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分析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流動人口分析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流動人口分析范文

在考察了流動人口的需求現狀后，選取兩大代表性社工機構“南飛雁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與“鵬星社會工作服務社”進行深度訪談，以剖析目前佛山社工機構對流動人口提供服務的概況和成效，評估社工機構服務與流動人口需求的差距。表2是對上述兩大社工機構開展流動人口服務的總體情況介紹。從表2可看出，目前佛山市社工機構對流動人口的服務主要局限在社區融入這一領域，兩大社工機構的服務都有特色、亮點，如南飛雁在工傷維權的服務已較為純熟并有一定影響力，鵬星則首創了企業社工服務拓展了服務領域，但服務力度、專業性還有待加強；對于其他方面的權益保障服務，社工機構還涉足較少，前述論及流動人口需求迫切的服務領域大部分還處于空白地帶。

2社工組織服務提供與流動人口權益保障需求的差距研究與服務方向探析

2.1當前服務提供與權益保障需求差距分析對比流動人口需求現狀與社工組織的服務供給現狀（見表3），不難看出佛山地區的社工組織對流動人口的服務供給與流動人口的實際需求之間還存在著明顯的差距，社工組織的服務水平還處于較低水平。1）需求范圍廣，而服務提供多集中。流動人口的權益保障需求在七大維度均有涉及，特別是在職業、收入與維權、子女教育，社會保障、居住情況和社區融入幾大領域表現出較高的需求水平，但是佛山市社工組織針現時的服務供給未能指向流動人口需求的各個方面，而是集中于職業規劃、工傷、子女教育和社區融入等個別項目，尤其社區融入是大多數社工服務介入的重點。對已涉足的項目，也存在服務邊緣化等問題，未能滿足流動人口多樣化、核心化的需求。具體表現在：一是流動人口在勞動維權、工作介紹和職業技能培訓方面需要有進一步的支持。有些專注于服務外來工工傷咨詢的社工組織在這一層面能夠提供較完善和系統的服務，例如南飛雁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其服務提供包括工傷探訪和維權指導，但是這樣的組織規模較小且數量不足。二是子女就學和子女課后輔導一般是困擾流動人口的主要問題，需要各方的支持和幫助。有些社工組織評估到流動人口在這一方面的需要后，開展或探索提供相對應的服務，如托管服務（含課后輔導，主要是發揮大學生義工的作用），并且透過活動促進了親子關系，但對子女就學政策等方面社工服務尚未涉及。三是流動人口明顯對于社會保障，特別是社會保險、重病、工傷事故救濟表示出極高的需求水平。一些社工組織嘗試從政策倡導方向作出努力，但涉及面并不廣，且服務效果也不明顯。四是流動人口存在出租屋治安與衛生治理、公共服務供給的需要，社工組織的服務并未涉及這些領域，當前存在服務的空白。五是社區融入。流動人口對于參加集體活動表現出了較強的愿望，但是由于時間和渠道等方面原因而未能滿足其參與的意向。與此同時，流動人口也表現出了很強烈的與本地人進行交往的需要。社工組織在這一層面的服務提供較多，包括普法宣傳、社區共融活動、外來工義工隊伍等，對促進流動人口的社區融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2）需求程度高，但服務內容難深入。流動人口對服務需求的程度高，但社工組織的服務力度尚欠深入。以上述兩大社工機構為例，長期專注于工傷維權服務的南飛雁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在工傷事故法律援助這一版塊已形成較為系統的服務網絡，但法律援助的專業度和服務深度還有待提高，服務僅限于簡單的工傷認定程序咨詢，專業的法律服務需依賴外部資源。鵬星社會工作服務社聯結社區社工和企業社工服務外來工，服務形式有創新，但其服務關注點卻單一集中在社區融入、子女教育與職業規劃等方面，并且多以社區大型活動的形式進行，活動形式和服務專業度有很大局限性。就目前各大社工機構運作較為成熟的社區融入服務而言，普遍存在活動方式單一和活動內容欠深入等問題，最常用的服務方式多是舉辦社區性活動，如表演、宣傳等，未能深入了解并滿足流動人口的真正需求，缺乏系統運用社工專業手法開展社區工作服務的成功案例，社區工作手法的專業性還有待加強。3）供給未平衡，缺口補足需求大。整體來講，流動人口的權益保障的需求與社工服務供給未能達到平衡，流動人口作為一個城市極具特色的人群，對其需求的關注是與對其重要性的增加和社會建設的推進相伴生的，社工服務的提供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所以這便自然地導致了需求在前，供給在后，且供給不足的問題產生。面向范圍廣和水平高的需求，社工組織針對流動人口的服務目前仍著重于某些方面，例如職業發展、子女教育和社區融入，而針對大范圍的維權支援、流動人口的公共居住環境和公共服務等方面，多數社工機構的服務仍處于空白地帶。可見，流動人口的權益保障的需求滿足仍存在較大缺口，社會針對流動人口提供的服務還需加大力度，特別是要推進社工組織專業性的發揮和大范圍地拓展針對流動人口的服務項目，并解決因時因地產生的問題。

2.2社工組織服務提供的方向探析要滿足流動人口廣泛而深層次的需求，社工組織的服務供給還需在廣度和深度上拓展和延伸。為對社工組織下一步服務流動人口的重點領域有一個清晰認知，本研究對流動人口在上述維度中的各項顯性需求進行排序，通過橫向比較，列出當前流動人口需求最迫切的八項服務；同時讓社工組織結合服務偏好、實施難易度等因素對上述服務的優先次序作出排序（見表4）。通過兩者對比，指出社工組織下階段提供流動人口服務的方向。綜合流動人口的問題關注點，社工組織現有服務的開展情況、服務意愿，服務在現時政策背景下推行的難易程度，社會發展的長遠需求等多種因素，本研究提出社工組織下一階段的發展方向，如圖2所示。從近期來看，在流動人口的服務上，社工組織應主要將工作集中于不斷深化社區服務、近一步拓展外來工子女服務、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持續介入外來工維權保障、彌補社區環境治理空白這幾個面；而從長遠的服務發展來看，社工組織應該考慮在政策法規的普及與解讀、民意收集與表達、政策倡導以及承擔政府下放的相應職能等方面進行規劃與準備。

3社工組織介入流動人口權益保障服務的發展路徑

根據服務的性質、流動人口需求的特點以及佛山地區社工組織的發展狀況，社工組織提供流動人口服務的基本方向又可以分為近期與長期兩個部分。

3.1社工組織服務流動人口的近期目標近期目標設定的主要依據是流動人口需求較為迫切、社工組織具備相應的服務能力、相關服務經驗以及有較強的服務偏好。1）推動社區融入服務向深度發展。社區融入服務是社工組織介入流動人口服務的切入點，目前有開展流動人口服務的社工機構皆以該項服務為主體或僅限于該項服務，主要工作手法是以舉辦社區活動、宣傳外展、成立社區義工分隊等形式增加流動人口與當地居民的交往機會，加深相互了解以消除隔閡偏見，推動流動人口融入當地社區。目前該項服務已在我市有較大的普及面，個別機構的服務范圍已覆蓋鎮（街）的所有村居（如鵬星），成效較顯著，這也是為什么受訪者對該項服務需求不是特別迫切的原因。對該項服務，社工組織下階段的發展目標應是深化提升，從就業與收入、參與社區治理、當地文化風俗認同、歸屬感等方面擴展服務內容，運用家庭、小組、社區活動等專業手法豐富社區融入的服務方式。2）拓展外來工子女服務領域。流動人口和社工組織雙方均對外來工子女服務這一領域顯示出較大的需求偏好，社工組織應盡快拓展這一領域服務，實現雙方的供求匹配。目前社工組織主要是在開展個案服務調節親子關系過程中對外來工子女教育這一問題有所涉獵，或是在假期舉辦托管班惠及部分外來工子女，但服務內容呈現邊緣化，沒有涉及外來工子女就學、課后輔導等核心關鍵內容。社工組織可先以提供課后輔導為切入點，通過舉辦假期夏令營、培訓班等形式拓寬社工組織對外來工子女的服務內容；同時因為與本地居民子女生長環境存在差異，外來工子女心理健康發展以及社區融入也應是關注的焦點，社工組織可采用小組工作的手法促進外來工子女教育引導及與當地居民子女的交流；在義務教育就學方面，因受政策、制度環境所限，社工組織可在這方面嘗試發揮資源聯系、政策宣講的作用。3）開展職業技能培訓等相關服務。職業技能培訓、工作介紹等服務目前還處于空白地帶，考察社工組織的服務方式和開展意愿，這一服務領域是下階段可以試點推行的。目前政府每年都有開展對未就業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并委托第三方機構實施，但僅限于戶籍人口。社工組織可通過相關調研，掌握流動人口需求人數、培訓需求的內容，提議政府購買服務委托社工組織施行。在工作介紹方面，社工組織也可發揮第三方中介機構的作用，與政府部門、企業密切配合，搭建用人單位與流動人口之間溝通聯系的橋梁，為流動人口提供更便捷的就業服務。4）嘗試介入社會保險、勞動維權等領域。流動人口對權益保障服務需求強烈，而社工組織在此領域的介入還非常有限，雖個別社工機構已涉足工傷維權等領域（如南飛雁），但服務內容和輻射區域還有待擴展。因此，權益保障服務應是社工組織日后發展的重點方向。工傷維權是目前該領域服務的有益探索，社工組織還可將服務內容進一步擴及薪資福利、就業平等待遇、勞動保護、社會保障等范圍。就社會保險參保、異地權益轉接、待遇申領等社會保障的技術性問題，社工組織也可起到資源整合，提供政策咨詢等作用。在維權保障這一方面，社工組織可梳理流動人口生活、就業、教育、居住、社會保障、參與決策管理、法律保護等各方面常見問題和享有權利，將流動人口權利主張、權益申請、權益受損的申訴等制度化、規范化、流程化，并與人社局、社保局、人衛藥監局、教育局等相關政府管理部門鏈接，形成一套固定化的流動人口權益維護的協調保障機制，使流動人口求助時“有章可循”。5）彌補居住環境治理服務的空白。在出租屋治安、環境治理這一領域流動人口需求與社工組織服務意愿相去甚遠，是因為這一服務領域與社工組織的能力范圍有一定差距。但社工組織在該服務領域并不是無可作為，在現階段，社工組織可發揮外來工義工分隊的作用，在出租屋管理、治安維護、衛生保潔方面出謀出力，引導流動人口實現自我服務。此外，社工組織可與當地社區居委密切聯動，掌握出租屋租住情況，傾聽流動人口需求，向居委提出社區治理的改進建議。社工組織可在義工隊伍的基礎上推動流動人口自治組織（或外來工組織）的成立，引導其通過自身組織建設和自我增能，實現自我服務、自我管理。

