹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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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范文

關于通貨膨脹問題，西方經濟學界研究它已有著較長的歷史，但對通貨膨脹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則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事。由于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西方國家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并以此來消除經濟危機（或衰退）、或加速經濟增長和實現充分就業。結果，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的推行，在對西方國家的經濟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時，卻也使得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的西方國家長期遭受通貨膨脹的困擾，由此也就引起西方經濟學家們紛紛致力于深入研究通貨膨脹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世界各國又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現在，美國采取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試圖通過二次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使通貨膨脹作用于經濟而解救失業；而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在采取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后，經濟快速復蘇的同時也遭受了通貨膨脹的侵擾，促使其積極治理通貨膨脹。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兩國政府對待通貨膨脹的不同態度，不僅會關系到全球經濟的復蘇狀況，還將使世界各國面對更加復雜的經濟形勢。因此，有必要對通貨膨脹進行再研究，尤其是對其中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再研究。

一、西方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略論

要研究通貨膨脹問題，首先就應該搞清楚何謂通貨膨脹，這就必然需要經濟學界確立一個能夠被經濟學家們普遍接受的通貨膨脹定義。而在西方經濟學界研究通貨膨脹問題時，由于西方經濟學家們對通貨膨脹的成因有著不同的解釋，因而西方經濟學家們對于通貨膨脹定義的表述也就各不相同。但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從價格著眼定義通貨膨脹，還是以貨幣主義的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從貨幣著眼定義通貨膨脹，其實他們都是將物價上漲（即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定義為通貨膨脹。西方經濟學家們將物價上漲定義為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也就成為了物價上漲的代名詞。現在世界各國都在走市場經濟道路，西方經濟學也就成為了世界各國經濟實踐的指導理論。那么，西方經濟學中的通貨膨脹理論，也就自然成為世界各國政府治理通貨膨脹所決策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

而所謂通貨膨脹，其原意是指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即流通中的貨幣量太多了。造成流通中的貨幣量太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財政赤字和銀行信用的過度膨脹等，其結果使流通中太多的貨幣追求相對較少的商品（包括勞務），導致了商品的總需求超過總供給而拉動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將此種物價上漲稱之為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而主要由工資、利潤和進口產品價格上漲等因素引起生產成本的增加，迫使政府（或中央銀行）為了維持經濟增長率而增加貨幣供應量，造成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結果導致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將此種物價上漲稱之為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可見，通貨膨脹有主動性和被動性之分。而且西方經濟學家們在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基礎上，還進一步具體分析出其它類型的通貨膨脹，如結構型通貨膨脹、混合型通貨膨脹等。

當然，季節性、自然災害等的短期性、偶然性的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并不認為此種物價上漲是通貨膨脹。因為此種物價上漲并非是由通貨膨脹造成的，通過變動貨幣供應量對物價的上漲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但是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西方經濟學家們則認為其必定是由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所致，因而它是一種通貨膨脹現象。因此，雖然西方經濟學家們在對通貨膨脹定義的表述上不盡相同，而且有的西方經濟學家還希望明晰的區分通貨膨脹的概念和物價上漲概念，但是西方經濟學家們對通貨膨脹的看法卻是一致的，即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導致通貨膨脹，其結果就必然是物價上漲。這樣，在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上，西方經濟學家們就是將通貨膨脹以各種形式表現在物價上漲上。

但是，在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上，僅對通貨膨脹的成因進行分析，并將通貨膨脹以各種形式表現在物價上漲上顯然是不夠的。例如，當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必然需要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而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時，就又必定需要增大貨幣供應量。但貨幣供應量的增大，導致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致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作用于經濟危機時，就將伴隨著物價上漲。由此，這就可以通過對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再研究，揭示通貨膨脹在引起物價上漲的過程中，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于消除經濟危機、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所產生的作用。

二、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的再研究

由于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是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所致，而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則又是政府（或中央銀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使然。而且即使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其政府赤字的擴大不能為相應的貨幣緊縮所平衡和抵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最終也是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實現的。但是，在現實的經濟運行中，貨幣供應量發生過度的增加，卻既可以由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引起的，也可以由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造成的，而且還可以由兩者所致。因此，通過對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進行再研究，就可以深入分析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在引發物價上漲的過程中，對消除經濟危機、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會產生怎樣的作用。由此，所做的這一分析結果，也就能夠對各國政府在對待通貨膨脹問題和正確決策經濟政策上，起到一點可供參考價值的作用。

