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的影響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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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近年來，隨著日本女性的高學歷化及對于結婚、生子價值觀的變化，日本整體的出生率大幅降低，除此之外，生活條件的改善與醫療技術的進步，死亡率也大幅降低，日本的少子高齡化（15歲以下人口低于65歲以上人口）問題日益嚴重。日本政府2008年4月22日公布的2008年版《少子化社會白皮書》警告稱，如果對少子老齡化問題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50年日本15歲以上的可就業“勞動力人口”僅為4228萬人，不足2006年（6657萬人）的三分之二，將“對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白皮書還強調說，尤其是“隨著年輕勞動力的減少與老齡人口退休的不斷增加，預計勞動力人口將呈現老齡化與遞減的趨勢”。到2050年時，日本即將面臨“超少子高齡社會”，平均每1.5名有職業者就需養一位高齡者。
本文從導致日本社會少子高齡化問題如此嚴重的原因以及其將為日本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兩方面進行論述。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合計特殊出生率（女性15-49歲內生產小孩數的平均推算值）若低于2.08名，將使得人口邁向減少。日本在二次大戰前出生率就開始降低，但戰后的20世紀40年代后半出現嬰兒高峰期，1948年人工墮胎合法化后，進入20世紀50年代出生率開始大幅下跌。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前半的高度成長期，合計特殊出生率還維持2.13名的安定情況，但1975年則跌到2名以下，1997年步入少子高齡化社會，2007年總人口開始出現“自然減”現象。和歐洲其他少子高齡化國家相比，日本的速度可以用“快得驚人”來形容，究其少子化原因，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考慮：
第一，出生于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期的年輕人，在經濟發達、成長自由的生活環境中養成了“養育兒童的數量越少，越能維持自己的輕松富足的快樂時光”的利己觀念，人們普遍傾向于少生子女以得到生活質量的進一步提高，由此，必然會導致日本的生育率大幅下降。
第二，為了保證個人在經濟上的獨立支出，享受自由自在的單身生活，最近的年輕人結婚年齡持續攀升，晚婚必然會導致晚育。尤其是一部分女性的晚婚、不婚和少生孩子，似乎越來越成為一種“理性考慮”，而不是自然選擇。日本讀賣新聞社在2003年進行了婚姻問題的全國輿論調查，其中有52%的人認為“女性不結婚也能夠幸福”，而在20-30歲日本年輕人中，接近70%的人認為“沒有必要結婚”。這種想法的出現，不得不讓我們為鄰國日本的將來擔心。
第三，非婚一族的出現加劇了少子化問題的嚴峻性。非婚一族中女性的比例大大高于男性。這背后的確有一些現實的“理性計算”理由。一是來自于就業市場：日趨激烈的就業環境使為了提高生產效益，降低成本的各個企業不歡迎育兒母親。二是女性為在工作中得到晉升機會，會花大量的時間進修，從而錯失了結婚的最佳機遇，隨后則產生放棄結婚的念頭。三是現代年輕女性對個性化生活的追求：她們熱衷于交友聚會和參加各種社會活動，而一旦結婚育兒，就會被家庭這個禁錮套牢，失去自己的理想化生活。
第四，日本社會的“大男子主義”思想傾向仍然存在。他們不愿意幫助妻子共同分擔家務和育兒等事務，導致妻子在身心上處于一種疲憊的狀態，從而眾多女性拒絕走向婚姻的殿堂。
急劇發展的少子化問題直接加速了日本老齡化社會的進程，有專家分析稱，從少子老齡化的成因來看，70%是由于低出生率，30%是由于低死亡率及長壽化造成的。20世紀50年代日本的平均預期壽命分別為男性60歲和女性64歲；60年代上升至68歲和73歲；90年代已經達到77歲和84歲；到了2006年，日本人人均壽命男性79歲，女性85.81歲，男女綜合平均壽命為82歲，蟬聯世界第一。由此可以看出，出生率急劇下降的同時，伴隨著的是長壽化的緩慢進程。因而，由少子而帶來的老齡化進程就顯得尤為迅速。少子老齡化給日本帶來一系列深刻的影響，這些影響集中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少子化最明顯的特征是人口減少，同時，老齡人口的消費呈減少趨勢，兒童數量減少也造成需要減少。從供給方面來講，勞動人口的減少造成勞動供給縮小。從微觀經濟角度來看，少子老齡化會增加社會保障成本，給企業帶來福利負擔，甚至會給日本產業競爭力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第二，高齡少子化社會在養老、醫療和保險等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日本隨著高齡人口長壽化以及高齡者人數激增，需要照護的老人也與日俱增。然而，受少子化影響，年輕人撫養老年人數量的比例逐年上升，其中一部分女性在高學歷化與自我意識不斷提升等因素的影響下，紛紛投入就業市場，這就使得原有的家庭內部介護不得不轉型為由社會以及國家共同參與老人介護，加大了政府的資金投入，給國家經濟帶來了繁重的負擔。
第三，高齡少子化進程的加劇將會導致日本出現嚴重的勞動力不足，必然會對經濟發展帶來重重阻力。勞動力減少以及勞動力高齡化所造成的勞動力不足會間接造成了儲蓄能力降低、投資能力降低、經濟成長率低下、社會保障費負擔的增加、現役勞動者的所得低迷等中長期對經濟成長的壞影響等問題。
綜上所述，日本的高齡少子化的發展導致的經濟上的諸多危機將會日益嚴重。在改善方案方面，日本應該參考荷蘭、瑞典、德國等歐美諸國的勞動力政策方向以及醫療保險和老人介護政策，考察促進國民就業、支持勞動參加等具體政策，進而彌補本國政策不足之處，積極度過高齡少子化面臨的各種危機，保證本國政治經濟有序發展。
【參考文獻】
第2篇：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少子化”；人口結構；“老齡化”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9-00-01
引言
據相關部門統計顯示，中國0～14歲人口比重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到現在一路下滑：1964年為40.7%，1982年為33.6%，1990年為27.7%，2000年為22.9%，到2010年已經降為16.6%，2011-2015年基本維持在這個水平。不斷走低的人口生育率會帶來幼兒園入園孩子減少、小學在校學生減少、創新能力和經濟活力大大下降等等諸多問題。所以對其對策建議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分析顯得尤為重要。
一、少子化的概念及在我國的發展趨勢
1.“少子化”的概念
“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漸減少的現象。“少子化”代表未來人口可能漸變少，對于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如果新一代增加的速度遠低于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更會造成人口不足，所以少子化是許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非常關心的問題。
2.“少子化”的發展趨勢
根據人口統計學標準從絕對數量看，20世紀80年代出生人口為2.28億，20世紀90年代出生人口為1.75億，而2000年后出生人口只有1.46。在20多年的時間里，出生人口減少了36%。而目前中國適齡男女比例嚴重失調，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2020年未能找到配偶的結婚適齡男性數目達到3000萬名。根據人口發展的過度，少子化現象在有限的時間內不可能迅速得到改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二、“少子化”產生的影響
1.對教育的影響
根據中國教育在線近日《2015年基礎教育發展調查報告》顯示，全國小學招生人數從1978年的3300萬左右下降到2014年的不足1700萬，全國小學學校數量從19世紀80年代的900多萬，下降到2014年的200萬左右。這將導致空間閑置，教育資源過剩。
2.對勞動力的影響
“少子化”現象影響了勞動力結構。隨著高新技術的發展全球逐漸步入了信息化社會，我國亦是如此。從打的趨勢來看，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口比重在飛速攀升，第二產業的人口比重有所上升，而從事第一產業的人口比重將嚴重下降。這就導致從事新興行業主圖生物技術、光纖通信技術等行業得以不斷地發展，而一些傳統的種植業、林業、畜牧業和漁業等勞動力相對下降，甚至有些個別的行業遭受嚴重的勞動力危機。這也就導致了我國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化。
“少子化”現象影響了產業結構。“少子化”和“老齡化”是相互伴隨的問題。正常的現象是年老人員和年輕人員能夠合理流動。而在出現了“少子化”的情況下，將有一大批老年人由于具備了特別的專業技能，加上退休年齡的延長，年輕人很難加入進來。與此同時，大規模的產業需要新技術，能夠很好接受新東西的年輕人減少，老年人又不愿意去培訓就不能夠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需求，產生結構性失業，即合格勞動力短缺。減慢經濟發展速度，降低中國的GDP。
