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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資源的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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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資源的特征

第1篇:海洋資源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 海域使用權; 收益現值法; 估價

海洋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提高綜合國力和爭奪長遠戰略資源的重要領域。我國是海洋大國,擁有海岸線長達18 000多千米,管轄的海洋面積達354萬平方千米,超過我國陸地面積的三分之一,同時還分布著面積大于500平方米以上的島嶼5 000多個。海域使用權是我國豐富而重要的經濟資源,海域使用權的開發、流通與資本化對加快我國經濟的發展將越來越重要。盡快建立海域使用權的評估標準、估價體系,完善海域使用權的評估理論與方法,對于我國實施海洋開發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一、海域使用權估價的現狀

由于受到綜合國力和海洋開發技術能力的影響,我國海洋開發戰略近幾年才被提上議事日程,我國的海洋資源價值評估研究和實踐也還處于起步階段,海域使用權的估價更存在不少問題、面臨許多困難。從理論上看,關于資源評估的理論體系尚不完善,許多具體的理論和方法尚存在分歧。國內對于海洋資源的生態特征、社會特征、經濟特征等缺乏系統的研究,導致對海洋資源的價值特征沒有深刻的認識,也就難以確定包括海域使用權在內的海洋資源的價值屬性和估價標準,直接導致了現實工作中海域使用權的估價缺乏理論基礎和理論依據。同時,由于現有的理論基礎對于解決海域使用權價值的量化問題顯得還很膚淺,不同的海域使用權由于地理分布、自然屬性、供求狀況以及用途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實際工作中,在采用某一種技術路線對海域使用權估價時,相關技術參數的口徑和計算方法難以統一,不同的案例也幾乎沒有可比性。正是由于人們對于海洋資源的經濟價值缺乏正確的認識,導致我國目前仍沒有建立起海洋資源價值的評估體系,海域使用權的市場化局面尚未形成,有關海洋資源產權的保護、轉讓、資本化方面還存在著制度方面的制約,這些問題的存在也必將導致現實經濟生活中海洋生態系統的退化和海洋資源價值的損耗。

自2002年1月1日《海域使用管理法》實施以來,國家海洋局組織和開展了海域估價制度研究和試點工作,山東、江蘇、浙江、福建等省相繼涉足到了此業務領域,但在實際工作中遇到了諸多困難:一是缺乏海域使用權價值評估可依據的具體規范。房地產評估可依據《房地產估價規范》;土地評估有《土地估價規程》,而目前海域使用權的評估卻沒有針對性的規定;二是關于海域使用權估價的理論和方法體系尚不成熟、不完善;三是缺乏具備專業資質的估價機構,目前我國并沒有設立專門從事海域使用權估價的專業組織或機構,實際工作中海域使用權的估價,大多借助土地、房地產方面的估價理論和方法,這種做法與海域使用權估價是否完全吻合,值得憂慮;四是用海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的基礎資料數據索取困難,在我國,用海行業仍是一個新興行業,與用海企業生產經營相關的會計數據和行業資料比較少,現實工作中難以對這些資料進行分類搜集與索取。

二、海域使用權的經濟特性

海域使用權是單位或個人以法定方式取得的對國家所有的特定海域的排他性支配權利。這種排他性的支配權包括對特定海域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權利和一定方式下的處分權利。它是一種自然資源使用權,是從海域所有權上派生出來的一種財產權利,使用權人可以運用這種權利對特定海域的使用價值進行開發、利用和收益。海域使用權與場地使用權具有較多的可比性,應劃歸無形資產類,具有無形資產的一般經濟特性:

(1)無形資產權屬的可分性與共享性,同一無形資產只要經過合法的程序可以同時為不同的權利主體共同享用,在其所有者繼續使用該無形資產的前提下,仍可進一步分割或轉讓。

(2)對有形資產的依附性。許多無形資產價值作用的發揮需要借助于有形資產(比如專門的設備、專門的企業等),而且,無形資產價值作用的發揮程度與其所依附的有形資產的質量、規模有密切的聯系。

(3)無形資產的取得成本與其獲利能力的弱對應性。無形資產的獲利能力與無形資產的取得成本并不一定是正比關系。對于相同取得成本的海域使用權來說,由于海域使用權的功能和效用不同,直接導致了海域使用權的獲利能力不同。

(4)無形資產價值的市場透明度低。一些知識型、技術型的無形資產往往具有很強的保密性和壟斷性,市場交易資料并不多見。現實工作中,我國海域使用權的評估和交易案例也非常少見,相關資料難以查考。

同時,海域使用權還有其自身獨有的經濟特性:

(1)資源的多樣性。特定海域范圍內往往蘊藏著多種不同性質的資源,有的可能是礦藏資源,有的可能是海洋生物資源、自然景觀資源等。因而特定海域使用權范圍內,可能存在著能為人類帶來不同效用的多種經濟資源。而對于擁有海域使用權的主體來說,其只能按照協定或法定的效用來開發這些經濟資源。

(2)海洋環境保護的復雜性。雖然我國海洋資源開發戰略起步較晚,但必將借鑒和學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堅持走可持續發展、和諧發展的科學之路。因而,在開發海洋資源或者利用海域使用權獲得經濟利益時,必須要注重對海洋環境的保護。

(3)海洋資源的政治敏感性較高。由于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高度重視對海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對于海洋資源的爭奪和海域所有權、使用權的爭議(如我國的東海海域、南海海域等)可能長期存在,這就造成了海洋資源以及海域使用權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開發和利用這些海洋資源將面臨更大的風險,開發和利用這些海洋資源也需要更高的經濟回報。

正是海域使用權的以上這些特點,決定了海域使用權的有用性和稀缺性,也為采取效用價值論對海域使用權進行估價,找到了理論上的依據。

三、收益現值法在海域使用權評估中的應用

收益現值法是資產評估的三大基本方法之一。隨著收益現值法評估理論在國內的日臻完善和相關信息資料的日趨豐富,收益現值法在業界正越來越多地被應用于企業整體價值、大型生產裝置等、無形資產等資產的價值評估中。收益現值法是效用價值論的具體方法之一,其基本原理是:對投資人利用海域使用權在未來一定期間獲得的各年凈收益進行預測,然后計算海域使用權應分成的各年凈收益在評估基準日的現值之和,該現值之和即為對海域使用權的估價。該方法也可用公式進行表達:

式中:P為各年收益的現值之和;

Ri為第i年的凈收益;

K為利潤分成率;

r為折現率;

n為年限。

很顯然,采用這種方法對海域使用權進行評估時,首先必須確定四個因素(即Ri、K、r、n)的數值。

在預測各年的凈收益Ri時,往往可以根據特定主體的會計數據進行計算分析,也可以根據相關行業的會計數據進行計算分析,如果沒有相關、可靠的會計數據,也可以考慮采用投入產出法進行推算,這些方法也是估價師實際工作中經常使用的。當然,采用一定方法預測的各年凈收益,可能是一個不變的定量(即年金),也可能是以一定的規律在變化的(如等比數列、等差數列),甚至各年的收益變化沒有任何規律,這必將影響P值計算的復雜性,但并不能從理論上否定收益現值法的合理性。另外,實際工作中利用這種方法進行估價時還應注意:一是預測各年凈收益時,應是針對單位面積海域使用權進行預測,從而估計單位面積海域使用權的價值,然后計算特定面積海域使用權的總值;二是預測各年凈收益時,應充分考慮投資人的投資規模、經營方式等因素。盡管是同一海域,這些因素不同,收益能力也會有明顯差異;三是應注意不同海域在自然條件如位置、形狀、海水深度、水溫等方面存在的差異,這些因素往往會對開發和利用海洋資源有直接的影響。

在確定利潤分成率K時,可以將海域使用權的取得成本占投入資產總成本的比重作為利潤分成率K,即利用下列公式進行計算:

折現率r應該是投資者所期望的最低收益率,其應包括無風險收益率和風險收益率兩大部分構成。實際工作中,無風險收益率可依國庫券利率而定,注意結合被評估海域使用權的法定使用年限或剩余使用年限而定,遵循利率與期限相匹配的原則,即海域使用權的法定使用年限或剩余使用年限相當長的應盡可能選擇長期國債利率,而對于海域使用權的法定使用年限或剩余使用年限較短的,則應選擇短期國債利率;風險收益率應根據從事海洋資源開發和利用的類似產業或行業的經濟數據進行測算。將某一行業(如海水養殖)的平均收益率超過社會平均收益率的部分作為該行業的風險收益率。

在確定使用年限n時,應根據海域使用權的剩余使用年限或法定使用年限進行確定。根據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海域使用權的用途不同,海域使用權最高使用期限的規定也不同,具體情況是:(1)養殖用海15年;(2)拆船用海20年;(3)旅游、娛樂用海25年;(4)鹽業、礦業用海30年;(5)公益事業用海40年;(6)港口、修造船廠等建設工程用海50年。

顯然,在確定四個因素(即Ri、K、r、n)的數值時,Ri的確定是重點也是難點,Ri的數值也將直接影響估價的結果。實際工作中,需要專業的估價人員充分依賴職業經驗進行合理的判斷,以提高有關數據的準確度。

【參考文獻】

[1] 劉蕊.海洋資源價值評估方法研究[J].沿海企業與科技,2009(1).

[2] 王立彭,張斌.淺析海洋生物資源可持續發展[J].中國水運,2008(3).

[3] 吳姍姍,劉容子.渤海海洋資源價值量核算的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8,18(2).

[4] 張桂華.海洋開采技術的發展及對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J].礦業工程,2006(4).

第2篇:海洋資源的特征范文

由于2006年前后中國海洋統計年鑒公布的指標范圍和內涵不同,所以數據分析從2006年開始。浙江省海洋生產總值從2006年的1856.5億元增長到2010年3883.5億元,經濟總量的逐年增長反映了浙江省海洋經濟的不斷擴大;GOP占全國GOP比例從2006年的8.73%,增長到2010年的9.81%,表明浙江省海洋經濟在全國海洋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且作用越來越顯著;從GOP占全省GDP的比重中可以看出,由2006年的11.8%上升到2010年的14%,對全省的生產總值貢獻越來越突出;在GOP三產比例中,從2006年的7.4∶39.7∶52.9到2010年7.4∶45.4∶47.2,一產保持穩定不變,二產逐步壯大,三產略微下降,但仍高于二產,海洋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方向發展。2004年是浙江省海洋經濟發展歷程上的一個突破點。2003年8月第三次浙江省海洋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建設海洋經濟強省”戰略目標。浙江依托海洋經濟強省、八八戰略、港航強省等海洋經濟發展戰略,推進陸海聯動、港口開發開放、產業結構調整、海洋資源綜合開發、海洋綜合管理和區域海洋創新,浙江海洋經濟在發展方式、規模、質量等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4]。

研究方法

因子分析是多元統計分析中處理降維的一種統計方法,它是將錯綜復雜的變量或樣品綜合為數量較少的幾個因子,再現原始變量和因子之間的相互關系,這幾個因子能有效地代表數據的基本結構,并反映所需信息的主要特征[5]。本研究運用SPSS軟件對選取的經濟指標進行因子分析。具體步驟是:選取所需變量,計算變量的相關系數矩陣,提取因子,進行旋轉,得出因子得分,計算各地區綜合得分并排序,最后利用因子分析結果分析浙江省海洋經濟發展水平,進一步對建設浙江省海洋經濟強省提出相關建議。結合前人研究成果,選取海洋經濟發展21項指標,構成評價指標體系,分別是:X1—海洋生產總值(億元),X2—海洋生產總值占地區GDP比重(%),X3—人均海洋生產總值(元/人),X4—海洋第一產業比重(%),X5—海洋第二產業比重(%),X6—海洋第三產業比重(%),X7—海洋產業增加值占全國GDP比重(%),X8—海洋產業增加值占地區GDP比重(%),X9—沿海地區財政收支比(%),X10—沿海地區城鎮居民年均收入(元),X11—海洋就業人員占地區就業人員比重(%),X12—海洋就業人員占全國海洋就業人員比重(%),X13—沿海地區工業廢水排放總量(萬)t,X14—沿海地區城市工業廢水達標率(%),X15—沿海地區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量(萬)t,X16—沿海地區治理廢水竣工項目數(個),X17—沿海地區治理固體廢棄物竣工項目數(個),X18—確權海域面積(hm2),X19—海域使用金(萬元),X20—沿海地區海洋站(個),X21—海洋執法檢查次數(次)。