3.2社工組織服務流動人口的中遠期發展規劃從遠期發展來看，社工組織不應只局限于提供服務的層面，還應對自身發展目標合理定位，從更高層次擴展自身的發展空間，本研究認為社工組織可在社會宏觀治理格局中發揮作用。1）政策法規的普及與解讀。流動人口或文化素質較低或消息來源閉塞，對政府出臺的與自身利益切實相關的政策法規往往不能及時獲取了解，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策的實效性。社工組織可成為政府普法的助手，以社區為陣地對流動人口開展政策法規的宣講培訓，引導流動人口學法、知法、守法、用法。2）成為民意收集與表達機構。社工組織在長期接觸流動人口的過程中，必然對流動人口的群體特點、需求現狀、發展問題等非常熟悉和了解，因此社工組織可考慮建立流動人口服務數據庫，同時結合自身的職業敏感性，將工作中發現的與弱勢群體相關的民生熱點問題及時向相關部門反映；或根據工作經驗總結，對相關有價值性的議題開展專題調研，形成調查報告提交給相應決策部門。這將對政府決策有重要的參考指導意義。3）政策倡導。在開展服務或進行專項調研的過程中，社工組織對發現現行制度或政策法規不合理的地方，可向人大機關或相關政府部門提出修改建議，如“南飛雁”建議省人大將老年工傷者納入工傷保險條例的保障范圍就是一個成功實踐；或就目標群體關注的熱點問題如流動人口子女義務教育階段入讀當地公辦學校的問題，建議敦促相關部門盡早制定政策措施妥善解決。4）承接政府下放職能。目前大部分社工組織都有提供政府購買服務，為政府分擔了部分向服務對象提供服務的工作，但內容多限于純粹的服務，且購買范圍有限，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政府職能工作。隨著簡政放權的社會體制改革進一步向縱深推進，相關流動人口管理方面的政府職能將更多地還于社會，政府購買服務范圍大幅擴大，社工組織應加強這方面的探索實踐，為承接政府職能做好準備。（本文來自于《順德職業技術學院學報》雜志。《順德職業技術學院學報》雜志簡介詳見）

4結語

第2篇：流動人口分析范文

關鍵詞：人口學；人口遷移；人口流動；特征；機制；建議

中圖分類號：C922 文獻標識碼：A DOI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13.02.017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Analysi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 Shaoguan

LI Li-qun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Guangdong 51200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ixth national census data，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flow situation in Shaoguan was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aoguan population migration were in-depth studies in quantity，migration distance， population migration reasons， level of education， and other aspects，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haoguan population migration was studied with the push-pull theory. Finally， the rationalization proposals of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of Shaoguan.

Key words： demography； population migration； population movements；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suggestions

人口在地區之間的遷移流動是引起人口變動的重要方面，某一地區人口數量的增減、結構組成的變化，體現著遷移流動人口的狀況[1-2]。遷移流動人口在地區之間的流動及其所從事的各種活動，對流入地區和流出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將產生較大影響。隨著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 人口遷移流動規模也隨之擴大，極大地影響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進程[3]。因此，人口遷移流動是政府部門應該加以重視的社會經濟現象，正確把握人口遷移流動的現狀和規律，促進人口遷移流動的有序進行，是當前區域經濟與社會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各地區、各部門、各行業、各單位科學決策的重要保證[4-6]。

1 人口遷移流動的特征分析

第六次人口普查有關韶關市遷移流動人口狀況的統計數據具體反映出韶關市人口遷移流動方面的諸多特征，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1.1 人口遷移流動的總量呈增加之勢

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韶關市人口遷移流動的總量呈現出增加的勢頭，流動人口從“五普”的21.71萬人上升為53.76萬人。這充分說明，現代人的思想觀念上已經發生重大改變，不再是過去那種在居住地不思遷徙，在職業上“從一而終”的觀念。

近幾年來，韶關市經濟發展速度較快，2010年韶關生產總值（GDP）683.1億元，比2009年增長12.5%。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勞動力需求更加旺盛，吸引大量的外來流動人員進入韶關，加入經濟建設的大軍中。但同時與其它經濟發達地區橫向比較來看，韶關經濟仍較為落后，因此也有大量人員從本地流出。

1.2 省際遷移以近距離為主，分布相對集中

韶關市人口省際遷移雖然輻射全國各省，但主要表現為近距離遷移為主，分布相對集中的態勢。在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間跨省遷移的人口中，毗鄰省份占較大比重。韶關市登記總人口中，戶口登記地在外省的遷移流動人口為122 389人，超過1 000人的省份有浙江1 678人，安徽1 809人，福建2 554人，湖南57 872人，江西12 010人，四川11 260人，重慶2 683人，廣西7 925人，河南5 649人，湖北6 301人，貴州3 995人，云南1 545人，陜西1 204人，其中湖南、江西、四川三省人數超萬，所占比例分別為47.3%，9.8%，9.2%。這幾個省都屬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勞務大省，且江西和湖南是與韶關相鄰的兩省。

1.3 人口流動主要以省內流動為主，流出人口大于流入人口

韶關市登記總人口中，人戶分離的人口有537 637人，戶口登記地在省內的遷移流動人口占總流動人口的77.2%，達到了415 248人，其中本市（縣）人戶分離人口有70 716，占17.0%；在本省其它市（縣）人戶分離的人口有344 532，占83.0%。近幾年來，韶關市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增長速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吸引不少來自省內外的流動人口。盡管如此，相對于經濟發達地區的發展還有很大的距離，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韶關人口總的流出量要遠遠超過流入量，比例分為30.13%，16.6%，凈流出量為441 115人。

從韶關外來流動人口分布來看，外來流動人口主要流入了韶關市區內（武江、湞江區），占流動總人口的42.6%，而占市區（武江區、湞江區）戶籍人口的比例也高達38.4%。其中這兩個區的流入量遠遠大于流出量，凈流入量為92 026人。而韶關的其它地區基本情況是流入量遠遠小于流出量，凈流出量為533 141人。這說明除武江、湞江兩區外其它縣區的人口以流出為主，特別是南雄地區有近一半的人口外出流動遷移。

1.4 務工經商是人口遷移的主要原因，但省內省外遷移原因不同

遷移流動人口就其動因來區分，大致可以分為以謀取經濟利益為目的而遷移流動的經濟型遷移流動人口和以非經濟利益為目的而遷移流動的社會型遷移流動人口兩類[7]。從人口遷移流動加劇的動因來看，在第六次人口普查調查時點的前5年之內，韶關市人口遷移流動加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經濟方面。過去，韶關市遷移流動人口數量不多，有者也主要集中在婚姻遷入、寄養寄居等社會型遷移流動方面。近年來，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經濟型遷移流動人口迅速增加，而且已經占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從“六普”韶關市分年齡、性別、遷移原因的人口數據資料來看，屬于經濟型或者是出于謀生目的而發生遷移流動的人口占50.3%，其中務工經商的占33.6%，工作調動的占2.7%，學習培訓的占14%。雖然屬于非經濟原因遷移流動的人口占49.7%，但其中的具體原因是拆遷搬家、婚姻遷入、隨遷家屬和投靠親友。這些原因，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們并不容易造成人口遷移流動在較大程度上的加劇。而在婚姻遷入這個因素中女性高達85.9%。

在人口遷移流動原因中省內和省外遷移流動各有不同，在9個遷移流動的原因中務工經商是最大的原因，但省內比例只占27．1%，而省外則達到55．7%，這足以說明韶關在廣東這個經濟發達省份來講經濟仍十分落后，無法吸引更多省內人員。而隨遷家屬的省內則達到了20．3%，省外的則只有13．9%。省內經濟原因遷移的為47.2%，省外經濟原因遷移的比例為61.2%。這說明省內遷移流動至韶關的主要原因是非經濟原因，而省外遷移流動至韶關的主要是經濟原因。

1.5 流動人口中流動主體的教育程度處于較低水平

從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來看， 無論從總體情況來分析還是從省內、省外情況分析， 初中、小學、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遷移流動人口的主體，達到了82.5%，這說明韶關經濟發展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只能吸引教育水平較低人群，缺乏對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力，這種流動人口教育結構的不合理將對韶關未來經濟發展產生不良影響。由于經濟社會發展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具有較高學歷者，其改變其定居點，由一城市遷入另一城市，其遷移面臨的阻力較小，遷移發生的可能性較大；而對于學歷層次較低群體，其發生遷移的阻力較大，引力較小，遷移的可能性較低。而流動人口在流動時，對其文化素質要求不高，再加之流動人口生活隨意性較強，要求較低，人口流動群體還將以低學歷者主[8]。而處于高端人才與流動打工者之間的群體，由于不能很好地找到自己預期目標與遷移目的地所能提供的收益之間較好的結合點，遷移與流動從自身及目的地來說，阻力均較大，遷移與流動發生的可能性較小。

2 韶關市人口遷移流動機制分析

人口遷移的推力拉力理論認為，遷移行為發生的原因是遷出地與遷入地的推力（或稱排斥力）和拉力（或稱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結果[9]。

2.1 經濟發展水平對人口遷移流動的推拉作用

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和沿海經濟產業轉移的快速發展是人口大規模遷移流動的動力[10]。

2.1.1 工業發展的影響 從“六普”韶關市人口遷移流動的數據資料來看，韶關市的工業發展水平從縱向比較近年來有了較大的發展，但從橫向比較來看和本省其它地區仍有較大差距，特別是珠三角經濟發達地區。其一，韶關市在第六次人口普查調查登記的遷移流動人口中，流往本省的人數占總遷移流動人口數的近九成，這說明廣東省作為最早開放的地區，工業發展仍排在全國前列，而作為地屬廣東的韶關市缺少吸納眾多勞動力的產業，大量的人無事可干正好說明這一地區的工業不夠發達。其二，韶關市遷移到本市的人口中，大量的人口又集中到了市區和縣城內等地的發達地區，如韶關市2003年綜合競爭力進入全省二類地區行列，2005年上升到二類地區第一位，與珠三角地區共建產業轉移工業園在全省率先取得突破，7個縣（市、區）與廣州、東莞等地的區、鎮簽約共建產業轉移工業園。這說明多數人的遷移流動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謀取經濟利益或是為了謀生目的而流動。

2.1.2 農業效益低下的影響 韶關市是一個農業大市，氣候資源比較優越，人均耕地面積在廣東省排第一，主要存在蔬菜、水稻、畜禽、魚、水果、竹類、煙葉等七大農業產業。由于近幾年加強了農業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農業生產持續增長。但由于韶關市農業生產仍主要以家庭為單位，相當大部分農戶的思想觀念落后，還是比較保守的小農經濟思想。生產單位小，加上目前農村還沒有一個很好的協調機制，規模種植的商品農業很難發展起來，農村家庭經濟很難出現質的突變。農戶市場經濟意識差。農戶信息不通，農戶間思想難以統一去發展規模商品經營。因此韶關農業發展的整體效率較低、效益不高。自古依戀土地的農民離開土地，農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他們對從事農業生產效率太低、效益不高有著實際的感受和具體的認識。這里值得指出的還有，在韶關農村某些地方，外出打工的人口多是18～35歲的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壯年勞動力，而留家種田的多是老人和小孩，他們的文化水平很低，僅有小學文化水平，甚至是文盲，這就使得韶關農業效益不高的問題可能愈演愈烈，對韶關經濟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在經濟發達地區的強烈吸引和家庭經濟落后的推動下，人口由農村流入城市、由經濟不發達地經濟向發達地進行了流動遷移。