3.對幼兒產業的影響
“少子化”現象將對幼兒產業帶來極大的沖擊。諸如嬰兒服裝、奶粉、出版物、玩具等等產業將會受很大的影響。這就使一些產業不得不轉型。如果轉型不成功會造成嚴重的供大于求，造成損失。
三、“少子化”的成因分析
1.政策因素
“少子化”最大的政策因素是中國七八十年代開始大力推行并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計劃生育政策有效地解決了人口對環境、資源的壓力。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可避免的產生了“少子化”、高齡化等一系列人口問題。
2.觀念因素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人們的傳統觀念遭到了沖擊。過去結婚的目的就是生孩子，傳宗接代。現在很多女性追求個人價值的實現，不僅不急于生育，而且還推遲結婚。女性的自我權益意識逐漸提高，更多的女性由家庭走向社會。
3.經濟因素
先在的育兒成本是逐漸提高的。而對于大部分普通工薪家庭而言最大的兩塊支出有房貸和育兒費用。初次之外，還有各種物價的上漲，生活成本的提高。這都使女性生育的年齡往后推遲，或者生二胎的意愿下降。
四、我國應對“少子化”現象的措施及建議
1.出臺相關法規
日本比中國出現“少子化”現象要早，并且也取得了成績。日本出臺過《“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兒童和育兒支援計劃》。中國現在已經開始大力推行二孩政策，這是第一步。接著從女性職業、產假、醫療衛生、教育等方面來促進二孩政策的實施。
2.扭轉觀念
^念決定行為。在超低生育率的背景下，我們不得不呼吁女性重新審視家庭的重要性、生育二孩將減少孩子今后的養老負擔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待將要面對的人口風險。
3.優化經濟結構
我們不僅要提高生育率，更要正視少子化現象。在未來，我們將面臨用工恐慌，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將會減少。那么我們就需要把人員數量優勢改變為質量優勢，充分發展技術、信息等高端行業。
第3篇：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老齡化;少子化;養老保險;廣東市場
1我國老齡化與少子化現象的形成與現狀
我國于20世紀70年代末制定的人口政策經過30多年的嚴格實施，已取得顯著成效，中國當前面臨的主要人口問題不是人口總量的迅猛增長，而是低生育率導致的適齡勞動力不足，以及逐步顯現的“老齡化”與“少子化”等問題。我國人口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出現峰值，自從人口計劃生育政策在我國推行后，出現了出生人口不斷減少、總和生育率不斷下降的情況，少子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僅使我國人口數量不斷趨于減少，也加速了我國的老齡化進程。人口年齡結構將嚴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導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質量的整體下降。
2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對我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老齡化與少子化問題的形成給我國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和壓力，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首先，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制執行下所產生的少子化直接導致我國人口不斷減少。當未來進入嚴重的少子化社會后，人口均衡將難以恢復，人口衰退也將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經濟增長后勁乏力，勢必成為抑制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最后，由于人口老齡化嚴重，養老保險負擔本已沉重。因此我國現有的政府推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農村地區必將受到來自老年人養老問題的嚴重挑戰。
3廣東省某地區農村養老保險的現狀
在筆者進行調研的某村，通過走訪村部，查看相關村志和本村現有的人口資料等文獻，結合與村民、學校相關負責人的訪談，筆者了解到，某村現有住戶156戶，戶籍人口約有571人，其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約占到13%，而0～14歲的少年兒童共有113人，約占19%，因此，根據對某村的調查發現，該村老齡化與少子化現象均比較突出。通過走訪調查發現，該村中青年，無論男女，外出打工現象盛行，絕大部分中青年男女均會選擇外出務工，以賺錢養家。那么該村中的養老和育子責任如何保障?筆者針對廣東省某地區農村的老年人希望選擇的養老方式進行了調查(見下圖)，其中希望依靠子女養老的老年人有39%，打算依靠自身養老的老年人有21%，打算依賴政府救濟養老的老年人口有10%，打算依靠養老保險的政策措施養老的老年人有27%，還有3%的老年人甚至對自己將來依靠什么方式來養老還很迷茫。在我國當前的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情況下，大多數老年人都考慮過將來的養老情況，但是在農村老年人群體中將養老寄希望于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的比重不到28%，而希望通過其他途徑來實現養老的老年人有72%，這也反映出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發展還不完善，農村老年人也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有限，對我國養老保險的作用缺乏足夠的信心。各地雖然都將農村地區老年人養老保險作為保險公司社會保險制度市場擴大覆蓋面的主要對象，但在這個龐大的近兩億人的群體中，老年人參保率依然偏低，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僅為15%，擁有養老保險的不會超過3000萬人。
4存在問題的分析
4.1教育受限，老年人對于商業性社會保險的意識低
在農村地區，60歲以上的老年人群體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問題，小學畢業甚至文盲等情況較多存在。這一代老齡群體對于社會養老保險認識度低，且傳統的養兒防老思想觀念深居其心。
4.2子女外出打工，過度滿足農村老人的物質需求
隨著子女進城務工，收入的持續增加提高了農民家庭生活水平，也因此，農村居民的生活條件得到不斷改善，農民生活得到較為可觀的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活資料得以不斷地豐富。
4.3經濟收入低的不舍心態
農村地區的老年人群體一輩子受苦受窮的經歷，使得他們對于所獲收入的錢財比較珍視，舍不得花費每一分錢，哪怕是他們自己生病，都延續著以往的小病熬、大病扛的心態，對于養老未知風險的預防的金錢花費，他們就更不能接受了。
4.4商業養老保險難以滿足農村老人的養老需求
由于中國保險業的快速恢復和發展是在城市，商業養老保險公司忽視了農村養老市場的保險需求，簡單地把在城市銷售的養老保險產品直接運用到農村市場，難以滿足農村居民的實際需要，而且保費相對較高，大多數農民無力承受。
5農村地區養老保險的對策分析
5.1加大對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的宣傳力度，增加農民參保意識
為了加強老年人群體對于商業養老保險的信任，我們必須加強對商業養老保險的宣傳力度，通過各種渠道，使農村地區老年人群體對商業養老保險有一個充分的了解和認識，為他們參加商業養老保險建立信心，之所以許多農村地區沒有購買商業養老保險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人們對商業養老保險的不了解。另外，針對更新農村老年人的傳統觀念而言，他們認為依靠子女養老才是最穩妥的養老方式。但在老齡化和少子化形勢嚴峻的今天，要加強農村老年人對于社會新形勢的認識，加強農村地區信息更新和傳播的速度，強化商業養老保險的概念，增加農村地區老年人對商業養老保險的意識，更新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深化老年人對商業養老保險的認識并鼓勵購買的消費行為。
5.2鼓勵發展商業保險
隨著城鎮化建設，農民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也不斷上升，得到較大的改善，普通的社會養老保險提供的生活保障是農村地區尤其是老年人群體對保險失去信心的原因之一。所以要充分把握這個有利的機會來鼓勵有條件的農村居民購買商業養老保險來滿足農村養老保險需求。為此，政府也應制定相關政策，支持和積極鼓勵商業養老保險公司積極開拓發展農村市場，建立和完善農村商業養老保險制度。
參考文獻:
［1］李俊華，劉均.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探析［J］．甘肅農業，2016(3):60.
［2］朱勇.少子老齡化背景下的我國機構養老問題研究［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2012.