結果分析

第一主成分特征值6.549,方差百分比31.184%;第二個特征值5.703,方差百分比為27.157%;第三個特征值3.129,方差百分比14.902%;第四個特征值2.606,方差百分比12.412%;第五個特征值1.179,方差百分比5.616%。5個特征值都大于1,方差累積百分比為91.270%,已經對大多數數據給出了充分的概括,所以提取前3個主成分,如表2所示。第一主成分與8個變量有較大相關,第二主成分與7個變量有較大相關,第三主成分與3個變量有較大相關,第四主成分與2個變量有較大相關,第五主成分與1個變量有較大相關,如表3所示,每個因子與原始變量相關系數沒有明顯差別,需要進行旋轉。

使用主成分法提取因子,使用Quartimax法旋轉,經5次迭代收斂。主成分1與海洋就業人員占全國海洋就業人員比重(%)關系達到0.924,因子關系較大,海洋生產總值(億元)、海洋產業增加值占全國GDP比重(%)、沿海地區治理固體廢棄物竣工項目數(個)關系度大于0.85,反映了海洋經濟對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表現為沿海地區帶來的經濟效益,命名為海洋經濟效益因子。主成分2與海洋生產總值占地區GDP比重(%)和海洋產業增加值占地區GDP比重(%)都達到0.97,海洋就業人員占地區就業人員比重(%)達到0.961,與人均海洋生產總值(元/人)、沿海地區工業廢水排放總量(萬)t關系度密切,反映了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對海洋經濟發展的影響,命名為海洋經濟規模因子。主成分3與海洋第一產業比重(%)關系度達到0.895,沿海地區財政收支比(%)和沿海地區城鎮居民年均收入(元)關系度在0.85左右,海洋第二產業比重(%)關系度較大,反映海洋經濟的產業結構狀況,命名為海洋產業結構因子。主成分4與海域使用金(萬元)關系密切達到0.861,與海洋執法檢查次數(次)達到0.621,與海洋第三產業比重(%)、確權海域面積(hm2)、沿海地區海洋站(個)關系度較大,命名為海洋管理能力因子。主成分5與沿海地區城市工業廢水達標率(%)關系達到0.888,沿海地區工業廢水排放總量(萬)t、沿海地區治理廢水竣工項目數(個)、沿海地區治理固體廢棄物竣工項目數(個)關系密切,命名為海洋生態保護因子。根據各個沿海地區因子得分和公因子權重加權求和,得到沿海地區海洋經濟強省(市、區)發展強弱得分,綜合得分值按降序排列。

浙江省總得分排名第六。可見,浙江省海洋經濟總體水平在全國沿海地區中屬于中間水平,并不具有較強的海洋經濟發展狀況。從海洋經濟效益排名來看,浙江省位于第四位,比總排名提前兩位,說明海洋經濟給浙江省帶來經濟效益樂觀,海洋經濟已成為浙江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新的經濟增長點,對推動全省特別是沿海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6];從海洋經濟規模排名看,浙江省的海洋經濟規模處于第八位,說明浙江省海洋經濟的規模還達不到建設海洋經濟強省所需規模,也還不適應浙江海洋經濟的未來發展;在產業結構排名中,浙江省位于第三位,表明浙江省的海洋產業結構較為科學合理,產業結構向高級化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海洋管理能力排名浙江省位于第九位,說明浙江省海洋經濟管理還存在疏漏,不夠系統完善;在生態保護排名上仍是第九位,趨于劣勢,表現出沿海的廢水污染、垃圾傾倒缺乏治理措施或管理保護力度欠佳,海洋生物生存環境受到威脅,富營養化趨勢仍未緩解,海洋赤潮頻發[7]。

浙江省海洋經濟發展建議

浙江省海洋經濟持續較快的增長態勢,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有較大提高,但從總體上來看,浙江省海洋經濟總量較小,比重較低,海洋資源優勢還沒有很好地轉化為海洋產業優勢,海洋經濟的產業鏈較短,深加工產品不夠,產品附加值不高。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給沿海地區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但由于一定程度的無序開發和局部過度利用,也出現了嚴重的海洋環境問題。陸域污染物入海總量控制難度大,沿海開發活動增多和涉海工程建設對海洋生態環境的影響日益增大。海洋科技人才缺乏,創新能力不足是造成浙江省在海洋管理與海洋經濟發展方面不適應的主要原因之一。當前,浙江海洋經濟發展將迎來難得的發展機遇。根據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建議:

統籌陸海區域協調,科學規劃海洋經濟發展陸海統籌是在陸地與海洋兩個不同的地理單元之間建立一種協調的關系和發展模式,要求更注重區域比較優勢和資源特色,圍繞沿海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建立統一、協調的規劃體系和政策體系。統籌海洋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臨港產業和園區建設布局、近海開發與遠海空間拓展、海洋資源的時序利用以及海洋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

優化產業結構,構建現代海洋產業體系充分開發和利用“漁、港、景、油、涂”等優勢資源,促進海洋產業協調發展,提升浙江省海洋經濟的整體競爭力。優先發展新型環保海洋產業、積極發展生態精品漁業、加快發展濱海旅游休閑業;培育壯大海洋工程裝備業、海水利用業、海洋生物醫藥業和海洋可再生能源等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

完善創新和人才培養機制,實施“科技興海”戰略依靠科技進步,加快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使海洋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首先,構建海洋科技創新研發體系,加強產學研合作。其次,構建海洋科技創新服務體系,推進海洋科技成果產業化。第三,構建海洋科技創新人才體系,提供智力支撐。引導涉海高校整合教育資源,不斷提高浙江省海洋經濟發展水平。

第3篇:海洋資源的特征范文

1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

當前,就國內外學者對海洋經濟的研究來看,國外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海洋產業投資的模式研究上,自90年代以來國外研究海洋和海岸利用的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了海洋產業投資的模式,其中代表性的有SorensenandMaCreary(1990)、Vallenga(1991)、Pi-do(1992)以及Chua(1993)。AdablatroVal-lenga提出了關于海洋資源利用和海洋綜合管理的一系列可持續發展模型。波蘭著名海洋生態學專家斯蒂芬•伊格納爾提出了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六項對策。國內學者則較深入地研究了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理論、方法及應用問題。①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張德賢等人(2000)修正了Vallenga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模型,提出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從是社會發展、海洋經濟、海洋資源、海洋環境和海洋可持續能力五個維度對海洋的可持續進行界定[1];金建君等(2001)根據遼寧海岸帶的特點,建立一個分三層的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2];韓增林等(2003)提出了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指標體系采用多層樹狀的層次結構設置[3];②評價方法與應用:現有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方法主要包括德爾菲法、層次分析法、熵值法、因子分析法、灰色關聯分析法、系統動力學法等。如李夫星(2013)采用了德爾菲法對環渤海沿海地區津冀魯遼四省市的海洋可持續發展能力分別進行了定量評價[4];劉明等(2008)采用層次分析法對11個沿海地區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評價[5];方景清(2009)等綜合運用德爾菲法、層次分析法對天津濱海新區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潛力進行了集成測算[6];黃萍等(2008)采用熵值法對江蘇省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定量評價[7];馮曉波等(2006)、邵桂蘭等(2011)、何顯錦等(2013)分別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8~10],對11個沿海地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山東省的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評價;白福臣(2009)、方欣等(2012)分別運用了灰色關聯分析法,對11個沿海地區、浙江省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評價[11,12];狄乾斌等(2012)基于社會子系統、海洋經濟子系統、海洋資源與環境子系統3個模塊,建立了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系統動力學模型[13]。以上研究側重于全國、區域及沿海地區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評價分析,尚缺乏對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較為系統的評價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因子分析法較難獲取指標樣本容量和指標量化數據;德爾菲法和層次分析法在確定權重時,有較大主觀性,評價結果缺乏客觀性;熵值法對數據的依賴性較強,且對數據序列變化的敏感度較高,可能會導致權重計算結果違背實際判斷。鑒于以上研究現狀,本文將運用德爾菲法、層次分析法、熵值法,通過集成綜合確定指標權重,全面、系統地評價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2渤海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2.1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內涵可持續發展是一種新的發展觀,是以人類社會與自然和諧及發展為目標,以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為途徑,逐步實現一條人口、環境、資源與發展相協調的道路。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理念在海洋領域的具體體現,它是這樣一種發展模式,即:為了滿足當代及后代人對海洋產品的需求,人類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物質裝備手段,選擇適當的海洋開發方式和資源利用模式,在確保生態環境得到正確保護下,科學合理地開發利用海洋資源的過程。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意味著在某時間段內,其中的任意前一時間點上的海洋經濟發展水平都落后于后一發展水平。從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來看,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涉及海洋資源、環境、經濟和社會等諸多因素,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系統。而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是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須主觀條件、內在動力,即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應包含以上主觀因素。因此,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可以定義為:在一定技術條件下,海洋系統內部各要素通過自身的發展和相互間的互動反饋,獲得的支撐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整體能力。

2.2渤海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指標體系構建通過對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內涵的分析,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涉及多個海洋系統,具體包括海洋資源供給、海洋經濟、海洋環境治理與生態保護、海洋科技等子系統,在對其能力評價指標選取時應綜合考慮這些子系統因素。本文根據指標體系構建的科學性、系統性、可操作性、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等原則,參考《2014中國海洋發展報告》《2013年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以及國內外相關文獻[14~21],并根據環渤海地區三省一市海洋發展的實際情況,構建了渤海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具體包括經濟發展(A1)、社會民生(A2)、資源支撐(A3)、環境狀況(A4)、科技創新(A5)5個子系統,以及14個準則層和35個指標層(見表1)。

2.2.1經濟發展系統指環渤海地區利用海洋資源、人力、技術以及資本等經濟發展要素,通過合理的海洋經濟結構和產業配置,轉化為產品和服務的總體能力。本研究從經濟增長、結構優化、發展質量、產業發展四大方面來刻畫海洋經濟發展,經濟增長方面選取了海洋生產總值、海洋生產總值占GDP比重、海洋生產總值增長速度三個指標,結構優化方面選取了三產增加值占海洋生產總值比重、新興產業增加值占海洋生產總值比重兩個指標,發展質量方面選取了海洋勞動生產率、海洋經濟密度兩個指標,產業發展方面選取了主要海洋產業的實物量指標,包括海水產品產量、港口貨物吞吐量、濱海國內旅游人數。海洋經濟規模的擴大、結構的優化、發展質量的提高、海洋產業的發展為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大的推動力。

2.2.2社會民生系統反映海洋對于環渤海地區社會民生改善的貢獻程度,本研究從就業拉動、收入分配、生活質量三方面刻畫。就業拉動方面選取了環渤海地區涉海就業人員,收入分配方面選取了城鄉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城鄉收入比,生活質量方面選取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漁民人均純收入、恩格爾系數。隨著沿海地區對海洋的開發利用程度的增強,就業拉動力得到增強、收入分配得到優化、生活質量得到提高,海洋在改善沿海地區人民生活與社會發展方面起到的貢獻作用越來越顯著,從而保證了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2.3資源支撐系統指環渤海地區海洋資源的數量和質量,其對沿海區域海洋經濟的發展起基礎性支撐作用。本研究從空間資源、生物資源、礦產資源三方面刻畫。空間資源方面選取了人均濕地面積、海水養殖面積、鹽田總面積,生物資源方面選取了海水養殖及捕撈量、海洋生物醫藥業增加值,礦產資源方面選取了海洋油氣產量、海濱砂礦開采量。空間資源、生物資源、礦產資源的持續開發利用為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源支撐作用。

