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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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公共管理 國有企業 社會責任

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由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宏觀經濟體制的轉變必然帶動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國有企業的變遷，引發微觀經濟層次由單位化的經濟組織向市場化的經濟組織的轉型。中國國有企業轉型雖發生在經濟領域，但其根源卻深植于非經濟領域。因此，國有企業轉型問題并不僅僅是個經濟制度的創新問題，它還涉及到公共管理的創新問題。

1.轉型時期國有企業公共性的缺失問題

盡管這些年國有企業在經濟實力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華麗數字的背后，國有企業還有很多必須解決但仍然沒有解決的問題。從國有企業的性質來看，前期的國有企業改革工作只注重國有企業的經濟性，而忽視了國有企業的公共性。與一般企業不同的是，國有企業的國有本質決定了國有企業是具有公共管理職能的公共企業，它不僅需要關注自身經濟目標的實現，更需要關注其非經濟目標的實現；而國有企業非經濟目標主要通過國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來實現。1979年，國有企業在放權讓利試點中，開始實行利潤留成制；1983年，國有企業開始實行以稅代利制度；1986年底，國有企業實行了承包經營責任制；1993年，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階段。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實施顯著提高了國有企業市場化水平，對提高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做出了重大貢獻，但與此同時，在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進程中，面對民營經濟以及跨國公司迅速成長而形成的巨大競爭壓力，國有企業確立了片面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而逐漸放棄了作為公共企業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剛剛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國有企業，既不愿意承擔那些長期以來以國有企業辦社會形式而承擔的社會責任，也沒有在企業內部樹立起承擔其應該承擔的、由企業國有性質決定的社會責任的基本意識。從政府的角度來講，為了從形式上消除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形象，開始實施政企分離的措施，國有企業轉型的過程幾乎成為了公共性喪失的過程。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是按照西方的現代企業制度慣例進行的，就在我國進行企業改革的同時，即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的企業管理正在由“以資為本”逐漸轉向“以人為本”。西方管理學界和眾多企業開始信奉“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即企業不是僅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機構，它也應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考察國有企業的發展歷程，我們更清醒地認識到國有企業發展要受到市場準則和社會責任的雙重約束，過分依賴這兩條原則中的任何一條都會造成嚴重的扭曲。忽視市場準則的企業將逐漸喪失活力，而忽視社會責任的企業又可能導致“資本主義剝削”。事實上，改革以來，國有企業轉型的問題就是不平衡地強調一條原則比另一條更重要。我們今天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認識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如何認識國有企業的公共性缺失問題。

2.國有企業作為公共管理主體的理論依據

從國外最新的公共管理理論發展來看，公共治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體組成的公共行動體系。在公共治理的理論體系中，國有企業被看成是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實現一定社會目標的公共管理主體之一。所謂公共治理理論，是伴隨西方福利國家出現的管理危機和市場與等級制的調解機制發生的危機以及公民社會的不斷發育和眾多社會組織集團的迅速成長而出現的一種新型的公共管理理論。公共治理理論的核心觀點是主張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定共同的目標等途徑，實現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公共治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體組成的公共行動體系，這些公共管理主體不僅包括長期壟斷公共管理主體地位的政府部門，而且還包括諸如私營部門和第三部門等非政府部門的參與者。公共管理的責任邊界具有相當的模糊性，公私界限的模糊既表現為許多民營部門向傳統公共領域的進軍，也表現為公共領域和市場領域的區分已不象以前那樣明顯。

在公共治理的理論體系中，政府并不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因為當代社會的公共管理是一個責任共擔的社會管理系統，國有企業、非贏利組織均參與其中并發揮自己的作用。因此，在肯定政府在公共管理結構中居于最重要主體地位的同時，還需要充分認識到國有企業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任何政府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徳魯克論證了當代政府的有限性和管理對象的特定性，而且也只有有限政府才能實現強力政府和高效政府。在政府改革中，應發揮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的作用，并需要從“政府失敗”、“市場失靈”來思考公共管理各主體之間相互配合的必要性。因此，政府機制存在的失靈現象，決定了公共管理中國有企業回歸的必然性。作為一種新興的公共管理理論范式，公共治理理論必將為國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參與公共管理活動提供重要的理論指導。

3.國有企業作為公共管理主體的實踐依據

從國有企業發展的歷史來看，不論這個國家采取何種經濟體制，也不論這個國家經濟水平高低，國有企業的存在是一個普遍現象。在西方主要國家當中，法國是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比重最高的國家之一。據統計，1990年，法國擁有國家直接控制和國家控股50%以上的國有企業共2268家。在東亞，新加坡主張公共服務提供多元化與合作化，讓更多的非政府組織參加。1974年成立了淡馬錫金融控股公司，100%為財政部全資擁有，代表政府行使國有資產的股權。新西蘭把國有企業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寫進其法律之中。從國際上來看，各國國有企業主要集中于非競爭性的行業，在基礎產業、公用設施等領域占有主導地位。作為非競爭性的國有企業，其主要目標是提供各種社會服務，它們主要活動于非競爭性產業或承擔非競爭性項目。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相比的一個重大區分，那就是國有企業必須更加重視社會責任目標。這幾乎是世界各國國有企業與生俱來的共同特質。從各國國有企業的發展實踐歷程中，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國有企業是政府推行各項社會發展政策的重要手段，是國家發揮經濟職能以彌補市場缺陷、實現社會公平、提供公共產品的重要工具。公共性是國有企業的本質屬性。

