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弊端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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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經濟政策弊端范文
1新經濟環境下企業財會管理的主要問題
1.1管理理念落后現階段，我國企業的財會管理重點集中在對固定資產的管理上，對商譽、上報、著作權以及專利權等無形的固定資產缺乏管理意識，沒有將其作為管理的重點來抓，在新的經濟形勢下，無形的資產和知識產權給企業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如果企業缺乏對這方面的保護意識，就極易造成無形資產的損失。所以，企業必須重視固定資產的同時，不忘合理的評估無形資產帶來的巨大價值，加強對企業無形資產的保護，借以避免企業遭受損失。
1.2管理手段陳舊現代企業經濟活動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態勢，企業財會管理的信息量逐漸增大，業務流程也持續變化，出現更多的集團化企業，以及異地管理企業，對企業的財會管理增加了不少難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企業傳統的財會管理手段，例如手工記載會計資料，處理會計信息等形式已經難以滿足現代企業發展的需求。新時代背景下，使落后的管理手段與時代的發展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因此，必須引入互聯網技術等先進手段。
1.3財會人員素質低下新經濟的時代背景決定了就業的雙向選擇，財會管理人員活躍不穩定，跳槽現象顯著，導致了企業財會管理工作的銜接不良，影響了企業財會管理的有序進行。由于人員素質的限制，專業知識欠缺，知識更新慢，從而導致了對經濟形勢和政策變動不靈敏，處理問題因循守舊，創新能力欠缺。解決問題的能力差，不善于挖掘問題本質，不能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
2新經濟背景對企業財會管理的影響
2.1新的經濟形勢促進了企業財會管理的創新和提高傳統的計劃經濟由國家統一劃分資源和消費品，生產數量和價格都由國家統一控制，企業由于缺乏自，經濟模式和經濟環境受到限制，財務管理的風險也較小。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日漸深入，企業的生產決定于市場需求，產品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技術與產品也不斷更新，價格由市場決定，因此，企業面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隨時可能面臨破產、資金斷鏈、倒閉等經營風險。企業要在激烈市場競爭中求得一席之地，必須要發揮企業財會管理的優勢，借以提高企業競爭力。
2.2電子商務對企業財會管理提出新挑戰新經濟的大環境下，信息技術促進了電子商務的發展，電子貿易活動開始普及。借助電子商務進行采購、付款、運輸等業務活動，還可以借助電子商務對產品進行銷售、運輸和展示。因此，企業的業務通過電子商務實現，從事電子商務經營過程中支付資金的安全問題十分重要，這對企業財會管理人員有了新的要求，要求他們必須要熟練掌握支付流程以及商務交易過程，制定相應的管理制度和控制制度，借以保障支付資金安全妥善。因此，財會管理人員必須緊隨電子商務的腳步，迎接新的挑戰，借以促進企業的平穩健康發展。
2.3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逐漸深入市場經濟體制與計劃經濟體制不同，企業之間的往來自由，進出口業務、引進外資以及對外投資等經濟業務使經濟呈現出全球一體化的趨勢。由于國際貿易促使跨國資金加速流動，國際金融和投資開始活躍的發展。在這種大環境下，各國紛紛采取寬松的資金管制政策，鼓勵吸引外資或者對外投資，促進了跨國資金的自由流通，增大了企業的資金風險。經濟形勢極為復雜，運用合理有效的財會管理手段尋求融資渠道，擴展資金規模并有效的對風險進行規避，是現代企業財會管理的新問題。
3新經濟環境下財會管理的創新措施和策略
3.1對管理理念進行創新傳統的管理理念注重無形資產的運作和管理，對知識產權以及無形資產很少進行管理，現代經濟的發展使知識產權成為資產的重要形態，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是資本保值和增值的最為有效的途徑。所以，財會管理理念必須進行創新，通過重視和加強對知識產權和無形資產的重視和管理，借以確保企業能夠適應新的經濟形勢，平穩發展。經濟發展速度逐漸加快，形勢不斷的變化，企業財會管理也必須與時俱進，科學有效的管理方式在企業財務管理中的出現勢在必行，促進企業財會管理的發展。
3.2對于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利用網絡技術實現信息化管理，依靠財會管理的流程作為理論基礎，綜合運用計算機和網絡技術構建新的財會管理平臺。摒棄傳統的老舊管理模式，消除財會管理的弊端，改善運營和反饋的滯后性，做到及時處理，及時監控。另外，網絡化的管理可以有效的把遠程操作以及動態核算納入財會管理中，利用新媒體新技術管理財會信息，開展結算業務，對企業的經營和運作實行實時監控，變靜態管理模式為動態管理模式，消除滯后性，確保解決問題的及時性，有助于財會管理水平的提高。財會管理網絡化信息化是企業財會管理的核心，在企業財會管理的過程中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所以，企業必須充分利用新技術，結合新的經濟形勢，對財會管理制度進行整體規劃。
3.3對從業人員的素質進行提高，增加培訓和考核在企業實際工作過程中，必須加強對財會管理工作人員的學習和培訓，定時組織企業內部的培訓，借以促進工作人員對新的經濟政策和政治動向的領會，促進新的財會思想的學習，另外，要建立健全企業內部的考評機制，把考評結果與員工工資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借以激勵企業財會管理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和學習積極性，對于企業財會管理人員要求其在充分掌握專業知識的基礎上熟練的應用數據分析以及計算機知識等新經濟時代的工具，對新的法律法規以及經濟發展政策要敏感，要具備判斷市場形勢的綜合性素質，熟練掌握現代化財會管理工作所必須的科學技術和財會知識，并不斷學習，吸收借鑒先進的思想和模式，提高自身素質的基礎上，努力提高企業整體的財會管理水平。
4結語
第2篇：新經濟政策弊端范文
隨著社會的發展金錢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社會發展的速度與進程，所以有一個合理的管理經濟的方式。而且，在近代一些銀行等機構的成立也為金融證券化創立了條件。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風暴席卷泰國，泰銖貶值。不久，這場風暴掃過了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地，打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金融風暴成為了襲擊整個世界的主要因素，當然中國也沒有幸免于難。在我國金融的發展迅速，相比對國際的發展國家也很落后，因此，對我國金融證券化與中國金融創新策略的研究非常必要。
一、 金融證券化
（一） 金融證券化推行的條件
金融證券化在我國以及全世界范圍內能夠推行并不是一種偶然，而是有一定條件的。金融證券化的實質就是各方資金的合理調配。要對資金調配首先是要有足夠多的資金。然而，資金并不是可以憑空產生的。因為世界上資金的積累是人類財富的積累。首先，是人類在一定的發展前提下，尤其實在近現代重工業迅速發展的前提下，人類的財富才得以迅速的積累，從而出現資金的積累。然而，在工業等各行各業迅速發展的情況下，資金問題的短缺和閑置以及不可分配的現象。在某一行業或者某一企業中，資金被大量閑置，而在另外一個企業中則出現了資金嚴重不足的現象，金融證券的出現正好可以解決各行各業經濟領域中出現的這些問題。同時，經濟問題的出現也同時帶動了銀行等各種金融機構的出現。但是，這些金融機構的出現也為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為國家統一管理經濟、解決金融問題提供了方便。而且，這也金融機構的出現，解決了生產生活中的資金問題，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各行各業的迅速發展，也成為了人類進步的階梯之一。
（二）金融證券化的意義
對企業而言，直接發行證券的形式在市場上籌集資金既便利融資，成本又低，還可享受發行證券本身的許多好處。對社會公眾而言，有價證券在流動性和收益率方面比銀行存款更有吸引力。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推動了公司融資證券化趨勢的形成。在企業中，解決金融危機的主要手段就是“融資”。融資是公司注入流動資金的重要方式。當公司出現危機的情況下，任他方式的資金注入與使用即證券相比較而言都表現出一定劣勢。然后，當今世界，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人們對生活中的食物的追求越來越趨向完美化。所以，人們在資金的運轉過程中也越來越青睞于金融證券的使用。金融證券是資金流動的最佳方式，相對于經濟貨幣化，金融證券化的優勢顯而易見。
金融證券化的出現帶來的好處并不僅僅是對國家以及公司帶來利益。金融證券化也給許多個人帶來了利益。比如，許多財產比較多的人可以將自己的財產、資金等通過金融證券的媒介投入到經濟市場中進行管理，因此而獲得財富。這樣也給一部分有不動產的群體帶來了利益。當然，金融證券化帶來的利益并非只有這些，只要能抓住金融證券化大形勢下的機遇，每個人、每個集體都可以享受金融證券化帶來的利益。
二、 金融證券化的發展情況分析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重工業開始進入了迅速發展階段，隨之我國的經濟情況也出現了好轉。尤其是將我過的經濟與全世界接軌，市場經濟進入了全球的發展階段。金融證券化也隨之進入了我國經濟發展中。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了全盛的階段。機遇與挑戰并存，雖然我們從改革開放中抓住了經濟發展的大好機會，但是，依然不得忽略經濟發展給我們國家經濟管理帶來的挑戰。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真正的勇士不是不能夠發現深淵，而是明知是深淵還要跳下去。我們作為一個經濟發展中的用著跳下了深淵，我們的挑戰就是將這個深淵轉化成為我們經濟發展的另外一個機遇，使我們得以在全世界范圍內得以生存，并且可以優于其他國家。然而，我們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深水區，我們不知道發展的方向，稍不留神就可能將之前的經濟發展帶入毀滅中去。那么，這也就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發展需要得到良好的管理。但是，我們國家經濟發展也處于實驗階段，出臺合理的經濟管理政策還比較困難。但是，國際金融證券化將我國的經濟也帶入到金融證券化的行列中來。這樣的經濟也為我國的經濟管理提供了方便。因為在宏觀管理經濟的情況，資金的調集等是必不可少的程序，金融證券化恰是市場經濟自動調節的重要方法，為我國的經濟管理確實提供了許多便利之處。金融證券不僅是國家經濟管理的良策，也是對各行各業公司的調集資金解決資金周轉問題的考驗。當公司內出現經濟危機時，解決資金問題成為需要解決的首先問題。公司是否能夠在短時間內利用金融證券化的局勢解決公司的資金問題是每一個公司都會面的挑戰。
三、 金融證券化的弊端
金融證券化的出現確實為國際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提供了便利之處，但是金融證券化的出現對經濟的發展并不是百利而無一害。首先，金融證券化是社會節奏變快的一種經濟發展產物，所以，金融證券化首先在經濟發展節奏上比較快。雖然，這迎合了快節奏生活下人們的生活和工作需求，但是，快節奏意味著給公司帶效益快，讓公司破產也比較快。而且，在節奏比較緩慢的情況下，公司可以有比較充足的時間考慮、找出對策以及想到方法籌集資金應對經濟危機。但是，在轉眼即逝的情況下，公司很可能來不及商量對策公司就破產了。對于公司而言，公司破產必然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當然，公司破產也必然帶來公司員工的大規模失業。公司員工的事業對國家來說，這也意味著有一個大負擔降臨。因為，下崗員工的生活質量難以保障，而且下崗職工再就業造成的就業負擔對于我們國家來說并非一件容易解決的事情。
四、 金融證券化帶來國家經濟管理的挑戰
我國經濟的發展相對世界平均水平而言并非前端國家，但是進入國際化的軌道之后，我們必須在經濟管理中與世界水平同步。這就需要我們國家在經驗不足的情況能夠悟出更多道理、找到更多適合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政策和制度。
五、 我國經融證券化的新形勢和創新
我國金融證券的發展隨著國際形式而來，但是，我們必須有自己的創新的發展方式和管理方式去應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首先，我們要對我國以及國際的金融形式進行分析。因為，我們國家要有自己的發展方式，但是，我們國家是國際經濟形式發展下一個重要成員，我們就要去迎合國際經濟發展形勢。而且，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要跟著國際發展形式走，否則掉隊就會導致我們國家的落后，最終使我們成為遭受蹂躪的對象。曾經的閉門造車已經給我留下了教訓，在我們國家也有這樣的古話，“知彼知己才能百戰不殆”。我們是一個大國就要有大國風范，不能在國際經濟的發展下輸給任何一個國家。
國家的經濟發展并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過程，在國際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要根據我們國家以及各國的發展形式及時調整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當然，我們國家經濟政策不能夠照搬照抄其他經濟發達國家的發展政策。因為我們是一個獨立發展的國家，有適合自己的經濟發展政策，必須要學會創新經濟政策，才能促進我們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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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新經濟政策弊端范文
十年歷程，成就斐然
歐元的啟動和運行，促進了成員國的經濟發展，增強了歐盟的整體經濟實力，也提高了歐盟與美國進行經濟競爭的能力。
減少貨幣交易費用，降低生產成本 歐盟成員國之間經貿聯系密切，人員往來頻繁，在使用不同貨幣的情況下，貨幣交易手續繁瑣，交易費用較高。據歐盟委員會公布的材料，在歐元啟動之前，歐盟每年用在各種貨幣兌換和傭金上的支出近450億美元。實施單一貨幣之后，不僅簡化了手續，節省了時間，加快了商品與資金流通的速度，而且還減少了大量貨幣交易費用，使歐盟企業無形中降低了生產成本。它們將節省的費用投向新產品、新技術的研發，必然會大大增強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增加社會消費，刺激企業投資在歐盟內部，盡管統一大市場早已建立，但如果使用不同的貨幣，同樣的商品和服務在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價格。這種現象如長期存在下去，將會扭曲各國的產業結構和投資結構，不利于統一大市場的健康發展。實行單一貨幣之后，各國的物價、利率、投資收益將逐步縮小差別或趨于一致，形成物價和利率水平的總體下降，居民社會消費擴大，企業投資環境改善，最終有利于歐盟總體經濟的良性發展。
減少內部矛盾，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歐盟雖是當今世界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集團，然而在浮動匯率機制下，各自為政的各國貨幣幣值“軟硬”不一，經常由于利率的差別和匯率的變動而引發歐盟內部金融秩序的混亂。在面對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的沖擊時，顯然缺乏抵御能力。譬如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和1996年的日元危機，都曾一度導致歐盟經濟出現增長滑坡、出口下降、就業減少。歐元作為單一貨幣正式使用后，由于其依托的是更大規模的經濟體，因而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大大增強。2007年年底以來，盡管面對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美國經濟減速、能源價格上漲及歐元升值等不利因素，然而2008年第一季度歐元區經濟同比增長卻出乎意料地達到2.2%，超出了市場普遍預期。盡管次貸危機的后續影響現在尚難以預料，但不可否認的是，單一貨幣的使用對維持歐元區內部的經濟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一度瀕臨國家破產的冰島和長期徘徊在歐元區以外的英國都在考慮使用歐元的可能性。
推動經濟改革，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和穩定發展歐元問世有力地推動了歐洲經濟改革，這主要表現在三個領域：首先，通過統一的歐洲貨幣政策和協調合作的財政政策來促使歐洲經濟穩定增長，避免經濟出現過大的區域性差異和時間性波動；其次，要求歐洲面向新經濟進行經濟結構改革，包括促進企業重組與企業文化演進，推進市場自由化以及資本、技術、勞動力市場改革等；再次，要求歐洲重新調整國家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社會與公民、雇主與雇員的關系等。
通過這些領域的改革，進一步激發了歐洲經濟的活力。其重要表現之一是歐元區的失業率連續下降。2007年，歐元區共增加就業248萬人，失業人數減少了116萬人，失業率從2006年第四季度的7.9%下降到2007年第四季度的7.2%。2008年2月，失業率則下降為7.1%。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歐元區的最低失業率。據歐盟委員會統計，歐元區10年來創造了1600萬個就業機會，超過了美國同期數量。這不僅是歐元區經濟仍然具有活力的表現，也反映了歐元區的結構改革取得了較大成就，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正在為歐元區經濟提供源源不斷的經濟動力。
增強經濟競爭能力，改變國際貨幣體系格局目前，歐元區共有16個成員國，超過3.2億的人口，另有9個國家和地區采用歐元作為當地的單一貨幣。根據官方對2007年GDP數據的預測，歐元區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歐元區經濟的龐大規模及其不斷擴大的影響力，支持了歐元的穩定及其各項貨幣職能的發揮，使其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支柱，在國際事務、全球投資和國際貿易的競爭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隨著歐元作用、地位的日趨重要和世界經濟的發展，國際貨幣體系將真正走向“多元化”格局，美元的壟斷地位必定會弱化，當今匯率體系中過分依賴美國的現象將有所改變。一方面，歐元的出現打破了美元的壟斷，世界商業交易與金融交易所使用貨幣的一部分從美元轉到歐元，削弱了美元在國際結算貨幣中的超級地位；另一方面，歐元的成功推廣，引發外匯儲備置換，為降低儲備與資產的匯率風險，各國根據雙邊貿易和債務量增加了歐元儲備，削弱了美元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支配地位。
挑戰嚴峻，處境艱難
人們在感受歐元取得成功喜悅的同時，也無不為其目前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及艱難處境而憂慮。
財政政策面臨的挑戰 一個經濟體的經濟要想平穩發展，需要在其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進行協調。然而按照《馬約》的規定，歐元區的貨幣政策由歐洲中央銀行統一制定，而財政政策則仍由各成員國自行制定。這就為歐洲經濟的穩定埋下了隱患。如次貸危機爆發后，歐元區各成員國對于如何應對危機經常發生意見分歧。由于歐元區對預算赤字有著嚴格的規定，即預算赤字占GDP的比例不得超過3%，因而各成員國政府在通過財政赤字政策刺激經濟增長方面顯得縮手縮腳。相比之下，美國卻不惜背負財政赤字，連續推出大手筆的財政救援計劃。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有理由懷疑，那些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過高的國家還能否遵守《馬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所規定的共同財政標準？這使得歐洲經貿聯盟處于兩難境地：如對財政狀況繼續嚴格要求，將會使市場預期財政政策在未來收緊并影響財政刺激的效果；如聽任成員國政府推行財政赤字政策，不僅會損害《馬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的公信力，而且部分成員國財政狀況的惡化將進一步加劇歐元區內經濟失衡的狀況。歐盟目前采用了折中的態度，即暫時適當放松公約的要求，但仍強調必須堅持有利于財政可持續的政策框架。