2.2 生活環境對人口遷移流動的推拉影響

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韶關人口遷移流動的主流從經濟不發達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人口流動的目的是改善生活環境，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環境的因素就成為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環境就是推力。人口流動就由這兩股力量前拉后推所決定。經濟不發達地區和農村有許多不利的生活環境，如收入水平低，沒有掙錢機會、農村太窮，生活太苦、農村缺乏更好的發展機會、對在家鄉從事的職業不滿意、農村稅費過重、呆在家里沒事干、子女學習條件差、受教育機會少、不愿意干農業、家鄉封閉保守、思想不解放、村干部作風惡劣等，這些都是“推”的因素。遷移的推拉因素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還有更好的職業、更好的生活條件、為自己與孩子獲得更好的受教育的機會、以及更好的社會環境等諸多生活環境因素對人口遷移流動有著強大的吸引力。

3 引導人口遷移流動合理化的對策建議

人口遷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合理的人口遷移可以優化人力資本和勞動力配置，促進經濟、文化、科學技術和信息的交流，但不合理的人口遷移卻會造成環境污染、交通堵塞、社會治安惡化等諸多問題。政府對于人口遷移要進行合理引導而不是盲目地采用行政措施進行控制。

3.1 進一步加大戶籍制度改革，保障流動人口基本權益

我國目前的戶籍制度等人口遷移調控政策采用單一的行政控制的手段，是人口遷移的最大阻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和工業化進程。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戶籍制度改革勢在必行。戶籍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放松對人口遷移的限制。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工資差異、房價和人力資本氛圍是影響人口遷移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戶籍制度改革的過程中，要逐漸改革和完善城市住宅分配制度，對房地產進行積極有效的宏觀調控，避免房價虛高對人口遷移的不良影響。

3.2 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險和保障制度

把社會保障制度的受益群體擴大到全體公民而不僅僅是城鎮居民或戶籍擁有者。對于不合理的人口遷移應該采用經濟政策而不是行政手段進行調控，縮小地區之間的工資差距和收入差距，促進地區之間教育機會的公平，將有利于控制不合理的人口遷移，對人口遷移的方向和規模進行有效的調控。

3.3 強化信息、組織網絡的建設和監管，促進人口合理有序流動

完善的信息網絡和組織網絡的形成，是人口有序、高效流動的必要條件，也是其發育成熟的重要標識。所以要大力發展專業性組織，成為人口有序流動的主要信息獲得途徑。這樣有利于實現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動，減少流動的盲目性，提高人力資源有效配置。

3.4 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韶關經濟

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工業化階段是不可逾越的，韶關是廣東的重工業城市，工業基礎雄厚。因此，應切實加強本市的工業化建設，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依托資源優勢，積極培育以冶金、電力、煙草為主的支柱產業，努力改變韶關市工業落后的面貌。一是要加強老工業基地產業結構的調整與改造，使老工業基地煥發青春，在增進效益的同時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就業；二是要鼓勵發展和新建就業潛力較大的行業和企業，以擴大就業容量；三是要加快韶關的信息化建設，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實現產業結構的改造和升級，同時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大力發展信息產業，為韶關人口提供更多更好的就業崗位。

在農業方面，要加強農業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加大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拓寬農業生產領域，發展綠色蔬菜、優質稻、優質畜禽、優質魚、特色水果、竹類、煙葉等七大農業主導產業，使韶關農業成為吸納更多勞動力的一個行業；要大力推進韶關農業的工業化經營和管理，使韶關農業的效率和效益不斷提高；最后，要加快韶關農村的城市化和信息化進程，為韶關農村人口從事農業生產創造更好的勞動生產條件、職業保障基礎和城市化生活方式。

參考文獻：

[1] 朱寶樹.長三角城市圈的就業遷移和人力資本差別效應[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3）：75-81.

[2] 胡英，陳金永.1990─2000年中國城鎮人口增加量的構成及變動[J].中國人口科學，2002（4）：40-47.

[3] 侯紅婭，楊晶，李子奈.中國農村勞動力遷移意愿實證分析[J].經濟問題，2004（7）：52-54.

[4] 譚俊玲.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工業化和城市化協調發展的思考[J].山西農業科學，2008（6）：95-96.

[5] 王桂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遷移發展的幾個特征[J].人口與經濟，2004（4）：1-8.

[6] 王桂新.中國省際人口遷移與東部地帶的經濟發展：1995─2000[J].人口研究，2005（1）：19-28.

[7] 聶普焱，謝杰.廣東省人口遷移與經濟增長的協整分析[J].現代管理科學，2012（5）：65-66.

[8] 楊海蛟.河南省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問題探討[J].河南農業科學，2007（9）：7-9.

[9] 羅明忠.廣東農民進城決策因素與群體特征分析[J].嶺南學刊，2012（1）：82-86.

[10] 王澤強.鄉－城人口遷移對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基于“年齡-遷移率”的定量分析[J]. 西部論壇，2011（6）： 27-33.

[11] 邸少楠，岳坤，潘晶晶，等.城市化進程中城鄉用地結構優化研究[J].天津農業科學，2010（2）：82-85.

第3篇：流動人口分析范文

在現代中國，流動婦女從私人父權制的堅固堡壘——農村家庭中走向國家和經濟生活領域的公共父權制，會面臨怎樣的境地？流動人口中，就業的性別隔離狀況如何？萊斯金(Reskin,1988)認為，不論是婦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樣的勝利成果，男性精英都會重塑資源分配的規則，使婦女相對來說總是處于失利的一方。[1](P325)流動人口的性別收入差異如何？是否如萊斯金所說，整體上流動婦女的工薪工作的收入補償要少于男性？

本文主要對廈門市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影響因素進行多元回歸研究。研究的結果顯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農村流動人口工資差異可以用性別、原工資收入、受教育年數以及目前工作上的年數等因素來解釋，年齡、婚姻狀況和從事非農工作年數對其工資沒有顯著影響。分析表明，決定農村流動人口收入的顯著因素是性別和原工資收入狀況。

二、樣本特征簡介

樣本來自近幾年在福建省廈門市舉行的流動人口系列抽樣調查(2002年廈門市流動兒童健康和教育狀況抽樣調查和2003年廈門市流動人口婚姻家庭狀況抽樣調查)。前一次調查采取分層隨機等距的抽樣方法，對被抽取的樣本進行問卷調查，有效問卷共940份。后一次流動人口婚姻家庭狀況也采取入戶問卷調查形式，調查范圍包括廈門市私營企業、學校、工地、飯店等各行各業的外來人口，總共有491個樣本，有效問卷為487份。廈門市位于福建省東部沿海城市，經濟較發達，大體可以反映我國東部沿海城市的流動人口狀況。

本文分析利用的是那些擁有工資收入的人，兩次調查中，總共有1130個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樣本。其中流動婦女有效樣本個數為672個，占59.5％；流動男性人口樣本個數為458個，占40.5％。表1給出了這些農村流動人口總體樣本的基本特征，下面我們逐一分析。

1.流動人口的人口特征

在這次調查的樣本中，他們年齡在14-79歲之間，平均年齡為30歲，男性平均年齡為31歲，女性為30歲。流動人口不論男性還是女性主要年齡段均為20-35歲，分別為各自總人數的77.3％和84.3％。這與全國各地流動人口的年齡段相吻合，如據珠海市、廣州市的抽樣調查，流動人口也主要為年齡在16-35歲和18-35歲之間的青壯年。(見圖1)

性別結構對流動人口的構成有一定的影響。不同行業對性別不同的勞動力要求也有所不同。據廣東省公安廳1996年統計，在1101萬流動人口中，男女比例分別為569萬和532萬，男性高于女性，而據1998年上半年的統計，男女分別上升為575.3萬和578.5萬，女性高于男性，總體上兩性差別不大。但實際上有的地方因行業和工種的不同，使用性別不同的勞動力卻有著諸多差別。這次調查中，59.5％為女性，40.5％為男性，性別比同廣東省及全國大部分流入地區情況相差不大。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譚深認為，從外出類型上看，未婚者與已婚者的差別是很大的：未婚男女的外出基本上屬于個人的自主性流動，而一旦結婚成家，男外女內、男主女輔的性別分工就立刻鮮明起來，結婚成家帶來的責任感鼓勵了男性的外出，但卻是女性外出的制約因素。即使夫妻同出，往往是丈夫先出，然后回來接妻子，形成妻子的從屬性流動。婚姻狀況是否會加劇性別對工資收入的影響，與工資收入存在某種相關性呢？

2.流動人口的文化特征

文化素質、受教育程度是構成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重要影響因素。文化層次的高低是衡量不同群體類型流動人口素質的主要標志之一。樣本中有研究生學歷，也有文盲，主要為小學和初中、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重依次為25％、44.2％和20.4％，而大學以上學歷和高中分別占4.2％、6.2％。這說明調查對象絕大部分屬于中低層次文化程度。調查中文盲、半文盲人數較少，這也與我國農村的教育普及程度相一致。

3.流動人口的工作經驗

樣本中流動人口在外打工時間最長為26年，平均在外打工時間7年以上。在廈門滯留時間即表中“廈門年數”有些長達24年，平均滯留時間近6年。流動人口中有個別原工作工資收入(即前期工資)高達4000元。打工時間、廈門滯留時間可以作為反映工作經驗的變量，前期工資可以反映出流動人員的工作經驗。

當然，實際生活中影響個人工資高低的因素很多，如行業、勞動熟練程度、職務以及國家隨機增資政策等。但由于本次調查農村流動人口多從事建筑業、加工業、環衛一些“臟、重、累”等工資低的行業，因此這里未將工種作為一個獨立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廈門市近幾年的流動人口的月平均工資收入為500-800元，工資最高的為5000元，而最低的才300元，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是如何產生的呢？從表1中可看出工資高的人所受的教育年數要遠遠高于工資低的人，從事工作的年數也長于工資低的人。雖然我國長期實行的男女平等的社會政策，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特別是決策者形成了“社會發展自然帶來婦女發展”的思維定勢，會不會忽視發展可能帶來的擴大差別、剝奪脆弱群體發展機會的負面作用？如果這樣，在提高婦女地位的同時將不可避免會形成新的“性別盲點”。那么是否性別會對農村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產生影響？影響有多大？在后面的兩部分中，我們將通過多元計量分析來具體解釋這個問題。