第4篇：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中國生育問題已很嚴重
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已實施30多年。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與經濟社會發展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使我國的生育水平迅速下降，2010年根據人口普查數據計算已下降到1.18，僅比生育更替水平的一半多一點。所謂生育更替水平，簡單說就是一對夫妻生育2個孩子、出生和死亡平衡、在沒有遷移情況下人口保持不增不減穩定狀態時的生育水平，在我國目前死亡率水平條件下，生育更替水平的總和生育率大致為2.1左右（理論值是2，加上0.1是考慮死亡風險）。保持生育更替水平、人口不增不減的總和生育率為2.1，我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已下降到生育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說明問題已經很嚴重而且還將越來越嚴重。
性別比例失調
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2007年中國男性比女性多3700萬，其中15歲以下多出1800萬。性別比例嚴重失衡，未來國人的婚戀將出現問題。農民依賴養兒防老的機制不改變，在生育上重男輕女的觀念就難以改變。山西翼城已有試驗表明，只要允許生二胎，性別比例就會保持正常。
造成數百萬的“計生黑戶”
本來，每個公民出生，公安部門都應給予戶口登記，但從上世紀末開始，沒有“準生證”，交罰款后才能為新生兒報上戶口。這使得“黑戶”越來越多。還有一些非婚生子女報不上戶口。在目前的體制下，沒有戶口就沒有身份證，上不了學，結不了婚，就不了業，享受不到基本的公民權利。這么多沒戶口的孩子進不了學校，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實際上大打折扣。
“失獨”家庭問題日趨突出
然而，目前已經日趨嚴重的“失獨”家庭問題已經迫在眉睫了。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估算，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目前獨生子女人口已累積2.2億人，由于獨生子女人口每年至少死亡7.6萬人，這樣就相應形成7.6萬個失獨家庭和大約15萬人的失獨父母。據估計，目前我國已有約2000萬失獨父母，他們積極響應政府號召，落實“一胎化”生育政策，為國家控制人口過快增長做出了貢獻。可他們人到中年卻不幸遭遇子女夭折之痛。他們已失去再生育能力，甚至在當年就自覺或被強行結扎絕育。家庭殘缺，無人養老，無人送終，是這些“失獨”群體已經或將要面臨的殘酷現實。殘酷的現實迫使其中不少人不斷向政府求助，找政府討生計，使政府感受到問題的嚴重性。這些失獨父母面臨的殘酷現實，政府要推行“服務百姓健康行動”怎么能不考慮呢？
少子老齡化的速度加快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明顯加快了我國人口轉變進程和少子老齡化速度。主要由于計劃生育的實施，使我國僅用30年左右的時間，就完成了多數發達國家百年左右時間才完成的人口轉變，更加快了少子老齡化的速度，對人口自身的未來發展產生了諸多不利影響：
其一，導致少兒人口迅速減少。生育水平的下降或低生育水平的長期維持，使每年出生人數不斷減少。出生人數的迅速減少，又使我國0-14歲少兒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相應迅速下降，從1964年的40.69%下跌到2010年的16.60%。按現行計劃生育政策預測，2050年將可能進一步下降到10%以下。
其二，加速了老年人口規模和比重的迅速增大趨勢。我國大致從2000年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7%），當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8810萬人，到2010年人口普查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增長為11883萬人，10年增長了35%；老齡化水平也相應由7%提高到接近9%（8.9%），10年時間提高了1.9個百分點。根據以上同一預測，2050年老齡化水平將可能進一步提高到25%以上。
其三，導致人口快速減少甚至減少到民族潰衰。我國少子化帶來出生人數的不斷減少，使人口再生產的母體人口越來越少；少子化作為主因促進了老齡化的發展，老齡化使生育年齡人口越來越少、生育年齡人口生育期越來越短，又反過來加快了少子化的發展。少子化與老齡化綜合作用的必然結果就是人口減少甚至減少到民族潰衰。
“第三代”獨生子女養12個老人
27歲的尹維4年前一畢業就進入了一家外企，4年來基本月薪從7000元直升到現在的近2萬。在本科就讀的那所不甚出名的學校，尹維已經成為一個傳奇人物，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畢業生去“為金錢而奮斗”。但是尹維自己最近卻一臉苦澀：相戀5年的女朋友懷孕了。“從各方面來講，我都應該和她結婚，把孩子生下來，何況我們倆這么多年感情也很穩定了，結婚只是早晚的事。但不知道為什么，我就是覺得很害怕。”
尹維的恐懼來自下面的一筆帳：“我媽已經下崗在家3年了，我爸也是今年退休，按照我們老家的規矩，我要是成了人結了婚就應該把爸媽都接到北京來住，不然我在家鄉是要被人罵的，畢竟他們只有我這一個兒子。我女朋友當公務員，收入一般，也就能養活她自己吧。但是她也是獨生子女，她爸媽早就表態了，要和我們一起住。我本來是想就買兩套房子好了。但是兩方家庭收入都一般，主要還是得靠我。我現在有20多萬的存款，在北京買房也就能付個首付。以后要養老婆、養房子、養車、養4個老人、還要養個孩子，我就是在公司再升一級也沒什么閑錢了。”
據上海社科院青少年所的調查顯示，有1/5的獨生子女表示在婚后5年內“要事業不要孩子”，其中沉重的家庭負擔是一個主要因素。清華大學陳丙珍教授認為，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日趨突出。據預測，2025年到2040年，中國的老年人口將從2.84億增長到4億多。到2050年左右，平均一個勞動人口就要贍養一個退休人員。如果從“421”家庭結構來看，算出來的負擔更重：如果獨生子女夫婦的下一代還是獨生子女，那么第三代就可能出現一對年輕人贍養12個老人的局面。就算金錢上能應付，獨生子女精力上也難以支撐。
大多數學者認為可以通過建立良好的養老保障體系，完善社區養老配套服務等措施解決“獨生子女養老難”。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研究員楊遠卻認為，我國目前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實行大規模“社會養老”根本不可行。“美國是個市場化很高的社會，但真正進入機構養老院的只有20%，其余都是家庭養老。老人除了需要物質贍養外，也在呼喚精神贍養，機構養老不能給老年人親情。如今，丹麥、瑞典等‘生死全包’的福利國家也在提倡讓老年人回歸家庭養老。”
楊遠說，上個世紀末“90%以上獨生子女父母表示老年時會考慮機構養老”的調查數據是“過高估計需求”。“當時調查的準老人們真正年老時都不愿選擇機構養老”，這也是造成當前養老院空床率高的原因。
一位獨生子女曾經在網上發出這樣的呼喊：“我做了一個噩夢：我變成了一只蝸牛，異常艱難地往前爬，我背上沉重的殼，是12個老人。我被壓得無法喘息、苦不堪言，我哭喊、我掙扎、我絕望。”
“未富先老”使社保不堪重負
計劃生育政策及其帶來的少子老齡化將深刻影響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而生產和消費又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內容，所以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及其所帶來的少子老齡化必然將深刻影響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其一，導致勞動力規模快速縮減和勞動力的老齡化。必須看到，快速發展的少子老齡化，在不遠的將來必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和勞動力規模的快速縮減。勞動力規模的快速縮減將使勞動力供給不足，制約經濟增長特別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而且人口老齡化勢必伴生勞動力的老齡化，勞動力的老齡化不僅將弱化創新能力，制約經濟轉型；也將影響勞動力的流動性及其優化配置，降低勞動生產效率，不利經濟發展。據研究，在未來20年間，人口老齡化將使我國的年經濟增長率降低0.5-0.7個百分點。
其二，將導致消費規模萎縮及儲蓄率下降。消費規模不僅與人口規模、收入水平密切相關，而且也受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的消費能力往往趨向減弱。因此在相同收入水平條件下，消費規模則往往主要受人口規模與年齡結構的影響。受少子老齡化的影響，我國未來人口數量減少、結構老化，將不可避免帶來消費規模的大幅度萎縮。我國目前正在艱難地推進以刺激內需為導向的經濟轉型，而未來伴隨少子老齡化快速萎縮的消費規模（或市場規模），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我國的經濟轉型和發展。
