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園項目策劃方案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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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產業園項目策劃方案范文
一是戰略合作模式。通常適用于大的品牌開發商，很多品牌開發商有自己長期合作的單位或者要求必須是當地知名的專業化咨詢顧問單位，如恒大地產在華南會選擇合富輝煌做主要合作方，在華東會選擇易居做主要合作方。這類合作模式和費用都相對固化，但此類合作模式就基本排除了中小型的非品牌咨詢顧問單位。
二是完全競標模式。國企往往會要求采取招投標模式選擇咨詢顧問單位，但由于咨詢領域沒有硬性的資質要求和評選標準，定標過程中可人為操作的空間較大，完全依靠技術中標的幾率相對較小。此外，一些開發商常常利用此模式套取咨詢顧問單位的方案，因此很多咨詢顧問單位在無一定把握下不愿意通過此種模式承接項目。
三是定向協議模式。開發商定向選定幾家咨詢顧問單位甚至針對某一家咨詢顧問單位進行重點洽談，以西安為例，開發商通常在一些重大前期咨詢顧問項目上邀請世聯行和易居克爾瑞兩家進行簡單的比選確定。而絕大多數咨詢顧問單位都愿意以此種方式承接項目，開發商和意向的顧問單位談定合作基本條件即可進入合同及服務環節。
無論以上哪種模式，實際操作中也都有大量的關系營銷，非品牌的小型咨詢顧問單位要拿到咨詢顧問服務項目都頗為艱難。
不僅承接策劃顧問項目較難，隨著房地產行業的步伐放緩，咨詢顧問領域出現的“新常態”也使得與開發商的合作更加艱難，具體的行業“新常態”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行業整體性的成熟。行業經過近20年的發展，已經沉淀了大量經典的策劃顧問思路和規劃建筑產品，行業的高度成熟使得開發商無論是開發質量還是開發速度都上了全新的臺階，住宅類品牌開發商如萬科已形成自有成熟的產品品類體系，從拿地到銷售周期甚至可以控制到6個月左右。商業類品牌開發商如萬達更是形成了從定位、銷售、招商縱向一體化的項目營銷體系，從拿地到開業的開發周期為20-24個月。產業園區類品牌開發商如華夏幸福基業已形成前期規劃、基礎設施建設、土地整理、商品房開發、工業廠房開發、園區招商引資以及企業入園后的物業管理等全周期的成熟開發模式。這類品牌開發商在土地獲取后經過土地價值的研判即可從自身產品品類庫篩選適合地塊的定位、產品及開發模式。而非品牌類的開發商在容積率、日照等的規劃限制下、貼近市場主流需求（高周轉的剛需剛改類產品）的自身戰略驅動下、客戶對高性價比產品的理性化追求下，前期咨詢顧問項目的顛覆性創新已無太大可能，只能追求貼近市場和客戶需求的微創新。因此，在行業日益成熟的大前提下，咨詢顧問機構和單純的策劃報告自身的技術價值相比之前已大打折扣。
二是行業競爭的加劇。與傳統房產評估和土地評估業務服務對象不同的是，房地產前期顧問項目合作對象絕大部分不是政府或金融機構，而是開發商。即使是之前以政府主導為主的產業園區項目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開發商介入，甚至是外資開發商的介入，如新加坡的騰飛和裕朗。相比于政府機構，與開發商的合作難度和付款難度都相對較大。近幾年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呈現出競爭日益劇烈和行業集中度不斷提升兩個新趨勢，競爭加劇導致開發商在各個環節壓縮成本，而行業集中度提高使得開發商的議價能力不斷增強。更為嚴峻的是，中小型開發商生存狀況相對之前更加艱難，而這部分開發商恰恰是策劃顧問領域的主要客戶來源。中小型開發商通常要求公司或招商公司做免費的增值服務，而大的品牌開發商即使聘用了外部機構做策劃顧問服務，也會以壓低費用、延遲付款、工程或貨物抵款等形式提升自身利潤和現金流安全，這就造成了策劃咨詢市場整體性的萎縮。為適應新的市場變化，咨詢顧問單位紛紛進行轉型，最具代表性的是行業巨頭世聯行向資產服務、金融服務領域轉型，易居向社區O2O、互聯網金融及理財轉型。
第2篇：產業園項目策劃方案范文
在活動的策劃實施過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時機，時機把握恰當與否，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活動實施的效率和效益。那么，地方廣電媒體活動經濟究竟應該怎樣選擇和把握恰當的時機呢？筆者結合鹽城廣播電視臺的實踐，談幾點感悟：
一、服務中心，抓住契機
廣播電視媒體是黨委、政府的輿論工具，任何時候都必須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服務意識，必須服從、服務于地方黨委、政府的工作中心。宣傳報道如此，活動經營亦是如此。而且，與黨委、政府工作中心相合拍的活動經營無疑也是傳統主流宣傳報道的延伸和深化，不僅能夠獲得地方黨委、政府的扶持，而且可以吸引眾多社會資源的參與，使活動經營更加權威，更具影響，更有成效。
