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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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范文

關鍵詞：火電企業；溫室氣氣排放；減少

中圖分類號：X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5-0012-03

一、我國火電企業溫室氣體排放現狀

我國經濟正處于一個蓬勃發展的狀態中，同時，隨著經濟的增長，各種環境問題也應運而生，并顯得日益嚴重。其中，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成為當今國際社會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有關數據顯示，在我國有近80%的二氧化碳排放來自煤炭的燃燒，而50%左右的煤炭是用于火力發電，在火電企業中絕大部分是利用燃燒煤炭來進行發電的。因此，怎樣減少火力發電企業的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十二五”計劃期間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比2010年下降16%的目標，成為當前我國節能減排的重點之一。由于火電企業燃煤量的比例之大，因此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成為我國火電企業實現競爭力提升的重要舉措。

圖1中的數據是利用火電企業供電耗煤量，根據馬宗海（2002）提供的計算溫室氣體排系數的方法：

其中，根據經驗，發電運行量占比大約為78%。

根據上述公式算的火電企業排放系數如圖1。從趨勢圖1可以看出，我國火電企業溫室氣體排放系數在逐漸減少，即生產單位千瓦時所排放的溫室氣體數量在不斷的減少的通道中，但離“十二五”的目標還有一定的距離。

關于怎樣減少火電企業的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國內一些學者已經做了一些研究。劉麗娟等（2012）通過建立火電企業的節能減排系統動力學模型，對火電企業節能減排進行分析，并用實際例子模擬調控不同參數對體統的影響，為政府實施節能減排政策提供了參考。馮明等（2010）以節能減排信息化應用的共性需求為出發點，提出了一種新的節能減排信息化框架，并對關鍵技術進行的進一步的展望。這些研究給我國火電企業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提供了一定的參考。也有學者提出要通過調整產業結構，提高水電、風電及核電在電力產業中的應用，以降低火力發電的比重，從而減少煤炭消耗，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雖然其他來源的電能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而且發展的速度很快，但是由圖2可以發現，在近10年中，我國火電企業發電量的比重并沒有減少，始終保持在總發電量的80%以上，火電發電的重要地位并沒有動搖。因此，在調整電力產業結構的同時，開發水電、風電等從長期而言具有戰略意義，但就目前在火電企業發電量仍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直接減少火電企業自身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依舊是當前需要面臨的重要挑戰，也是解決當前溫室效應的最有效途徑之一。

二、火電企業信息化減排構架

企業信息化建設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此時主要用于數據的基本處理和分類等。20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末，是計算機用于企業管理的探索階段，企業管理的信息化概念逐漸被提出，針對發電企業的管理信息系統只是剛剛涉及，并沒有被完整的提出。從上世紀末開始，大量的發電企業紛紛建設各自的管理信息系統，從而大量的節約了搜集數據的成本，勞動生產率也有了很大提高，降低了運行工人的勞動強度。

圖1所顯示的單位千瓦時所排放的溫室氣體數量在不斷減少這一趨勢，一方面原因是由于燃燒技術、熱電轉化技術以及電傳導技術的提高。但技術的發展終究會遇到一定的瓶頸，此時優化整個生產、管理和營銷流程成為重中之重。信息化的出現使的火電企業優化了內部資源配置、提高了完成信息加工處理和能力，從而直接或者間接地減少了溫室氣體的排放。

圖3給出了火電企業信息化對溫室氣體排放的構架圖。火電企業的信息化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建立生產控制信息化系統。該系統包括設備管理系統、運行管理系統、任務管理系統、生產技術管理和安全監察管理系統。通過該系統，火電企業的運行和管理人員可以監測到大量發電機組實時數據，掌握系統運行動態，自動的對各種動態指標進行統計，同時也為之后提出進一步優化方案提供數據支持，為提示各種定期工作，記錄各種日志的檢查提供方便；對設備進行技術監督，及時掌握各類設備的技術狀況，為預防性檢修提供科學依據；在完成主要的功能之余，也可以輔助管理人員對安全工作進行指導、統計和考核。更重要的是，在生產過程中建立可控制生產流程的系統，可以在既定的技術水平下，從非技術角度促使工藝優化、降低能耗。這種優化往往比直接改進技術要更有效果。如在企業制定的生產指標和生產計劃中，通過作業計劃、作業標準、工藝指標等自動控制系統，在通過對原始數據的匯總、分析，促進火電企業在發電過程中的中提優化和全面控制，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同時該系統可以對與電廠的設備維護和維修工作緊密相關的主要業務過程進行管理，從而提高設備的可靠性及可利用率。總之，該系統優化了在發電過程中的工藝流程，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物料損耗，最終有實現直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的目的。二是建立生產計劃、目標和資金管理系統。該系統從企業管理的整體角度出發，著力于生產計劃、目標和資金的管理，強調事前計劃和事中控制。火電企業借助該信息系統，可以平衡在有限資源、煤炭價格變化和社會需求等多方壓力下的生產計劃，達到一個企業的優產目標。同時在優產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過程中，可以更加合理的使用有限的資金，使其發揮更大的作用。通過信息化手段，合理地對企業的各種資源進行配置，最終可以間接達到減少生產過程中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三、火電企業信息化建設自身對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

火電企業信息化建設后會對該行業的溫室氣體排放有著積極的作用已經顯而易見，但是，在信息化平臺的建設過程中也會產生能源損耗，并排放溫室氣體。因此，火電企業進行信息化建設，一方面增加了火電企業溫室氣體排放的來源，另一方面也有效地解決了傳統發電工藝中資源配置不合理的缺陷，對于全球變暖而言，它是一把雙刃劍。火電企業信息化建設是否具有經濟性，也是值得考慮的重要問題。最新研究表明，信息行業基礎設置建設及相關產品制造越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2.5%。同時，全球電子可持續發展推進協會（GeSI）了《智慧2020：建立信息時代的低碳經濟》報告。報告中指出，到2020年，全球碳腳印將達到519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有信息與通信技術行業本身直接產生的二氧化碳14億噸。但是，通過其他企業的信息化建設可以使總排放量減少78億噸，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15%，這是信息與通信技術行業本身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的5倍以上。從該報告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雖然信息化建設本身會產生溫室氣體排放，但其企業有效地使用信息與通信技術可以大大減少其他行業溫室氣體的排放。火力發電是我國電力的主要來源，本身具有很大的規模效應，很多生產工藝過程和數據采集等只通過人工管理很難達到最優水平，信息化建設可以利用先進的計算機技術代替人工管理，不僅能達到減少人工成本的目的，還能是溫室氣體排放處于實時監控之中，其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效果比小規模行業更好。

四、火電利用企業信息化減少溫室氣體過程中注意的問題

雖然信息化建設可以優化企業生產工藝與生產管理，但該系統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國外已經有了比較先進的信息化系統，但我國對其建設還需要不斷的探索，最終找到適合我國火電企業的信息化構架。在這條利用先進技術的曲折道路上，也應注意以下一些問題。

（一）領導層的高度重視

我國火電企業信息化建設要求遵循“統一領導、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的三統一原則，同時信息化所建設的生產控制信息化系統和生產計劃、目標和資金管理系統是領導決策層管理思路、管理理念一起工程師的具體實現，領導層對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節能減排理念也會在信息化系統建設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因此，所有信息化系統從規劃、調研、分析、設計開始，必須得到企業相關領導的重視和參與，領導層對于企業管理的認識和對未來發展的把握，對社會責任的理解與執行力度，決定了管理信息系統的建設水平和發揮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效能的大小。同時，信息系統的建設對整個企業的管理會帶來崗位的調整、工藝流程的轉變，這些都需要領導層的大力支持再能得到堅持不懈地貫徹。

第2篇：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范文

關鍵詞 溫室氣體排放; 清單研究; IPCC; 重慶市

中圖分類號 Q148:X3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03-0063-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11

中國目前正處于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經濟發展與能源資源約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加上全球溫室氣體減排帶來的巨大外部壓力，使得中國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低碳發展之路。城市是低碳發展的主要執行單元，因此，探索低碳發展的路徑，積極推進低碳城市建設，不僅符合全球“低碳化”的發展趨勢，也是落實國家提出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必然要求。2008年初，國家建設部與WWF（世界自然基金會）已聯合推出“低碳城市”模式，并以上海和保定兩市為試點。迄今為止，北京、河北、上海、江蘇、浙江、廣東、山東、四川等多個省市也紛紛提出了低碳城市建設規劃。

重慶市作為中國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也是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推進改革開放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但是重慶市仍處在工業化發展中期，城市化水平較低，面臨的發展壓力相對全國總體而言更大，未來相當長時期經濟發展對能源需求的高速增長與溫室氣體減排的矛盾將會更加突出。與地處東部、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相比，探索重慶這一老工業基地的低碳經濟實現模式對于廣大的西部地區而言具有更強的示范意義。因此，對重慶進行溫室氣體排放核算與評價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本文從定量的角度入手，全面制定了重慶市溫室氣體排放清單以掌握溫室氣體排放結構。溫室氣體清單核算范圍在傳統能源過程、工業過程和碳匯三大過程的基礎上，添加了農牧業過程、濕地過程和廢棄物處置三大過程。通過對城市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核算，掌握城市溫室氣體的排放現狀和主要排放源，并提出有地方特色的減排和政策措施。本研究第一部分對城市尺度溫室氣體排放的相關研究進行了整理，從國內和國外兩個方面進行總結，為重慶市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提供借鑒；為了對溫室氣體排放現狀進行系統分析，第二部分編制了重慶市詳細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第三部分根據編制的排放清單對重慶市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了綜合測算，并分析了主要碳源和碳匯；針對重慶市溫室氣體排放評價結果，最后給出了針對重慶市“十二五”規劃的溫室氣體減排建議。

1 城市尺度的溫室氣體排放研究綜述

目前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建立了以排放為中心和以需求為中心的兩種方法，對城市尺度的溫室氣體排放的清單進行研究［1］。其中，以排放為中心的溫室氣體排放模型研究還沒有建立起一個普適的方法，目前一般采用IPCC確定的溫室氣體排放模型。該模型排放量計算復雜程度取決于許多因素，包括①排放者數量及在該地區發揮的功能，數據的可得性和準確性；②估算的范圍，即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和全生命周期排放。加拿大ICLEI［2］開展了城市編制氣候行動計劃，目前已有700多個城市參加了這項計劃，且開發了廣泛應用的城市清單法，包括兩個層面三個范圍。其中兩個層面主要是指政府管理層面和社區管理層面，三個范圍則包括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電力、熱力間接排放和活動上下游排放（類似于全生命周期排放）。以需求為中心的溫室氣體排放模型，不僅僅關心城市的空間范圍內排放量，而且將城市作為一個能源和材料需求的中心。Kennedy等［3］開發了以需求為中心的混合生命周期方法，該方法以需求為中心，既考慮最終能源使用相關的城市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又兼顧與支撐城市的主要物質相關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是一種混合溫室氣體清單方法。

國內針對城市的溫室氣體清單編制仍處于研究層面。蔡博峰等［4］系統介紹了現今國際上主流城市溫室氣體清單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原則，并完成了北京市溫室氣體排放的案例研究。郭運功［5］對各種溫室氣體排放系數進行總結，構建特大城市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測算方法，以上海為例對能源利用情況進行梳理，核算上海溫室氣體排放總體情況，并運用STIRPAT模型分析人口、經濟、城市化和技術對排放的影響。李風亭［6］等采用IPCC推薦的系數法對上海市的碳排放和碳吸收進行定量計算，并將上海市碳排放與國內外類似地區和城市進行比較，確定了上海市碳排放水平。朱世龍［7］核算了北京市歷年溫室氣體排放，并與29個省份的溫室氣體排放及外國典型區域溫室氣體排放比較，分析了北京市溫室氣體排放現狀。袁曉輝和顧朝林［8］借鑒ICLEI 2009溫室氣體清單方法，從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層面梳理了北京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研究北京溫室氣體排放現狀。徐思源［9］參照IPCC清單指南方法對重慶城市區域層面2007年的CO2排放進行了測算，根據對數平均迪氏分解法（LMDI）分析了重慶市能源消費CO2排放的驅動因子。Yang 和 Chen［10］運用LMDI方法對重慶市2004-2008年工業部門碳排放的影響因素分解為4部分：能源結構、工業結構、碳強度以及工業產出，深入分析各部分對工業部門碳排放的影響。

本文在以往排放研究的基礎上，擬通過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的編制，全面核算城市尺度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溫室氣體排放的核算不僅僅限于CO2，還包括N2O和CH4的排放；除了主要能源活動和工業過程以外，還核算了廢棄物處置過程、農業過程、畜牧業過程以及濕地過程的溫室氣體排放。研究結果對重慶市各種排放源和碳匯的全面核算對于重慶市的低碳經濟發展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2 重慶市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研究

