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的表現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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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農經濟的表現范文

《管子》是先秦諸子中對經濟問題論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現存《管子》76篇中，涉及經濟問題者超過1／2，以論述經濟問題為主者約占1／3強。《管子》對經濟問題的論述是站在封建國家的立場上，始終圍繞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管理而展開的，它并沒有直接講述小農或地主的經營與運作。但農民是當時入耕出戰的主力，是封建國家依以存在的根基，因此《管子》的論述不能不涉及農民經濟的各個方面。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管子》的經濟學正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農經濟的條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經濟學。

對《管子》的著作年代和思想體系。學術界存在很大分歧。《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已成定論。現在的問題是，《管子》成書于戰國呢?還是分別成書于戰國至秦漢?它是不同學派著作的雜湊呢，還是大體屬于同一學派的著作?我贊成張岱年先生關于《管子》是戰國時代推崇管仲的學者的著作匯集的主張[1]。《管子》各篇內容、風格雖不完全一樣，但它們所論述和回答的問題彼此相聯系，具有基本一致的思想體系，其內容則深深打上戰國時代的烙印。關于這個問題，本文不可能展開討論。不過本文的目的，既不是論述《管子》的思想和理論，也不是考證《管子》時代的某些歷史事件，而是通過《管子》的思想、主張和有關論述，探討其所反映的社會情態的一個側面：封建地主制興起時期小農經濟與市場之關系。因此，退一步說，即使《管子》中果真有屬于漢代的作品，也并不對本文的目的構成妨礙。因為我們要探討的是較長時段的情態史，而不是較短時段的事件史。

本文擬分上下兩篇。上篇主要談戰國小農與市場聯系之加強及其種種表現。下篇主要談建立在以自給性生產為依托的小農經濟基礎的傳統市場的一些特殊經濟概念和經濟現象。

上篇

小農經濟是指在農業領域內與使用手工工具相聯系的個體經濟，它最本質的內涵，一是以個體家庭為生產和消費的單位，即把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結合在一個家庭中，二是以直接生產者的小私有制為基礎，這種小私有制包括對土地、農具、耕畜和其它生產資料程度不同的所有權。小農經濟曾經存在于不同時代，它并非一成不變的。我國小農經濟并非始于戰國，但戰國時代是它發展的新階段。

一、戰國小農經濟獨立性的加強

在我國，小農經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的晚期。我國中原地區從仰韶文化開始已普遍出現小型住房的遺址，其中有的房子遺址除有生活用具外，還有農業、手工業工具、糧食、窖穴等伴隨出土；這種情況到了龍山文化時期更為普遍，并出現了在小房子基礎上擴展而成的雙室和套室等較大的房子。這些住房的主人顯然已不是與生產分離的對偶家庭，而是具有獨立經濟的個體家庭[1]。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這種個體家庭的“最后勝利乃是文明時代開始的標志之一”[2]。這可以說是我國小農經濟之肇始。

不過，在很長時期內，這種小農經濟仍很幼弱，未能擺脫原始共同體的襁褓。他們在農作中主要使用木質耒耜，后來還有钁和錢镈等青銅農具，生產能力較低，荒地的開辟、農田溝洫排水系統的修建都要依靠集體的力量，田間勞動雖由各家單獨進行，但仍需在共同體內實行必要的互助協作，從而形成公有私耕的農村公社。我國上古時代長期存在的井田制，正是農村公社及其變體。虞夏商的奴隸社會、西周春秋的封建領主制社會，都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之上的。[3]

在我國西周春秋封建領主制時代，全國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權名義上屬于周天子，實際上這種所有權是在同姓和異姓貴族中按等級分配的。貴族的領邑建立在農村公社的殘骸上。貴族領主在其領邑中不但擁有實際的土地所有權，而且實行政治上的統治，可以置官屬、養私兵、設刑戳、收族黨，同時擁有大片自營地(“公田”)和各項設施，形成一定的勞動分工和共同的經濟生活。在這種領邑中作為當時主要農業勞動者的庶民，不但在人身上依附于領主，實際上處于農奴的地位，而且在經濟上與領主相互依存，結合形成封閉程度頗高的經濟實體。起源于農村公社的井田制已蛻變成貴族領主的授田制。農民從領主那里領到一塊分地——“私田”和宅圃，用自己的農具在實際上歸他們使用的田宅上種植糧菜桑麻，并在村社的公有地上放牧、漁獵，形成其相對獨立的私有經濟。這也是小農經濟的一種模式。不過這種經濟的獨立性十分有限。農民必須首先在領主的“公田”中完成各種勞役，這是由農村公社公積勞動演化而來的徭役勞動，實質是封建勞役地租。由于單個家庭經濟力量不足，還流行著“耦耕”等農村公社換工協作的遺俗；家庭生產不能自我滿足的需要，則可從領邑內部的勞動分工中求得解決[4]。《逸周書·大聚》談到周代的鄉邑，“興彈相傭，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歸之。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百草以備五味。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山林藪澤。以攻其利。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分地薄斂，農民歸之。”又據《鹽鐵論·水旱》載：“古者干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田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這些均可視為對封建領主制時代貴族領邑內部勞動分工和自給自足生活的一種模糊的、詩化的回憶。

我們在西周春秋的一些文獻中(例如《詩經》中的農事詩)可以找到對農民生產和生活各個方面的描述，唯獨沒有農民在市場上交換的記載。《詩·衛風·氓》有“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的詩句，好像是講農村的物物交換；但這位打著“貿絲”的招牌來相親的漢子，實際上是一個“士”，不能以此說明農村中的商品交換。《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稱晉文公之治，“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征其辭”。這里“民”的概念比較籠統，在多大程度上與農民有關，難以確定。除此以外，很難找到與農村沾邊的商業活動的記載了。不是說當時沒有交換、市場和商業。有的。但在很大程度上這時的商人和商業是依附于貴族領主，并為貴族領主服務的，即所謂“工商食官”(《國語·晉語四》)。我國封建領主制時代市場的主體不是農民而是貴族領主。

這種情形，春秋戰國時代逐步發生了變化。大抵從西周末年起，公田勞役制已為農民厭棄，實際上難以維持。春秋初年，管仲在齊國率先實行“相地衰征”，即按土地數量和質量的等差收稅。稍后魯國實行的稅畝制與此相類。這種制度是以公田制被廢棄，農民份地固有化，并出現質量與數量的差別為前提的。它的實行反過來促進了農民份地的私有化。接著，農民逐步獲得了充當甲士的資格(在這以前，只有貴族下層的“士”才能充當甲士)，提高了政治地位，但卻以在稅之外增納軍賦為代價。軍賦則逐漸轉向以“田”為征納單位。從公田力役到相地衰征，其性質是從勞役地租轉變為實物地租。以后各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貴族領主勢力，相繼把賦祿以邑制度改為“賦祿以谷”的制度，貴族領主直接治民的權力被剝奪了，井田制的樊離被突破了。農民遂由領主的農奴轉化為封建國家的自耕農，他們向封建國家繳納的賦稅也成為真正的課稅意義上的稅。戰國時代，國家授田制的外殼雖然維持著，但農民份地已實際私有化，并出現貧富分化、土地占有不均現象。這一切變化的基礎是鐵農具的推廣，農民個體家庭獨立生產能力的大大加強[5]。總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變革，戰國時代小農經濟取得更為完整的形態，從而導致小農經濟與市場關系的深刻變化。

一方面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小農生產生活上的需求增多了，小農能提供市場的產品也增加了。另一方面，由于井田制的崩潰和領主制的破壞，在農民家庭經濟之上，已不存在前述貴族領邑那樣半封閉的經濟實體，農民經濟雖然力求自給自足，但由于規模狹小，總有不能自給的部分，這些部分一般只能從市場上取得；而他多余的產品，或用以換取其它必需品的產品，也只能到市場上出售。因此，戰國小農已擺脫從前對領主和領邑的依賴，獨立地出現在當時的市場上。

孟子對陳相的批評是大家所熟知的。他揭示了當時農民“紛紛然與百工交易”[6]的事實，指出“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于子”[7]。這種“通功易事”，在《管子》中被稱為“交能易作”(《治國》，本文引《管子》文，只注篇名，下同)和“通財交假”(《輕重甲》)。其意思都是互通有無，交換產品。總之，戰國小農已有較大的經營自主權，相當程度上已成為當時市場上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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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閱李根蟠、黃崇岳、盧勛：《中國原始社會經濟研究》第十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7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參閱拙著《井田制及相關諸問題》，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2期；《耦耕縱橫談》，載《農史研究》1981年第3期。

第2篇：小農經濟的表現范文

一

中國地主制經濟的主要特征是實物地租、土地買賣和小農經營。它的形成是以農業生產力和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的。在地主制經濟下，一家一戶的小農，是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農民既從事糧食生產，又種植蔬果，飼養禽畜，還養蠶織帛，種麻棉織布，通過耕以自食，織以自衣，即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以滿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由于小塊土地經營和家庭勞動的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經濟在生產上的這種局限，迫使他們從事商品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維持再生產，從而維持自己家庭的溫飽。因此，農民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不僅有實物平衡，而且有價值平衡。其再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除自己以實物形態滿足一部分之外，其余部分就要通過市場進行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農民家庭并不單純是一個自我完成再生產的經濟單位，而是一個包含—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的經濟單位。針對這種情況，我曾經提出，中國封建社會農民的生產，是“農業和手工業、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雙重結合”的概念。以后又指出，“這種雙重結合，是小農經濟在生產上的基本特征”，它“已經成為農民生產的內在結構”[1]。這是說，農業和手工業，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在農民生產中緊密聯系而不可分割地結合為一個整體，通過它們的各自運動，又互相依存、互相補充所形成的綜合效應，既有利于農民家庭生產與消費平衡的實現，又有利于整個小農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中國封建社會農民的這種生產模式，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在封建社會初期，農業生產力和商品經濟水平都比較低下，《管子》說，“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當時農民的生產就自然地主要是解決吃與穿的自給自足問題，逐漸形成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的所謂“男耕女織”的生產結構。如以戰國時代的情況為例，《孟子•梁惠王》所記載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管子•禁藏》所說，民“率三十畝而足于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這都反映了這種“男耕女織”的情況。正是由于農民主要是生產糧食與布帛，封建國家遂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這種實物賦稅反過來更加強了這種耕與織的結合。

中國農耕發達，人民的食物結構歷來是以糧食為主。糧食生產在農民的整個生產中，占有最為重要的地位。據李悝在《盡地力之教》中說，“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農民全家一年的口糧，占其糧食生產量的五分之三。戰國時的耕地百畝，折合現在的市畝大約為三十一畝二分。當時五口之家的農民，就要用將近二十市畝土地生產的糧食，才能做到自給口糧，盡管上述數據的準確性與代表性都難以判定，但仍可以說明口糧生產在農民生產中的地位。

當時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產品交換，已經普遍存在。從《孟子•滕文公》所記載的情況看，農民要用糧食與從事“陶冶”的手工業者交換“釜甑”和鐵農具，要與“梓匠輪輿”之類的木工交換糧食與布帛，還要用糧食與手工業者交換“冠”。甚至有些農民還要與其他農民交換布帛。李悝在上述著作中就說過，有些農民是“衣，人率用錢三百”，靠賣掉糧食來買衣服。盡管當時農民用于交換的糧食與布帛，主要是自用有余和交納封建賦稅以后的剩余生產品，但已不是“偶然留下的剩余物”[2]，而是具有一定數量的經常存在的剩余生產品。這種建立在“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基礎上的交換，正是在當時生產力條件下，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結合的一種原始的簡單的表現形式。由于當時農民能夠用于交換的生產品還不多，商品性生產還很不發展，農民主要是靠自給性的“男耕女織”來實現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所以當時上述生產雙重結構的重心，是在自給性的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具有比較強烈的自然經濟色彩。

隨著農業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民生產的這種模式也在不斷地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男耕女織”始終是農民生產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商品性生產在逐漸增加，具有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農民在逐漸增多。到宋代，“河朔山東養蠶之利，逾于稼穡”[3]。福建建寧一帶山區的農民，“又多費良田以種瓜植蔗”[4]。太湖“地方共幾百里，多種柑桔桑麻”[5]。這些記載都反映了這種情況。到明代中葉，封建政權取消絲棉布帛的實物賦稅之后，這種“男耕女織”的生產結構，就開始發生變化。在一些自然條件不適宜養蠶織帛、或不適宜種棉織布的地區，許多農民已不從事絲和棉的紡織。特別是到清代前期，棉花雖已在全國范圍內取代絲麻成為主要的衣著材料，在一些自然條件不適宜種棉的地區，從事棉紡織的農民仍然很少。織布又有一定技術要求，也使許多地區的農民植棉而不織布，或者紡紗而不織布。加以棉花產區和非棉花產區從事棉紡織的經濟效益大不相同，遂使農民自給性的棉紡織逐漸向商品性的棉紡織轉移，棉花產區的商品性棉紡織日益發展，并形成了許多棉布集中產區。這就導致了農民以自給性“男耕女織”為內容的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逐漸削弱和分解。這種發展變化，在清代前期日益顯著。全國各地從北方到南方，都出現了這種情況。文獻資料中記載的這類事例很多，如在山東，據康熙《鄒縣志》說，“婦女不勤紡織，坐而待哺”。如在山西，據乾隆《五臺縣志》說，“地不產棉，婦女不知紡織，雖尺布亦取給于市肆”。在江蘇，乾隆《山陰縣志》說，“淮人寸絲尺布皆資于市，桑不知栽，繭不知織，棉不知種，葛不知采”。在江西，同治《瑞金縣志》說，“瑞邑既無蠶桑之利，又不獲紡織之助，民間婦女皆安坐而仰食于其夫”。