服務中心也要善于抓住事物轉化的關鍵，也就是抓住契機。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很多，廣播電視媒體的活動經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有選擇地抓大放小，集中優勢兵力培塑品牌，爭取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例如，2009年6月，國務院批準江蘇沿海發展戰略，自此，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一體化戰略與江蘇沿海發展戰略兩個國家戰略交匯鹽城。鹽城左右逢源，躬逢良機。市委、市政府借機在每年的“5?18”和“11?18”舉辦“丹頂鶴濕地旅游文化節暨經貿洽談會”，招商引資、項目推進的力度不斷加大。我們廣播電視媒體及時跟進，每到“5?18”和“11?18”，都策劃舉辦“鶴仙子”、“牡丹仙子”旅游形象大使評選等大型會展活動，同時邀請海峽知名演藝團隊為活動增色造勢，推波助瀾。這些高品位的活動有效營造了濃烈的招商氛圍，成功推介了地方形象，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和社會各界的贊揚。媒體也獲得了不菲的廣告收入和票務收入，實現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
二、緊扣節日，搶占先機
現在的3媒體競爭相當激烈，在同一地區，不僅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激烈角逐、競相爭奪活動經營的制高點，一些主流網站、戶外傳媒、社會文化傳播公司以及省級主流媒體下延的記者站也在瞄準時機組織營銷、推介活動，活動經營市場可謂魚龍混雜，潛流涌動，一石激起千層浪。在這種情況下，地方廣播電視媒體就要善于發揮專業隊伍強、平臺覆蓋廣、權威性強、美譽度高、組織機構嚴密、服務回報多樣等獨家優勢，緊扣各種法定節日、傳統節日等關鍵時間節點，適時組織推介活動和營銷活動，方能揚長避短，發揮優勢，搶占先機，贏得市場。例如，鹽城臺廣播傳媒中心去年以來陸續舉辦的“3?15”打假維權、放心消費活動、“三八”國際婦女節國際小姐鹽城行技藝展示活動、“重陽節”健康老人才藝展示活動；經濟信息中心舉辦的“3?15”汽車電動車展銷會、家裝建材博覽會、“端午節”、“中秋國慶”酒水博覽會、地產美食文化節；文藝中心舉辦的首屆少兒春節聯歡晚會、首屆少兒元旦特長技藝展示活動等，均屬于緊扣節日，搶占先機的結果。本市其它媒體和社會文化傳播公司雖有心涉足同一市場，分食蛋糕，但均因廣電節日活動整體營銷、規模傳播已具效應，在群眾中有了較高的認知度和美譽度，最終只能選擇放棄。由此可見，在媒體活動經營的競爭中，先機的搶占至關重要。
三、強強聯合，創造時機
主流媒體在同一地區的相互競爭中適時、適度融合，聯手舉辦一些規模品牌活動，其“航母”的力量是相當可觀的。在鹽城地區，鹽阜大眾報業集團和鹽城廣播電視臺都是經營創收過億的強勢媒體，從2008年起，兩家媒體聯合打造春、秋兩季房博會、家博會品牌。春季“兩會”于5月舉行，由廣播電視臺主辦，鹽阜大眾報業集團所屬《鹽阜大眾報》、《鹽城晚報》、《東方生活報》及《鹽城手機報》、《鹽阜報業網》全力配合；秋季“兩會”于10月舉行，由鹽阜大眾報業集團主辦，鹽城廣播電視臺廣播三個頻率臺、電視四個頻道及廣電報、廣播電視網和移動電視全力幫助宣傳配合，并進行現場直播。兩次房博會、家博會經營收入平均分配。由于兩大強勢媒體全力投入，分工合理、協作有序，所以每次活動都吸引數百家房產開發商和家裝建材營銷商參加，超高的人氣指數和美譽度使得房博會、家博會成為鹽城地區家喻戶曉的活動品牌，其經營效益和吸納廣告量每次都不少于五六百萬元。可見只要選準項目、精心策劃，強強聯合、創造時機不失為可取的活動策略。
四、市縣聯動，尋求良機
市、縣廣電媒體在業務上是合作伙伴，有上下級之間的指導、交流、協作關系，但在人事、財務、分配上是各自獨立的。廣電媒體的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管理體制決定市、縣廣電媒體多年來一直是獨立經營。在確保雙方各自獨立性的前提下，如能市、縣聯動，資源共享，必定會產生1＋1>2的共贏效應。但是，市縣聯動必須尋求對雙方均有利的時機，這個時機就建立在雙方共同的利益目標和訴求之上。比如，近年來鹽城臺受市婦聯、市總工會及市政法委、市紀委優化投資環境辦公室委托，舉辦“十佳婦女杰出人物”、“十佳優秀企業員工”、“十佳法官”、“十佳警察”、“十佳投資服務單位”、“十佳服務企業明星”評選；舉行播音員、主持人業務培訓、請知名專家學者來鹽舉辦“三賢講堂”等等活動，都是市、縣廣播電視媒體上下聯動，配合進行。這些活動可以分設賽區、分級評選、分步實施、分塊完成，活動結束后按效計酬、合理分成。從實踐看，市、縣聯動能使市級廣電媒體的活動經營擴大市場覆蓋面，吸引更多的人氣，放大影響，同時也能使縣級廣電媒體得到鍛煉，提升策劃水平和組織能力。同時，也有利于更好地調劑和合理使用人才資源，節省活動成本，提高兩級媒體的活動效益。
五、服務企業 把握商機
媒體活動經濟不局限于一點對多點地普遍號召、擇優參與。也可以一點對一點地定向組織，借助媒體傳播實力和現有資源直接為某一企業、某一項目或某一單位服務，以市場運作的方式，獲取冠名贊助費、活動服務費和廣告創收、勞務費等。如企業的開業、周年慶典、連鎖店開張、產品獲獎慶賀和大型推介、校慶、院慶等。事先通過市場調查，把準信息，把握時機上門洽談，往往能兩廂情愿，一拍即合。例如，鹽城臺曾經舉辦過的“金鷹入駐鹽城兩周年慶典暨服務品牌推介會”、“鹽阜人民商場建場60周年大型演唱會”、“鹽城環保產業園建園兩周年成果會展”、“中大電動節能汽車系列產品推介活動”、“蘇寧家電電視團購砍價會”等，均為一點對一點，直接與企業單位對接，有效把握了商機。