政府與企業是社會環境中的兩大主體。理解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動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去調查政府與企業的關系。由于這兩套制度都受到了缺陷和不足的影響，因此，國家政治經濟的成功就依賴于每一方在復興另一方時成為積極伙伴的能力。在提供社會福利性利益、構造消費者保護政策、為廣大工人設定工作場所方面，國有企業起著極其重要且具有建設性的作用。但目前的現狀是，國有企業活動的社會維度并沒有被認為取得了成功。盡管目前國有企業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但多樣化的目標需求，將使未來的國有企業在參與社會活動時，更多地反映出基本價值和公眾的標準。從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系來看，相對于更加嚴密的政府控制來實現社會福利而言，國有企業的相對獨立性提供了更多的好處。過去若干年的改革發展表明，在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沒有一個單一的結合模式能夠對社會問題提供持久的解決方案。隨著時代的變遷，必須奮力對政府與國有企業進行改革和復興，把國有企業納入到公共管理軌道，在現有的行政管理體制下彰顯國有企業社會責任，以使政府和國有企業互為對方的力量之源。

4.企業社會責任：國有企業參與公共管理的實現路徑

從公共管理的意義上來說，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全新的理念。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一個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負責的同時，還需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等的餓社會責任。在國有企業推進市場化的轉型過程中，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在全球悄然興起。20世紀90年代，許多跨國公司相繼建立自己的生產守則，后演變成企業生產守則運動，企業生產守則運動的直接目的是促使企業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2000年7月，“全球契約”正式啟動，它倡導用“共同價值和原則”規范企業活動，在企業社會責任領域開展國際合作。盡管中國的企業以自己的行動方式和表述特點一直承擔著社會責任，但“企業社會責任”的提法更多地被看成是全球化時代一種新的話語。其目的就是要使中國企業能夠在全球化時代與全球對話。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跨國公司生產鏈在中國得到不斷強化和延伸。在后工業社會成長起來的跨國公司越來越重視對中國合作伙伴的社會責任問題。

未來國有企業發展受到市場準則和社會責任的雙重約束。國有企業的改革目標就是使國有企業由市場化的組織走向社會化的組織轉變，由股東至上追求利潤最大化向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追求企業社會責任轉變。新的國有企業改革的意義在于，當國有企業的經濟責任投資完成后，生產經營者必須進行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投資。所謂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投資，不是一個數量概念，而是一個結構概念，既它通過調整分配模式、平衡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而實現，從而在社會結構層面提升整個社會的收入水平、縮小社會收入差距，促進社會結構的穩定。社會責任投資是能夠同時實現雙重目的，為投資者帶來利益，并促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從而改變社會。這種包含贏利追求和社會發展追求的全新投資價值觀，不僅使國有企業參與了公共管理，給人類帶來了積極的結果，也決定了其生命力和重要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1]丁煌：《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論精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2]劉俊海：《公司的社會責任》，法律出版社,1999年。

[3]葉保強、陳志輝：《商亦有道》，中華書局,1999年。

[4]臧躍茹，劉泉紅：對深化中央國有企業改革思路的探討2008-02-25中國經濟信息網。

[5]科斯：《企業的性質》，三聯書店,2000年。

第2篇：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自然壟斷行業;政府管制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識碼:A

一、我國自然壟斷行業現狀

(一)我國自然壟斷行業概況。傳統的自然壟斷理論認為,自然壟斷產業主要是指具有顯著規模經濟的產業,即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企業產品或者服務的平均成本出現持續下降的趨勢。這時某種產品或服務全部由一家壟斷企業來提供,社會成本最小,資源配置效率最優。現代自然壟斷理論在規模經濟的基礎上引入了范圍經濟這一概念,認為面對多用戶的多種需求,由一家壟斷企業來提品或服務時的成本要比單獨生產時低。