2.1 碳源分析

碳源（Carbon Source）指造成溫室氣體排放的任何過程或活動，其數量用二氧化碳當量CO2e表示。本研究中，城市區域核算時，主要考慮化石燃料燃燒和逸散過程、工業過程 、農牧業過程、廢棄物處置以及濕地過程五大過程產生的CO2、CH4、N2O這3種溫室氣體。

2.1.1 能源活動

重慶一次能源主要是煤炭、天然氣和水電。重慶自身沒有石油資源，主要是從外省調入，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油料消費水平，使其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較低。重慶能源消費結構長期以煤炭為主，煤炭所占比重基本維持在75%左右。重慶市油料消費的增長幅度在近10年內增長了3倍以上，但是石油消費比重和全國25%的平均水平有很大差距。天然氣消費比例占14.82%，遠高于2.7%的全國平均水平。截止2008年底，重慶全市發電裝機容量共1.1×107 kW（含企業自備電源），其中水電裝機4.2×106 kW（占37.7％），火電裝機6.9×106 kW（占62.1％），新能源2.4×104 kW（占0.2％）。統調電網裝機容量共8.6×106 kW，其中水電裝機2.5×106 kW（占29.59%），火電裝機6.0×106 kW（占70.12%），新能源2.4×104 kW（占0.29%）。目前，重慶市的電力供應尚不能滿足國民經濟發展的需求，每年仍需要大量外購電，外購電量主要來自四川、二灘、三峽、貴州、華中地區。

2.1.2 水泥產量

水泥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原料，水泥工業與經濟建設密切相關，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水泥仍將是人類社會的主要建筑材料。由于重慶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的持續推進，水泥消費繼續保持較高的水平。10年來，重慶水泥工業產量從1997年8.6×106 t增長到2008年3.2×107 t，年平均增長率為25%。消費也同步增長，從1997年8.6×106 t增長到2008年3.2×107 t，增長了2.75倍左右。水泥工業技術進步，可靠性提高，其中新型干法水泥占全市水泥總產量的29.8%。

2.1.3 農牧業活動

水稻是重慶市第一大糧食作物。水稻生產的發展對重慶市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長、農民增收及滿足社會需求等具有重要意義。近年，重慶水稻種植面積比較穩定，2008年約為67萬hm2。直轄以來，重慶市畜牧業發展整體穩定。除豬的養殖數量偶有波動之外，其他品種數量基本穩定。重慶市在“十二五”期間，將以榮昌為核心，加快建設重慶市現代畜牧業國家級示范區，發展現代畜牧業。

2.1.4 廢棄物

1997年以來，重慶市生活污水化學需氧量產生量比較穩定，工業廢水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重慶市工業固廢產生量呈現不斷上漲的趨勢，但因固廢綜合利用率提高，工業固廢處置量卻呈現下降趨勢。根據“十二五”規劃，重慶市2020年工業固廢綜合利用率將達到90%左右。此外，城市垃圾主要包括生活垃圾、花園垃圾、商業垃圾，因此可降解有機碳含量較高，而工業固廢主要是橡膠、建筑拆除物、溶劑等，可降解有機碳含量較低。由此可以看出，生活固體廢物可降解有機碳含量占有絕對優勢。

2.1.5 濕地

重慶市濕地分為天然濕地和人工濕地兩類。天然濕地主要有河流濕地、湖泊濕地，人工濕地主要包括庫塘濕地。據中國林業統計年鑒多年數據顯示，重慶市濕地面積（不包含水稻田面積）為4.3×104 hm2。其中河流濕地（含三峽庫區）的面積為3.2×104 hm2，占全市濕地面積的73.19%；天然湖泊濕地面積278 hm2，占全市濕地面積的0.64%；人工庫塘濕地面積1.1×104 hm2，占全市濕地面積的26.16%。

2.2 碳匯分析

重慶市歷來重視林業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積極推進退耕還林、天然林管護等重大工程建設，森林碳匯能力得到明顯增強。到2008年底，重慶市林業用地面積3.3×106 hm2，森林蓄積量1.2×108 m3，森林覆蓋率33%。重慶市累計共建成自然保護區51個，面積9 131.3 km2，占重慶市面積的11.1%；建成森林公園69個，面積1 928.31 km2，占重慶市面積的2.3%。主城建成區綠化覆蓋率達36.31%，人均公共綠地9.92 m2。重慶市生態狀況良好，對保證三峽庫區的安全、改善人居環境、調整農業結構發揮了重要作用。

同時，重慶市從2008年起全面實施森林工程。預計到2020年，將完成新造林1 100萬畝，改造低效林1 000萬畝，建設城市綠地18萬畝；森林覆蓋率達到45%，城市建成區綠化覆蓋率達到37%，綠地率達到33%，道路綠化率達到80%，水系綠化率達到80%。將都市（主城九區）建成國家森林城市，非都市區31個區縣建成市級森林城市；建成95個森林生態鎮和3 000個綠色村莊；實現全市山地森林化、農田林網化、社區園林化、庭院花果化，把重慶建成長江上游生態優美的經濟中心［11］。

2.3 溫室氣體排放清單

本文通過重慶市碳源和碳匯的分析，結合現有資料，編制重慶市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清單主要包括能源活動、工業過程、農業生產、廢棄物處置、林業碳匯以及濕地過程幾個大類。其中，能源活動的核算主要包括農林牧副漁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訊業的能源消費，工業生產的能源消費以及居民生活的直接能源消耗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工業生產主要核算水泥的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溫室氣體；農業活動的包括種植業和畜牧業（主要是動物反芻）的CH4排放；廢棄物的溫室氣體排放核算包括工業和生活廢棄物兩大類別；濕地包括全年或一年中部分時間被水覆蓋或浸透、且不屬于林地、農田、草地等其他類別的任何土地，主要有泥炭地和水淹地兩大類型；此外，林業碳匯的變化也會對溫室氣體排放量產生影響，包括生物量變化和土地使用類型轉換引起的碳匯變化。

3 重慶市溫室氣體排放核算

3.1 核算方法

根據編制的重慶市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本研究采用IPCC國家溫室氣體核算方法，分析重慶市1997-2008年溫室氣體排放結構與變化量。溫室氣體的排放核算主要包括能源活動、工業活動、農業活動、廢棄物處理以及林業、濕地過程溫室氣體排放的估算，具體核算方法如下：

能源燃燒的溫室氣體排放核算主要根據《2006 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12］中推薦的缺省方法一。其中化石燃料燃燒產生的溫室氣體包括燃燒過程排放的CO2和火力發電過程排放的N2O，此外，還對生物質燃燒CH4排放和燃料溢散過程CH4排放進行了估算。

工業過程中非化石燃料燃燒引起的排放，主要來自水泥、鋼鐵生產過程的化學反應。水泥的生產過程碳排放量是最大的［13］，因此，本研究中主要考慮水泥生產過程碳酸鈣的分解產生的溫室氣體，溫室氣體種類此處主要考慮CO2的排放。根據中國氣候變化國別研究組［14］提供的方法進行計算。

農業活動中溫室氣體來源主要包括反芻動物消化道、動物糞便管理過程和稻田的CH4排放，以及農田及動物糞便施用過程中N2O的排放。本研究中主要考慮反芻動物消化道、水稻田的CH4排放。采用的方法包括06指南推薦的方法一［12］。

固體廢棄物處置過程中CH4的排放主要考慮四個方面：城市生活固體廢棄物處置、工業固體廢棄物處理，城市生活污水和工業生產廢水。其中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的核算方法主要根據《06指南》推薦的方法一［12］；由于國內主要以填埋作為廢棄物處理方式，城市生活和工業固體廢棄物CH4排放的估算主要計算的是廢棄物填埋過程的溫室氣體CH4的排放。采用IPCC推薦的基于一階衰減的方法［12］。

林業溫室氣體碳匯主要包括三部分，林地土地利用類型不變的前提下，生物量增長引起的碳匯增加，其它土地使用類型轉換為林地時的碳匯變化和生物量減少造成的碳匯損失［12］。本研究中假設轉換為林地的其他土地適用類型都是耕地。

濕地包括全年或一年中部分時間被水覆蓋或浸透，且不屬于林地、農田、草地等其他類別的任何土地。對于濕地生態系統而言，進出大氣層的凈碳流量來自光合作用從大氣中攝入的碳和分解作用釋放的碳之間的差額；而且不同濕地的碳攝入和衰減損失的速率受氣候、可獲養分、水浸透或可獲氧分等眾多因素的影響，具有明顯的時空差異。一般而言，濕地主要分為泥炭地和水淹地兩大類型來討論其溫室氣體排放。通常做法是將濕地面積與排放因子相乘得到溫室氣體排放量。

3.2 數據來源

3.2.1 碳源數據

本研究中一次能源數據來自《重慶統計年鑒1998-2009》［15］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1998-2009》［16］。電力方面，按照重慶水電和火電的裝機容量比，得出各部門最終消費火電的比例，并假設外省調入的電力都是火電，電力無出口。部門分類采用《重慶統計年鑒1998-2009》［15］分類法。水泥生產和消費的數據均來源于《重慶統計年鑒1998-2009》［15］。稻田數據來源于《重慶統計年鑒1998-2009》［15］，重慶市水稻分為早稻、中稻和一季晚稻、雙季晚稻，以中稻和一季晚稻為主，所以假設重慶種植的水稻都是中稻和一季晚稻（種植期120-150日）。反芻動物的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1998-2009》［17］。城市生活垃圾和工業處置廢棄物數據來源于《重慶統計年鑒1998-2009》［15］。濕地數據來源于《中國林業統計年鑒1998-2009》［18］。

3.2.2 排放因子數據

一次能源的CO2排放缺省因子采用IPCC（1996）［19］的賦值。在本研究中，考慮到從電力和供暖最終消費時沒有產生CO2，對電力估計采用實際能源消耗原則［20］。該原則考慮能源的實際使用，也就是說，電力和熱力能源最終消費是基于生產地區的能源投入來估計。假設火電的一次能源消耗全是煤炭，那么排放量是基于供電標準煤耗校正因素366克標準煤/千瓦時（中國平均值）［21］和火電比例71.5％（重慶平均值）計算的。可再生能源的CO2排放因子被認為是零。火電廠N2O的排放系數采用IPCC［19］的缺省排放因子。

逸散過程采用IPCC［19］的缺省排放因子。天然氣生產過程中CH4的排放因子取值為0.012 19 Gg/106 m3氣體產量，天然氣輸送過程中CH4的排放因子取值為0.000 633 Gg/106 m3可售氣體；油料生產過程中的逸散排放因子取值為0.002 2 Gg/103 m3，運輸CH4排放因子為2.5×10-5 Gg/103 m3運輸的油料。對于礦深為200 m-400 m的礦井，煤礦開采過程中CH4的缺省排放因子為18 m3/t，煤炭開采后CH4的缺省排放因子為2.5 m3/t，廢礦CH4排放因子為1.035×106 m3/礦，常溫常壓下（即20℃、1個大氣壓）CH4由體積轉化為質量的轉換因子為0.67× 10-6 Gg/ m3。水泥生產過程CO2排放采用中國平均水平0.38 tCO2/t水泥［14］。

各種圈養牲畜消化道發酵CH4的排放因子，采用IPCC 06指南的缺省排放因子［12］；水稻田的排放因子參照重慶的土壤類型、水稻品種、氣候等特點，采用IPCC 06指南的缺省排放因子［12］，不含有機添加物的持續性灌水稻田CH4的基準排放因子取值1.3 kg/hm2/日，不同水分狀況的換算系數取值0.78，種植期前季前不同水分狀況的換算系數取值1.22，有機添加物類型和數量變化的換算系數取值1，土壤類型、水稻品種等換算系數取值1。

廢水處理采用IPCC的《06指南》推薦的方法一［12］，缺省最大CH4產生因子取值0.25 kgCH4/kg COD。固體廢棄物參照IPCC的《06指南》［12］亞洲和中國缺省因子。

依照不同類型的水淹濕地，采用缺省數據河流水面和淡水湖泊溫室氣體排放因子的平均值為0.036 1 g CH4/m2•d，0.066 2 g CH4/m2•d［22］；溫帶水庫的排放因子為1.394 g CH4/m2和7.605 mgCH4/m2［23］。

3.3 溫室氣體排放現狀分析

根據3.1所述方法，計算得到重慶市1997-2008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見表1）。可以看出1997-2008年重慶市總溫室氣體排放量呈現出上升趨勢，由1997年的6.64×107 tCO2e（噸二氧化碳當量）上升至2008年的1.53 ×108 tCO2e。尤其是2002年以后，增長速度不斷加快，說明隨著城市化率的不斷上升，溫室氣體的排放呈現正比增長的趨勢。此外，各種溫室氣體排放過程中，增長幅度較大的依次是外購電力、工業過程、能源消費過程。廢棄物處置過程和農牧業過程溫室氣體排放量略微下降。碳匯吸收CO2能力比較穩定，未出現較大波動。