三、流動人口工資的決定因素

我們下面建立一個多元回歸模型來看看流動人口現期工資收入與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打工時間、在廈門滯留時間、原工資收入等變量間的關系。回歸的因變量是流動人口現期工資；自變量分成人口特征、文化特征和工作經驗等三組。人口特征包括年齡、性別(男性=1，女性=0)和婚姻狀況(結婚=1，單身=0)。文化特征為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0，小學文化程度=1，初中文化程度=2，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3，大學文化程度=4)。工作經驗包括在外打工年數、在廈門滯留年數和原工資收入。

我們共進行了兩次回歸。第一次是用Backward對全部因變量回歸，結果見表2。第二次是對性別、受教育程度、在廈門滯留時間和原工資收入幾個顯著性因素進行回歸，結果見表3。

在對全部因素的回歸中，有幾個有意義的結果值得我們注意。首先，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中的“原工資收入、在廈年數”高度顯著，說明所受教育程度與工作經驗都可以增加流動人口的工資水平。這就說明流動人口雖然大部分從事體力工作或簡單腦力工作，但其工作收入仍要求有一定文化水平，與工資收入成正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流動人口知識水平要求必然還將繼續提高。

其次，從表2中可以看出，在人口特征中，只有“性別”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會產生影響，而“年齡、婚姻狀況”與流動人口的工資的相關關系不強。因此可以認為，雖然隨著流動人口的年齡增長，體力會逐漸減退，但工作經驗、生活閱歷的增長可以彌補其影響。另外人們也許會認為婚姻有助于個人的成長與發展，但模型顯示它并不能給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帶來顯著變化。

第三，出乎意外的是，“打工時間”的長短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影響不大，反而是在流入地滯留時間的長短與工資收入有明顯的相關性。不過打工時間不能影響流動人口的工資水平，同“年齡”不能影響工資水平倒似乎保持了一致。對于流動人口來說，與其輟學外出打工賺錢，不如多讀些書，提高受教育水平。模型回歸結果表明靠延長打工時間獲得的工作經驗的想法是錯誤的。

從表3我們可以看出，第一，性別與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相關性很強。同等程度下，男性比女性的平均工資要高一個檔次，近400元。排除男女體力上的差異，如此大的差距似乎說明勞動力市場還沒有完全達到性別平等。關于性別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影響，我們將在下一部分詳細闡述。

第二，教育水平與現期工資相關程度也很強。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個層次，工資水平就上升200多元，也就是說，同等條件下，小學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要比文盲、半文盲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要高200多元；而初中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又比小學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要高200多元，其它依次類推。隨著社會的進步，對教育程度的要求應越來越高。因此，農村流動人口要獲得更高的工資報酬，就應不斷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重視子女的教育。

第三，原工資收入與現期工資正相關。雖然原工資收入不能直接決定一個人的工作能力，可能的解釋是，它可以傳達一個人的工作能力方面的信息。一般來說，流動人員若原工資收入高，工作能力必然較強，現期工資收入也不會低。

第四，在廈門滯留時間也與工資收入成正比。在廈門多滯留1年，可以增加流動人口工資23元左右。在勞動力輸入地滯留時間越長，越有助于流動人口提高在當地的適應能力，獲得語言優勢，更加融入當地社會，人際關系也會處于相對優越的地位。

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存在顯著差異，其差異可以由性別、受教育程度、原工資收入以及在廈滯留時間所解釋。決定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性別和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性別對農村流動人口工資的影響巨大。相比之下，除了性別外，受教育程度最重要，其次是工作能力，最后是在流入地的滯留時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彌補由于工作能力方面缺陷帶來的工資損失。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多接受2、3年教育的工資可以相當于在廈門多滯留10年的工資。而年齡、婚姻狀況則對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影響不大。

這些結論說明，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狀況明顯有利于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男子。工資收入與教育水平和工作經驗相關這一結論表明，流入地看重流動人口的知識和能力積累。流動人口之所以被當地接納，在于其經濟價值，流入地也應按市場經濟運作，給予他們相應的工資報酬。

四、工資收入中的性別差異

我們將結合多元回歸的結果，從教育程度、工作能力和流入地滯留時間三方面來具體分析流動人口工資收入中的性別差異。

首先來看看流動人口的教育程度方面的性別差異。表4顯示，文盲、半文盲的女性流動人口占女性流動人口總數的8.5％，而男性接近2.8％；女性中受教育水平為小學、初中占絕大多數為女性流動人口總數的73.5％，男性中絕大部分人受教育水平為初中、高中，占男性流動人口總數的73.6％；由于59.5％的樣本為女性，所以大學文化程度的女性絕對數量比男性多1個，但從百分比的相對數來看，女性比男性少近兩個百分點。因此，總體上來說女性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要比男性流動人口低于一個層次。

我們再來討論一下不同性別流動人口的原工資收入狀況。從表5中可以看到，少于500元工資收入的女性流動人口不論是絕對數還是相對數都遠遠多于男性流動人口，達到57.3％。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相對較分散，雖然低于500元的也占男性流動人口總數的42.4％，但工資收入為500-800元、800-1100元之間的有23.1％和18.3％，比女性流動人口要多。中、高工資段的流動人口，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普遍偏少，這可以從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素質培養等條件限制中得到解釋。

接下來看看在廈門市滯留時間長短會對男、女性流動人口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很顯然，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在流入地滯留時間方面的性別差異不大。(見表6)不過在滯留10年以上的時間段里，男性流動人口的百分比要大于女性。我們可以理解為，流動人口多以夫妻共同流動以家庭的狀態待在流入地，而且這種狀況與滯留時間成正比。從這里看，滯留時間對不同性別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差異的解釋力度不大。

將表5與表7進行對比，就能發現流動人口從流動中是獲益的。工資收入不論男性還是女性均有大幅度的改善，尤其是男性流動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由42.4％飛速下降至9％。相比之下，女性流動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下降幅度僅為11.6％。而且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上漲幅度遠遠大于女性流動人口，男性流動人口工資收入500-800元段的百分比變化不明顯，800-1100元段的百分比上漲尤其突出，由18.3％變為30.6％，其它各工資段男性流動人口百分比均有小幅度上升。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狀況相形見絀，大部分工資收入上漲集中于500-800元段，雖然其它工資段百分比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增長幅度均小于男性流動人口。總體上說，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集中于800元以下，占其總數的76.8％，而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則位于500-1400之間，比例為66.2％。這樣看來，流動能使女性流動人口獲利，但不是最大獲益者。比較而言，她們的整體狀況相對下降。因此女性流動人口處于貧困狀況的概率要遠遠高于男性流動人口。

最后讓我們對將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納入性別因素為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與未納入性別因素的回歸結果進行比較，即表8。很明顯，有性別解釋變量的擬合優度更好。性別對工資收入的影響相當于教育程度提高兩個層次，也就是說，如果一名文盲、半文盲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一般情況下與一名初中文化程度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相當，而一名初中文化程度的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會達到一名大學文化程度的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

五、結語

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性別差異是兩性不平等在工作報酬上的反映。目前，兩性不平等狀況在我國甚至全球普遍存在。如我們前面分析的流動人口男女兩性受教育程度不同，就與兩性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密不可分。前者是果，后者就是因。男性工資水平明顯高于女性工資水平。雖然我國在工資分配上實行“同工同酬”，不同的工作的確也存在不同的性別要求，而且流動人口大多從事體力活，男性流動人口具有先天的生理優勢，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挑選性歧視”。受教育機會的兩性不平等加劇了這種工作機會上的兩性不平等，從而帶來一定的工作報酬不平等。在已經制度化的職業分層上，流動婦女同其他女性一樣處于不利的位置上。正如萊斯金(Reskin,1988)所預言的，不論是婦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樣的勝利成果，男性精英都會重塑資源分配的規則，使婦女相對來說總是處于失利的一方。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婚姻家庭關系的變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流動人口的流動也慢慢在農村擴散開。現代愛情婚姻模式已經被人們認可，家庭軸心在向夫妻平等的生活模式轉變，家庭規模變小，越來越多的農村婦女有時間和精力從事社會生產活動。然而經濟上剛剛獲得獨立的流動婦女，在職業進入、工作性質、工資收入和工作評價等方面遇到明顯性別差別和性別等級化。這些將給她們帶來社會資源利用的不平等，使她們對社會發展的貢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而且還有可能出現經濟發展而女性社會地位下降的局面。如上一部分我們就說到改換工作，反而使流動婦女整體狀況變壞的情形。這些不平等狀況會對流動婦女的整體發展起著負面作用，鼓勵她們從經濟上更加依賴男性，從思想上更加接受女性的從屬地位，最終促使她們接受采用其他手段來獲取社會資源的傾向，帶來不良的社會影響。

已有相當多的研究表明，男女兩性認知能力上的差異是由于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即使真的有性別差別存在，量也是很小的，很容易被個體差異或沒有控制的其他因素所掩蓋。在中國，男尊女卑的觀念經過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已滲透、融化在社會生活、社會習俗的方方面面，積淀在社會文化心理結構之中，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行為和心理。隨著社會發展，越來越多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走出家庭，成為職業女性，男女交往機會越來越多，都可能導致男女之間性格的“對流”，從而縮小兩性個性人格上的差異，改變人們的性別觀念和社會期待，流動婦女也能獲得它帶來的外溢效應。顯然，改善流動婦女地位，需提高包含流動婦女在內的所有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在整個社會的地位。

總的來說，流動婦女走出農村，走出家庭，參與社會勞動，這是一個良好的開始。流動婦女的職業生活，明晰的個人收入，促使她們的社會地位、社會心理、家庭地位發生相應變化。它可以充分開發利用社會人力資源，為流動婦女的自立創造條件，更好地展示人類社會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村女性群體的新形象。農村婦女的真正解放是對我們這個社會進步發展的最好證明。

【內容提要】本文利用廈門市流動人口系列抽樣調查數據，通過建立一個多元回歸模型來分析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差異的主要影響因素。結果顯示，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與性別、受教育程度、原工資收入和在廈滯留時間相關，與年齡、婚姻狀況和在外打工年數無關。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重要影響因素性別單獨進行分析，考察性別如何作用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對流動婦女工資收入產生進一步的影響，從而得出提高婦女受教育水平是解決收入性別差異的關鍵。

【摘要題】實證研究

【英文摘要】ThisessayanalysestheprincipalfactorsaffectingthedifferenceinwageearningsofthefloatingpopulationinXiamenCitythroughutilizingthedatafromaseriessamplesurveyandestablishingamultivariateregressionmodel.Theresultshowsthatthewageearningsofthefloatingpopulationarerelatedtotheirgender,educationallevel,formerwageincomeandlengthofstayinXiamen,butunrelatedtotheirage,maritalstatusandlengthoftimeworkingawayfromhome.Theessaymakesaseparateanalysisofgenderasanimportantfactoraffectingthewageearningsofthefloatingpopulationandexploreshowgenderimpactsone''''seducationallevelandotherfactorsandhowthosefactorsfurtheraffectthewageearningsofmigrantwomen,withtheconclusionthatimprovementofwomen''''seducationallevelisthekeytoresolvinggenderdifferenceinwageearnings.