我國的自然壟斷行業帶有濃厚的行政壟斷色彩。有舊體制遺留下來的問題,也有轉軌過程中形成的。改革之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幾乎所有的行業,從市場準入、原材料供給到產量和價格的決定都由政府直接規定。經過20多年的改革,政府取消或放松了對一些產業的管制,一些政府行政主管部門或壟斷企業既是“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傳統框架有了較大改變,競爭的局面逐漸形成,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目前,壟斷主要集中于少數網絡產業,就是在產品或服務的生產、傳輸、分銷和用戶消費等環節具有很強的垂直關系,生產廠商必須借助于傳輸網絡才能將產品或服務傳遞給用戶,用戶也必須借助于傳輸網絡才能使用廠商生產的產品或服務的產業,具體包括鐵路、電力、電信、供水、供氣等產業。在體制上,改革開放以前,我國一直將網絡產業視為公益性事業。與長期以來的中央計劃體制相適應,網絡產業采取的是國有企業垂直一體化壟斷經營和低價格、高財政補貼的機制,價格基本不受供求關系和成本變動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網絡產業這一傳統體制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減少或取消財政補貼,實行以個別成本為基礎的定價制度。通過機構改革,撤銷了許多行業主管機構,將調控的職能交給國家宏觀經濟管理部門。自然壟斷行業逐步與政府脫鉤,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我國自然壟斷行業政企不分的傳統框架有了較大改變,主要體現在電信、電力產業,改革滯后的鐵路運輸業也在積極探索“政企分離”、“網運分離”的途徑。

(二)我國自然壟斷行業的主要特點。我國自然壟斷行業具有自然壟斷的一般特征和特點,如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大量沉沒成本、普遍服務性,但由于我國正處于轉型經濟和不完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中,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自然壟斷行業擁有諸多自身特點。

1、自然壟斷行業大都是基礎產業。這些基礎產業均為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的行業,如冶金、汽車、公共交通、供水、供氣、供電、通訊等。這些行業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國民經濟的支柱。這些行業的發展狀況直接關系到我國整體經濟大局,關系到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關系到重大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具有戰略性意義。

2、自然壟斷與行政壟斷交織。行政壟斷是指各級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或其授權的單位,憑借行政權力扶持或培植一定范圍的經營者,使之限制競爭從而形成壟斷的狀態和行為。行政壟斷與自然壟斷的根本區別在于自然壟斷行業不是通過政府管制人為地阻止其他廠商進入市場而形成的。西方國家的自然壟斷是市場競爭過程中形成的經營性壟斷,即成本條件導致市場不完全性,從而產生不完全競爭。我國是行政體制與行政權力形成的壟斷,是由政府某一部門單獨經營而形成的。政府統一制定基礎設施產業的發展規劃,出資建設基礎設施項目,項目建成后由政府擁有的國有企業負責經營,是一種高度政企合一的政府壟斷管理體制。

3、自然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改革滯后。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主要集中在競爭性領域,而自然壟斷部門的國企改革卻比較緩慢。首先,國有企業改革的廣度和深度不夠。與電信、電力、民航產業政企關系的變革相比,鐵路運輸產業和自來水、供氣等城市公用事業政企分離的步伐相對遲緩;其次,對國有企業的監管體制改革滯后。從我國自然壟斷行業改革的現狀看,還沒有解決好與市場化改革相適應的監管體制改革問題,監管缺位和政府職能越位同時存在;最后,自然壟斷行業國有企業治理結構還有待完善。目前,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沒有設立董事會、決策層、執行層、監督層的層級以及國有企業的權責關系不夠明確,大力深化自然壟斷部門國企改革已經成為改革的重點和熱點。

二、我國自然壟斷行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自然壟斷行業的存在導致社會福利損失。自然壟斷作為壟斷的一種形式,存在著低效率和福利損失。相對于效率最高的完全競爭廠商而言,當廠商利潤最大時,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等于市場價格。而對于自然壟斷廠商而言,當廠商利潤最大時,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但是小于市場價格。因此,在自然壟斷條件下,消費者消費額外一單位產品所獲得的邊際利益超過了廠商的邊際成本,也就是說從社會利益的角度來看,壟斷廠商利潤最大產出量過低,不是與社會利益一致的最優產出量,這種不一致性帶來了低效率。由于自然壟斷廠商是市場價格的制定者,可以實行各種各樣的壟斷價格,如價格歧視、搭配售賣等,并在滿足政府強制性標準條件下盡可能降低產品或服務的質量。在自然壟斷的市場結構中,消費者沒有選擇其他賣主的權力,因而不得不購買壟斷企業提供的高價低質的產品或服務,由此遭受了福利損失。消費者福利的減少,其中一部分轉移給了生產者,這部分相當于財富的重新分配;另一部分則是無謂的損失,即完全由于壟斷廠商限制產量和抬高價格所造成的社會性損失。

(二)政府型自然壟斷的角色沖突和影響。由于政府直接投資、建設形成的基礎設施是公共資產的一部分,政府對其擁有的企業在監督管理上存在著嚴重的角色沖突。政府扮演著三重角色:一是作為一般社會管理者的角色;二是作為市場管制者的角色;三是作為企業所有者或生產者的角色。一方面政府要負責看管、監護、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甚至要保證公共資產一定的投資收益;另一方面政府要代表公眾的利益。從公眾利益角度出發,政府又要求企業承擔政府的普遍服務職能,實現社會目標。政府在對企業的管理上處于兩難處境,需要在企業利益和公眾利益之間進行平衡。如果政府過度偏重于公眾利益目標,往往采取低價政策,則造成企業的收入不能彌補其經營成本,需要政府的財政補貼收入,長期的政府財政補貼結果是政府財政的不可維持,基礎設施發展水平嚴重滯后于經濟和人民生活發展水平的要求;如果政府偏重于企業利益,則往往會造成基礎服務價格的上漲,基礎設施服務價格上漲會帶動整體物價的上漲,造成通貨膨脹,阻礙地區經濟的發展,損害消費者的利益。而且,從管制角度來看,由于政企不分,政府管制難以中立。作為管制者的政府部門不從企業中獨立出來,中立地行使管制職能,平等地對待所有的市場參與者,他們就不可避免地用其掌握的行政權力維護本部門、本行業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歧視新的市場進入者。