另外，一次能源燃燒過程占據碳源排放的絕大部分，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源，2008年其比例達到65.31%（見圖1）。其次是廢棄物排放過程，占8.61%；工業非能源過程，占7.92%。排放量最小的是濕地過程。可以看出傳統核算能源消費溫室氣體排放的方法明顯低估了城市溫室氣體排放量，其他過程不可忽略。從溫室氣體排放種類而言，2008年CO2排放量占總排放的80.39%，是主要溫室氣體，但CH4（折合為CO2E）占19.53%，同樣不可忽略。此外還有0.08%的排放來自N2O。工業過程中，水泥生產過程溫室氣體排放是工業過程最大排放源，占據工業過程的絕大部分，2008年達到92.01%。其次是鋼鐵排放，約為7.89%，還有1.11%來自電石生產。

由圖2可以看出，與重慶市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變化趨勢相反，萬元產值溫室氣體排放量從1997-2004年持續降低，主要是由于能源消費增長速度始終小于經濟增長速度，能源消費強度不斷降低，而重慶市能源消費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占總排放量的比重最大，因此導致碳排放強度不斷降低。2005年單位產溫室氣體排放量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反彈，是由于2005年能源消費量大幅增加，能源消費強度出現了明顯反彈，表現為第二產業比重增加以及居民生活消費快速增長。其中， 2005年第二產業比重41.0%，比2001年上升了2.0個百分點，尤其是工業比重為33.3%，比2001年上升了1.6個百分點；另外，煤氣和天然氣在居民家庭中的廣泛使用導致居民能源消費增長加快。2006年以來，重慶市節能降耗工作取得了一定實效，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和能源強度不斷下降，導致碳排放強度不斷降低。因此，在重慶市未來發展低碳經濟的過程中應繼續圍繞國家2020年單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標，設定相應的碳強度減排目標。

4 結論與展望

本文從定量的角度入手，制定城市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掌握了溫室氣體排放結構，并采用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方法核算重慶城市區域層面溫室氣體排放現狀，確定重慶排放水平。在本研究中，溫室氣體排放的核算不僅僅限于CO2，還包括N2O和CH4的排放；除了主要能源活動和工業過程以外，還核算了廢棄物處置過程、農業過程、畜牧業過程、濕地過程的溫室氣體排放，無論是核算的溫室氣體種類還是活動類別都更為詳細，對重慶市低碳發展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核算研究結果顯示，1997-2008年重慶市總溫室氣體排放量呈現出上升趨勢，由1997年6 636.43萬 tCO2 e上升至2008年的15 338.39萬 tCO2e，說明伴隨著重慶市城市化進程的發展，溫室氣體排放量呈現正比增長，重慶市面臨巨大的減排壓力。同時，重慶市單位產值溫室氣體排放量卻不斷降低，說明節能減排工作目前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溫室氣體的排放類別中，增長幅度較大的是一次能源消費過程、外購電力和工業非能源過程，尤其是一次能源燃燒排放。因此改變能源結構應成為重慶市低碳發展的重要方向。

根據重慶市1997-2008年溫室氣體排放的變化情況，可以明確重慶市未來發展低碳經濟的工作重點，做到減少碳源排放和增加碳匯面積并重。“十二五”期間政策建議主要有：①改善能源結構，大力發展清潔能源，尤其是天然氣、核電、水電、風電和太陽能，逐步擴大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費中的比例，從而減少一次能源尤其是煤炭燃燒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②減少工業過程溫室氣體排放，尤其是控制六大高耗能產業的排放，限期淘汰落后產能和高能耗生產設備，提高行業準入門檻；加強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建設，大力發展信息、生物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術產業，逐步替代傳統重化工業，從而減少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生產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推進重點企業的燃煤鍋爐改造、熱電聯產、電機節能等重點節能工程的節能降耗工作，降低單位產品的能耗、實現能源梯級利用和熱電聯產項目，以提高工業能源利用效率。③依托重慶原有林業資源優勢，通過造林和再造林、加強森林管理等措施增強森林碳匯；同時，健全重慶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機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林業碳匯工程建設，制定市場化準入標準，通過引入碳匯交易強化重慶市森林碳匯的發展與完善；大力發展CCS技術。④使用推廣低排放的高產水稻品種和水旱輪作栽培技術，提高水稻收獲指數；實施以推廣秸稈還田、免耕及少耕為主的沃土工程，有效降低作物的CH4排放量；科學飼養畜禽，推廣集約、高效、生態畜禽養殖技術；改善反芻動物的營養成分，降低畜產品生產的CH4排放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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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and Emission Accounting of Chongqing

YANG Jin JU Liping CHEN Bin

(State Key Joint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School of Enviro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第3篇：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范文

關鍵詞：低碳農業；新能源；溫室氣體；循環農業；遼中縣

中圖分類號：F124.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3-0211-03

前言

近年來，過量排放的CO2等溫室氣體已經嚴重影響了人類的生存環境，全球氣候變暖已經成為世界生態惡化的首要原因。面對全球氣候變暖的大環境，世界各國都紛紛提出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具體議案。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讓“低碳經濟”成了2009年的歲末熱詞，低碳代表著一種環保、節能、清潔的新理念。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費國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國，非常重視全球氣候大變化，并為此做出了眾多重要的工作。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要從根本上控制并減少CO2的排放農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切入口。

農業與全球氣候變暖息息相關，事實上，耕地所釋放出的溫室氣體超過全球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量的30%，相當于150億t的CO2，是溫室氣體的第二大重要來源，發展低碳農業是遏制全球氣候變暖的必經之路。所謂低碳農業，是一種現代農業發展模式，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利用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能源消耗，減少碳排放，實現農業生產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

一、遼中縣農業現狀

遼寧省遼中縣位于遼寧中部城市群的中心地位，1.5小時經濟圈內包括沈陽、撫順、本溪、遼陽、營口等遼寧省的八個城市。遼中縣是一個農業大縣，全縣有地下水優質水稻4萬公頃，年產水稻35萬t；玉米種植面積2.7萬公頃，果樹種植1.3萬公頃，年產果蔬60萬t，產值10億元；林果栽培面積0.5萬公頃；淡水魚養殖約0.7萬公頃，年產值12億元；全縣肉牛養殖46萬頭，肉豬145萬頭，肉種蛋雞520萬只，年產值37.7億元。近年來，遼中縣先后被評為“全國糧食先進縣”、“全國漁業生產先進縣”以及“全國出口肉雞生產基地”、“全國瘦肉型豬生產基地”等。

近十年遼中縣GDP總體呈上升趨勢，2008年地區生產總值為144.1億元，比2007年增長了37.6%。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為39.4億元，增長了13.6%，第一產業的從業人員占總從業人員的52%。從2005年開始，借沈陽市建設沈西工業走廊之勢，經過3年的產業結構調整，遼中縣的產業結構比例關系已經由44.5∶26.5∶29調整為27.3∶51.7∶21。但從總體從業人員比例來看（見圖1），農業仍然是遼中縣人民的致富保證。①

二、農業生態系統對碳排放的影響

人類活動所放出的溫室氣體中，農業生態系統的貢獻約占7%~20%，主要有CO2、CH4等。其中，土地利用變化是農業生態系統中產生溫室氣體的主要因素，也是目前大氣中碳含量增加的第二大來源，僅次于化石燃料的燃燒。另外一些碳排放方式主要包括：因農業和畜牧業導致的森林減少；飼養反芻動物，如牛、羊等，飼料在其腸內發酵引起CH4排放；農田過量施肥；家畜糞便處理不當及秸稈燃燒等。

土壤是碳素的重要儲存庫和轉換器，土壤中的有機物質經微生物分解，以CO2的形式釋放入大氣，而長期淹水的農田中經發酵作用可產生CH4，所以對于農業生態系統，最大的碳庫就是土壤，其碳的排放量受到農業用地面積、農業施肥、耕作方式等因素的影響。

三、遼中縣農業（畜牧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土地沙化初現。據調查，遼中縣的農業生產已經基本實現機械化，特別是在耕地面積較大的河西四鄉鎮。這一地區過去是十年九澇，地下水位達到1.4m~1.5m，近年來，由于降雨量少，灌溉面積較大，打井較多，地下水位下降了5m多，部分地區已經出現了初級的土壤沙化，形成了沙壤土，多數地只能種花生等作物，如果不盡快改變以翻耕為主的種植結構，等到水位下降到10m，樹木栽種不了，將導致荒漠化。

2.節水灌溉設施缺乏，水資源利用率低。遼中縣境內有三條河流過，遼河、渾河和蒲河，由于上游都流經沈陽市，污染較為嚴重，所以灌溉基本用地下水。除了少數果蔬大棚采用滴灌、滲灌的灌溉方式外，遼中縣種植業基本還采用傳統的漫灌與淹灌。全縣年均用水量約3.8億m3，有96%都用于農業（如圖2），而其中超過90%都用于農業灌溉，推廣節水灌溉技術和農作物噴灌、滴灌，提高水資源利用率已成為遼中縣迫在眉睫的問題。

圖22008年遼中縣用水量比例

3.沒有形成完整的循環農業模式。遼中作為農業大縣農業產業化已初具規模，建成了多個農業生產基地，如以養士堡為核心的果蔬種植基地，以茨榆坨為核心的花卉基地等。這些基地種植的糧食、蔬菜、水果等均通過了無公害農產品和綠色食品的認證，并且一些設施農業使得農民結束了以前一年一季的種植制度，變成了一年三季，增加了收入，讓農民得到了實惠。但是，遼中縣農業生產一直都在單一方向的鏈條下運行，沒有形成完整的循環農業模式。首先，遼中縣從事農產品加工的企業有274家，包括四大種類：稻米加工、白酒釀造、飼料加工、食品加工。這些企業雖然數量較多，但是規模大小不一，差距較大，農產品加工產生的附產品沒有統一的處理方法，使很多可以重復利用的資源浪費；其次，在農業生產活動中產生的秸稈、糞便等廢棄物沒有充分利用。遼中縣畜牧業發達，肉牛每年出欄25萬頭、肉豬出欄是100萬頭，這些牲畜每年產生的糞便除去不能回收的大約427.3萬t，這些糞便有些直接被施用在田里；另外遼中縣有玉米約2.7萬公頃，每公頃產秸稈100公斤~167公斤，這些秸稈多數都用來直接燃燒，既浪費了資源又污染了空氣。

4.畜禽糞便浪費，甲烷排放量增加。遼中縣畜牧業發達，每年總產值達到37億元左右，占農業總產值的50%以上（如圖3）。這些牲畜每年產生大量排泄物，遼中縣工業固廢的總排放量為3.73萬t，而牲畜糞便則為427.3萬t，這一數量遠遠大于工業固廢，應該適當的加以利用。糞便可以用來發酵制沼氣，沼氣是一種無污染可再生的燃料，供給農戶取暖、做飯等，既經濟又方便；牛糞風干加工后可做燃料；經過處理后還可以用作生產菌菇的基料。但由于農民認識偏差和技術手段落后大量畜禽糞便積壓、浪費，有機肥被忽視，加重了畜禽養殖環境污染。

圖3 第一產產值構成

5.甲烷排放量增加。畜禽養殖會釋放出大量的甲烷氣體，CH4是溫室氣體的主要成分。每分子CH4吸收紅外能量是CO2的21倍，CH4對溫室效應的貢獻僅次于CO2 [1]。調查中得知：2008年遼中縣畜禽養殖業CH4釋放總量為35.9萬t，其中養豬業對CH4的排放作用最大，占90%以上。這些釋放出的溫室氣體還不能很好的控制，使得遼中縣的環境壓力進一步加大。

四、發展低碳農業的建議

遼中縣農業總體是向著快速、健康、綠色的方向發展的，在低碳農業建設方面有著一定的基礎，果蔬生產大部分達到綠色標準等，同時也存在不少問題。農藥、化肥使用不當，對低碳農業的認識和宣傳不到位，還存在許多誤區和偏差。生態建設投入不足，不能滿足發展需要；產業結構不合理，生產水平低下；農產品深加工程度不高；城鎮化發展緩慢等等。

1.規劃遼中縣低碳農業布局。構建“種、畜、游”低碳產業群對于遼中縣低碳農業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首先這樣的發展集群需要建立自己的戰略發展目標，包括重點項目、節能減排目標、政策體系、交流平臺等等。同時，要發揮重點示范城市的帶動作用，形成科學的縣域低碳農業布局。為了保證這樣的低碳農業布局順利實施，還要有相應的政策保障，包括產品種植“低碳化”制度以及獎勵和問責制度等。