（一）政府擴張性貨幣政策下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于經濟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波動，這就有了經濟收縮與經濟擴張之分。當經濟出現收縮時，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以使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促使經濟的擴張，就可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和失業。但在經濟出現收縮時，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和失業，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對于擴大市場需求的作用過程和產生的效果則是不同的。在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是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來促進大量的投資，使市場總需求得以有效擴大，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產生的經濟危機。

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如果導致了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就會引發物價上漲。而物價的上漲，也就表明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是一種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即發生了通貨膨脹。這樣，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是否是一種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即是否發生了通貨膨脹，就可以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來。因而，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物價上漲，從而顯示出通貨膨脹，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這就使得無論是經濟處在收縮階段需要避免或消除經濟危機，還是經濟處在擴張階段需要繼續加速經濟增長，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都應該考慮到貨幣供應量的增加，直至通貨膨脹的顯現所存在的時滯效應。

由于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通貨膨脹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因此，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通貨膨脹所需要時間的長短，也就取決于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是否能夠促進大量的投資，進而導致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所需時間的長短。然而在經濟發生危機后，是否會出現市場總需求不足，無法有一個可獲利的預期利潤率，使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無法起到促進投資的作用，從而也就會因為不可能有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進而也就不會存在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呢？

按照凱恩斯的觀點，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利率降到了極低的水平，人們就寧愿手持現金而不愿進行投資。在此種情況下，政府所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無論增加多少貨幣供給，就都會被人們所持有，而不會去進行投資。那么，按照凱恩斯的這種觀點，在此時也就不可能有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這也就不會存在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即不會發生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顯然，凱恩斯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市場總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卻并不意味著各單個市場的需求也是不足的。這也就是說，在市場總需求不足時，如果某單個（或個別）市場的需求卻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單個市場需求有著較好的預期（如農產品市場、或能源市場、或房地產市場、以及資本市場等），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大幅度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就能夠促進大量的投資（包括投機），并進入到該單個市場；那么，由此導致該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而引起其價格上漲，進而又能夠由其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即物價上漲），這就能夠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即會發生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

由此可見，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即使利率降到了極低的水平，大幅度的貨幣供給，會被人們所持有而不去進行投資，這也只能是一種短暫的現象。因為，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大幅度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時，只要是市場總需求不足，卻某單個（或個別）市場的需求則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單個市場需求有著較好的預期，貨幣逐利的本性，就能夠使大幅度的貨幣供給，會被用于投資該單個市場；那么，由此導致該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而引起其價格上漲，進而又能夠由其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通貨膨脹就能夠被物價上漲顯示出來。因此，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物價上漲而顯示通貨膨脹的傳導路徑發生變動后，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導致流通中的貨幣量過度增加，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來引起物價上漲，也會由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的價格上漲，進而來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上升（即物價上漲）。

在經濟發生危機后，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使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過度增加，即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來引發物價上漲，也會由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的價格上漲來帶動物價總水平上升（即物價上漲）。但是，由于這種物價上漲的同時，并不伴隨著市場總需求的有效擴大，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也就無法起到促進經濟快速回升的作用，從而也就無法消除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失業。如果在此時為了盡快消除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失業，政府繼續增大貨幣供應量，這就會進一步促使大量的投資和投機進入到該單個市場，進而又會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繼續上升，而市場總需求則仍然會無法有效擴大，從而就將使經濟陷入到滯脹中去。當然，如果存在著那些能夠帶動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的單個市場，政府擴張性貨幣政策作用于該單個市場，那么該單個市場則另當別論。因為，該單個市場已經成為了經濟增長點。

（二）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下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

在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無法使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若要使經濟及時而快速地回升，這就必定需要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能夠使市場總需求有效地擴大，就能促使企業進行投資和恢復生產，經濟前景被看好，消費需求也就隨之擴大，從而使經濟快速回升。但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則會導致財政赤字的增長和加劇，而為了彌補龐大的財政赤字就只能依靠增加國債。這就會間接地或者增加貨幣的發行量，或者引起信用的膨脹，使得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過度增加，即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在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作用下，市場總需求的有效擴大，促使企業進行大量投資，以及消費需求的擴大（當然現實中還會有出口的回升和擴大），這就會使在消除經濟危機、并使經濟快速回升的同時，伴隨著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物價上漲。