(三)自然壟斷行業價格管制成效不顯著。首先,長期以來我國電力、自來水、天然氣價格的提價幅度都很大,大大高于同期零售商品的價格上漲幅度。1985年中國零售商品價格指數為108.8,2004年為102.8,與之相比,1985年～2005年我國售電價格從每千瓦時0.08元上漲到0.50元左右,上漲525%;其次,由于自然壟斷行業大都是基礎產業,其產品和服務往往是其他行業的投入。由于自然壟斷行業的供給不足和行業價格的連續上漲,都影響了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許多農村地區因為缺電、電價過高減少了對家用電器的購買,在城市家電需求增長趨緩的情況下,不利于擴大家電行業農村市場的拓展;最后,即使實行價格管制將某些產品定價較低,也會存在非價格壟斷問題,即產品供給量較少且服務態度較差,優先服務于本行業內部成員,讓消費者付出排隊等待等非貨幣代價。

(四)自然壟斷與行政權力結合導致尋租問題深化。租金一詞在經濟早期階段中,指的是某些資源(如土地資源)由于產權壟斷或經營而產生的超額收入。在我國自然壟斷行業中,由于自然壟斷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而且民間資本難以進入自然壟斷行業,使得尋租復雜化,尋租并不是為了獲得傳統意義上的市場準入,而是為了維護其自身的壟斷地位。花費于尋租活動的經濟資源并不能增加任何社會財富,就社會來說,這種用于尋租活動的經濟資源完全是一種浪費,損失了本來可以獲得的社會財富,扭曲了資源配置。而且,獲得政府特許的壟斷企業往往沒有強烈的激情去改進技術、降低成本、增強市場競爭力,從而降低了經濟效率。不僅如此,尋租活動還會引發新的尋租活動,造成尋租競爭,從而使更多的資源投入于尋租活動中。

三、我國自然壟斷行業社會經濟影響主要成因

(一)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路徑依賴。改革開放以前,我國自然壟斷行業管理體制與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實行政府直接經營的經營管理體制。在這種體制下,自然壟斷行業生產資料實行單一的國有制;生產主體名義上是企業,實質上是政府,不實行自負盈虧,虧損一律由國家財政補貼;市場結構實行獨家壟斷,一體化經營;在政企關系上是政企合一或政企不分,企業沒有獨立的經營權。以自然壟斷行業的價格管理體制為例,與政府直接經營的經營管理體制相適應,自然壟斷行業的價格管理體制實行的是計劃型價格管理模式。這種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在價格形成方式上,實行單一的政府定價方式,自然壟斷行業沒有定價權;第二,在價格管理權限上,定價權高度集中于中央,價格都由中央統管;第三,在價格制定過程中,排斥供求關系的作用,而且價格一旦制定幾十年不變。這種高度集中過于僵化的價格管理模式,混淆了政府和企業的職能,降低了自然壟斷行業的生產效率和管理水平,使得自然壟斷行業的產品或服務價格不反映成本,不反映供求,對經濟生活產生逆調節作用。

(二)自然壟斷與政府職能結合下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1、政府信息不充分導致效率損失。政府壟斷經營管理模式優勢的發揮,依賴于政府掌握完備的信息,包括掌握現有資源的所有情況,每一種產品所有可能的生產技術,每一個消費者的偏好等,并且政府對這些信息的掌握必須是動態的,及時反映每一個因素的變化。由于現實經濟生活中資源、產品數量繁雜,技術復雜多變,消費者的偏好差異等原因,政府在信息搜集方面存在著巨大成本,政府幾乎不可能掌握完備的信息,從而信息不充分使得政府集中計劃式的壟斷生產失去了效率基礎。

2、信息不對稱導致政府價格管制失靈。經過20年左右的價格改革,盡管在絕大多數競爭性產業中,價格形成機制的轉換已基本完成,但我國對壟斷性產業的價格管制沒有建立有效的外部約束機制,使其價格時常偏離市場經濟原則。我國政府對管制價格的審定,基本上是以被管制企業上報的成本和其主管部門提出的調價方案為依據,在具體審核時,成本只以企業上報的調價前或執行期成本為準,由于實施管制的有關政府部門職能的單一化和職能割裂,在制定和調整自然壟斷行業價格時往往形成與被管制企業信息嚴重不對稱的局面。企業為了維護其壟斷地位,獲得超額利潤,通過虛置成本騙取壟斷價格,抬高自己的經營成本以獲得有利的政府定價。