貨幣政策面臨的挑戰在貨幣政策方面，則存在四大問題：一是最后貸款人的問題。在一個國家內，中央銀行扮演著最后貸款人的角色，有責任保證國家支付體系的流動性，國家的資源總存量是貨幣的實物基礎和最后擔保。名義上，歐元區的最后貸款人是歐洲中央銀行，但《馬約》并沒有賦予歐洲中央銀行行使最后貸款人的權利。即使歐洲中央銀行被歐元區國家授權來承擔這個責任，也由于自有資本（各成員國按比例納繳500億歐元）及其儲備太少而不可能擔此重任。實際上，歐元區沒有真正的最后貸款人，一旦出現流動性危機，最后貸款人的缺位就會弱化歐元。二是金融監管問題，歐元區缺乏統一的中央當局對金融體系的監管，《馬約》規定了歐洲中央銀行有一定的監管職能，但最主要的監管權力由各成員國的中央銀行承擔。這意味著一旦發生歐元區范圍內的金融危機，不僅問題很難解決，歐元區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也難以得到根本保證。三是貨幣政策權分割，按照《馬約》的規定，歐洲中央銀行獨立執行貨幣政策，但匯率機制由歐盟財政部長理事會決定。四是歐洲中央銀行和歐元區的貨幣政策決策缺乏透明度。
匯率政策面臨的挑戰 盡管一些歐盟的銀行家認為不能把匯率當作政策工具，應當把匯率交由市場來決定，但實際上歐元區一直在通過統一匯率政策的執行，試圖鞏固和提高歐元的地位，擴大歐元的影響。然而，就像歐元區的貨幣政策一樣，其匯率政策也面臨著嚴峻挑戰。眾所周知，近幾年，歐元區國家間的經濟差距擴大了。以單位勞動成本計算，如果假定1999年的歐元匯率是100，對于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德國來說，雖然歐元的匯率上升了，但是由于德國勞動生產率提高更多，歐元目前實際匯率低估了10％，對德國的出口有利，但又沒有什么通脹風險。但是，對于國際競爭力較差的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國，歐元目前的匯率卻高估了20％至30％。近來，就連法國也感到歐元的堅挺難以承受。薩科齊總統已呼吁歐行降低歐元匯率，以刺激歐盟出口，但遭到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反對，歐行夾在中間左右為難。
政治背景面臨的挑戰 歐元本身首先是歐洲政治一體化的產物，經濟因素是不足以催生歐元的。正是由于戰后歐洲的政治聯合以及隨之而來的歐洲經濟一體化，才帶來了貨幣聯盟，并保證了貨幣聯盟的成功運行。這意味著，歐洲經濟貨幣聯盟能否成功主要依賴于其成員國的政治意愿，歐洲政治的前景就是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未來。然而使人擔憂的是，盡管歐元已經問世10年，它的超國家和泛歐洲特征在歐洲民眾中卻始終存在疑慮。須知，歐洲的基本政治單元仍然是民族國家，各國政府和議會首先必須對本國選民負責。如果歐元不能帶來如期的經濟增長，不能為人民群眾帶來實惠，就有可能引發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一旦爆發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歐元區的各國政府首先考慮的必然是他們自己的命運。這就可能導致某些國家退出經濟貨幣聯盟，甚至退出歐盟。2005年，《歐盟憲法條約》相繼在法國和荷蘭全民公決中遭受抵制。2008年6月，其修訂版《里斯本條約》又在愛爾蘭被民眾否決，使歐洲走向政治聯合的理想接連受挫。于是人們不得不為歐元未來的命運擔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政治聯合最終失敗，貨幣聯盟何以長存？
展望前景，任重道遠
回首過去，歐元固然有不足，但成績更為人們所看重；它給人以憂慮，但更讓人對其抱有期望。尤其是在金融危機陰影不斷蔓延的當前，人們越來越感受到美元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弊端，迫切希望歐元能夠挺身而出，在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中擔負更為重大的責任。但歐元要繼續穩定運行并進一步擴大國際影響，必須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作為。
要提高歐元區經濟競爭力一種貨幣要提高國際地位，必須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作支撐。雖說目前歐元區整體經濟實力已超美國，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歐洲經濟總體發展緩慢，競爭力呈下滑局面，不僅與美國差距不斷拉大，還飽受中、印等新興國家的沖擊。然而，歐洲要刺激經濟活力，面臨著許多制度上的難題，比如福利制度讓政府負擔沉重，許多國家財政都難以為繼；嚴格的勞動力市場保護不利于人員的自由流動，也不利于鼓勵企業雇用員工。此外，歐洲在科技創新方面也進展緩慢，研發投資落后于美國和日本。這些都是困擾歐洲多年的難題，也是歐元為提升自身實力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要加強歐元區各項經濟政策的協調 目前，歐元區國家經濟結構、經濟周期等方面差異仍然很大，這不利于歐元的穩定。今后，應進一步加強各項經濟政策的協調，以促使各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逐步趨同。鑒于歐元區存在著統一貨幣政策與多個分散的財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因而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的協調顯得尤為重要。財政政策的協調主要是強調各國財政政策之間適當的調整，包括以下幾個環節：首先，歐元區內各成員國必須有協調的意愿，這才有可能使各國政的策制訂者坐在一起進行談判，否則協調無從談起。這種協調意愿的產生，一方面在于協調能夠給參與國帶來利益，另一方面必須基于對未來經濟狀況有共同的經濟預測和分析。其次，合理確定財政政策目標。由于歷史、文化及經濟結構的差異，使各國政府的目標偏好仍然存在較大差異，這種差異也會導致在協調談判的過程中出現冗長無果的問題。所以，有必要進行各種改革來使本國經濟狀況與其他國家更加接近，這樣國內政策目標就易于一致，財政政策的協調也易于達成。再次，在經濟政策協調中，信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可以保證協議始終貫徹執行，達到協調的目標，為各國政府之間的協調奠定基礎。
進一步促進歐盟的政治聯合越來越多的歐洲人意識到，政治上的聯合是經濟貨幣聯盟得以發展的前提。在實現單一貨幣以后，還需要不失時機地推進歐盟機構改革，恰如其分地規定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以及外交上“三駕馬車”的權限，制定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協調各國的社會福利、勞動保障、稅收等方面的制度，在國際舞臺上爭取用一個聲音對外說話。因而，一部歐盟憲法的頒布是極為重要的。
從近期看，歐盟的迫切任務是拯救《里斯本條約》。2005年《歐盟憲法條約》被法國否決后，歐盟成員國對條約進行了艱苦談判和修改才達成《里斯本條約》，且已有2/3的成員國批準了這一條約。在該條約被愛爾蘭否決的情況下，要推倒再來恐怕不現實。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其他未批準的成員國還應繼續進行批準程序，并為愛爾蘭政府尋找解決辦法創造條件。
第4篇：新經濟政策弊端范文
[關鍵詞]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法律職業能力
[作者簡介]譚正航，吉首大學法學院講師，南京大學經濟法博士研究生，湖南吉首416000
[中圖分類號]G423.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9)08―0168―03
一、傳統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的錯位與重新定位
《經濟法學》是法學本科14門專業核心課程之一，它對培養法科學生的職業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然而，當前大多數院校經濟法課程教學卻越來越脫離職業培養的要求。具體表現為：
1.經濟法教學大綱定位不明確，教學內容與法律職業要求不太符合，專業針對性不強。教學大綱是經濟法教學活動的基本依據，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教學質量的高低。現在，大多數高校法學專業經濟法教學大綱主要是關于知識點的講授，而基本上沒有關于職業能力培訓的內容。
2.經濟法教材缺乏訓練學生職業能力的內容安排。傳統的經濟法教材倚重對形式上經濟法理論的闡述，缺乏與經濟法實踐作經常性的銜接，從而陷入“填鴨式”教育的窠臼，在這種指導方針下，經濟法學課程教學可能會出現學生只接受抽象的書本知識，卻無法真正理解經濟法的制度根基，捕捉不到蘊含在經濟法律、法規背后經濟法治精髓的結果。
3.課程教學方法單一。傳統經濟法課程教學方法往往是老師講、學生聽，采取滿堂灌、一言堂、填鴨式的形式。知識的傳授往往是在講臺上完成的，學生僅略知其中的理論，缺乏司法實踐和應用能力。這種完全忽視學生的主體地位的教學方式不僅無法吸引學生積極參與教學課程，更為重要的是無法訓練學生的職業技能。這種教學形式使學生注重于書本知識的記憶，不可能對學生的職業意識和職業能力有多少幫助。
4.課程教學內容過于注重專業理論知識和經濟法律條規，忽視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的培養。大多數教師在課堂上所講述的主要是圍繞如何注釋現有的法律條文，以及論述這門課程的體系和基本理論，津津樂道于經濟法學知識的傳授。對經濟法學課程的改革研究大多數集中于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改革的探討，缺乏培養學生實踐能力的理論研究和保障機制的探索。
5.課程教學手段單一，無法激起學生的興趣與欲望。傳統經濟法的教學手段是“一張嘴，一支粉筆”走天下，沒有更新的教學手段來刺激學生的聽覺和視覺，喚起學生的求知求新欲望。
6.課程教學成績考核方法側重于經濟法知識的記憶與理解，不能全面檢測學生的實踐能力，無法反映學生運用經濟法知識解決實踐問題的能力。傳統的經濟法考試大多采取閉卷考試或開卷考試，閉卷考試大多死記硬背，結果造成學生高分低能；忽視或輕視學生綜合技能的訓練和掌握的檢驗與考核，不利于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與提高。
可見，傳統的經濟法教學模式，重知識傳授而輕能力的培養。它不僅無法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更為重要的是，不能有針對性地訓練法律專業學生的法律實踐能力而提高其職業能力，從而減弱了其職業適應能力，影響人生理想的實現。可見，對傳統的經濟法教學模式進行改革迫在眉睫。隨著大學教育規模的迅速擴大，法學教育也由精英化向大眾化轉向，許多學者提出法學教育應定位于素質教育而不是職業化教育。筆者認為，職業教育與素質教育并非根本對立，職業教育過程也就是學生綜合素質提高的過程。把法學教育定位于素質教育，就會相對輕視學生職業能力的重點訓練，就不太可能把法律實踐教學居于核心地位，從而影響到學生職業能力的培養，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就業難問題。法學教育應定位于以素質教育為終極目標、專業教育為主要目標的職業教育。經濟法教學也應主要定位于培養法律本科學生的職業能力，實現法學教育職業化。職業化的法學教育要求法科學生能夠學以致用，具備必要的實務知識和實踐操作能力，能夠適應社會對法律人才的客觀需求。實現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就必須培養大批法律職業人才，實現司法隊伍的職業化。而培養合格的法律職業人才，必須改革現行的教育模式，著力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實現法學教育的職業化。國家司法考試制度的推行，推動和加快了法學教育職業化改革進程。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也應該順應法學教育改革發展趨勢，強化法律職業化培養與訓練，把實現職業能力培養與提高作為課程教學模式改革的根本方向。
二、經濟法課程法律職業能力培養教學模式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
當前我國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改革的目標，不僅要在法律意識和法律信仰方面深化法科學生的職業素養，而且要使學生法律思維和法律操作能力方面有質的飛躍。這些目標主要有：
1.培養與提高法科學生的經濟法治意識與經濟法律信仰。法治意識是反映社會成員對法律的認識水平以及基于這種認知所形成的對法律的效用和功能的基本態度、信任和依賴程度。法律的功能發揮更來源于對法律的信仰。現代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公民對法律的信仰，公民對法律的信仰程度如何，體現著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文明、民主、進步的程度如何。對法律產生信仰，是法治社會形成的終極標志。依法治國目標的實現，有賴于全體社會成員法律信仰的培植。作為法治社會重要主體的法律專業學生，其法治意識和法律信仰的狀況直接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進程和實現程度。經濟法是調整和規范國家干預市場的主要法律形式，是保障國家依法管理與調節市場經濟的規范體系。它是培養與提高法科學生經濟法治意識和經濟法律信仰的基本專業課程。在課程職業能力培養方面，經濟法課程教學主要使學生形成國家干預經濟權力法定、社會公共利益本位、弱勢群體利益傾斜保護、實質公平、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法律意識；使學生形成通過經濟法律來保護市場主體公平競爭權利、自主營業權利、公平分配權利、社會保障權利等法律信仰和法律意識。
2.培養與形成經濟法律思維。眾所周知，現代社會有一個法律職業群體，稱為法律共同體或者法律人，包括法官、檢察官、仲裁員、律師、法學教師、企業法律顧問等主體。這些法律人的共同點就在于他們獨特的思維方式――法律思維。法官裁判案件、律師案件和法學教授分析案件，采用的是同一個思維模式，即法律思維。法官、檢察官、律師、仲裁員和法學教師在內的法律人在討論社會問題時，整個思維過程是圍繞合法不合法、法律有沒有規定以及是怎樣規定的來進行的，換言之，這個思維過程是緊扣著法律規范進行的。這就是法律
人的思維模式，法律思維的本質特征就在于規范性。經濟法課程對于培養與訓練法科學生經濟法律思維作用很大。經濟法律思維是法律思維在經濟法領域中的實現，與國家與市場關系的處理活動緊密相關。經濟法律思維主要包括國家干預市場法治化、市場競爭規范化、宏觀調控規范化、社會保障運行規范化等法律思維方式。
3.培養與形成操作經濟法律的能力。法律職業化訓練的核心和關鍵主要在于法律學生法律操作能力的實踐和養成。法律操作能力是法科學生勝任法律職業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教育效果的基本檢驗標準。法律操作能力主要包括案件分析能力、法律文書寫作能力、法庭與辯護表達能力、與當事人的溝通能力等，這些能力的養成既需要課堂內的訓練，也離不開課堂外實踐教學的針對性訓練。經濟法課程主要訓練經濟法律的操作能力，比如對于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案件、消費者權益保護案件、產品質量糾紛案件、國有資產保護案件、財政支付案件、稅收征納案件、社會保障案件等的處理能力。這些經濟法律案件操作上既有一般法律案件處理方法的運用，也具有經濟法案件處理的特殊規律。比如反壟斷案件的處理，不僅要依據《反壟斷法》規范，同時還要考慮一國在某個歷史時期的經濟政策，同樣的案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處理結果可能截然有別。比如，美國長期以來對反壟斷堅持嚴厲的政策取向，自19世紀末《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制定到20世紀60年代，嚴厲的反壟斷立法使許多大企業，如貝爾電話電報公司、標準石油公司、美國鋁公司等，都受到反壟斷法的嚴厲制裁，甚至被勒令解散或解割；然而進入70年代以來，美國對反壟斷的立場發生了從嚴厲轉向寬容的戲劇性變化，這種變化從“格林奈爾公司案”和“通用電力公司案”可見一斑。
4.培養與形成擬定經濟法律規范性文件的能力。法律職業者不僅僅在于操作法律，而且要求具備起草與擬定法律規范性文件的能力。這種能力的形成與發展也是法律職業能力培養的內容之一，其要求通過法律課程的學習，使學生掌握法律規范性文件的主要結構、擬定的基本程序、規范性文件條款設計的方法等技能。隨著經濟的縱深發展，國家利用經濟法規范文件管理與干預市場的行為越來越多，為使法科學生適應職業發展的新要求，對其進行針對性訓練就非常必要。經濟法課程職業能力的訓練也包括經濟法律規范性文件的起草與擬制方面的技能，以適應社會經濟規范化發展的需要。
三、經濟法課程職業能力培養教學模式改革的實現路徑
把經濟法教學模式定位于職業能力培養是克服傳統教學模式弊端的有效途徑。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改革應該圍繞職業能力培養的基本目標，強化學生法律操作能力訓練、加強實踐教學，以增強學生畢業后的職業適應能力。具體來說，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改革應從以下方面去進行：
1.修訂經濟法學課程教學大綱，適當縮減理論講授的時間，增加實踐教學的內容。在課堂教學方面，強化實踐教學內容，在經濟法大綱中規定理論講授要以培養和訓練學生的經濟法治意識與法律思維為基本取向，注意聯系實際法律問題和強化案例教學。在課程教學外，經濟法教學大綱應規定相應的職業訓練時間與環節，主要包括經濟審判庭審觀摩、專業辯論、企業調查、模擬審判等實踐環節，并對實踐教學環節所要達到的基本要求予以具體規定。
2.對現有教材創造性地加以改進。如在講授經濟法基礎理論時，可緊扣經濟法的“回應性”特性，密切聯系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從經濟法的視角進行分析與思考，借此教給與訓練學生的經濟法思維。比如講授國家調控經濟關系的必要性、功效與方法的時候，就可以結合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所采取的“救市”措施來分析。結合教學內容，編寫經濟法學案例教學參考資料和經濟法歷年司法考試試題匯編及模擬考試資料，強化學生的法律職業訓練。
3.強化和組織好案例教學。案例教學通過給學生提供一種認識與解決法律問題的模擬臨戰的機會，使其法律職業的思維能力和技能得到充分的訓練，是對傳統法學教學的反思和批判的產物，也是目前公認的解決教學中理論聯系實際的最佳方式。在案例教學過程中，可以采取課堂案例討論、模擬法庭案例教學、觀摩審判案例教學、電教化案例教學和探索問題案例教學等方式。在案例教學中，教師要充分發揮“導演”角色，精心組織，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創造自由探討氣氛，發揮學生主體作用，以達到訓練學生職業能力的目的。
4.革新經濟法課程教學手段。引人多媒體技術，把對教學內容制成多媒體課件教學；利用多媒體設備，演示一些錄于焦點訪談、今日說法、新聞調查等電視節目的案例來豐富課程教學內容。經濟法的多媒體案例教學改變了填鴨式的傳統教學模式，教師現實了從“灌輸者”向學習活動導演者的角色轉換，教師通過多媒體組織和指導學習獲取法學知識，激發學生的興趣，提高教學的效率。
5.改革經濟法課程考試制度。傳統的書面答卷形式的單一考核方式，只是單純的檢查學生理論知識的掌握情況，很難測試學生的實際運用能力。應改革學生經濟法學習效果的評價方式，推行理論考試與實踐能力操作考試并重的考核方式，科學設計實踐操作能力考試的內容和評價標準，使其實現規范化和制度化，以激勵學生更加重視自身實踐能力的訓練。應實行筆試與口試、理論分析與實踐操作結合的考試形式。對于筆試可通過期末測試、經濟法律規范的起草、學期論文等形式進行；而口試與實踐操作能力可以通過課堂提問，案例分析、立題辯論、法律文書制作、模擬審判等形式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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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新經濟政策弊端范文
關鍵詞：分權式改革；收益；成本；機制設計
Abstract：ThispaperprovidesacoherentframeworktofullyaccountforChina‘sdevelopmentmodel，boththesuccessesandthefailuresoftheChina’sdecentralizationapproachtoreform.Thecombinationofpolitical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decentralizationprovideslocalgovernmentswithenoughincentivestodeveloplocaleconomies，inparticulartheincentivestopromotemarketsprivatizationlocally.Inthemeantime，therelativeevaluation-basedincentiveschemesleadtointer-regionalmarketsegmentation，increasinginter-regionaldevelopmentgapsandunequalprovisionofcertainpublicgoods.Thesuccessofearly-stagereformcanbeattributedtothebenefitsofthedecentralizationapproach.Thenextstagereformshouldminimizethecostsassociatedwiththeapproach.China‘sgradualistreformcanbetakenasaproblemofmechanismdesignunderthecontrolofcentralgovernment.So，afteridentifyingthecostsandbenefitsofthedecentralizationapproach，itisessentialtohaveareasonabledesignofthenext-stagereformpackage.