雖然在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使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的同時，會伴隨著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物價上漲。但只要由此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的同時，并沒有使這種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在此時的通貨膨脹（或物價上漲）對經濟的增長和就業就并沒有危害性。因而在此時的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就成了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時的伴生物。然而，由于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到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畢竟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即財政政策存在著時滯效應。如果政府為了更快速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時，對于財政政策的時滯效應不加以考慮或被忽視了，采取力度過大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且到時又不能及時調整經濟政策，這就勢必會造成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而危害經濟的增長和就業。

政府為了更快速的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采取力度越大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雖越有利于達到更快速的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的目的，但同時也會造成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而危害經濟的增長和就業。而且在經濟能夠更快速的回升時，商品流通速度也會加快，隨之貨幣流通速度也就會加快，因為貨幣流通的速度是由商品流通的速度決定的。而在此時貨幣流通速度的加快，就會繼續推升物價的上漲。因此，面對超過社會承受力的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包括預期），政府必定需要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尤其是緊縮銀根（因為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是一種貨幣現象）。可見政府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要控制住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其實并非是一件困難的事，困難就在于能夠控制住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后，又能夠保持住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這就必然需要使流通中的貨幣量與實際需要量相符合，才能做到既控制住通貨膨脹，又有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能夠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

然而，由于貨幣有逐利的本性，貨幣既可以投資來逐利，也可以投機來逐利（當然現實中兩者常會混為一體）。而要使貨幣在投資中進行逐利，就需要有可獲利的投資市場，這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而言，除了要有必要的國際市場外，就是要有足夠的可獲利的國內投資市場。由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單靠市場調節難以有效地擴大國內市場，這就有必要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是可以創造出可獲利的投資市場的，但以貨幣融資來彌補財政赤字卻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而以債務融資來彌補財政赤字則要考慮對內需擴大的影響，以及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這就決定了以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創造可獲利的投資市場只能是適度的。所以在當前的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還須對目前作為經濟增長點的產業進行干預，如對房地產業的房價進行干預，以控制好房價來獲取足夠的可獲利的投資市場。另外，政府還應積極支持企業進行創新，以及打破壟斷市場等，來獲取足夠的可獲利的投資市場。這就又需對制約消費市場有效擴大的各種因素進行干預。這樣才能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

而且，與此同時，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能夠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政府還需對那些可以進行逐利投機的已發生非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的單個市場進行干預，在必要時則需采取非經濟手段。因為，當投機的逐利市場高于投資的逐利市場時，就不僅無法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而且還會發生資金短缺與推升物價上漲的并存現象。因此，政府在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控時，就須對經濟中的各種制約因素進行全方位的考慮。這就要在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時，政府就應該考慮到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條件的限制（包括國內和國際市場的資源條件的限制），以及環境保護的要求，會對既要控制住通貨膨脹又要有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的制約。這樣，政府的調控經濟政策，在控制住通貨膨脹的同時，所要做到的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就應該是一種合理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

第7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一、文獻回顧

在調節范圍、調節手段、調節的側重點以及作用機理等方面的不同決定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必須緊密結合，揚長補短（賈中慧，2009）。我國加入WTO后，加大了與世界市場的關聯度和互動性，不僅要防患外部經濟的沖擊，也要重視本國經濟政策對國際社會的影響；隨著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的進一步深化改革，這將促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好地協調配合，但是會暫時出現的脫節現象，這就需要加強兩大政策的配合（賈康，2009）。在兩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選擇上，大多數研究都贊同“財政政策調結構、貨幣政策控總量”的觀點，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選擇相應的政策組合方式，即對“雙緊”、“雙松”、“松緊”和“中性”四種模式的選擇（任碧云，2009）。畢海霞（2006）分析了過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基本軌跡，發現兩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時，缺乏更深層級的配合，包括調節分工不明確、配合效果不明顯等。影響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術因素和非技術因素兩方面，前者是指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手段和工具緊密聯系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政策實施的宏微觀環境和政策執行能力等。技術因素由于其對政策配合效果影響的直接性而更為重要（任碧云，2009）。對于兩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側重兩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運用（王國林，2004），同時注重政策配合環境的建設，主要是相關財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設，健全貨幣市場，從而提高政策實施主體和執行主體的執行能力（賈康，2009）。

在文獻梳理過程中，筆者發現在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模式上，只是簡單地描述IS-LM模型，并沒有突出“協調”，而且單純地從目標與現實的不合，理論性地評價政策配合的效果。筆者認為這種評價方法缺乏科學性，并沒有真正發現兩大政策的不協調之處，因此政策建議也缺乏針對性。在一定的經濟時期，要優化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最為關鍵的問題是通過某種更有說服力的方法尋找兩者之間配合的不足以及影響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對協調和配合進行重新界定，并嘗試將協調分為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通過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縱向對比，探討兩次危機時的政策配合的差異，并分析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試圖尋找現實中兩大政策的配合與協調。