六、參與公益，求譽待機
廣播電視媒體為了提高聲譽，擴大影響，還經常舉辦一些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公益性活動，如近兩年打造的“央視尋寶走進鹽城”、“京劇、淮劇過把癮走進鹽城”、“中秋萬人鵲橋會”、捐資助學慈善活動、抗震救災書畫募捐義賣活動等，鹽城臺都傾注了很大熱情，雖然只有投入沒有收入，但社會影響很大，它有利于服務當地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履行媒體應盡的社會責任；有利于拉近媒體與受眾的關系，拓展媒體的公信力和影響力；有利于培養和鍛煉人才隊伍，弘揚媒體的團隊精神。同時也為舉辦創收性營銷活動聚集人氣、積累人脈關系；有利于培養、影響消費群體而拉升市場，起到蓄勢助力的作用。
七、城際聯盟，謀求投機
有一種把握時機的策略叫投機，即見解相通、區域相近的城際媒體相互配合共同舉辦主題相同或相近的活動，謀求利益共贏。近幾年，我們在廣播電視自辦節目城際合作交流中經常使用這種方法，進行節目交流，相互免費或收取少量成本費用。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我們利用國務院批準上海、江蘇、浙江三省市聯手打造亞太國際門戶的良好機遇，主動與周邊的南通、泰州、淮安、揚州、連云港、宿遷、徐州七個蘇中、蘇北城市結成聯盟，通過在上海世博園區聯手舉辦展覽、組織活動演出等形式，合力推介各兄弟市獨特的旅游資源、旅游紀念品和各地特色文化產品、農副產品，其中鹽城臺組織的著名書法家作品展、旅游資源推介演出就得到眾多國內外朋友的歡迎，還吸引500多萬世博會參觀者到鹽城來旅游、考察，周邊兄弟市世博會期間旅游收入也成倍翻番。今年我們又將這種周邊的城際聯盟拓展到省外。如與當地媒體合作，約請山東濰坊風箏協會的高手來鹽舉辦風箏節，約請四川自貢的燈展名家來鹽幫助舉辦元宵燈彩盛會，約請黑龍江哈爾濱市的冰雕專家來鹽舉辦元旦、春節冰雕絕技展覽。這種“借船出海”、“借智生財”的嘗試，也使廣電媒體獲得了較為可觀的經濟效益。
八、以變應變，把握靈機
第3篇：產業園項目策劃方案范文
關鍵詞生態扶貧；西部地區；模式；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X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3）
西部地區是我國最主要的貧困地區，面臨著生態環境惡化、水資源短缺、社會經濟發展滯后等諸多挑戰。貧困面大，貧困程度深是西部地區的基本特征。2010年我國共有貧困人口2 688萬，其中，西部地區1 751萬，占全國貧困人口總數的66%[1]。2010年我國的平均貧困發生率為2.8%，西部的貧困發生率高達8.3%[1]，不僅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且幾乎是東部地區的17倍。在國家《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中新確定的14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中，西部地區就有9個[2]。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西部貧困地區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與東中部地區的收入差距卻在不斷的擴大，貧困人口的分布進一步向西部地區集中，西部地區貧困人口占全國貧困人口總數的比重由1998年48%上升到2010年65.9%。
西部地區貧困現狀形成的原因是復雜的，包括自然地理、社會歷史、內外因素的綜合影響。總體上看，目前西部的貧困現狀與自身脆弱的生態環境密切相關。隨著貧困人口規模的減少，生態環境在諸多致貧因素中越來越突出。我國貧困人口當前主要分布在生態環境惡劣、自然資源匱乏、地理位置偏遠地區， 這就使得我國的扶貧開發與生態建設間存在高度重疊[3]。同時，貧困進一步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如果生活在當地的人們不能在經濟和生活上脫貧，就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對生態環境的過度開發乃至破壞。而單一的生態保護治理政策或脫貧政策都難以實現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和貧困人口的穩定脫貧。因此，反貧困應從生態環境入手[4]，加強生態環境建設與扶貧開發的有機結合，實施生態扶貧戰略，實現貧困地區生態環境改善與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雙贏”目標。