【關鍵詞】流動婦女/工資收入/性別差異

migrantwomen/wageearnings/genderdifference

第4篇：流動人口分析范文

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包括全國3406個縣市（其中包括區，以及省、設區市的累計）的流動人口分布情況，每一個縣市構成一個調查表，列包括合計、性別（男、女）、居住時間、來源地（省外市、省外縣、省內市、省內縣、港澳臺、國外）、居住情況（旅館、居民家中、單位內部、工地現場、租賃房屋、其它），行代表遷移原因，包括合計、務工、務農、經商、服務、因公出差、借讀培訓、治病療養、保姆、投靠親友、探親訪友、旅游觀光、其它13個項目。為了分析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我們對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進行匯總，并提取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包括所轄縣、區）進行分析。匯總數據顯示，全國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有84個，其中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市，達283.45萬；100萬以上的城市有6個，分別為深圳、廣州、東莞、佛山、北京、上海，6座城市中廣東省就有4個，遠遠高于其它省市對流動人口的吸納能力。

從《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采集1996年16個社會經濟統計因素，它們分別是：地區人口（萬人）、市區人口（萬人）、市區非農業人口（萬人）、市區從業人口（萬人）、市區個體勞動者（萬人）、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億元）、市區工業總產值（億元）、市區利稅總額（億元）、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元）、市區客運總量（萬人）、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億元）、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元）、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元）。

2、相關分析

為了分析城市流動人口和其它16個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首先計算城市流動人口和16個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的相關系數。由于是二元相關分析（城市流動人口和其它的每個因素），因此采用了皮爾森(Pearson)積矩相關系數。取顯著性水平0.01進行雙側檢驗，得到的相關系數、相關系數臨界值和顯著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中，流動人口總量和市區從業人口、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潤總額、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相關性顯著。其中，流動人口總量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相關系數最大，達到0.7，相關系數超過0.5的從高到低依次是：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和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市區人口、市區非農業人口、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和市區客運總量相關不顯著，與地區人口呈負相關。

四、回歸分析

為了進一步研究城市流動人口總量與這些因素之間的定量關系，我們采用了多元回歸分析方法進行處理。首先對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84個城市用上述9個相關性顯著的因素進行多元回歸分析（見表2）發現，市區從業人口、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職工年平均工資6個因素回歸效果顯著，總體回歸效果也顯著，但回歸結果不理想。

表2各個規模的城市流動人口回歸分析參數

附圖

為了進一步揭示城市流動人口與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的關系，再按流動人口規模將城市分級，分級標準為：10萬—15萬，15萬—25萬，25萬—50萬和50萬以上，回歸結果見表2。(1)10萬－15萬規模的回歸分析中，9個因素中只有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2個因素的F統計量大于臨界值F(9,15)[,0.05]=2.59，回歸效果顯著，其余7個因素回歸效果都為顯著。總體F統計量也小于臨界值F(1,15)[0.05]=4.54，總體回歸效果不顯著。(2)15萬—25萬規模的回歸結果中，9個因素中的任何一個因素以及總體回歸效果都不顯著；25萬—50萬規模也是如此。(3)大于50萬規模的城市回歸分析中，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稅總額、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和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5個因素回歸效果顯著，總體回歸效果也顯著。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流動人口超過50萬的城市，其流動人口總量和市區的社會經濟因素之間才有一定的線性關系。流動人口50萬以上的城市有13個，這些城市流動人口數量很大，應該是人口流動發展較為成熟的城市，其流動人口和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直接的規律性應該更強。因此，除了采用與上面相同的9個因素外，還將所有的16個因素考慮在內進行了多元回歸分析和逐步回歸分析，所得結果列為表3。

表350萬以上流動人口城市的流動人口回歸結果

附圖

從三種回歸方法的結果可以看出，16個因素的多元回歸分析效果相當好，幾乎所有的13個城市都能很好地回歸，誤差幾乎為0。采用F統計量3.0為引入值，1.5為剔除值的逐步回歸分析，結果有11個因素引入到回歸方程中，分別為：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稅總額、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市區客運總量、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逐步回歸分析的離差平方和為55845.2656、回歸平方和為55841.3555、殘差平方和為3.9090、復相關系數為1.0000。可以看出，用上述11個變量構建的回歸方程和16個變量的多元回歸分析效果相差不大，其F統計量為F(11,11)=1299.0813，遠大于顯著性水平0.01下的F臨界值4.54，說明引入變量回歸效果顯著。從回歸結果看，回歸誤差最高為3%，有8個城市幾乎為0，因此回歸效果很好，完全可以用逐步回歸分析取代16個因素的多元回歸分析；而9個因素多元回歸分析效果不太理想，有6個城市回歸誤差超過10%，最高誤差達27%，因此9個相關性較強的因素進行回歸的效果不太理想。

可見，流動人口50萬以上城市的回歸效果較好，其中用回歸分析得到的11個因素可以很好地表達流動人口總量，并用于預測的目的，回歸方程為：

流動人口總量（萬人）＝-64.2655+0.2877*市區個體勞動者（萬人）+0.9874*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2.9195*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0.2680*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億元）-0.1720*市區工業總產值（億元）-0.8649*市區利稅總額（億元）+5.1261*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元）-0.0051*市區客運總量（萬人）+0.0531*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13.0708*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元）+0.0208*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元）

3、研究結論

通過對中國城市流動人口影響因素的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結論：

(1)城市流動人口規模與市區從業人口、市區個體勞動者人數、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稅總額、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相關顯著；與市區人口、市區非農業人口、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和市區客運總量相關不顯著；與地區人口呈負相關。

(2)流動人口超過50萬以上的城市，其流動人口規模與市區的社會經濟因素回歸效果較好，回歸方程可以用于預測。

【參考文獻】

[1]Bouvier,LeonF.,withHenryS.ShryrockandHarryW.Henders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Yesterday,today,andtomorrow.PopulationBulletin,1977,(32):26.

[2]Stouffer,S.A.InterveningOpportunities:Atheoryrelatingmobilityanddistance.

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s,1940,(5):845～867.

[3]蔡fǎng＠①.人口遷移和流動的成因、趨勢與政策[J].中國人口科學，1995,(6):8-16.

[4]丁軍.沿海地區城鄉人口流動制度屏障分析[J].城市問題，1993,(2):21-24.

[5]李永寵.對我國流動人口制度的探究[J].經濟問題，1995,(12):14-16.

第5篇：流動人口分析范文

社會救助是指在公民因各種原因導致難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時，由國家和社會按照法定的程序給予款物接濟和服務，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它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以市場機制為依托的社會保險制度的補充。[3]社會救助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目前，我國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農村困難戶救濟和“五保戶”救濟、災害救濟以及其他救濟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救助體系建設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保障最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長期以來我國社會結構存在著兩種獨立體系，即“二元社會結構”①，因而造成了不具有“本市常住戶口”的流動人口(主體是農民工)不僅在工作選擇、子女教育方面，而且在養老、醫療、住房等收入和支出保障方面都享受不到城鎮職工應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權利。數量眾多的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民工享受不到應有的基本社會保障與他們為城市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完全不對稱，這是絕對不合理、不公平的，這種狀況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顯得尤為觸目驚心。從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入手，拆掉構成二元社會保障結構的社會基礎，建立和完善包括流動人口在內的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之道，但如此浩大的工程在短時期內是難以實現的，因此要分清輕重緩急，分步驟、分階段、有重點地逐步實施。而盡快建立針對流動人口遇到特殊困難情況下的緊急社會救助制度，應該是目前最迫切，也最為可行的政策選擇和制度建設。

首先，建立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具有很強的緊迫性和現實性。流動人口中的弱勢群體由家鄉來到城市，收入低、保障弱，脫離了地緣、親緣的社會支持系統，在城市時刻面臨著找不到工作、失業、財務丟失、傷病等風險，有時候還成為偷盜、詐騙、搶奪、傷害等不法侵害的對象；而且其中不少特殊群體面臨的風險更大，處境更為艱難，包括部分婦女、兒童、老年人、精神病人、患有嚴重疾病的人員、殘疾人、流浪乞討人員、刑滿釋放后無家可歸人員、呆傻智障人員、走失人員、上訪人員、拾荒人員等等。這些人幾乎隨時都有可能面臨各種困境和威脅，很容易陷入身無分文、舉目無親、生活無著的境地。政府和社會的救助，能夠使其人身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權益得到一定保障，有利于社會矛盾的緩解和人文環境的優化。

其次，建立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社會效益高，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意義重大。這種救助是在受助者最為難的時候雪中送炭，施以援手，在各種社會保障措施中具有十分鮮明的兜底性特征。這種救助不但能夠維護特殊困難群體基本生活權益，而且能夠縮小貧富差距，緩和城鄉矛盾，協調社會關系，減輕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負面影響，樹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社會風氣，進而促進社會的公平、公正，消除和化解部分社會矛盾，因而成為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反之，如果相當多困難群眾難以獲得有效救助，困難得不到解決，就可能引發和加劇社會沖突，甚至影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大局。

我國建立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已具有良好的基礎，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和時效性。我國政府中的民政部門是開展社會救助的主要力量。2003年6月20日，國務院頒布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救助管理辦法》)，自同年8月1日起正式實施，同時廢止了1982年國務院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這標志著我國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制度正式建立。這是一項針對城市流動人口而設立的社會救助制度。將強制性收容遣送改為關愛性救助管理，建立以自愿受助、無償救助為原則的新型社會救助制度，是我國社會救助制度的重大改革。《救助管理辦法》實施以來，全國原有832個收容遣送站全部完成轉制，北京、湖南等省市新設立了救助管理站，截至2004年底全國共有救助管理站909個。據統計，從2003年8月1日到2004年11月30日，全國共救助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670404人。[4]目前，我國的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在法規制度、機構設施、經費渠道等方面都已經初具規模，在此基礎上逐步進行完善就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與建立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其他制度安排相比，完善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的成本低、基礎好、易操作、效益高、現實作用明顯，因此，目前我國應大力加強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建設，并以此為突破口，逐步建立和完善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社會的公正與和諧。