二、政策協調――以兩次金融危機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辭海》中，配合是指通過各方面分工合作來完成共同的任務，協調不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當。二者的最本質區別在于，前者并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后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間關系的理想狀態，也可以指實現這種理想狀態的過程，強調“理想”。那么政策協調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針對分工合作中出現的與任務目標相悖的問題進行政策手段的調整，以達到政策配合的最優化。因此，我們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協調，而不是配合。本文將協調分類為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時期相似經濟環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標、政策有無調整；后者則指在某一的經濟環境下，由于經濟形勢的“左”（與政策調控方向相反）變化或者政策效果與目標相悖時，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會出現某些政策手段的調整。

2.縱向協調――兩次經濟危機

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和本次金融危機是近年來兩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其根源是相同的，過度金融創新而忽視了安全性，國內經濟泡沫破滅。盡管二者在影響力度等方面有所差異，然而都暴露了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造成的消極影響廣泛，主要表現為出口貿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資情勢惡化、內需不足、經濟增長放緩。

1998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偏松）的配合模式。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增加財政支出，主要是購買支出和轉移性支出；鼓勵投資消費，刺激出口的稅收政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穩健的貨幣政策涉及存貸款利率、準備金利率的調整，以擴大社會總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方面，增加財政支出，稅制改革等。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多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

與前次金融風暴不同的是，面臨本次經濟危機，在財政政策方面，我國政府要求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將支出重點傾斜于民生建設、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以及中小企業；稅制不再是小修小補的改良，而是變動了增值稅這一主體稅種，即真正意義上的稅制改革。總的來說，財政政策特別著力于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保障民生，促進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貨幣政策方面，由于2008年經濟危機影響更大，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頻率和力度都明顯增加，為了吸引投資，優化投資結構，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災后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優化信貸結構。這不再是只關注貨幣政策調節總量的一個轉變，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調節經濟結構。

通過對比，我們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雖然1997年金融風暴后實施的經濟政策，其目標也是擴大內需、優化結構、刺激消費、投資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費的財稅力度不大，且消費人群更關注城市居民民，盡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對低收入人群消費的轉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點仍然是基礎設施建設，相對忽略了鄉村居民的消費培養；雖然政府已經意識到了拉動經濟增長三大馬車的結構不協調問題，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傾斜。事實也證明，前一次經濟危機暴露的問題，接下來的這一場經濟危機中依然存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風暴后政策配合模式選擇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手段、調節對象等方面需要改進。第二，2008年經濟危機中的經濟政策不僅刺激投資，更關注內需的擴大，不僅要出口數據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產品競爭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稅政策限制“三低一高”產品的出口；不再將收入分配的重點置于城鎮居民，對低收入者和農民給予充分關注。這種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側重點的轉變和調整表明我國進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縱向協調――不同時期相似經濟形勢下的政策協調，以期更好地解決經濟問題。

3.橫向協調――2008年經濟危機

如上所說，2008年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深刻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失業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貿易逆差，出口企業大量倒閉；消費、投資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凸顯；外商直接投資減少；外匯儲備風險增加；證券市場受挫等。面對如此惡劣的經濟形勢，中央政府果斷實施了“雙松”的政策配合模式，強勁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國整體經濟復蘇速度較快。當然，其成績是值得我們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無縫”？

首先看一組宏觀經濟數據。到2010年5月份，CPI為3.1%，首次超過3%的調控目標；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維持高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25.9%，比預測高0.2個百分點；5月份出口增速達48.5%，大幅超預期。再看2010年以來中央銀行調控準備金的頻率：2010年1月18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2010年2月25日，國內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至16.5%（上調0.5%）；2010年5月10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暫不上調。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出口逐漸回升、居民消費持續上漲、整體經濟回暖。但是進入2009年下半年，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貨幣供應量和銀行信貸出現了跳躍式增長。貨幣和信貸的高速增長為保證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但是也帶來了通貨膨脹預期上升、資產市場泡沫加速膨脹的負面作用。因此，2010年貨幣政策更側重于“適度”。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在貨幣供應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貸貨幣，保證經濟運行所需的資金；另一方面，在“適度寬松”基調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回收流動性。

這一事實說明了兩點：第一，我國中央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不斷提高，在現實經濟出現了與目標相悖的情況下，對政策手段和側重點進行調整，以達到預期目標。但是這種調整只是貨幣政策自身的完善，并沒有涉及財政政策，忽視了配合系統的優化；第二，不管是貨幣財政還是財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調控宏觀經濟為目標的經濟政策，更應該注意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才是保持經濟長久增長的關鍵。而不應該只關注形式上的經濟數據，即關注促進經濟質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單純地刺激數量。這兩點也應該是今后兩大經濟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向。

參考文獻：

[1]賈中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規律及發展趨向研究[J].現代商業,2009(21).