(三)自然壟斷行業范圍的界定模糊化。從具體產業來看,電力、電信、鐵路、煤氣和自來水供應等產業都屬于自然壟斷行業,但這并不是說上述行業中的所有業務都是自然壟斷性質的。要使管制取得預期效果,要考慮行業特征,只有真正的自然壟斷業務才可考慮實施管制。若對非自然壟斷業務實施管制則會抑制有效競爭,導致社會福利的損失。一般來說,自然壟斷性業務是指那些只能通過固定管網運輸實現的業務,其他業務則屬于非自然壟斷性業務。(表1)

四、完善我國自然壟斷行業治理主要思路

(一)政府治理職能與經濟職能分離。建立高效率的政府管制機構和獨立于管制機構的運營企業,實現政企分離是自然壟斷產業改革的關鍵。

首先,要把原來政企合一的政府部門改造成為純粹的政府職能機構,與運營企業在產權和經濟利益上徹底脫離關系,只履行作為政府管制機構應該履行的職能。值得注意的是,市場體制要求的政企分離不僅僅是把運營企業從政府管制職能中剝離出去,而且要求政府職能的進一步分解,主要是政府作為自然壟斷行業管制者的政策制定、調控和作為這些行業中國有企業所有者代表擁有的所有權這三個職能的分解和由相互獨立的機構行使這些權能。目前,我國政府管制體制對政策制定和調控兩個職能幾乎不加區分,其實兩者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別,前者是制定規章,后者則是確保自然壟斷行業所有運營企業遵守這些規章。從權力制衡的角度看,不宜于把性質各異的職能集中于一個機構。

其次,要把現有的運營者改造成為獨立于管制機構并按商業化原則運營的現代企業。這要割斷管制機構與運營企業之間的產權和行政附屬關系。在產權制度上,著力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尤其是允許和鼓勵各種所有制的企業從事生產和經營。值得注意的是,在政企分離初期,從原有自然壟斷行業管制機構中分離出來的企業無論是市場份額還是資本實力都處于主導地位,這些企業會千方百計地維護原有的壟斷地位,阻止競爭對手的進入。因此,打破主導企業在自然壟斷行業產品生產和供給方面的壟斷地位,培植和扶持主導企業的競爭對手,形成自然壟斷行業生產和供給的競爭性結構,是政府管制機構的主要職能。

(二)科學區分自然壟斷與非自然壟斷性業務。受科技進步的影響,某些自然壟斷行業的自然壟斷性質部分消失,致使沿用以往的自然壟斷界定標準顯然不合時宜且有悖公平,因而應對自然壟斷行業重新加以界定,并在此基礎上區分自然壟斷性業務和非自然壟斷性業務。對于非自然壟斷性業務,正如前文所述,政府應放松管制,逐步放松對民間資本和外資資本的限制,允許多種經濟成分的新企業的進入,以便充分發揮競爭機制的作用。同時,政府仍然要控制進入非自然壟斷性業務領域的企業數量,并要求這些企業必須達到最小經濟規模,以避免低水平的過度競爭現象的出現。而對于自然壟斷性業務,由于這些業務需要投入大量管網等固定資產,其中相當部分是固定成本,如果多家企業進行重復投資,不僅會浪費資源,而且會使企業管網系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應由國有企業經營,政府管制的基本政策是嚴格控制新企業進入這些業務領域。

(三)探索激勵性規制的實現方式。在傳統自然壟斷領域剝離出非自然壟斷性業務后,自然壟斷業務仍然要由國有經濟控制,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繼續強化管制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但以往的管制方式越來越受到挑戰,管制方式的改革是大勢所趨。由于現行的管制方式不能有效解決企業內部無效率的產生、管制關聯費用的增加、管制滯后使企業損失產生、管制部門的自由裁決權和尋租成本的增加,植草益認為除了給予企業提高內部效率的激勵之外沒有其他對策,稱之為“激勵性管制”。他把管制問題看作是一個委托-問題,著重研究如何在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的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之間進行激勵框架的設計,其實質是給予企業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促進企業降低成本、提高質量、改善服務,誘導企業逐步接近社會福利最大化。由于我國自然壟斷行業的行業特點和社會地位決定其實行壟斷經營,在短期內無法改變,所以激勵性管制結合我國國情是可以借鑒的。方法包括:第一,特許投標制度。即把所給予的事業特許權限制在一定期間內,在特許期結束后再由競爭投標制給予特定企業特許權;第二,區域間競爭。將受管制的全國壟斷企業分為幾個地區性企業,使特定地區的企業在其他地區企業成就的刺激下提高自己內部效率的一種方式;第三,社會契約制度。這是管制部門與被管制者在修訂收費時就設備運轉率、熱效率、燃料費、建設費等簽訂合同,如果能實現比合同規定的成績好則給予企業報酬,否則,給予處罰的辦法;第四,價格上限管制。在管制部門和被管制企業之間以類似于上述社會契約制度的形式簽訂價格改動合同,規定價格上限,使價格原則上只能在這個上限以下自由變動。這四種方法各有利弊,其中社會契約制度作為良策而被各國廣泛利用。我國可通過完善各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明確責權利關系,為企業降低成本,提高內部效率。