近年來，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和研究案例區提出了生態扶貧的概念，對生態建設與地區農業產業化發展的耦合關系[5]、生態災害對農牧民生計的影響[6]、以及貧困地區生態服務功能建設[7]等方面進行了部分案例地區的研究。然而，目前已有的研究缺乏對生態扶貧內涵的系統詮釋，對整個西部地區如何實施生態扶貧研究較少。本文將深入分析西部地區貧困和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并系統性地提出西部地區生態扶貧的基本模式和政策建議。
1西部地區生態環境與貧困的耦合關系
貧困既是生態環境脆弱的產物又進一步加劇了生態環境的脆弱性。由于生態環境脆弱，生產條件差，生態環境承載力較低；而越是貧困的地區對生態環境的依存度越高，生產方式落后，決定了只能采取一些簡單粗放的生產方式來開發那些相對容易開發的水土、森林、草地等自然資源，不易開發的自然資源又無力開發，落后的生產技術使貧困地區的自然資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商品經濟落后，貧困必然發生。低下的生產力水平對勞動力需求增加，使人口壓力持續增加，迫使人們高強度地、過度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導致生態退化乃至荒漠化，進一步加劇生態系統破壞，使其賴以生存的土地質量下降，產出減少，加劇貧困。這樣就使貧困與生態環境脆弱陷入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之中（圖1）。西部貧困的發生以及貧困程度的大小與當地生態環境狀況存在極為密切的關系。
在我國，貧困地區與生態環境脆弱地帶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兩者在地理空間分布上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國家環境保護部2005年統計數據顯示，全國95%的絕對貧困人口生活在生態環境極度脆弱的老少邊窮地區。中國最貧困的人口多生活在環境破壞最為嚴重，自然恢復能力最低的地區，西部地區的有70%的貧困縣分布在生態環境脆弱地區。惡劣的生態環境、貧乏的自然資源以及對外交通不暢是導致西部地區貧困的綜合因素。其中，惡劣生態環境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地質災害頻繁，抵御自然災害能力弱；地貌不平坦，以山地和丘陵為主，可利用耕地面積少；氣候條件惡劣，干旱、高寒制約農作物的生長。
首先，西部貧困地區多處于自然災害高發區。地震、泥石流、沙漠化、水土流失等災害是導致受災地區貧困和返貧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惡劣的氣候環境制約了多種農業作物的生長，造成植被單一，生命系統脆弱，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有長期影響。特別是極端氣候災害對居民生命財產、農業生產活動、社會基礎設施等造成極大損失，而且給災后恢復和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
其次，貧困地區多與高山、丘陵相伴隨，這種地形決定了耕地數量少、可利用土地和水資源少，農業的自然條件差。脆弱的生態環境造成農業生產條件惡劣，以及農業生產土地資源貧乏，土壤肥力差，這使得土地的單位產出低、總產出量少。貧困地區的生產力水平低，制約了集約經營。農業生產的低產量和不穩定，不僅使政府財政收入和個人收入的減少，而且致使擴大再生產的經濟積累很少。
1.2集中連片貧困區多位于主要生態功能區，綠色貧困問題突出根據《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以及《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西部地區9個全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多被列為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成為國家重點保護和禁止開區域，承擔著為國家或地區提供生態服務的重要義務。這些地區為了保護生態環境，喪失許多發展機會、付出機會成本。同時，以農牧業為主，耕地和草場的限制開發，打斷了農牧民廣種薄收和擴大放牧面積的增值路線；排污和環保指標的定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部分有一定經濟效益的地方工業的發展，導致這些地區的多數居民沒有其他生活來源，成為綠色貧困人口。而一些地區生態環境良好，農牧業相對發達的地區，卻因地理區位差，遠離經濟中心，限制了優勢資源的發展和對外經濟聯系，對外交通等聯系不暢，同樣讓當地居民陷入貧困，成為貧窮的“世外桃源”。 總體來看，西部大多數貧困地區在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中的生態功能定位制約了大規模的區域經濟開發，甚至一些重要生態功能區群眾也成為“生態貧民”的尷尬局面。
1.3地區貧困加劇生態退化