2.加快城鎮化發展步伐。通過科學的村莊布局，按照“村容整潔”和“環境美好”的要求，將大型沼氣工程與村鎮規劃結合到一起，把散亂的農戶集中在一起，在居民區與農業產業區的交界處建設大型環保的沼氣工程，處理日常生產和生活的廢棄物，對于改善居民區的生活環境，節約生產資源，加快城鎮化發展步伐，帶動低碳農業發展都有一定的幫助。

3.加大開發和推廣新能源的力度。新能源的開發與推廣已成為新農村建設的必經之路，從低碳農業的角度考慮，沼氣、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等新能源的利用，對于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改變現代農村生活環境將起到重要的作用。

遼中縣的秸稈和畜禽糞便資源非常豐富，如果能夠充分利用這些資源，用沼氣這種清潔能源代替直接焚燒秸稈，不但節約資源，減少能源開支，又能防止大量焚燒秸稈產生的煙塵，改變農民平時煙熏火燎的狀況。遼寧省的光照長度屬于二類地區，年日照為1 328小時，而遼中縣的整體光照時間要高于整個遼寧省，達到1 600多小時。太陽能是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無污染、廉價的清潔能源，用途也很廣泛，如溫室大棚、光伏發電、太陽能熱水器等。充分發揮和利用太陽能，使其在改善農民生活質量過程中發揮作用，不僅能給農民帶來實惠，還能節約大量電能。

4.爭取將畜牧業做大做強。近年來，遼中縣畜牧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為了讓畜牧業向更大更強的目標發展，首先應該堅持統一飼養標準、嚴格質量檢測、糞污低碳處理的原則，著力推進生態養殖小區規劃建設。通過科學規劃布局，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把分散經營的農戶集中到一個區域內飼養，實行統一經營管理，嚴格落實標準化生產、養殖檔案建立、畜禽糞污無害化處理等措施，盡快改變人畜雜居、畜禽散養、畜禽混養的落后生產模式，這樣做不但對防止疾病傳播，改善空氣質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有決定性的作用，同時還能夠提高遼中縣畜牧業的知名度，打造出遼中縣的有機畜禽品牌，加速農業GDP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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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Idea of the Status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Agriculture in Liaozhong County

HUANG Yao，ZHANG Ge

（Geography Center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第4篇：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范文

【關鍵詞】低碳農業 回歸分析

一、引言

當今氣候變暖的問題備受廣泛關注，從而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低碳經濟應運而生。2003年英國政府發表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首次提出了“低碳經濟”的概念，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2006年，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200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制定了“巴厘島路線圖”，為2009年前應對氣候變化談判的關鍵議題確立了明確議程，要求發達國家在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減排25%~40%，進一步促進了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農業生產在全球溫室氣體循環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溫室氣體排放量介于電熱生產和尾氣之間，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第二大重要來源，同時溫室效應而引起的氣候變化又會嚴重影響到農業生產 。因此，在發展低碳經濟的同時也應該倡導低碳農業，積極采取措施減少農業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實現傳統農業向綠色農業、生態農業的轉變。

低碳經濟的推手必然是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農業除了可以解決各國糧食安全的問題之外，還可以為氣候變暖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低碳農業是節約型農業，是效益型農業，它以最少的物質投入，節約各種資源來獲得有益于社會的最大產出。本文將選取影響低碳農業發展的二個因素――農藥使用量和農用薄膜使用量，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它們對低碳農業發展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建議。

二、回歸分析的過程

1.變量與模型的選取

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階段，且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所以CO2排放總量很大。在農業生產過程中，除了土壤釋放碳以外，農藥、農用薄膜等的大量使用也間接消耗了能源，成為農業生產的又一個重要溫室氣體的排放源。雖然農藥的使用，提高了農作物的單產面積，但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可見化肥的使用量是影響農業碳排放的一個重要因素。另外農用薄膜的主要成分是氮和碳，并且薄膜無法降解，嚴重污染了環境。因此，農藥和農用薄膜的使用可能影響低碳農業的發展，出于方便比較和數據可獲得性等方面的考慮，本文將農藥和農用薄膜當作因變量，農業生產值作為解釋量，可以獲得以下模型： ，其中，y為農業總產值（億元），為農藥使用量（噸）， 為農用薄膜使用量（噸）。

2.數據的來源（見表1）

3.模型檢驗與結果

3.1初始模型計量與模型檢驗

檢驗：從經濟意義方面檢驗參數估計量，農藥使用量x1的系數為正值，說明農藥使用量與農業總產值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不考慮成本和價格等因素的情況下，農藥使用量增加農業總產值也會相應的增加，符合經濟意義檢驗，農用薄膜使用量 的系數為正，說明其與農業總產值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也是符合經濟意義的。

1.1多重共線性檢驗。從統計檢驗來看， ，方程擬合優度高，又因為F所對應的P值小于0.05所以總體顯著性好，但是在顯著水平 下，所有參數不都是顯著的，因為并不是每一個回歸系數的t值所對應的P值都是小于0.05的，上表中 對應的P值為0.7544大于0.05，所以其不顯著，可能存在著多重共線性，所以將其進行進一步的檢驗，得到相應的相關系數矩陣表：

從該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變量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多重共線性，所以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模型進行修正，利用變量逐一剔除法得出下面的結果：

因為只有兩個解釋變量，所以先去掉第二個變量，得出第一個模型；接著去掉第一個變量，得出第二個模型，經過比較這兩個模型，我們可以看出，第一個模型的擬合優度比較高，而且總體和參數都顯著，所以應該剔除第二個變量。

1.2異方差檢驗。采用White檢驗法來進行異方差檢驗，最后得出的結果如下：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二行對應的是 ，其對應的P值可以看出，顯著性水平 ，所以其存在異方差，下面用對數變化法進行修正，得出的結果如下：

，經過White檢驗修正過的模型不存在異方差。

1.3自相關檢驗。首先用DW (德賓―沃森) 檢驗法進行檢驗，當顯著性 時， ， ，查表得到： ，

；由于 ，故可判斷存在一階正自相關。下面利用科克蘭內- 奧卡特迭代法進行修正，利用AR(1)進行回歸，此時回歸方程為：

此時 ，所以不存在自相關。

表1

注：數據來自：《中國農村統計年鑒》（1990-2007），中國統計出版社運用Eviews6.0對于上述變量進行回歸分析。

2.模型的預測與結果

根據最終模型進行預測分析，模擬結果如下：

由模擬結果可知，最終模型的模擬結果比較滿意，擬合程度較高，說明最終模型預測效果比較好；從方程看，也比較符合經濟意義，農藥的使用量對農業總產值的影響比較大，但是農用薄膜對農業總產值影響不大，從第一步顯著性就剔除出去。

三、主要結論

根據最后的模型可知，農藥的使用量對于農業總產值的影響程度很大，農藥是為農業服務的，它的使用過程對于土壤的結構，大氣的環境都會產生副作用，并且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因此要針對農藥的使用量來制定相應的對策：

1.調整能源結構，轉變農業生產方式

在農村對于節能減排的問題重視程度不夠，進展相對緩慢。主要表現為種植業能源浪費嚴重，養殖業污染嚴重，農村生活污染治理難等。因此，必須調整能源結構，積極轉變第一產業的生產方式，形成開源、替代、減排、增收，構建自給式、分布式、低碳化的農村能源服務體系，開發農村生物能源，發展能源農業的新思維。

2.推廣施肥新技術，提高單位土地面積上化肥的利用率

要推動農業節能減排工作，就必須注重化肥、農藥以及農用薄膜的科學使用，減少不合理使用化肥的情況，合理利用土地，研發對二氧化碳氣體吸收能力強的新型作物，實現低碳農業的發展。

3.推廣低碳農業技術，開展節能減排技術的示范模式

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積極推廣施肥技術、畜禽健康養殖技術、沼氣工程、秸稈能源利用技術、綠肥飼用技術、新型農作物育種技術、優良反芻動物品種技術、病蟲害防治技術、水產生態健康養殖技術、節水灌溉技術、農業機械節能減排技術等各種節能減排技術，從而減緩二氧化碳的排放，保護農田生態系統，實現農業循環。同時在此基礎上，選擇適合的模式，建立低碳農業實踐園區、示范企業、示范農戶等，為減排技術的推廣提供數據和技術支持。

參考文獻：

[1]趙其國，錢海燕，低碳經濟與農業發展思考，生態環境學報，2009，18（5）.

[2]鹿永華，農業經濟，青島市循環農業與新農村建設模式研究，2008.11.

[3]肖文平，發展沼氣，改善農村能源結構，中國林業，2010（1）.

[4]朱宏文，清潔發展機制（CDM）及其在浙江的利用狀況，當代經濟，2009.

第5篇：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范文

畜牧業對環境影響不可忽視

2015年12月，各國代表將齊聚巴黎，達成旨在將全球溫升控制在2℃以內的新協議。在此之前，各國政府必須解決彼此在技術和法律問題上的分歧，并對2020年以后他們愿意承諾的減排量作出規定。實際上，這一進程已經展開了。2014年10月，歐盟宣布，到2030年其減排目標比1990年的水平下降至少40%；數周后，中美聯合氣候變化聲明稱，美國計劃到2025年溫室氣體排放較2005年下降26%-28%，中國將在2030年前后達到碳排放峰值。

然而，就在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計劃逐漸成形時，一個漏洞正在凸顯，不幸的是，這個漏洞還不小。畜牧業在全球碳排放中占比接近15%，超過全球所有汽車、卡車、飛機、火車和船舶的總排放量，然而，國際及各國的減排策略中顯然未將畜牧業考慮在內。

事實上，畜牧業對氣候變化和環境問題的影響早已不是什么新鮮話題。早在2006年，聯合國糧農組織了一份名為《畜牧業長長的陰影》（Livestock’s Long Shadow）的報告就指出，畜養動物是伐林的主因之一，全球70%的農地、30%無冰的地表面積用于畜牧業，并預計，如不改變當前趨勢，畜牧業總量將于2050年增加一倍。

2009年，兩位世界銀行的環境顧問在發表于《世界觀察》雜志2009年11/12月號的封面文章《畜牧業與氣候變化》則指出：畜牧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GHGs）至少占人為排放總量的51%。

甲烷是這些氣體的最重要部分，然后是黑碳和一氧化二氮。甲烷產生于反芻動物如奶牛、綿羊和山羊的消化過程，一氧化二氮產生于用來種植飼料作物的肥料和化肥之中；而轉化為牧場或用來種植飼料作物的森林也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在所有人類活動引起的甲烷排放中，畜牧業是迄今最大來源地，排放量超過37%。按20年的平均數字，甲烷產

生的熱量比二氧化碳多72倍。按5年的平均數字，甲烷將會更加強大，產生熱量比二氧化碳要多100倍。同時，甲烷十年內就可脫離大氣層，而二氧化碳卻會使地球持續變暖數百年，乃至幾千年。

這些數字都表明，要盡快阻止全球變暖，讓地球降溫，人類就應著重努力減少甲烷的排放量。如果到2017年，畜牧業總量能下降25%，就可以達成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規定的溫室氣體減排量。這個轉變還會帶來其它益處，例如，增加可持續發展的前景，從根本上解決全球水資源危機、饑餓問題、能源危機和其它問題，還能減輕動物痛苦。文章認為，為了避免到達無法挽回的臨界點，各國政府必須馬上制定和實施將畜牧業總量于2017年降低25%的相關政策和程序。在降低畜牧業總量的基礎上，再加上其它方面的減排，大多數氣候專家相信，溫室氣體排放量會很快地降低50%，然后是80%。

素食主義拯救地球？

包括聯合國環境署2010年7月的報告作者在內的環境專家都建議：減少畜產品的產量和消費對于控制國際溫室氣體排放至關重要。而且，沒有任何一個畜牧業或環境專家認為畜牧業總量增長帶來的溫室氣體排放問題可以單靠生產中的技術革新解決。

現今，人類對肉類和奶制品的需求意味著：目前世界上有220億只雞，人均三只以上；而按照重量計算，奶牛則是地球上最占優勢的物種。問題在于，肉類和奶制品的消費一直呈上升趨勢。與2005至2007年間的基準值相比，預計到2050年，全球肉類和奶制品的消費預計將分別上升76%和65%。近期的建模估算表明，人類飲食趨勢與將溫升控制在2℃的目標完全背道而馳。

大力推行素食主義的環保人士認為，人類減少肉類攝取量的幅度越大，地球變涼爽的速度就越快。減少甲烷排放，并迅速停止并扭轉全球變暖的最有效途徑之一就是人類養成以植物為主的飲食習慣，減少食用動物產品。根據2006年芝加哥大學的相關報告，1個人吃素1年所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換開豐田混合動力車“普銳斯”（Prius）的減排量還多。素食協會主席安妮特?平納在英國表示：“在發達國家，個人最有效的減少對環境污染的飲食方式就是素食。”

所有的農業生產---伐林辟地、犁式草原、農田灌溉、化肥農藥、拖拉機燃料等都會破壞環境，農業產生的溫室氣體比所有交通運輸產生的總和還要多，從氮污染對土壤的侵蝕起還造成了很多其它的問題。