[2]賈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性[J].行政管理改革,2009(2).

[3]任碧云.中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的技術路徑[J].中國經濟問題,2009(3).

[4]畢海霞等.中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配合實踐研究[J].金融教學及研究,2006(10).

作者簡介：

第8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范文

摘 要：財政政策對治理通貨膨脹有特殊功能，本文首先從兩方面論述了基礎理論模型，這兩個方面分別是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的作用區制識別、財政政策對通貨膨脹的作用。然后從識別作用區制和基于FTPL財政政策通貨膨脹效應分析兩方面進行了實證分析，最后從四個方面提出了解決通貨膨脹的政策。

關鍵詞：財政政策；通貨膨脹；實證研究

1.基礎理論模型

控制通貨膨脹和穩定物價是宏觀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因此，研究宏觀財政政策通貨膨脹效應對實現控制通貨膨脹以及穩定物價具有重要意義。財政政策在F區制下的作用是控制通貨膨脹而在M區制下的作用是盯住實際債務。貨幣政策在F區制下的作用是維持債務價值而在M區制下的作用是盯住利率。Sargent利用貨幣主義算式說明了在實行財政政策的過程中通過鑄幣稅來影響價格水平。在2001年，Woodford以FTPL為基礎提出了治理通貨膨脹的建議。2011年，Leeper認為鑄幣稅不再是唯一財政政策影響價格水平的途徑，貨幣發行量對價格水平也能產生影響，他指出財政赤字引起的貨幣發行過度也不再是唯一一個對價格水平產生影響的途徑。

1.1 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的作用區制識別

根據Leeper的觀點，財政政策對通貨膨脹的作用在F區制下是主導作用，在M區制下是輔助作用。政府跨期預算約束現值給出他的基礎模型，如下：

Bt+1Rt=Tt-zt+Bt+Mt+1-Mt （1）

其中，Rt表示第t期的名義利率，Bt表示當期政府名義債務量，Zt表示政府轉移支付，Tt 表示稅收收入，Mt表示當期基礎貨幣名義存量。公式（1）表示政府債務由新發行的債務、政府收支差額和基礎貨幣發行量償還。

從實際值考慮政府跨期預算約束，則有：

Bt+1+Mt+1Pt=Tt-ztPt+Rt1+RtMt+BtPt （2）

其中，Pt為實際價格水平，Tt-ztPt為政府基本盈余實際值dt，Rt1+RtMt+BtPt表示鑄幣稅貼現值，他是由發現新債務和增發貨幣得到的，可用λtbt表示。由此得到：Bt + 1 + Mt + 1 Pt = λt bt + dt （3）

由此的一般均衡方程為：bt=∫∞t=0λtdt*dt （4）

其中，公式（4）是PVBC（政府預算約束現值），可用來檢驗財政政是如何影響通貨膨脹的。在2009年，Leeper和Daving認為政府預算約束現值是均衡條件，黨PVBV不成立時，財政局和中央銀行可以對政策做出選擇使PVBC成立。如果公式（4）中的dt增加，那么下期的bt就會減少。如果dt的增加會造成下期的bt增加，則央行可通過調整貨幣供給量實現PVBC。

1.2 財政政策對通貨膨脹的作用

1981年，Sargent和Wallace將通貨膨脹和財政政策的關系動態化，他們指出在F區制下，貼現價值由財政赤字的多少決定，由于借債允許政府對鑄幣稅的分配可以跨期，也就是說通貨膨脹、鑄幣稅和財政赤字同期不一定相關。在2000年，Sargent和Ljungqvist提出了通貨膨脹和財政政策在小型開放經濟體中的一般均衡模型。在FTPL下，假定貨幣存量通過影響交易成本從而影響宏觀經濟。此時政府對通貨膨脹和名義貨幣需求的影響主要通過財政政策進行。模型如下。