據鄭昌淦教授對清代地方志的記載考察，全國直隸等十八個行省中，沒有棉紡織的州縣約在五百四十個以上，約占全部州縣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農村棉紡織很少的奉天、廣西、云南，貴州，甘肅等省的部分州縣(因方志缺少)尚未包括在內。否則，沒有棉紡織的州縣還會更多一些[6]。

又據劉秀生教授對清代中后期產棉地區一千零五十九個縣的文獻資料考察，其中生產棉布的縣為六百八十五個，不生產棉布的縣為三百七十四個。這是說，就是在產棉地區，不產棉布的縣就占達全部縣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他又對棉紡織比較發達的直隸，江蘇，山東、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八個省五百二十九個縣地方志的記載考察，其中產棉布的縣有四百二十三個，不產棉布的縣為一百零六個。后者約占全部縣總數的五分之一[7]。

又據吳承明教授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中估算，十九世紀前期為我國農民家庭棉紡織發展最盛的時期，由于前后的資料過少，按1860年計，農村棉紡織戶則約占全國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五，非棉紡織戶則約占百分之五十五。其中棉紡織發達的江蘇省，非棉紡織戶也占達全省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棉紡織不發達的福建和廣東兩省，非棉紡織戶則約占達兩省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8]。

上述這些研究，為文獻資料的缺乏和記載的不夠詳明所局限，其數據當然不會是很準確的。但也可以看出，清代前期，農民自給性的棉紡織，特別是紡紗而不織布，雖然還廣泛地存在，但是不從事棉紡織的農戶卻已大量出現。加以農民的商業性農產品生產和包括棉紡織在內的商業性手工業生產，都獲得了很大發展。農民生產雙重結合的重心，就自然地從自給性的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轉向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的結合，使后者成為廣大農民家庭實現生產與消費平衡的主要途徑。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提出過“生產方式的堅固性和內部結構”的問題，并且指出這在中國表現為“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統一形成了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9]。到了清代前期，這種情況已經有了變化。

但是，自給性的糧食生產仍然在農民的生產中保持著自己的重要地位。在當時農業生產力水平下，農民也還需要用相當多的耕地來作到口糧自給。如在江南地區，包世臣在《安吳四種》中說，“蘇民精于農事，畝常收米三石，麥一石二斗。以中歲計之，畝米二石，麥七斗，抵米五斗”。這是說，在正常年景，一畝田夏秋兩季可收米二石五斗。他又說，農民的口糧，“合女口小口牽算，每人歲食米三石”。按照他的說法，如果是“四口之家”的農民，則約需種田四畝多，才能自給全家的口糧，如果是“五口之家”的農民，則約需種田六畝，才能自給全家的口糧。據教授在《江村經濟》一書中說，民國年間，江蘇吳江縣，一個四口之家的農產，必須有五畝半土地，才足以解決口糧自給。這也可資佐證。江南地區種植糧食的農民，一般是“一夫耕不過十畝”。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這些農民需要將糧食收獲量的一半以上作為口糧。江南地區的糧食畝產量，從全國來看是比較高的，其他地區農民的口糧生產，應當還會高于這個比例。盡管商品性生產在農民生產中的地位已日漸重要，但是，基于糧食生產對于商品生產具有基礎作用的普遍原則，從每個農戶來說，自給性的糧食生產仍然是他的商品性生產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與前提。

清代前期，農民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模式，已獲得了普遍而充分的發展。當時，不論南方和北方，許多地方官在“勸農”的時候，都總是按照這種模式來為農民設計生產。乾隆間，河南嵩縣知縣康基淵就提出，農民應當生產“谷米布帛”以“務本”，而又應當種植經濟作物進行“調劑”，以“兼權錢幣”。他要求農民的耕地在收“麥后，八分種粟，二分蒔藍。以十畝計，可獲粟二十四石，收藍易價，藍后種蔬二畝，所出亦可獲緡錢二十四千文，利反倍多也”[10]。這是北方的一例。從南方來看，康熙間，湖南長沙縣知縣朱前詒在《勸民開塘示》中說，農民種田，“大率三十畝，以二十畝栽禾，以八畝種豆，留二畝以種果芋蔬菜等項，按時播種，早晚灌溉，便可取利養家”[11]。湖南農民的主食是米谷，從明代起，豆類的“功用已全入蔬餌膏饌之中”，可見他是把豆作為經濟作物提出來的。

不但官方的規劃是這樣，民間的規劃也是這樣。清初，浙江桐鄉縣張履祥的友人鄔行素病歿，“遺田十畝，池一方，屋數楹”。家有老母、寡妻、長子、稚子與侄。張為其家所規劃的生產是：由于“瘠田十畝，自耕僅可足一家之食”，加以家庭人口老弱多，“力不任耕”，難以種稻，遂安排種豆三畝，豆起種麥。種桑三畝，種竹二畝，種果二畝，池畜魚，還養羊五六頭，以其糞畜桑養蠶。這樣，“豆麥登，計可足二人之食”。絲綿可以易衣，竹、筍、果與魚、羊，“俱可易米”。“如勤力而節用，佐以女工，養生送死，可以無缺”[12]。這里農村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商品性生產項目就安排得多一些。前述官方和民間為農民生產設計的模式，與前引《孟子》、《管子》中所記載的模式，無疑是顯然不同的。

順治《麟游縣志》還指出，該縣“核桃最佳，于地尤宜”。農民遂“以谷為本，以此為末，本末相權，庶谷不致于竭，而兇年亦可無虞矣”。作者用“本末相權”來概括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在農民家庭生產與消費平衡中相輔相成的作用，是非常精辟的。這種“本末柑權”，與《孟子》所說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交換，無論是質和量上都大有差別。所有這些記述都正是農民的這種生產模式，在現實生活中已得到普遍發展的反映。

注釋

[1]參閱拙作《清代前期小農經濟的再生產》，《歷史研究》1984年第5期；《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價值規律在封建社會農民生產中的作用》，同上刊，1991年第2期。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61頁。

[3]莊季裕：《雞肋編》卷中。

[4]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一八。

[5]莊季裕：《雞肋編》卷中。

[6]參閱鄭昌淦：《明清農村商品經濟》第2章。

[7]《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2期。

[8]該書第308頁。

[9]《資本論》第3卷第371、373頁。

[10]乾隆《嵩縣志》卷一五。

第3篇：小農經濟的表現范文

關鍵詞：二十一世紀；工業化；中國農業；現代化

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二、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中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具體要求之一。落實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須全方位推進中國農業的發展，從根本上改變農業的長期落后狀態。同第二、三產業相比，中國農業的發展水平還相差太遠。中國經濟實現第一、二、三產業協同發展的最基本要求是必須加快改造傳統農業，努力實現中國農業經濟的市場化和現代化。

一、徹底改變小農經濟狀態

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經濟發展中，推進農業產業化建設，需要切實貫徹執行國家土地有償轉讓政策，吃透政策精神，落實政策到位，以集體土地制度的穩定與市場化作為發展農業的基礎。

(一)小農經濟與實現工業化相矛盾

在中國，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方式已延續數千年。當前，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農業生產必須超越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走出現代化發展的新路，實現土地集約經營和機械化種植。小農經濟與實現工業化是矛盾的，如果一個國家的農業還停留在小農經濟狀態，這個國家不可能實現工業化。小農經濟需要大量農業人口，不需要特別多的工業產品，這就限制了工業就業人口的增加和工業產品市場的發展。所以，小農經濟的存在是工業化的阻力。有小農經濟存在，就無法推進工業化的騰飛。長期以來，中國人已習慣小農經濟，一想到改變小農經濟需要付出高昂的社會轉型成本，就望而卻步。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一直未能啟動農業轉型，從根本上說，這是一個觀念問題，是一個在思想上尚未認識小農經濟延續的嚴重性問題。然而，如果在工業化騰飛階段還留戀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就會遇到經濟發展的障礙，就會因農業的基礎落后而無法繼續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工業發展水平的進一步提高。

(二)農業生產必須達到集約規模

2003年3月1日實施的《土地承包法》以法律形式明確規定農民享有土地承包經營的權利，這對改變中國農業傳統經營方式是必要的法律保障。在現有的土地制度基礎上，推進農業的規模生產與集約經營，并不是走回頭路，也不是重新回到大鍋飯時代，而是要在現行政策下實現農業土地的市場化集中經營，讓農民自愿地以有償轉讓的方式將土地集中在農業生產專業戶手中，進行規模化、現代化的農業生產和經營。近年來，在學術界，有些人認為不改變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性質就不能發展現代農業，就不能實現土地的規模生產與集約經營，這種認識實際上是沒能跳出原有的體制思路看問題。事實上，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產權的運作十分簡便與靈活，以土地的產權運作為核心，在土地有償轉讓政策下，是可以進行土地的市場化集中，并不存在不可協調的阻止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制度障礙。只要允許土地有償轉讓的政策穩定，就可以保證土地規模化生產經營者的經營穩定和獲取良好的經濟利益。現在，當務之急是有效落實允許土地有償轉讓政策下的農業土地集約經營，逐步推進中國農業經濟發展走出傳統的土地分散經營的小生產方式窠臼。

(三)中國農業人口的比重必須下降

在工業化騰飛階段，為適應農業的集約化經營，中國農業人口的比重必須降下來。如果還是7億多的農村人口、3億多農業勞動者，工業化實現不了。美國只有300多萬農業勞動力，中國人口是美國的5倍，按同樣比例，應只需要1500萬農業勞動力。但這與中國農村的現實距離太遠，我們不可能很快與美國消滅差距。從實際出發，中國恐怕在近期內還有不少于1億的農業勞動力。按這個數量，雖然比美國還多得多，但我們還是降了很多。我們一定要明確這個目標，努力實現降低農業人口的最低目標。新農村建設的最重要表現就是農業人口的大幅度減少。如果農業人口的數量降不下來，不論對新農村建設有多少投入，農村的房屋和街道變得多好，農村還是舊農村，并不是新農村。這也就是說，新農村的實質要求是農業人口降下來。為實現工業化及三大產業的協調發展，應將降低農業人口作為硬任務來抓。但這并不是把農民硬趕出農村，而是城市要主動吸收農村人口，工業要創造更多的條件吸收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因此，降低農業人口比重的責任主要不在農村，而在城市與工業的發展。

二、改革農業生產組織

為在二十一世紀實現中國工業化，在農業生產組織方面，現行的一定要有實質性進展，不能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水平上，必須盡快與現代農業生產技術相適應，積極探索建立能達到現代農業發展水平的生產組織。近幾年，有些地區的農民在當地政府的指導下自發地創辦生產合作組織，就是一大進步。這便于農民引進新的生產技術，便于農民與市場對接，便于實現農業的規模化經營。以色列是世界農業經濟發展最先進的國家之一，以色列的農業成就主要依靠農業生產合作組織。在中國工業化騰飛階段發展現代化農業的歷史進程中，可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發展各種不同類型的具有法人經營資格的農業生產組織，這是實現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基礎。

創立新的農業生產組織是一項基礎工作。現在，城市可以發展多樣化的經濟成分，為什么在農村就不能搞多種經營形式?曾經起過很好的作用，而現在應進行新的創造。我們可以發展各種各樣的農業合作組織。吸取外國經驗，搞多方面合作，成立農業合作社組織。搞以色列式的合作組織也好，搞自己創新的股份合作制組織也好。總之，不能還是。

我們主要應搞家庭農場。現在，發達國家的農業組織基本都是家庭農場，這是很成熟的經驗，應學習與借鑒。從發展的趨勢看，中國農村走家庭農場化道路是早晚的事，應該早走，而不要拖到不能拖的時候再走。

我們還應發展個人或法人投資的大農場。一般說，大農場數量少，但一個農場頂幾十個或幾百個家庭農場，具有更大的經營優勢。要走出傳統農業發展的誤區，就要大膽向前走，允許各方面力量進入農業領域，創立大型農業生產組織。中國的農業保障不單純是土地問題，還要在更新農業組織方面下功夫，需要創辦中國特色的大農場。 轉貼于

三、采用市場化方式經營農產品

我國農產品市場的發展必須依靠市場化經營組織，進行公司化運作，不需要政府直接參與。就是說，除完成國家收購任務和農民自留的消費部分，其余的農產品全部通過市場交易。為此，必須建立農產品經營公司，同其他行業一樣，進行資本運營，為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提供條件。