其三，造成“未富先老”使未來社會醫療保障費用不堪負擔。少子老齡化的發展，使人口紅利逐步消失，社會醫療保障不堪負擔。在一些發達國家，沉重的社會保障負擔已使這些發達國家深陷債務而難以自拔。發達國家先富后老，尚且如此，我國是未富先老，因此我國未來的社會醫療保障費用將更加不堪負擔。如果維持當前低生育率的時間過長，將會使我國在老齡化最嚴重的時期形成最難以承受的社會醫療保障負擔。
脆弱的獨生
林瑩的觀察得到了專家研究的佐證。中國心理學會科普專業委員會的吳世煌教授說，目前在一些城鎮地區，獨生子女比例占到90%。他們是“心理脆弱的一代”，在成長過程中備受寵愛甚至溺愛。長期以自我為中心，使他們難以客觀地認清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與他人的交往關系上，往往表現得過于敏感或處理不當。2003年，中國心理學會對6個省市、3000多名中學生的心理調查顯示，人際溝通不良、關系敏感者達31%。
林瑩看著自己的學生說：“我真不知道他們這一代人走上社會會怎么樣，我的同學里已經有因為心理原因，而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女朋友的了。如果現在大部分孩子都是這樣，單個看都很聰明、能力很強，但是就是沒法和別人合作，那會成為什么樣子呢？”
但是根據目前的一些研究顯示，1974年之后出生的中國獨生子女已經開始大規模步入社會，目前我國領取“獨生子女證”的孩子已經超過1億。“獨生子女就業綜合征”已經悄悄露頭。中山大學管理學院一名教授表示，獨生子女走上工作崗位以后，會給管理者帶來很多新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不愿意接受公司紀律和體制的約束、喜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沒有組織和集體的觀念、嬌氣、不愿意接受批評等。廣州應用心理學會會長傅榮教授認為，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的顯著差別，主要在個性方面，一是獨生子女責任心比較弱，二是獨生子女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明顯。曾經有專家指出，目前大量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和“獨生子女癥”導致的眼高手低、不愿吃苦也有很大關系。
對女性健康造成傷害
第5篇：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少子化；高等教育；升學率；招生；辦學質量
日本人口出生人數自1970年代初期經濟完成起飛之后開始持續減少，當初每年高達200萬余的出生人口數經過30多年的變化，變成了目前每年的110萬人左右規模，降輻達到54％*1。同期特殊出生率也從1971年的2.16降低到1.29，遠低于人口更替水準的2.07*2，日本人口呈現高度負增長，成為世界上最典型的少子化國家。
眾所周知，日本作為一個自然資源短缺和不足的國家，之所以能成為當今為數有限的發達富裕國家之一，擁有數量眾多的高素質人力資源是關鍵和要訣。然而，少子化現象所造成的總體人口規模萎縮以及對家庭結構和地域的年齡構成的負面影響，正在對日本賴以發展的根本形成直接的沖擊。本文擬就日本少子化現象對擔負人力資源養成的高等教育造成的影響進行分析，希望能從日本教育與人口發展的軌跡變化中，為當前正處于高速全面發展階段同時面臨人口轉型的我國高等教育提供一個參考、一面鏡子。
一、就學人口持續減少的后果：升學率提高
根據日本文部省學校基本調查統計，在經濟復蘇到起飛的1950、196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升學率基本一直徘徊在10%*3左右。但隨著進入70年代經濟全面發展時期，教育設施的逐步充實和完善，升學率逐年上升，于1990年代初達到36.8%*4。
但隨著出生率長時期持續降低誘發的18歲人口急劇減少的情況日益嚴重，日本高等教育升學率在1995年一躍升高至45.8%*5，短短4、5年時間同一指標驟然上升9個百分點，升幅之大令人瞠目。但這一高水平的升學率并未就此打住，之后進一步持續增高，到2004年上升至49.8%，日本成為全球僅次于英國的高升學率國家*6。
東京大學教育系天野郁夫教授早在1990年代末期便分析指出*7，1991年日本18歲人口有204萬人，大學升學率36.8％，全國高等院校共招收新生73萬余人。而到10年后的2000年，18歲人口減少至151萬人，如依然維持36.8％的升學率，新生人數則僅有55萬人左右，比1991年減少了18萬人。而日本現在一所中等規模的高校每年新生人數一般也就是2,000人左右，不考慮其他因素，18萬人基本等于90所大學的年度招生人數，換句話說也就是如果不調整提高升學率，2000年將有90所大學不能招收到應有的新生。相反，若要保證73萬的入學人數，則升學率必須提高到48％以上，以滿足現存高校對基本生員的人數要求。
現實的發展完全印證了天野郁夫教授的分析。并且，如果用升學率同樣超過45%而教育體制又較接近的美國做參照，可以發現日本升學率急劇升高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動力在于各高校對于生源的需求。美國之所以能維持高水準的升學率主要依賴于兩個因素：一是美國大學80％都屬于國立或公立，私立大學僅占20％，從學生處征收的學費對學校運營壓力不明顯；二是美國高等院校退學率極高，通常只有20％左右的學生畢業*7。相形之下，日本的高等院校不僅退學率基本等于零，而且主要靠征收學費維持日常運營的私立院校在高校總數中所占比例竟高達80％，可以說有沒有學生就讀直接關系著這些院校的生存與否。
二、“粥多僧少” 的選擇：數量重于質量
截止2003年的統計，日本共有普通高等院校1,227所，其中四年制大學702所，二年制短期大學（相當于我國的專科院校）525所。而同期我國普通高等學校數為1,396所，其中本科院校629所，高職高專院校767所*8。日本人口不過1.2億左右，其教育資源之豐富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日本普通高等院校從1950年350所發展到2003年的1,227所，其中四年制大學部分私立院校從105所增加到了526所，比例從52%上升到了75%；而國立院校則在當初70所基礎上僅僅增加了30所，其所占比例不升反降從35%下滑變成了14%；公立院校也只從原有的26所增加了50所，可以說基本上變化不大。而二年制短期大學部分至始至終私立院校占有的比例達到了88%以上。對比上述兩組反映日本近半個世紀教育發展的基本數據，不難看出所謂高等院校突飛猛進的發展其實就是私立院校突飛猛進地在發展、在擴張。
國立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在辦學教學體制上客觀地講各有千秋，但私立學院主要以學費進行運營的特性注定了它對生員有著天生的依賴性。
二戰后持續的“嬰兒熱”為學校提供了空前巨大的潛在生源市場，相對緊缺的教育資源以及經濟高速發展又為學校發展時代提供了需求和保障，在這一特殊背景的作用和催化下，辦學靈活的私立學校如魚得水，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但是，1970年代開始的家庭生育計劃迅速改變了日本的生育模式，蔓延并持續的少子化趨勢讓總人口中少年兒童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其規模也日漸減少，生源市場供給逐步變得短缺不足。另一方面，已經發展壯大的教育市場對生源的需求卻是有增無減，它需要越來越多的生源填充己被撐大的“胃口”，而日趨加劇的少子化現象無疑象一盞不熄滅的紅燈讓一路暢通的教育“飆車”停在了人口的十字路口。
日本短期大學中的私立院校是對生源最敏感的部分。1950年到1970年，它從132所增加到了414所，發展十分順暢良好，但之后二十年中它卻再也沒有能夠跨越出四百的臺階。在1999年蹣跚登上503所的頂峰之后，便開始逐年下跌倒退，2003年它減少至463所，退回到1980年代中期水平。
其他類型院校盡管不如私立短大嚴重和明顯，但基本的情形也不外是五十步和一百步。在少子化造成的生源壓力沖擊下，為了維持學校的正常運營、避免關門打烊的寂寞結局，除極少數頂尖一流學校尚可以侈談新生質量外，絕大多數學校或多或少選擇“舍質取量”的招生方針，以拓展生源范圍盡可能多地吸引年輕學子入學。
三、搶救生源的奚徑：自由化+國際化
針對日益激化的生源緊缺局面，日本不少的院校為了方便招攬學生，都在變通招生入學程序，在傳統的考試招生制度之外，開辟了由學校自行掌握尺度的“推薦入試”招生制度。在現有的私立大學和短期大學，通過這種自由化隨意性較大的推薦審查方式而不是經由統一的升學考試合格入學的學生，分別已經占到了25％和60％，而且只要少子化沒有緩解，不容置疑這一比例還將進一步增高。雖然這些以“改革”名義新出現的形式各異的升學方式和途徑對于迄今單一的招生渠道和呆板的招生制度有補充完善的作用，但其放寬放低升學尺度和門檻對于吸引考生保證生源的明顯功利性效用，難免讓人質疑其真正動機和目的何在，即便在高等教育接近普及的今天，“花錢買學位”、“通關系進大學”對于任何一所院校而言，依然是無法承受的硬傷。