2.2.4環境狀況系統指環渤海地區海洋環境壓力,以及各級政府及社會有關各界擁有的治理海洋環境污染從而使海洋環境恢復到一定目標的能力。本研究從環境壓力、環境治理兩方面刻畫。環境壓力方面選取了近岸海域海水環境質量、風暴潮直接經濟損失、工業廢水直接人海排放量,環境治理方面選取了沿海城市污水處理率、海洋自然保護區面積、污染治理當年竣工項目數。環境狀況的好壞直接影響著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2.2.5科技創新系統指環渤海地區利用科學技術水平提高海洋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海洋環境保護能力等,以此服務于海洋經濟更高效的發展。海洋科技發展水平直接體現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和潛力。本研究從科技投入、科技產出兩方面刻畫。科技投入方面選取了海洋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占海洋生產總值比重、萬名涉海就業人員中海洋科技人員數、海洋科研機構數量,科技產出方面選取了海洋專利授權數、海洋科研機構課題投入成果應用與科技服務合計占科研課題總數比重。海洋科技始終影響著海洋經濟發展的各個歷史進程,并滲透到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系統中的各個要素,從而對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3研究方法

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可持續綜合發展指數(CISD,ComprehensiveIndexofSustainableDevelopmen)t是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系統總體發展水平的集中體現,本文通過構建此指數來定量評價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根據各指標的特征,運用遞階多層次綜合評價法進行計算。

4渤海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的實證分析

4.1指標賦值及無量綱化考慮到數據的可獲性及權威性,本文選取2007—2012年環渤海地區三省一市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指標層數據構建其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指數,數據主要來源于各類統計年鑒與統計公報,如《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海洋統計年鑒》《各省、區、市統計年鑒》《中國漁業統計年鑒》《中國海域使用管理公報》《中國海洋災害公報》《中國海洋環境狀況公報》等。

4.2指標權重確定考慮到渤海海洋經濟系統的多目標性、復雜性等特點,以及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應具有的通用性和穩定性,為建立一個較為穩定的指標權重體系,本文選取專家咨詢法(德爾菲法)、層次分析法(AHP法)、熵值法分別確定指標權重[23~27],結合定性和定量方法綜合確定權重,然后運用簡均法進行綜合集成,權重結果見表3。由表3結果知,經濟發展、社會民生、資源支撐、環境狀態、科技創新5個子系統對于目標層的權重依次為26.1%、13.3%、27.4%、15.1%、18.1%。

4.3測算結果及分析根據公式(1),以及上文確定的指標標準化值及權重,計算得到2007—2012年渤海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綜合指數和各子系統指數值(見表4),參照表1中的可持續發展狀態等級標準,得到渤海海洋經濟整體及各子系統可持續發展等級(見表5)。下文從渤海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整體水平、各子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4.3.1渤海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由測算結果知,2007—2012年,渤海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水平呈上升趨勢(見圖1),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潛力較大。其中,2007—2009年渤海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系統總體效果為不可持續,2010年為弱可持續,2011年為中度可持續,2012年為強可持續。值得注意的是,2008—2009年渤海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指數增速度較緩慢,主要是因為受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海洋經濟發展趨緩。隨著2009年“藍色經濟”概念的提出和四萬億投資計劃的刺激,2010年渤海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指數增速快速回升,2011年之后在世界經濟形勢衰退和國民經濟增速趨緩的影響下,指數增速持續回落。

4.3.2渤海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各子系統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2007—2012年渤海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子系統包括經濟發展子、社會民生、資源支撐、環境狀況、科技創新5個子系統,根據5個子系統的指數值變化趨勢(見圖1),可知:(1)經濟發展子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呈快速上升趨勢,經濟發展子指數值從0.13持續平穩上升至1.35,相應的可持續發展等級由2007年的不可持續發展狀態過渡到2008年的弱可持續,再由2009年的弱可持續過渡到2010年的中度可持續,2011—2012年指數值均超過了強可持續發展等級0.75的臨界值。2007—2012年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逐步向結構優化、質量效益型提高階段發展,從經濟規模看,環渤海地區海洋生產總值由2007年的8787.8億元上升至2012年的17925.1億元,且占環渤海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也不斷上升,由34.3%增長到35.8%;從產業結構來看,環渤海地區海洋服務業呈現較快發展,海洋新興產業保持良好發展勢頭;從發展質量來看,環渤海地區海洋勞動生產率實現穩定增長;從海洋產業發展看,海洋交通運輸業、濱海旅游業快速發展。(2)科技創新子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整體上呈較快上升趨勢(2008年除外),科技創新子指數值先降后升,2008年為波谷點,相應的可持續發展等級由2007—2008年的不可持續發展狀態過渡到2009年的弱可持續發展狀態,再過渡到2010年的中度可持續,2011—2012年指數值均超過了強可持續發展等級0.75的臨界值。海洋科技創新是轉變海洋資源開發方式,促進海洋經濟轉型升級核心要素和重要支撐力量。2007—2012年環渤海地區海洋科研投入與產出均呈增長態勢,且科技產出對其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貢獻大于海洋科技投入,且海洋專利授權數、海洋科研機構課題數呈現快速增長態勢。(3)環境狀態子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呈穩步上升趨勢,環境狀態子指數值從0.08持續平穩上升至0.53,相應的可持續發展等級由也由2007—2009年的不可持續發展狀態過渡到2010—2011年的弱可持續發展狀態,進而再過渡到2012年的中度可持續狀態。2012年,渤海符合第一類海水水質標準的海域面積比例已降低至約47%,第四類和劣于第四類海水水質標準的海域面積與2006年同期相比增加了近3倍,達到1.8萬平方千米,約占渤海總面積的23%。盡管面臨著海水環境質量惡化、風暴潮經濟損失等嚴峻的環境壓力,環渤海地區也在加快對海洋環境的治理與保護,沿海城市污水處理率、海洋自然保護區面積在逐年提高,其中,2007—2012年海洋自然保護區面積年均增速達24%。(4)資源支撐子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呈緩慢上升趨勢,資源支撐子指數值從0.04持續上升至0.48,相應的可持續發展等級也由不可持續發展狀態過渡到弱可持續發展狀態。由表3中的結果知,渤海海洋資源對其海洋經濟可持續能力的貢獻最大,所有子系統中,資源支撐權重最大,為27.4%,雖然資源在海洋經濟發展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其可持續發展水平卻不及經濟發展、科技創新、環境狀況。其中,傳統的空間資源、漁業資源和礦產資源等的開發繼續保持平穩增長,海洋生物資源、油氣資源的開發處于快速增長。渤海海洋資源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偏弱,反映了海洋資源開發利用強度在加大,對海洋經濟的承載力在減弱,這與環渤海地區工業化發展模式、海洋資源無序掠奪性的開發是分不開的。(5)社會民生子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呈緩慢上升趨勢,社會民生子指數值從0.06持續上升至0.32,相應的可持續發展等級也由不可持續發展狀態過渡到弱可持續發展狀態。反映了海洋對沿海地區就業拉動、收入分配、生活質量等社會民生改善方面的貢獻突出。其中,環渤海地區涉海就業人員數量逐年遞增,2012年涉海就業人員數占全國從業人員總數的1.5%;環渤海地區漁民人均純收入水平不斷提高,2012年達到1.3萬元,年均增速為8.1%。

5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經濟發展、科技創新、環境狀態、資源支撐、社會民生五大方面建立了環渤海地區三省一市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指標體系,并運用CISD線性組合模型構建了可持續綜合發展指數,對環渤海地區三省一市的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綜合能力及各子系統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了定量評價。測算結果顯示,2007—2012年環渤海地區三省一市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綜合能力呈上升趨勢;經濟發展子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由不可持續快速上升至強可持續;科技創新子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由不可持續快速波折上升至強可持續;環境狀態子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由不可持續穩步上升至中度可持續;資源支撐子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由不可持續緩慢上升至弱可持續;社會民生子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由不可持續緩慢上升至弱可持續。綜上所述,經濟發展、科技創新子系統可持續發展能力較強,而環境、資源子系統可持續發展偏弱。為促進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應統籌兼顧經濟、社會民生、資源、環境、科技各子系統的可持續性協調發展,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實施提升路徑和政策支持的切入點:

5.1強化海洋科技創新強化海洋科技發展是提升渤海海洋經濟科持續發展的重要路徑。現代海洋經濟的發展是以海洋科學知識的創新和海洋高新技術的發展為依托,海洋環境的復雜性、多變性和高風險性,決定了海洋開發和海洋經濟的發展必須緊緊依靠高新技術的發展。當前渤海海洋經濟已經進入必須依靠科技進步推動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歷史階段,構建海洋科技創新體系、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成為其海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中心環節。環渤海地區應以高新技術改造傳統海洋產業,形成新興海洋產業,提高海洋技術對海洋經濟的貢獻率,不斷整合科技資源,形成多元化的渤海海洋創新投入體系;組織實施一批重大科技攻關和示范項目,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技成果和產品,加快實現海洋技術跨越,全面提升環渤海地區的海洋科技綜合實力和區域創新能力;集聚創新要素,加強海洋科技園區建設;健全高等院校的海洋專業,堅持以人為本,培養和造就一大批海洋科技創新人才。

5.2加強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健全海洋環境監測預報系統當前,由于近年來盲目開發和環境污染,渤海生態系統遭到嚴重破壞,環境負荷已處于過載狀態,海洋生態環境已成為制約渤海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將渤海海洋生態環境的發展模式由損害為主向恢復保護為主轉變,提高海洋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對其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環渤海地區應建立污染防治與管理的法規體系,對渤海的綜合管理、環境保護、污染防治、資源有償使用等做出明確規定,使渤海的開發利用、環境保護和管理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加強海洋環境統一監督管理,使各沿海省市的近岸海域環境監測網、漁業水域生態環境監測網成為環渤海環境監測網的重要組成部分,與陸域環境監測網共同組成從流域到海洋的有效的環境監測體系;完善海洋環境監測預報系統,對海洋災害實時評估監測與災后快速反應,有效地減輕和控制海洋災害。

5.3合理有效地開發利用海洋資源當前,環渤海地區三省一市海洋經濟發展仍然沒有擺脫以資源環境破壞為代價獲取經濟增長的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部分資源過度開發,資源已經成為制約其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將渤海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模式從外延式開發為主向內涵式開發與恢復為主轉變,對其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尤為重要。應制定統一協調的海洋開發政策,建立健全有利于海洋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法律法規;實行開發與保護并重的方針,綜合有效地開發利用海洋資源;提高海洋資源開發的科技含量,不斷發現新資源,利用新技術,形成和發展海洋新產業;海洋資源開發應與海洋環境保護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建設良性循環的資源經濟和海洋生態環境系統。

第4篇:海洋資源的特征范文

大連作為沿海城市,三面環海,擁有長達約2211公里的海岸線和170個大小島嶼,具有我國內陸城市無法比擬的海洋資源優勢。南部地區的棒棰島、老虎灘、付家莊、黑石礁一線海岸,經地殼變遷和海水沖刷,形成了絢麗多姿的海蝕地貌,人文海洋旅游資源豐富。大連市在其海洋資源的開發過程中,以陽光、沙灘、海水為依托,形成了獨特的海濱景觀,開展了多項的海上游玩項目。已開發的海水浴場有60多處,海水浴場海岸線約為111.7公里,占遼寧省70%左右。大連先后被評為浪漫之都、國家級衛生城市、國家級園林城市等榮譽稱號,滿足了游客的精神需求和物質需求。來大連的游客大多數都是為“海”而來,圍繞“海”開展了豐富多彩的旅游活動。因此海洋旅游在大連占據了絕對的市場,海洋旅游已成為大連旅游經濟的支柱性產業。近年來大連游客數量不斷增長,三星、四星、五星級酒店也由5年前的30家發展到現在的100多家。但是,隨著海洋旅游的興盛,大連的海洋旅游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例如海水污染,魚類稀少,環境破壞等。為了使大連海洋旅游可持續健康發展,大連市要對獨特的海洋旅游資源的進行研究,要兼顧經濟和環境因素,塑造大連優美的海洋旅游文化。