畜牧養殖是最具破壞性的，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因為大多數用來喂牲畜的谷物人也可以食用。畜牧業中，僅僅10%的谷物可轉化成肉、牛奶和雞蛋，所以牲畜擴增對環境的影響迫使我們在自身需要的基礎上種植更多的谷物。

粗略統計，牲畜至少消耗世界糧食作物的三分之一，作一個近似的估算，素食主義的世界只需要現如今耕地的三分之二。當然，這只是一方面，肉類和牛奶制造了人體每天所需熱量的15%，如果素食，我們需要吃更多的食物補充這部分能量。綜合估算，如果選擇素食將會減少現今農業耕地的21%，大約340萬平方公里----一個印度的面積。

農業的減產會大大減少農業對環境的破壞。氮污染會導致湖泊的水體營養化，夏洛茨維爾弗吉尼亞大學的環境科學家阿利森利奇教授以所在大學為模型計算得出：如果大學里的每一個人都不再吃肉，那么，該大學的氮足跡會降低27%，氮足跡指的是所有活動向環境釋放的氮的總量。利奇教授發現如果每個人愿做更進一步的嘗試---不吃乳制品和蛋類，氮足跡會下降60%。

畜牧業對環境的影響不僅是氮的排放，全球的數據很難統計，但至少在美國，畜牧業對土壤的侵蝕占55%，農藥使用占37%。不僅如此，抗生素有一半是用在牲畜上，往往作為正常飲食的一部分，這種做法導致了細菌的耐藥性。

不僅如此，畜牧業也是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食草動物，例如牛、羊在消化食物DD草，會呼出一種特別的溫室氣體DD甲烷。砍伐森林建牧場，以及過度放牧導致土壤中碳含量的凈流失等因素都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2006年糧農組織的報告中顯示，當把全部因素考慮在內時，你會發現18%的溫室氣體DD如二氧化碳排放來自于畜牧業。減少畜牧業無疑對控制全球氣候變暖會產生重要作用。

會產生怎樣不同的作用取決于用什么來替代畜牧業，土地上養殖什么。哪里的牧地變為森林（特別是像亞馬遜河流域地區，70%的森林已成牧場），森林的重新生長將會大量封存碳。同樣，美洲平原如果停止放牧，土壤中的碳含量也會大大提高。但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減少畜養的食草動物所帶來的甲烷排放的減少，都至少部分地可能會被野生食草動物和白蟻等引起的甲烷量的增加所抵消，在食物方面，這些野生食草動物和白蟻是畜養的食草動物的競爭者。國際家畜研究所農業系統研究專家菲利普桑頓說：“花時間在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民間興起“周一無肉日”運動

在環保議題上，明星所作的宣言往往更多元化且更富有感召力。

2012年，前披頭士樂隊成員保羅?麥卡尼曾致函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執行秘書菲格蕾絲和氣候變化峰會COP18的主席阿提亞，呼吁重視畜牧業對全球暖化的貢獻。

時值COP18多哈峰會之前，麥卡尼在信中寫道：“盡管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全球肉食工業的增長對環境造成嚴重影響，但COP似乎并沒有意識到畜牧業對全球暖化的影響。因此，我呼吁你們關注這一問題，并采取相關政策和行動，諸如每周一天無肉日。”

保羅?麥卡尼是“周一無肉日”運動的主要發起人和推動者。他曾在2009年底，受邀在歐盟關于全球變暖和糧食政策的聽證會上發表演講，呼吁歐盟采取行動減少肉食消費，他說：“這（吃肉）不再是個人的選擇，它將影響整個的星球”。

當年，他率先發起“周一無肉日”運動，呼吁大家用溫和的方式，慢慢減少食肉量，一邊吃一邊做環保，并邀請他的明星朋友們，一起推廣，請求大家每個星期一不吃肉。如果大家一個星期一天不吃肉，就可以降低不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長期下來，累積的環保力量，就可以減少氣候變化的速度。

他這一舉動，得到世界各國民眾的響應，包括許多著名環保人士的支持，如美國副總統戈爾和IPCC主席帕喬里等。在過去6年中，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數量不斷增長的企業、餐館和食物供貨商參與了此項活動，在許多著名的城市，如比利時的根特、德國的不來梅、美國的舊金山和洛杉磯等，都有自己的每周無肉日。美國民間成立“周一無肉日協會”，每周一贈送無肉菜單給網友，此舉獲多個醫學院的學理支持。從紐約曼哈頓到以色列特拉維夫，從瑞典斯德哥爾摩到中國臺灣高雄，“周一無肉日”運動在全球無數校園、醫院、餐館內得到推廣和實行，甚至在2013年11月，挪威軍方表示讓軍隊每周食素一日，以對付新敵人――氣候變化。

在中國內地，為了宣傳吃素能夠保護生態平衡、減少碳排放，歌星龍寬帶頭，與高圓圓、梁文道、曾黎、鄭鈞、后舍男生、彭坦、林志炫和一些民眾一起，制作了《周一請吃素》的短片，號召大家多吃素、推廣周一吃素熱，投身環保；李易祥、周迅則呼吁大家從一周吃一天素做起，減少排碳。此外，黃俊鵬、張磊、唐以菲、藍正龍、陳坤也是環保素食響應者。

技術革新能起多大作用？

雖然理論依舊充足，但“素食拯救地球”理論并沒有打動所有人的心，畢竟，改變人們的飲食結構、遠離肉類和奶制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諸多政府與決策者認為官方不應強勢推廣這一理念――試圖改變公眾的飲食結構，輕則是過于復雜的挑戰，重則是干涉公眾選擇其生活方式的自由。

2013年9月聯合國糧農組織公布的一項最新研究指出，通過更廣泛地采用現有最佳規范和技術，畜牧部門溫室氣體的減排可高達30%，這份報告讓我們看到了在畜牧業減排方面發生更多改善的可能性。這份題為《通過畜牧業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排放與減排機遇全球評估》的報告是迄今為止就畜牧業對全球變暖的作用以及該部門幫助解決這一問題的潛力所開展的最為全面的評價。

報告指出，與畜牧業供應鏈相關的溫室氣體年排放量總計71億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q），或占人類造成的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14.5%。畜牧業每年所排放的甲烷量約等于1.44億噸石油，足夠為整個南美洲供電。畜牧業所排放的溫室氣體當中，有45%是生產飼料時排放，另有39%是動物排出的氣體，剩余部分來自動物產品的加工和運輸。報告認為，現今的減排方法如改善牲畜的餐單、選擇飼養胃氣較少的牛等，可減少30%的排放量，呼吁業界立即實行。

為了獲得這些估算數據，糧農組織詳盡分析了不同畜牧供應鏈多個階段的溫室氣體排放，包括動物飼料的生產和運輸、農場的能源使用、動物消化和糞肥腐解過程中的排放，以及屠宰后動物產品的運輸、冷藏和包裝等。

經過深入探究排放源和排放方式，該報告顯示，畜牧生產者有望實現大規模減排。通過在飼喂、衛生和畜牧及糞便管理等方面推廣使用現有最佳規范和技術以及諸如沼氣發電機和節能設備等目前尚未充分利用的技術，提高效率，減少能源浪費，全球畜牧部門的溫室氣體減排可高達30%。

糧農組織的報告認為，在所有物種、系統和地區均可實現大幅減排，其中減排潛力最大的是南亞、拉丁美洲和非洲生產率較低的反芻家畜系統。然而，在發達國家，雖然排放強度相對較低但因整體生產規模大而導致排放量高，即使小幅降低排放強度，累加起來亦可產生巨大效益。這方面的例子包括歐洲和北美的奶牛養殖，以及東亞的肉豬養殖。養牛業占畜牧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65%，但是其減排潛力也最大。

該議程確定了三個優先重點領域，通過改善生產方式來獲取顯著成效：促進更高效的做法，改善草原管理，以及改進糞便管理。

人造食物會成為新契機嗎？

依靠技術創新及其在生產中的使用來減少畜牧業的碳排放量還需要一定的時間，而如我們前文所言，要調整普通民眾的飲食結構也非易事，那么是否還有其他出路呢？

根據最新的研究，對于那些不習慣吃素食又想減少食物對生態影響的人而言，在實驗室人工培養的肉或許是一個選擇，且更為環保。

這份來自牛津大學和阿姆斯特丹大學科學家的分析報告，通過實驗室的組織培養比傳統的飼養動物要減少96%的溫室氣體排放。無論是豬肉、牛肉還是羊肉，以這種制作方法制成的人造肉只需要傳統畜牧業7%到45%的能源，1%的土地和4%的水。

除了可見的環保效益，人造肉也提供了更為廉價的營養，改善動物福利以及減少對全球耕地面積的壓力。研究人員相信，在減少環境影響的情況下，人造肉還有助于養活世界上日益增長的人口。

動物蛋白在飲食中的比重正逐步增加，像中國、印度這樣的正在崛起的經濟體，正有著成千上萬的人擺脫貧困，并能在每天的飲食中供應肉食。這種壓力將成為糧食價格上漲的重要因素，增加了水資源的短缺和對尋找耕地的渴望，必將導致像中國和印度這些國家通過購買較窮國家的土地來進行耕種，以致在亞馬遜熱帶雨林“刀耕火種”。

人造肉的制作，則是先從動物身上取下幾個細胞。然后在細胞培養中將細胞分裂復制，幾百萬細胞變成幾十億個。然后誘導細胞產生膠原蛋白，將細胞和膠原蛋白延展片狀，再把薄片一層層疊放，就像制作酥餅一樣，通過短暫加工就可制成了。整個過程對于動物來說是無痛的。

第6篇：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范文

關鍵詞：畜禽養殖；環境污染；治理方式

一、污染現狀

1.糞便污染

畜禽糞便中污染物質主要包括懸浮物、有機質、沉積物、鹽、氣體、病毒、細菌與微生物和氮、磷、鉀及其他養分，這些物質在畜禽糞便收集、貯存、運輸、肥田期間均有可能產生環境污染。據統計，我國畜禽糞便每年產生量約17.3×1010t，相當于工業固體廢棄物2.7倍。一些地區養殖業排放廢物總量已經超過了當地土地負荷警戒值，養殖場糞便、污水的貯運和處理能力不足的問題比較普遍。調查顯示我國畜禽糞便總體土地負荷警戒值已達到0.49（正常值應

2.水質污染

畜禽糞便造成的環境污染主要形式是水質的污染。畜禽場污水、高濃度的糞尿排入江河湖泊中，導致水質持續惡化。從調查中得知，畜禽糞便普遍流失致使92%的大中型畜禽場周圍環境惡化，大中型畜禽場畜禽尿、糞年流失率至少為50%，可對畜禽場密集地區地下水質及地表形成污染危害。畜禽糞便污染物不僅污染了地表水，其有毒、有害成分還易進入到地下，嚴重污染地下水。

3.大氣污染

畜牧業對大氣環境的污染主要體現在畜牧業引發的溫室效應和畜禽糞便的惡臭2個方面。研究顯示，與其他食品生產相比，畜禽產品對溫室氣體的排放貢獻更大。畜牧業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自畜禽飼養，糞便管理以及后續的零售、加工和運輸階段，其中糞便管理與畜禽飼養階段直接排放的溫室氣體占主導地位。畜禽養殖場的惡臭主要來源于畜禽糞便排出體外后，腐敗分解所產生的乙醛、乙醇、苯酚、硫醇、胺和硫化氫等上百種有毒有害物質。

二、畜牧業環境污染治理政策

1.命令控制型政策

以前，我國缺乏專門性的畜牧環境污染治理的政策體系，將《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和《畜牧法》等法律作為執法依據進行管理。現在，面對嚴峻的畜牧業環境污染形勢，國家層面相繼出臺了針對性的法律、法規、政策及標準。其中GB18596-2001《畜禽養殖業污染物排放標準》首次明確規定了畜禽養殖業污染物排放標準，提出了“無害化處理、綜合利用”的總原則，并規定：“畜禽養殖業應積極通過糞便和廢水的還田或其他措施對所排放的污染物進行綜合利用，實現污染物的資源化”；“鼓勵糞污利用專業化、大型化和畜禽養殖規模化，發展適合不同養殖形式和養殖規模的畜禽養殖廢棄物無害化處理模式和資源化綜合利用模式，污染防治措施應優先考慮資源化綜合利用”等。