其中家庭貼現消費效用函數是：∫∞0βtuct dt （5）

ct表示t期家庭消費量，β表示主觀貼現率，μ（……）是嚴格的凹函數，指t期貼現效用方程。

每一期，家庭的支付稅收Tt，補貼收入zt，初始財富為yt，通過持有貨幣或持有無風險債券Bt來轉移稅后凈收入或消費，在此情況下，家庭的預算約束為：ct+Bt+1Pt+Tt=yt+zt+Rt-1BtPt （6）

家庭持有貨幣需求為：mt+1pt=Mdct，1Rt（1+πt） （7）Md隨著Rt和πt的增加而減少，隨著ct的增加而增加。

政府可通過印制鈔票、發行債券和征稅來彌補財政指出，其中公式（4）就表示政府預算約束。將（7）代入公式（4），得到的經濟一般均衡關系為：π1+π=pd+bR-1/RM （8）

得到通貨膨脹和財政政策間的長期均衡關系。M與π反向相關，當π上升時，通貨膨脹稅金減小。此時意味著財政政策使價格趨于穩定性的效果更強。

2.實證檢驗分析

2.1 識別作用區制

首先選取變量并檢驗數據。我們選取bt和dt作為變量。從《中國財政年鑒》中選取1982-2011年的年度數據。首先對變量進行單位根簡陽，這是為了避免為回歸問題。通過檢驗顯示bt和dt都是非平穩的。然后對個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再檢驗單位根，現實其都是平穩序列。其次，以VAR方法的協整關系為依據對其進行檢驗，結果表明bt和dt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是這并不代表他們的關系一成不變，只是表示他們不能無限偏離均衡關系。

為了識別財政政策對通貨膨脹作用區制轉換時點，我們建立的狀態空間模型如下：

bt=0.696+dg1t*dt+μt （9）

[7.455] [9.019]

（0.000） （0.000）

dg1t=1.889+1.003*dg1t-1+vt （10）

[185.000]

（0.000）

圓括號內的數為相應參數的概率值，方括號內的數為相應參數的t值。可看出，參數估計結果顯著，模型的整體估計結果較好。dg1描述的是dt對bt的時變影響，請看圖1.

由圖1可以看出dg1呈現出明顯的時間變化效應，這說明財政政策對通貨膨脹起到了區制轉移作用，時點為1997年。在1982-1996年間，dg1

基于狀態空間模型檢驗，我們選取兩個時間段的年度數據（即1982-1996、1997-2011的數據）對bt和dt設定修正模型，在設定協整檢驗中，SC準則、AIC信息準則的最小值都指向了第四種模型以及等級1。選擇有趨勢較為明顯的一項，設定滯后階數為1，從而得到脈沖響應函數，如圖2.

圖2 政府債務對實際財政基本盈余的脈沖反應模式

由圖2可看出，從1982-1996年，任何一期dt的增加都會導致其下一期中的bt減少，這是李嘉圖政策的典型信號。而從1997-2011年，任何一期dt的增加都會導致其下一期中的bt增加。

由以上兩種檢驗方法可以得出1997-2011年為F區制，1982-1996為M區制。

2.2 基于FTPL財政政策通貨膨脹效應分析

首先選取數據并對其進行處理。我們選取的數據為1997-2011年季度的數據，將其作為樣本區間并采取SVAR方法進行實證研究。此區間是中央銀行實行被動型貨幣政策和自主型貨幣政策的時期，這個時期的反應一定會出現FTPL，但是FTPL不一定會有這個時期的反應。

St1指實際政府財政基本盈余，對數據的處理我們采取全樣本長度非對稱BP濾波，然后得到新的變量是st1_bp1，通過進行單位根檢驗得出的結果顯示數據序列是平穩的；mt代表中央銀行貨幣供應的實際增長率，利用同樣的方法對其進行處理也會得到新的變量是mt_bp1，而且同樣利用單位根進行檢驗得出的結果同樣顯示出數據序列是平穩的；pi1表示實際通貨膨脹率，CPI基月期是1997年的第一季度，基數是100.