二、大連發展海洋旅游的優勢

(一)獨特的海洋資源

大連是全國著名的濱海城市,有發展海洋旅游業的資源優勢。大連三面環海,一面環山,具有豐富的海洋資源。海濱風光是大連旅游資源的主體,海灘、沙景、山、島、礁、路等精巧組合,渾然一體,形成了絢麗多姿的濱海旅游奇景,如溫柔四射的濱海路、美麗迷人的星海廣場、多姿多彩的海之韻廣場等。大連的濱海景區多達100余處,景觀奇特、精品薈萃。大連地處北溫帶,冬季氣候較為寒冷,因此海洋生物的生長周期較長,味道鮮美,大連的海產品不僅在國內具有較高的美譽,在國際市場中也具有很大的認可度。憑借豐富、獨特的海洋資源優勢,大連的海洋旅游得到了較快的發展。

(二)優越的自然條件和區位環境

大連地處歐亞大陸東岸和遼東半島的最南端,東臨黃海,西臨渤海,南與山東半島隔海相望,北依遼闊的東北平原,與日本、韓國、朝鮮和俄羅斯相鄰,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大連屬于暖溫帶季風型大陸性氣候,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四季分明,氣候宜人,年平均氣溫在10攝氏度左右。大連的城市環境和生活環境也十分優越,是中國最適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大連優越的地理位置、溫暖濕潤的自然環境和舒適怡人的氣候,使得許多珍稀動植物都在大連這塊寶地上安家繁衍,因此大連的海洋旅游資源相當豐富。

(三)完善的城市基礎設施

大連市的交通運輸設施完善,各種交通工具齊全,已經形成了海陸空相互協調的運輸體系,是連接東北、華北和華東等地區的交通樞紐。大連的環境設施完備,環境優美、是國家環保模范城市。并且大連是中國電子商務綜合示范城市,用于發展服務外包建設的公共服務設施完備。此外大連在旅游景點建設上,采取多種形式,增加各個景點的基礎設施建設。目前,大連市的交通、郵電通訊、水、電、氣、路等城市基礎公共設施完善,保證了大連市人民群眾和游客的需要。優美的城市環境、完善的旅游基礎設施,使大連成為名副其實的旅游勝地。

(四)較高城市美譽度,客源市場廣闊

近年來,大連市的旅游業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大連的旅游品牌脫穎而出。大連在注重城市品牌建設的同時也積極提升城市的旅游形象,在充分考慮歷史文脈和地方文化特色的基礎上成功塑造了“浪漫之都”旅游形象。大連市通過多種形式、多種渠道積極宣傳大連的旅游業,例如,大連國際服裝節、大連的槐花節、大連國際啤酒節、櫻花節、大連國際沙灘文化節、大連國際海鮮節、北海漁民節等。大連每年都吸引著大量的國內外游客前來旅游一睹大連的風采。大連因此享有極高的城市美譽度,在國際上也是小有名氣的旅游熱點城市。

三、大連發展海洋旅游存在的問題

(一)海洋旅游資源不合理開發,海洋生態環境不斷惡化

近幾年來國家大力鼓勵發展海洋旅游,使得大連不斷開發更多的海洋旅游資源。盲目的開發造成了資源的浪費,過度的索取嚴重破壞了海洋資源的平衡。一些自私破壞的行為在大連屢見不鮮,不僅打破了海洋資源生態系統的平衡,還在一些海域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污染,比如渤海主要經濟魚類由于過度捕撈已瀕臨絕跡。近幾年大連海濱周圍重工業及排放的氣體和和液體都對海洋水資源造成了惡劣的污染。在旅游旺季的時候,大連的許多海洋旅游景點為了吸引游客,不顧景區的承載能力,使得帶來的環境污染遠遠大于收益。旅游人數的增多也產成了大量的生活垃圾,給景區的環保帶來了問題。大連豐富的沿海濕地面積,在最近幾年間急劇減少,大連獨具的珍稀資源受到嚴重破壞和流失。

(二)旅游產品趨于大眾化,沒有特色

近年來隨著諸多沿海城市的不斷發展,大連海洋旅游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大連海洋旅游產品在內容和形式上缺乏鮮明的特色,與其他同類旅游產品的差異性在逐漸縮小。目前大連已開發的海洋旅游產品中,“海上看大連”專項旅游是大連最為知名的旅游品牌,它主要包括“看海景、購海產、品海味、游海水、娛海樂、行海路” ,但這樣的旅游產品還略顯粗糙,其開發更多是停留在形式上和表面上,僅能滿足大眾觀光旅游的需要,卻無法為旅游者提供個性化和充滿文化內涵的旅游產品,與其他同類旅游產品的差異性在逐漸縮小,這不符合未來旅游發展趨勢的要求。

(三)海洋文化內涵不夠豐富,缺乏深度挖掘

依山傍海的地理條件賦予了大連天然的海濱特征和濃厚的海洋文化。從目前開發的程度來看,大連有鮮明的海濱特征,但并沒有將海洋文化充分滲透到各處海濱景觀中。與海相關的景點比比皆是,但規模不大,海洋文化內涵也不夠深厚。人們可以欣賞到海的浩瀚、浪的磅礴、灘的寬廣,山與海交趣生輝的神韻。然而獲得的只是短暫的視覺沖擊感,對海洋文化知識的獲取和思考等教育功能比較薄弱。大連的地區文化開放性與接納度十分顯著,同時大連有著豐富的海洋文化資源與海洋文化底蘊可是大連的地區文化缺乏本土精神與創新意識。

(四)旅游淡旺季市場差別明顯

大連海洋旅游存在著淡旺季問題。旺季主要集中在5到10月,此時海洋氣候涼爽,景色宜人。淡季主要由于氣候寒冷、冬季旅游項目、旅游活動缺乏等原因,游客數量與旺季出現較大的反差。由于特殊的地理區位,大連盡管與東北其他城市相比,大連的海洋性氣候更為明顯,天氣溫和,但海風強勁,冬季較為漫長,因此大連海洋旅游的淡季比較為單調,發展較為遲緩。

五、對策

(一)生態優先,開發與保護并重

大連發展海洋旅游的同事要重視可持續發展,提高海洋文化資源的有效配置,努力將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達到和諧統一。與此同時,利用宣傳教育與媒體效應來加強公民的環保意識,倡導合理開發海洋文化資源,從而推動海洋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大連市要想使海洋旅游能達到可持續的發展,就要開展自然旅游、綠色旅游和生態旅游。不能為了暫時的利益就破壞海洋及周邊的生態環境。開展對生態系統的監控,加強中帶漁場的保護,制定嚴格的監管制度,建立和完善目標管理責任制,嚴格控制景區內的游客數量,采取多種手段和必要的修復措施,逐步恢復已受損或者遭嚴重破壞的渤海海域以及大連灣等南海海域的海洋生態環境。

(二)開發特色海洋旅游產品

必須加大特色產品的開發力度,以新、奇、特來吸引游客,滿足現代旅游者追求新鮮和刺激的需求。應充分挖掘大連海洋的文化內涵,設計開發具有特色化,富有文化意蘊的海洋旅游產品,推出能體現大連特色的一系列精品海洋旅游項目,不僅要能夠滿足內陸游客對海洋旅游產品的觀光需要,還要能夠在與國內其他濱海城市旅游產品的對比中顯現出大連的特色和優勢,提高旅游產品的層次,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創造可供游客親身參與的場所和道具,使游客可以親身感受大連漁民曾經有過的生活和場景。憑借豐富的海洋旅游資源,大連可以開發觀賞捕魚、駕駛漁船、休閑垂釣、品嘗海鮮、參加捕魚活動、學習養殖技術等豐富多彩而又頗具特色的海洋漁業旅游產品。

(三)豐富旅游產品文化內涵與科技含量,加快產品創新步伐

大力發展海洋高科技產業,打造強勢海洋產業。隨著大連海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可開展海洋高科技產業專線旅游,相信這必將成為大連海洋旅游的又一亮點。大連海洋旅游必須進一步豐富海洋文化內涵,提高文化品味,使人們在參與的過程中深刻體驗海洋文化,增加海洋服務設施、游樂設施的科技含量,給游客以全新的體驗。可考慮在極地海洋動物館或圣亞海洋世界增設海洋科技館、海洋歷史館、船只模型展示廳向游客提供豐富多彩的海洋科普知識。設置更多游客可參與互動環節,并以特色海洋旅游紀念品為獎品。深入挖掘特色,創新海洋理念,創造鮮活的海洋文化氛圍。在海洋旅游開發中,除了注重傳統的海濱觀光,還應結合海洋漁業文化、歷史文化、民俗文化資源,不斷開發新產品,以豐富海洋旅游產品的層次和內容。

第5篇:海洋資源的特征范文

(廣東海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廣東湛江524088)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5.03.020

摘要:協調海洋開發與保護,維持海洋生態平衡,實現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迫切需要用生態系統方法對海洋活動進行綜合管理。本文從海洋生態補償機制的概念入手,運用生態系統方法構建了生態補償機制的運行框架,并審視了我國在海洋生態補償機制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提出了完善我國海洋生態補償機制的具體措施,為解決海洋生態補償問題提供了理論指導。

關鍵詞 :海洋生態;生態補償;生態系統

生態補償是經濟發展中實現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經濟手段和制度安排。關于海洋生態補償的研究,國內外眾多學者從生態行政學、外部性理論、海域承載力等角度探討了海洋生態補償的必要性;從海洋生態補償原則、主客體、方式、標準、法律、資金來源等層面探討了海洋生態補償機制的構建;從海洋生態補償的實例研究方面,探究了海洋漁業資源、局部海域、海洋自然保護區、填海造陸項目等海洋生態補償機制和模式。[1]總體而言,我國海洋生態補償機制尚不健全。原因在于基于海洋生態資源的流動性、連通性、整體性等特點,導致海洋生態價值和補償標準難以評估和確定;根本原因在于,由于海洋生態資源的外部性特征,人們對海洋生態價值認識不夠,加上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行為,成為制約我國海洋生態補償機制難以運行的瓶頸因素。

1概念

海洋生態補償機制是以保護海洋生態環境、促進人類與海洋等自然環境和諧發展為目的,根據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運用行政和市場手段,調整與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相關的各方利益關系的環境經濟政策。[2]

作為生態補償的一個具體類別,海洋生態補償的目的是實現人海和諧、促進經濟與海洋的可持續發展;是人們在海洋開發、利用、保護、改善過程中為了維護海洋生態平衡,對海洋生態保護作出貢獻者和因海洋保護利用而利益受到損害者給予資金、技術和實物上補償的環境政策。為了調整海洋開發與海洋生態保護的關系,促進海洋資源的集約利用,迫切需要建立海洋生態補償機制,調整和平衡海洋生態受益者、保護者、破壞者、建設者之間的利益關系,促進海洋可持續發展。