KeyWords：DecentralizationApproach，Benefits，Costs，MechanismDesign
一、引言
2006年7月1日，在經歷了無數艱難險阻之后，寄托著幾代中國人的夢想的青藏鐵路正式通車，從此，山不再高，天不再遠。中國經濟就像快速駛向高原的列車，它能否持續高速增長直接關系到13億人口的福祉，同時，它的動向也對全球經濟的未來有著重大的影響。而中國的發展道路也是一條充滿挑戰的“天路”，經過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關鍵的階段，在這個階段，經濟增長與社會和諧面臨著一系列的難題：如城鄉和地區間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地區之間的市場分割，公共事業的公平缺失，等等。如果這一系列難題能夠被一一克服，經濟持續增長與社會和諧發展能夠同時實現，那么，中國就不僅創造了人類歷史的奇跡，而且還將形成具有一般意義的“大國發展道路”。
對于中國可能形成的“大國發展道路”，經濟學家的任務是建立一個一以貫之的理論邏輯來理解中國獲得的成就和面臨的挑戰。為此，本文將提出：中國前期改革的卓然成效和近期改革中出現的很多問題都與分權式改革有關系。借助于對中國分權式改革的得失分析，我們試圖建立一個完整的分權理論。在已有的研究中，關于分權式改革的好處，國際經濟學界基本上已經達成了共識，最為經典的是建立在新軟預算約束理論（MaskinandDewatripont，1995）基礎上的財政聯邦主義理論和建立在M型組織和U型組織理論之上的解釋（QianandRoland，1998；Qian，RolandandXu，1988，Qian，RolandandXu，1999；QianandWeingast，1997）。這些文獻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經濟結構（如分權程度和整個經濟體的組織結構）造成了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改革績效的巨大差異。這些理論固然可以較好地解釋分權是如何促進地方政府的競爭，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但是，它們卻不是一個完全的分權理論。一個完全的分權理論應該不僅能夠分析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獲得的正面激勵（分權的收益），也應該能夠分析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有損社會目標的負面激勵（分權的成本）。從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這些負面激勵導致的影響正在日益凸現，并且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1）城鄉和地區間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2）地區之間的市場分割；（3）公共事業的公平缺失。雖然已經有一些國內外的實證文獻研究了分權化改革帶來的某些扭曲，但是還沒有一個理論系統地論述過分權化改革的成本。
在這篇論文中，我們將系統地回答以下問題：中國分權式改革的實質和作用機制究竟是什么？中國的分權式改革帶來了哪些代價和扭曲？為什么分權式的改革會導致這些代價和扭曲？如何在下一步的改革中科學地進行機制設計，避免或者盡量減輕這些代價和扭曲？這些理論分析的主旨將直接指向中國的“大國發展道路”。中國之所以采取分權式的改革方式，直接與中國是一個在疆域和人口雙重意義上的“大國”有關，而中國分權式改革的代價又直接與中國是一個地區間差異巨大的“大國”有關。因此，全面地總結分權式改革的收益與代價是極為重要的，這將有利于思考中國是否可能成功地走出一條可借鑒的“大國發展道路”。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中國分權式改革的收益，從這個維度可以很好地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經濟增長；第三部分提出一個框架來分析分權式改革的代價，從這個視角可以很好地分析中國目前出現的各種問題；第四部分則在第三部分的基礎上，提供一些分權式改革的代價的例證；第五部分從機制設計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議，討論在下一階段改革中如何充分發揮分權式改革的收益，并盡可能地降低分權式改革的代價。由于有關分權式改革的收益的理論和實證已有大量的文獻，本文將在分權的代價上著墨更多。
二、經濟分權與經濟發展的激勵結構
中國是一個在疆域和人口雙重意義上的“大國”，這意味著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監督面臨著極高的成本，因此，經濟分權是大國治理必須采取的模式。迄今為止，中國經濟轉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中國在經濟領域的分權式改革。從這種分權式改革中得到的更一般的經驗是：對經濟轉型而言，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做對價格”（gettingpricesright），因為在市場不完備的時候，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正確的價格；更重要的可能是“做對激勵”（gettingincentivesright），因為激勵機制是經濟發展中更為深刻的主題，價格機制不過是激勵機制的一種方式而已。
對于分權式改革的收益，國際經濟學界形成了很多共識。已有的文獻認為，經濟結構（如分權程度和整個經濟體的組織結構）的差異造成了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改革績效的巨大差異。分權式的改革不僅硬化了中央政府對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而且還促進了地區之間的競爭（QianandRoland，1998）。中國的M型經濟結構（資源按照“塊塊”來配置）使得經濟可以在局部進行制度實驗，地區之間的標尺競爭為中央政府提供了反映地方政府績效的有效信息，并且使得經濟體更容易抵抗宏觀沖擊；相反，俄羅斯的U型經濟結構（資源按照“條條”來配置），則不具備這樣的經濟結構收益。
與俄羅斯等轉型經濟相比，中國的分權是在大的政治架構不變、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斷地調整它們的財政關系的過程中實現的。從1970年代的放權讓利到1980年代的財政包干體制，再到1990年代的分稅制改革，如何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關系、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不僅始終是中國財政體制改革的要點，也是整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傳統的財政分權理論認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優勢，居民根據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質量來選擇居住地可以形成用腳投票機制，促使地方政府來提供優質的公共品（Tiebout，1956）。由中央向地方轉移財政收入和支出權力將更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加快地方經濟發展，進而推動全國經濟增長（Buchanan，1965；Oates，1972）。具體到中國，以錢穎一等人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從軟預算約束的視角出發，認為分權化制度安排可以向地方政府提供市場化激勵，保持和促進市場化進程，即所謂的維持市場化的聯邦主義（market-preservingfederalism）（Weingast，1995；McKinnon，1997；QianandWeingast，1997）。
在實證研究中，Jin，Qian和Weingast（2005）基于1982—1992年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進一步驗證了分稅制改革之前中國省級政府的財政激勵促進了市場發展。對于1992年之前中國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Lin和Liu（2000）與Zhang和Zou（1998）的檢驗得到了相反的結論，而張晏和龔六堂（2005）對1986－2002年擴展樣本的研究發現分稅制改革之后我國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為正，同時財政分權效應還存在跨時差異和地區差異。
經濟分權還不足以構成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全部激勵。1990年代末以來，文獻更多地開始關注發展中國家分權的特殊經歷，尤其是中國特殊的政治激勵。從經濟學的視角，我們更關心中國政治體制的兩個特征，一是以GDP為主的政績考核機制（LiandZhou，2005），二是（基于民意調查基礎上的）官員任免制度。Blanchard和Shleifer（2001）從中國和俄羅斯的比較出發，強調了中國的經濟分權與政治集權之間的紐帶。俄羅斯的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較弱，地方政府不存在主動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而中國的經濟分權伴隨著政治集權，晉升激勵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有非常強的（政治）動力促進地方經濟快速發展（周黎安，2004）。Tsui和Wang（2004）認為中國自治性不強的財政分權和垂直控制的行政管理體制提供了區域經濟增長的動力。經濟分權和政治集權對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影響渠道是政府之間的標尺競爭。文獻通常所說的標尺競爭對應于對下負責的政治體制，也就是說，對于地方政府行為的信息，普通民眾和中央政府都處于信息弱勢，但選民會參考其他地方政府的行為評價自己所在地區的政府行為，地方官員知道其選民會以其他地方為標尺，從而會效仿其他地方的相關政策來發展本地經濟（BesleyandCase，1995；Baicker，2005）。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標尺競爭，同級政府之間的相互監督和學習能夠提高政府部門的運作效率，節約行政管理成本，防止濫用權力（Martinez-VazquezandMcNab，2003）。而我國政治體制的特點不同，地方政府主要不是對下負責，而是對上負責，在政治集權和政績考核機制下，地方政府每年不僅要保證GDP的高增長（否則在政績考核中被一票否決），還要根據GDP等指標排名，地方政府官員為了政績有競爭GDP增長率的激勵，從而形成了一種基于上級政府評價的“自上而下的標尺競爭”（張晏，2005）。這種為增長而競爭的激勵成為中國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它是有助于轉型初期的經濟增長和資源配置的。
三、經濟分權的代價：一個理論分析
錢穎一等人的財政聯邦主義理論可以較好地解釋中國分權式改革迄今為止取得的成就，但是這個理論更多地強調了中國分權式改革的好處，卻沒有分析分權式改革的代價[①].一個完整的分權理論應該既能夠分析分權式改革的收益，也能夠分析分權式改革的代價。否則，我們就無法回答如下問題：中國分權式改革的漸進轉型的潛力還有多大？我們應該如何在發揮分權式改革的好處的同時避免它所產生的負面效果？這一節將從組織理論的角度提出一個分析分權式改革的代價的框架。
與俄羅斯相比，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個很大的不同在于，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分權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將整個經濟當作一個大的政治組織來看，中央政府在這個大的組織內部通過“分權”模擬出一個類似企業組織的激勵機制。給定地方各級政府尚控制著大量經濟、政治和社會資源的事實，在現有的政治架構下對地方官員提供適當的激勵，讓他們直接分享發展地方經濟的收益，將有利于他們追求經濟的增長。問題的關鍵在于，政治和行政體制內部的激勵機制是否可以通過模擬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而被有效地復制出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找到政府部門的激勵與私有部門的激勵之間的實質性區別，說明政府部門在利用財政分權模擬企業的激勵的時候會遇到哪些難題。
從契約理論的角度來看，政治組織中的激勵與經濟組織中的激勵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政治組織委托人的偏好往往是異質的，而企業組織中股東的偏好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收益最大化。在政治組織中，每個利益集團都有它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因而，無論對于任務本身，還是對于委托人，都很難界定一個指標對績效進行衡量。第二，與委托人偏好的異質性有關的是，政治組織一般是多任務的（multi-tasking），這也與主要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不同。除了效率和經濟增長之外，政治組織還需要追求社會公正、收入平等、環境保護、公共服務質量等等目標。所以，從理論上來說，由于政治組織的這種多任務性，在政治組織中很難通過基于單一維度（任務）的類似企業中計件工資式的強激勵來追求各種目標，而且基于增長目標的考核很容易損害其他的社會目標。所以，我們觀察到政治組織中工作人員的工資一般都是弱激勵的固定工資制。第三，委托人的異質性再加上外部條件的差異，又引起了第三個政治組織和企業組織的差異。與企業績效易于找到同類企業作參照不同，政治組織的績效難以找到一個可以參照的標準。中國政府不可能與美國政府進行比較，因為兩國在很多方面都很不相同。中國的地方政府之間雖然可以進行一些比較，但地方之間的巨大差異也使得地方政府間的相互參照非常有限。換言之，政治組織是一個壟斷組織，因而很難找出一個具有充分信息量的指標對其進行比較。
以上三個特征無非是說，很難有一個外部的充分統計量指標可以對官員進行客觀的評估。這就決定了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的第四個區別，即在激勵機制的設計方面，它更多地會采用相對績效評估，而非絕對績效評估。在現實世界中，政治組織中常用的一種基于相對績效評估的激勵手段就是職務晉升。中國的分權式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機制是，上級政府通過考察下一級政府轄區的經濟發展（尤其是GDP）的相對績效來晉升地方官員，而且這個機制在實證研究中已經被證明的確是在被中國政府使用著（LiandZhou，2005）。在缺乏充分統計量的政績考核體系下，相對的GDP增長可能是一種次優的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具有信息量的指標。但是，這種財政分權加相對績效評估的體制正在日益顯現它的弊端。第一個弊端是，相對績效的評估會造成人之間相互拆臺的惡性競爭。確實，我們也觀察到各地政府為了在GDP競賽中名列前茅而采用了各種各樣的以鄰為壑的手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形形的地方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造成的地區分割和“諸侯經濟”會阻礙中國國內市場整合的過程[②].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深遠影響是，這種市場分割會限制產品、服務（甚至還有思想）的市場范圍，市場范圍的限制又會進一步制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從而不利于長遠的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遷，這最終會損害到中國長期的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力。
過于依賴GDP作為相對績效的考評指標，就給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提供了另一個理由。因為城市的第二、三產業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于是，地方政府對于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就大大忽視了，一個直接的表現就是地方政府用于支持農業生產的財政支出比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急劇地下降（陸銘、陳釗，2004；LuandChen，2006）。同樣是為了追求經濟增長的目標，在各地的經濟增長都依賴于招商引資的情況下，一旦發生資本擁有者和普通勞動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地方政府就會優先考慮資本擁有者的利益，而普通勞動者的利益則很容易被忽略。
相對績效評估發揮作用的一個重要前提是，人面臨的沖擊或者風險是共同的，這樣僅僅通過人之間業績的相對排名就可以比較準確地反映出他們的績效。但是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各個地區之間在自然、地理、歷史、社會等很多方面可以說千差萬別，由于這種異質性的存在，相對績效是一個噪音很多的指標，基于相對績效評估的激勵方案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這可以看作是相對績效激勵的第二個弊端。
第三個弊端實際上是第二個弊端的一種形式，鑒于問題的重要性，我們將其拿出來獨立論述。由于各地區之間先天的（自然、地理、歷史、社會等）差異性，或者由于改革后享受的政策的差異性，會出現由收益遞增效應導致的經濟增長差異，即使沒有其他外力，窮的地區也可能相對地越來越窮，而富的地方則相對地越來越富（陸銘、陳釗、嚴冀，2004），這樣就加大了相對績效評估標準中的噪音，中央政府很難區分地方的經濟增長績效是由收益遞增機制造成的，還是地方政府努力的結果。
相對績效評估的第四個弊端來自于如下事實：在基于相對績效評估的錦標賽下，贏家的數量是有限的，而大部分則是輸家。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比較富裕的地區更多地享受著先天的優勢和收益遞增機制的好處，這就使得經濟較落后地區的地方官員不能在相對績效評估的機制下獲得激勵，通俗地來說就是，努力了也未必有用，[③]所以相對績效評估對落后地區的官員基本上是沒有作用的。但是官員也是理性人，在晉升的可能性比較小的前提下，他們會尋求替代的辦法進行補償，如，或者“破罐子破摔”。這樣一來，從整個經濟的角度來看，就會加劇落后的地區越來越落后、發達的地區越來越發達的兩極分化現象。
對地方政府官員進行激勵還有一些其他與相對績效評估無關的難題。一方面，與企業的經理相比，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更加取決于一個團隊的努力，而不是自己的努力，一個政府目標（如擴大就業）的實現取決于多個政府部門作為一個“團隊”的共同努力，因此，在地方政府的“團隊生產”中，不同的地方官員之間就可能存在嚴重的搭便車現象。另一方面，在企業經理的激勵計劃中，可以比較容易地找到激勵經理追求企業長期目標的手段，比如說給予經理股份或者股票期權，但是，對于地方政府的官員卻很難進行類似的長期激勵，從而使得地方政府的長期目標被忽視，而這又集中體現為地方政府對于環境、收入差距、教育和醫療服務質量這些問題的忽視。
四、經濟分權的代價：一些具體的分析和例證
上一節中，我們提供了一個簡明的框架來分析中國分權式改革的代價，下面將結合現有的實證文獻，為經濟分權的代價提供一些例證。
1.經濟分權與城鄉、地區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所付出的一個代價就是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特別是，構成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的城鄉和地區間收入差距正在擴大（陸銘、陳釗，2004；LuandChen，2006；萬廣華、陸銘、陳釗，2005），如果追根溯源的話，城鄉和地區間的收入差距都在一定程度上與經濟分權體制有關。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財政）分權的聯系是非常易于理解的。由于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是城市部門，因此，地方政府存在著優先發展城市、更多考慮城市利益和實施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的激勵。不少文獻都指出，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經濟快速增長而出現的城鄉間收入差距加劇現象，與中國政府實施的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有關（Yang，1999；Chen，2002；陸銘、陳釗，2004；LuandChen，2006）。李實（2003）指出的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幾點因素都可以作為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的具體表現：政府對農副產品價格的控制；農村居民承受的不合理的稅費負擔；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和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封閉；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歧視性。除了以上四點，Yang（1999）、Tian（2001）以及Yang和Zhou（1999）還強調了金融體制中系統性的城市傾向，包括通貨膨脹補貼和對城市部門的投資貸款；政府在政治晉升和分權體制雙重約束下也存在減少支援農業公共支出比重的傾向。我們的一系列研究（陸銘、陳釗、2004；LuandChen，2006；陸銘、陳釗、萬廣華，2005）用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正式地考察了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發現中國改革以來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如經濟開放）都使得城市部門獲益更多，具有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其中，政府財政支出中用于支持農業生產的支出的比重-——這個指標的下降可以代表地方政府政策的城市傾向-——增加可以顯著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從趨勢上來看，這一比重卻在急劇地下降。Knight和Song（1993）認為城市傾向政策下存在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的限制，這導致了中國的貧困問題主要體現為農村貧困。在城市傾向的政策下，城市居民在住房、醫療、養老及教育等方面擁有更好的福利，加劇了實際的城鄉收入差距，即使取消了戶籍制度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這些傾向性政策也會使流動到城市后的農村居民面臨更高的生活成本，所以勞動力的流動依然難以緩解城鄉收入差距（Yang，1999；Yao，2000）。此外，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還有一系列對城鄉收入差距的間接影響。[④]