貧困地區經濟水平低，產業結構落后，決定了粗放式的發展路徑，農業上廣種薄收，毀林開荒，以滿足基本食物需求，畜牧業不斷萎縮，加劇生態退化，使本來就已十分脆弱的生態環境更加脆弱。低端工業決定了能耗與污染大，過分依賴礦產資源開發，產業鏈條短，礦產資源利用程度低，產品附加值低。例如，部分西部貧困地區的大型煤炭企業缺乏高新技術的支撐和大型戰略投資者的帶動，只是進行原煤、洗煤生產，經濟效益低下，能耗排污大，產業單一化，不僅破壞當地環境污染，而且增加了地質災害的發生。另一方面，貧困地區居民環保意識不強，環境整治力量薄弱。居民生活質量不高，要求他們注重環境污染與承載力協調發展是不現實的，而且貧困地區財政收入低，經濟實力弱，不能夠也不愿意支持昂貴的環境治理費用。
2西部地區扶貧開發面臨的挑戰
2.1西部貧困地區生態環境脆弱，因災返貧率高
目前西部地區尚存在的貧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自然條件嚴酷、基礎設施落后、社會服務水平差的邊遠山區。這些地區生態環境脆弱，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差，因災返貧率高。大部分集中連片貧困區山大溝深，生態環境極其脆弱，長期面臨干旱、洪澇、泥石流、冰雪、沙塵暴等自然災害，導致返貧率居高不下。2008年四川因地震和雪災造成返貧、致貧人口60.5萬人，其中汶川地震就使58萬人返貧。青海貧困農牧區常年返貧率13%左右，災年25%，重災年50-60%[8]。甘肅舟曲作為生態環境脆弱和貧困雙重地區，在短短三年之內經歷了“汶川地震”和“舟曲泥石流”自然災害，導致短暫恢復的社會經濟建設再一次遭到重創，貧困人口迅速增加。同時，該類地區地處偏遠山區，信息閉塞，交通不便，進行扶貧成本高，脫貧難度大。由于大多數貧困縣農業基礎薄弱，長期以來，“大災大返貧，小災小返貧”成規律性發生。
2.2經濟基礎落后，扶貧資金缺乏
西部貧困地區普遍生產方式單一， 第二、三產業發展嚴重不足，對水土等自然資源依賴大，隨著人口的增加造成對環境的破環壓力不斷增大。同時，西部絕大部分地區經濟基礎差，地方財政能力弱，扶貧資金主要依靠國家財政支持，省級和地方資金十分有限，資金供給遠不能適應貧困地區實際發展需要，與貧困地區群眾脫貧致富的需求還有較大差距。如甘肅省扶貧整村推進中每個村投入財政扶貧資金50-70萬元，而實際需要100-120萬元，扶貧資金缺口較大。此外，貧困地區的農村基礎設施落后、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能力弱，資金缺口依然龐大。
2.3勞動力素質低下，自我脫貧能力弱
西部地區不但是貧困發生率最高、貧困程度最深的地區，同時也是知識貧困和人力貧困最突出的地區[9]，各類教育水平均不同程度的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09年西部地區盲率高達11.37 %， 遠高于全國7.1%的平均比重。西部地區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7.3年，也低于全國8.3年的平均水平。全國有35%的學齡兒童在貧困地區，但只有4%的大學生來自貧困地區。貧困地區只有40% 的初中畢業生能夠繼續接受高中教育[10]。同時，西部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質量不高，學生營養不良狀況也很突出，直接或間接地對未來勞動力素質產生重要影響。此外，西部地區的職業教育投入不足，辦學條件相當落后，不能滿足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對專門技術人才的需求，也難以給貧困地區勞動力提供有效的實用技能培訓。
教育水平落后和教育結構的不合理，導致西部貧困地區的居民受教育程度低，勞動力素質長期低下，接受新技能和適應新環境的能力差，缺乏足夠的生存能力，難以在收入較高的城鎮非農行業就業。與此同時，較低教育水平和較差的衛生條件造成了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現象，加劇了貧困人口結構的惡化。
2.4扶貧資金分散，難以產生有效合理
由于扶貧項目歸屬不同的管理部門，我國的扶貧資金處于多部門管理狀態。例如：發改委系統管理的以工代賑資金、交通部門管理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科技部門管理的生態建設資金等。各部門在扶貧項目安排、資金區域投向上常常相互獨立，沒有協調，造成資金投入在區域布局上的分散化，且單獨部門的資金投入有限，影響了扶貧效果。
2.5生態保護與扶貧開發脫節
扶貧開發和生態建設是西部地區社會發展所面臨的兩項主要任務，扶貧開發與生態建設任務在空間上存在高度重疊。然而，遺憾的是，雖然西部地區已經開展了多項生態治理工程和扶貧開發工程，但很多的生態建設工程很少考慮扶貧開發，扶貧開發也很少考慮生態建設，使得當前生態保護與扶貧開發脫節。因此，兼顧減貧和改善生態環境雙重目標，亟需探索一條符合西部區情的生態和扶貧“雙贏”的道路，實施生態扶貧開發戰略。
3生態扶貧的內涵與模式設計
3.1生態扶貧的內涵