(一)政府不要充當市場中介

在向農產品營銷市場化邁進的過渡期，許多地方政府對農產品種植、養殖和銷售有過直接資助或進行組織控制，不論其出發點和效果如何，都是反市場化的做法，不能再延續了。中國的農業發展必須走市場化道路，不能成為政府包辦的產業。政府充當市場中介的弊端很多，其中，最大的弊端是政府賠不起。如，政府號召農民種大蒜，農民都種了，豐收后，好賣或是特好賣，那沒有說的；倘若市場不好，大蒜賣不出去，又當如何呢?農民怨政府，政府是好意，農民不怨政府，大蒜賣不出去，就沒有活路。所以，政府不要介入其中，不要只包盈不包虧。政府是做社會工作的，不是作市場中介的，政府沒有能力負責農民的損失問題。政府可以招商引資，可以技術推廣，還可以作市場主體，就是不能搞市場中介。現在，縣一級和鄉一級政府特別喜歡指揮農民，讓農民干什么，農民就得干什么。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這很不正常，是與市場經濟不合拍的。這其實都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后遺癥，我們在工業化騰飛階段必須要給予清除。

(二)銷售農產品需要資本運作

從創新的角度講，農產品的公司化、市場化經營是傳統農業轉化為現代農業的市場保障，是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下保障農業生產者穩定收益的基本條件。經營農產品的公司在農業生產與市場需求之間搭起資本運作的橋梁，以現代資本經營的方式為農業經濟服務，可將農業發展帶到以高科技為主導的現代產業發展鏈條中，使之能與第二、三產業協同發展，其創建意義十分重要。同時，要與第二、三產業實現協同發展的現代農業不能仍是在無金融體系支撐的狀態下生存。由于長期以來中國農業處于小農生產的發展方式下，現代金融機構難以進入農業領域，原有的農業金融組織的服務功能也逐漸消退，甚至將自身的主營業務轉向城市。顯然，離開現代金融體系的支撐，僅僅依靠國家政策性銀行和融資能力很小的農村信用社提供的金融服務，中國農業邁不開現代化發展步伐。因此，隨著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實現，先進的農業生產組織和農產品經營公司成為產業主體，現代金融機構必須大舉進入中國農業經濟領域，構建相對完整的農業金融體系，提供全方位的現代農業金融服務。在這方面，金融體制改革迫在眉睫，其重要性并不僅在于支撐農業經濟的現代化發展，更在于第一、二、三產業需要以此為基礎實現協同發展。

四、國家應負責農業技術進步

在二十一世紀，實現中國農業現代化需投入巨額資金進行農業科技研究。技術進步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基礎條件，現代農業必須建立在現代農業技術廣泛應用的基礎上。相比減輕農民負擔，國家供給農民先進的生產技術更重要。

(一)技術進步是現代農業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

發達國家都把對農業的投入擺在重要位置，為農業技術研究創造最好的環境和條件。而在所有的農業投入中，重要的是技術投入。技術代表的是勞動力智力因素的發展水平，這一水平決定勞動力整體的發展水平。在傳統農業生產中，技術也發揮主導作用，但從事農業勞動，起主要作用的還是體力，傳統的耕種模式要求勞動者必須有強勁的體魄。而在現代農業中，智力因素更重要，沒有高智力的投入，就無法實現農業機械化生產，無法改良土壤，更無法得到優良的品種。農業是隨著技術進步發展的，從機械化農業到生態農業，從傳統畜牧到現代優質的良種畜牧，這些變化都是由農業技術進步推動的。我國與發達國家農業發展水平的差距也是在農業技術水平上，農業技術上不去，農業的發展就受到制約，國民經濟就要受影響。發展農業一定要從推動農業技術進步做起，哪個國家重視農業技術進步，其農業發展就會走在世界各國的前面。在中國工業化騰飛階段，更需要推動農業進步，推動農業走向現代化。因此，需要高度重視農業技術進步。

(二)保障農業技術進步的資金應由國家負責投入

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國家應負責農業技術進步，即負責全國的農林牧副漁的良種培育工作。改革開放以來，每年都討論農業生產問題。而所有問題的核心就是農業技術投入。在中國農業走向市場化進程中，唯一不需要市場化的就是農業技術研發投入。這不是市場化能解決的問題，在世界各國，都由政府統一負責農業技術的研發和推廣，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極端重要性，由此得到集中體現。因此，中國也不能在農業技術研發和推廣方面搞市場化，中央政府必須調集充足財力保證全國性的農業技術研發和推廣的投入，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必須依靠國家對農業技術進步的統一負責和財政支持。農業技術研究是長期的過程，非常耗費時間和財力，而且也需要最優秀的科學家。但除時間和人才外，最重要問題是必須由中央財政負責農業技術基礎研究的全部資金投入。是否重視農業，關鍵看為農業技術進步的科學研究投入多少資金。

五、二十一世紀中國需要盡快提高農民素質

中國農業要在二十一世紀走出傳統模式，走上現代農業經濟發展道路，最重要的任務是在勞動主體方面實現轉變，即提高農民素質。

(一)農業現代化的根本是提升農民素質

現代化的農業需要現代化的農民。只有提升農民素質，才能建設新農村，實現農業現代化。具體措施為：一是提升農民的文化知識。文盲不能當農民。今后，不用說文盲，就是低素質的農民也是落伍的農民。大力普及農民的文化知識，這是農民進入新時代的基本條件。二是提升農民的專業知識。未來的農民要懂得生物工程、機械化原理、農藥知識、畜牧知識、氣候知識等，并且要學會運用這些知識。現在，美國的農民就是多面手，做哪樣兒活都會，是知識型農民。而我們的培訓目標也是要將中國農民培訓成知識型的農民。培訓費用也要由政府支付，這是支持農業走向現代化，是關系國家經濟基礎的大事。三是提升農民的市場經濟意識。中國農民必須走出傳統農業，奔向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現代農業發展空間。要讓中國農民了解市場經濟的規范要求，了解世界市場和中國市場的未來發展走勢，知道怎樣在市場中求得生存之地。

第4篇：小農經濟的表現范文

中國現代化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按照何種 “模式”進行？一些人的答案是，西方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以資本替代勞動，以大機器生產代替手，以大工廠、大農場取代家庭生產等等，是最主要的一些措施，也是理想目標。這種答案可謂司空見慣，無須引證。但我們認為，這條路是行不通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國情的不允許。如上所述，中國是一個生存資源與人口嚴重失衡的國家，前景極為嚴峻。國情不允許我們去走以耗費極為稀缺的不可再生資源換取經濟暫時發展的道路。其次是，經濟學的根本原則是以最低代價取得最大收益。我們不應該不充分利用甚至丟棄自身最豐富的生產資源，而以最短缺的資源取代之；不應該完全丟棄適應國情的行之有效的經濟行為準則，而代之以與本國國情差距極大的另一套作法。

另一些人設想，既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以勞力替代資本，既然中國有應付人口資源失衡的傳統辦法，有否可能以傳統小農經濟的行為準則為主實行中國現代化道路呢？

答案仍然是行不通。小農經濟在我國的古代封建中，是一種對生存挑戰的最佳適應方式，但這絕不等于說小農經濟是一種完美的生產方式和經濟組織形式之體現。恰恰相反，這是生存環境極為嚴峻，龐大的人口爭奪有限生存資料這種經濟環境下的必然產物。傳統小農經濟雖有適應國情的諸多優點，但也有不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諸多缺陷，約可歸為：一，受家庭生產要素微小規模的限制，每個小家庭的生產能力很小。單個農民家庭除有簡單勞動的生產要素優勢外，其他如資金、技術、生產資料等均相當匱乏，往往只能進行簡單再生產，難以擴大再生產。二，農民家庭的文化、水平極低，保守、閉塞，生產技術難以提高，也難以接受先進技術。三，每個小農家庭作為單獨的經濟單位，只從家庭利益出發行事，且往往只顧眼前之利，不顧（或無法顧及）整體與長遠利益。整體小農經濟內部、小農家庭之間如一盤散沙。農民的分散個體商品生產，難以適應新的市場需要，也難以與含量高的產品在市場上的有力競爭。四，小農付出的勞動極為艱苦繁重但收益甚微，生活水平低下，這既嚴重制約了它的產出力，又嚴重制約了它的消費水平。總之，傳統小農經濟很難憑借單個家庭的力量改進自身處境，更不可能去實現和全社會的現代化了。我國的農村改良事業的前輩曾將小農的特點歸為“愚、貧、弱、私”，真可謂切中要害。

正確的取向，應該是學習利用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世界先進生產力和組織形式之長，又充分發揮中國傳統經濟及其行為準則的優點，改進其不足之處，行兩者之長，去兩者之短。具體而言，即必須用現代工業、科技、組織、管理的改造傳統小農經濟不能適應中國現代化的需要的一面，重建農民家庭經濟。在這種改造中，發展和壯大現代工業，實現大工業和農業的互補、協調發展和一體現代化；在這種改造中，實現勞力密集優勢與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與互補。這個思路絕非憑空想像，近代的豐富經驗和慘痛教訓，已為我們提供了可貴的借鑒。以下僅從經濟組織形式和適用技術兩個方面，以近代長江三角洲區域的歷史經驗檢討之。

1 近代大工業與小農經濟的相互關系與協調發展

近代長江三角洲地區，由不同類型的大工業和小農經濟相互關系所引發，出現過小農經濟得到局部改進，大工業和農村經濟一體近代化發展的雛形。雖然這些工農關系的形式尚處于遠不成熟的“初級階段”，常常被舊事物所遮蔽乃至摧殘，但對中國現代化來說其意義重大。這些形式可歸納為：

第一種形式，近代工業與小農戶通過市場，形成產品相互供求關系。這主要表現在大機器工業—紗廠和用機紗織布的農戶間的經濟聯系。對紗廠而言，農民是自己最大的主顧；對農民而言，紗廠是家庭生產原料的供應者。農民用機紗織布，大大提高了土布的生產數量，改善了產品規格，明顯增加了市場的競爭力，使土布在數十年時間內有力地與洋布進行了競爭，避免了農民破產。而農村土布之發展，又大大增加了對原料機紗的需求，直接促進了紗廠的發展。

第二種形式，商業資本介入土布生產。不再由生產者而是由商人大批量地購買機紗，發放給農民；農民按商人要求生產，產品交給商人，領取工資或實物。最后由商人將布分類整理，投放市場，這大量存在于江陰、常熟、常州、無錫等地。在一些地區，商人還將織機發給無財力織布的農民按其要求定織，以擴大生產。

第三種形式，近代紗廠與手工織布工場、農民個體織戶、近代機器染織廠組成的新型產業組合。紗廠向織布手工工場或小型織布廠出售特制的“盤頭紗”，工場直接發給農戶，這可以用省去農民一道工序，直接上機織布。分散的農戶將布織成后交給工場初步整理，最后送至城市上的大型染織廠精加工，上市銷售。這種形式以江陰至上海之間最典型。各地亦不乏由手工工場加工后直接上市者。

第四種形式，由地方紳士、商人、農民等共同組成農村農副業生產運銷合作社，集體購買部分生產資料或設施，共同生產共同銷售。這種形式廣泛存在于吳江等地的蠶桑業中，在農村織布業中亦可見。

第五種形式，由大紗廠發起，向社會各界集資，組成墾殖公司，招募農民，以公司加農戶的經營形式墾荒植棉，為紗廠提供原料，這體現在淮南鹽墾事業上。

第六種形式，繅絲工廠直接改進農村蠶桑業，以期獲得優質蠶繭。這體現在無錫的永泰、乾甡等大絲廠扶持建立蠶種場、培訓各類蠶桑改良人員、控制繭行、大力組織農村蠶桑改良合作社等舉措上。

第七種形式，各界人士（地方政府、士紳、農村改良機構等）共同組織農民，成立蠶桑絲改良生產合作社，在農村建立最先進的機器繅絲廠，形成從原料到精加工工業的近代合作生產組合。這體現在江蘇女蠶校對吳江震澤開弦村的改良事業上。

第八種形式，農業改良機構租賃、改良絲廠，使其成為專為農民服務的，并代農民將產品銷往國際市場。這體現在江蘇女蠶校對無錫玉祁、吳江平望、吳江震豐三所絲廠的改造事業上。

從以上近代企業與農戶生產的不同形式的相互關系中，我們可以隱約看到農村傳統經濟向現代過渡的一個由“低”向“高”的演進過程。這里所謂“高”“低”，系指生產、經營組織結構的變化和整體功能的強弱。