同時，鑒于少子化和老齡化的發展對勞動力的影響以及國際化趨勢的作用，日本政府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積極推行教育國際化開放政策，公布了2000年前吸收10萬留學生的計劃。但由于日國固有的封閉性因素，直到2003年，留學生總人數才從1985年的15,009人上升到109,508人。而其中公費留學生部分僅從2,502人上升到9,746人，凈增不過7千余人，超過90%的增加全部來自私費留學生*9。
在日本國內不具備充分競爭力的相當數量的地方大學、特別是短大將著力點由國內學生轉移到富有潛力的留學生身上，紛紛出臺諸如減免學雜費等等手段拉丁般地招攬留學生來填缺補空。比較有代表性的如地處北海道苫小牧的駒澤大學。該校目前近1千人的在校學生中留學生約有200人，為了吸引亞洲留學生來校就學，駒澤大學不僅宣布對留學生將68萬日元的年學費減免一半，還向其提供房費補貼。而且為了方便留學生入學，該校2001年5月下旬又專門制定新的入學日程，規定除4月春季入學外，同時實行9月秋季入學，以協調留學生因學制不同造成的時間上的困難*10。
日本少子化現象不僅極大地改變著學校的經營，并且更深刻地影響和改變著身在其中的學習者。日本總務廳統計局*11近年來對人口死因的調查顯示，25～34歲人口的死因自殺高居第一，在15～24歲人口的死因中自殺也排上了第二位。自殺的原因十分復雜，難以一概而論，但它在大學適齡人口這一年齡段前后集中攀上高位，似乎又在暗示著某種無形的因果聯系，在發出無聲的強烈警示。
今天教育普及和大眾化趨勢導致高等教育已經不再是往昔的精英教育模式。但無論什么時代，教育所承擔的“釋道解惑”的責任卻應該沒有多少變化。為了吸收保證生源以維持學校經營發展，學校對學生像上帝、主顧一樣的遷就嬌寵、百般呵護，但卻可能因此助長不學之風，銷蝕大學生們本已脆弱的學習意欲，最終從根本上危及學校的生命力，讓學校變成不學之校。
勿需贅言，中國的人口發展和高等教育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正在重復日本人口和教育發展的軌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石，我們有必要借鑒日本高等教育發展所提供的經驗和教訓，合理調整高等教育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協調關系，保證我國高等教育持續穩步發展，為社會經濟文化建設鋪墊堅實的基礎、提供充足的動力
參考資料：
注解：
1~2：日本統計局《平成12年國勢調查》
3~4~5：日本文部省《學校基本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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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野郁夫：《教育改革のゆくえ―自由化と個性化を求めて 》（東京大學出版會）
8：教育部發展規劃司《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簡況》（2003年）
9：劉曉峰等主編《日本的危機》（人民出版社）
10：日本《中文導報》，2001年3月
11：日本總務省2003年《自治白書》
參考論文：
[1]周滿生.日本、韓國、臺灣私立教育發展比較及其啟[j].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
[2]陳銘.中國與西方國家家庭教育的若干比較[j].東北師大教育科學學院.
第6篇：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日劇 戰后 日本女性 婚姻觀
[中圖分類號]C913.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4）08-0080-02
戰后至今，日本女性的婚姻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本文系統介紹了戰后至今日本女性婚姻觀的變化，并分析其原因和影響，并且對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后日本女性婚姻觀的變化進行合理預測。通過本研究，希望對我國研究戰后日本女性婚姻觀變化的原因及影響的理論有一定作用，并希望對處于人口老齡化進程中的中國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戰后日本女性婚姻觀的變化
（一）經濟復興時期
在戰前和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日本傳統的婚姻觀仍占據主導地位。日本傳統的婚姻幾乎都是由父母決定的，女性沒有選擇配偶的權利。日本女性一旦結婚，便辭職回家，專門料理家務。《平成夫婦茶碗》中，片中有一段劇情講述了女主人公一節的父母一手包辦了一節的婚姻，并帶著一節去相親。這一劇情體現了日本傳統的婚姻觀。
（二）高速成長期
上世紀60年代后半期，日本傳統的“相親結婚”觀念向“戀愛結婚”轉變，女性擺脫了父母的限制，可以自己決定結婚對象。《東京愛情故事》中女主公赤名莉香不顧眾人輿論，勇敢追求自己的所愛――永尾完治，體現了日本女性“自由戀愛”的婚姻觀。
70年代前半期，日本很多“家庭主婦”變為“職業主婦”。《媳婦的煩惱》中，結婚13年一直是家庭主婦的女主人公藤木七海，利用公婆同住順便可以幫忙帶小孩這一條件，自己重返社會工作，由“家庭主婦”變為“職業主婦”。調查顯示，1970年，日本就業女性占了總雇傭人數的1/3，其多半數為已婚婦女。
（三）安定成長期到泡沫經濟破滅時期
8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泡沫經濟達到鼎盛，這一時期，日本女性在選擇婚姻對象時出現了“三高”一詞――高學歷、高收入、高身材，充分體現了日本女性的擇偶觀和婚姻觀。
90年代后，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日本女性的婚姻觀也隨之變化，繼續堅持原來的“三高”標準已經失去現實意義，日本女性的婚姻觀開始轉為“三低”――低姿勢、低依賴、低風險。
（四）21世紀至今
21世紀以來，日本的婚姻率逐年下降，日本女性婚姻觀向未婚化、晚婚化、不婚化發展。《不結婚》中，女主人公田中千春，一位即將年滿35歲的單身女性，因為沒有合適的結婚對象，最終成為不婚一族；劇中另一人物，桐島春子，一位在事業上大有作為的女強人，將工作視為人生伴侶，認為自己不需結婚，是典型的“不婚族”。
二、戰后日本女性婚姻觀變化的原因
（一）經濟復興時期
戰前，日本“男尊女卑”觀念深入人心，日本女性在政治、婚姻、家庭等各個方面的地位低下。戰后，日本在美國占領軍的強制之下，進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新憲法和新民法的實施，廢除了傳統的家族制度，肯定了夫妻雙方在財產、繼承、離婚等方面的平等地位。戰后民主化改革，雖然在法律上規定了婦女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了“解放”，但傳統的家族觀念仍然存在，日本婦女的婚姻觀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婚姻觀在這一時期仍占據主導地位。
（二）高速成長期
1.日本女性思想不斷解放，自我意識逐漸覺醒。受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的影響，日本女性的思想不斷解放。另外，由于經濟的迅速發展，對教育投入加大，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自我意識逐漸覺醒。據統計，20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的高中教育已經普及。
2.經濟發展是日本女性婚姻觀變化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此期間，日本經濟迅速發展，造成男性勞動力不足；另一方面，日本傳統家庭逐漸解體，形成了夫婦和獨生子女的“核家庭”，日本女性的家務量隨子女數量減少而減少；加之日本工業快速發展，各種家用電器的出現，使得日本女性逐漸從家務中解放出來。這些條件為女性就業提供了就業機會。根據日本總理府的《勞動力調查》，1960年到1978年，女性雇傭者增加了1.6倍。
（三）安定成長期到泡沫經濟破滅時期
“三高”一詞，出現于日本泡沫經濟的鼎盛期。當時，日本社會出現了自6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期以來從未有過的繁榮景象，人們對物質生活的追求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女性把婚姻看作做幸福的歸宿，希望通過婚姻改變生活狀況或步入上流社會。所以，女性對于擇偶的標準如“三高”所述――高學歷、高收入、高身材。
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女性的婚姻觀也隨之變化。“三高”的擇偶標準越來越不現實，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伴侶時，由原來的物質層面向精神層面發展，希望找到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價值觀相符的人，并希望婚后能夠與丈夫共同承擔家務，同樣擁有自己的時間和空間。因此，所謂的“三低”，成為日本女性新的擇偶觀。
（四）21世紀至今