(四)提高自然壟斷的社會治理效果。管制分為經濟管制和社會管制,而目前采取的各種管制主要是經濟管制,在重視經濟管制的同時,更應加強對自然壟斷行業的社會管制。首先,要求在這些行業實行信息披露制度,建立有效的成本約束機制,在不損害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強制其定期公布財務狀況、人事狀況、發展規劃等,并將諸類信息備置于制定地點以供公眾查詢。如果采取有效的成本約束機制和信息披露使企業成本透明化,政府對企業的價格管制就會化被動為主動,更好地控制企業成本,從而控制壟斷價格;其次,廣泛建立各種社團尤其是消費者組織,以使各種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共同監督該行業。同時,組織專家對產品價格進行審議,這樣可減少物價部門定價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使自然壟斷行業產品的定價更加科學化、公正化、客觀化;再次,應當建立有利于用戶和消費者的訴訟機制,倡導團體訴訟,鼓勵公益訴訟,并在相關法律中確立懲罰性損害賠償金。此外,對于自然壟斷行業及其經營者違反諸如《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在經營過程中存在欺詐或強制交易行為的,應依相關法律處理;同時,完善有關企業組織、人事、經營管理的法律法規,以形成對自然壟斷行業多方面、全方位的管制。

(作者單位:安徽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于良春等.自然壟斷與政府規制―基本理論與政策分析[M].北京:中國對外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第3篇：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概念范文

本文的任務，就是要對”企業拖欠“這一現象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它對微觀經濟活動和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在經濟波動中所起的作用等問題進行定性與定量的分析，并對處理三角債問題的基本思路與具體做法，進行較深入的探討。

本文所討論的對象，是以企業財務報表當中的“人欠貨款”為數量界限的企業間債務。由于缺乏債務拖欠時間、企業債務中拖欠部分比例的數據調查，我們主要通過對企業間債務總量的分析來展開討論。除中國統計年鑒中的資料之外，我們還利用了兩個樣本數據，一個是國家統計局提供的“37萬家鄉以上工業企業”（以下簡稱37萬家）統計資料，另一個是工商銀行搜集整理的4000家大中型企業（其中絕大部分是國有企業，以下簡稱4000家）的統計資料。

一、企業間債務的一般原理

1．1企業間正常信用關系的經濟基礎：最終產品銷售前景

從基本理論層次上說，企業之間的債務，無論是怎樣發生的，屬于社會總流通手段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現代經濟中最經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由政府貨幣當局發放的貨幣。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發行的，信用手段也不僅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國家信用。從歷史上看，紙幣的最初形態是私人之間的信用票據以？quot；銀行券；而另一方面，商業票據，也就是企業之間的債務憑證，至今仍然是中介企業之間交易活動而廣泛使用的一種交易手段。在企業之間交易中，賣方根據對買方產品銷售前景的信任（這是信用的基礎），對其實行一定時間內的“賒銷”，買方則在一定時間之后再支付貨款，在市場經濟下是一種普遍存在的信用關系。

從個別企業的角度看，企業間債務取決于對債務方產品銷售前景的預期與信任，而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企業間債務的存在，取決于對最終產品（投資物品、消費物品以及出口產品）的銷售前景的預期。在現實中，多數企業之間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間物品”；多數企業生產的也并非最終產品，或者（如鋼材）并不用作最終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間物品（鋼材并非用作投資的目的，建設廠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從經濟活動的全過程來看，只有最終產品的購買能夠由貨幣實現，中間產品的價值才能夠以貨幣形式實現；假定最終產品的購買是必須用貨幣實現的，①中間產品的價值也就可以最終由貨幣來實現支付，實現只不過需要一定的時間間隔。因此，企業事實上是以最終產品的銷售前景為信用保證，賒？quot；中間產品“。

由此可以看出：從整個經濟的角度看問題，企業之間的正常的信用規模，取決于”最終產品“的市場需求規模；一切對總需求（最終產品需求）產生影響的因素，都會影響到企業正常信用的規模。這也就意味著，企業間債務狀況，與宏觀經濟運行的狀況是密切相關的。這些基本關系在我們分析企業間債務與宏觀經濟波動的關系問題時十分重要。

1．2總交易量與兩種不同的交易手段

雖然企業間債務最終一般還是要由貨幣來進行支付或結算從而完成交易的全過程，但在一定時間內（在一定的觀測時點上），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存在的未付商業票據的價值總額，就是在這一時期內由商業票據為中介的交易活動的總額；企業債務的存在表明在一定時期內已經實現交易的商品，有一部分不是由貨幣中介的，而是由企業間商業信用中介的。公式（1）表達這一關系：

（1）PT＝MV＋D

式中P代表物價水平，T代表交易總量（實物量），M代表貨幣量（政府信用），V為貨幣流通速度②，D為在本期內發生的未支付的企業間債務（增量）。等式右邊的總和表示的是以一定速度流通的交易手段或信用手段的總額。