在農戶以獨立生產者身份在市場上購進機紗并自行加工出售的階段，農民與大工業企業是在市場上相遇的，兩者之間僅僅是一種出售購買關系。盡管農村手織業的興衰在總體上與紗廠的贏虧密切相關，但二者并無生產組織上的任何直接關系。個體農戶會因各自的資金多寡、農業豐欠等原因，形成對機紗購買量的諸多不穩定性。在商人資本介入織布生產后，盡管紗廠仍然不能直接施加于農戶，但商人批量購紗，又批量收布，使紗廠與農村土布間的關系增加了穩定性。特別是許多地區出現的紗商布商系于一身的現象，使紗廠售紗、商人購紗與土布生產幾乎聯為整體。當發展到農民織戶、手工工場、染織工廠與機器紗廠間的生產聯系時，實際上已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大工業與農民手工業、城市與鄉村組成的縱向一體化生產的雛形，小農家庭生產已被納入了現代生產體系之中，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并對這個體系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大絲廠改造農村蠶、桑、繭生產，是另一種類型的城市—鄉村構成的縱向一體化生產雛形。與上述形式不同的是，這是一種工業、農副業之間的一體化。大工業資本為了獲取優質原料，將工業資本直接用于改造千百年來的傳統生產方式，以工業企業—合作組織—農戶經營“統分結合”的方式生產面向國際市場的產品。這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值得深入的頗具特色的經濟形式。

在張謇發起參與的淮南鹽墾事業中，我們看到了更值得注意的現象，即：以現代大工業企業為核心，聚集大量社會資金，以小農為基本單位，組成墾殖公司開發沿海灘涂，種植棉花為大工業生產原料。這可以說是長江三角洲出現的第三種類型的工農業一體現代化的雛形。在這種生產形式中，工業企業、農墾公司、農戶之間不僅在經濟利益上而且在生產組織上已聯為一體，小農戶已成為近代工業和農墾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細胞。這種一體化的更深層意義在于，它不僅是為工業企業本身的利益而設計之，而是考慮到為廣大無地少地的農民提供一個生存途徑，體現出中國傳統思想精華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民本、民生精神。當然，并非所有墾殖公司均抱如此目的，各公司的經營最后亦頗不成功，但客觀其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對今天仍有意義。

無錫、吳江等地出現的由政府、社會各界、科技機構等各種力量組織農民進行合作生產，并引進先進設備為農副業服務，更多地具有“橫向一體化”的工農業生產組合色彩。這在中國的經濟轉型中也具有開啟意義，實際上已成為我國今日工業“半壁江山”的鄉鎮工業的前驅。

雖然形式、層次不同，但我們可從各類大工業與農戶經濟的相互關系的內部挖掘出一些共同特點，這就是：利益互補，利于民生；生產要素互補，實現生產的最佳組合；工農互補，城鄉共同發展。

經濟的基礎是農業，人口的主體是農民，這既是中國的歷史特征，也是中國近代到當代的基本特征。中國現代化的根本問題是農村、農民、小農經濟的現代化問題。長江三角洲雖是歷史上較有發展區域之一，但農民生活仍然貧困。為了謀生他們在農業之外發展起各種家庭手工業和副業，但生產方法的陳舊和資金的短缺，工副業發展頗為局限。只是在近代，在國外先進機器工業導入中國以后，依靠先進原料如機紗，依靠先進技術去養蠶植棉，再依靠生產組織的改進，才使農民的家庭工副業得以進展。沒有大工業的推動，這種歷史性變化是難以發生的。

就家庭生產這種中國古老的經濟組織形式來分析，也是在不斷改進和發展的。從江陰、常熟、南通、常州等地的事例中可看到，近代長江三角洲的農民家庭經濟已發生了重要變化。僅從紡織業看，它早已突破了自種棉花、自紡自織的古代模式。在產品的物質構成上，由全系家庭內部生產物構成，變為利用大工業品為原料。在生產要素的取給上，由基本由家庭內部解決，變為必須部分經過市場交換，或通過商人、手工工場發給。在最終產品的完成方面，由家庭獨立完成，變為與工場或工廠共同完成。在生產組織形式和經濟關系上，由純粹家庭形式變為家庭與工廠面手工工場的某種聯合。盡管上述變化只是初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農民家庭紡織已融合進了社會化的生產和交換之中，突破了家庭經營范圍的局限性，成為兼取傳統與現代之長的經濟形式的雛形。

大工業在帶動農民家庭經濟發展的同時，本身也獲得了立足發展的條件。農村手織業的發展過程為近代紗廠造就出廣闊的市場，而蠶桑業的改進和棉花種植的改良，又為工業生產提供了優質原料。市場和原料是企業生存最基本的外部條件，從這個意義上看，沒有農業、農民家庭手工業和副業的發展，中國近代工業的生存發展也是不可能的。

2，重視適用技術、中間技術，大力推行節省資本、能源、又能充分吸收勞動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廣可由家庭分散進行的技術與行業。

日本的小野旭教授將后進國的技術引進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直接引進先進國家所開發的最新技術設備。但后進國一般勞動力豐富，工資低而資本短缺，使得這類以密集資本代替密集勞力的高技術難以發展，其經濟、社會效益都不佳。這導致了第二種技術的引進。其特點是，對最先進技術加以改進，并將某些先進技術和設備加以重新組合，使之能適應后進國的資源配置，這種改良技術或改良設備，資本~勞動比例和勞動生產率明顯低于第一類技術，但由于充分利用了后進國低工資和充裕勞力的資源優勢，從而節約了大量資本，其獲取的利潤反而較大。第三類，針對后進國的生產力實際水平和可能接受的價格水平，選擇外國先進技術或設備中的某一部分予以引進。這類引進技術設備本身無從發揮其原設計的整體效用，但對后進國向適于國情的新技術之轉化、改進生產效率會起重要作用。由此看來，對于所謂后進國家追趕先進國家的特定階段，適用技術的含義是，向世界先進學習，吸收最有利于自己的、與自己國情最匹配（要點是適應本國的資源與生產要素狀況）又能發揮本土優勢的技術，根本優點是能夠以最低代價取得最大效益。

人們可能會認為，對近代中國的小農經濟而言談不上什么主動引進適用技術問題。但如果從農村手織業技術改進的整體發展過程來看，經過一個從無意識的甚至被動的到主動和有意識的過程，確可發現存在著密切結合國情的適用技術引進推廣的趨勢。它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農民放棄土紗用機紗織布；織機的改進；手紡與紡紗工具的變化和改進。

近代中國農民放棄自紡土紗而用機（洋）紗織布，國內學界的主流看法是大機器工業對小農經濟家庭手工業破壞的第一步，其實國內外早有學者提出異議[1] 。筆者亦認為此說不盡妥當。當機紗剛開始進入中國時，確使農民手工紡織業受到沖擊，但以后的進展，與其說農民自紡土紗是由于洋紗排擠而衰，不如說是農民主動放棄自紡，歡迎機紗。原因是，機紗較土紗更利于農民織商品布。在農民自紡土紗時，一個農婦用紡車一天至多可紡紗半斤，“每三小時至四小時所紡之紗只能供一小時之用”。[2] 而一架織機織布除需紗外，還至少要一個人做輔助工作。如此，若要連續織布，這已超過普通農戶全家主輔勞力的利用的最大限度。土紡成為能否連續織布的最大瓶頸。當織布完全利用農閑時間，而土布市場需求量不很大時，紡紗與織布的矛盾并不突出，農戶可在農活多時少織布，當紗供不上織時，也可以停機。但當市場需要旺盛時，農戶的商品布生產力就受到重大限制。土紗還有不利于織布之處，“抗張力薄弱，用作經線時長度有限，因而所織之土布每疋長度都很短，織工為了短短的每疋布就要經過調紗、穿綜、度經等費事的工作，不勝其煩”。而這一切問題在使用機紗后均可解決。也正因為如此，農戶使用機紗后，土布生產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有極大提高。直至抗戰前，盡管外國紡織廠和中國紡織廠的機織布生產能力和產量已極大增加，但農民手織布產量仍在全國的布匹總量中占73%左右[3] ，對農村經濟的影響極大。

農村織戶放棄千百年來自紡紗使用機紗，在我國技術史上有劃的意義。它表明，只要運用適合中國國情的技術，就既可以充分發揮中國本土資源之特長，又可以提高傳統生產的效率，從而提高社會生產力。在這里我們看到的，并不是將大工業直接搬到農村中去，而是農民經濟和城市工業的結合，小農的傳統家庭勞動力密集型生產方式和近代先進大機器工業生產方式的有機地結合。它不僅使充分利用勞動力的優勢繼續得以發揮，而且提高了棉布的產量和質量，以最低的經濟成本，最少的社會代價，取得了最大的效益。

機紗得到廣泛應用后，在農村紡織業中緊接著發生了織布機的技術改良。在織布機的改進和推廣應用方面，也直接體現出可以以適用技術與傳統生產組織相結合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生產力，即新技術與勞動力密集相結合，利用家庭生產優勢，既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又充分發揮了人的勞動能力。

中國歷史上使用了數千年的舊式織布機，是一種雙手投梭的腳踏木機，一般稱之為投梭機。這種織機生產效率低，一人一個工作日平均只可織布一疋，布面規格大體限于門幅一尺左右，長度二十尺左右。約1896年前后國內開始出現改良織機—手拉機（投梭機）。它把原來的投梭機從雙手投梭改成一手拉繩投梭，另一手執筘打緯。用手拉機織布，布幅寬度不受手投力限制，布幅可至二尺。手拉機出現后在不少地區很快推廣應用。[4] 投梭機改為手拉機的過程及其在中國的普遍推行有幾點值得注意：其一，舊式織機的改良是在機紗于中國廣泛應用后才開始的，除手拉機外，國內有多處改造舊式織機的事例，幾乎同時出現；手拉機的推廣得到了官方半官方和商會等方面的幫助；它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之后在土布的市場廣為擴充時被大量使用；這些都大致說明，手拉機的出現絕非偶然，它是使用機紗后農戶織布工效提高、市場需求擴大、而舊式織機不能在量與質方面滿足新需求的產物。其二，手拉機對舊式織機的改良是針對中國國情，有選擇地學習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結果。手拉機的來源途徑尚須詳考，據現有資料，一途是由中國人從日本引進，另一途可能是中國人自己在學習國外的基礎上發明創造而成。不管哪種渠道，都是針對中國國情的人力豐富而又要提高工作效率的迫切需要：“近更有參究西法獨出新意者，即如鄞縣王姓精于織造之學，能以舊機作新式東洋等布，專用女工，不籍汽力”[5] 等類記載，透出了發明者的創新意圖和社會作用。手拉機對投梭機改進的關鍵是增添一個裝置—飛梭，飛梭節省了人力的無效勞動，卻更好地發揮了人力的技巧，增加了人工生產的功效。手拉機在中國出現時，動力全鐵織布機早已從國外進入，并在大城市的紡織廠中開動了。它沒有也不可能在農戶中使用。連稍后出現的腳踏鐵輪機在農戶中的使用也遠較手拉機為少，這是手拉機適于中國農民需要的證明。中國引進飛梭手拉機的情況幾乎和當年日本引進織布機飛梭時如出一轍，日本學者將其作為引進適用技術的成功案例：京都府派了三名見習生赴法國里昂學習，他們于1873年回國時帶回了佳卡德飛梭。值得深思的是，他們并未將最新式的動力織機帶回國，帶回的是已經發明了140年的過時的飛梭。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三人當時的判斷標準是，回國后自己能否制造。動力織機的制造在當時的日本是不可能實現的，而木制飛梭由木匠就可以簡單制出，且可以將它安裝到日本傳統工藝的織機上。[6] 其三，若純用機紗作原料，手拉機工效較投梭機提高50%~100%，[7] 該機價格低廉，20世紀初年大約每架5~6元[8] ，比舊式木機只高出少許。農戶一般可能買得起。[9] 正因為方便價廉，手拉機推廣很快，19世紀末20世紀初僅江南織區就有寧波、硤石、江陰、常熟、松江、上海等地出現手拉機織的改良布。[10]

手拉機興起不久，在1900年~1905年間，又出現了鐵木機（即腳踏鐵輪機）。鐵木機是由日本傳入的，后國人廣為仿造。與手拉機比較，鐵木機的特點是工效更高出50%~100%，用雙腳踏板帶動織機，所有織布工序都靠鐵輪轉動帶動。所以它也是適宜中國國情的技術引進，受到歡迎。但鐵木機的價格較昂貴，1906年在湖北的售價要銀元60元[11] ，后幾年在高陽50元左右[12] ，較手拉機高出10倍左右，普通農戶難以問津；此外，鐵木機織布較手拉機費力，一般婦女難勝任；這些，都影響了它推廣應用的程度，農村中主要在北方的商品布生產中心的部分農戶中得到使用。在南通，它的推廣主要在30年代后，亦限于近城郊區。鐵木機主要用場是城鎮中的手工工場，乃至在織布廠中與動力機器混合使用。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種改良手拉機，或稱之為改良扯梭機。它何時出現不確知，可能會在鐵木機之后。它的工作效率較手拉機又提高三分之一。這大約是進一步適應家庭資金、勞力規模較小，難以使用鐵木機的農戶的技術改良。