地區間收入差距的擴大也與財政分權體制有一定的聯系。在財政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之間進行著發展經濟的競爭。中國的各地區之間在歷史、地理和政策等方面的條件差異非常大，在地區間競爭中，東部地區因為有著各方面比較優越的條件而獲得了相對更好的經濟發展績效，而且這種優勢具有自增強的效應，相對發達的地區一旦領先就很難被落后地區追趕。張晏和龔六堂（2005）對中國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發現，東部地區和發達地區更能獲得財政分權的積極效應，而中西部地區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顯著或為負，這種財政分權效應的地區差異也加劇了地區差距。從縣級財政數據來看，Zhang（2006）認為地區初始經濟結構特征影響經濟增長，經濟發達的地區有較低的工業稅和較高的土地收益，從而形成良性循環的高增長，而不發達地區對非農部門征收較高的稅收，阻礙了經濟增長。由于中國總體上來說是一個資本相對不足，所以各個地區之間展開了吸引外資的競爭。在這場地區間吸引外資和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競爭中，東部地區特別是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灣三大地帶獲得了更多的外資和國際貿易份額，在經濟發展方面獲得了更好的績效（Démurgeretal.，2002；ZhangandZhang，2003；KanburandZhang，2005；萬廣華、陸銘、陳釗，2005）。實證研究表明，各地區經濟開放進程的差異所導致的地區間收入差距還與工業集聚有關，東部沿海地區由于擁有歷史、地理和政策等各方面優勢，獲得了更快的工業發展速度，在全國總的工業產出中所占有的份額也越來越高（金煜、陳釗、陸銘，2006）。
地區間收入差距的擴大還與不同地區所獲得的中央財政轉移有關。轉移支付通常有兩種目標，一是出于公平考慮的均等化目標，二是基于發展考慮的激勵目標。按照均等化原則，中央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本應對經濟落后地區給予更多的補貼，而實際的情況是，地區轉移支付不僅沒有達到地區收入均等化的目標，反而加大了地區間的收入差距（Raiser，1998；馬拴友和于紅霞，2003）。[⑤]最近的研究表明，分稅制改革以來的稅制安排和轉移支付體系加大了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Tsui（2005）利用1994－2000年的數據分析了縣級財政不平等的變化趨勢，發現非農業稅收的差異是財政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其中所得稅的影響因素大約為21%，而稅收返還和分稅制改革后實施的過渡期轉移支付不僅沒有縮小財政差距，反而占財政不平等的20％。Yao（2005）發現2002年縣級轉移支付數據對城鄉差距存在顯著的反均等化效應和擠出效應。
2.地區間的市場分割、重復建設與效率損失
在財政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擁有發展地方經濟的激勵。地方經濟的發展既直接關系到當地的財政收入和就業，又影響到對于地方官員的績效評價，還進一步影響當地獲得更多經濟資源的能力。既然完全自由的市場機制在實際上并沒有帶來地區間的平衡發展，那么，地方保護主義和分割市場就成了地方政府的理性選擇。從地方政府的行為邏輯來看，導致地方保護主義和分割市場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地區間資源誤配置已經成為事實，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違反地方比較優勢的產業和企業是缺乏競爭力和自生能力的（林毅夫，2002），而這些產業和企業在改革開放以后仍然擁有大量的就業崗位，創造著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因此，通過分割市場來保護本地企業就成了地方政府的理性選擇（林毅夫、劉培林，2004）。第二，很多產業（特別是具有一定技術含量的成長性產業）都存在著由“干中學”機制所導致的收益遞增性，因此，在這樣的產業，一些沒有比較優勢的地區如果能夠較早地發展這些產業，在理論上就可能獲得兩種效果：一方面，如果當地的學習速度足夠快，就可能實現在這些產業上的追趕，經過一定時期的發展，可能逆轉地區間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面，即使追趕不能實現，當地也能夠提升本地的經濟獨立能力，從而提高未來分享地區間分工收益時的談判地位，獲得更多地區間分工的利益。在這樣的機制下，各地都會爭先恐后地發展一些所謂的戰略性產業，從而造成一輪一輪的重復建設（陸銘、陳釗、嚴冀，2004）。當重復建設的格局形成之后，各地的相關企業是否能夠在市場上生存下去最終還是要接受市場本身的檢驗，當某些企業競爭能力不足時，地方政府則又有了通過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政策來獲得短期利益的動機。
盡管當地區間差距擴大的時候，地方政府有通過分割市場的方式保護本地利益的動機，但改革開放以后，促使地區間市場走向整合的力量也是存在的。因此，中國國內市場的整合程度及變化趨勢就成了一個需要通過實證研究來進行判斷的問題。早期的研究發現，中國國內的市場并沒有在改革過程中走向整合，相反，卻存在著嚴重的市場分割的跡象（Young，2000；Poncet，2002，2003）。這些研究引起了很多的爭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從總體上來說，中國國內市場是在走向整合的（Naughton，1999；Xu，2002；白重恩等，2004；桂琦寒等，2006）。盡管如此，但幾乎沒有人否認，中國的財政分權體制為地方政府采取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政策提供了激勵，并造成分工的低效率和社會產出損失（陸銘、陳釗、嚴冀，2004）。同時，國內市場的分割也使得中國經濟增長難以發揮中國經濟本應具有的規模經濟優勢。近來的一項研究還認為，由于國內市場分割嚴重，使得國內企業紛紛轉向國際市場，借助于出口來擴大市場規模（朱希偉、金祥榮，2005），這就是中國國內經濟的規模經濟優勢未得到應有的發揮的一個體現。
3.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中的群分效應與動態效率損失
對于一個大國而言，實施財政分權體制之所以重要，一個非常突出的原因就是利用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提高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效率。由于中央政府難以掌握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的有關信息，也不了解當地居民的偏好等信息，有效的地方公共品提供方式就是讓地方政府去提供當地的公共品。在這樣的分權機制下，看上去地方政府是公共品的壟斷者，難以保證公共品提供的效率，但是，在居民可以自由地搬遷的機制下，實際上居民就可以通過“用腳投票”的機制來形成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從而保證地方公共品的提供效率（Tiebout，1956）。
以教育為例，如果地方政府不把當地的學校辦好，大家都會搬離這個地方，于是當地的房地產價格就會下降，當地的人力資源和經濟增長也相應地受影響。因為居民對于居住地的自由選擇，以及房地產市場的存在，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和質量通過房地產市場被“資本化”了。在美國，一個地區的居民通過投票的方式決定財產稅的稅率，作為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基礎，而學生家長則通過居住地的調整選擇最適合自己需求的教育服務。由于教育財政的稅基是基于地方房產價值的財產稅，因此，教育的投入和質量就通過影響房產價值而與當地的經濟增長和政府的收系起來了，以財產稅為基礎的教育財政也就成了一種激勵地方政府努力辦教育的最優合同的執行機制（Hoxby，1995）。而在中國，雖然政府沒有將財產稅作為教育財政的收入，但居民通過變換居住地來選擇教育并影響房價的機制同樣存在，至少在同一個城市的不同區之間，甚至在不同省區之間變換居住地都是比較自由的，對于高收入者來說更是如此。而房地產價格仍然影響著土地批租收入和房產交易稅，也影響著當地居民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這些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地方政府的收入。來自美國的經驗研究發現，教育財政集權的確對提高教育的生產效率不利（Hoxby，1995；Peltzman，1993，1996）。
但是，在中國由地方財政提供教育和醫療這樣的公共服務的體制下，卻導致了社會公眾對于這些行業的極大的不滿，這又是為什么呢？下面我們來進一步分析在簡單的公共服務財政分權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公平和效率損失。
首先，地方政府的目標相對于社會目標來說更加短期化，特別是在地方政府的官員根據經濟增長績效來獲得晉升的體制下，地方政府更加會注重能夠很快在經濟增長上獲得效果的工作，而對其他長期目標則相對忽視，而且也很難找到相應的機制來激勵地方政府追求長期目標。教育和醫療的發展就是對于經濟增長短期效果不顯著，但長期來看非常重要的目標，因此，地方政府對教育和醫療采取了“甩包袱”的做法，進行了大規模的市場化改革。盡管公共品提供的財政分權體制本身并沒有錯，但由于沒有正確有效的激勵機制，就使得像教育和醫療這樣的公共服務提供反而出現了政府投入相對不足的現象。
其次，與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包辦一切相比，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退出本身并沒有錯，但是，政府退出什么領域卻是應該仔細考慮的。哈特等（Hart，etal.，1997）的理論研究說明，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取決于產品的性質。私人部門有充分的激勵降低生產成本，因此，當產品的質量比較容易監督的時候，通過市場來組織生產就比較有效。但是，當產品的質量非常難以監督的時候，如果通過市場來組織生產，私人部門的生產者就可能會犧牲質量而降低成本，這時，由政府來提供這些產品就更加有效。不難理解，教育和醫療這樣的服務之所以比較適合由政府來提供，是因為這類服務的質量非常難以監督。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就不難明白了，在財政分權體制下主要由地方政府來提供當地的公共服務是較為有效的機制，但這并不意味著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徹底的市場化和私有化來推卸政府責任。而中國的地方官員升遷制度過于強調增長目標則是財政分權體制帶來公共服務提供的低效率的原因，因此，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有效機制是在財政分權的大框架下形成正確的激勵機制，并通過中央政府的適當干預來糾正其中可能存在的誤區，而不是從根本上改變地方公共品提供的財政分權體制。
在教育發展中，如果缺乏適當的機制設計和適度的中央政府干預，那么，簡單的教育財政分權體制可能會存在一些直接的效率損失。首先，在勞動力存在可以跨地區流動的情況下，特別是在城市內部可以自由搬遷的情況下，人們會在好學校附近聚居，并且導致周圍的房價上漲。另一方面，那些不居住在好學校附近的家庭也往往愿意花費額外的成本讓子女上好學校接受教育，這就是擇校行為。兩種行為的結果都是使得收入較高和社會資源豐富的家庭有更強的實力獲得優質教育資源，最終形成不同家庭的子女按照收入和擁有的社會資源來進行教育群分（sorting）的現象，并且在居住方面表現出不同收入水平、職業和社會地位的社區之間的相互隔離，而按居住地段入學的政策大大加快了聚居和群分的現象。在缺乏適當的機制設計和中央政府的適度干預的情況下，產生了基礎教育投入的地區和城鄉間不平衡，于是優質教育資源（如優秀的老師）也在收入的吸引下向經濟發達地區和城市聚集。在勞動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動的情況下，這也加劇了教育的群分和教育機會的不平等現象（丁維莉、陸銘，2005）。
教育的群分和教育機會的不平等除了有礙公平以外，在人力資本生產上也是沒有邊際效率的，同樣的資源在邊際上如果能夠更多地投向低收入家庭中的高能力孩子，顯然將提高社會總的人力資本積累，有利于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實現。同時，教育機會的不平等也將進一步加劇社會的階層分化，并有可能使某些特殊的人群始終處于社會的底層，成為社會難以醫治的痼疾。在美國，一些大城市內部貧民窟的社會問題與教育群分現象聯系緊密，一些低收入的家庭（特別是黑人家庭）難以讓他們的子女獲得優質教育資源，已經形成了低收入－低教育－低收入的惡性循環。[⑥]類似的問題也應引起中國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思考。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改變原來的政府包辦教育的模式，實行教育的產業化本身并不是錯誤的，教育財政的分權、學校之間的競爭和優質教育資源在一定程度上的市場定價是提高教育資源利用效率的必要條件，同時，政府應該推動獎學金和教育券制度來減少教育群分中出現的動態效率損失。特別需要加以強調的是，在教育市場上，只要居民能夠自由地搬遷居住地，那么，簡單地通過禁止擇校只不過是使得高收入者更多地借助于買房來獲得優質教育資源，并推動房價的上升，更為合理的政策應該是適度地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有利于提供其獲取優質教育資源的機制。[⑦]
五、機制設計與下一步改革的政策建議
如果說中國的前期改革正是充分利用了分權式改革的好處的話，那么下一步改革的重點則是如何減少目前的分權體制的弊端。與俄羅斯等其他轉型經濟相比，中國的分權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央政府主導和控制下的機制設計問題。在認清中國分權式改革的動力機制和局限條件的基礎上，正確地設計合理的改革方案，對于中國分權式改革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由于不同的改革階段的目標和面臨的約束條件不同，因此，不同的改革階段需要不同的改革方略。中國的經濟轉型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根據我們前面的分析，下一步的改革方略應該包括以下內容。
1.地方層面的放松管制。通過放松規制和改進公共部門本身的治理來減少公共部門控制的社會經濟資源。給定我們前文刻畫過的中國分權式改革下獨特的政治和經濟結構，公共部門這兩個層面的改革都首先應該在地方的層面上進行，應該減少地方政府所掌握的社會經濟資源，削弱地方政府官員的政治企業家（politicalentrepreneur）地位，從而降低它們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減少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倚重，從而就無需借重相對績效評估的激勵機制，在此基礎上就可以減少相對績效評估帶來的各種代價。隨著地方政府掌握的社會經濟資源減少，可以在地方性市場化的基礎上促進全國性市場的整合，實現國內統一大市場，這會極大地促進專業化、內生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
2.限制地方政府的流動性創造功能。僅僅在地方層面放松規制還不夠，因為從金融的角度來講，地方政府還可以內生地創造出很多流動性和金融資源出來出來。這是因為，雖然財政分權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但是由于轉型期間制度上的不完備，地方政府仍然有很多方面來創造流動性。地方政府創造流動性的手段主要有：（1）干預設在地方的銀行的信貸行為，（2）通過各種形式的亂收費行為而創造了大量的預算外收入，（3）在市場化過程中，通過土地批租等方法創造出大量的“資本化”的收入。按照軟預算約束理論的邏輯，流動性創造的對資源配置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等價于集權下的情形（DewatripontandMaskin，1995）；所以，盡管財政分權可以硬化各級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但是內生的流動性創造功能又弱化了這個效果。所以，中國分權式改革下一步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對地方政府的流動性創造功能的約束和限制。
如果對這些流動性創造約束不加限制，就有可能導致以下后果：（1）地方政府的預算沒有得到硬化，從而可以繼續保護國有企業和低效率的國有部門（盡管此類現象已經不嚴重），這就使得地方政府沒有充分的激勵來放松規制；（2）在要素市場不完備的時候，土地批租行為會導致資產市場發生很大的扭曲；（3）由于先天條件、政策優惠和規模經濟的原因，不同的地區在流動性創造功能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從而導致地區發展差距的擴大和地方公共品提供的不平衡加劇。[⑧]
還是從改革的時機（timing）上來看，由于地方政府目前基本上完成了地方層面的市場化、民營化和基礎設施建設，所以如果現在限制地方政府的流動性創造功能，對經濟造成的扭曲就會比較小（早期的流動性創造功能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是有好處的）。限制流動性創造功能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1）限制地方政府對銀行的干預行為；（2）對政府的土地批租行為進行規范化的管理，包括對其進行立法；（3）加強各級政府的預算過程管理和監控，對預算外各種收入進行嚴格打擊；在時機成熟的時候，才給予地方政府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和其他財政工具的權利。
3.改進地方政府的治理和績效評估機制。通過地方層面的放松規制和限制地方政府流動性創造功能減少了地方政府控制的經濟社會資源和金融資源后，就應該不失時機地推進地方政府的治理和績效評估機制。這是因為，雖然地方政府在“軟件性”公共品（如教育和醫療）的提供方面卻還有很大的改進余地。由于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勢，分權的公共品提供模式需要保持，但需要加以改進才能解決地方層面“軟件性”公共品提供的質量和數量問題。用赫希曼（Hirschman，1970）的話來說，如果說前期的改革主要運用了“退出”（exit）和“用腳投票”機制，使得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和吸引內外資而展開了Tiebout意義上的競爭的話，下一步的改革應該適當引入“呼吁”（voice）的機制來改進地方政府和基層政府的治理。如果不能適時地推進這兩個方面的改革，地方政府的行為很有可能從前期的“援助之手”變成“攫取之手”，隨著時間的推移，地方政府會更容易與地方性的有勢力的利益集團合謀或者被他們收買。改進政府治理的一個題中應有之義是，改進對地方政府以GDP為基礎的相對績效評估體系，更多地引入其他目標的權重，如社會發展、環境保護等等，這樣就可以降低前期相對績效評估帶來的負面效果。
以上幾個方面的改革將會改變前期改革中地方政府的激勵結構和行為，從而會從根本上解決內生于前期改革中的諸種問題（收入差距、重復建設與市場分割、公共品供給的公平缺失等）。始于1978年的中國經濟改革是人類歷史上一項偉大而艱巨的社會工程，中國的分權式改革在第一階段已經遠遠地走在了其他轉型經濟的前頭。分權和集權的選擇其實是“激勵與協調”之間的權衡，中國前期的改革的成功之處在于做對了地方政府的激勵，但是在協調方面的問題則越來越凸現出來，所以，現在正是中國調整發展方略的轉折點。正如前期的改革是積極的制度變革和機制設計的結果那樣，在第二階段的改革中，政府同樣也應該考慮到新階段的目標和變化了的約束條件，不失時機地將改革推向前進，走出一條獨特而成功的中國式的分權式改革之路，這種發展道路不僅能夠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且可能對其他轉型經濟和發展經濟具有普適的意義，從而為全人類的發展提供寶貴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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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嚴冀、陸銘（2003）較早地意識到分權體制的代價這一問題，特別是其在地方保護主義和市場分割方面的表現。
[②]對此，不妨參見嚴冀、陸銘（2003）的評論。
[③]Cai和Treisman（2005）指出，由于存在地區間的差異性，地區間為爭取資本而展開的競爭對不具有先天優勢的地區而言激勵效應較弱。
[④]Carter（1997）的研究認為，城市傾向政策對于農業生產也產生了負面影響，同時，也造成了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要素市場的扭曲。另外，楊濤認為中國實行的城市傾向政策會由于部門傾斜的收入轉移以及在健康、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不僅扭曲了這些部門中的工人的激勵，而且也將影響到他們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并進一步擴大城鄉收入差距，這些都將對于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不利（Yang，1999）。
[⑤]從省級數據的相對指標來看，盡管分稅制改革后的轉移支付政策沒有明顯地扭轉轉移支付資金分配格局，但東部地區獲得的轉移支付相對于自有收入的份額有所下降，2001年比1995年減少了近12個百分點（張晏和龔六堂，2005）。
[⑥]Fernández和Rogerson（2001）的研究發現，群分現象的加劇將顯著地提高收入不平等狀況。
第6篇：新經濟政策弊端范文
隨著高校信息公開工作的逐步推進，為了提高社會監督和教育工作質量，國家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高等學校信息公開辦法》以及《高等學校信息公開事項清單》等一系列規定，高校信息公開引起了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高等學校會計信息披露是信息公開的重要內容，也是督促教育資源合理利用的重要保障，因此，研究高校會計信息披露問題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本文首先簡述了高校會計信息披露的重要性，然后分析了目前我國高校會計信息披露存在的一些問題，最后對相關會計信息披露問題給予了相應的建議措施。
關鍵詞：
高等學校；會計信息；信息公開與披露
一、高等學校會計信息披露的重要性
2014年教育部頒布《高等學校信息公開事項清單》要求全國高校建立即時公開制度，在每年10月底前向社會公布上一學年信息公開工作年度報告，增強了高校信息公開的改革力度。高等學校是提供高等教育的組織機構，其資金主要來源于政府財政部門，會計信息披露機制的建立，使得預算會計體系成為高校會計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會計信息披露體系成了高校發展的首要任務。高校會計信息披露是確保信息真實、及時要求的保證，是完善高校內部治理、接受社會監督的重要內容，也是迎合及時公開制度、完善年度報告制度的信息保障，更是高校構建統一公開平臺、為社會公眾提供查詢入口的具體要求。因此，高校會計信息披露是教育類事業單位發展的必然道路，也是提高高校管理水平的直接手段。隨著我國事業單位革新的完成，高等學校為了提高自身教育管理水平，逐步加強了會計信息披露，高等學校會計信息是全面反映相關經濟活動、教學科研規模和效益以及監督學校活動的重要信息依據，還是進行相關決策、預測和管理規劃的基本參考。高校在資金運作中，人、財、物、信息等構成了信息流和物流，會計信息是其主要組成部分，但并不是簡單的會計數據，而是會計數據所獲得的知識、消息。會計信息的未來戰略規劃是高校管理部門未來長遠發展規劃的重要基礎，能夠反映本單位在較長時期內所要實現的目標以及相關措施和部署。因此，高校會計信息披露是建立會計信息系統戰略規劃的重要前提，也是高校戰略管理規劃的重要依據。