二、現行流動人口社會救助管理制度的進步與局限

我國現行流動人口社會救助管理制度是2003年6月20日國務院頒布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辦法較建國以來不同時期多次頒布的救助管理辦法有明顯的進步，即由強制性的收容遣送轉變為關愛性的救助管理。這體現了社會的進步和政府執政理念的轉變，由過去的權力政府，強調控制、管理，轉變為責任政府、服務政府。第一，救助管理制度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流浪乞討人員，認為他們在城市生活中遇到了暫時困難，而不是他們的本性有問題，不再把流動人口作為影響社會治安秩序的不穩定因素來看待。第二，在對對象看法發生變化的基礎上，工作方法也由管理轉變為服務，即幫助生活無著者度過困難，幫助他們恢復正常生活，而不是管制，救助機構不再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權力。第三，該制度給予流浪乞討者向救助站求助的自由，規定他們的合法權益不能侵犯，從而把受助者的選擇置于重要地位，這體現了現代社會救助制度“以人為本”的人性化理念和對人的尊重。第四，該制度反映了政府的責任意識，從經費保障到提供服務，政府基本承擔了全部責任。該制度還通過對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員行為準則的具體規定，進一步明確了救助站的責任義務，使被救助人員的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得到保障。體現了對流浪乞討人員進行救助是政府的責任，這在一定程度上摒棄了個人責任觀，這符合現代社會救助的主流的意識形態。

但《救助管理辦法》的形成時間較短，受到原有體制等方面的一些影響，特別是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理念和需要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該制度延續了城市和鄉村分別對待的路徑，明確指出救助對象僅為“城市”中的流浪乞討人員，但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雖然以城市中居多，但農村里也存在，如此規定未能公平對待所有的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

第二，救助條件難以把握，沒有把生活無著的人員列入救助對象，而是規定為“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中對什么是“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作出明確的界定，但沒有明確“流浪”和“乞討”應該是二者兼備還是只具其一，受助人員的范圍依然模糊。按照民政部《實施細則》規定，救助對象必須同時具備四個條件：(1)自身無力解決食宿；(2)無親友投靠；(3)既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又不享受農村“五保”供養；(4)正在城市流浪乞討度日的人員。現實中，真正同時符合上述四個條件的人員比例很小。因此，從工作實際出發，如何合理界定救助對象，做到“應該救助的得到救助，不應該救助的不予救助”還有待研究。

第三，對流浪乞討人員中未成年人的救助保護和管理教育工作有待加強。大多數流浪乞討未成年人常年脫離家庭在外流浪，歷經曲折，他們的生存環境也使他們養成了一些不良行為習慣，造成心理健康狀態不佳。為促使他們以健康的心態回到社會，需要進行必要的心理輔導和行為矯治。這方面應是今后我國著力加強的工作之一。

第四，《救助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第十三條規定：對受助人員中的殘疾人、未成年人或者其他行動不便的人，救助站應當通知其親屬或者所在單位接回；親屬或者所在單位拒不接回的，省內的由流入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門通知流出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接回，送其親屬或者所在單位；跨省的由流入地省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通知流出地省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接回，送其親屬或者所在單位。但在實際工作中，雖然有關部門制定下發了相關的規范性文件，但由于各省市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等原因，還有一些受助人員家屬和部分流出地省市對于此項工作比較消極，跨省聯系接送難度較大，工作受到一定影響。

第五，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還延續了收容遣送制度將救助人員送返原籍，由戶籍所在地政府安置的思路。這是受目前形勢所限而作出的選擇，因此這項制度強調政府、家庭和社會三者責任有機結合，特別是流出地政府必須切實負起責任才能保證這項制度有效實施。然而目前我國流動人口的流出地多是經濟落后的地區，由他們負責解決返家受助人員的生產生活困難在主觀上和客觀上都有一定困難，這使得一些弱勢群體的權益無法得到十分有效的保障。如何建立起全國有效的救助網絡還需要做很多工作。而且，強調返回原籍使救助管理站傾向于提供其返回原籍的乘車憑證，限制了受助人員離開救助管理站后的去向。

此外，收容遣送制度廢止后，新的替代性的社會治安管理手段沒有跟上，致使職業乞討等現象大量增加，這也是各級政府十分關注但又難以很好解決的問題，需要通過完善城市管理手段才能解決。

三、對流動人口社會救助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完善

在社會轉型期，我國大量農民流入城市的現象將長期存在，城市化進程仍將持續，因此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目前，我國應以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全面指導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建設，有效利用現有條件和資源，對現行的救助管理制度進行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充分發揮救助管理制度在維護流動人口基本生活權益，調整利益關系，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方面應有的作用。

第一，按照和諧社會的要求構建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要調整和轉變觀念。要轉變對窮人的看法和態度，不能簡單地把窮人的貧窮歸結為個人原因，也不能把救助窮人單純地看作是增加政府和社會的負擔，而應看作是政府和社會的應盡之責，是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權利的客觀需要。協調利益關系與緩解社會矛盾，是現代政府的重要職能。

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這是弱勢群體有權利獲得社會支持與政府有責任制定有關保護弱勢群體社會政策的依據。我國長期以來習慣于將救助與慈善等同起來，提倡人道主義，這與我國傳統中儒家仁義學說、佛教的慈悲觀念和因果報應說以及民間的道教思想一脈相承，很容易推廣和被接受。但現代社會的社會救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僅僅以人道主義作為思想理論基礎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慈善雖然是一種善心、一種情操，卻無法持久，因為它不是經常的，也不是固定的，所以很難承擔起救苦救難的責任。現代的社會救助制度則應強調是一種固定的、經常性的國家責任和社會責任。

人道主義的救助完全出于憐憫心、同情心和慈悲心，但有一些局限性：一是救助者需具有較高的道德修養，完全依靠其內在的道德、情感因素和主觀意愿實施救助，不具有強制性，因而救助行為具有主觀性，財物的來源沒有保證，無法制度化和規范化。二是救助多為個人行為，缺乏有效、充足的財力保障，救助者即使愿意提供救助，也要受到自身財力、能力的限制，無法持久、經常、固定地提供救助。三是即使救助者具有救助意愿和救助能力，也會因主觀因素對被救助者進行選擇，無法保障遇到困難的人都得到救助，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四是救助者與被救助者不平等，救助者沒有救助的義務，救助行為顯得高尚，而被救助者是被憐憫、可憐、同情和施舍的對象，得到恩惠，因而有可能使救助帶有一定條件。

現代社會救助是政府行為，是政府的一項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強調社會救助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只要是窮人，無論什么原因，只要其收入低于貧困線，就有權利申請救助，或者說，個人需要時，接受社會救助是一種法定權利。建設面向和諧社會的社會救助體系，必須實現主導觀念從人道到人權的轉變，建立客觀、系統的現代救助制度，使流動人口的利益得到切實保障。

第二，要適應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完善救助管理制度，切實保障流動人口基本生活權益。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應適時進一步完善《救助管理辦法》，使之具有更強的操作性和指導性。擴大救助覆蓋面，將雖沒有流浪乞討行為，但因各種原因已經處于生活無著境地的流動人口都列入救助對象，積極予以救助；要盡快建立省際受助人員接送機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人員接送的程序和規范，健全管理制度。

要大力發展慈善事業，建立救助管理工作的社會化參與機制；要鼓勵和支持民間組織、慈善團體、宗教組織和廣大市民通過義工服務、捐款捐物、告知引導和直接救助等多渠道、多形式參與救助工作。要呼吁全社會共同關心、關注、支持、參與救助事業，建立有效而又穩妥的社會化參與機制。

民政部門要從特殊困難群體的特殊需求出發，逐步探索全方位、多層次的救助方式，豐富救助內容，實施人性化的救助。除日常救助外，要針對不同類型受助人員的生理、心理、文化水平、個性特征進行必要的物質幫助，特別是積極開展心理輔導、行為矯治、精神慰藉、法律援助等特殊救助，爭取逐步做到“分類救助，按需施救”。要進一步完善規章制度建設，逐步實現人性化、專業化、規范化、標準化管理。

另外，還應研究制定對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受助人員實施救助管理的具體政策規定。要針對流浪乞討人員中的智障人員、精神病患者這一特殊群體制定保護性、約束性的救助服務、治療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程序、工作標準和工作措施，推動工作的規范化，體現社會的溫暖。同時要強調建立流動人口的危重病人救治機制，明確責任主體，制定工作程序，疏通經費渠道。

第三，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目標，逐步解決流動人口中的弱勢群體問題。從源頭上，各地必須切實負起責任，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加快農村社會救助制度建設，以保障貧困人口的最基本生活。同時，加大扶貧力度，通過各種途徑幫助、引導有一定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在城市，應當逐步給予符合相關條件的進城農民以市民待遇，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降低他們在城市就業的門檻；而當他們失業或陷于生活無著時，納入城市社會救助制度的覆蓋范圍。在此基礎上，我國應進一步完善流動人口的基本生活、醫療、工傷、教育、養老保險等各方面的社會保障制度，實現各種制度的有效銜接，建立起公正、積極、高效的社會救助體系。

解決流動人口問題的最根本之道，則在于加快社會結構的轉型，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并在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通過完善基于公平和公正的社會政策，普及國民待遇原則，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將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

我國2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成就，實現了社會財富的巨大增長。但隨著我國改革的不斷深入，經濟領域的制度變遷帶來了社會群體間利益結構的變化，社會財富的增長并沒有全面兼顧利益主體多元化的社會整體，致使一些社會群體承擔了更多的改革成本，享受了更少的改革利益，承受了更大的改革風險，這部分群體即所謂的“弱勢群體”。

中國社會學會會長鄭杭生將弱勢群體界定為“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無法保持個人及其家庭成員最基本的生活水準、需要國家和社會給予支持和幫助的社會群體”。[1]而數量達到1.4億，超過了全國人口總數10％的流動人口大部分屬于弱勢群體。[2]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欠缺顯然有悖于社會的和諧，因而，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必須解決他們的社會保障問題。從世界各國社會保障的發展歷程看，社會救助管理制度建設一般是先行的，它在社會保障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探討流動人口中弱勢者(以下簡稱流動人口)的社會救助問題。

第6篇：流動人口分析范文

[關鍵詞] 5歲以下兒童 本地戶口 流動人口 死亡分析

[中圖分類號] R179 [文獻標識碼] B[文章編號] 1005-0515（2011）-08-337-01

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政治、經濟、文化、衛生水平及社會進步的重要指標。也是反映婦幼保健質量的重要指標。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大量外地戶籍兒童涌入本區，由于流動人口來源廣泛、數量多、變動快、同時流動兒童家長的文化水平低，經濟條件差。因此，流動人口兒童的衛生問題越顯突出，降低兒童死亡率特別是降低流動人口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是目前新出現及需要解決的公共衛生問題。本文就2003-2010年本地人口與流動人口5歲以下兒童死亡情況進行分析比較，提出干預措施，為制定降低兒童死亡率特別是流動人口兒童死亡率的措施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為2002年10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全區各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報表及5歲以下兒童死亡報告卡。

1.2 死因診斷與分類方法 采用《中國5歲以下兒童死亡監測方案》所用的死因診斷和分類方法，即國際疾病分類(ICD-10)。

1.3 統計方法 采用X2檢驗對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本地戶口與流動人口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比較見表1。