生態脆弱是我國西部最大的特色，貧困是最大的問題，生態因素是西部貧困的根源之一。要實現改善生態環境，使貧困人口穩定脫貧的最佳途徑就是生態扶貧。所謂“生態扶貧”就是要堅持生態建設與扶貧開發同步進行，生態恢復與脫貧致富相互協調的原則。結合生態綜合治理和保育項目，挖掘生態建設和生態保護性就業崗位，為當地貧困農牧民勞動力提供生態就業機會，提高農牧民收入水平。同時，通過生態移民與勞務輸出等扶貧開發方式，減輕人口對當地生態環境的壓力，轉變過度依賴自然資源的粗放型生產方式，從而有效解決貧困地區人口、生存與生態環境的矛盾，減壓增效，實現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致富。對于短期難以外遷的貧困人口，實施智力扶貧，提高教育程度，推動教育移民，增加未來非農就業能力。
3.2生態扶貧模式設計
3.2.1原地生態扶貧模式
對于位于農牧業生產條件較好或區位條件較好（如：地區經濟中心郊區）地區的貧困人口和少數民族地區因文化、教育等差異難以移出的貧困人口實施原地生態扶貧開發。原地生態扶貧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加大生態建設扶貧力度，引導部分農牧民向生態工人轉變。結合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公益林補償、天然林資源保護、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及生態綜合治理等重點生態工程，挖掘生態建設與保護就業崗位，為生態保護區的農牧民提供就業機會，使當地農牧民直接參與到生態保護和治理工程中，提高農牧民收入水平，例如在澳大利亞卡卡度國家公園的環境管理中，絕大部分的公園生態環境保育項目都是雇傭當地土著民眾參與實施，一方面保護了當地的土著文化，另一方面也使他們有了持續的生計來源。此外，要根據當地環境資源承載力，積極促進農牧民放棄原有的不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生產方式，引導部分農牧民成為生態建設的重要力量，重點加強林業防護生態工人、節水灌溉生態工人、退耕還林生態工人及植樹造林生態工人等培養，穩步推進生態工人隊伍建設。
（2）推進特色生態產業扶貧發展，提高農牧民收入水平。發揮貧困地區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優勢，積極培育草畜、中藥材、果品、瓜菜等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鼓勵和幫助龍頭企業按照市場運作的方式，與農戶建立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帶動和扶持貧困農戶發展生產，通過特色生態產業加大貧困人口的收入。如貴州黔西南州晴隆縣以草地生態畜牧業產業化扶貧為特色的“晴隆模式”既解決了農民的增收問題，又解決了生態問題，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得到了國務院扶貧辦充分肯定。
積極打造特色農業重點品牌，特別是貧困地區綠色產品認證、原產地認證和農產品質量安全體系，保證每個重點品牌產品有廣告策劃方案、利用各種宣傳平臺宣傳品牌，在全社會形成品牌效應，促進拓寬產品市場，實現生態產業農戶可持續收入增長。加快貧困地區生態旅游、節水產業等其他生態產業發展，千方百計吸收當地農牧民勞動力。
（3）積極拓展整村推進工程，促進農村生活環境與自然環境融合。整村推進是原地扶貧的重要方式，在整村推進中科學把握扶貧開發與生態環境建設及農村環境優化間的關系，以縣域為重點，鼓勵多方整合資源，統一規劃，集中投入，實行水、電、路、氣、房和優美環境“六到農家”工程。進一步推進基礎設施及社會事業發展重點項目建設，積極實施清潔能源、衛生廁、衛生廄、路旁植樹、道路及庭院綠化等環境優化項目。對貧困村相對集中的地方，可連片制定規劃，實行整鄉、整流域、整片區扶貧攻堅的整體推進，提升整村推進連片開發的規模效益。采取考核獎勵、建立產業協會、扶貧互助社等方式，加強對已實施整村推進項目村的后續管理，鞏固扶貧成果。我國在“十一 五”期間整村推進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國家新十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中，整村推進仍然作為國家專項扶貧的重要內容之一。
（4）加強“3+9+3”教育，全面提升貧困地區未來勞動力素質，推動生產方式轉變。立足長遠，切實加強貧困農村地區基礎教育，全面提升未來貧困人口素質水平，實現勞動能力和生態保護意識雙提高。通過創造條件，整合力量，盡力實施貧困地區農村孩子3年學前教育，解決外出務工農民孩子安全入園入托問題；徹底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加大教育設施建設，推進基礎教育資源的均等化；努力發展義務教育后3年的生存技能培訓，增強貧困地區年輕勞動力外出務工及就地工作能力。2007年開始，甘肅省扶貧辦在全國首先啟動了貧困家庭“兩后生”（初中后和高中后不能升學的畢業生）勞動技能培訓工程。2009年，甘肅省又在此基礎上，在全國率先實現貧困地區職業教育的免費，并成立了甘肅省貧困地區“兩后生”職業教育培訓集團，從而加大了甘肅省農村貧困勞動力的轉移力度。截至到2010年甘肅全省共培訓“兩后生”6萬人，其中已畢業就業2.8萬人。據跟蹤抽樣調查，接受過中長期技能培訓的“兩后生”與未培訓的一般勞動力相比，每月工資差距在一倍以上。“兩后生”培訓已成為甘肅省貧困地區農民脫貧致富的主要手段和首要選擇。
3.2.2離地生態扶貧模式