2基于生態系統方法的生態補償機制框架

生態系統方法是一種以科學為基礎保護和管理自然資源的全面方式,是一個按照生態學原理和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對生態系統進行思考和制定行動計劃的框架,是對包括國際生物多樣性、濕地、海洋、水域等保護在內的國際環境保護最具有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的方法。在海洋管理領域,美國海洋和大氣管理局認為,生態系統方法為海洋和海岸帶管理提供了一個綜合框架,如圖1所示。與傳統的基于單個物種或者單一問題的分散管理不同,運用生態系統方法的海洋管理綜合考慮了生態、環境、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因素,特別是影響海洋資源利用的人類因素。而我國目前還沒有采用生態系統方法來進行海洋管理,使得政府在進行海洋決策時不能充分考慮海洋資源開發利用活動對海洋生態的實際和潛在影響,因此,在海洋綜合管理中運用生態系統方法對海洋活動進行生態補償,對于維持海洋生態平衡是非常有必要的。

200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為生態系統方法制訂了12條基本原則,IUCN生態系統管理委員會根據優先級對這些原則進行了劃分,結合生態補償的實踐,生態補償機制的運行大體可分為以下五個步驟:

(1)通過實地或書面調研,結合當地經濟發展狀況、風俗習慣等了解當地海洋資源開發利用現狀及存在問題,為生態補償提供數據支持。

(2)進行海洋生態服務功能變化調查,評估海洋生態資源價值的變化量,確定生態補償范圍。綜合運用經濟學、管理學、生態學方法,建立經濟模型,對比歷史數據,確定生態服務功能變化的程度,進而運用環境影響價值評價方法,對海洋生態資源價值的變化進行量化,以確定生態補償的范圍和程度。

(3)進行利益相關者分析,確定生態補償的主體和客體。海洋生態補償的利益相關者包括受特定海洋活動影響的政府、企業、個人和社會組織。補償主體包括破壞生態系統服務的群體和分享因他人的貢獻而增加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群體;補償客體包括原本享有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受到損害的群體以及對恢復和改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有貢獻的群體。

(4)確定補償方式和補償模式。補償方式包括資金、政策、實物補償;補償模式包括政府單方面主導生態補償的實踐,通過政府轉移支付或政策支持等對海洋生態建設的保護者和貢獻者給予補償并對海洋生態的破壞者收取一定的費用;市場模式是依托市場法則來規范海洋開發利用行為,將生態服務功能或環境保護效益打包推入市場,實現海洋生態資源的價值補償;政府和市場聯合調控。

(5)確定具體的生態補償實施計劃,并對計劃實施過程進行適時監測和對實施結果進行評估,以便確定生態補償的效果是否滿足利益相關者的期望,并達到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推動經濟、社會、生態的協調發展的目的。

3我國海洋生態補償機制存在的問題

3.1生態補償模式

我國的生態補償主要是通過政府收取生態效益補償費或者生態稅的方式來建立生態補償基金,缺乏市場化的補償模式。由于海洋生態資源環境屬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因此導致的環境破壞和資源過度開發現象普遍存在,海洋生態利用上的負外部性已大大超過政府能獨立調控的范圍。

3.2生態補償標準確定

我國的生態補償標準主要通過生態效益的價值計量或核算確定,缺少利益相關者雙方的討價還價。事實上,由于生態補償標準涉及到當地經濟發展水平、文化背景和人們的意識的方面,單純采用理論方法計算的生態補償標準往往難以被接受。

3.3生態補償資金

不同于國外通過財政援助、開征生態稅收、綠色環保稅收等方式,中國沒有專門的海洋生態稅,現行的資源稅費并沒有將海洋資源納入保護性開發和利用資源的征收范圍,投融資渠道狹窄。

3.4生態補償法律

我國目前關于海洋生態補償的實體規定比較分散,存在適用空間有限、內部沖突難以協調、可實施性不強等問題,沒有形成系統的海洋生態補償法律制度。例如《環境保護法》沒有涉及生態補償問題;《海洋環境保護法》作為海洋環境保護的基本法律,雖然對生態補償有所規定,但缺乏必要的實施細則。部分沿海省份雖有專門立法,但適用范圍有限、效力較低、缺乏上位法的指導和約束,不同區域立法之間還存在沖突。

3.5海洋監管體制存在問題

海洋綜合管理政出多頭,缺乏統一規劃指導,造成管理上的混亂,部門之間相互推諉,中央的縱向補償以及區域間的橫向補償難以開展,嚴重影響了我國海洋生態補償機制的建立。

4完善我國海洋生態補償機制的展望

4.1拓寬財政投資融資渠道

建立以政府投入為主、全社會支持生態環境建設的投資融資體制。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投融資體制,既要堅持政府主導,努力增加公共財政對生態補償的投入,又要積極引導社會各方參與,[3]拓寬生態補償市場化、社會化運作的路子,積極探索資源使用權、排污權交易等市場化的補償模式,提高治污效率逐步建立政府引導、市場推進、社會參與的生態補償和生態建設投融資機制,積極引導國內外資金投向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

第一、通過征收海洋資源稅的形式來籌集海洋生態補償資金;第二、設立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的專項基金和發行國債,將“海洋資源利用補償費”的專項資金納入國家或者地方政府的財政預算,用于保障海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第三,依靠財政轉移支付政策,從制度上制定與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相關的生態補償支出項目,用于保護和利用海洋資源;第四、對于有利于海洋生態環境保護行為推廣優惠信貸,既能刺激借貸人有效使用貸款,也可以提高貸款資金的生態效率。[4]

4.2建立海洋生態價值評價體系

建立海洋生態補償機制的關鍵問題就是建立科學的海洋生態價值評價體系,為確定海洋生態補償標準和方式提供科學依據。具體而言,應該加強海洋生態資源價值的數量化技術研究,建立專門性的評估機制和評估機構,為生態補償提供數量化的技術保障。[5]其中,評估機構的設立條件、程序、監管和評估人員的資質、監管以及機構與人員的法律責任,可以通過《海洋生態價值評估辦法》予以制度化。其次,建立海洋生態資源存量的調查和統計制度,充分掌握區域海洋生態資源存量的歷史變遷和現狀變化,確定海洋生態資源存量的合理值,為生態補償的實施提供數據支持。

4.3完善海洋生態法律機制

完善海洋生態補償法律制度,構建多層次的海洋生態補償法律體系,能夠為海洋生態補償制度的運行實施提供合法性依據和法律保障。首先,完善海洋生態補償的實體法。對海洋生態補償不同層面的立法進行有效整合與梳理,制定立法層次更高的《海洋生態補償法》,并在環保基本法中明確海洋生態補償制度,使國家海洋生態補償機制法制化和規范化。通過《海洋生態補償法》規定海洋生態補償的概念、原則、主客體、范圍、方式和標準等,使海洋生態補償制度上升為環境保護法的基本范疇,以滿足生態補償實踐的需要。其次,完善海洋生態補償的程序法。海洋生態補償制度的實施必須滿足行政程序和救濟程序。行政程序包括生態環境保護項目實施公告、登記、核算補償金、公告補償方案和聽證、支付和爭議處理;救濟程序包括行政訴訟和行政復議。對于行政補償金額所產生的行政糾紛應一律遵循“司法終局”的原則,積極保障行政相對人的行政訴訟權益。程序正義是保證實體正義、實現法治的必要手段,程序公正具有獨立的價值。通過實現生態補償程序手段和行政救濟途徑的規定,推動生態補償的規范化、制度化建設,有利于實現生態補償的公正和合理。

4.4完善海洋監管體制

首先,明確海洋行政管理各部門的權力和職責范圍,杜絕政出多頭造成的混亂。其次,出臺具體規定明確生態補償資金的使用辦法、監督辦法,保證專款專用,使得海洋生態補償資金能夠合理、有效使用。沿海各省可以設立海洋生態補償專項基金,由各級海洋行政管理部門統一管理支付,同時建立明確的處罰機制,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使用、誰補償”的原則,對海洋資源的占用應繳納補償費。再次,完善行政管理、海洋監測、行政執法及保護區管理等海洋生態監控綜合機制,定期開展近海生態健康和生物多樣性狀況的定期調查評價,同時建立生態保護監督網絡和舉報機制,形成點面結合、專業執法的海洋生態保護和監督機制。[6]

事實上,我國的海洋生態補償制度研究才剛剛起步,遠落后于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要求。當務之急,我們需要研究確立在國際和國家水平上海洋生態補償的理論框架,制定在地方水平上開展海洋生態補償的實踐,通過借鑒國內外先進理論和實踐經驗,完善我國的海洋生態補償機制和政策,為我國的海洋開發和環境保護提供政策支持。為此,我們必須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以統籌區域發展為主線,以體制創新、政策創新、管理創新為動力,因地制宜選擇生態補償模式,不斷完善政府對生態補償的調控手段,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動員全社會積極參與,逐步建立公平公正、積極有效的生態補償機制,努力實現生態補償的法制化和規范化,恢復海洋生態平衡、促進海洋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傅秀梅,宋彥龍,戴桂林,等.中國海洋生態資源環境問題與海洋生態補償對策分析[J].海洋湖沼通報,2013(2):146-154

[2]汪思龍,趙士洞.生態系統途徑——生態系統管理的一種新理念[J].應用生態學報,2004(15):2364-2368

[3]蔣飛.海洋生態文明視野下生態補償機制初探[J].改革與開放,2012(11):55-56

[4]王淼,段志霞.關于建立海洋生態補償機制的探討[J].中國漁業經濟,2008(3):12-15

[5]廖一波,壽鹿,曾江寧,等.我國海洋生態補償的研究現狀和展望[J].海洋開發與管理,2011(3):47-51

第6篇:海洋資源的特征范文

2012年8月,廣東省委省政府出臺了《關于充分發揮海洋資源優勢努力建設海洋經濟強省的決定》以及《廣東省發展臨海工業實施方案》、《廣東省發展海洋新興產業及海洋科技實施方案》、《廣東省發展濱海旅游業實施方案》、《廣東省集中集約用海實施方案》、《廣東省海洋生態保護實施方案》等五個實施方案(征求意見稿),按照構建“三區、三圈、三帶”海洋綜合開發新格局的要求,規劃了177個重點建設項目,總投資近1萬億元,爭取到2015年廣東海洋生產總值達到1.5萬億元,2020年達到2.5萬億元,全面實現海洋經濟強省戰略目標。

大規模海洋建設項目的規劃以及海洋經濟建設的全面啟動,對廣東社會經濟發展意義深遠。從短期看,當前廣東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五個《實施方案》提出的177個重點建設項目總投資超過1萬億元,無疑突出了重大建設項目對廣東“穩增長”的帶動作用,對確保廣東經濟穩定增長、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并且,從資金投入結構看,重大建設項目主要以企業投資和社會資金為主,財政性資金將主要用于公益性基礎建設和引導社會資金投入,這顯然也反映廣東市場經濟發展相對比較成熟的特征。

從長期看,近些年廣東勞動力和資源成本大幅提升,環境和土地承載能力越來越小,產業轉型升級任務繁重,經濟發展必須尋找新的出路和增長極。廣東海洋資源豐富,向海洋要資源、要環境、要效益無疑是廣東經濟社會長遠發展的必然選擇。資料顯示,廣東海岸線長4114公里,占全國大陸海岸線總長1.8萬公里的22.9%,位列沿海各省區第一;海域面積41.93萬平方公里,是陸域面積的 2.3倍;灘涂、淺海可養殖面積8360平方公里,約占全國的39.7%,居全國首位;海島1431個,數量居全國第三位;海灣510個,適宜建港口的200多個;探明濱海砂礦4.7億立方米、近岸海域石油資源97億噸。毫無疑問,廣東發展海洋經濟的資源稟賦和區位條件十分優越。

改變粗放發展方式是關鍵

從國家戰略看,我國已提出建設海洋強國的目標,國家“十二五”規劃對推進海洋經濟發展作出了專門部署,國務院明確將廣東、山東、浙江三省列為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試點地區。其中,山東為首的環渤海面向東北亞,浙江面向東海,廣東面向南海。三省率先布局藍色經濟,顯然承擔著帶動全國海洋經濟上新臺階的重任。而廣東海洋經濟的發展,可以為整個南中國海的穩定提供后方支持。