1.難以找到理想對象。日本厚生勞動省《平成25年版厚生勞動白書》指出，18歲至30歲的未婚青年中，有結婚愿望者高達9成以上，但是這一齡階段，有5成的女性既無交往對象也無異性朋友。一些女性對男性要求過高，過于挑剔，難以找到合適的對象，選擇不結婚。
2.對丈夫的依賴和對婚姻的態度發生變化。隨著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女性擁有自己的工作，實現了經濟的獨立，可以不用依賴丈夫；認為“結婚是理所當然”的這種社會輿論壓力越來越小，日本女性把結婚當做結婚只是人生的一個選擇，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所以很多女性認為沒有結婚的必要。
3.在工作中實現了自我價值。隨著日本女性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職場，她們十分珍惜工作機會，并在職業中獲得了自我價值的體現，這使她們不想因結婚而放棄現有的工作。
三、戰后日本女性婚姻觀變化的影響
首先，女性地位上升，逐漸實現經濟和精神上的自立。隨著日本女性婚姻觀的變化，日本女性逐漸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活躍起來，女性的社會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時，女性從家庭中解放出來，并開始工作，逐漸實現經濟上和精神上的獨立。
其次，日本女性在經濟騰飛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高速成長期的日本女性的婚姻觀，使得大量的日本家庭主婦重返職場，彌補了因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勞動力不足情況，支撐了日本高速成長時期經濟的發展。另外，日本女性必須承擔全部家務，因此，男性沒有后顧之憂，全身心投身于工作。日本著名的社會評論家武村健一，把日本女性在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比做戰時的航空母艦。
再次，日本女性婚姻觀的變化導致晚婚、晚育。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平成25年版厚生勞動白書》顯示：2012年日本婦女平均結婚年齡是29.2歲，日本女性平均生育第一個孩子的平均年齡是30.3歲，并呈現上升的趨勢。
最后，現代日本女性的晚婚化和不婚化導致日本少子化、老齡化加劇，阻礙了日本經濟的發展。日本總務省2006年6月30日發表的《2005年國情調查報告》指出：日本已經成為世界上老齡少子化問題最為嚴重的國家。日本老齡人口所占比例高達全國總人口的20%，而未滿15歲的人口，僅為全國總人口的13.6%。日本的少子化、老齡化問題給日本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福利等各個方面帶來巨大的影響：少子高齡化導致日本勞動力供給減少，動搖了日本的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對日本的養老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產生了沖擊，加重了國民負擔。同時，人口老齡化問題造成日本居民消費減少，儲蓄率下降，從而產生國內有效需求不足、資金供應減少等問題。另外，人口老齡化造成人才短缺，進而導致創新能力下降。
四、對 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后日本女性婚姻觀的預測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后，日本AXA生命保險公司對10000名20歲到59歲的日本居民進行的網絡調查結果顯示，東日本大地震”以后，日本女性對結婚對象的要求發生了巨大變化。以前的“三高”在震后被“健康”“值得依賴”所替代。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平成25年人口動態統計》顯示，2013年日本婚姻件數為663000件，2011年661895件，增加了1105件；2013年離婚件數為231000，2011年離婚件數為235719，減少了4719件。“東日本大地震”后，日本結婚率有所上升，離婚率也有所下降。
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的發生，雖然對日本女性婚姻觀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但是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日本女性的婚姻觀。
五、結語
戰后至今，日本女性婚姻觀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從傳統的婚姻觀到“戀愛結婚”，從“家庭主婦”到“職業主婦”，從“三高”到“三低”，21世紀以來，日本女性的婚姻觀向晚婚化、不婚化發展。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后，日本女性的婚姻觀有所轉變，日本一度出現了“結婚潮”。但是，日本女性的婚姻觀并沒有從根本上得以改變。日本女性婚姻觀的變化帶來了一系列影響，其中由此引發的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對日本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2010年，中國政府進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號）》顯示：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8.87%。毋庸置疑，中國正邁入老齡化社會。社科院權威，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國人口老齡化將呈現加速發展態勢，到203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到2050年，社會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日本未婚化、晚婚化和不婚化帶來的少子化、老齡化等社會問題，對中國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為了避免中國也陷入這種現狀，中國政府應該積極采取相應對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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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第7篇：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北京大學東莞光電研究院廣東東莞523008
摘要：高效率和低成本一直是太陽能電池研究的熱點，本文介紹了一些晶體硅太陽電池清洗制絨過程中物料的用量控制方法，以期減少化學品的使用量，減少環境污染，并節約成本。
關鍵詞 ：多晶硅太陽電池；去損傷層；制絨
0 引言
隨著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我們的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霧霾及持續的高溫已嚴重影響到人們的生活。對清潔及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已越來越急迫，光伏發電就是一個很好的替代能源。然而，由于太陽電池組件的成本偏高，在我國還沒能普及使用。關于降低光伏發電成本的研究，已深入到太陽能電池生產及應用的方方面面。晶體硅太陽電池的生產過程中用到大量的化學品，若能對這些化學品的用量進行合理控制，減少浪費，同樣能起到降低成本同時減少環境污染的目的。
1 硅片清洗制絨工藝介紹
1.1 當前典型的晶體硅太陽電池生產工藝包括：一次清洗擴散周邊刻蝕、二次清洗PECVD金屬化測試分選。
1.2 一次清洗是第一個工序，可分解成三個過程，分別是硅片的清洗、去除機械損傷層和制備絨面。
1.3 一次清洗的主要化學反應：
1.3.1 在一般的水溶液中，硅表面因生成了不溶性的氧化物而呈惰性；而在強堿溶液和HF 溶液中，硅的氧化物是可溶的。
在強堿溶液中化學反應如下：
SiO2+2OH-=2SiO32-+H2O
Si +2OH-+H2O=SiO32-+2H2
在HF 溶液中化學反應如下：
SiO2+4HFSiF4+2H2O
常溫下，晶體硅在純HF 中的腐蝕速度很小，但在純HF 中加HNO3 后腐蝕速度會大大增加。硅片酸洗去損傷層并制絨時用的酸就是HNO3 和HF 的混合酸。它們的化學反應過程可表述為:
Si+4HNO3+6HF=H2SiF6+4NO2+4H2O
1.3.2 化學反應的各向異性、各向同性及絨面制備原理：
根據反應的動力學模型，反應速率由表面晶格結構決定。單晶硅不同晶面的晶格結構的差異產生了不同的表面鍵密度、電子密度和表面自由能等差異，這些參數又決定著硅原子的溶解速率。
堿對硅片表面的腐蝕，由于（111）面的腐蝕速率最慢，最終的腐蝕面都將趨于（111）面。對（100）面的硅片腐蝕，由于對稱性腐蝕得到的所有（111）面都與底面，即（100）面呈54.7°的角，腐蝕形貌為正四棱錐型。