最后看看手紡與紡紗工具的變化。盡管大機器機紗生產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手紡，但仍有問題值得注意。在廣泛使用機紗后，由于我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環境、運輸等有頗多差異等因素，直至抗戰前，手紡仍相當規模地存在。即便在一些靠近大城市和紗廠的商品土布中心，手紡紗也遠未消滅。手紡紗之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本條件下勞動力的充分利用。據30年代河北省定縣的調查，農村從事紡紗者多為婦女，從十余歲到七十余歲均有。青年女子紡紗是為了賺些體己錢，老婦則是為了解悶，消磨時光。對不能干或無活干的婦女來說，紡紗是一種最合適的工作，，她們不干也要吃飯，能賺一文總比不賺好，如此“干活”，自然不較人工與時間支出 的費用。只要賣紗線的錢多于買原料棉花錢，就是賺了。以自己種的棉花紡紗成本更少。正如有學者分析指出的，這種家庭副業沒有任何成本上的限制，不管產品的售價低到何種程度他們還是可以和國外生產的機制產品進行面對面的競爭。[13] 對紗廠主來說，機紗價格不可能低于原料、工資、利潤和流通費用。趙岡等還指出，“自從機紗流行以來，鄉間的三錠及四錠紡車便絕跡不見，而最原始的單錠紡車反而有人繼續使用。”[14] 而這，也與單錠手紡車的使用與農戶以最低成本充分利用勞動力有關，“效率最低的單錠紡車能夠存留是因為它適合于那些沒有機會成本的邊際勞動力，而效率較高的多錠紡車，因所需勞動力的機會成本核算太高，反遭淘汰。”[15] 不過，勞動力的充分利用并不限于家庭這一種形式。抗戰時期，由于機器紗廠生產能力受到影響嚴重，急需解決紗的生產供給困難，于是使用廣泛使用人力紡紗。此時多錠人工紗機發揮了優勢。1929年，海門邢廣世曾發明新式紡紗機，“用人力，每人可使200錠，同時可容一人至二十人工作”[16] 。但未獲推廣。抗戰時在四川的手工工場中大量使用了“七七紡機”。浙江余姚則大量使用“余姚式紡機”。余姚機錠子從64至120錠不等，每天可紡紗4至7斤。[17] 這表明，在必要時，使用適用技術，人工紡紗也有潛力可以發揮。

適用技術在近代中國運用的更有說服力的例證表現在繅絲等手工業中，有學者已有精湛研究，恕不贅述。[18]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勞動與資本在生產上的替代問題對經濟發展的關系極大，我國有些學者對此予以高度重視。但在不同的行業中，以及在同一行業中，資本與勞力如何替代，何種比例的替代為最佳點，是應深入研究的問題。從中國近代農村家庭棉紡織業的技術變化中，初步看來有以下幾點：一是通過一定的適用技術，資本與勞動力相互替代確實產生過，并對生產力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二是這種替代不是簡單的資金與勞力的分配劃分問題，而是建立在傳統積極因素的充分發揮及正確吸收世界先進文明的基礎上，這使兩者能在中國國情中最有效地自然融合。其核心作用是利用了傳統小農經濟合理性，又利用外來先進對之改進，提高了它的生產效率。三是這種替代是同時從幾個途徑、幾個層面進行的。在各方謀求自身利益的驅動下，通過市場，大工業和小農經濟、商人商業資本與小農經濟、小農經濟本身產生了經濟關系，由此產生出不同生產方式、不同生產要素配置的生產組織間發生原料、產品等的交換，適用技術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

長江三角洲近代化過程的經驗，概括而言，就是外來先進事物和本土優勢相結合，通過雙方的相互適應、相互改進和相互配合補充，最終達到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村協調發展和“一體近代化”。所謂“一體近代化”即：對小農經濟而言，既能充分發揮傳統優勢，又能在經濟組織形式上作適應新形勢的改良，采用適用技術，實現勞力密集生產下的生產效率提高。對城市大工業而言，是在以農民和農村經濟為原料和市場的經濟交換過程中建立和壯大自己的發展基礎。可大致歸納為四點：

一，高度重視、充分發揮中國國情下形成的生產要素的特長，尤其須重視世界上數量最多、價格極廉的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而絕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將其視之為阻礙“生產率提高”的負面因素。我國傳統的工業、農業密切結合的“兼業型”家庭經濟，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值得高度重視的形式。其優點是，第一，家庭成員從事家庭勞動是不計工資代價的，由此可實現勞動力的最廉化。第二，家庭勞動可以用合理安排處理日常生活和農業、工副業之間的時間安排，以獲得在單位時間內的最大量產出。第三，家庭勞動有利于節省工業生產用地和高額能源耗費。第四， 家庭經營不存在處理失業、勞資糾紛、社會福利等社會性問題。農工兼業，可在很大程度上減輕其中一業不景氣所帶來的損失，將經濟失利造成的巨大風險和社會矛盾消解在無數個兼業家庭之中。

二，上述家庭兼業經濟當然不是回歸到古代的頗大程度“自給自足”式的小農經營中去，而是以現代的工業、技術、組織、管理的辦法改造、重建農民家庭經濟。近代史上發生的大工業與農戶，大公司大企業與農戶，城市與農村經濟間的“縱向一體化”，各種形式的協調與組合等新型經濟形式，是值得重視的。它們可以發生在原料生產與產品制造部門之間，也可以發生在產品的初級加工與精加工之間。可以發生在農副業與工業的范圍內，也可以在純工業純農業的范圍內。在農村內部、農戶經濟之間，還可以實行生產、加工、銷售的“橫向一體化”，通過縱、橫一體化，將農戶經濟納入大工業、大農業、大商業的國民經濟體系中去，使千家萬戶以極低成本核算生產的初級產品經過精加工，輸往國內以至國外市場。

三，重視適用技術、中間技術的發展，大力推行節省資本和能源、又可較多地吸收勞動力、并有可能分散生產的技術和行業，而不能一味貪大求洋。歷史上大工業以先進設備生產機紗，經過農民用改良織機加工制成布，僅為一例。

四，近代大工業將為農民和農村服務作為自己最主要的業務之一，而不是相反，以“盤剝”農村經濟求得一時發展。只有這樣，在中國這個農業文明社會中，工業才有長遠發展前途。

然而，極其令人痛心的是，盡管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出現了適應國情的殊為珍貴的初級形式和經驗，但最終并未發展壯大，形成一條為國人所公認和共同致力的中國早期現代化道路。其原因大致為：一，帝國主義的侵略，從兩方面對中國早期現代化道路產生直接的破壞作用。近代中國的大工業與小農經濟的互補關系，是建立在對同一產品的不同工序間的加工（如機紗與手織布，手織布與精染加工布），或同類產品不同層次的產品（如低檔手織布與高檔機織布）關系上，共同的市場或互補的市場使雙方均能獲益，是協調關系的基礎。但外國列強憑借在華掠奪的種種特權，既霸占了很大部分的機器工業品市場，又霸占了很大部分的農村手工業品市場。洋貨對技術含量低、更新換代慢的手工業品破壞尤大。導致我國農村手工業首遭重創后，機器工業聯帶受到影響，造成“一損俱損”之局面。明顯的例子，是土布受洋布沖擊后，民族紗廠工業的機紗銷路大受影響，迫使紗廠改變經營方向，將產紗為主改為兼營織布，使機器紡織工業與農民手織業的互補協調關系變為排擠和競爭關系。而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特別是日本1937，全國陷于戰火之中，直接打斷了中國近代化進程。

二，農村封建土地制度造成的土地分配關系嚴重不均，使廣大農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的缺乏問題更形尖銳。小農經濟提高生產、改善生活的難度大為加劇，農村手工業難以大規模發展，并必然造成大機器工業品的國內市場和農村手工業市場同時狹小、互相制約的局面。

三，國家缺乏正確的宏觀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和合理的經濟政策。后，中國喪失主權的獨立和完整，是使歷屆政府無從對國家行使有效經濟管理職權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外國砲火轟擊下中國國門被強迫打開，數千年的行之有效的管理農業國家的方略無法繼續，在經濟的巨變中政府不知如何處理完全不同的新形勢。但新出現的農村經濟與大工業的相互關系，若無國家產業政策的協調、經濟政策的支持保護，在外國機制品的沖擊下必難以持久。不妨和日本作一簡略比較。日本政府在明治維新后不久，由于要發展新興資本主義工業的需要，確定了“以土養洋”的經濟發展戰略，主要依靠傳統產業生絲等的出口，換取外匯購買國外新式設備。從1870年起在50~60年時間內，生絲一直占日本出口商品總額第一位，為進口機器和原料提供了約40%的資金，對其經濟向現代化的轉變起了關鍵作用。而日本生絲產業的發展，得力于國家力量、教育科技界力量。蠶絲產銷業力量緊密配合，其中國家的正確引導之功尤大。在生產組織上，形成大工業與小農生產的縱向一體化，以及小農生產之間的橫向一體化；在生產技術上采用適度技術；而政府的各項政策保障和扶持，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9] 反觀中國政府，在一個世紀的早期現代化過程中，始終未確立起一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不知怎樣結合中國國情和優勢，吸取外來先進以發展自己。中國歷史上一直是世界生絲出口主要國家。直至1905年以前，中國生絲出口量及在世界市場的份額均明顯超過日本。但由于沒有相應產業政策的保障、支持，1906年后，中國被日本超出，喪失了國際市場上的優勢地位。1905年，中國生絲尚占世界主要產絲國生絲出口的59. 46%，至1930年只占21.76%。日本則由40.54%上升至68.04%。[20] 中國無錫、吳江等地雖然也出現在過出絲廠與農戶間在原料、加工間的縱向聯合，但它的出現要比日本晚數十年，此時中國蠶絲質量已有嚴重問題，在世界市場上已遠遠落后于日本。而這種聯合，完全由民間自發形成，絲毫看不到政府的作用，其影響作用是很局限的。

四，嚴重缺乏對中國最主要的特點—占有量居于全球22%的人—的作用的重視和對策。這里只講對農民的教育。人口既是一種消耗資源的主體，又可以成為一種生產要素，重要條件之一是勞動力要掌握一定的生產技能和知識。傳統小農經濟的改進不提高農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大約只有很少數人對此有充分認識，并在幾個縣范圍內進行了農村改良試驗，作用十分有限。

五，社會經濟認識的重大不足。對改進小農經濟和農村手工業的重要性，對農村經濟對全國經濟現代化的重要作用，近代中國的某些經濟學者和社會改良及教育界人士有相當充分的認識，進行過很高質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和社會實踐工作。可惜這些認識和作法沒有在教育、研究、經濟、政府及各界形成共識。在中國現代化的方向和途徑上，缺乏一個有巨大影響的、能為多數人接受的理論。占主導地位的，似乎是相反的觀念：小農經濟、農民家庭手工業是現代化的對立面和障礙物，只有破壞它才可能建立現代大工業。這類觀念，在當時的報刊中屢見不鮮。顯然，這對在革新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宏揚其積極因素，建立現代經濟與傳統經濟有機結合是十分不利的。在民國時期的政府經濟建設政策中沒有相應措施也就不奇怪了。

中國社會經濟的現代化取決于多種復雜因素。本文對長江三角洲部分地區近代經濟演變過程中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的相互關系問題進行初步討論，目的是認識我國早期現代化的本土特色，并嘗試從歷史經驗的角度探索現代化道路與國情的關系。由于僅僅涉及有限方面，自不能以偏代全，成為對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普遍概括。應該看到，在不同時代，隨著生產力、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社會經濟水平的不同，“傳統”與現代經濟、工業與農業的關系也會發生變化，尤其是相互關系的聯系渠道和具體形式會變化。能夠與農村、農戶發生直接關系的工業部門只能是部分的。以高資本代替勞動的“高精尖”產業對提高我國經0濟實力，加強國際競爭力亦必不可少。工業與農業之間、城市工業與農村工業之間，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也有利益矛盾和沖突的一面。盡管如此，筆者認為，人們在高度重視并極力推行最發達國家經驗和模式的同時，仍需對一向被視為落后的、甚至是當作現代化阻力的我國傳統經濟的積極因素予以充分注意，注意土洋結合、兩條腿走路的問題，注意工農業的協調發展、高技術產業與普通技術產業、勞動替代型產業與資本替代型產業等的互補問題，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今天的國情。今天的國情盡管較歷史上有所變化，但在一些根本特點上是一脈相承的。而傳統正是國情的某種沉淀和體現。從這個認識出發，中國不可能也不應該重復一些西方國家“現代化發展”所走過的老路，何況愈來愈多的西方人士也正認識到，需要對已走過的路進行反思，更何況當前中國的生態環境已不允許我們再走類似之路。

最后，我想以一位先哲—梁漱溟—在60余年前的一段話作為結語。我想，雖然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梁先生的一些主要思想仍對今天極富啟迪意義。他在談到中國從“傳統”向“現代”社會過渡時，認為中國應該走一條既不同于傳統式的、又不同于西洋式的經濟發展之路：“這一條不同的路，便是從農業引發工業，農業工業為適當的結合，以鄉村為本而繁榮都市，鄉村都市為自然均實的發展。———這正是中國今后一定的路線，自然而然要走上去的。......我敢斷定，中國工業要在農村復興中興起，而今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于都市者，必無好轉之望......中國的工業化，必將走一條不同的路，他是要從鄉村生產力、購買力輾轉遞增，農業工業疊為推引，逐漸以合作的路，達于為消費而生產，于社會化的進程中，同時完成分配的社會化。”[21]