表12003-2010年本地戶口與流動人口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

經X2檢驗得X2值為21.53，P＜0.001,故流動人口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與本地人口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存在極顯著差異。

2.2 本地戶口與流動人口5歲以下兒童死因及順位比較 見表2。

表22003-2010年本地戶口與流動人口5歲以下兒童死因及順位

2.3 本地戶口與流動人口5歲以下兒童死前治療比較 見表3。

表32003-2010年本地戶口與流動人口5歲以下兒童死前治療

3 討論

3.1 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比較 從本組資料顯示流動人口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明顯高于本地戶口兒童，但值得欣慰的是，由于保健意識的不斷提高，流動人口死亡率呈逐年下降的趨勢。

3.2 5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比較 本地戶口5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前5位分別是先天性心臟病、出生窒息、早產低出生體重、意外與中毒、其他先天異常；而流動人口5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前5位分別是意外與中毒、先天性心臟病、其他先天異常、早產低出生體重、出生窒息。從中可以看出，本地戶口5歲以下兒童死亡主要是新生兒疾病(41.2％)與先天異常(25.4％)，而流動人口5歲以下兒童死亡主要是意外與中毒(34.15％)其次是先天異常(34.14％)與新生兒疾病(26.83％)。

3.3 死前接受醫療服務的比較 本地戶口有84.13%兒童在死前曾接受住院或門診治療，15.87%的兒童死前未治療；而流動人口有75.61%的兒童在死前接受住院或門診治療，24.39%的兒童死前未治療。說明流動人口的家長保健意識仍較差，需不斷提高。

綜上所述，流動人口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明顯高于本地戶口，因此降低流動人口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除必須從基層工作做起，加強三級婦幼網絡的建設，加大社會宣傳力度，對不同年齡、不同層次的流動人群做好宣教工作，增強流動孕產婦以及流動兒童家長的保健意識[1]，及時發現早期異常及時就醫、及時處理。同時需通過各種渠道對家長和兒童進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如免費發放宣傳資料、開辦外來流動兒童父母學校等，提高家長的安全意識，盡最大努力減少兒童意外死亡的發生。而在基層工作的醫療保健人員要象對待本地人口一樣把流動人口的醫療衛生保健服務作為自己職責，努力做好流動人口家長和兒童的服務工作，不斷提高他們的保健意識和保健水平。

從資料中可以看出要整體降低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還需重點降低新生兒死亡率和先天性異常兒，因此，應積極加強孕期保健工作，尤其是高危孕產婦的篩查、管理和隨訪工作；積極預防和糾正孕期并發癥，最大減少高危兒的發生；提高產科、兒科的技術服務質量，加強產科和兒科之間的合作，提高新生兒復蘇和新生兒疾病的診治水平，減少高危新生兒的死亡；同時為有效降低先天異常兒發生率，多渠道地不斷提高婚檢率，把好源頭關，做好孕前和孕早期宣教，加強對孕早期病毒感染、環境污染等致畸因素的防護，加強產前診斷和遺傳病篩查，發現異常及早處理[2]。

參考文獻

第7篇：流動人口分析范文

關鍵詞：北京市；流動人口；分布；變化趨勢

引言

伴隨北京市城市化建設的深入及經濟的飛速發展，北京吸引來了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流動人口不流動”的特點致使北京市一些區域流動人口數量顯著高于戶籍人口數量，大規模的流動人口儼然轉變成北京市生產和服務活動中至關重要的一環，流動人口對北京城市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兩級影響得到越來越多專家學者的熱點關注[1]。由此可見，對北京市流動人口的分布與變化趨勢展開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北京市流動人口變動歷程

北京市流動人口出現大規模變動起始于二十世紀70年代，在此之前流動人口變動持續處在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這與我國政策法規及經濟發展階段存在一定的關系。受流動人口屬于一個迅速轉變的群體影響，再加上現階段的流動人口登記、調查系統無法對流動人口變動狀況進行動態反映，使得社會對流動人口數量處在模糊的局面，就此問題出發，現將北京市流動人口變動歷史發展總體劃分成兩個歷程：

（一）1978～1992年――快速增長期。自二十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初，北京市流動人口出現大規模變動，這同樣與該時期特殊經濟政策及社會發展特征息息關聯。70年代末，我國推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促進農業勞動生產率極大增長，農業快速發展使得諸多農村勞動力剩余，再加上期間我國全面推行改革開放，為城市建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契機，北京作為中國首都，城市建設發展自然被投入了大規模的力量，一方面城市建設顯著提升了北京市對外來人口的需求量，一方面大城市有著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和良好的生活品質，從而使得農村人員愿意到城市發展。由此該時期北京市流動人口數量自然快速增長，相關數據顯示1978～1992年期間，北京市流動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可達23.0%。

（二）1993年至今――震蕩上升期。自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北京市流動人口進一步增長，同時在變動期間，表現為震蕩上升的特征。90年代末，北京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大致完善，再加上這一階段受金融危機影響，使得北京市流動人口產生一定回落。進入二十一世紀，伴隨流動人口政策的融合，更大規模的人口進入北京，2000年為256萬人，2005年變動至357萬人，2013年增長至803萬人，相較于2000年增長超過2倍之多。就當前發展趨勢而言，北京市流動人口上市趨勢顯著，且在未來一定階段內將繼續維持擴張趨勢。2005～2013年北京市流動人口占常住人口百分比表，見表1。

二、北京市流動人口空間分布

（一）各區縣流動人口數量空間分布特征及變化趨勢

流動人口在每一區縣分布存在差異，對2005、2007、2009、2011及2013年數據進行對比，可得知，流動人口多聚集于朝陽、豐臺、海淀三個區，且該三個區的流動人口總量超過北京市總量的一半。此外，通州、大興、順義和昌平四個區，它們的流動人口總量也超過了北京市總量的1/5。近些年來，流動人口總量絕對值增加最多的以朝陽、海定、昌平為代表，此外增加較多的還有豐臺、通州及大興等。中心城區諸如東城區、西城區流動人口總量絕對值則增加較少，自2010年開始總量還出現逐步降低趨勢。即便老城區存在這一變化趨勢，然而由于其總體面積小，使得老城區流動人口密度在所有區縣中還是位居前列[2]。

總的而言，絕大多數區縣流動人口絕對值均在增長。伴隨流動人口融合政策逐步推行，能夠預見未來一段時間里北京市各區縣流動人口依舊會陸續增長，且伴隨北京市中心地帶流動人口壓力的轉移，相對遠的區縣對應流動人口依舊會保持增長趨勢。

（二）各區域流動人口數量分布特征及變化趨勢

各區域流動人口數量分布特征以城鄉結合部為例，城鄉結合部作為流動人口主要聚集地局面仍舊為發生本質轉變。就北京市流動人口分布的歷史而言，城鄉結合部長時間以來一直是流動人口的主要聚集地。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顯示，城鄉結合部區域流動人口占流動人口總量達到74.5%；1997年外來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這一比例增長至79.3%；而到了2015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該項比例則增長至83.5%[3]。

就城鄉結合部流動人口變化趨勢而言，即便北京市各級政府部門強化了對城鄉結合部流動人口的管理，然而受現如今北京城市建設飛速發展和城市經濟輻射水平提升影響，使得流動人動區域逐步朝不斷城鄉結合部地區轉移，尤其是部分新開發的區域；與此同時，新開發地區的發展一定程度使得周邊資源、環境得以改善，進而可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加大了流動人口向新開發地區轉移的吸引力。

（三）流動人口密度空間分布特征及變化趨勢

流動人口就業內部分化明顯，呈正“U”型行業分布特征。北京流動人口的就業分布中，一頭是高學歷人群集中于技術和知識密集型行業，例如，第三產業中的金融、科研及公共服務管理等行業，本科及以上流動人口接近半數集中在科教文衛和計算機信息軟件行業；另一頭是低學歷人群集中于勞動密集型行業，例如，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口從事第一和第二產業的比例較高，主要聚集的前三個行業領域是批發和零售業、建筑制造業和居民服務業；而流動人口就業的中間部分分布較少，主要由農林牧漁、房地產和公共管理及社會組織等行業構成。一方面，流動人口較少地集中于依賴土地的農林牧漁業；另一方面，流動人口較少地集中于以政府機關為代表的公共管理及社會組織，這些行業門檻相對較高，一般易為高學歷人口提供戶籍遷入的機會。由于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本地戶籍人口，很難跨過金融、科研、公共服務管理等行業的學歷門檻，因此多數只能從事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從行業大類看，外來從業人口最多的行業分別是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建筑業、住宿和餐飲業等相對傳統的行業，可見，在勞動力市場中流動人口仍然處于相對劣勢地位，這種狀況主要與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有關[4]。

三、北京市流動人口空間分布與變化趨勢結論

（一）近郊區仍舊是流動人口的主要轉移區域。中關村科技園、CBD等綜合服務區很大一部分處在城鄉結合部的近郊區，容納有各式各樣城市功能的多中心區域，勢必進一步招徠流動人口轉移，尤其是高素質人才的轉移。

（二）北京市流動人口中以低端人群，也就是較低素質人群居多，也存在相對一部分流動人口文化水平和素質高，且在金融、高技術等產業活躍著。

（三）以北京、天津為圓點的周邊城市群建設，京津冀區域發展一體化，勢必能夠對流動人口朝北京市中心流入局面進行扭轉，從而進一步對北京中心區人口密度過高的問題進行緩解。

四、相關建議

（一）調整城市布局，引導流動人口分布

1、優化調整產業布局，促進流動人口朝遠郊地區轉移。北京的城鄉結合部聚集了大量流動人口，為此處公共資源、環境造成了極大的負擔，可以通過對產業布局進行優化調整，引導流動人口朝遠郊地區轉移，一方面使得城鄉結合部資源、環境負擔得到緩解，一方面使得不良產業鏈滋生得到遏制。

2、強化郊區經濟發展，引導流動人口朝遠郊地區擴散。就業及生活成本是影響流動人員部分的關鍵因素。遠郊地區生活成本較市中心更低，適宜諸多流動人口居住，然而受該部分地區經濟發展緩慢影響，使得其對流動人口鮮有吸引力。鑒于此，應當大力發展遠郊新城及小城鎮，對其經濟發展方向予以確立，予以充足的發展空間，制定利好的優惠政策措施，全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吸引來城市中心流動人口[5]。

（二）強化對流動人口的管理與服務

1、提升對流動人口管理與服務的投入。現如今，北京市及下轄區縣均設置了流動人口及出租房屋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在對組織機構進行落實的基礎上，還應當推行工作責任制，提升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投入，制定實施一系列科學合理的管理與服務策略，變基礎流動人口管理被動為主動。

2、構建機制，強化培訓教育。推行以人為本、以房管人、以稅關房的模式，實現對流動人口與房屋的統一管理。每一社區要構建起流動人口管理站，各站還應當形成網絡，以對流動人口展開登記管理、服務。此外，還應當強化對流動人口的培育教育，諸如安全培訓、法律培訓及思想教育等，提升流動人口文明素質、法律意識，增強流動人員自我保護。

五、結束語

總而言之，大規模的流動人口儼然轉變成北京市生產和服務活動中至關重要的一環，流動人口對北京城市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這要求相關人員務必要不斷鉆研研究、總結經驗，清楚認識北京市流動人口變動歷程，全面分析北京市流動人口空間分布與變化趨勢，“調整城市布局，引導流動人口分布”、“強化對流動人口的管理與服務”等，積極促進北京市流動健康有序發展。

參考文獻：

[1] 尹德挺，史毅，盧鐿逢.經濟發展、城市化與人口空間分布――基于北京、東京和多倫多的比較分析[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 2015，（06）：83-91.