以水源涵養林區、省級以上自然保護區、風沙及荒漠化威脅嚴重、生態環境脆弱、重要生態功能地域等區域為重點， 進一步推進生態移民范圍和補助力度。重點實施將生活在自然條件惡劣、地質災害頻發、缺乏基本生存條件、就地脫貧無望的貧困人口向小城鎮和工業園區轉移； 加大貧困地區剩余勞動力向當地大中城市和東部沿海地區的輸出力度。而對處于地質災害頻發地區的貧困勞動力人口，積極探索實施和支持勞務移民，促進就業地落戶安家。離地生態扶貧的主要內容包括：
（1）拓寬生態移民范圍，加大跨省移民力度。繼續擴大移民搬遷范圍，探討有計劃的跨區域國有農墾系統安置模式，尤其加大漢族人口的跨省外遷。如：甘肅河西地區向新疆建設兵團的移民安置，一方面減輕了河西地區的生態壓力，另一方面，移民的生活生存條件得到改善，收入增加。生態移民要以選點為基礎，以建房為前提，以工作為根本，以文化融合為目標，切實保證生態移民人口在新安置區的長住久安，杜絕“遷后返貧”和“重返原籍”現象。
（2）拓寬貧困人口進城增收渠道，促進貧困地區勞動力就近轉移。積極發揮各貧困縣自身優勢，千方百計拓寬貧困地區群眾向當地小城鎮和工業園區轉移。加強工業園區建設、小城鎮建設和移民搬遷相結合，依托產業園區建設和二三產業發展，選擇縣城、重點鄉鎮政府所在地和有條件的鄉村旅游開發區，對生態移民進行集中安置。例如：貴州省平塘縣克度鎮建設的移民新村緊鄰鎮政府，并配套建設農民返鄉創業園。通過移民新村與工業園區建設的結合，形成“移民-就業-經濟發展”的循環機制保障了遷移人口的后續生計問題。由于絕大多數移民缺乏新的就業技能，因此，要有針對性地對農民進行專業技能培訓，滿足企業用工的基本要求；搞好職業技能培訓，實施技術工種與熟練工種、進廠培訓與引廠入縣培訓、長期培訓與短期培訓、專業培訓與務工常識法律知識培訓結合，實現勞動力就地轉移由數量型向質量型、體力型向技能型轉化。對于自發的進城務工人員，要通過戶籍制度改革，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居住條件，逐步實現穩定轉移。
（3）鼓勵貧困地區勞動力向東部沿海地區轉移。采取多種形式和途徑鼓勵貧困地區向東部沿海地區有序勞務輸出，從根本上緩解當地人口和環境資源壓力。健全政府主導和社會參與相結合的勞務培訓體系，整合培訓資源和培訓資金，推進培訓方式改革創新。不斷提高勞務輸出的組織化程度，借助政府力量在東部沿海地區創建勞務合作平臺，拓展勞務輸出渠道，開展訂單培訓，擴大勞務經紀人隊伍規模。如甘肅省采取政府組織、市場運作的辦法，開展農民工培訓，建立勞務基地，拓寬勞務市場，每年輸出農民工都在230萬人次以上，人均純收入2 000元左右。僅2008年上半年，甘肅就組織省外勞務移民1.87萬人。外出打工的農民，大部分做到“輸出一個勞力，省下一份口糧，學會一門技術，帶回一筆錢，養活一家人。由于勞務輸出直接瞄準貧困家庭和貧困人口，使得勞動力轉移成為貧困家庭穩定增收的一個重要來源。許多地方勞務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健全農民工工資保障、就業管理和社會保障制度，是貧困地區農民工長期穩定外出打工的重要保障。
4結論及政策建議
我國西部地區貧困和脆弱的生態環境相互交織，互為因果，生態環境在諸多致貧因素中越來越突出。同時，勞動力素質低下也是造成長期貧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須加強生態環境建設與扶貧開發的有機結合，實施生態扶貧戰略，它是實現貧困地區生態環境改善與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雙贏”目標的重要途徑。根據貧困地區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經濟條件的不同，生態扶貧可分為原地扶貧和離地扶貧兩種不同的模式。為了更好的實施生態扶貧戰略，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4.1控制人口增長，加強教育投入
人口增長過快是造成西部貧困地區貧窮落后的重要根源。大量實證研究表明，教育對保護環境、減少貧困有顯著的作用，通過“教育移民”緩解生態壓力，是實現可持續脫貧的重要手段之一。解決西部貧困，實現綠色發展的基本思路就是要減少貧困地區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把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非農產業中去。但是，教育是決定能否轉移和找到工作的決定因素。因此，從長遠看，提高貧困地區人口素質、改善貧困地區人力資源質量是實現可持續脫貧的核心。
（1）堅持扶貧開發與計劃生育工作結合起來，建立利益導向機制，對實行計劃生育的貧困戶采取優先和優惠的政策措施，對計劃生育工作做得好的縣、鄉、村，在扶貧資金、扶貧項目的安排和計劃生育事業費的投入上予以重點考慮和重點扶持。對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實行優先、優惠政策，通過利益導向機制，調整人們的生育觀念。減少人口壓力。