注釋

[1] 參見趙岡 陳鐘毅〈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史》第二卷，導言。

[2]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頁195。

[3]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265頁。

[4]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頁397。

[5]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頁401。鄞縣王姓是否確為手拉機，還是一種其他改良織機，尚待考。

[6] 參見：[日]南亮進：《日本的發展》，對外貿易出版社，1989。

[7]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頁404~405。

[8]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第406頁。又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頁198，鐵木機價格約值洋10~15元。

[9]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頁198。又

[10]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第398頁。

[11]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198頁。

[12] 吳知：《鄉村織布的一個》，第11頁。

[13]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191頁。

[14]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197頁。

[15]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197頁

[16]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三卷，第683頁。

[17]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四卷，第322頁。

[18] 參見徐新吾：《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三章；吳承明《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道路》、《論工場手工業》等。

[19] 有關日本傳統產業和蠶絲業的情況，可參見萬峰《日本資本主義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吳承明《論工場手工業》；[日]南亮近《日本的經濟發展》，景文學譯，對外貿易出版社1989年；[美]李明珠《中國近代蠶絲業及外銷》，徐秀麗譯，上海出版社1996年等。

第5篇：小農經濟的表現范文

[關鍵詞] 傳統文化商品經濟制約畬族

畬族是分布于我國東南贛閩粵三省交界山區一個雜散而居的少數民族，畬族人民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傳統文化。所謂畬族傳統文化，是指畬族人民創造和傳承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是歷史上畬民族所處自然環境及特定社會條件下積淀的產物，包含著畬族人民對自然和社會所進行實踐活動的經驗總結和優良傳統的傳承。這些民族文化對畬族的生存和發展起過重要作用；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某些與現代生產力和社會進步要求不相適應的落后因素，它們通過其所具有的巨大慣性力，或多或少對畬族地區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著一些消極影響，其制約因素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畬族文化是一種農耕文化，二元結構型小農經濟是畬族傳統文化的基石。畬族傳統小農生產在歷史上曾一度對贛東南山區的開發有過不可磨滅的功績，對畬族的生存和發展起過巨大作用。但小農經濟畢竟是一種封閉式自然經濟體系，具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

畬族主要居住在贛東南地區的山腰帶，屬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早期生產方式是游耕和狩獵，以后逐漸發展到以梯田水稻耕作和定耕旱地雜糧耕作為核心的生計模式。封閉傳統的小農經濟造成畬族生產方式陳舊、產業結構單一，相當程度地保留著傳統手工勞動，依賴于牛耕、手挖、肩挑等農耕形式。社會分工仍延續男女性別的自然分作，家家戶戶束縛于幾畝田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種自食，程序分工和專業化協作尚屬少見。在產業結構上，畬族農民大多局限于單一糧食生產，多種經營開展很少，新興產業更加難以見到，農本思想普遍存在，習慣于傳統單一的農業經濟。由于山地生態的限制和耕作技術的落后，絕大多數畬區很少有剩余糧食作為商品出售，即使與漢人之間有一些商品交換，也主要是以柴炭、木材等換取一些犁鋤、鍋碗、鹽油等生產生活用品，而專以商品出售為目的的大宗生產發展不起來。適宜發展林、牧、經濟作物而不適于種糧的山場溝地仍在沉睡，自然優勢得不到發揮，這與原有的傳統產業格局和農本思想的慣性作用以及生產方式的落后無疑有很大的關系。

第二，歷史上民族間不平等和所處的弱勢文化地位造成畬民文化心理的矛盾性，一方面是極端自尊，另一方面是嚴重的自卑。極端的自尊往往導致排外心理和封閉式社會關系，表現在經濟生產領域，就是排斥外族人進入自己的經濟生產圈子，害怕外族及其先進技術和新產業的滲入導致本民族失去文化傳統。歷史上漢人在畬區進行的不等價交換行為使畬民形成鄙商心理，社會關系主要限于血緣關系和狹隘地域范圍，經濟生產上橫向聯系幾乎沒有，畬族農民經濟心理脆弱，對新興生產技術或項目的引進，往往要觀望很久，長期的落后貧窮狀態使部分畬民能力信心不足，宿命思想根深蒂固，看不到畬族山區可以開發利用的優勢，因而也就無法根據自身特點來發展商品生產。一些畬民尚未充分利用國家給予的優惠政策和財力支持，通過開展商品經營富裕起來。少數畬族群眾由于自卑心理，對貧窮落后感到束手無策，很難做到窮則思變。種種心態或多或少都對畬民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

第三，畬族地區存在畸形消費與擴大再生產和搞活流通的矛盾。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方面的消費需要，消費與生產之間有著循環性的互動關系。消費水平要與生產發展水平相匹配，與生產力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消費就是畸形消費。過去畬族農民生活水平低，但多數人家逢到生孩、蓋房、作墓或婚嫁時，哪怕是借高利貸，也要殺豬宰羊大擺酒席，鬧他三兩天，以為這樣才顯得光彩，否則會被人取笑。少數畬民即使依靠農副業獲得一些收入，也很少用于擴大再生產發展商品經濟，而是被奢侈消費掉了。加之畬族群體重視血緣關系，親戚間的應酬往來也就特別講究，這些禮俗關系上的錢財耗費，使畬民的生產資金更加困難。此外，畬族地區宗教儀式活動的消費也很大，在祭祖、“做功德”等方面，有的畬民在無錢還債、無糧過年的情況下，還要想方設法弄些錢糧去修宮建廟、燒香拜佛，這些畸形消費造成了畬族民眾深受高利貸困擾，陷入還不清的債坑之中。

第四，由于歷史原因和傳統文化背景的影響，畬族地區文化知識和科學技術教育水平低下，勞動力素質不高，這也是其商品經濟受到限制的重要因素。畬族傳統文化是一種無文字文化，傳統畬區的內部社會關系，很少超越面對面的范疇，社會信息交流勿需通過文字也能進行，正如先生指出的那樣：“在面對面的親密接觸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們，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認得，而是沒有用字來幫助他們在社會中生活的需要”。畬族個體的傳統社會化或文化習得過程，自然也就無須通過以文字為傳遞方式的學校教育，而僅以口傳身示和勞動實踐來完成。因此畬族歷史上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教育體系，后來雖采用漢字作為交流和文化傳承的輔助手段，但終因封建統治階級的民族歧視，剝奪畬民接受教育的權利，加之畬族居住分散，兒童入學不便，山區自然條件的限制，文化教育水平十分落后。由于畬族民眾囿于一個傳統封閉的社會，人們安于現狀，科技人才奇缺，無法對舊的生產方式進行變革，無法進行科學種田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也不懂間套種植方法，土地利用率低，難以適應產業結構的調整及合理安排種植業內部結構，造成土地和勞動力潛力得不到充分發揮。可見，教育水平的低下，已成為畬族人民脫貧致富發展現代商品經濟的障礙。

以上論述表明，畬族傳統文化中存在著一些不利于現代生產力發展的消極因素，這些因素對畬區現代商品經濟的深入發展具有阻礙作用。畬族地區自然經濟結構長期延續，生產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這與畬族傳統文化中落后因素的制約很有關系，從這個意義上看，“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亦是歷史的惰性力”。

參考文獻：

第6篇：小農經濟的表現范文

關鍵詞： 新課改 小組合作 歷史教學

小組合作學習是一種不同于以往傳統教學模式的新型的教學模式，在小組合作學習中學生是整個學習活動的主導者，打破以往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使得學生的學習主體地位得到肯定。在小組合作學習過程中，學生之間通過相互合作交流實現共同提高，不僅可以順利實現學習目標，還可以培養學生其他方面的能力和素質，如團結協作能力。高中歷史教師在歷史教學中如何引導學生實施小組合作學習呢？

一、引導學生進行精心的準備

在合作學習中，整個活動的主導者是學生，與被動地聽教師講課相比，小組合作學習留給學生發揮的空間更大，相應地，學生要在小組合作中很好地發揮，必須擁有一定的知識儲備和能力儲備。為保證小組合作活動的順利開展，在活動開始前，學生要進行一系列的準備工作，包括根據合作學習的內容預習課本上的相關知識，確定合理的學習目標等。例如在講《發達的古代農業》時，筆者采用的是小組合作學習模式，而活動開始前給學生提出這樣幾個預習要求：第一，認真閱讀教材，了解中國古代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掌握生產工具的進步表現及不同時代農業的進步表現；第二，把握整個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耕作技術的發展歷程及每個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基本特點；第三，通過對小農經濟的歷史發展進程分析，認識到封建政權對其產生的影響。通過以上一系列的預習活動，在接下來的合作學習中，學生會表現地更游刃有余。除了學生要做準備外，教師也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教師的準備主要分為兩部分內容：一是對教學內容的準備，包括對教材內容的整合，多媒體課件的制作等；二是布置好合作學習的環境，如把學生分成幾個小組，如何進行小組分配等。

二、創設有效的教學情境

在合作學習中，學生處于學習主體地位，學生對探究內容的興趣和進入學習的狀態往往會直接影響合作學習效果。因此，在開展合作學習之前，教師要努力為學生創設一些能夠引起學生興趣，帶領學生更好地進入學習和探究狀態的情境。例如在《發達的古代農業》實施合作學習之前，筆者首先用多媒體工具為學生一一展示十二生肖的圖片。圖片一出現，學生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過來，接下來筆者提問：“在十二生肖中，哪些動物與農業有一定的關系？”問題一提出，學生立刻給出答案：“牛、馬、豬、羊、狗、雞。”接下來，筆者提出了更深層次的問題：在古代中國，農業的發展經歷了哪幾個階段？不同的階段對當時中國的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農業的發展與當時的政治制度有什么聯系？對于這些問題，學生顯然不可能很快答上來，但這些問題卻指向今天的主題，從而幫助筆者順利地引出了課題《發達的古代農業》。由于有了多媒體工具情境的創設，學生很好地進入合作探究的議題，由此可見，這種有效情境的創設為接下來進一步合作探究奠定了知識基礎和心理基礎。

三、確定合理的小組合作學習主題

以學生為主體的小組合作學習活動，在實施過程中，探究問題合理確定會直接影響探究效果，一般來說，問題越具體學生的探究活動越容易深入，倘若探究的課題過于寬泛，學生的探究活動就會浮于表面，無法出成果。如在《發達的古代農業》這節課中，筆者給學生布置的第一個探究課題是農業在古代中國中的地位及其具體表現，這個探究問題相對來說提得較具體，學生在思考和回答的過程中會更有針對性，從而不容易出現偏離主題的現象。

四、引入小組競爭機制

小組合作學習的目的是通過合作學習積極發掘學生各方面的知識和潛力，這種以小組為單位的合作學習如果恰當地引入競爭機制，往往會更好地強化合作學習目標，更有效地挖掘學生的潛能，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例如在講到“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這個框題時，筆者把學生分成四個學習小組，讓他們分別從農具的改進、耕作技術的進步、耕作制度的變化和水利灌溉技術的提高四個方面進行探究，然后綜合這四個方面的情況說明中國古代農業精耕細作處于不斷成熟的過程中。這樣把較大的問題分解成一個個具體的問題，不僅可以幫助學生更明確探究的方向，還可以在小組之間營造競爭的氣氛，提高學生探究思考和回答的積極性。

五、注意合作學習過后的總結歸納和難點突破

以教師為主體的講授式教學活動可以在傳授知識的過程中做到系統化、邏輯化，相對的，以學生為主體的合作學習方式獲得的學習成果顯得比較雜亂。在合作學習活動結束后，如果教師不能及時地對學習活動的成果進行點撥總結歸納，就會使合作學習成果大打折扣。因此，在合作學習過后，教師一定要注意總結歸納。除此以外，每個章節都會有一些難點內容，這些內容僅僅依靠學生的合作學習往往難以有效突破，這時候，教師要對這些難點內容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講解和突破。例如《發達的古代農業》這節內容的難點在于“小農經濟”部分，在小組活動結束以后筆者從小農經濟的形成、小農經濟的涵義和特點、小農經濟發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方面進行了較系統的分析和概括，使學生更容易掌握本節的難點。

六、實施有效的評價活動

評價行為是對學生的學習行為和學習效果進行價值判斷的過程，評價本身就屬于教學活動的重要環節，而評價對學生的學習活動往往具有積極的引導和反饋作用。在小組合作學習中，教師的有效評價對合作學習的效果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教師在對小組活動進行評價的時候，既不能忽略對學生個人的評價，又不能忽略對小組整體的評價，要注意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綜合性的評價。通過對個人的評價可以強化個人在小組合作過程中的積極性，而對小組進行整體性的評價則有可能催化學生個人的小組榮譽感，培養學生的集體觀，使得學生認識到合作的重要性，進一步培養學生的團結協作意識和能力。

小組合作學習作為一種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模式，更符合當前新課程改革的理念，然而對廣大教師來說，實施有效的小組合作學習活動往往會對教師提出相當高的要求，教師要不斷地研讀新課改，不斷提升自身的綜合素質，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組織和開展小組合作學習活動。

參考文獻：

[1]付振會.淺談小組合作學習在高中歷史教學中的有效開展[J].高考（綜合版），2012（12）.