2.建立嚴格的畜禽養殖場環境準入機制

畜禽養殖場的建設應綜合評估自然條件、土壤肥力、作物需肥量和周邊人口密度等環境對畜禽養殖規模的承載能力，應嚴格遵循畜禽養殖場建設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從源頭上控制畜牧業對環境的污染。按照環境承載能力確定區域畜禽養殖結構和規模，科學地從總量上控制區域畜牧業環境污染。完善畜禽養殖場糞肥管理政策，結合地區實際情況制定畜禽糞便處理等綜合利用技術規范。鼓勵畜禽污染物綜合利用技術的研發，建立相應的技術推廣和服務體系，并選擇典型地區或養殖場作為示范；對采用生態環保養殖的養殖業主給予補貼，對因劃定禁養區搬遷或關閉的畜禽養殖場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予以補償；利用補貼、稅收和信貸等優惠政策，支持沼氣設施建設，有機肥生產，沼液、沼渣綜合利用以及沼氣入戶等畜禽糞便綜合利用工程。

第7篇：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范文

關鍵詞：碳金融 碳金融市場 碳金融政策

一、全球碳金融市場發展現狀

隨著國際社會對氣候問題的不斷關注，二氧化碳排放權正成為繼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價值符號，國際社會已形成了碳交易貨幣和碳金融體系。碳金融市場以及相關金融衍生品逐漸成為國際金融市場與可持續發展的主題。

（一）國際碳金融體系

碳金融即應對氣候變化的金融解決方案。世界銀行金融部定義碳金融泛指以購買減排量的方式為能夠產生溫室氣體減排量的項目提供資源。

目前碳金融體系發展基本成熟，由三個有機部分組成：第一，碳金融市場體系，包括交易平臺、交易機制、交易產品等方面；第二，碳金融組織服務體系，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機構的碳金融活動、碳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第三，碳金融政策支持體系，包括財政、金融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及監管政策。在《京都議定書》之后，國際上形成了基于三個靈活機制的“京都市場”和在“配額”和“項目”兩個版圖內，依據不同方式建立了排放權交易的一級和二級市場。

二、中國碳金融市場環境以及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由于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關注的加劇，我國已成為環保問題的焦點。目前，我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國家。而大力發展碳金融，把握碳市場話語權，規避各種排放權交易風險是我國當前碳金融市場發展趨勢：

（一）我國碳金融市場潛力巨大

跟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顯示，目前中國提供的CO2減排量已經占到全球市場的1/3左右，預計到2012年底，中國將占聯合國法規的全部發放指標的41%。而依托CDM的碳金融在我國應有非常廣闊的發展空間，并蘊藏著巨大的商機。未來即使CDM機制會發生改變，但由于發達國家減排的需要和中國廣闊的項目空間，也會存在類似CDM的機制，實現項目的開發和減排量的簽發。

（二）碳金融市場的發展使碳貨幣化程度增高

隨著碳交易市場規模的擴大，碳排放額度的“金融屬性”也日益凸顯，逐步演化成為具有投資價值和流動性的資產，即“碳信用”。通過國際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場所和碳交易平臺，提高產品定價能力，拓展金融領域項目的能力，我國可以通過碳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來影響國際碳交易市場價格的形成，引導全球碳減排活動向有利于我國方向發展，掌握全球碳金融話語權及其定價權。

三、我國碳金融市場存在的主要問題

盡管我國碳金融市場廣闊，但由于我國區域廣闊各地節能減排成本不一，碳金融市場交易的供求不平衡。且當前碳金融業務有一定的局限性，碳金融交易市場體系、碳金融服務體系不完善。整體來看我國碳金融市場存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

（一）碳金融服務機構問題

雖然自2008年以來各地環境交易所陸續建立，且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權交易所已初具規模，但碳金融組織服務體系仍存在問題：

1、碳金融組織服務體系尚未建立。由于場內碳交易市場尚未真正建立，碳金融服務也受限于交易的稀少和場外市場政策的阻礙。碳金融工具發展不夠完善，如針對CER一級市場、EUA和CER之間的交割差異而設計的產品不夠豐富，而我國主要依托的CDM未來不確定性增加，CERs供應量預期更低。

2、難以提供專業的CDM咨詢服務。CDM機制項下的碳減排額是一種虛擬商品，非專業機構不具備此類項目的開發和執行能力，而我國本土的金融機構尚在起步階段，難以開發或消化大量的項目，且缺乏專業的技術咨詢體系來幫助金融機構分析、評估、規避項目風險和交易風險。碳金融機構專業人才緊缺，就中央財經大學一項調研來看，被調查的31個城市中僅有9.6%的人對碳金融相當了解。

（二）產業結構問題

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不甚合理直接導致了我國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我國以制造業為主，工業產品的制造要比服務業和農業所產生的溫室氣體多，且在大數工業領域，我國的能源利用率都較低。此外，煤炭是我國一次能源的主要來源，占比大于70%，根據計算，煤炭燃燒產生的溫室氣體最高。事實表明，我國80%的二氧化碳排放都是來自煤炭燃燒。

四、我國當前應采取的相應對策

隨著低碳市場的興起和碳交易的活躍，國際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將發生重大改變，碳金融有可能成為重建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秩序的基礎性因素。我國應通過金融手段對碳金融市場機制設計，使得商業銀行與企業投資者、消費者自我制衡，以期構建完善的碳金融體系：

（一）立足碳金融功能，促進碳金融低碳經營理念

在碳交易機制下，對項目或企業的融資要通過環保評估，引導碳產業投資取向和碳交易市場行為。圍繞碳排放權設計低碳產品，為我國低碳產業轉型提供更為廣闊的籌資渠道。碳排放權具有商品屬性，碳金融交易使得減排的成本收益轉化，促使環境外部成本內部化。依托碳交易市場，在具體的節能減排、氣候風險的碳金融創新層面上采用低碳的理念生產和消費。在其領域內部優化環境業績，把環境風險納入銀行核算考核范圍中。

（二）拓寬低碳企業發展的資金來源，加強碳金融交易工具的創新，防范碳金融的經營風險

引導成立更多的低碳投資基金，設立中國清潔生產基金，新設低碳上市板塊市場，積累社會資金股利低碳環保產業發展。嘗試開發碳金融衍生品，發展碳金現貨到逐步建立遠期、期貨、期權、掉期等碳金融衍生品市場體系，并以金融衍生產品為載體，將低碳經濟內涵、特征和技術等要素融入到生產中。各商業銀行還可以建立有管企業資源庫，利用其遍布全國各地的網店建立內部電子操作系統來處理更重復雜的碳金融交易業務，出臺嚴格縝密的操作規則以防止各類金融操作風險。

（三）創新商業銀行開展低碳業務運作模式，健全碳金融服務體系

商業銀行為碳交易提供中介賦予，以各類環保貸款為主，優化信貸管理制度和業務流程，在商業銀行的信貸審批流程中實行環保政策，設立對環境污染和節能環保的評價指標。鼓勵商業銀行拓展中間業務，還可以向碳排放配額的賣家提供流動性資金支持等。健全以碳貨幣為代表的新金融管理模式與交易制度，傾向采用給予各類碳排放指標與環境變化指標而設計的一攬子、系列化的交易產品，保持低碳貸款與低碳保險等金融服務渠道的暢通。

（四）鼓勵自愿減排市場發展

按照交易動機的不同，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市場可以分為兩部分，一個是基于自愿動機的資源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市場，另一個是以履約為目的的強制性的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全市場。當前自愿市場本身又可以分為兩個子市場，一個是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另一個是自愿碳交易的場外市場（OTC Market）。鼓勵我國企業積極采用清潔能源，走循環經濟發展之路，這樣不僅可以進軍國際市場，更能快速適應碳金融市場的發展。

總之，隨著環保話題備受矚目，碳金融、碳貨幣已成為當前金融市場趨勢，所以，積極發展低碳循環經濟，完善碳金融機制，謀局碳交易市場，掌握未來市場的金融話語權，為人民幣的崛起提供了機會。我國應促進國內碳金融體系的建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努力成為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秩序中堅力量的進程中，做到全球化趨勢中真正的贏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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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林海.低碳經濟大格局[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245-253

[3]商道縱橫.碳信息披露項目供應鏈報告2010[R].2010

第8篇：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范文

1．1能源消費碳排放核算根據《2006年指南》關于能源消費碳排放核算公式和張蘭［19］等學者的研究，能源消費主要考慮煤炭、石油、天然氣，此外還包含少量的風能、生物質能、核能等，由于其他能源對環境影響較小，不予考慮。核算能源消費碳排放的公式。式中，E－C為能源消費碳排放量;Energyi為第i種能源的消費量;αi為第i種能源轉換因子，即根據凈發熱值將燃料轉換為能源單位(TJ)的轉換因子;CCi為第i種能源碳含量(t/TJ)，即單位能源的含碳量;NCi為第i種能源的非燃燒碳，即排除在燃料燃燒以外的原料和非能源用途中的碳;10－3為單位轉化系數;COFi為第種能源的碳氧化因子，即碳被氧化的比例，通常缺省值為1，表示完全氧化。將上述公式進一步簡化，可得到計算中更為簡便且實用的公式:。式中，βi為第i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即單位能源的碳排放量。國內外開展能源碳排放系數研究主要有國家科委氣候變化項目、國家計委能源所、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美國能源部、DOE/EIA等，本文研究中選取幾項權威系數的均值作為計算系數，詳細情況見表1。

1．2農業碳排放核算IPCC有關農業生產碳排放的論述多集中于生物活動產生、土壤碳和水稻的甲烷排放，而關于農業生產物質投入導致碳排放的研究不多。結合我國和湖南省農業生產特點，以《2006年指南》為主要參考，結合田云［2，22］等基于投入視角的農地碳排放測算研究，確定農業生產碳排放源包括:稻田、化肥、農藥、農膜、牲畜活動。由于農業機械動力相關的碳排放已在能源消費碳排放核算中涵蓋，為避免重復，此處不再涉及。構建農業物質投入碳排放核算公式為。式中，A－C為碳排放;i為第i種農業生產要素投入;εi為第種農業生產要素碳排放系數。農藥等農業生產要素碳排放系數參考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等機構和學者的研究成果，見表2。水稻生長過程中會釋放大量甲烷，而甲烷是IPCC公布的六類溫室氣體之一。水稻是湖南省種植面積最大的農作物，因此核算湖南省農業生產碳排放需要考慮水稻生長的碳排放。Wang［23］、Cao［24］、Matthew［25］等學者測算了稻田甲烷排放系數，結果為0．44gCH4/(m2•d)、0．44gCH4/(m2•d)、0．50gCH4/(m2•d)，研究將三者的算數平均值作為計算系數，即0．46gCH4/(m2•d)。根據2007年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的相關內容，1單位甲烷與1單位二氧化碳溫室效應比為25∶1，據此可確定甲烷與碳的轉換系數為6．82，結合稻田甲烷排放系數，確定稻田碳排放系數為3．136gC/(m2•d)。湖南省水稻生長周期為120—150天，研究選取平均值135天為計算標準。稻田碳排放計算公式為。式中，R－C為稻田碳排放量;S為水稻播種面積。根據《2006年指南》第四卷第10章關于牲畜和糞便管理過程碳排放的相關論述，畜牧業尤其是諸如牛、羊等反芻動物生長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甲烷，具體而言包括腸道發酵和糞便管理兩部分。參考田云［12］等學者的研究，我國畜牧業產生甲烷排放的主要牲畜品種有牛、馬、驢、騾、豬、羊，以IPCC給出的排放系數為依據，運用上文所述的甲烷—碳轉換系數，建立我國主要牲畜碳排放系數見表3。畜牧業碳排放計算公式為:。

1．3廢棄物碳排放核算根據《2006年指南》第五卷有關廢棄物的分類研究，溫室氣體排放源主要有四類:固體廢棄物生物處理、廢棄物的焚化與露天燃燒、固體廢棄物填埋處理、廢水處理與排放，固體廢棄物填埋處理(即SWDS)是廢棄物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固體廢棄物被掩埋后，甲烷菌可使廢棄物所含有機物分解產生甲烷氣體。由前文可知，甲烷是主要溫室氣體之一，且產生的溫室效應比二氧化碳強。據IPCC相關研究估計，全球每年約3%—4%的溫室氣體來源于廢棄物填埋處理產生的甲烷。《2006年指南》推薦使用一階衰減法(FOD)，一階衰減法能獲得更好的測算精度。根據《2006年指南》和渠慎寧［3］等學者的研究，本研究給出固體廢棄物填埋處置產生甲烷量的一階衰減法的估算公式。

2數據來源與處理說明

2．1數據來源農業生產中涉及的水稻種植面積、化肥、農藥、農膜數據來自2001—2011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和能源數據來自湖南省能源平衡表;農業生產中各類牲畜數量來自歷年《湖南省統計年鑒》;工業廢棄物和城市固體垃圾數據來自國研網統計數據庫，確實部分運用插值法根據歷年數據補充完整(限于篇幅，方法介紹略);土地利用數據來自國研網統計數據庫，經濟數據來自相關年份的《湖南省統計年鑒》，按2000年不變價格參與計算。