其次是建立模型，包含st1_bp1，mt_bp1，pi1三個變量。實證分析財政政策對通貨膨脹短期和長期影響，得到的SVAR模型如下：

Cyt=A1yt-1+…+Apyt-p+Bεi （11）

其中C，Ai（i=1，…p）和B是三階方陣，yt=（st1bp1，mtbp1，pi1），ε=（εst，εmt，εpt）是白噪聲序列，假設條件為各沖擊相互獨立。

簡化公式（11），得到yt=dtyt-1+…+dpyt-p+μt （12）

最后得到的結構沖擊長期效應公式為：D=φC-1B

首先做短期效應分析，其中pil對同期的mt_bp1幾乎無影響，而mt_bpl對同期的st1_bpl也幾乎無影響。脈沖響應結果顯示，pil在stl_bpl沖擊后，前四期增強，隨后反應減弱。而pil對mt_bpl的短期沖擊無反應。同時財政政策在短期內對貨幣供給增長率有不顯著的微小的正向沖擊，這表明貨幣供給增長率受財政政策的影響較小。

其次做長期效應分析。按照與檢驗區制相同的步驟對其進行實證檢驗，結果發現，在非李嘉圖區制下，影響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是財政政策，而輔助原因是貨幣政策。同時發現實際政府財政盈余對貨幣供給的沖擊較小，說明貨幣超發不是通貨膨脹效應的唯一途徑。而且發現財政政策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有長期和短期，長期是一個交替過程，而短期的影響為正。這說明財政政策在長期內對通貨膨脹具有顯著的影響。通過進一步的研究得出通貨膨脹受財政稅收和財政支出的影響不同，由此得知通貨膨脹也受財政政策結構的影響，但是其影響的路徑更加復雜。

3.治理通貨膨脹的財政政策

3.1 調整預算方針，變赤字財政為平衡財政

應貫徹“收入政策從嚴，支出政策從緊，預算平衡”方針。首先大力組織收入，消除收入流失“死角”，加強對稅收的征收以及管理工作，從而增加財政的總收入，其次要嚴格控制支出的增長速度，對某些沒有必要支出的項目進行削減甚至消除。第三不得做赤字預算，而要以收支平衡作為指導方針努力消除赤字，最終達到預算平衡，減少財政赤字并最終走出向銀行增發鈔票的行為，從而消除通貨膨脹。

3.2 應產業結構調整要求，在稅收和財政政策上產業傾斜

要在稅收政策和財政政策上給予扶植和鼓勵那些對國民經濟發展影響重大的產業部門。使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貫徹有所傾斜的方針，通過運用財政手段，加速某些對國民經濟有利的產業部門的法，同時限制與國家政策相違背或準備淘汰的落后產業的發展，逐步協調產業結構，使其走向合理。例如，當前我國環境污染較為嚴重，在十中首次提出生態文明，這就要求地方政府對環保產業加大資金扶持力度，而對污染型的產業進行限制，使地方經濟結構朝著國家要求的方向發展。對于污染較為嚴重的企業要大力征收稅費以及環境保護費等。對于那些對優化環境的產業要減少征收的稅費，以慢慢引導地方產業走向低碳化和環保化。

3.3 改進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

政企分開，逐漸完善企業的經營體制，規范企業與國家的分配關系，保證企業產值、企業收入與財政收入同步增長。逐步完善目前企業承包責任制，使國家與企業的收入分配方式逐步規范化，改變新增收入首先流向企業的狀況，走向稅收和利潤分流的模式。要求企業除正常繳納正常流轉稅等外，還要繳納企業所得稅，根據其公司類型將企業的稅后利潤在企業與國家之間采取不同的方式進行分配。通過采取稅收和利潤分方向流動的方法對國家和企業都有好處，對國家而言可以提高國民收入中財政收入所占的比重。對企業而言，可以確保其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加強完善其經營管理機制，同時也會鼓勵他們擴大生產規模，最終提高總體經濟效益。

3.4 加強中央財政宏觀調控能力

在穩定地方與中央財政關系的基礎上，改變目前所存在的財力分散以及資金使用效益較低的狀況，從而完善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進而改變地方財政與中央財政的現有體制。強化中央財政對全國經濟的宏觀調控，扭轉資金使用效益低下、財力分散的局面。首先要使地方財政利益實現穩定，鼓勵當地政府發展本地經濟，但是也要改變現存的地方與中央財政分配關系，逐步提高財政總收入中中央財政收入所占的比例。從體制方面來講，要最終實現稅收分開的體制，在各個地方建立其財政的獨立稅種體系，從而使地方政府所支配的收入與其所承擔的責任相協調。

4.小結

財政政策主導的政策區制下使得貨幣政策失去了控制通脹的能力。根據本文的實證結論可知這是由于目前我國的政策區制正處于F區制，中國在控制通貨膨脹時應借助財政政策的供給，控制公債和支持，而不僅僅是穩定物價。

參考文獻

[1] 董秀良，帥雯君.中國財政政策通貨膨脹效應的實證研究[J].統計研究，2013，30（3）：43-50.