二、我國高校會計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
據相關信息，針對我國75所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公開情況所做出評價的第三方報告，《2015年度高校信息公開情況評價報告》顯示這些高校信息公開綜合規范性全部“及格”，雖然及格數量較去年有所增加，但不少高校仍然存在“缺斤少兩”、“經不起深入”的問題。在教育部出臺的相關信息公開規定，我國高校的信息公開制度建設逐漸開始，但是建設普及面還不充分，會計信息公開的范圍及內容還不夠清晰，同時相關公開機制也不夠完善，因此我國高校會計信息披露還存在不少問題。
1、高校會計信息披露形式和體系不健全
高校作為我國事業單位教育類的一種，面臨的經濟社會環境一直都在變化，高校現行的會計報告體系還不健全，不僅不能滿足利益相關者不同的信息需求，還存在不少的漏洞和弊端。高校事業單位教育活動的資金主要來源于財政部門和教育主管部門，收支狀況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收支活動相對簡單，現金和銀行存款是主要的支付收款形式。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高校經營業務產生了許多新形式，而現行的預算會計制度、會計報告形式無法真實、完整的核算和披露這些新業務，因此我國高等學校會計信息披露形式、會計信息體系不僅不能滿足新經濟時代新業務活動的需要，也不能滿足社會大眾的監督檢查需要。
2、高等學校會計信息披露存在信息失真問題
高等學校會計信息披露失真主要就是會計信息的失真，會計信息失真表現為多方面：一是內容的失真，有收入、成本費用的失真，還有財務成果、稅收、債權債務關系的失真等等；二是會計信息表現形式的失真，包括原始憑證的不真實、不合理、不完整造成的會計信息失真，還有會計記賬單據的不規范，更有會計報表編制時匯集的會計信息失真等。高校會計信息失真造成會計信息披露也會失真，一方面經濟政策的變化、會計方法原則的改變都會引起會計信息失真，另一方面會計人員對于相關政策的理解不夠徹底，相關業務的會計處理方法一旦不一致也容易導致會計信息失真。總之，高等學校會計信息披露的信息基礎容易存在失真問題，會計信息失真是會計信息披露失真的主要原因。
3、高等學校會計信息處理工作還不能滿足披露要求
高校會計信息是會計在不同環節，不同時期加工處理數據而生成的，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和處理工作與信息使用者需求相關聯。高等學校會計信息處理工作還不夠成熟，會計信息處理工作主要是通過處理會計信息數據獲得新的結構和形態，轉換成有一定用途的信息，實現會計信息處理的目的。會計信息處理的首要環節就是會計信息的加工，高校對會計信息的加工方法較為簡單，沒有起到信息加工的最終目的。另外，高校會計信息的傳遞、存儲和檢索只能滿足高校內部會計信息的使用和管理，而會計信息的處理工作不能為后續的信息公開和披露做出充分的信息支撐，也就是說高等學校會計信息處理工作還不能滿足信息公開、披露的具體要求。
4、高校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和結構存在嚴重缺陷
高校會計信息披露結構，也就是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及附注構成的會計信息披露結構明顯不完備，如果將會計信息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產品”，那它也具備相應的制造者和消費群體，任何一個制造或是消費會計信息的主體，都能或是期望能從這種行為中獲得收益，在產生會計信息中人為作假是基于會計信息披露缺乏制度化、法律化的剛性約束。假如在一定時期的制度安排鼓勵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并對實施這種行為的主體給予獎勵，則市場上普遍提供的信息其質量應當能令人滿意；相反，如果市場不獎勵，甚至懲罰提供高質量會計信息的主體，那些提供虛假會計信息的主體又能獲得不菲收益，則市場上普遍流行的會計信息，虛假成分必定居多。在會計信息披露時，追加具有獨立權威的會計審計，可以從結構上控制會計信息失真發生的可能性。總之，會計信息披露無論是制度安排還是結構缺陷，客觀上都是造成會計信息失真的主要因素。
三、完善高等學校會計信息披露的建議
1、加強高校會計信息披露的載體管理
高等學校的會計信息只有文字、數字、符號、語言以及圖形，原始憑證、記賬憑證、財務賬簿和財務報表等是會計信息披露的重要載體，會計信息只有通過相關載體才能為管理工作服務。一是高校主管部門應加強對收據與發票的管理，使用的收費票據必須由政府統一定制和發售，并對使用情況進行抽檢；二是規范高校賬簿和會計科目的設置，結合地區實際情況和要求，對相同類型的高校統一記賬要求；三是進一步規范會計報表的格式和內容，便于會計信息的縱橫分析和比較，并制定統一的考核指標。
2、進一步提高高校會計信息的真實性
高校保證會計信息真實是信息公開制度建立的內在要求，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高等學校的主管部門必須嚴格規范會計原則、會計制度，盡量填補會計制度建設的不足和漏洞，嚴格規范會計科目的設置，嚴肅界定各個會計科目的應用范圍，加強《會計法》的認識和落實，強化法律約束，明確必要法律責任，完善會計崗位責任制度，同時強化會計人員的專業性，保證會計人員的政治和業務素質，保證會計人員行為更加規范、合法。
3、統籌建立高校會計信息管理系統
高校會計信息管理系統是利用計算機科學對高等學校會計進行管理，計算機會計管理軟件是會計信息的重要載體之一。在確定會計、財務制度和信息披露規范之后，根據相關規定和制度要求進行會計信息管理系統的開發和完善，將會計信息管理系統建設成為高校會計信息的主要載體，提高會計信息質量，保障會計信息披露的完整性。統一高等學校計算機會計管理軟件，制定計算機財務管理制度，使高校會計信息管理系統更加科學，會計信息準確率更高。因此，統籌建立高效會計信息管理系統能夠提高高校會計信息披露水平。
4、提高高等學校會計信息處理的管理能力
高等學校要進行會計信息披露必須具備對會計信息加工、儲存、檢索、傳遞以及傳輸等的信息處理能力。加強對會計信息處理的管理能力，主要包括對會計人員進行處理工作能力的強化，為高等學校預測資金變動提供依據，也為信息公開提供有效手段，從而實現高校的決策和管理更加有效，形成信息公開的經濟效益。一是對大量的會計數據進行重復處理，鞏固原始數據的邏輯判斷；二是嚴格管理會計數據，減少會計數據復雜帶來的不可靠性和非正確性；三是增強數據資料保護的方式和水平，提高會計信息處理結果的安全系數。
5、建立高等學校會計信息質量檢查體系
高校建立會計信息質量檢查體系，不僅需要完善內部會計信息質量檢查體系，還需要加強政府部門的會計監督檢查能力。一是加強市場環境和市場秩序的治理整頓，建立科學有效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管理制度和約束體系；二是將高校企業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建立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和組織管理機制，強化內部管理與控制的科學化和有效性；三是加強財務控制核心作用，建立科學和激勵、約束機制，界定以經營者業績為基礎的經營者權利、責任和利益合理的制度體系；四是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強化剛性法律法規的約束力量。為了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從社會經濟角度考慮高校信息公開，防止高校經濟過熱，使教育在可控制的情況下持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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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新經濟政策弊端范文
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的時代背景下，建筑企業如雨后春筍般的不斷涌現，并讓原本就競爭激烈的建筑市場變得更加嚴峻。而建筑企業為了實現自身效益的最大化，有效規避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遇到的各種風險，就必須要充分發揮內部審計的積極作用，并將內部審計與財務風險管理有機的結合到一起，采取有效措施來應對企業經營的潛在風險，從而減少建筑企業因財務風險帶來的損失。
關鍵詞：
建筑企業；內部審計；財務風險管理；預測評估
近年來，經濟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都給我國建筑行業創造了巨大的發展空間。這雖然給國內眾多建筑企業帶來了可觀的收益，但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建筑企業原有的內部審計辦法以及財務風險管理模式已經越來越難以滿足當前社會發展形勢。因此，為了促進建筑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就要在嚴格的內部審計基礎上，做好風險預測、規劃以及應對措施的制定工作，從而在高效防控各類財務風險的前提下，提高建筑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一、建筑企業財務風險的概念及形成原因
建筑企業財務風險，泛指那些在企業理財活動中，受各種不可預料、不可控制因素影響而產生的各種風險，不僅包括融資風險、投資風險以及資金收回風險，同時收益分配風險也是其中較為關鍵的一環。建筑企業如不能對此采取有效措施，則會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其中，導致建筑企業產生財務風險的原因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客觀原因。市場變化瞬息萬變，而一旦建筑企業自身能力不足或者資金相對匱乏，就很難在第一時間采取有效措施應對市場變化，進而產生財務風險。特別是對于那些中小型建筑企業而言，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比較側重于大型國有建筑企業以及國有控股企業，對于中小型企業的扶持力度較小，再加上中小型企業融資門檻較高，使得它們更容易在市場突變時產生財務風險；第二，主觀原因。有些建筑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管理模式以及理念相對落后，且企業員工培訓體系也不夠健全，財務管理觀念陳舊，風險意識淡薄，很容易在財務管理環節出現紕漏，進而產生大量財務風險。與此同時，有些建筑企業的內部控制制度不健全，甚至于仍在沿用傳統的粗放式管理模式，使得企業對自身固定資產及其他資本均缺乏有效監控，從而引發財產流失、資源浪費等問題。另外，有些建筑企業的管理水平較差，對于企業的未來發展并沒有做出合理規劃，使得企業很容易在承接建筑項目后出現資金短缺問題，進而陷入財務困境；等等。上述內容都是目前建筑企業，特別是那些民營企業、私營企業等中小型企業出現財務風險的主要因素，作為建筑企業的管理者，應該切實做好財務風險管理工作。
二、建筑企業內部審計對財務風險管理的作用
內部審計是一項獨立的、且客觀的保證和咨詢活動，開展內部審計可以達到增加企業價值以及改進組織策略的目的。與此同時，相較于企業其他職能部門，內部審計在企業財務風險防控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獨特的、意義深遠的。內部審計與建筑企業的生產經營是相對獨立的，它并不會參與企業內部管理制度的制定及其他業務活動的實際操作。正是由于內部審計不承擔各項業務管理問題的直接責任，才能使其成為有效防范財務風險的客觀條件。其中，在建筑企業財務風險管理中加入內部審計，可以取得以下作用：
(一)監控作用
內部審計最初就是為了方便查錯防弊存在的。通過對建筑企業內部各管理層及部門行為的合法性、合理性進行監測，一方面可以保證建筑工程項目實施過程中各項規章條款得以有效落實，大大降低發生偷工減料或者現象的發生幾率，另一方面還能在第一時間就發現的問題進行糾正，并對糾正效果進行評估，從而為建筑企業未來的良性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二)咨詢作用
建筑企業可以依靠內部審計具備的監測功能，對自己內部的結夠、程序、戰略以及風險等有一個全面系統的掌握與評價，綜合性強且涉及面廣，并為內部審計咨詢職能的發揮提供有力支撐。在實際工作中，內部審計有必要并且有能力向被審計單位提供一些包括咨詢、建議、協調、過程或流程設計以及培訓等工作。內部審計的咨詢服務豐富了創造型的內部審計內容，可以與保證服務一起共同促進審計目標的實現。
(三)風險預測
通過內部審計可以對建筑企業的實際情況有一個全面徹底的了解以及把握，這就使得內部審計有能力對企業未來發展中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做出科學合理的分析以及預測。與此同時，通過評估與監測還能及時發現建筑企業內部控制存在的缺陷以及弊端，從而為管理者或者決策者做出決策提供客觀詳實的理論依據，使企業有效規避未來可能發生的各種財務風險。
(四)評價作用
內部審計需要對建筑企業的所有財務狀態、財務活動以及財務成果等進行鑒定與評價，由此得出的審計結論，也是企業實施財務風險管理的有力依據。與此同時，內部審計還可以對建筑企業內部各部門生產經營報告的真實性、效益性以及正確性等進行確認，從而為獎懲制度的完善提供保障。
三、建筑企業利用內部審計提高采取風險管理效率的策略
內部審計作為建筑企業內部管理體系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它貫穿于建筑企業管理的每一個角落。只要建筑企業進行管理經營，都會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風險，所以，充分發揮內部審計的各項職能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其中，建筑企業在運營管理過程中面臨的財務風險主要來自籌資以及投資等方面，而為了加強對財務風險的有效防控，充分發揮內部審計的積極作用，也應該從這幾方面入手：
(一)從建筑企業籌資方面來看
現如今，建筑企業的籌資渠道也趨向多元化，向銀行借貸、發行債券、債務重組以及股票等，都是現代企業籌資的主要渠道。然而籌資渠道的不同，可能產生的財務風險也會存在一定差異，這就要求建筑企業在籌資時需要充分考慮其優缺點，借助內部審計來對因籌資方式選擇不當引起的財務風險進行防控。舉例來說，銀行借貸根據期限的不同可分為長期借款以及短期借款兩種。建筑企業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在短時間內籌措到大量資金，以此來滿足企業長期或者短期的資金需求。但是銀行借款受利率、匯率及其他相關條件波動的影響很大，所以，建筑企業在通過銀行借款緩解資金壓力時，也可能會因上述條件的變化產生財務風險，進而蒙受損失。基于此，內部審計人員需要在建筑企業向銀行借款前，對以下內容進行核實與評估：第一，對借款建筑企業的特點、能力以及條件等進行評估；第二，對借款建筑企業的借款原因及用途的合理性進行評估；第三，對借款建筑企業能否將借款用到實處，并且能為企業帶來多大收益等情況進行核實評估。
(二)從建筑企業投資方面來看
建筑企業制定和執行任意投資決策時，必須要利用內部審計來強化自身的風險防范意識。在實際投資決策過程中，為了有效提升投資效益，建筑企業應該在投資方案實施過程中積極運用風險防范控制策略，加強風險預防與控制，從而在確保預期投資目標得以實現的前提下，保證建筑企業的切身利益。具體來說，相關的內部審計人員可以通過建立健全相應的投資風險評價機制，來對建筑企業投資方面可能產生的風險進行防范：第一，對投資規模進行確定。由于建筑工程項目的特殊性，使得大多數建筑企業并不會將大量的資金用來進行長期債權投資或者長期股權投資，所以，建筑企業需要參考以下公式，來考慮企業對外投資是否與企業資產匹配；第二，內部報酬率。在建筑企業的投資過程中，內部審計的主要職責就是對企業投資項目的盈利率進行分析評價，其中，投資項目的盈利率是真實反映企業投資使用效率的重要標準。一旦內部報酬率低于企業資金成本，則建筑企業就勢必會承受較大的財務風險，進而引發一系列嚴重后果。
四、結語
綜上所述，財務風險是任何一家建筑企業都無法完全避免的，想要獲得效益就勢必要承擔一定風險。所以，為了加強對財務風險的有效防范，建筑企業應該在財務風險管理中充分發揮內部審計職能，在保證其客觀性以及獨立性的基礎上，提高企業財務風險防范意識以及能力，從而減少因籌資、投資引起的損失，使企業得以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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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新經濟政策弊端范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進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這種體制變革導致經濟運行機制的相應變化，即由國家計劃對企業和各種經濟單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調節，逐漸轉變為在市場信息影響下，以經濟利益引導企業和個人進行微觀決策的自動調節。在此情況下，價格、利潤、成本、收益、供給與需求的協調機制產生了，計劃機制逐漸讓位于市場機制。
隨著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其形成機制也發生了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擴張和經濟收縮都是由行政性的強啟動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經濟衰退一般都會帶來總體經濟水平絕對量的下降，（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發生了五次經濟周期波動：（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經濟周期波動均出現經濟的負增長。）造成經濟的重大破壞。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周期波動（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則沒有出現經濟的負增長，屬增長型的經濟衰退，即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最低點，其經濟總量的絕對水平并不下降（見表1）。出現這一情況有客觀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國仍處在短缺經濟的狀態下，市場制約的因素幾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危機；另外，它與如下情況也有一定的關系，即隨著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我國已逐步采用了宏觀調控的反周期措施，從而使經濟周期的波幅和波動系數縮小，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增強。
表1中國GDP增長率的歷次波動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然而，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在較長的轉軌時期中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這使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難以一步到位，經濟周期波動仍呈現明顯的“計劃同期”（注：即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成為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經濟周期為國家的集中計劃所推動。）的特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收統支的中央集權的資源配置方式表現為國家以向國有企業財政撥款的形式進行投資。在這種投資方式下，企業的發展嚴重依賴于國家，并具有爭奪國家投資的強烈沖動。因此，每次經濟增長的啟動，一般都同時帶來經濟的“過熱”，從而使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人為“計劃”推動的特點。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情況幾乎沒有改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幾次因經濟“過熱”引起的經濟大波動，均起因于國家投資的擴張。其中，第一次經濟大波動發生在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計劃者的沖動，即在當時確定了大量不切實際的建設項目。為了克服這次經濟波動的后果，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處于經濟調整時期。
第二次經濟大波動始于1984年。該年年底，我國決定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并把部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下放。由于我國的“預算軟約束”是一種制度性的軟約束，它來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產權關系。因此，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只是把國家投資的財政渠道改為銀行渠道，是不可能結束銀企之間在資金鏈條上的體制性“軟預算”約束狀態的。正因為如此，在基本建設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后，便發生了銀行競發貸款、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社會消費需求膨脹、貨幣發行失控的情況。當時，政府曾設想以“軟著陸”的方式緩解經濟生活中日趨嚴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實際上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幾度夭折，經濟繼續升溫，通貨膨脹不斷升級，并在后來演變為1988年8月爆發的搶購風潮。這次由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發的工業超高速增長，在遭遇資源制約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即此前的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和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已不復存在。當年，通貨膨脹率第一次達到兩位數，這迫使國家于該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實行緊縮的經濟政策。在經濟緊縮的情況下，國有投資率先回落。1989年非國有投資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據此認為，這是“中國農村持續發展推動時代的轉折”。