在有的情況下，經濟現實中的企業間債務會達到或接近某種最大值，雖然還了舊債之后還會再欠新債，但總量基本穩定下來，不再增長（D＝0），社會交易總量PT和經濟增長規模的變化，就主要由貨幣量M和其流通速度V所決定。這是人們通常忽略商業信用存在而只注意研究貨幣量變動的作用的原因。

但是，相反的情況也會發生，即：給定貨幣量和流通速度，企業間債務增加，經濟活動的規模（PT）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這一重要關系是本文，特別是在后面幾節里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

1．3企業間債務總量無限增長的可能性

假定在一個封閉的經濟中（沒有進出口），也無需向政府交稅，只有工資（各種個人收入）是必須用貨幣支付的，只有消費品是必須用貨幣購買的（在假定工資只用于消費的前提下，這兩個假定是等價的）；所有中間物品以及投資物品都可以在支付相當于工資成本的那一數量的貨幣之后，用企業間債務的手段進行交易。我們就有了一個極限性質？quot；乘數”，即工資成本與總銷售額的比率的倒數。這一乘數與總貸款額的乘積，就是企業間債務的理論極限值。

而且，這一極限值并不是債務總量的極限，而只是債務增量的極限，因為這里的乘數是本期的工資成本與本期總交易量的比率。這就意味著，如果企業可以不還舊債的話，企業間債務的總量是可以無限地增長下去的，每年都可以增加不超過極限值的一部分債務（這也可以構成一？quot；穩恒態“，steady－state）。這時，要想使企業間債務增長速度放慢，唯一的辦法就是增加貨幣的供給從而使可支付工資和消費品購買力規模下降并因此使整個經濟活動的規模縮小。

這一極限值對于任何一個現實經濟來說都顯得”太大“，實際債務增量總會小得多。這其實不說明別的，只是說明，人們是”還債的“，企業間的交易并不是只靠相互欠債，企業間信用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任何情況下接受的信用，一個企業也不可能無限地欠債不還再無限地借新債。

因此，問題歸結為，人們為什么要還債和企業之間為什么不會無限地借債？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說，這無非是因為欠債和被欠債都是有成本的，而及時還債和不過多向外借債是有好處的。

1．4企業間債務的微觀行為分析

現在暫時假定我們將要討論的企業都是”預算硬約束“的（下一節再放松這一假定），來看一下對于這樣的企業來說，它借給別人債時和欠別人債時所考慮的各種因素。

（1）債權方。作為債權人，進行賒銷對他的主要好處是與客戶保持長久的交易關系從而保有市場；同時也是為了避免生產過程的波動所

帶來的成本。在經濟不那么景氣的時候繼續給老顧客們發貨并給他們一些信貸，也能使生產持續不斷的進行，避免今天停產、明天再重新組織起來而引起的”生產重組成本“。

當然，這樣作是有代價的，最基本的就是付出隱含的資金利率。一般說來，在商定的時間內，企業間債務是沒有利息的，在各國實踐中，發生債務拖欠時一般也沒有利息懲罰（見Alrandariandschaffer，1995）。隱含在企業間債務中的利息通常表現為提前支付或直接用現金購買時賣方給予買方的價格折扣。如果發生”拖欠“，債權人除了利息損失加大之外，還可能發生資金周轉的困難，影響自己正常的生產經營。因此，當一個企業允許另一些企業延長還款時間的時候（明知對方要拖欠，還是發貨），可以視為一種”讓利“行為或”降價“行為，是由于產品滯銷或市場需求下降的時候企業不得不降價銷售，降價部分就相當于允許拖欠時額外讓出的利息（相反的情況是”搶手貨“得先支”預付款“）。一般說來，企業不會無限地讓不還債的人繼續賒購下去。別人長期拖欠不還債，債權人卻還繼續發貨，這種無法用正常經濟原因解釋的特殊情況當然只能由特殊的體制因素加以解釋（見下一節）。

債權人長期拖欠債務，債權人一方還會發生”追債成本“：派人出去追債本身是費時、費力、費錢的，而且在對方”耍賴“的情況下有時還得作出的債務減免之類的”讓步“；同時，債權人積極要債，可能使人們認為他自己的財務狀況不佳，影響自己在市場上的形象與信用。這是所謂”消極債主“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見BeggandPortes，1992）。這些成本會從債權人一方阻止債務的無限增長。

（2）債務方。從債務人的角度看，他超過付款期拖欠債款的好處當然是多占有了一部分利息，更可以在無法獲得銀行貸款的情況下，擴大自己的”靈活性“，沒錢也能繼續投資、繼續生產，或將自己的資金周轉用于別的用途，”一塊錢當作兩塊錢用“。但拖欠債務的代價是落下”不講信用“的名聲而使以后再借債發生困難。在商業信用極為重要的經濟環境中，為了占一點利息的便宜喪失信用是很不值得的。這是市場經濟中不到萬不得已企業總是盡可能及時還債的基本原因。