第7篇：小農經濟的表現范文

關鍵詞： “學為主體” 翻轉課堂 教學探索

新課程改革要求我們“轉變學生的學習方式”，實現學校人才培養模式的變革，但是在教學實踐過程中這種轉變很難。2013年10月華東師范大學牽頭，組成了C20慕課聯盟。慕課是指英文縮寫MOOC，即“Massively Open Online Courses”，大膽地“翻轉課堂”，推動教學模式的改革。

2013年12月底，我參與了由華師大慕課中心主辦、杭州學軍中學承辦的C20慕課聯盟（高中）“翻轉課堂”教學觀摩研討會，開設了《古代中國的經濟政策》一課的研究觀摩課，嘗試以“學為主體”的教學。下面我就結合自己在研討會期間開設的公開課談談對“翻轉課堂”的實踐與反思。

一、關于翻轉課堂

翻轉課堂也稱顛倒課堂，就是通過對知識傳授和知識內化的顛倒安排，在課堂外實現在線教學并且將“作業”帶入課堂，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它的核心思想就是翻轉傳統的教學模式。翻轉課堂的概念最早引自美國，借助現代教育技術（網絡視頻）而展開。2007年春開始，科羅拉多州林地公園高中的化學教師喬納森·伯爾曼和亞倫·薩姆斯則進行了顛覆傳統課堂的嘗試。他們把結合實時講解和PPT演示的視頻上傳到網絡，讓學生在家中或課外觀看視頻中教師的講解，把課堂的時間節省下來進行面對面的討論和作業的輔導。

二、教學流程的“翻轉”及教學方法的改變

（一）課前準備的充分化

翻轉課堂的實質就是學生先學后教、以學定教，所以學生在課前的自主學習顯得尤為重要，為此我在課前做了諸多準備，落實學生在課前對課本基礎知識的掌握，并對所學內容作了初步的思考。

1.微視頻的制作

翻轉課堂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微視頻的應用，使新技術在課堂上發揮正能量，真正體現新技術的優勢和對學習助力的不可替代性。本課微視頻的時間是十五分鐘，其設計思路和特點如下。

（1）設計思路：微視頻講述了古代中國的兩個政策：重農抑商和海禁，它們實行的原因、內容、影響；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發展緩慢的原因及影響。在重農抑商和海禁政策的影響下，資本主義萌芽最終只能是緩慢發展，三個知識點間實際是因果關系，以此邏輯關系勾勒微視頻的線索，使課本中的主干知識予以精練的呈現，為后邊課堂展開有效課堂教學奠定基礎。

（2）設計特點：在講述過程中，有意識地對課本三個知識點邏輯關系進行講解，加深學生對課本內容的理解。

在播放微視頻后提出幾個頗有思維含量的問題：重農抑商和海禁之間有何聯系？什么是資本主義萌芽？資本主義萌芽要發展應該具備哪些條件？對比明清時期東西方不同的經濟政策的選擇及由此導致命運的天壤之別，你有怎樣的收獲和啟示？把這些問題拋給學生，以待他們課前思考，為之后課堂上討論的展開、交流的深入奠定基礎。

以生動的語言將枯燥的課本內容進行有趣的呈現，調動學生繼續微視頻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從一定意義上說，學生能否對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有恰當的、合理的解釋和客觀、全面的評析，關鍵在于學生通過學習對相關歷史知識內在聯系的梳理，對歷史發展邏輯的分析，對歷史意義的理解，因此，如何幫助學生獲得對核心知識扎實而深刻的理解、掌握核心概念，是一線教師非常重視的實踐性研究課題，對此，微視頻起到了很好的探索作用。

2.預習學案的編寫

學生要有學案的引領。主要目的是配合微視頻的使用，使學生對于課本中的主干知識有較深刻的了解。本課的學案中主要有以下方面內容：

學習目標：（1）了解“重農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響；（2）分析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緩慢發展的原因；（3）提高對外開放意識、樹立農工商協調發展的科學發展觀。

學習重點：理解中國古代的重農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培養歷史分析能力。

學習難點：古代中國是一個以農為本的社會，要求基于這一點理解重農抑商和“海禁”實施的原因，此外，不可忽視超越經濟的政治文化的因素；理解重農抑商、“海禁”政策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之間的深層關系。

情感目標：通過本課學習了解古代中國的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壓抑了中國社會新的生產方式的萌芽，從而認識到我國今天的改革開放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

自主預習：閱讀課本找出內容：（1）重農抑商。閱讀“重農抑商"，找出政策的首倡、含義、目的、影響。（2）2.海禁政策。閱讀“海禁”，找出海禁政策的含義、原因、表現及影響。（3）資本主義萌芽的緩慢發展。閱讀這一子目，找出它的產生、緩慢發展的原因。

知識體系構建。

課后反思。

針對性訓練（略）。

3.學生問題的收集

翻轉課堂是以學生所提問題為中心展開教學，這就要求教師在課前必須對學生所提問題做到心中有數，進行有效篩選，挑出有足夠思維含量并且和課本主題相貼切的問題。例如在本節課的課前問題收集中，學生一共提出22個問題，這些問題一方面在課堂上逐一解決時間上根本不允許，另一方面有些問題根本就是無效問題，偏離教學的主線，屬于學生的突發奇想。如有學生提出古代商人屢受壓迫為何不奮起反抗？鄭和下西洋是怎么回事？這些問題均與本課主題脫節，均屬于無效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教師下一番工夫，對這些問題進行取舍、整合，以使問題的探討更有效。我在課前將這些問題予以整理，留下六個問題待課堂上展開討論：①中國重農抑商政策和傳統文化有什么聯系？②重農抑商政策在一以貫之的過程中有沒有改變或調整？③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業、商業的發展？農、工、商的關系是怎樣的？④為什么明清兩朝統治者無法考慮到閉關鎖國的弊端？⑤如果不采取閉關鎖國政策，中國是否會像歐美一樣走入工業時代？⑥相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進步性如何體現？

這六個問題涵蓋了課本中的三個主要知識點，其中涉及重農抑商政策的問題有三個海禁政策的有兩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有一個。同時，這些問題也比較有深度，可以引發學生的思考，也便于之后課堂討論的展開。

（二）課堂教學的互動化

1.學生合作學習的組織

從翻轉課堂的流程看，首先學生課前觀看視頻進行預習，然后課堂上進行探究，體現了學生學習的小組合作。從教師角度看，教師就是布置好任務，然后由學生進行研究探討、合作探究，獲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教師只是任務的安排者，學生才是任務的研究者、執行者。為此，在課堂上將全班學生分為九個小組，每組六個人，由組員推舉組長，負責問題討論的記錄和整理，每個問題由一至兩個小組負責討論，形成書面觀點，同學間亦可以相互辯駁，思想在碰撞中產生智慧的火花。

學生是翻轉課堂中的主體、主角。在小組討論和發言中，學生思考的深入度和活躍度都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如在討論“重農抑商和傳統文化的聯系”這個問題時，學生就曾提到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的重義輕利觀，并引用《論語》中的話語“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說明傳統文化中的抑商觀念；中國傳統中一直存在“安土重遷”意識，這種意識對重農政策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學生的這些觀點都頗為新穎，讓人眼前一亮。又如對“相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進步性如何體現？”這個問題的討論，發言的學生提到“小農經濟是生產力水平極度低下狀態的產物，只是個體的存在，而不注重相互交流；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生產力水平向前發展的產物，它可以推動科技的發展、金融市場的形成（如股票、證券）、抗災能力的增強、世界一體化的發展等”。對于這樣一個非常抽象的問題，能有如此的認識，已經屬于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教學過程中，自身真正體會到，相信學生，相信學生的能力，給他們時間、給他們討論的空間，一定會有更大的驚喜。

2.教師當好新角色——導師

在這一新的教學模式下，教師更多地成為指導者而非內容的傳遞者。我們是在引導他們的學習，而不是指令的教師。我們的目標是讓他們成為最好的學習者，并真正理解我們課程的內容。當我們在學生身邊和他們一起掌握概念時，他們會以最好的行動進行回應。在學生討論發言的過程中，我更多的是以傾聽者的身份出現，在他們討論出現困惑或分歧時予以適度的點撥。如對于小農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兩者的比較，因為這個問題比較抽象，學生在討論和發言之后，針對這兩個概念，教師從對人的解放這一角度入手看兩者的區別：“小農經濟是將人限制在土地上，它限制人的流動和自由，具有封閉性和落后性；而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勞動力成為一種商品，生產社會化，人的自由度增加，而正是在這種生產關系下，我們現在所熟知的自由、平等、民主、個人主義這些概念才會出現。從對人的解放這一角度來看，從小農經濟到資本主義是個巨大的進步。”經過教師的一番解說和提升，學生對這兩個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又如對于“如果不采取閉關鎖國政策，中國是否會像歐美一樣走入工業時代”這個問題，學生討論得出的結論是很不到位，如學生僅僅將閉關鎖國歸結于君主個人素質，這既是一種膚淺的認識，又偏離問題本身。這時，教師就要從宏觀的政治、經濟、文化視角出發，論證進入工業時代需要具備的條件，使學生獲得更深入的認知。由此可見，翻轉課堂絕不是以視頻取代老師，學生也不是在孤立地學習，在這個過程中，教師對學生所探討問題的引領和提升是非常關鍵的。

三、課后反思與教學感悟

作為翻轉課堂的首次嘗試，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通過課后反思發現還是有諸多不足之處，在此進行歸納整理。

（一）預習學案的設計可以更厚重些

預習學案的設計從課后學生的反饋情況看，問題的設計較為淺顯，應有的深度感不夠。如在對重農抑商、海禁和資本主義萌芽三個知識點的梳理時，以填空的形式對課本內容進行整理就顯得思維含量不足，學生很容易在課本中就找到答案，沒有真正把導學的意圖體現出來，而最后留下的問題也較簡單：

學習思考1：應當怎樣認識中國古代重農抑商政策的作用和影響？

學習思考2：根據所學知識分析清朝采取閉關鎖國的原因和危害？

這兩個問題不足以引起學生深入的思考，只是對課本內容的重現而已。

（二）課堂師生的互動可以更積極些

伴隨著問題的提出與思考、討論的進行，課堂就成為解決問題的場所，對話便成為通向理解的重要方式與途徑。因為，對話既表現為師生與歷史文本之間的對話，又表現為師生間誠摯的交流與對話，而“在對話中，可以發現所思之物的邏輯及存在的意義”。[1]整節課應該說有了些翻轉課的痕跡，但是可以做得更到位些。如在給學生表達的機會和權力時，還是受到傳統的教師主導課堂思維的影響，在某些點上教師有越俎代庖之嫌。如在學生針對農、工、商關系問題的發言中，有學生提到他認為“商業是無用的，因為它本身并沒有生產，只是進行交換，賺取中間利潤而已，于國于民作用不大，國家發展有農業和手工業就足夠了”時，打斷學生的話語，沒有對他的觀點進行辯駁，而是將他的觀點概括為過于絕對化，沒有進行應有的討論。學生在這里其實是對商業存在的必然性認識不清，沒有認識到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商業的出現是種歷史的必然，通過討論達到解疑、釋惑這一環節的缺失不能不說是個遺憾。從此例可以看出，教師控制課堂、掌控話語權的傳統教學思維依然存在。在課堂教學中，可以更放開些，讓學生充分表達的觀點，師生充分互動，在辯駁、討論聲中將智慧和啟迪內化心間，這才是翻轉課堂應該實現的教學目標。

（三）問題整合可以更到位些

從課堂操作層面看，本節課所選取的六個問題，依然不夠精練，有些問題在課堂上進行全班討論的意義不大。如第二個問題“重農抑商政策在一以貫之的過程中有沒有改變或調整？”和第三個問題“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業、商業的發展？農、工、商的關系是怎樣的？”或者課本中有較明顯的答案或者略作思考即可解決。問題太多導致的后果之一就是課堂收尾環節的缺失：

資本主義在古代中國巨大的農耕大樹下，受到自然經濟、重農抑商、海禁政策的重壓，沒有養分，沒有陽光，最多只能長成萌芽，永遠是萌芽，不可能長成參天大樹。

收尾的缺失，總是在完整性和對課本內容的總結方面有些缺憾，也導致在對第五、六兩個非常有價值問題討論的時間明顯不足。如果將這兩個問題去掉，集中精力討論四個問題，那么在時間安排和效果方面必將大為改善。

（四）教師的綜合素質要求會更高些

目前，國外開展翻轉課堂教學實驗的學科多為理科類課程。理科知識點明確，很多教學內容只需清楚地講授一個概念、一道公式、一個實驗，其學科特點便于翻轉課堂的實施。而在文科類課程中，如歷史等人文類課程，在授課過程中，會涉及多學科的內容，而且需要教師與學生進行思想上的交流、情感上的溝通，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僅就本課而言，學生在問題中就涉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小農經濟等政治經濟學術語和傳統文化層面的知識，學生學習的無邊界決定了教師必須調動所有的知識儲備隨時“關照”學生的突發奇想，這需要教師提高專業素養，更新教育觀念，建立與學生共同學習成長的課堂新關系。因此，在這次翻轉課堂中，我切身感受到課堂教學是否成功、有效，教師的專業引領才是源頭活水。如果歷史教師擁有大氣磅礴的宏觀視野和挖掘歷史細節的專業功底，在此基礎上的教學引領必然是駕輕就熟、水到渠成。“閱讀與思考是一個教師需要終身完成的作業”[2]。