（2）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居民生態意識和可持續發展意識，提高勞動力就業能力。更加重視勞動力技能型培訓，重點面向市場需求的具有證書、實用技術的職業技能教育和培訓。積極實行“訂單式”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和穩定的非農就業能力，提高收入水平。實施中等職業教育東西聯合培養計劃，鼓勵東部與西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聯合辦學，面向西部農村招生，并對貧困地區學生實行免費的中等職業教育。鼓勵東部高等學校與西部貧困地區高校聯合辦學，為貧困地區培養高級專業人才。
（3）實施教育移民，緩解生態壓力。通過對貧困脆弱生態地區實行區外教育、區外就業的措施，提高貧困地區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和異地生存能力，經過長期努力實現主動遷移代替強制性移民搬遷，從而減少當地生態壓力，實現人口與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4.2建立扶貧部門與生態保護部門統一協調機制，促進扶貧開發與生態建設相結合（1）嘗試建立省級扶貧部門與生態部門聯系會議機制，確立兩個部門管理事項的宏觀調控機制及監督協調機制，統籌扶貧資金和生態建設資金，實現生態保護與扶貧開發的有機統一。對于生態功能與貧困重合地區，確保生態建設項目中生態補償部分與當地扶貧開發項目相銜接，實現生態扶貧效率的最大化。理順部門職責關系，促進各部門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有效地打破“部門割據”與“條塊分割”的局面，切實落實財政扶貧與生態建設資金報賬制、項目公示公告制、招投標制、竣工驗收制和定期審計檢查等制度，進一步提高扶貧資金使用效益。以縣（市、區）為重點，基于連片貧困區集中開發與解決突出生態問題的項目資金渠道不變、用途不變原則，建立和完善資金整合機制。
（2）將扶貧開發中的“以工代賑”與農田水利建設相結合，通過“以工代賑”工程，加強貧困地區的基礎水利建設和基本農田建設，改善貧困地區的生產生活條件。將“以糧代賑”和“退耕還林還草”相結合，積極執行“以糧代賑”政策，解決貧困人口溫飽，同時，繼續完善和執行國家無償向退耕農戶提供糧食、生活費補助等退耕還林政策，提高退耕農戶補助。鼓勵貧困地區創建新的保護生態建設和“以工代賑”結合工程。不僅僅局限于退耕還林、還牧、水土流失治理等方面，只要關乎生態恢復、生態保護的項目，國家均以獎勵和資助并重的政策，協助這類工程的開發、實施建設。
4.3培育發展特色優勢產業
（1）培育特色農副產品加工業。立足資源優勢，面向國內外市場，培育特色農副產品加工業，支持扶貧龍頭企業和設施農業的發展，千方百計提高貧困人口的收入水平。開發和培育“綠色、優質、安全、高產”的農產品，形成一批規模化、標準化、設施化、品牌化、生態化的現代農業示范區，做到扶貧和生態建設的有力結合。
采取有效措施扶持貧困地區的龍頭企業，發揮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依托一批龍頭企業的帶動和輻射，由農村合作組織引導與管理，形成區域性產業。在政策上給予龍頭企業優惠，資金上給予補助。
（2）因地制宜的發展民族和地方手工業和特色生態旅游業。依托當地獨特的文化、人文資源以及豐富的自然資源，發展以生態旅游業為重點的文化產業。同時，大力挖掘地方傳統民族產品，鼓勵民族特色工業和地方手工業的發展，加大對相關龍頭企業的扶持力度，通過龍頭企業帶動當地農牧民就業，增加貧困人口收入。
（3）打造綠色品牌，實現“綠色利潤”還民。以無公害、無污染、無破壞為原則，立足綠色資源和文化資源，創建西部綠色品牌，涵蓋農業產品、旅游產品、服裝和文化創意。注重技術創新、產品設計、產品生產到產品包裝等環節，以企業宣傳構架西部綠色品牌體系，將西部貧困地區打造成為未來大眾消費、休閑的綠色品牌。
同時，始終以廣大農牧民作為全過程的參與實施者和最終受益者，在發展特色農產品和綠色產業時，以廣大農牧民為主體，農村產業為依托，做到解決生計，增加收入，改變傳統低端污染型工業發展思路；地方政府應做好鼓勵農民創業環境和勞務輸出組織工作，做好產品的宣傳、銷售渠道、引資等環節。依托綠色資源、發展綠色產業、收獲“綠色利潤”是貧困地區最有效的可持續生計的根本舉措。
4.4完善生態移民的制度安排
建立跨省生態移民統籌管理聯絡機構，由省級政府統籌管理生態移民就業、培訓和社會保障工作，并且保證移民安置地基本住房用地和農耕用地需求，制定工作計劃和實施方案，引導相關市縣（區）采取與對口市、縣（區）銜接、與園區管委會銜接、與用工企業銜接、與培訓學校和勞務基地銜接等行之有效的措施，積極組織生態移民接受職業技能培訓，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城鄉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險，凡是人均收入低于本地最低生活保障線的移民全部納入“低保”范圍，并針對不同年齡移民人口，開展相應社會福利服務。移民遷入地相關部門確立以生態移民就業穩定率、勞動合同簽訂率、社會保險參保率作為工作考核指標，建立責任追究制度。為生態移民享受良好的生計條件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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