2．2處理說明根據《土地利用現狀分類》和趙榮欽等學者的研究，承載碳排放的土地利用類型包括耕地、牧草地、農村居民點用地、城鎮居民點及工礦用地、交通水利和其他用地。研究將根據碳排放發生載體，本文將其分解到具體的用地類型，畜牧業按照食物來源將牲畜活動分屬于耕地和牧草地，用地類型與碳排放源對應關系見表4。

3結果分析

3．1碳排放總量與時序特征根據上述公式，我們對湖南省的碳排放總量進行了測算，結果見表5。2011年湖南省碳排放總量為10377．79萬t，比2000年的3504．60萬t增長了196．10%，遠低于同時期GDP增速(500．21%)。從碳排放來源分析，2011年湖南省碳排放的主要來源仍然是能源消費，占總量的95．69%，達9930．06萬t;其次是畜牧業碳排放，占總量的2．43%，達2523．01萬t;種植業碳排放站總量的1．78%，達184．76萬t;廢棄物碳排放最少，僅為碳排放總量的0．10%。根據IPCC給出的《2006年指南》，全球能源消費占碳排放總量比例的平均水平為75%，湖南省能源消費碳排放占比遠高于參考值，說明湖南省的能源消耗量較大，節能減排的形勢嚴峻。本研究重點測算了湖南省2000—2011年的碳排放總量，通過分析其時序和結構變化特征探討了湖南省新世紀初期經濟發展對環境的影響。研究時序內湖南省碳排放逐年增加(表5)，且增速持續上升，年均增長率10．37%，低于GDP的年均增長率(17．69%)。湖南省碳排放的結構特征也發生了較大變化，2000年能源消費僅占碳排放總量的77．29%，隨后逐年上升，直至2008年超過90%，2011年達到總量的95．69%，能源消費對碳排放的影響逐漸增強，湖南省經濟發展對能源消費的依賴日益突出，暴露了較為嚴重的經濟發展質量問題。種植業碳排放占比逐年下降，比2000年降低了4．12倍，對碳排放總量的影響逐漸變小。畜牧業碳排放在碳排放結構中處于第二位，2000占比高達13．36%。隨著能源消費碳排放的迅猛增加和畜牧業自身的萎縮，畜牧業碳排放占比也逐年下降，比2000年降低了4．50倍;廢棄物在總量中的比例一直較低，2000年占總量的0．23%，隨后逐年下降，2011年僅為0．10%。

3．2土地承載結構特征與效應分析根據以上有關土地承載碳排放來源的描述，本研究將2011年湖南省碳排放根據其土地承載的屬性進行分解，并進一步計算結構特征與碳排放強度，以期從土地利用的視角分析碳排放的來源及減排路徑，具體見表6。結果顯示，城鎮居民點及工礦用地是最大的碳排放源，總量達7781．06萬t，占總量的74．98%，且碳排放強度(碳排放與土地面積的比值，t/hm2)也最高，為263．94;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次之，碳排放強度為33．41，碳排放占總量的11．30%，為1172．40萬t;其他用地類型的碳排放量較少，總計占比為13．73%;牧草地的碳排放總量雖然較少，但其強度較大，單位面積碳排放達32．22t，是僅次于城鎮居民點及工礦用地和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的碳排放土地承載類型。

4結論與討論

4．1結論從2011年湖南省碳排放測算的結果可知，能源消費碳排放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其次是畜牧業、種植業和廢棄物。能源消費的高碳排放與湖南省產業結構不合理、產能過剩、能源過度消費有著直接的關系。尤其是新世紀初期，忽視環境問題和對資源的過度消耗是造成碳排放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湖南省節能減排形勢嚴峻，為配合國家碳減排的重大目標，在后續發展中應著重從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淘汰落后差能、創新能源利用技術、大力發展現代農業等方面著手。研究時序內，湖南省碳排放總量逐年增加，且增速不斷變快，碳排放結構中能源消耗碳排放占比逐年增加，說明湖南省在能源消耗方面存在浪費問題。畜牧業碳排放占比僅次于能源消耗碳排放，其次是種植業碳排放，廢棄物碳排放最少。除能源消耗碳排放占比外，其他來源占總量的比例均逐年下降。能源消耗碳排放的迅猛增加與新世紀初期湖南省經濟發展的特征有關，大量工業企業項目投入使用，產能過剩，造成了資源浪費，從而造成碳排放激增。在種植業方面，在研究時序內湖南省耕地種植面積沒有明顯增加，但碳排放卻顯著增加，這與近年來優越的農業政策有關。農業政策刺激農民積極種糧的同時也加重了農業物質的投入，如化肥、農藥、薄膜等，這些都是農業碳排放的主要來源。畜牧業的碳排放降低與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有很大關系，湖南省畜牧業萎縮，其產值在第一產業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技術創新等手段對畜牧業碳排放影響較小，因此碳排放量較最初降低。城鎮居民點及工礦用地是碳排放強度最大的用地類型，其次分別是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牧草地、農村居民點用地、耕地，城鎮居民點及工礦用地集約利用度高，人口密集，且承載了主要的能源消耗碳排放，因此其碳排放強度較高。通過土地承載碳排放效應分析，可為控制碳排放提供一條新路徑。即通過調控土地結構控制碳排放增加，保護其他碳排放強度較低且綜合效益較高的用地類型，如林地、草地、牧草地等。

第9篇：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范文

關鍵詞 碳核算體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節能減排

中圖分類號 F222.3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9-0111-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19

自1997年《京都議定書》簽定以來，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促進碳減排方面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從其發展歷程來看，基本的路徑是促進能源結構優化，發展技術性的碳減排或碳捕獲措施；為最小化減排成本，發展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為促進企業和消費者的減排活動，發展碳標識計劃、碳補償計劃等一系列自愿性的活動。在這個過程中，發達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已經從技術性的減排角度上升到向低碳發展轉型的戰略性高度，應對氣候變化的壓力也逐漸從政策制定者轉向社會大眾，進而促進了市場和社會主體的廣泛關注和主動參與。而這些政策措施的基礎是碳核算，即對產業、企業、產品、消費活動背后的碳排放進行核算，以引導并促進經濟和社會從高碳發展轉向低碳發展。

我國現有的節能減排工作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進的，即由上級政府確定目標和考核方式，層層分解落實。這一方式能夠有效地發揮我國的政治優勢，集中資源實現國家重大目標，有著不可否認的作用和價值。但是，在具體落實過程中，該方式也存在著不可忽視的粗放性。為促進應對氣候變化和節能碳減排政策的有效實施，有必要將節能減排工作建立在基本事實和科學數據的基礎上，即建立與排放主體相關的碳核算體系。但我國目前尚未開展系統的碳核算工作，世界范圍內的碳核算也遠未成熟。該領域的研究是我國推進節能減排的最基礎的工作。因此，有必要分析國際上碳核算體系的發展，以作為推進我國未來節能減排或碳減排工作的一個借鑒。

1 國際碳核算體系的發展

碳循環是地球物理化學循環的一部分，因此，對于地球上的碳排放、傳輸、沉淀/吸收等循環過程的研究在自然科學領域由來已久。但是將碳排放核算納入經濟學和社會學研究的視角，以促進人類通過改變生產和生活方式來減少碳排放則是近十幾年的事。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提出了“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的目標。但由于UNFCCC只是一項框架公約，沒有規定具體的減排指標，缺乏可操作性。為了進一步在操作層面推動全球減排的共同行動，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開始研究編制國家溫室氣體清單的方法和作法，從而開啟了研究溫室氣體排放核算體系的新時代。

1.1 基于國家/區域的核算

基于國家或區域層面的碳核算是最早開發的，也是目前最權威的碳核算體系。1994年，IPCC完成了《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以下簡稱“指南”）并受到了各方認可。1996年修訂的“指南”，后來成為《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內各國法定減排的核算方法，同時要求各國在此基礎上制作溫室氣體清單。為了進一步完善清單制作方法，提高核算結果的準確性，2000年IPCC完成了《國家溫室氣體清單優良作法指南和不確定性管理》報告。2006年，根據UNFCCC的要求，IPCC又對“指南”作了調整更新，使其更趨完善。

2006年修改后的版本主要從能源、工業過程和產品使用、農業、林業和其他土地利用、廢棄物及其他這六大部門進行溫室氣體排放和消除的核算。每個部門有獨立的排放源目錄及其子目錄構成，各國在子目錄層面建立排放清單，通過匯總得到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采集的數據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活動數據，另一種就是排放系數。某一活動的碳排放就是其活動數據和相應的排放系數的乘積。IPCC提供了各種不同的排放系數的默認值（缺省值），以供參考［1］，各國也可以根據對國內的調查研究或者利用模型，確定本國特定排放源的排放系數。

由于《京都議定書》針對的是領土內的排放，因此在此框架下核算的國家溫室氣體清單主要是基于生產責任的排放，即主要考慮的是直接排放，而沒有考慮因產品消費而引起的間接排放。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在此框架下不考慮進出口貿易產品中的隱含碳排放（embodied carbon emission）（隱含碳排放指產品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直接和間接碳排放的總和），這就使得發達國家可以通過貿易進口所需的高碳產品，從而間接減少國內生產的碳排放。如從國內碳排放來講，英國2003年的碳排放相較于1990年下降了12%，但是，如果考慮到從產品中進口的隱含碳排放，那么英國的碳排放相較1990年來說，上升了19%［2］。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增加了高碳產品的生產和出口。由于生產技術的限制，發展中國家生產單位產品的碳排放量往往高于發達國家，從而導致全球碳排放的增加而非減少，這就是“碳泄漏”問題。

對此，許多學者提出了要考慮貿易中的隱含碳影響，對國家碳帳戶的核算基準進行調整，許多研究者認為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有責任對于生產這些產品和服務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負責，從而產生了廣泛的將生產的環境影響和溫室氣體排放分配到世界各地的消費中去的討論［3-7］。

隨著對氣候變化問題關注度的日益提高，在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減排的壓力從政策制定者正逐漸轉向社會大眾，再加上關于從消費角度進行碳排放核算的爭論，導致了“碳足跡”核算策略的出現。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是一個用于描述由某一特定的活動或實體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數量的術語，也是評估組織和個人對氣候變化影響的一種方式。碳足跡的核算可以有兩個方向，一是在單位產品水平上測度，二是在企業水平上測度。

1.2 基于產品的核算

在產品水平上測度碳足跡，往往包括了對產品全生命周期中碳排放的計算，稱為產品的“碳足跡”。目前，計算產品“碳足跡”有許多公開的方案，但是，這些方案的質量和完整性差別很大。許多國際組織和區域組織都在嘗試開發關于量化和通報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的標準和指南［8］。就目前來看，關于產品和服務中碳排放評估的最完整的標準是PAS 2050。

PAS 2050 是評估產品和服務全生命周期中的溫室氣體排放的一項公共可用規范。它是由英國標準協會、英國碳信托有限公司和英國環境、食品與農村事務部聯合制定的。PAS 2050通過對產品或服務的全生命周期――從原材料到生產（或服務供給）的各個環節，分配，使用和回收處置的溫室氣體排放的核算，并根據各種溫室氣體的全球暖化潛力（GWP）折算成CO2當量，來反映產品或服務的碳足跡及其對氣候變化的影響。

PAS 2050實際上是供應鏈碳排放評估的一般方法，現有的生命周期評價標準（ISO 14040-44）提供了對供應鏈碳足跡核算的基礎。PAS 2050 制定了詳細的評估步驟，包括：①建立一個過程路線圖（流程圖）。即按照生命周期評價的方式，將產品的全生命周期劃分不同環節，識別他們各自的投入，生產過程，存儲條件和運輸需求，直到所有的投入都已經追溯到其源頭，所有的產出都被追蹤直到他們不再產生對該產品有貢獻的排放。 ②檢查邊界和確定優先性。這實際上就是設定一個測算停止的邊界。PAS 2050中系統邊界處理的關鍵原則是要包含選定產品或服務在生產、使用、回收或處置過程中所有的直接和間接排放。③收集數據。與IPCC“指南”類似的，計算碳足跡也需要收集兩類數據，即活動數據和排放系數。④計算碳足跡。產品的碳足跡計算公式就是產品整個生命周期中各個環節活動數據和相關排放系數乘積的總和。⑤檢驗不確定性。PAS 2050 中，在經過不確定性檢驗后得到的產品碳足跡，還需要對核算結果進行驗證。根據產品碳足跡的用途，PAS 2050 提出了三種對產品碳足跡進行驗證的模式［9-10］。經過驗證的產品碳足跡可用于碳標識等計劃。

值得一提的是，在PAS 2050中沒有包括對資本品的評估，將這些排除首先是因為現階段缺少可獲得的數據以確定資本品的排放；其次是因為這些分析的成本和復雜性。雖然PAS 2050 是目前最完整的產品碳足跡評估標準，但是，這也只是關于產品碳足跡評估標準的一種嘗試，其他國家如日本，新西蘭，法國等也都在嘗試建立相應的評估標準。