翻轉課堂雖然是舶來品，但是只要是我們認準的經驗，就要堅定不移地借鑒。不論怎樣的改革，都是先學后教、以學定教，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讓學生用自己的腦思考，自己的嘴說。翻轉課堂，不是徹底，而是重在翻轉，轉為新形勢下的課堂觀、教師觀和學生觀。在課堂教學中只有教師相信學生、利用學生，最終才能發展學生、成就學生。從這個意義上看，本節課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參考文獻：

第8篇：小農經濟的表現范文

一、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必要性

（一）農村居民生產方式分化，大量農村勞動力從土地轉移。我國正處于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的轉型期，社會流動性大大增加。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使農民人均耕地減少，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離開土地，流動到城鎮或非農產業。目前，我國進城農民工已近1.2億人，被征地農民4，000多萬，還有1.38億鄉鎮企業職工。這部分人群對社會保障的需求日益迫切。同時，一家一戶生產經營規模和集體經濟的弱化，使得家庭成為留在土地的農民唯一可以依靠的養老保障。

（二）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傳統家庭模式改變。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60歲以上老人已超過農村總人口的10%，且高出城市1.24個百分點，進入老人典型的老齡社會。2005年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1.44億，占總人口的比例達11%，其中，60%的老年人口分布在農村。幾代同堂的傳統家庭模式發生分解，家庭規模普遍縮小。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家庭的保障作用，改變了傳統大家庭相互輔助和相互依存的結構關系。老年人比重的上升，使得養老成為現代家庭的沉重負擔。

（三）農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生產生活方式需要社會保障。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二三產業收入占農民收入的比重已達40%以上。特別是土地保障功能弱化，從農業生產轉移出來的2億勞動力，其生產生活方式開始需要工傷、醫療、基本生活及養老等基本保障。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問題

（一）農民思想觀念的局限性。幾千年來，我國農村一直處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小農經濟社會低下的生產力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而無其他謀生手段，農民一旦進入老年喪失勞動力，就只能靠子女來贍養，小農經濟決定了我國農村養老方式一直是以家庭養老為主，家庭一直承擔著生產、消費、生育和撫養等諸多功能；同時，自古以來的家庭本位文化也使得家庭的贍養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家庭養老方式因而被延續下來。在農村養兒防老的思想普遍存在，特別是農村經濟基礎薄弱，農民增收困難，一些農民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知之甚少，再加上政策法規不健全、管理方式落后等因素，因而持懷疑、觀望態度，參保意識淡薄。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率低，覆蓋面狹窄。受觀念、制度、經濟條件等諸多因素的制約，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范圍很小，約有90%以上的農村老年人口沒有參保。

（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金投入不足，農民支付壓力大。我國財政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投入嚴重不足是造成整個農村養老保險資金不足的主要原因，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財政投入與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狀況不適應，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投入總額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二是長期以來，社會保險資金的投入是城市重于農村，國家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投入只相當于城市的1/8，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金的壓力便轉移到了廣大農民身上，農民支付不起高額的養老保險金，阻礙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順利實施。

（四）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缺乏法制化的管理和規范。我國農村現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主要是以政府部門的政策性法規和民政職能部門制定的實施方案為主，沒有法律上的保障。這就使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沒有制度上的穩定性，農民與政府之間沒有建立起穩定而持久的契約關系。這一方面是養老金的籌集工作得不到有效保證，基金分散、難以形成規模效益；另一方面使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管理不夠規范，缺乏統一的設計和協調，增加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的運營風險。地方政府利用掌管農村保險資金的情況時有發生，影響了廣大農民參保的積極性，也降低了養老保險的工作成效。

三、解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問題對策建議

（一）加強對農民參保意識的宣傳教育。我國農民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養兒防老才是可靠的養老方式，社會養老保險周期長，農民怕政策有變，到時兌現不了，不愿投保。因此，要加大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宣傳力度，加深農民對社會養老的認識。通過廣泛深入地宣傳，使農民充分認識到參加社會養老保險不僅使自己老來生活有可靠的保障，而且有利于家庭和睦幸福，使其在思想上接受，在行動上積極參與。

（二）加大力度發展農村經濟，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我國廣大農村經濟的發展還很落后，只有加大力度發展生產，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力度，促進我國農村農業的經濟發展，農民生活富裕了，才有能力去參加社會養老保險。

（三）加強監督管理，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堅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征管與運營相分離的原則，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負責農村社會養老資金的征繳和管理。同時，建立開放式的監督機制，加大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的監管力度，充分保證資金安全。

我國農民收入水平低，城鄉有一定差距，政府應加大力度投入資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的財政支持，保障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的順利發展。

第9篇：小農經濟的表現范文

關鍵詞：農業文化；農產品品牌；對策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1月15日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國，在幾千年的農業發展中孕育和造就了獨特的農業文化。農業文化以宗法家庭為背景、小農經濟為基礎，內涵豐富、貫穿古今，滲透于各個行業、領域和階層，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和核心。可以說，農業文化所蘊含的思想和價值觀對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具有強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同樣也體現在農產品的品牌建設上。因此，在農產品競爭由產品競爭逐步轉化為品牌競爭的時代，如何克服農業文化對品牌建設的阻礙和制約就顯得至關重要。

一、農業文化的內涵

從狹義角度來看，農業文化指形成于農業生產方式基礎之上的觀念體系，涉及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思維方式、哲學理念、倫理道德、人生態度、國民性格等。其中，農業生產的技術形態（進行農業生產的手段和方法）和社會組織形式（在生產過程中生產者的分工與協作關系），構成農業生產方式的基本內容。

在技術形態方面，人力和畜力的付出是農業生產不可或缺的動力來源，而簡單的手工工具則是必不可少的技術手段。在社會組織方面，血緣家庭既是社會的細胞，又是相對獨立的從事農業生產的主體。一方面農業生產的穩定性和持久性使得血緣家庭千年不衰，另一方面血緣家庭的延續又為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組織保證，二者之間相互加強，形成了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而農業文化則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進行的觀念建構（張磊，2006）。

二、農業文化對農產品品牌建設的制約

1、經驗性之思維方式的制約。農業生產要有收獲，既取決于天時、地利等自然條件，又依賴于生產者自身的能力。勞動者在平時生產中所積累的直接和間接經驗是以后生產中不可多得的財富及憑借的基本依據。在經驗農業基礎上形成的經驗性思維方式，特點便是注重經驗的吸收、借鑒，輕視對事物深層的原因、本質的理性探析和概括。從目前來看，農產品品牌的發展相對落后于工業產品品牌，因而在農產品品牌打造過程中習慣采用工業產品品牌培育的相關經驗、成果并受其約束，缺乏根據農產品特點、各地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以科學和理性的思維研究農產品品牌建設，從而適用性較差。

2、義利對立之倫理道德觀念的制約。在重“農”抑“商”的中國農業社會里，重“義”輕“利”觀念作為正統觀念長時間得以延續。隨著中國社會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由于缺乏基于工業社會和商品經濟所形成的契約關系和商業道德意識，人們追求“利”時往往輕視“義”，突出表現為誠信的缺失。在建設農產品品牌的時候，最具代表性的行為有兩種：一是合同履約率低。對農產品而言，生產大多以農戶家庭為主體，而銷售則大都通過簽訂契約由中間商進行。農戶在農產品市場價格高于契約價格時往往不執行購銷約定，私自出售，而中間商在市場價格比契約價格低時則拒收拒購，或者壓級壓價等；二是以次充好，制假售假。據媒體報道，國內很多“進口水果”其實都是國產的，只是貼著“進口標簽”而已。

3、中庸取向之哲學觀念的制約。農業生產的典型表現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帝王世紀?擊壤之歌》）。人們的活動領域比較有限，交往主要在宗族親屬中進行，重“和”與“仁”的相互關系造就了“中庸”觀念，其負面效應是對創新意識的摧殘，突出表現為技術創新不足。農產品競爭的核心是技術競爭，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農產品品質是建立品牌的內在要求。我國的農產品生產經營者由于缺乏冒險和創新的精神，往往強調模仿，致使農產品的科技含量非常低。

4、皇權意識之政治思想的制約。在古代中國，皇權意識作為小農經濟的產物構成了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制度則成為封建社會政治的基本特征。直到現在，政府仍然高度集權，掌握著眾多的資源，并通過資源的調控和分配來影響社會中其他主體的價值選擇與判斷。品牌的實質是生產經營者向消費者傳遞某種產品信息的自發性的市場行為。但是在我國，農產品品牌培育并不完全是農產品生產經營者自發的市場行為，而是緣于政府的部署和推進。在自上而下政治運動式的品牌建設熱潮中，創建品牌農產品被各級政府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近些年來農產品品牌數量的迅速增長并不是市場選擇而是政府行政權力干預的結果。

5、講求實用之人生態度的制約。農業生產講求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則。這種狀況使人們的一切行為和思想活動以取得實際功效為目的，由此形成了過于“實用”的心理，注重短期而非長期效益。在農產品品牌的培育方面，很多農產品生產經營者認為農業品牌效益優勢不明顯，投入多且創建難度大，因此他們的理念和行為仍以產品經營而非品牌經營為核心，最看重的仍然是農產品是否能夠賣出去。

6、自我封閉之民族性格的制約。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其典型表現是“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潛夫論?敘錄》）。當今農產品競爭，已經由單個產品的比拼轉變為與其相關的整條產業鏈甚至是整個產業體系的比拼。有時，產前、產后環節比產中環節即農業生產過程更重要。而我國的現狀是產前、產中、產后環節相互脫節，難以形成合力。同時，我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生產規模小、經營分散、農民合作組織化程度低，使農產品品牌存在一定的分散性和分割性，同一區域一品多牌現象比比皆是，各品牌之間各自為政，甚至惡性競爭，沒有抱團形成合力集中打響品牌。

三、推進農業文化創新，促進農產品品牌建設

1、形成科學思維習慣，合理借鑒工業產品品牌建設經驗。在分析國內外工業產品品牌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各地獨特的自然資源、悠久的種植和養殖方式與加工工藝、悠久的人文歷史淵源，在充分利用農產品“自然”和“人文”差異化的前提下，找出農產品品牌建設的內在規律，通過與眾不同的品牌設計和宣傳推廣，塑造獨具特色的農產品品牌。

2、堅持義利合一觀念，以誠信促進農產品品牌發展。堅持義利合一的觀念，一方面既要肯定謀利對品牌建設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求自覺地把利益的追求納入道德的軌道，做到誠信經營。為此，一要將誠信意識滲透到品牌建設的全過程；二要順應市場經濟潮流，從缺乏責任心和商業道德缺陷的傳統文化氛圍中掙脫出來，自覺地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三要加強與貿易伙伴的精誠合作，重合同，守信譽。

3、改變因循守舊觀念，以技術創新為農產品品牌建設提供內在支撐。通過樹立激勵創新、鼓勵探索、包容個性、寬容失敗等觀念，推進技術創新，逐步提升品牌農產品的科技含量。趙興泉（2006）認為，采取的措施包括：積極推進以提高農產品質量為核心的技術改造和技術攻關；引進、培育良種，優化品種結構；積極推廣先進適用技術；提高農業企業家、農業科技人員、農民的整體素質等。

4、改變“權力本位”思想，明確農產品品牌培育中政府的角色。農產品品牌建設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必須明確政府在其中的角色，避免越俎代庖，以行政權力代替市場機制。羅高峰（2010）根據呂鴻德（1996）政府倡導者角色的理念、賈愛萍（2004）政府規劃者角色的理念、McCarthy and Norries（1999）政府扶持者角色的理念、埃里克?喬基姆塞勒（2001）政府服務者角色的理念、王玉蓮（2008）政府管理者角色的理念，提出農產品品牌建設中政府要起到倡導者、規劃者、扶持者、服務者、管理者五大角色的作用，為農產品品牌培育提供完備的扶持系統。

5、改變過于追求實用觀念，注重農產品品牌建設的長期性。品牌建設對農產品生產經營者來講，是一個長期且非常艱難的過程。農產品生產經營者要將品牌經營而不是產品經營作為核心理念，針對目標顧客確立品牌定位，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以提升品牌的滿意度和忠誠度。

6、培育合作觀念，共同打造農產品品牌。一方面可以通過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形式，使農產品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對于區域內一品多牌的農產品，單一農產品生產經營者一定要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觀念，嚴格遵循統一的農產品技術標準和相關規范，確保質量統一，抱團宣傳和推廣，共同打造農產品品牌。

主要參考文獻：

[1]張磊.中國傳統文化轉型研究[D].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