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下，國家與企業間的預算關系必然使企業表現出對資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謂投資“饑渴癥”、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把向國有企業提供資金看成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現的壞賬寄希望于由國家的財政撥款沖抵，因而往往導致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調整期間，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沒有擋住又一次經濟過熱的到來。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三次經濟過熱主要是由社會集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和國有銀行資金大量以非貸款方式流出（銀行辦企業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國家重新啟動國有投資（以比非國有部門高出10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增長），并帶動非國有部門投資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長率高達72％）后，經濟過熱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長率分別高達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從減少國有投資入手，開始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出現持續多年的經濟“軟著陸”。
以上情況表明，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在轉軌時期，舊體制因素仍廣泛存在。它們對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方式仍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1.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仍是經濟周期波動的直接推動力。資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間，我國實際投資增長與GNP的實際增長的相關系數高達79.5％，即GNP實際增長波動的近80％可用投資來解釋；名義投資與名義GNP的相關關系系數則高達99％，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基本一致。（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頁。）而在經濟景氣循環中，國有投資總是起著經濟啟動和收縮的先導作用。在國有投資確實啟動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跟進；在國有投資收縮從而結束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快速退出。
2.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未能解決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即對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會通過信貸膨脹的形式表現出來。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使用國家的財政撥款與使用國有銀行的貸款并無本質區別，資金來源渠道的改變并未形成對企業資金使用的硬約束。在此情況下，企業仍強烈地表現出“投資饑渴癥”，只不過是從爭奪財政撥款轉而表現為爭奪銀行貸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銀行貸款的規模受到國家的硬性限制時，企業也會力圖通過其他形式籌資，如銀行辦企業、企業非法集資等。而一旦經濟過熱難以為繼時，國家只能采取強制性的緊縮措施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經濟的劇烈震蕩。
3.經濟中的“軟預算”約束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的產權關系，因此，只要企業歸國家所有，企業的經營損益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直接由國家財政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國有銀行的貸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通過國有銀行這一中間環節間接地由國家財政承擔。正是由于這種“軟預算”約束，造成國有企業仍然缺乏競爭性和經營效益。這從國有企業的高額微觀負債可以明顯看到。1980年，國有企業的負債率為18.7％，到1994年，對12.39萬戶國有企業（含商業、金融業）清產核資，資產負債率高達75.05％，若扣除實際損失掛賬，則高達83.3％。1995年國有企業虧損與贏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虧損則比贏利高出近1倍，國有企業基本上喪失了償債能力。據工商銀行調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產案8138件，其中后兩年為5128件，占受理總數的63％，在破產加速后，銀行的虧損率達85.1％。（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頁。）在此情況下，國家財政不僅必須（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的資本金，而且要承擔國有企業高負債導致的國有銀行的壞賬損失，國家成了潛在的國有企業債務的最終承擔者。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微觀負債最終總是要轉化為政府的宏觀負債的。很顯然，宏觀經濟能否平穩運行，宏觀經濟政策能否奏效，不僅取決于宏觀政策本身，而且還需要微觀層次的制度保證，即企業產權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轉折及其效應
如上所述，由于轉軌時期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在從傳統的直接調控走向通過市場中介的間接調控的過程并不順利，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使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的過渡也受到嚴重的障礙。更為引人關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走向甚至發生了重大的逆向轉折，即通過發行長期國債，增加對國有部門的投資，重新強化了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的沖擊，也給我國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尚未開放，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1998年，我國外貿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并于該年5月曾出現負增長）。因此，客觀而論，我國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強度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其主要原因還在于國內的經濟形勢。
自1993年7月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后，我國經濟的增長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長率分別為13.5％、12.6％、10.5％、9.6％和8.8％，而且，這種下滑趨勢在繼續（1998年和1999年分別為7.8％和7.1％）。在市場長期疲軟的情況下，企業的兼并、破產加劇，失業人數劇增，國有企業下崗分流的人員每年約達1000余萬人。與此同時，由于制度環境和經濟形勢的制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密集運用的貨幣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央銀行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改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措施。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產生明顯的政策效果，經濟下滑的趨勢依然。很明顯，貨幣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當狹小。
在此情況下，我國從1998年開始實行連續數年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國債6500億元（注：②這一數字尚不包括用于臨時財政支出的特殊國債。例如，1998年，為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國家一次就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各年的數額分別為：1000億元、1100億元、1500億元、1500億元和1400億元），用于安排國債投資項目。這種超高強度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了多方面的不同效應。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成效
應當肯定，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經濟增長滑坡的情況下，我國有必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較大規模地擴大了投資需求，從而遏制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動了經濟的繼續發展。據有關部門測算，國債投資對GDP增長率的拉動，1998年為1.5個百分點，1999年為2個百分點，2000年為1.7個百分點，2001年為1.67個百分點左右。按照這個比例計算，1998～2001年，國債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在各年GDP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0％、28％、21％和20％。（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經濟環境趨緊、國內市場疲軟的情況下，這對于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無疑是必要的。
其次，國債投資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緩解了長期以來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而引起的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其中，在國債投資的支持下，我國對大江、大河、大湖進行了大規模的堤防工程建設和水毀工程修復。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國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樞紐工程25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75項、蓄滯洪區安全區建設22個，并拓展節水灌溉面積6500萬畝。這些工程已在經濟中發揮實際效用。在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方面，1998年以來的3年中是我國公路、鐵路、民航建設發展最快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公路新增通車里程約17.4萬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國公路總里程達140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為1.5萬公里），鐵路新增長度2070公里（其中復線里程586公里），水運航線、民航機場建設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項目。此外，糧食倉儲設施、農村供電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環境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建設，也取得重大進展。
最后，部分國債資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發長期國債后，預算中原準備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部分資金，被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的保障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發放等。該年發行的高達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則被用于充實國有獨資銀行的資本金。這些均屬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對于緩解改革風險、保持社會安定以及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轉軌進程中某些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有明顯的負效應。這種負效應是多方面的。這里我們首先要分析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負效應，即它重新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導致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其一，強化了一些部門的壟斷趨勢和國家機關的行政控制。
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國家壟斷和政府控制的經濟，經濟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斷打破國家的經濟壟斷和放松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從而促進經濟的市場化和活躍經濟主體之間的平等競爭。然而，執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國家成為主導經濟增長的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別是國債投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部門，更強化了國家對這些部門的壟斷性控制，并進而強化了整個國家的行政壟斷和直接管理。在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過程中，我國出現了行政控制明顯加強的趨向。例如，在糧棉購銷體制改革后，由于個別地方出現搶購現象，國家曾經又恢復了對糧食和棉花的收購體制，取締和禁絕私商的相關活動，由糧食部門和供銷社壟斷糧食和棉花的經營；當一些產業部門出現生產能力過剩時，價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現象，但國家在此情況下不是通過鼓勵正常競爭促進產業集中和產業進步，而是倡導搞所謂行業“自律價格”，實際上是想通過價格卡特爾來抑制競爭，等等。
壟斷的加強除了強化政府部門的行政控制外，還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在電力、通訊、鐵路、民航等部門，這種利益集團往往依仗對國家經濟資源的實際占有，千方百計地阻止民間資本的進入；它們畫地為牢，排斥競爭，阻礙要素的自由流動，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損害社會和公眾的利益。壟斷會扭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造成壟斷租金：一是通過壟斷價格體現出來的社會福利損失，二是行業壟斷部門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項費用，將自身低效運行的成本和發展投資的負擔轉嫁給廣大消費者。根據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國壟斷行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大大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內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卻大大高于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1995～1999年期間，我國電力行業每個職工比其他行業職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該行業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資額為79.1億元。1996年，在壟斷行業的價格與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漲，而且上漲幅度大大高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我國電力工業的資金利稅率卻僅為7.33％，與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鐵路運輸虧損13.8億元，與1985年贏利64億元相比，減利120％。市話虧損35.6億元。郵政虧損70億元。（注：過勇、胡鞍鋼：《不可低估行政壟斷造成的經濟損失》，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7月13日。）由于壟斷行業上繳的利潤中包括了政府從國有投資中應得的回報、政府給予國有企業的大量補貼以及所得稅返還、減免等優惠，因此，壟斷行業多年來不僅耗散了本行業的巨額租金，而且也耗費了大量國家本應得到的財政收入。
事實表明，壟斷的加強正在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當前，大部分被用于擴充國有經濟的國債投資，實際上是民間資本轉化而來的，這部分投資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當國有經濟的發展加劇了經濟的壟斷時，壟斷部門的尋租活動又必然阻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轉軌過程中，在市場經濟體系已初步確立的情況下，行政壟斷的加強一方面表明國家計劃經濟權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壟斷部門市場經濟利益沖動的加劇，它實際上是這二者的結合。在此情況下，壟斷行業的企業往往通過制定壟斷價格，或依仗其壟斷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種費用，最大限度地謀求本單位的經濟利益，尋找并耗散其壟斷租金。據2001年11月末的統計數字，國有企業贏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業大戶，其中，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海油、國家電力公司五家企業的贏利合計占重點企業贏利總額的58％。（注：楊繼繩：《凱思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有人擔心，在當前的情況下，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國經濟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者的弊端。這種擔心或許不是沒有道理的。
其二，過分倚重財政擴張強化了轉軌時期中金融市場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貸資金進一步集中流向國有部門。
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神經中樞。在新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進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國家已逐漸擺脫在刺激經濟增長中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倚重，轉而著重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在實行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后.也較好地處理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兩大基本經濟關系，從而使宏觀經濟管理逐漸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轉為政府通過市場中介而進行的間接調控。在此情況下，提高金融調節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應是實現市場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在國債投資日增、財政亦字擴大和銀行不良貸款數額巨大的情況下，金融風險的積累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加之人們對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戀，因而在金融運作方式和監管方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強化。（1）金融發展出現了某種縱向一體化的傾向。例如，貸款權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國債投資擴大信貸發放的同時，信貸也明顯向國家銀行集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明顯上升。該年1～11月，國家銀行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達78.5％，比上年同期高7.7個百分點，為近4年來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銀行的合并，關閉產權交易中心，取消場外交易等等。（2）經濟啟動主要依靠增發國債和銀行的間接融資，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視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強化，中小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為了刺激投資，1998年在不到9個月時間里連續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并放寬了利率浮動的幅度。三次下調利率使貸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個百分點，由此減輕企業（主要是國有大企業）利息支出600億元以上，降低國債利息負擔300億～400億元。然而，對利率浮動的規定卻對中小企業存在明顯的歧視，即規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對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現行的10％擴大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變。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現行的40％擴大為50％。（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中國貨幣政策分析》，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頁。）很顯然，關于利率浮動幅度的規定對中小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的融資是不利的。與此同時，民間金融仍基本上處于非法地位，這更使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強和金融政策的進一步傾斜使信貸資金更加集中投向國有部門，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的壟斷地位。