然而,不能回避的是,盡管廣東是海洋大省,但海洋經濟發展的質量、結構、科技水平、生態環境保護、機制體制、綜合管理等方面仍不令人滿意,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海洋強省。就是與國內浙江、山東等地區相比,廣東海洋先進裝備制造、海洋生物醫藥、海水綜合利用、海洋清潔能源、港航物流服務和海洋勘探開發服務等新興產業發展仍有差距,海洋經濟存在明顯的短板。總的看,當前廣東海洋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發展方式比較粗放,第三產業發展薄弱,產業結構單一,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有待發展,海洋產業結構有待優化,海洋科技創新能力和整體競爭力有待提升。此外,海洋產業的關聯度也太低,規劃布局特色不突出,地區間錯位發展不足,粵東、粵西地區海洋資源優勢尚未得到很好發揮,海洋資源開發利用水平偏低,海洋調查勘探和開發、海洋生態保護和環境污染防治力度不足,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任務艱巨等問題也比較突出。

八個建議

廣東海洋經濟要實現大發展,重要的是要有改革創新的精神和科學發展的態度,堅持開發與保護并重,堅持特色發展,努力形成各具特色、錯位發展的海洋經濟新格局,筆者以為應從以下八個方面使力:

一是要著力扶持海洋新興產業發展。目前廣東海洋新興產業的發展程度遠遠不如山東、浙江等沿海省份,原因主要還是重視不夠,缺乏產業發展的總體規劃和政策傾斜,缺乏專業人才和專業技術。因此,必須解決人才與高新技術短缺的問題,建立海洋高新技術研發和轉化基地。根據《廣東省發展海洋新興產業及海洋科技實施方案》,“十二五”期間,廣東省將累計投資約370億元用于海洋新興產業與海洋科技發展重點工程建設,這對廣東海洋經濟的轉型升級將具有重要意義,希望能真正落實好。

二是要注意適度發展,防止海洋開發一窩蜂上馬。要以船舶工業當前的困境作為前車之鑒,防止海洋開發一窩蜂上馬,無序開發。從2005年開始,隨著大量投資涌入船舶制造業,低端散裝貨船產能急劇膨脹,大型油輪也在國油國運的政策刺激下大量生產,最終導致市場供求嚴重失衡,今年上半年,規模以上的船舶制造企業出現了大規模的虧損,虧損金額同比增加了60%以上。此外,廣東海洋經濟結構調整需要加快海洋第二、第三產業發展,但在做大海洋第二產業過程中,要注意大干快上可能會給海洋生態環境帶來嚴峻考驗,給海洋經濟發展埋下隱憂的問題。

三是產業布局要充分考慮海洋生態環境的保護。當前,在人口密集、資源環境承載力弱的珠三角地區仍存在大量化工項目,造成公眾環境需求與環境形勢矛盾比較突出。政府在開發海洋經濟資源的同時,一定要注意區域環境的承載力,努力促進海洋經濟合理布局,加強海洋生態環境保護,這樣才能保證海洋經濟得到可持續的發展。

四是要堅持海陸聯動。海陸聯動包括空間布局的聯動,產業的聯動,生態環保的聯動,可以把海洋經濟和內陸經濟打通,形成臨海主體發展區和內陸聯動區之間的同步協調和對接融合,實現一體化發展理念,將有效促進區域協調。

五是要發揮好廣東天然的海洋資源優勢。與山東、浙江等省份相比較,廣東省灣區特征最為明顯,沿海有大汕頭灣區、大紅海灣區、環大亞灣灣區、環珠江口灣區、大廣海灣區、大海陵灣區等六大灣區,打“灣區”牌有利于打破行政區劃的壁壘,促進資源優化和統籌,形成產業聚集。“灣區”概念有利于整合岸線資源,并對其中的各個部分進行獨特的發展定位。如“環珠江口灣區”整合了廣州、深圳、東莞、中山、珠海五個市的相關岸線資源,大力發展港口物流業、現代航運服務業、海洋裝備制造業、臨港工業,建成國際航運中心和全國最重要的海洋產業集聚區。

廣東海洋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面向南海,南海開發的最大特征就是深海開發。為此,必須發展在3000米以上深海開發的高科技產業,并帶動形成一系列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海水淡化、生物醫藥、裝備制造等。通過深海開發,集聚國內外海洋科技方面的高端研究的資源,使廣東成為海洋科技創新、海洋科技成果轉化示范區。

六要大力提升海洋科技和教育的支撐能力。科技實力和新興產業發展非一日之功,必須緊密結合海洋經濟發展的需要,將科技和教育作為海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加強海洋科技創新平臺建設,加強海洋科技的重點攻關,大力發展海洋教育事業,打造一支與產業發展相協調的海洋人才隊伍。

第7篇:海洋資源的特征范文

我們在調研的同時,一方面通過查閱國內外前沿文獻等方法對南澳島的海洋資源利用提出改進的建議和方法,以提高當地漁民的生態保育意識,減少對海洋生態環境極大的破壞。另一方面我們會通過咨詢專家,采納他們有建設性的建議,在漁民中廣泛開展宣傳工作,盡可能地減少漁民違法、違規的捕撈方式,讓保護好海洋資源的知識普及到每個漁民家庭。

2.南澳海洋捕撈概況[1]

出海的成本比往年高出許多,但由于近幾年海洋生物逐漸地減少。原本每天出海,滿載而歸的熱鬧景象已成為南澳漁民的回憶。再加上近幾年”單拖作業”盛行,加上炸、電、潛捕等違法、違規的捕撈方法,加劇了海洋資源的枯竭,減少了當地的生物多樣性。捕撈業急劇蕭條,漁民的生計已受到嚴重的威脅,導致很多漁民不得不改行換業。

其中主島南澳島面積106.14平方公里,南澳作為廣東省唯一的海島縣。海岸線76.77公里,人口7.2萬,目前仍以海洋漁業為主要產業。該縣擁有海域4,600平方公里,海洋捕撈業發達,為全國水產百強縣[1]漁業向來就是南澳人民的生計之業,全島大概有一萬人口以漁業為業。千百年來當地人民已養成了靠海吃海的討海”模式。

3.調研采訪過程

年7月19日我們于南澳縣后宅鎮后江渡口采訪了漁民。漁民給我們介紹了南澳捕撈的相關情況。整理歸納如下:

3.1捕撈概況

南澳漁民以捕撈魷魚為主,也有捕撈石斑魚和龍蝦。該漁民采用的捕魚工具為海山制造,漁船噸位在37-38噸之間,漁船編號由漁政局統一編號,到派出所辦證。捕撈工具主要有魚鉤釣和單層網。冬天撒網捕各種魚夏天用鉤捕魷魚。政府禁止采用炸、電、潛捕等違法、違規的捕撈方法,同時,禁漁期禁止使用三層網,防止魚苗等被捕。

3.2捕撈工具

調魷魚的魚鉤最早采用日本產的,后來采用臺灣產的,現在主要從內陸購買。由于魚鉤有熒光,利用魷魚的趨光性,無需魚餌既可捕撈魷魚,并可多次使用,有很大的經濟有效。熒光在白天也能發揮效果,故白天也能吊到魷魚。由于魚類對反差較大的物體比較敏感,因此,在一些漁具的設計中,往往采用與海水顏色較接近的網線。如拖網一般使用綠色網線,刺網以及釣具用線一般都使用透明色。在釣具作業中,通常使用擬餌可以明顯提高捕獲效果。另外,利用海洋生物的生,利用其游泳的特征、集游等行為特征,布置拖網、圍網、地釣具、耙刺等捕撈工具。

3.3收成情況

每次都不一定相同,少則幾十公斤,多則上百公斤不等。而從農歷一月份到現在七月份,半年左右的時間,每人平均能賺一兩萬,少的也有七八千,而一條船常雇五六人。今年捕的魷魚比前幾年好,魚類的品種基本維持不變。五月到八月份是打撈最好的時段,而七月份最佳,銷售情況:主要返鄉賣給魚販或運到內陸賣給魚販,轉運至內陸的魚販要加收5%的稅。

3.4船只的動力情況

船只以柴油作為動力能源,耗油情況主要取決于船只大小。360匹馬力的船只7天約用1千多升油。現在政府會補貼油差價,補貼數目依據船只的馬力而定,而補貼金主要分給船長及長工,臨時工則沒有。

3.5船上生活

出海前,要備用食物,食物包括蔬菜,豬肉,水果,米、以及飲用水等生活使用品。分配人員負責炊事工作。而船上的垃圾直接扔進海中,因為沒有接到相關管理局的禁止通知。在捕撈方面,一般拋下魚鉤后,一般兩小時后起鉤,偶爾拋下魚鉤后如果沒有收獲則換地方

3.6海洋生態情況

隨著我國海洋捕撈業漁獲量的增長,捕撈能力也顯著膨脹,漁船捕撈能力過剩以及有效管理的缺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我國沿岸及近海主要魚類種群枯竭。傳統經濟魚類在中國海洋生態系統營養結構中處于關鍵的位置,關鍵物種數量銳減必然會影響到整個海洋生態系統中其他種類的組織結構。據漁民所了解,在近些年來,不可否認一些非法的捕撈行為影響了海洋資源的平衡,但魚類的品種基本維持不變,具有相對穩定性。此外,最近海洋很少發生赤潮現象。

4.當地捕撈業存在的問題

經采訪總結,我們歸納出漁業捕撈現狀存在以下問題:

4.1勞動者受教育程度不高,總體素質依然較低。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雖然九年制義務教育進一步普及,成人教育廣泛開展都有效地提高了人口的文化素質,但從事漁業捕撈的人員總體受教育水平依然較低,特別是高學歷人員更少從事漁業捕撈生產,捕撈人員受教育程度多半是高中以下。

4.2年齡日趨老化,傳統漁民后繼無人。

從年齡結構分布來看,捕撈勞動力整體年齡偏大,而傳統漁民的年齡更偏大。呈現出年齡結構老化、傳統漁民后繼無人的狀況。導致這種情況存在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漁業生產大部分船只經濟效益低、社會效益不高,勞動力價值較低,生產作業環境不如陸地,外來年輕人員不愿意從事捕撈業生產。再加上傳統漁民子女不愿意從事如此高投入、高風險、生產環境差的捕撈業生產,傳統漁民生產人員越來越少。

4.3外來人員所占比重高,部分人員無證上崗生產,缺乏安全生產意識。

非傳統漁民即外來人員從事捕撈行業的人數占較高比例。據了解,非傳統漁民無證人員約占30%左右,這些人員沒有足夠的安全生產意識,沒有完全掌握安全生產技術,更不用說規避相應的崗位操作風險,往往發生事故的就是這些非傳統漁民。

4.4傳統漁民參股多,雇工人員參股少。

從調查數據來看,傳統漁民參股人數占捕撈傳統漁民人數的近一半,而非傳統漁民參股人數占捕撈非傳統漁民人數的比例小。傳統漁民中未參股人員享受不到國家漁業柴油補助政策的好處,再加上受到外來人員的沖擊,未參股的傳統漁民工資待遇也受到影響,這些使漁業生產管理更加困難。

4.5漁民社會化保障體系有待建立。

據了解,南澳統一的漁民養老保險制度尚未建立。所有傳統漁民退休人員無退休金。只能依靠先前的積蓄或者轉移行業維生。

4.5海洋生態保護意識不強。

漁民由于受教育程度上的限制,生態保護意識弱。捕撈過程中,若沒有相關部門的明文規定,漁民往往會因一時的方便,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做出對海洋生態不利的行為,甚至,會因一時的沖動,只著眼于眼前利益,過度捕撈,或捕撈國家保護的海洋生物。