第9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范文

政策推動中國率先復蘇

記者：為應對金融危機，中國同其他各國一同采取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您覺得中國所采取政策的內在背景、取得的效果與西方各國有何差異?從目前政府發出的信號來看，中國似乎走在了復蘇的前列，您覺得這其中政策有多大貢獻?或者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小的緣故?

連平(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西方國家由于銀行體系受到沉重的打擊，市場流動性緊張，信用體系急劇惡化，信貸被凍結，所以刺激經濟首先是給金融機構輸血，給貨幣市場輸血。但在中國卻沒有這個必要，因為中國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還比較穩健，市場流動性比較寬裕，中國需要的是擴張內需。中西部地區有很大的投資發展空間，同時國民的消費水平較低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而內需擴張首先要財政政策的拉動，但單靠財政政策還不夠，還需要積極的貨幣政策配合，因此，我國推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可以說，中國之所以受沖擊相對較小，政策的逆向操作貢獻很大，中國的投資，消費有很大潛力，但潛力不等于現實，有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推動，這種潛力就能夠得到較好的發揮，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政策具有決定性作用。

彭興韻(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貨幣理論與貨幣政策研究室主任)：與其他國家將大量的財政資金用于收購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給金融機構注資不同的是，中國在應對這次危機時是將巨額的財政資金投入到了實體經濟之中，而不用修復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可以說，中國是面臨著國外金融危機的沖擊，但自身并沒有真正親歷這次金融危機，這決定了中國經濟在宏觀政策的刺激下領先于那些真正的危機國家而復蘇。

郭世坤(建設銀行研究部總經理)：西方采取的更多是貨幣政策，主要是進行了一系列的降息甚至降到零利率，再有向市場注入資金，向一些企業，金融機構的借貸，或通過資金的注入來實施貨幣政策與壞賬清理等。

中國采取的政策更多的是直接針對實體經濟，比如“四萬億”政策的出臺，還有相應的一些產業和經濟規劃，對有關重點經濟領域包括對外貿，房地產、消費等領域的政策支持，這些都直接作用于實體經濟，比西方政策效果更直接。

政策退出不是“猛踩剎車”

記者：目前各國在探討未來貨幣和財政政策退出的可能，但有人認為，因中國信貸及投資的大幅擴張，且投資主體多為中長期項目，未來兩三年中國實質性的退出將很困難，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沒多少回旋余地?在經濟企穩回升之后，中國還有多少政策操作空間可彌補?

陳道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副主任)：中國四萬億元的財政政策是以兩年為基礎設計的。從目前來看，世界經濟的復蘇將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實現以市場真實需求為基礎的經濟復蘇，對我國而言，也不是一個輕松的任務。中國的宏觀政策能否順利退出，關鍵是這些政策能否有效激起民間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推動經濟進入新的良性循環。以投資為主體的財政刺激政策，有利于在短時間內緩解經濟過快下滑，但在產能過剩 消費率不足的情況下，卻可能會進一步積累不利于經濟良性循環的新的因素。如果是簡單提高消費率，卻有可能陷入殺雞取卵的困境，因此需要從經濟循環的角度來平衡投資與消費的關系。總之，長期問題在當前具有短期意義，制約著中國退出政策。

彭興韻：退出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不是“猛踩剎車”。中央銀行早前提出的貨幣政策動態微調，實際上已經表達了貨幣當局對上半年信貸過于快速膨脹的容忍度已經到了極限。就貨幣政策的具體操作而言，中央銀行重新加大了公開市場操作力度，重啟了一年期的央行票據，就表明中央銀行逐漸退出了去年11月中旬國務院關于金融促進經濟發展若干意見中的“貨幣政策策略”，最近兩個月在中央銀行和銀監會的控制之下，信貸增加額的迅速回落，更是退出的大刀闊斧之舉。

連平：通常應對危機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基本上是短期的，比如美國推行的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一旦經濟狀況出現好轉，就可能會較快地退出。但中國這次實施的政策我認為不完全是短期的。中國的情況和歐美有較大不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一方面是配合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但積極財政政策不完全是短期的，它涉及到中國經濟結構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比如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消費提升等等。以前在這些方面真正實施的力度不大，但這次財政政策的重心是在中西部地區，而中西部開發是一個長期的戰略問題。所以這次實際上是短期和中長期相結合，短期的政策達到預期的目標之后，會逐漸地退出，而中長期政策則需要保持穩定性和連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