3.擴張性財政政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隱患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僅強化了國家的行政壟斷，導致了某些方面舊體制因素的復歸，而且也給正常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隱患。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導致財政赤字的迅速膨脹。1997年，我國的財政赤字為582.42億元。而在1998～2001年期間，各年的財政赤字則分別達到922.23億元、1743.59億元、2491.27億元和2598億元，年增長率分別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財政赤字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財政預算赤字更達3098億元，比上年增長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國際警戒線。（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
由于國債資金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過長的回收周期和過低的投資收益率導致短期內難以獲得投資收益，這就往往導致借新債還舊債的情況，使國債規模越來越大。2000年底，我國內債余額已達13000億元人民幣，外債余額達1500億美元，內外債共計25000億元人民幣。2001年和2002年，債務余額進一步增加。（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數字尚不包括大量隱性債務，而這種隱性債務確實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級政府拖欠的公務員工資和養老保險欠款，以及國家糧食經營虧損掛賬，等等。（2）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財政通過各種不規范的方法舉借的債務（估計有1000億元人民幣）。（3）國有銀行剝離出的1.4萬億元不良債權，經處理后，樂觀估計能收回4000萬億元，損失的1萬億元將最終由國家財政承擔。因此，我國的實際債務余額比公布的顯性債務余額大得多。2002年3月，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回答與會者的提問時表示，當年我國的債務余額為8000多億元，只占GDP的18％。顯然，這里指的只是顯性債務，如果加上隱性債務，比例將高得多。據樓繼偉透露，到2002年，我國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在內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世界銀行曾估計是50％～70％，比較樂觀的估計是40％～50％，而比較悲觀的估計則達70％～100％。國外的經驗數據表明，積累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一般不應超過60％，我國的債務余額顯然已突破了國際警戒線。
更為嚴重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財政支出的擴大，特別是國債的增加。2000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當年GDP的比例為36.81％，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8.63％。到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增長到38.43％，而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則高達65％。這表明，GDP的增長主要是靠投資特別是國債投資推動的。中經網2002年8月2日刊載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總需求即名義GDP的增長率為6.3％，其中實際增長7.7％，價格下降1.3％。而財政支出增長率為19.8％，財政赤字增長率達62.4％（因債務利息支出記賬方式的改變，這里的財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長率略有高估）。很顯然，以每年近20％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60％多的財政赤字增長率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肯定不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
還應指出的是，隨著國債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國債的金融機構積聚的風險更是不斷增大。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機構持有的國債9367億元（不含財政對商業銀行發行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比上年增加1022億元，增長12.2％，占國債市場總量的比重達56.7％，較上年末上升3.3個百分點，占其資金總運用量的比重為5.5％，比上年末上升0.3個百分點。在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成為國債市場上最主要投資人的情況下，存貸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壓縮商業銀行的贏利空間，對其經營狀況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在國債品種、期限趨同的情況下，一旦風險突現，變現遭遇困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幾點啟示
1.擴張性財政政策所引起的國家作為投資主體地位的加強，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下宏觀經濟運行方式的復歸。因為，這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預算軟約束在新時期的一種表現，它仍源于政府與國有部門的特殊的產權關系，是新時期國家以財政資金推動國有經濟繼續發展的一種形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資金直接來源于財政撥款，這是預算軟約束的典型表現。在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后，國有企業的資金來自國有銀行的貸款。當國有企業無力還貸時，其損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因此，預算約束依然是軟的。而當企業競相爭奪銀行貸款造成信用膨脹并引起經濟過熱（如我國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情況）時，國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銀行貸款在內的強制性的緊縮措施。然而，國有經濟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積累機制獲得發展。為了保持必要的經濟增長率，以緩解巨大的就業壓力，啟用赤字財政政策成了難以避免的選擇。國債投資無論用于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改革成本的支付，還是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都是國家財政對國有經濟的輸血。但是，赤字財政政策不可能無限制使用，當它難以為繼時，經濟震蕩就會到來，大起大落的所謂“計劃周期”也有可能重現。這是必須高度警惕和極力避免的。
第9篇：新經濟政策弊端范文
關鍵詞：二元經濟 農業剩余 經濟發展
一、理論淵源
劉易斯(Lewis)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是由兩個不同的經濟部門組成：一是維持生計部門，二是資本主義部門。維持生計部門比現代部門要龐大得多，吸收大量的就業，同時存在隱蔽失業；勞動生產率很低，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甚至為負數；工資不是由農民的邊際生產力決定，而是由維持傳統部門勞動者生活的最低水平決定的。資本主義部門十分弱小，從業人數少；勞動生產率要比維持生計部門高得多，能夠創造利潤，形成剩余；由于維持生計部門存在無限的勞動力供給，現代部門的工資水平能夠長期保持不變。在此基礎上，劉易斯認為經濟發展的動力在于城市工業部門，因此，要實現經濟發展，就要擴大城市工業部門，而城市工業部門的擴大依靠于資本積累。由于農業部門存在大量的隱蔽失業人口，可以為城市工業部門擴張提供所需的勞動力；加之工資受供求關系影響而長期保持低水平，這就使城市現代化工業部門獲得高利潤。而這些高利潤再投資，又能從農村吸收更多的勞動力，因此，經濟發展的關鍵就是工業發展的規模與速度。
很顯然，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過分強調工業部門的重要性，忽視了農業部門的作用，把農業部門僅看作為農產品和剩余勞動力的提供者；二是對現代部門的積累――投資――就業擴大之間的聯系看得過分簡單，忽視了現代部門投資的技術傾向。而實際情況是，隨著資本積累的擴大，現代部門越來越傾向于采用資本密集型的技術，現代工業部門雖然擴大了，但就業機會卻增加很少甚至不增加；三是二元經濟模型是假設過剩勞動力只存在于農業部門，在城市則不存在失業，而現實的情況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同樣存在嚴重的失業問題。
費景漢(Fei)和拉尼斯(Ranis)認為，劉易斯沒有重視農業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的重要性，忽視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而出現剩余產品是農業勞動力向工業部門流動的先決條件。針對劉易斯理論的缺陷，費景漢和拉尼斯在《勞力剩余經濟的發展》中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補充和發展，被稱之為費景漢一拉尼斯模型。費一拉模型認為劉易斯只考察了農業存在過剩勞動力的經濟發展第一階段，即農業邊際生產率等于零，農業勞動力無限供給這一階段，因而是不全面的。針對這一弊端，費一拉模型認為勞動力轉移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農業邊際生產率等于零或接近零，傳統農業部門存在大量的顯性失業人口，勞動力的供給彈性無限大，勞動力從傳統部門轉入工業部門后，不會出現糧食短缺問題，因而勞動力轉移不會受到阻礙。第二階段，農業部門邊際生產率提高，其值介于零和不變制度工資之間，農業部門存在隱蔽性失業人口。此時，因為農業邊際生產率為正值，當農業勞動力轉移后，農業總產品就會減少，平均農業剩余低于不變制度工資，提供給工業部門的農業產品就不足以按制度工資來供養工業勞動者，引起農產品價格上漲，導致工業部門工資上升，勞動力需求相對減少，利潤下降，工業擴張減速甚至停滯，因而勞動力轉移將會受到阻礙。第三階段，農業部門已不存在剩余勞動力，農業邊際生產率高于不變制度工資水平，農業部門商業化，農業勞動者的收入水平不再取決于制度工資，而由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和市場共同決定。此時，農業與工業兩部門平衡發展。
費一拉模型指出提高農業生產率以獲取更多的農業剩余是經濟發展的關鍵，為了避免勞動力轉移的停頓，必須使農業生產率與工業生產率保持同步增長，以使農業和工業兩個部門平衡發展。費一拉模型是對劉易斯模型的重大發展，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更加接近發展中國家現實的理論描述。首先，該理論不僅把農業看作為工業提供所需的廉價勞動力，而且同時看作為工業提供農業剩余。這個觀點糾正了劉易斯模型忽視農業部門發展和整個經濟中的糧食供給問題，是對劉易斯模型的最重要的改進。其次，費一拉模型不僅指出農業部門技術進步是解決糧食短缺的根本途徑，而且指出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之間的平衡發展是實現結構轉變的關鍵因素。最后，費一拉模型系統研究了技術進步類型對工業部門就業增長的影響，提出發展中國家應注重引進和鼓勵具有勞動使用密集偏向的技術創新的政策建議，對發展中國家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當然，該模型也存在著一些缺陷和不足：一是沒有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失業問題。二是沒有考慮到現代工業部門發展中來自有效需求方面的約束，將創造生產能力(而不是需求)看成是經濟發展的前提。
二、中國的現實情況
中國屬于典型的二元經濟，自建國以來一直致力于通過工業化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尤其是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加快了工業化進程，期冀能夠按照二元經濟理論的路徑實現勞動力轉移和經濟發展的目的，但是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出現了工業產能過剩與農業剩余不足并存、高資本積累率與城鄉失業并存、投資過度與消費需求不足并存等現象，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和結構調整的瓶頸。
(一)工業產能過剩與農業剩余不足并存
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依托廉價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的優勢，并以開放國內市場為代價，將國際產業資本引入國內，逐步填補并豐富了國內產業，使工業品供給逐漸走出短缺，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尤其在近幾年持續高漲的投資推動下，部分行業已經出現嚴重過剩的局面。
以生產資料為例，2008年，我國粗鋼產能6.6億噸，需求僅5億噸左右，約1／4的鋼鐵及制成品依賴國際市場。水泥產能18.7億噸，市場需求僅為16億噸。目前在建水泥生產線418條，產能6.2億噸，另外還有已核準尚未開工的生產線147條，產能2.1億噸。這些產能全部建成后，水泥產能將達到27億噸，產能將嚴重過剩。平板玻璃產能6.5億重箱，產量5.74億重箱，約占全球產量的50％。2009年上半年新投產13條生產線，新增產能4,848萬重箱，目前各地還有30余條在建和擬建浮法玻璃生產線，平板玻璃產能將超過8億重箱，產能明顯過剩。煤化工產能過剩30％。多晶硅產能2萬噸，產量4,000噸左右，在建產能約8萬噸，產能已明顯過剩。此外，風電設備、電解鋁、造船、
大豆壓榨等行業產能過剩矛盾也十分突出。
再以消費品為例，據商務部對全國600種主要消費品的市場供求狀況調查數據，2008年上半年在600種主要消費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有491種，占81.8％；供過于求的消費品有101種，占16.8％，主要集中在電器、體育娛樂用品、五金工具、鞋帽等領域；供應偏緊的為：豬肉、牛肉、羊肉、大豆、豆油、菜籽油、花生油和鮮奶等8個品種的農產品。
與此同時，農業發展卻因支持力度弱、農業生產收益低等多重原因導致了農產品供給不足的現象。2004年以來，我國農產品進口大幅增長，出現了嚴重的貿易逆差。2004-2008年間，我國的農產品進口從280.3億美元增至586.6億美元，增長了109％。2003年，農產品貿易順差還有25億美元，到2004年則出現了嚴重的逆差，逆差額高達46億美元。農產品供給不足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從2004年起，連續五年以“中央一號”文件的形式強調農業的重要性，要求各地抓好農業發展，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下，從2005年開始，農業生產雖有所增長，農產品出口增幅明顯高于進口增幅，貿易逆差開始減少，2006年逆差僅6.7億美元，但2007年后，農產品貿易逆差再次迅速擴大，2007年、2008年逆差分別達40.8億美元和181.6億美元。
以糧食、食用植物油、棉花、糖料等主要農產品的進出口為例，2004-2008年間，糧食進口量從2,998萬噸擴大到4,131萬噸，5年進口累計16,838萬噸，出口累計3,875萬噸，凈進口達12,963萬噸，進口總量是出口總量的4.3倍。食用植物油進口量從676萬噸擴大到817萬噸，進口累計3,623萬噸，出口累計110.4萬噸，凈進口達3,512.6萬噸，進口總量是出口總量的33倍。棉花進口量從191萬噸攀升至211萬噸，進口累計1,269萬噸，出口累計6.4萬噸，凈進口累計1,262.6萬噸，進口總量是出口總量的198倍。糖料累計進口594萬噸，累計出口77萬噸，凈進口517萬噸，進口總量是出口總量的7.7倍。通過分析主要農產品的進出口狀況，可以發現我國的農產品供給并不充足，在國際貿易中主要是需求方，需要依靠進口彌補國內的消費缺口，農業剩余還不足以支撐過度工業化。我們一方面需要加大出口來緩解國內過剩的產能，另一方面卻要高價進口工業發展所需的原材料和農產品，國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受到極大的損害。
(二)高資本積累率與城鄉失業并存
二元經濟模型假定現代部門的就業創造速度與現代部門的資本積累成比例，資本積累速度越快，現代部門的增長率越高，創造新職位的速度也越快。但是，如果資本投資于勞動節約型的項目，則并不會帶來相應的就業增加。
在我國的工業化過程中，隨著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投入增長率遠遠超過就業增長率。資本密集程度的迅速提高，使工業部門吸收新增勞動力的能力隨之減弱。2003-2008年間，中國的資本形成率從41％提升至43.5％，對第二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從5,701.7億元增長至7,6961.3億元，5年間增長了1,250％，而第二產業的就業人數僅從16,077萬人增長至21,109萬人，5年間僅增長31％。很顯然，對工業投資的增長難以帶動相應的就業增長，而且目前的工業品供給已經過剩，國內市場難以消化過剩產能，這對企業擴張形成了約束。
此外，二元經濟模型是假設勞動力過剩只存在于農村地區，在城市則不存在失業。在我國，城市與農村失業并存。2003-2008年，城鎮登記失業人員保持在800多萬，如果加上未就業的大學生及未登記的失業人員，失業率肯定高于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4％，城市就業壓力相當大。在農村，由于從事農業生產的收益低，大量的農業勞動力以剩余形式表現出來，不僅造成農村地區就業崗位的損失，而且形成了城市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以糧食進口為例，2004-2008年，我國糧食凈進口分別為2,484、2,145、2,463、2,119、3,752萬噸，按2005年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生產的糧食為1,598公斤計算，每年損失的就業崗位分別為1,554、1,342、1,541、1,326、2,348萬個。對于一個勞動力資源充足、國內就業壓力大的國家而言，大量進口糧食實質上是在輸出就業機會，加劇國內的就業壓力。
(三)投資過度與消費需求不足并存
二元經濟理論將創造生產能力視為經濟發展的前提，在工業化尚未完成之前，需求不構成經濟發展的約束，這顯然與中國經濟發展高度依賴投資、消費需求不足的現狀相悖。
中國的經濟增長一直對投資有高度的依賴性，經濟增長速度快的年份往往是由大規模的投資驅動。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已陷入投資過度與消費不足并存的困境。2001-200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平均增速為23％、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平均增速為14％，投資增速比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增速快了9個百分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快于消費品零售額增長反映到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構成上就是資本形成率越來越高，最終消費率則逐漸趨于下降。2001-2008年，我國的資本形成率從36.5％上升至43.5％，最終消費率則從61.4％下降至48.6％。
以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來看，2001年，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均為50％，到2008年，投資需求貢獻率上升為68.4％，而消費需求貢獻率則下降為37.7％。以兩大需求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來看，2001-2008年，投資需求平均拉動經濟增長5個百分點，同期，消費需求均拉動經濟增長4個百分點，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大于消費需求。