5.建議

查閱相關資料,我們整理出對這些問題的有效應對策和建議

5.1加大崗前培訓,提高實際操作技術[2]。

要加大培訓力度,將崗前培訓列入漁民下海的必要前提,以政策法規進行硬性規定。崗前培訓內容要實用,既要有實用技術、勞動技能,又要有政策法規等內容。可通過集中培訓、定向培訓、委托代培、上門培訓等方式開展形式多樣的培訓。在培訓經費上各級政府可根據實際培訓的次數進行補貼。同時要規范漁業用工制度,漁政部門要加強漁業安全管理,開展無證上崗船員的查處。切實提高漁民的生產技能,降低生產成本,減少事故發生,保護弱勢群體的生命財產安全,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此外,加強海洋生態保護意識。

5.2建立漁民社會化保障體系[3]。

建議政府將漁民的社保問題納入重要的議程,作為為民辦實事來抓。建議對進入漁業生產的人員采取與企業的方式一樣,為船上漁民按月繳納社保,并且可以跨省流轉,政府再相應補助一些。其次村級公司也為所屬傳統漁民補助一些,這樣才能有效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讓漁民老有所養,切實解決漁民后顧之憂。

5.3深化漁區村級集體改革[4]。

漁村集體經濟發展使漁民得到了實惠,傳統漁民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員越來越少,村級集體資產后繼無人,現有漁民有要求進行集體資產股份化改革的想法,有關部門思想上未解放,怕做的不夠好,造成社會不安定因素。建議政府引起重視,加強宣傳,解放思想,成立領導小組,制定政策,集中人員和精力,做好股份制改革工作,使漁民放心,社會穩定。

第8篇:海洋資源的特征范文

恢復與發展階段(1949―1965)

浙江先后成立鹽務管理局和水產局,對海洋漁業和鹽業制定了“先恢復,后發展”的指導原則。通過創新和實踐“硬腳制”、生產互助組等多種合作體制,推行漁船動力化和機帆船作業,拓展作業漁場等手段,使得浙江海洋漁業在全國確立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漁業總產量占全國的1/4,上調國家的商品魚占全國總量的50%以上,均居全國首位。

曲折前行階段(1966―1977)

“”期間,海洋漁業資源遭受較大破壞。浙江傳統的有利于水產資源繁殖保護的流、釣作業被廢棄,高強度機帆船捕撈使捕撈能力超過了資源再生能力,水產品全額收購制度制約了漁區經濟的發展。然而,這一期間浙江省成立了嵊山漁場指揮部,加強漁業生產中供、銷、補給等環節的協調,解決漁事糾紛;進一步完成了東海漁業資源調查和漁區劃分,為之后海洋漁業的科學管理和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探索與創新階段(1978―1992)

浙江海洋經濟的體制探索和發展創新加速推進,海洋漁業率先在以“單船核算”、股份合作制為特征的生產經營體制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海洋鹽業實施了以灘組為單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食鹽專營管理體制創新;海運業打破“三統”模式,逐步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存的新格局。此外,海洋漁業、海洋鹽業和海運業三大傳統海洋產業持續增長,海洋經濟逐步拓展到石化、電力、船舶、海洋醫藥等臨港工業和以海洋旅游為代表的海洋第三產業等領域,浙江現代海洋經濟的產業結構體系逐步建立。

藍色崛起階段(1993―2002)

浙江雖然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有了“大念山海經”的設想,但直到1993年“海洋經濟大省”建設目標的提出,才真正意義上確立了海洋開發戰略。特別是隨著《浙江省海洋開發規劃綱要(1993―2010年)》的實施,海洋經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這一時期,浙江以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東海油氣田開發、海洋漁業結構調整為契機,立足海洋資源優勢,實現了臨港工業和海洋新興產業的快速崛起。浙江港航向專業化、集群化、規模化方向發展,10年間海上運力平均增長約15%;臨港石化、海洋與船舶工程、海洋生物制藥等產業逐步走在了全國的前列;海洋漁業穩步發展,遠洋捕撈位列全國首位,海水養殖在“246”工程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基地”;海洋旅游業異軍突起,成為全省國民經濟中增長最快的產業之一。

優化與升級階段(2003―2009)

這一時期以2003年8月第三次浙江省海洋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建設海洋經濟強省”戰略目標為重要時間節點。浙江依托海洋經濟強省、八八戰略、港航強省等海洋經濟發展戰略,推進陸海聯動、港口開發開放、產業結構調整、海洋資源綜合開發、海洋綜合管理和區域海洋創新,浙江海洋經濟在發展方式、規模、質量等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海洋產業發展上,浙江在全國率先實施漁民轉產轉業戰略,堅持壓縮近海捕撈、發展遠洋捕撈、主攻海水養殖的方針,大力調整海洋漁業結構,浙江省海水捕養產量比從2003年的76∶24調整為2008年的74∶26;臨港石化工業、船舶修造業、臨港能源工業和港口海運業等海洋優勢產業在快速增長的同時逐步實現戰略轉型,其總體產業發展水平位居全國前列;海洋旅游業競爭力大幅提升,空間布局逐步優化;海水淡化、海洋生物資源開發和海洋新能源利用等海洋新興產業也在全國具有重要地位。

未來5年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目標

海洋經濟綜合競爭力明顯增強

海洋經濟總量大幅提高,在全國海洋經濟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對陸域經濟的輻射帶動力顯著增強。到2013年,示范區海洋生產總值達5200億元,占全省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14.5%,占全國海洋經濟比重達13%;到2015年,示范區海洋生產總值接近7000億元,占全省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16%,占全國海洋經濟比重達15%。

海洋產業結構明顯優化

港口物流、濱海旅游、現代漁業、海洋裝備制造、船舶工業、海水綜合利用等產業優勢更加明顯,港航服務、海洋金融信息、海洋科教、海洋生物醫藥、深海資源勘探開發等產業迅猛發展,海洋產業結構更為合理。到2013年,示范區海洋三次產業比為7∶41∶52,海洋新興產業占海洋經濟比重達28%;到2015年,示范區海洋三次產業比為6∶41∶53,海洋新興產業占海洋經濟比重達30%。

港口航運能力明顯提高

寧波―舟山港作為我國大宗商品國際物流重要基地的地位基本確立,浙北嘉興港和浙南溫州―臺州港協調發展,海陸聯運、水水中轉能力明顯提高,海陸聯動的集疏運網絡日益完善。到2013年,沿海港口完成貨物吞吐量8.4億噸,其中,集裝箱吞吐量1500萬標箱,原油及成品油、鐵礦石、煤炭、糧食吞吐量分別為1.6億噸、1.6億噸、1.4億噸和1400萬噸;到2015年,沿海港口完成貨物吞吐量9.2億噸,其中,集裝箱吞吐量1750萬標箱,原油及成品油、鐵礦石、煤炭、糧食吞吐量分別為1.8億噸、1.7億噸、1.5億噸和2000萬噸。

海洋科教水平明顯提升

涉海院校和學科建設取得顯著成效,海洋自主創新能力明顯提高,建成一批海洋科研、海洋教育、海洋文化基地,海洋科技創新體系基本建成。到2013年,示范區內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占海洋生產總值比重達2.3%,科技貢獻率達65%以上;到2015年,示范區內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占海洋生產總值比重達2.5%以上,科技貢獻率達70%以上。

海洋生態環境明顯改善

陸源污染物入海排放得到有效控制,海洋生態環境監測與預警體系逐步健全,海洋資源得到科學開發和利用,典型海洋生態系統得到有效保護與修復,生態功能不斷改善。到2013年,清潔海域面積達12%;到2015年,清潔海域面積達15%以上。

相關鏈接

發達國家海洋經濟發展戰略簡介

美國海洋經濟發展尤其注重海洋技術的開發和研究。據相關報道,美國政府現有研究與開發實驗室700多個,聘雇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占全美國的3/5,政府每年的投資達到270億美元。政府針對不同的海洋發展項目重點有針對性地投資建設了一批科學研究機構,并根據不同區域的海洋資源為依托興辦了不同形式的海洋科技園區,如在密西西比河口區和夏威夷開辦的兩個海洋科技園。

日本海洋經濟發展特點:(1)以大型港口城市為依托,以海洋技術進步、海洋產業高度化為先導,以拓寬經濟腹地范圍為基礎,形成了關東廣域地區集群、近畿地區集群等9個地區集群。日本提出了“海洋開發區都市構想”、“知識集群創成事業”,由產業集群發展到地方集群,以海洋相關技術為先導,集中地方優勢,開展適合本地特點的海洋開發;(2)海洋相關經濟活動急劇擴大,形成了包括科技、教育、環保、公共服務等的海洋經濟發展支撐體系。

英國的經驗是:在行政上對海洋資源實施行政許可證的管理模式,對于任何形式的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都需要同時取得政府發放的允許開發許可證和作為產權所有者發放的有償租賃許可證,并嚴格按照許可證規定的開發項目及期限進行。

第9篇:海洋資源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 江蘇 海洋經濟 低碳 產業集群

一、發展海洋低碳經濟的重要背景

自上世紀中葉以來,由于全球陸地資源大量消耗帶來的諸多問題,使世界各國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越來越受到關注。國際社會普遍認為,21世紀應該是“海洋世紀”,因此,海洋經濟發展也就成為世界性的重要議題。地球上海洋面積占71%,陸地面積占29%,過去由于人類對海洋資源認識有限,世界經濟的主體是陸地經濟,但隨著人類自身擴張和工業化規模的擴大,現在已面臨陸地資源枯竭、生存環境惡化的嚴重威脅。未來人類生存資源的供給正趨向海洋,海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主體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從當代科學發展的預測來看,地球上絕大部分資源蘊藏在海洋,海洋經濟將是未來最具開發潛力的經濟領域。

然而,縱觀近半個多世紀來世界海洋經濟的發展歷程,海洋資源粗放開發、肆意揮霍浪費現象嚴重,沿海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和污染,海洋經濟發展基本處于被動狀態。即使發達的西方國家,對海洋資源開發中的環境保護問題做得也仍然不夠。因此,一些科學家擔心用過去開發陸地資源的思維和模式開發海洋資源,勢必會造成更大的生態問題。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就全球氣候變暖給人類生存、社會發展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再一次敲響警鐘。現在,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發展低碳經濟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在海洋經濟發展中倡導低碳經濟,是一個引領新時期海洋經濟發展的新思路。它既是對傳統海洋經濟發展模式的科學矯正,又代表著新興海洋產業低碳化發展的方向,完全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

據科學資料顯示,海洋不僅具有解決溫室氣體排放的廣闊空間,而且是未來發展低碳經濟的資源寶庫。自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以來,“碳匯”一詞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簡單地講,碳匯就是植被、海洋和土壤對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的吸收、貯存及大氣的光化學清除機制。海洋擁有豐富的藍色碳匯功能,它吸收貯存二氧化碳的容量驚人。據聯合國有關組織的報告估計,地球上超過一半(55%)的生物碳或綠色碳捕獲是由海洋生物(包括浮游生物、細菌、海草、鹽沼植物和紅樹林)完成的,而并非是在陸地。海洋中還蘊藏著巨大的可再生能源,只要得到充分開發,就可滿足全球的能源需求。海洋能源存在的形式多種多樣,包括海浪、潮汐、洋流、海風、海水溫度差和鹽度差等,但到目前為止人類對這些能源的認識和利用仍處于起步階段。如果在科學技術上對海洋可再生能源全面開發利用有重大突破,那將大大降低全球化石能源的消耗量,這對于減少碳排放、改善生態環境的作用將是無可估量的,甚至可以影響到以石油為核心的世界能源政治的格局變化。