用高濃度的硝酸和氫氟酸混合液，在低溫下腐蝕較短時間，即可去除機械損傷層，由于酸腐蝕在各晶面上具有相同的腐蝕速率，在多晶晶界、晶格缺陷處腐蝕速度快，以此為圓心向外腐蝕，于是就制作出了多孔形貌的絨面結構（如圖1，電子顯微鏡照片），用氫氧化鉀去腐蝕表面的多孔結構，讓其呈現蠶豆坑形貌（如圖2）。
2 實際應用
2.1 本文所述的內容是在一臺進口的一次清洗設備上展開的，有設備供應商提供的工藝及配方，多晶硅片一次清洗工藝步驟包括：上料混合酸去損傷層并制絨漂洗堿洗漂洗去金屬離子、去氧化層漂洗、噴淋吹干下料。
設備供應商提供的化學試劑消耗參考用量如下：
設備供應商建議每生產20 萬片更換一次槽液，以防止污染物濃度過高影響電池效率。根據設備供應商建議的工藝，我們在生產3個周期（計60 萬片多晶156伊156mm 硅片）后，統計出一次清洗主要化學品的實際單耗為：HF (50%)-11.4ml/片，HNO3 (68%)-8.91ml/片，KOH (45%)-0.70ml/片，HCl (36%)-0.71 ml/片，同期電池平均效率17.2%。
2.2 用量控制
2.2.1 由于不同供應商及批次的硅片損傷層厚度可能不一致，我們在每批次取樣，通過驗室來確定。其測量步驟是：測量待測太陽能電池硅片的原始重量；將太陽能電池硅片正反面腐蝕減薄；測量腐蝕減薄后的太陽能電池硅片重量；將太陽能電池硅片表面鈍化、測量少子壽命；重復步驟2耀4 直到測量的有效少子壽命不再提高為止；用太陽能電池硅片原始重量減去初次測得最大少子壽命時的重量，得出去除太陽能電池硅片雙面損傷層的最佳減重量。
2.2.2 硅片減重量在線監控，每小時在線取5 片硅片，在上料及下料端分別稱重，計算減重量，并與最佳減重量對比，通過在過程中引入統計過程控制方法（SPC），來微調化學品的補液量。
2.2.3 通過一洗后少子壽命監控，來確定換液時間。因為不同批次硅片的雜質不同，對槽液的污染程度也不同，通過少子壽命監控，即可保證質量，又可避免太早更換槽液而導致浪費。
2.3 應用結果
在我們采取上述措施近2 個月后，統計了5 個批次（計100 萬片）156x156mm 的硅片一次清洗主要化學品的單耗為：
比供應商推薦的工藝配方用量平均降低了14.6%。而且采用我們改進的控制方法后，在后道工藝不變的情況下，電池平均效率達到17.5%，也比設備供應商推薦的方法提高了0.3%。
3 結論
在設備確定的情況下，引入過程控制，采取改善措施，如通過少子壽命測驗獲得不同批次的硅片機械損傷層厚度，并計算出對應的減重量，相應地調整化學品用量，可保證產品質量的同時，減少物料浪費，降低生產成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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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一、日本養老金制度的沿革
日本的養老金(年金)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八年(1876年)的“恩給制度”，即由中央政府出錢，對退役軍人及政府官員支付老年生活費作為國家對忠誠于國家利益的軍人及官吏的一種恩賞。進而在1939年建立船員保險和1941年制定《勞動者年金保險法》，是最早以民間勞動者為對象實施的養老保險，保證在他們年老或受到傷害及死亡時，本人或其家屬可以領到養老金。1944年又制定了《厚生年金保險法》，保險范圍擴大到職員和女性勞動者。二戰后，隨著日本經濟的全面恢復和復興，產業化進程加快，農村勞動力急劇涌入城市；再加上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空前低落，人口平均壽命逐步延長，進而急需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并完善國民養老保險制度。這樣，1961年日本制定并開始實行《國民年金法》，規定20歲至60歲的日本國民都要加入國民年金，實現了“全民皆年金”。
然而此時由于歷史的原因，并未形成全國統一的養老金制度。為了確保養老保險制度長期穩定的發展，1985年，日本制定了新的《年金修改法》，設立基礎年金，對分立的保險制度進行整合，實現了給付和負擔的公平化，對重復給付也進行了修正，同時還確立了女性的年金權。也正是這次改革確立了目前日本養老金制度的基本框架：大體上可以分為公共年金和補充年金。公共年金包括國民年金(基礎年金)和雇員年金，其中雇員年金又分為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這樣日本以國民年金為基礎層的保障，以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為第二層的保障，而以自愿建立的年金等補充年金為第三層次的保障，形成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少子老齡化速度的加快，經濟一蹶不振，養老金制度改革一直在進行之中。1994年引入月工資浮動制，決定免除受雇者育兒假期的養老金保費；1997年開始實施“基礎年金賬號”制度；1999年決定將“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的給付水平減少5％，引入在職老齡年金等。在此基礎上，2004年日本在養老金制度方面又做了比較大的改革，力圖實現養老金的給付與負擔的合理、公正，解決養老金財源問題，保持養老金制度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這次改革針對一些緊迫的問題采取了具體的解決方法，例如，針對泡沫經濟破裂、經濟長期蕭條而帶來的養老金缺口所采取了增加政府對年金的補助；調整繳費基數；提高繳費比率；取消年金基金投資運營的一些限制；規定大學生保險費補繳制度等措施。為了解決部分人拒交保險費的問題，日本政府決定利用行政手段，采取查封銀行存款、凍結個人資產等非常手段，強迫被保險人交納養老保險費。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沉重負擔，采取了在提高保險費的同時，逐年降低向被保險者支付的保險金；分階段提高退休領取年金的年齡等措施。
二、評析日本養老金制度的改革
日本養老金制度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和完善，逐步成熟并成為得以信賴的退休人員生活來源的支柱。而從另一個方面來講，日本養老金制度的不斷改革是為了滿足社會經濟變化的需要。戰后，經濟增長迅猛的日本需要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來鞏固經濟的發展，所以擴大了養老保險的保障范圍，實現了全民皆有年金。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又針對人口結構的根本性變化以及養老保障制度的財務危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是多層次立體化養老保障制度體系建設、養老保險基金的金融運作以及基本養老金的調整機制等。進入2l世紀，由于經濟發展的停頓和少子老齡化的快速發展，日本的養老金制度雖然經過多次改革，但仍然面臨著以下問題：
(一)養老金財政困難有增無減
目前日本是老齡化最嚴重的發達國家，截至2006年9月，日本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為2640萬人，比上年增加83萬人，占總人口的20．7％。另一方面，日本的新生兒數量已經連續減少25年。少子化和老齡化速度的加快，使養老金財政日益困難。日本政府曾試圖通過提高退休年齡等辦法抑制養老金給付，并階段性地提高養老金保險費，但這些措施仍沒能改變日本養老金財政赤字的狀況。在最近這次改革中規定：國民年金(基礎年金)的國庫負擔比率由以前的l／3逐漸提高，到2009年達到1／2。這樣做是想通過提高國庫負擔比率、增加投入來彌補年金財政的不足，盡量抑制年金保險費的上漲，使低下的保險費繳納率不會進一步惡化。而作為安定的財源，政府可考慮的只有提高消費稅率、增加稅收來充當這部分費用。但是，把稅收只為某種目的而使用是否妥當，以及南于增稅而引起的民眾不滿并帶來消費下滑，進而影響整個經濟發展就得不償失了。
(二)養老金空洞化，企業負擔加重
代際間付出與回報的不公，社會保險廳的違規操作，政治家和官僚們滯納養老金保險費，2007年5月又發生了日本社會保險廳遺漏了5000萬份養老金保險記錄的大事，使日本國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對日本公共養老金產生了信任危機，日本國民養老金的空洞化就是其具體的表現形式。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拒絕繳納保險費，會使將來拿不到養老金或無法拿到足額養老金的人數不斷增加，這樣，新一代人會更加不信任日本的公共養老金制度，最終會使建立在代際轉移基礎上的養老金制度難以維系。另外，這次改革規定企業和個人共同負擔的厚生年金，要從目前的13．58％最終提高到18．3％，這樣做無疑會增加企業的負擔。企業將用盡各種手段圖謀逃避繳費，例如，增加非正規用工，變更工資的支付方式，從而減少企業厚生年金的負擔，但是這會使年輕人的雇用受到影響，并減少整個社會的保險收入，使本已脆弱的日本年金體系受到更加負面的影響。
(三)如何實現多種公共養老金制度的一元化管理