中國目前這樣的投資一消費比例關系已經成為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的障礙，經濟增長的內生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往往需要投資的推動，而投資主導的經濟終將導致過剩局面的出現，使得中國未來經濟發展面臨嚴重的消費需求約束。
三、農業剩余不足條件下工業化對國民經濟的危害
(一)國家利益受損
在當前工業品過剩與農業剩余不足的背景下，中國的國家利益受到極大損害。我們知道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依靠大量的生產要素投入來實現的，為了維持經濟高速增長，就必須以低廉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價格為保障，當國內的資源供給無法滿足工業生產的需求時，只能依靠進口，結果就是高價進口國外的自然資源和長期壓低國內人
力資源的價格，以確保中國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價格優勢。
以鐵礦石進口為例，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2007年，我國共進口鐵礦砂3.8億噸，價值337.8億美元，分別比2006年增長17.5％和61.5％。2008年我國進口鐵礦砂4.4億噸，價值605.3億美元，分別比上年增長15.9％和79.1％。價值的增長遠遠高于數量的增加，即使考慮到人民幣升值可以抵消一部分價格的上漲，但也遠遠無法消除進口價格上升帶來的成本增加。另據估算力拓通過不正當手段使中國鋼鐵企業因鐵礦石漲價多付出7,000億元人民幣(折合1,020億美元)的沉重代價，相當于澳洲10％的GDP。
再以石油進口為例，2007年我國進口原油1.63億噸，價值797.6億美元，與上年相比分別增長12.4％和20.1％；進口成品油3,380萬噸，比上年下降7.1％，價值164.3億美元，增長5.7％。2008年中國進口原油1.7888億噸，比上年增長9.6％，價值1,29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62％；進口成品油3,885萬噸，比上年增長15％，價值30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82.7％。據lEA粗略估算，石油價格每上升1美元／桶，在目前的進口水平上中國將多支付6億美元。
資源產品進口量值的持續上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沖擊也越來越大。原因在于長期以來我國的工業化發展已經產生了路徑依賴，由于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尚未充分發揮，所以只有保持較快的投資和出口增速，才能實現經濟快速增長，才能緩解國內嚴重的就業壓力。一旦投資和出口增速下滑，經濟增速就會下滑，失業也會增加，無奈之下只能通過補貼和壓低勞動力的工資來維持出口產品的價格優勢。
為了化解原材料進口價格上漲壓力，保持出口產品的價格優勢，財政部宣布2008年8月1日起，將部分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率由11％提高到13％，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到11％。11月1日起，適當提高勞動密集型、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稅率，涉及3,486項商品，約占海關稅則中全部商品總數的25.8％。從12月1日起，提高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機電產品和其他受影響較大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涉及3,770項產品，約占全部出口產品的27.9％。預計涉及出口退稅額438億元。
與此同時，農民工工資卻有所下降，據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調查報告，2008年下半年以來受金融危機影響而減少的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數量約540萬人，同時，外出就業勞動力下半年的月工資水平僅為1,064元，比上半年減少14.2％。與2008年上半年相比，下半年工業行業就業的農村外出勞動力工資月平均減少了209元，減幅達17.0％。而下半年中部地區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的月平均工資減少369元，降低28.7％。
以財政補貼和壓低勞動力的工資為代價，中國實現了出口增長，并換回了我們已經不再短缺的外匯，這些外匯根本不具有保值性，而且時刻面臨貶值的風險，尤其在當前國際經濟環境動蕩不安的形勢下，2.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只是加大了國內貨幣供給量，增加了駕馭宏觀經濟運行的難度，除此之外，既沒有增加國家利益，也沒有增進全民福利，反而通過國際貿易使國家利益流失到國外。
(二)經濟發展缺乏自主性
在農業剩余不足條件下工業化會使本國經濟發展缺乏自主性。因為在國內市場不足以消化過剩工業品之時，只能依賴國際市場，而國際市場的動蕩使得經濟發展缺乏自主性。
2000-2007年，我國的外貿依存度由39.6％提高到63％，貿易順差由241.1億美元擴大到2,618.3億美元，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由12.5％提高到19.7％，拉動經濟增長從1個百分點提高到2.3個百分點。外貿依存度的提高一方面反映了我國的經濟開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國際市場波動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影響。
2007年美國的金融危機使中國的出口導向型企業面臨嚴峻挑戰，全球經濟衰退引起的外需減少已經造成我國出口導向型企業停產減員、甚至倒閉的現象。據香港貿發局統計，2007年廣東地區倒閉的企業超過萬家。2008年，全國約有10萬余家中小企業倒閉，廣東省在2008年1-9月份內有5萬多家企業關閉。我國月度出口增長率從2007年2月的51.7％下降至2007年12月的21.7％。2008年，全國工業生產增速明顯回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2.9％，增幅比上年回落5.6個百分點，比2003-2007年平均增速低4.1個百分點。
2008年上半年，當國內還在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物價上漲轉變為全面的通貨膨脹而執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時，美國的金融危機在進一步蔓延，下半年我們卻不得不執行保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政府增加了4萬億的投資計劃，貨幣政策也從緊縮走向適度寬松。中國經濟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受到極大挑戰。我們知道在固定匯率條件下，資本自由流動，很難保證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三)經濟發展缺乏可持續性
市場化改革以來經濟發展產生的慣性延續至今使得國內的經濟發展陷入兩難境地，如果摒棄傳統的工業化模式，經濟增長難以保證，而且短期內勢必會造成大量的失業，影響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如果繼續秉持傳統的發展模式，中國的資源供給將難以為繼，最終將因積重難返而陷入深淵。2003-2008年，中國的GDP平均增速為10.5％，而能源消費增速平均為10.6％；電力消費增速平均為13.2％；粗鋼表觀消費增速平均為14％。很顯然，中國的經濟增長建立在大量的資源和能源消耗基礎之上，屬于典型的粗放型增長模式。
近幾年，中國GDP總量占世界的比重約為6％，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5％左右；鋼消費量占世界的30％左右；水泥消耗占世界的54％左右。目前，我國已成為煤炭、鋼鐵、銅等重要資源的世界第一消費大國，石油和電力的世界第二消費大國。不僅如此，我國的能源、資源利用效率還很低，萬元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萬元GDP用水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倍。而同時，中國卻是人均資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國家，水資源為世界人均水平的28％，耕地為32％，石油、天然氣等重要礦產資源的人均儲量僅分別相當于世界人均水平的7.69％、7.05％。
為了實現經濟快速增長，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不斷提速，大量農業用地被轉化為工業用地。1996年，國家歷時十多年、耗資十多億，摸清的全國耕地面積數量為19.51億畝，但到了2008年，全國耕地面
積已降為18.26億畝，13年間凈減少1.25億畝。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使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面臨嚴重的資源約束，而且將面臨嚴峻的農業剩余不足的考驗。
(四)產業升級困難
市場經濟以來，中國的工業化是以國際產業轉移與本國廉價勞動力結合的方式推進，并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參與國際分工，但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延續至今已出現了主導產業低端化的現象，也就是我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陷入了“比較優勢陷阱”，主導產業被固化在國際分工中的低端，難以實現產業結構升級。
“十四”大以后，中國的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外資的大規模進入對中國出口導向型企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并使中國經濟發展逐漸呈現外向型特征。1993年，全國出口總計917.4億美元，外資企業出口252.4億美元，其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27.5％，到2007年港澳臺和外資企業的出口占到全部出貨值的70.6％。這一時期，出口導向型企業的發展使得出口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迅速提高，從1993年的15.3％上升至2007年的37.4％，中國的外向型經濟特征已經相當明顯。但是，在我國的外向型經濟中，兩頭在外的加工出口產品占了相當大的比重。2007年的出口產品中，加工貿易所占的比重達到50％以上，加工貿易利用的主要是我國在生產要素上的比較優勢，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生產過程的技術含量低，單位產品所提供的附加值也比較低。目前，機電產品出口雖占據我國外貿出口的半壁江山，但許多產品的主要核心技術仍掌握在國外廠家手中，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國只是外國公司低成本的制造基地。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企業的大量存在已經使中國深陷國際分工的低端，不利于國內的技術創新，也無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與提升。
四、農業剩余不足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思路
在農業剩余不足條件下探尋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之道需要客觀正確認識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長期性；調整經濟發展模式；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改變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需的局面，強化經濟發展的自主性。
(一)客觀認識二元結構轉換的長期性
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是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二元經濟理論對結構轉換持樂觀態度，認為通過加快現代部門的，就可以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從而實現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換。其實不然，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特征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就已顯現，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100年來都沒有根本性的改觀。19世紀80年代，中國國民總產值中，農業所占的比重為66.79％，非農業所占的比重為33.21％。到1978年，我國的產業結構為28.2：47.9：23.9，雖然農業產值所占比重有很大程度的下降，但從就業結構的角度看，70.5：17.3：12.2的就業結構顯示出我國仍屬于農業國家。
在改革的進程中，雖然在不斷地在優化經濟結構，努力使工農業能夠協調發展，但近30年的改革并未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二元經濟特征，到2008年，三次產業產值比例為11.3：48.6：40.1，與1978年28.2：47.9：23.9相比，結構有所改善。但從就業結構來看，2008年，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為39.6：27.2：33.2與1978年的70.5：17.3：12.2相比，就業結構轉換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轉換，也就是說，單純依靠發展城市現代工業很難實現二元結構轉化的根本性目標。從改革持續的時間與取得的成效看，30年的改革，工業部門的發展只提高了10個百分點的就業比重。考慮到中國每年不斷新增的勞動力需要在非農領域就業，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還有很長的路需要走，二元經濟結構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延續。
(二)轉換經濟發展模式
不同的時代，造就了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時代的變革，要求經濟發展模式做出相應的調整。建國之初，面對國際封鎖與當時的資本約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確立公有制經濟的市場主體地位、通過不合理的工農產品比價體系為重工業發展提供資本積累，形成以國有大型工業企業為支撐的經濟增長模式是最優的選擇。當秉持這一模式至人民生活因之受損之時，模式的調整是大勢所趨，同時也是人心所向。處于轉軌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在摸索中前行，由于缺乏目標模式，只能對原有模式糾偏，著重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卻難以形成具有時代特點的經濟發展模式。當我們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時，國外過剩的產業資本與中國廉價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的結合必然造就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當這一模式發展到中國的資源環境難以承受，經濟增長的對外依賴性高度增強，國家對宏觀經濟運行的駕馭能力減弱之時，就必須選擇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工業化發展的中期，沿襲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顯然不能實現持久永續的發展。經濟發展模式的調整優化需要經濟體制、資源配置方式、市場主體、主導產業、經濟增長方式、收入分配方式和調控方式等因素的協調與配合。中國新經濟發展模式的構建需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化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形成充分競爭的混合所有制市場主體，經濟增長以國內消費需求為主、投資需求為輔，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產業結構合理，市場決定初次分配、國家調控二次分配的收入分配方式和國家采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機抉擇調控宏觀經濟運行。
(三)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
經濟全球化有利于落后國家的經濟崛起，但鮮有通過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成功實現趕超的例證。全球化最大的機遇是創造了相互依存的經濟；最大的風險是被固化在國際分工的低端，難以走出困境。當前，中國的產業發展已經出現了農業滯后、工業過度外向；農產品供給不足與工業品供給過剩的局面。
中國的大國地位決定了其產業發展不能失衡，更不能過度外向化。要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首先需要政府加大對農業發展的支持力度，保障國內農產品供給。因為保障農業的基礎地位是實現工業化的基礎，“沒有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工業的發展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取得了成功，也會產生國內經濟的嚴重不平衡，從而使得廣泛的貧困、不平等和失業問題更加尖銳、更加突出”。1993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規定國家財政每年對農業總投入的增長幅度應高于國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但是，實際執行情況出入很大。1994-2007年的14年間，只有1994、1996、1998、2004和2006年國家財政對農業總投入的增長幅度高于國
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其他年份國家財政對農業總投入的增長幅度均低于其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這顯然有悖于《農業法》的規定。如果嚴格按照《農業法》的規，2000、2001、2002、2003、2005、2007年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投入還應至少增加38.9、49.4、100.2、61.8、352、796.4億元。
其次，要降低對出口導向型企業的出口退稅，減輕對外依賴性。我國目前大量的出口產品都享受了出口退稅的優惠政策，在當前貿易順差不斷累積的背景下，降低出口退稅率可以使得一批利潤率極低而完全依靠低勞動成本從事低附加值加工生產的中小企業退出市場，迫使企業進行高附加值產品加工和生產，加強自主創新，實現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目標。
同時，積極創造有利于科技創新型企業成長的環境，從注冊資本、稅收、貸款貼息方面給予優惠，使中國逐步擺脫以低端制造業為主的產業格局，實現主導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
(四)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
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離不開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斷增加。中國自市場化改革以來，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卻呈現出政府所得不斷增加，居民所得持續下降的趨勢。1993-2006年間，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所得占比從68％下降到56.5％；政府所得占比從19.4％上升到24.2％；企業所得占從13％上升到17.5％。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成的條件下，政府所得份額不斷增大，必然直接或間接地推動投資高增長；企業所得的增長也會進一步增加投資和擴大再生產；居民所得的降低則是減少消費，導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低。
在國民收入再分配領域，對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物品的投入不足則進一步抑制了居民消費，擴大政府消費。1993-2008年間，居民消費所占比重已從74.9％下降至72.7％，而政府消費占比則從25.1％上升至27.3％。
為了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需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領域，要建立財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協調增長的機制，通過國民收入分配適度向居民傾斜和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來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在國民收入再分配領域，要加大對公共物品的投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使每個勞動者都能平等地獲得養老和醫療保險，免除其后顧之憂，改善其消費預期。
(五)強化經濟發展的自主性
我們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在資本短缺年代曾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但目前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決定了我們必須對出口導向型戰略做出調整。
當前，為應對經濟危機，世界各國都加大了貿易保護力度。中國產品出口正在面對名目繁多的技術壁壘，同時也不斷遭到美國和歐盟的反補貼、反傾銷調查，出口面臨嚴峻考驗。繼續堅持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勢必會加大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摩擦。另外，當前我國2萬多億的外匯儲備已經加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吸引熱錢不斷流入，如果繼續保持貿易順差，只會加劇國內流動性過剩，增加國家駕馭宏觀經濟運行的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