我國既是大陸國家,又是海洋國家,在海洋上有著廣泛的戰略利益。發展海洋低碳經濟是順應新世紀全球海洋大開發潮流的客觀需要。我國海洋經濟發展比較緩慢,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大約滯后10―15年。2008年2月,我國正式《國家海洋事業發展規劃綱要》,總的指導思想是:海洋事業要加強對海洋經濟發展的調控、指導和服務,提高海洋經濟增長質量,壯大海洋經濟規模,優化海洋產業布局,加快海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發展海洋循環經濟,提高海洋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目前,我國海洋經濟的發展模式仍然屬于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的粗放擴張型經濟增長方式,資源浪費、環境污染、掠奪式經營等問題依然存在。雖然20年來我國海洋經濟創造了年均增長率超過20%的奇跡,但卻付出了海洋資源破壞、環境惡化的沉重代價。而海洋經濟是高度依賴海洋資源、環境的特殊經濟體系,這種特征也就決定了今后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必須走低碳環保之路。

二、江蘇發展海洋低碳經濟是必由之路

2009年江蘇沿海開發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2010年國家又將蘇北地區全部納入長三角發展規劃,這是我國改革開放30年后對東部沿海地區發展戰略升級的重大舉措。江蘇是人口和經濟大省,盡管目前GDP處于全國領先地位,但資源緊缺、能源緊張、高碳排放將是長期制約江蘇發展的三大因素。從長遠看,江蘇要想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及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增強資源自給能力和發展低碳經濟,將是推動江蘇經濟社會平穩發展的“兩大車輪”,缺一不可。現在江蘇的陸域經濟雖然繁榮,以蘇南為典范的一些區域已率先進入小康社會,但毋庸諱言其經濟發展仍然建立在高能耗、高成本、高排放的基礎之上,資源和能源大部分依賴外援,尤其在碳排放指標方面,很難做到碳匯平衡。據有關資料顯示,江蘇碳排放總量從1990年到2006年增長了2.37倍,17年間年均增長速度為5.55%,其中蘇南地區碳排放比重占60%。研究表明,能源消耗是江蘇省碳排放的主體,蘇南、蘇中地區能源消耗帶來的碳排放,就占碳排放總量的90%。2007年全省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約8.24億噸二氧化碳,人均排放2.95噸碳,幾乎等于國際及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因此,用國際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綠色經濟的發展理念,來審視以人均GDP為核心指標的小康水平,已不足以說明經濟發展的質量和內涵,只有使各產業都基本做到低能耗、低成本、低排放,資源循環利用,碳匯自主平衡,生態環境友好,才能真正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江蘇缺少能源和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使得經濟發展面臨更多來自低碳的壓力。江蘇煤碳占到整個能源消費的70%,這必然導致較高的碳排放強度。現在國內外低碳經濟背景已對江蘇發展形成倒逼機制,節能、降耗、低碳、環保發展勢在必行。因此,江蘇在沿海開發中,發展海洋低碳經濟是必由之路。

第一,江蘇海洋經濟崛起后來居上,必須高起點超越已往常規模式,走新興產業低碳化發展之路。在我國東部沿海經濟發展中,江蘇段沿海確實處于落后狀態,無論港口產業、沿海城市經濟,都與沿海開放的重要地位不相符,更與近鄰山東、浙江沿海的發展態勢無法相比。其實這一現象早已影響到了我國沿海整體宏觀戰略和中西部開發戰略的實施。現在,應該把江蘇沿海開發及時上升為國家戰略層面,這不僅有利于長三角經濟的升級,而且有利于帶動中西部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是對江蘇經濟發展布局的重大調整。

江蘇沿海近千公里的海岸線基本保存了良好的原生態環境,這在人口密集、各種產業聚集的長三角地區顯得尤為珍貴。本區北起繡針河口、南抵長江口,擁有優良的港口、廣袤的灘涂、濕地和海域,其間形成了國際性的自然生態保護區,沿海農漁資源極為豐富。在新世紀低碳經濟背景下,江蘇沿海良好的生態環境具備了比其他沿海地區發展海洋低碳經濟更好的基礎條件。如海洋清潔能源產業、海洋碳匯科技產業、低碳港口服務產業、沿海生態休閑產業、海洋綠色養殖產業、海洋生物醫藥產業、海洋裝備制造產業等,都是能發揮本地區優勢而區別于其他沿海地區的特色產業。因此,江蘇海洋經濟必須高起點超越已往常規模式,走新興產業低碳化發展之路。這完全符合江蘇未來經濟創新發展的戰略。

第二,大力發展海洋清潔能源產業,永久性提供可再生能源,將是江蘇從長遠解決能源問題的根本途徑。眾所周知,江蘇是能源消耗大省,又是能源資源小省,是典型的能源輸入型地區。以江蘇目前的能源供給現狀來支撐江蘇經濟的高速發展,必然存在高成本、高排放、高污染的現象,經濟發展風險較大。盡管現在千方百計采取節能減排的措施,但終究是治標不治本,可持續發展的能源基礎問題并未得到徹底解決。因此,抓住江蘇的創新能源問題,基本就抓住了江蘇經濟發展的第一命脈,它也是江蘇未來低碳經濟的核心要素。那么,大力發展海洋清潔能源產業,永久性提供可再生能源,將是江蘇從長遠解決能源問題的根本途徑。

在江蘇沿海開發和發展低碳經濟中,大力發展海洋清潔能源產業無疑是第一戰略選擇。它是引領江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龍頭產業,對調整江蘇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具有方向性的領導作用。一是發展海洋能源可開辟江蘇解決能源自給的創新之路,以逐漸擺脫長期依賴省外能源輸入的被動局面;二是海洋清潔能源可大大降低碳排放,使江蘇低碳經濟發展真正建立在低碳能源的可靠基礎上,以減輕未來經濟發展的節能、降耗、減排壓力;三是使江蘇的潛在能源資源得到開發,從而開辟更加廣闊的前景;四是從根本上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目前,世界上海洋能源利用正處于技術創新研發中,波浪能、潮汐能、海流能、溫差能、鹽差能、海洋生物能和海洋地熱能等利用,都取得了小范圍的試驗應用成果,而只有海岸(灘)風能發電借助陸域風能發電技術的成熟轉移,得到了長足發展,形成了規模化的海上風電產業。如丹麥、瑞典、荷蘭和英國已有成功應用的實踐,德國、日本、愛爾蘭、比利時和中國等也都緊隨其后拉開了海上風電場建設的序幕。我國東部沿海的海上風能資源豐富,可開發風能資源約達7.5億千瓦。尤其是江蘇沿海灘涂狹長,輻射沙洲風能資源優良,是建設大型海上風電場的理想海域。江蘇也是我國較早利用風能的地區之一,2006年江蘇如東15萬千瓦風電場首批風電機組正式并網發電。此后江蘇如東、響水、濱海、射陽等地又陸續啟動了一批新的風電建設項目,2009年一些國電企業也積極參與了沿海風電資源開發,但現在仍屬于起步階段。由于沿海陸域風電場因受風力穩定性、空間占用、視覺影響等限制,發展規模不可能太大,中國工程院專家指出,江蘇風能發電的巨大潛力在海上,海上風能是江蘇新能源利用的重要方向,江蘇近海蘊藏的可開發風能資源達到1800萬千瓦,是陸域可開發風能資源的3―5倍。因此,江蘇新能源創新發展,應以海上風能發電場建設為主導,以波浪能、潮汐能、海流能、溫差能、鹽差能、海洋生物能和海洋地熱能等利用研發為儲備,并重發展陸上清潔能源,逐漸形成多元化的清潔能源系統格局,從而替代高碳化石能源,實現能源自給的目標。

第三,大力發展海洋碳匯科技產業,永久性吸收轉化陸域過剩碳排放,是江蘇未來真正實現全省碳匯平衡、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大戰略抉擇。碳匯就是植被、海洋和土壤對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的吸收、貯存及大氣的光化學清除機制。海洋碳匯就是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作用機理。海洋可吸收大氣中40%的二氧化碳,而有機碳93%產自海洋,海洋是地球氣候的調節器。資料顯示,浮游生物、細菌、海草、鹽沼植物和紅樹林等海洋生物,可以將二氧化碳吸收、存儲并轉化為海洋沉積物。盡管它們的數量只占到陸地生物量的0.05%,但地球上55%的生物碳或綠色碳捕獲都是由它們完成的。據科研結果顯示,現在我國臨近的海域每年可從大氣中吸收二氧化碳,渤海為284萬噸,黃海約900萬噸,東海約2500萬噸,南海可達到2億噸左右。那么,如果我國大力發展海洋碳匯科技產業,大大增加近海藍色碳匯,就可永久性吸收轉化陸域過剩碳排放,這對沿海區域發展低碳經濟意義重大。

江蘇人口多而集中,經濟規模較大,碳排放總量高,碳匯不足將是一個長期需要破解的難題。在低碳背景下,盡管江蘇陸域經濟發展采取了一系列高科技節能、降耗、減排等措施,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但目前要做到陸域經濟碳匯自主平衡,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力發展海洋碳匯科技產業,永久性吸收轉化陸域過剩碳排放,是江蘇未來真正實現全省碳匯平衡、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大戰略抉擇。從世界海洋經濟發展趨勢來看,海洋碳匯科技產業前景廣闊,它包括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碳匯漁業、海濱濕地整治、海底森林修復、海水綜合利用等方面,通過生物碳匯擴增、吸收轉化二氧化碳,不僅技術可行、成本低,還可產生多種效益。如中國工程院唐啟升院士提出的以海水養殖業為主體的碳匯漁業,就是非常適合江蘇近海特點的可大規模發展的生物碳匯產業。它是通過漁業生產活動促進水生物吸收水體中的二氧化碳,并通過收獲把這些碳匯移出水體的過程和機制,也被稱為可移出的碳匯,這樣就提高了水體吸收大氣二氧化碳的能力,起到了循環降低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效果。海洋碳匯漁業不僅包括藻類和貝類等養殖生物通過光合作用和大量濾食浮游植物從海水中吸收碳元素的過程和生產活動,還包括以浮游生物和貝類、藻類為食的魚類、頭足類、甲殼類和棘皮動物等,生物資源種類通過食物網機制和生長活動所使用的碳,其固碳數量驚人。資料顯示,在1999―2008年間,我國海水貝藻養殖相當于從水體中移出二氧化碳4415萬噸,對減少大氣二氧化碳的貢獻相當于造林500萬公頃以上,直接節省造林價值近400億元。研究表明,海洋大型藻類養殖水域面積的凈固碳能力分別是森林和草原的10倍和20倍。因此,發展碳匯漁業是一項一舉多贏的事業,它不僅為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優質蛋白,保障食物安全,同時對減排二氧化碳和緩解水域富營養化具有重要貢獻。

第四,江蘇海洋低碳經濟的產業選擇。在低碳背景下的江蘇沿海開發,發展海洋低碳經濟無疑占有重要地位。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發展海洋低碳經濟的核心問題就是主導產業選擇。因此,深入研究和科學構建江蘇海洋低碳經濟的主導產業集群,對正確把握海洋低碳經濟發展方向、高起點規劃產業發展戰略,實現江蘇海洋經濟崛起后來居上至關重要。海洋資源優勢是確立主導產業的基礎,依托涉海發展是確立主導產業的原則,可科學劃分宏觀產業功能區。江蘇海洋低碳經濟主導產業集群的發展應該要更好、更多地利用海洋資源,產業要高效、集約、環保、循環發展,要制定高起點、高標準的配套產業政策。江蘇海洋經濟主導產業集群的選擇:一是海洋清潔能源產業集群――永久性提供可再生清潔能源;二是海洋碳匯科技產業集群――永久性吸收轉化二氧化碳;三是低碳港口服務產業集群――創建低碳港口、物流、臨港工業等服務體系;四是沿海生態休閑產業集群――創建長三角最大低碳生態休閑示范區;五是海洋綠色養殖產業集群――健康養殖、綠色加工;六是海洋生物醫藥產業集群――高科技利用海洋資源,提供健康藥品;七是海洋裝備制造產業集群――低碳、高技術增強海洋作業能力。

(注:本課題是江蘇省海洋經濟研究中心2010第一號重點課題,編號:HK20100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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