[2] 秦宏宇，劉昂.北京市流動人口的現狀、特點、趨勢與政策應對[J].北京政法職業學院學報，2014，（02）：89-96.

[3] Hu，F.，Xu，Z.Y.，& Chen，Y.Circular Migration or Permanent Stay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urban Migration[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1，（20）：64-74.

第8篇：流動人口分析范文

流動人口孕產婦的保健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衛生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標。流動人口本身的社會性比較復雜，大多數都屬于弱勢群體，而孕產婦又是他們中更為弱勢的群體。現階段城市中流動人口所占比例越來越大，流動人口成為城市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婦女發展綱要》明確提出流動人口中的婦女享有與戶籍所在地婦女同等的衛生保健服務，同時將流動人口孕產婦保健納入流入地孕產服保健范圍的目標。因此，流動人口孕產婦的保健問題就顯得十分突出。

一、流動人口孕產婦保健管理的現狀

（一）資料與方法

選擇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在中心醫院分娩的流動孕產婦 313 例；有穩定工作 60 例，無業或自謀職業253 例；生育一胎216 例，生育二胎 97 例。依據妊娠產次、建卡情況、產檢情況及妊娠結局進行回顧性總結（注意：每個數字應與戶籍地孕產婦比較）。

（二）現狀分析

1.流動孕產婦孕早期初檢率及孕早、中期項目檢查率低于戶籍地孕產婦。良好的產前檢查能夠有效地減少低出生體重和新生兒疾病的發生，而產檢不足是圍產兒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孕產期保健工作規范》規定孕產婦應在孕早期進行初次產檢，孕早期的檢查要對孕產婦進行保健指導及孕期危險因素的篩查，發現高危孕婦。有研究表明，實施孕早期保健后圍產兒死亡率、死胎死產率、新生兒死亡率及先天畸形發生率方面均有明顯好轉，死胎率下降明顯。因此，孕早期檢查對于安全、健康的分娩至關重要。

2.流動孕產服5次及以上產檢率低于戶籍孕產婦。《孕產期保健工作規范》規定孕期應當至少接受5次產前檢查，其中孕早期至少1次，孕中期至少兩次，孕晚期至少兩次。曾小娥等對產前檢查對母嬰的影響顯示，按時產前檢查的妊娠婦女，其胎盤早期剝離、產后出血、低體重兒、新生兒顱內出血、新生兒吸入性肺炎、新生兒窒息等的發生率均低于無產前檢查者，適量的產前檢查對于避免或減輕孕期的異常情況有重大作用。產前超聲檢查可檢出大部分的畸形，對胎兒預后判斷，及對臨床及早采取措施或出生后隨訪治療提供重要信息。

3.流動與戶籍孕產婦產前保健利用的影響因素。流動孕產婦仍然是城市孕產婦保健服務的關鍵人群，有資料顯示，文化程度低、經產婦、經濟收入低、無保險、計劃外生育等會對流動孕產婦產檢情況產生影響。因此，城市產前保健服務要根據人群的不同特點提供普惠性、可及性的項目或措施，從而促進城市孕產婦、特別是流動孕產婦的保健服務利用率。

二、流動人口孕產婦產前檢查保健率低的影響因素

（一）家庭經濟收入低是制約流動孕產婦接受孕期保健服務的重要因素

多數流動產婦主要來自中國經濟不發達地市，家庭月收入低，多數產婦妊娠后不工作，這些構成了制約其接受孕期保健服務的因素。其不在正規醫院機構做產前檢查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因素。經濟收入低造成了對身體健康的重視程度降低，特別是生殖健康問題。因此，需要政府支持降低貧困流動人口孕產婦就醫的準入門檻，設立貧困流動人口孕產婦特殊服務窗口，以解決經濟收入低的流動孕產婦孕期保健的服務需求。

（二）文化教育程度低和保健意識淡漠也是影響流動孕產婦接受孕期保健服務的主要因素

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流動人口生殖健康權利意識淡薄，權利意識因受教育水平不同而差異明顯，文化程度高者權利意識較高。因此，有針對性地進行生殖健康宣傳，成為生殖健康促進的重要手段。開發一些通俗易懂的培訓教材和宣傳材料，對流動人口進行知識宣傳普及，使流動孕產婦有意識地主動接受孕期保健服務。

（三）醫療機構服務的因素制約了流動孕產婦接受孕期保健服務

調查結果顯示，正規產檢醫院的服務水平并不是影響流動孕產婦接受孕期保健服務的主要因素，而候診時間、收費問題占較高的不滿意比例。因此，應改善現有的醫療管理體制，在提高服務水平的同時，合理制定收費標準，以適應不同層次流動孕產婦的孕期保健需求。

（四）私人診所提供不健全的產前檢查項目加大了流動孕產婦孕期保健管理難度

基本的孕期產前檢查是保障母嬰安全的重要措施，私人診所不但基本的檢查項目不健全，而具備的檢查項目中大多數項目檢查率很低，這加大了流動孕產婦孕期保健管理難度，使流動孕產服整個孕期安全存在極大隱患。因此，規范私人診所的診療常規是保障孕期安全、降低不良妊娠結局的有力手段。有關部門應制定相關政策，嚴格審批行醫診所的準入門檻，提高私人診所的綜合服務水平，保障流動孕產婦整個孕期的安全，進一步降低圍產兒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

（五）計劃外生育影響了流動孕產婦接受孕期保健服務

計劃外妊娠導致的多胎生育一方面使流動產婦家庭生活水平降低，另一方面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制裁措施，一些孕產婦不愿意到正規醫療保健機構孕檢、分娩，躲避接受孕產期保健服務。龐大的流動人口隊伍成為中國計劃生育管理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如何對流動人口加強計劃生育宣傳工作，以提高計劃生育服務質量已成為當前的首要任務之一。

三、流動人口孕產婦保健管理的對策與建議

（一）認真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大力提高人口文化素質，加強流動人口孕產婦的健康宣傳

由于經濟因素、文化程度等原因，流動人口自我保健意識差。針對這些因素，建議采用簡歷孕婦課堂、編制母嬰保健手冊等各種形式，選用最適宜的宣傳教育內容，采用最適當的宣傳教育方式，宣傳母嬰保健知識，使人們懂得產前保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知道孕早期建卡及系統管理是及時預防和處理高危因素、降低難產因素的有效方法。

（二）政府提供必要的物質幫助，使母親和嬰兒獲得基本醫療保健服務

鼓勵外來人口參與生育保險，降低生育保險費用。制定最基本的孕期保健項目，簡化產前檢查程序。依據政府財力，逐步增加無償母嬰保健服務范圍，促使弱勢群體享有基本生育健康服務，促進基本生育健康服務利用的公平性。

（三）將外來人口納入暫住低管理，為其建立健康檔案，改革以戶籍為主的計劃生育管理模式

社區醫院實行首診負責制，發現懷孕婦女及時建立孕產婦保健手冊。強化社區在健康服務中的作用，把外來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納入社區管理和服務體系。

（四）加強醫務人員的素質培養

加強社區婦幼保健系統建設，對基層婦幼保健醫務人員進行規范培訓，提高醫務人員的技術水平。提高社區醫務工作者的收入待遇，穩定基層醫療隊伍，提高工作積極性。

（五）政府增加投入加強養老服務體系建設

第9篇：流動人口分析范文

>> 流動人口家庭化過程中子女隨遷的阻礙因素分析 淺議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 流動人口對縣域經濟的影響分析 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困境分析 流動人口犯罪現象分析 西部流動人口現象分析 關注流動人口家庭發展刻不容緩 流動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狀況差異性分析 流動人口家庭教育問題分析與建議 談談流動人口子女的家庭教育 流動人口家庭教育的文化資本現狀調查及建議 關于流動人口家庭教育問題的調研報告 流動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流動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的問題與策略 淺析流動人口家庭的子女教育問題 淺談流動人口家庭的子女教育現狀及習慣培養 探討流動人口子女的家庭教育有效途徑 邊緣與隔離：農村流動人口市民化困境分析 城市化難點在于流動人口 城市流動人口均衡化服務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2] 張文新.近十年來美國人口遷移研究[J].人口研究，2002，（7）.

[3] 王志理，王如松.中國流動人口帶眷系數及其影響因素[J].人口與經濟，2011，（6）.

[4] Jacob Mincer.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8，（8）.

[5] Steven H. Sandell. Women and the Economics of Family Migration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7，59（4）.

[6] 王春超，張靜.中國農戶勞動力流動就業決策行為的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基于湖北農戶跟蹤調查的研究[J].經濟前沿，2009，（10）.

[7] 譚深.家庭策略，還是個人自主？――農村勞動力外出決策模式的性別分析[J].浙江學刊，2004，（5）.

[8] 孫朝陽.家庭策略視角下農村已婚勞動力轉移的性別選擇[J].安徽農業科學，2009，（1）.

[9] 蔡.遷移決策中的家庭角色和性別特征[J].人口研究，1997，（3）.

[10] 馬瑞，徐志剛，仇煥廣，白軍飛.農村進城就業人員的職業流動、城市變換和家屬隨同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11，（1）.

[11] 陳宇峰.有限理性實現程度的新古典批判[J].經濟學家，2005，（4）.

[12] 何大安.行為經濟人有限理性的實現程度[J].中國社會科學，2004，（4）.

[13] Connell John， Dasgupta Biplab， Laishley Roy， Lipton Michael. Migration from Rural Areas： The Evidence from Village Studies [M].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24-25.

[14] 唐燦.家庭現代化理論及其發展的回顧與評述[J].社會學研究，2010，（3）.

[15] 金一虹.流動的父權：流動農民家庭的變遷[J].中國社會科學，2010，（4）.

[16] .鄉土中國[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4.

[17] 洪小良.城市農民工的家庭遷移行為及影響因素研究――以北京市為例[J].中國人口科學，2007，（6）.

[18] 盛亦男.中國流動人口家庭化遷居[J].人口研究，2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