日本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不斷進行年金制度的合并，最終形成現在由政府掌管的國民年金和雇員年金兩大塊。但從目前來看這兩塊的給付水平仍存在較大的差別，復數公共養老金制度的并存造成了一定的不公。比如，截至2005年3月以國家公務員為對象的“共濟年金”月給付額為22．4萬日元，以地方公務員為對象的“地方共濟年金”為23．2萬日元，而以企業職工為對象的“厚生年金”僅為16．9萬日元。對于這種差別，人們希望將雇員年金并于國民年金之中，對公共養老金制度實行“一元化”管理。2007年4月13日日本內閣專門召開會議，通過了《被雇傭者年金一元化法案》，決定在2010年廢止以公務員為對象的“共濟年金”，將其統合到以企業職工為對象的“厚生年金”制度當中，從而消除在公共養老金上的官民差距。盡管該法案還要在國會審議，離具體實施還有段距離，但應該說是向養老金的一元化管理邁出了一步。
三、日本養老金制度改革對我國的啟示
通過對日本養老金制度改革的分析了解，結合當前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所進行的改革，我們認為日本養老年金制度中的以下幾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值得借鑒：
(一)建立和完善多層次養老保險制度，保障社會成員基本生活需要
日本養老保障制度是一個多層次的體系，不同層次的制度覆蓋著不同的社會群體，提供了不同水平的養老保障。有基礎的，有補充的，這一點對中國的特殊國情尤為重要。中國是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十分明顯的發展中國家，地域經濟發展水平差別較大，農村老年人口基數大，人數多。隨著家庭結構由傳統的大家族制向核心小家庭的轉變，傳統的家庭養老將無法維持，農村老年人口養老問題難以妥善解決。在建立健全城鎮養老體制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農村養老體制，以形成一個低水平、廣覆蓋的養老保障體制，才有助于為中國完成社會經濟結構的巨變提供制度基礎。
(二)養老體制的改革和設計要解決代際不公問題
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建立在現收現付制上的養老體制并沒有問題，但是隨著老齡化的不斷加劇，經濟衰退等問題的惡化，養老金賬戶的不平等問題就凸現出來。我國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我國的養老金繳費率一直保持在職工工資的25％-28％，與此同時養老金收入的欠費率每年也在20％左右。而且許多企業不堪重負采取了個人賬戶“空賬”運行方式。所以對于我國而言，下一步改革的關鍵是需要通過利用資本市場和國有企業改革來化解轉軌成本，以及做實個人賬戶問題。從長遠來看，在人口老齡化趨勢不可逆轉的情況下，只有選擇完全的個人積累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養老金籌資困難、養老金財務危機和財政危機等問題。
(三)從繳費、給付、基金管理等多方面入手實現養老金動態平衡
日本的經驗表明，如果一味地提高了養老金繳費，這相當于對個人征稅和公司征稅，不利于激勵個人繳費，并削弱了企業競爭力。因此，在提高繳費率方面要非常慎重。在養老金收益給付方面，如果給付水平太高，那么，將來進行削減將會遇到非常大的阻力。除了在繳費和給付方面進行改革外，利用養老金基金投資來籌集資金也是一條重要渠道。日本由于較強的政府干預，養老金投資的收益并不高。中國養老金投資收益也是如此。所以我們應該嘗試利用資本市場獲得較高的養老金投資收益。在養老基金面臨償還危機，宏觀經濟繁榮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要實現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就必須提高基金的運作效率，逐步擴大基金入市的比例。加大政府對公共養老金投資力度，是減輕養老金賬戶不平衡壓力和實現社會保障公平的重要手段。
第9篇：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醫療保健愿景
醫療技術的進步、疾病譜的變化以及少子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都讓日本的醫療處于急劇變化中，特別是財政危機讓醫療保健制度的可持續成為問號。從長遠來看，日本的醫療保健制度需要變革。
之所以提出“2035”年這一時間節點，倡議書表示，是由于醫療保健改革不僅需要短期政策的制定施行，還需要長期持續的努力。為了大規模推行改革，從改革探討到制度施行，至少需要5？10年時間。現在雖然有2020年包括社會保障改革在內的財政再建、2025年地域關懷體系等大項目，但缺乏更長遠的目標。
今后20年內，社會老齡化將進一步發展，其所帶來的人口結構變化可以預見到更迫切的多樣化醫療保健需求，而醫療費用支出也將因技術革新進一步擴增。日本國內外的社會經濟狀況以及生活方式都將在20年內發生巨大改變，即使在發展中國家，疾病構造重心也將從感染性疾病轉向非感染性疾病，其健康水準或將接近發達國家，并同樣面臨老齡化課題。此外，由于20年被看作一個創新周期，不難預測，2035年醫療保健相關技術將迎來嶄新面貌。
盡管對于群體價值觀、工作方式、社會經濟和財政狀況很難做到完全預測，但在考慮2035年醫療保健形勢時，有必要牢記以下改變。首先是少子老齡化和人口減少加速，部分地區很難維持生活公共建設或將直面財政困難問題。即使在都市地區，由于急速老齡化，人才也成為重要課題。再者，超高齡老年人、獨居人士的急速增加，讓醫療保健的質與量需求日益擴大并呈現多樣化特征。
能夠運用于醫療保健的科技發展必將備受期待，例如可穿戴設備的普及，構筑能靈活運用個人信息的體系架構，推進健康數據完成疾病管理、健康管理等個體化診療；大力開發新型癌癥治療方法，早期診斷和治療老年癡呆，以及利用再生醫學、基因治療等攻克多種疑難雜癥；積極推進利用診療支持機器、看護機器、機器人等實行遠程醫療和普及自動診斷，提高醫療服務效率并節省人力。此外，伴隨全球化進程加速，各國間經濟、社會的相互依存和互補性將加強，必然積極促成醫療保健人才和服務層面的交流合作。
無論環境如何變化，人們都必須堅守醫療保健的價值――實現人類健康長壽，目標實現體系則應做到“讓人人享有世界最高水準的健康、醫療服務，構建使人安心滿足、可持續的保健醫療體系，為日本以及世界的繁榮作出貢獻”。
倡議書中肯地指出，當前日本的醫療保健制度、供給體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近年專科進一步細化發展，但基本護理、慢性期（病）醫療質量無疑成為一個大的課題，特別是長期療養與日常生活割裂，腸內營養和胃瘺等終末期醫療方式也值得探討。
此外，因醫療機構之間的電子病歷等信息無法共享，所帶來的重復診斷、過度醫療等問題不僅降低了醫療保健的質量和效率，也無形中增加了醫護人員的負擔。
截至目前，人們對醫療保健制度改革都呈現短視效應，例如從價格層面著手控制報酬改革，或僅能實現暫時性費用削減。僅僅通過增加負擔、削減支付以維持現行制度的做法已不可行，而應重塑價值觀和目標愿景，變革醫療保健體系。新的醫療保健模式應從擴量轉變為改質，從投入中心轉變為面向患者的價值中心，從行政規制轉變為以人為本，從治療中心轉變為護理中心，從發散轉變為整合。
三大目標行動
具體來說，為實現未來的醫療保健模式，將需要采取三大目標行動。第一，提高醫療保健價值，即相對于投入，最大化個人所得到的價值，也即“以更便宜的價格享受更好的醫療”。在2020年前，日本將實行醫療技術評價的制度化，支持提高醫療質量，做好人才培養以及面向全區域的配置。在2035年前，將以患者價值對醫療提供者的技術、醫療用品效能等作出評價，反映在診療報酬分數中，并運用標桿管理法改善治療成效。
第二，從社會層面支持主動性選擇，讓人們主動參與自身健康管理。目前，醫療保健服務的選擇項和作出選擇必要的信息非常少，有必要確立一種讓人們能夠在合理的建議下接受必要服務的組織架構。當然，健康并非靠自身努力就可以實現并維持的，同時需要考慮個體周圍環境，即“影響健康的社會性決定因素”。為此，在2020年前，實現“無煙奧運”；積極推進已經被證實收效的疾病預防措施，特別是通過預防重大疾病以削減醫療費；通過健康投資提高生活質量以及生產力。在2035年前，實現“無煙社會”；支持普及包含個人護理信息在內的便攜式電子健康信息平臺；充實能夠同時解決居民健康、生活問題的綜合；在考慮影響健康的社會決定性因素基礎上實行自治體建設、城市規劃。
第三，讓日本引領全球醫療保健發展。從埃博拉出血熱等病例可以看出，疾病無國界。日本不僅在本國對策上，還應在國際新興、再興傳染病消滅以及災害支援上作出貢獻，確立“世界健康危機管理官”的地位。為此，在2020年前，確立健康危機管理體制，在奧運會舉辦前確立國際化醫療提供體制，支持構建亞洲通用的保險適用范圍以及醫藥認定制度體系構建。在2035年前，為健康危機管理、國際機構等主導的全球化健康管理構建作出貢獻。
要實現這三大目標，最重要的是建立透明和責任明確的醫療保健體系，為推進具體的制度設計而在財政制度、供給體制上完成政策改革。
日本醫療保健的特點之一，就是診療報酬制度。從宏觀上講，通過診療報酬改革可對醫療費進行管理；從微觀上講，在保險適用和診療報酬體系中的價格設定可以應對保健醫療的技術革新或需求變化。該制度在國際上也備受好評，但未來還需要基于更長久的視角修正制度不足，基于客觀指標建立的政策評價體系尤為重要。為更切實地施行政策，計劃-實行-評價-改善（PDCA）的循環必不可少。為此，需要建設人才、組織機能，以系統性地收集醫療、介護數據，根據體制和實際需要進行實證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完成制度修改和政策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