1.3 基于企業/組織的核算

在投資者、雇員、環保主義者等日益強大的壓力面前，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在走向綠色的發展。在過去十多年里，越來越多的全球大公司，將溫室氣體核算納入其標準商業實踐。不僅如此，它們還期望供應商、競爭對手和客戶也這樣做。很多企業已開始要求合作者提供由第三方精確估算的排放數據和改善信息。但是，即使企業有這樣的意愿，要測度一個企業的環境影響并不簡單。

目前，較為公認且運用比較廣泛的核算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情況的方法指南是《溫室氣體協議：企業核算和報告準則》（以下簡稱“企業核算GHG協議”（GHG：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es”的縮寫）），該協議由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BCSD）共同制定。

不同于跟蹤某一單位或設施的排放這樣傳統的污染控制方法，“企業核算GHG協議”仿效財務核算標準，并根據一家企業所擁有的不同排放源或設施，認定其排放責任。可以說“企業核算GHG協議”建立了一套溫室氣體核算語言，包括劃定企業（實體）報告溫室氣體排放的組織范圍，其依據是企業對排放源或每一排放源的經營控制、財務控制或股權控制情況［11］，不同企業可以根據其需求選擇不同的組織范圍劃分依據。在企業確定了其報告的組織邊界后，“企業核算GHG協議”出于核算目的定義了三種不同的核算范圍，包括：

范圍1――直接排放：指在企業實際控制范圍之內的排放，具體包括由企業所有或者控制的設備設施等的靜止燃燒、移動燃燒、化學或生產過程，逸出源（非故意釋放）等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生物質的燃料并不包括在里面。

范圍2――電力的間接排放：指企業控制之下購買的電量所產生的排放，排放雖然發生在發電過程中，但是可作為購買電力者的間接排放。除了電力之外，蒸汽、加熱及制冷方面的購買行為也屬于此范圍。輸配電過程中損失的電力，所產生的排放納入輸配電公司的范圍2的報告。

范圍3――其他間接排放：這是一項可以由企業自由選擇是否報告的核算，它是由企業內活動引起的排放，但不是由企業所有或控制的。如企業購買的產品在生產過程中的排放，購買的燃料的運輸排放，購買的服務的排放、員工通勤、差旅等等所產生的排放。這部分間接排放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要非常清楚的核算比較困難。目前，WRI/WBCSD正在編寫關于范圍3核算的進一步指南。

根據這份協議，企業需要設定其碳核算的操作范圍，包括識別與它的運行相關的排放，將其按照直接和間接排放進行分類，并選擇核算和報告間接排放的范圍。考慮到企業擴大、兼并等問題，企業實際可控制的排放會隨時間變化。為了對企業的歷史排放數據進行比較，協議提出了根據企業組織結構的變動情況，對基準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進行再計算的要求，以便于進行有效的比較。

另外，在報告3種范圍的排放時，不同的公司可能對同一排放進行了重復計算。但是重復計算是否產生問題，取決于信息報告的用途。對于國家信息通報制度，重復計算必須避免，但事實上國家信息通報通常是自上而下計算，而不是自下而上匯總的。而對于溫室氣體的風險管理和自愿報告來說，重復計算的影響不大。對于要參加市場交易或者獲得減排信用額度的企業來說，重復計算也是不可接受的，這時就必須有足夠的信息來保證避免發生這種情況。另外，協議的設計避免了不同公司在范圍1和范圍2內的重復計算。例如，a公司的范圍1排放可以成為b公司的范圍2排放，但是不可能是b公司的范圍1排放。同樣的范圍2也是如此［12］。

“企業核算GHG協議”的最大特點在于提出了根據不同核算目的來定義不同的核算范圍，而界定的核算范圍在不同層面具有可加性，這不僅提高了GHG核算的靈活性，同時對于其他核算體系也是一個良好的借鑒。即在設計GHG核算方法時，并不要求絕對避免重復計算，但是需要細分不同的核算范圍，以明析重復計算可能的來源，同時可以根據不同的目標進行加和匯總，滿足不同的核算目的、報告需求和政策導向。

1.4 基于項目的核算

基于項目的核算通常是針對溫室氣體（GHG）項目。GHG項目包含一個或者一系列特殊活動，如減少GHG排放，增加碳貯存，加強大氣中的GHG消除等。它可以是一個獨立的項目或者是一個更大的非GHG項目的一部份，也可能包含一個或者多個項目活動。

基于項目的核算，最著名的就是《京都議定書》中的清潔發展機制（CDM）。通過CDM，發達國家可從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的溫室氣體減排或吸收項目中取得經證明的減排量（CER），用以抵消一部分其對《京都議定書》承諾的減排義務，CDM的核心是GHG項目中CER的獲取，而這依賴于對項目的GHG減排量的核算和證明。

對于GHG項目的核算，最關鍵的方法學問題就是基準線的確定。在核算國家和企業水平的GHG時，減排通常是按照歷史上某一基準年的真實GHG排放來量化的。但是對基于項目的GHG核算，減排則是根據一個預測的，與實際相對應的基準排放來定的。減排量核算的就是當年的實際排放與基準排放之間的差距。因此，對于GHG項目核算而言，最重要的挑戰就是基準線的確定與計算。

在CDM方法學中同時包括了基準線方法學和監測方法學。自2003年以來， CDM執行理事會（EB）已經批準了覆蓋大多數部門和技術領域的CDM方法學，但是，已批準的方法學數量依然有限，并不能適用于所有準備開發的CDM項目。因此，CDM項目開發商和業主可以自行研究和提出新方法學，通過規定的程序獲得EB的批準［13］。

WRI和WBCSD也制定了關于項目核算的GHG協議，稱為“項目核算GHG協議”（The GHG Protocol for Project Accounting）。該協議提供了量化和報告GHG項目的原則、概念和方法。不同于CDM方法學針對不同類型的項目給出不同的基準線方法學，GHG協議提供了兩種評估基準線排放的方法，一是針對特定項目設定一定的基準線情景，并據此比較項目的減排量；二是通過利用GHG排放率來評估基準線排放，GHG排放率是通過對所有基準線候選情景的GHG排放率的一系列分析得到的，它可以用來評估具有相同類型的多項目活動的基準線排放［14］。

此外，2006年國際標準組織（ISO）了國際溫室氣體排放核算、驗證標準――ISO14064，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ISO 14064-1是指導企業/組織量化和報告溫室氣體排放與消除的規范，其功能與“企業核算GHG協議”類似。第二部分ISO 14064-2著重討論旨在減少GHG排放量或加快溫室氣體的清除速度的GHG項目，它包括確定項目基準線和與基準線相關的監測、量化和報告項目績效的原則和要求，同樣類似于“項目核算GHG協議”。第三部分ISO 14064-3闡述了實際驗證過程。這使ISO14064-3可用于指導獨立的第三方機構進行GHG報告驗證及索賠［16-17］。這三部分可以分別使用，或作為一個整體來滿足溫室氣體描述與認證的不同需求。作為對ISO 14064的補充，2007年ISO又出版了新標準 ISO 14065，旨在保證驗證過程本身，并規定了對認可機構或其他評定機構的要求。ISO目前還在編寫關于產品碳足跡的標準。

2 國際碳核算體系發展評價

2.1 兩種類型的核算體系

各類碳核算體系是在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和社會需求下產生的，而核算體系的發展又進一步促進了相關的減排和低碳經濟活動。綜合來看，所有的碳核算體系都旨在提供國家、產品系統、組織、項目的溫室氣體量化方法，同時也規定了相應的信息報告形式。

從國際上現有的碳核算標準、指南、規范等來看，可以區分兩種類型的碳核算體系，即自上而下的碳核算體系和自下而上的碳核算體系。前者以IPCC的《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為代表，它通過對國家主要的碳排放源進行分類，在部門分類下再構建子目錄，直到將排放源都包括進來，由此可見，它是通過自上而下層層分解來進行核算的。該體系具有廣泛的一致性，并在獲取國家溫室氣體排放信息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而作為氣候變化壓力從政策制定者逐漸向社會大眾轉移，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一種響應，自下而上的碳核算標準、指南、規范等在近年來發展非常迅速，并在企業和社會的自愿減排層面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它包括了基于企業、產品和項目的核算體系。自下而上的碳核算方式通過對于企業和產品碳足跡的核算，了解各類微觀主體包括企業、組織和消費者在生產過程或消費過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情況（減排項目可以看作企業的負排放增量），理論上可以匯總得到關于一定區域內的碳排放總量。但是，就目前來說，現有的自下而上的核算體系尚不能涵蓋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對于產品和企業的碳核算還不能覆蓋所有的產品和企業（組織），因而只有部分的信息，無法匯總得到區域層面的總碳排放情況。同時，現有的各類標準、指南也只是嘗試，在核算范圍、生命周期核算環節、處理碳抵消活動、信息報告要求等方面還存在大量分歧，尚未形成國際普遍接受的規范標準，未來這一領域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2.2 自下而上的核算體系的特殊作用

從理論上來看，對于國家碳排放核算來說，只需要利用自下而上的核算體系，核算各排放源的直接排放并進行匯總就可以下。但是，從管理層面上來說，要對各個直接排放源進行監控和管理，難度非常大，成本非常高。因此，通過自下而上的碳足跡核算，如企業碳足跡指標中將企業的間接排放納入核算范圍，從而可利用企業的供應鏈管理，推動市場力量來約束整個供應鏈上的碳排放，不僅可以減少管理成本，同時可以促進市場和產業的發展。產品碳足跡核算也具有同樣的作用，它是通過碳足跡的標識來影響消費選擇，通過消費選擇的變化趨勢來影響企業的產品供給，從而通過企業來影響整個供應鏈的碳排放。可見，自下而上的核算體系具有全面調動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的作用，可以與自上而下的核算體系形成良好的互補。

正是由于這種自下而上的碳核算體系的發展，促進了發達國家企業和民間社會的自愿性減排活動和大量創新的低碳經濟實踐。

從發達國家推進碳減排的過程來看，采取的大多是強制減排與自愿減排結合的方式。強制減排是在約束性指標引導下的，其背后是IPCC的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核算，以及在此基礎上配置各主要排放源企業的排放額度。自愿減排的覆蓋面則可以更廣，不僅有所謂重點企業還包括大量非重點企業，甚至包括普通的公眾與基層社區。企業可以加入自愿減排計劃，進行碳交易，社會上各個主體可以進行碳足跡核算和碳排放信息公開，促進碳標識計劃和碳補償計劃等，而這些計劃運作的背后是各類碳足跡核算體系的支撐。如前所述，在自愿減排領域，開發的碳核算方法和碳計算器有很多，雖然質量不一，但是對于促進全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意識和共同行動具有重要作用，這為全社會投入碳減排創造了條件。

3 對中國推進節能減排工作的啟示

推動節能減排的壓力可能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即行政力量、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從我國當前自上而下的節能減排工作推進來看，行政力量已經得到很大的發揮，但是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尚未得到啟動。

我國現行的“節能減排”工作形成了上級政府一方面督促下級政府，另一方面直接監督所管轄的重點企業，進行以項目為導向、以工程為載體的節能改造的模式。這一模式的突出優點在于以行政力有效地保障了節能減排的執行力，使既定的減排目標成為可預期。但其不足之處也十分明顯，如難以推動全社會的持續減排，難以顧及整個經濟運行模式的優化。畢竟由于人、財、物等資源的約束，政府直接監管的“點”是十分有限的。如果這些“點”未能形成“面”，則難以系統地、在最廣泛的程度上推動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低碳化。于是，節能減排工作的成就被局限于個別企業或試點的成功。那些未被觸及的非重點企業、其他行業或普通公眾，可能既缺乏節能減排的積極性也缺乏必要的方法和途徑。

就節能減排推進的長效機制而言，必須建立強大而健全的、與我國行政推進機制相匹配的市場機制，必須調動全社會各類利益主體的積極性來推進碳減排。其突出的特點是不僅包括自上而下的推進，還包括自下而上的碳減排努力。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碳核算體系發展對促進發達國家的碳減排和低碳社會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過自上而下的核算體系，政府可以評估本國的溫室氣體排放情況及其減排潛力，并在此基礎上推動自上而下的減排活動，包括能源結構轉變、節能技術或設備的推廣等。但是民間的力量和市場力量被廣泛調動起來，其基礎則是自下而上的碳排放核算。

自下而上的碳核算體系，特別是基于產品和基于企業的碳核算體系，為企業和普通大眾尋找減排途徑提供了基礎。而且，基于產品和企業的核算有助于利用供求關系以及供應鏈管理來帶動整個社會的減排動力，有助于優化經濟發展模式。從這一點上來說，促進我國自下而上的碳核算體系的發展有助于推動我國尚未啟動的節能減排的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從而促進全社會的節能減排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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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arbon Accounting Systems

CHEN Hongmin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