1．5企業間債務的規模與貨幣量（銀行貸款）的相關關系

企業間債務的增長和規模與貨幣量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

一方面，貨幣越多、越便宜，大家越沒有必要相互欠債；而當政府采取宏觀緊縮政策的時候，貨幣供給量越少，企業之間相互拖欠會變得越嚴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據前面第1．3小節的分析，貨幣量越多，企業以貨幣為基礎所能創造出的企業間信用也會越多。就單個債務人的角度看，它越是能夠獲得較多的貨幣（銀行貸款），它就越是可能更多地欠債，別人會因為相信它可以較容易地獲得銀行貸款而較為放心地借債給它；從債權人的角度看，如果他可以較容易地獲得貸款，他就可能不那么積極地去”要債“，因為別人所欠債務雖然多一點，他仍可以從銀行借到錢維持生產的正常進行。從整個經濟的角度看，人們都是在一定量的貨幣基礎上”創造“企業間信用，貨幣量越多，以此為”準備金“所能創造出的企業間債務的規模就可以越大。

從統計經驗上看，西方主要市場經濟國家中企業間債務與企業貸款規模的比率一般為一比一（Rostowski，1994）。我國目前企業間債務與企業貸款的比率總的來說還較低，約為67％，所以債務增長還有”余地“。從個案情況看，當企業間債務與貸款比率較低的時候，債務仍會增長；當這一比率接近于一或大于一的時候，債務增長的速度明顯下降，企業本身也開始積極清理債務。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個關系。

1．6債務總量與債務增量

企業債務總量是指到某一時點為止經濟中全部未支付的企業間債務的總和（比如我國1995年末存在的8000億企業間債務），是一個存量概念；企業間債務增量是在一定時期內新增加的債務量（比如1995年一年間我國企業間債務增加了2000億元），是一個流量概念。

在一定時期中，企業會還舊債欠新債。新債是在本期發生的，但只要它沒有超出還舊債的數量，債務總量沒有增加，就可視為沒有發生新增債務，因為還舊欠新？quot；還”的過程使用了貨幣，相當于用貨幣進行交易，沒有用新增債務來中介本期的交易。正因如此，只有本期新增的債務，才與本期的經濟活動相關；其他債務存量屬于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但是，企業間債務的存量與增量是相關的：就一般趨勢而言，給定其他各種條件（包括宏觀經濟政策），企業間債務的增長速度會隨著債務總量的增大而發生遞減；存量相對于整個經濟活動以及貨幣總量的規模越大，增量的相對規模會越小。原因就在于，從宏觀的角度看，企業間已有的債務越多，建立在一定貨幣基礎上的信用關系越是脆弱，新的信用創造余地越小。就個別企業來說，欠債越多，再借新債；或者別人欠的賬越多，自己財務越難以再維持生產，進行更多？quot；賒銷“。

因此，盡管我們并不知道在現實中企業間債務的實際極限是什么，但是由于以上兩個小節所分析的種種原因，我們可以期待：給定貨幣供給的增長率（政策），給定經濟的增長速度，企業間債務的增量隨總量的擴大而遞減（若貨幣供給增長率發生較大變化，債務增量會突然以較大幅度增長），至少，債務與交易總量的比重會發生遞減。

企業間債務不會無限地增長，這個理論上的結論對于分析現實中債務的增長變動情況，也許是有用的。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宏觀政策發生變化、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初期，債務增量數額很大（見表1，主要工業企業的數據）；但在這之后，隨著債務總量的進一步增大，債務增量下降，增幅遞減，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樣的增長幅度。1988－1989年實行宏觀調控后主要企業間債務增量與工業總產值的比率從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隨后逐步下降；1993年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形勢發生變化之后，企業間債務與工業總產值的比率從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這一比率已經下降至10.91％，債務增量的絕對值也開始下降。

二、中國現階段企業間債務增長的特殊原因

2．1經濟體制轉型時期企業間債務正常的”體制性增長“

國有企業的一個基本體制特征是”預算軟約束“。但這并不意味著國有企業就一定相互拖欠債務。在傳統的計劃體制下，企業僅與中央計劃當局發生”垂直的“經濟聯系，企業之間并不發生直接的財務往來，交易的支付直接通過統一的銀行帳戶進行劃撥，所以并不會發生所謂”三角債“現象。只有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當中，當集中計劃的經濟體制已經解體，生產經營決策權已經下放到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發生橫向財務關系的情況下，”三角？quot；才會發生。這就是說，“三角債”是“改革了的國有企業之間發生的債務拖欠”現象。在現實中，所有實行體制改革的社會主義經濟，都發生了“三角債”從無到有、迅速膨脹的問題，就可以說明這一問題。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在轉軌時期，企業間債務總額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屬于經濟“貨幣化”、“信

用化”的一種正常現象。我們稱這種因體制變化所引起的企業間債務增長為“體制性增長”。我們當然很難確切地在統計上確定已經發生的企業間債務中有多少屬于體制轉軌時期的“體制性增長”（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忽略這個問題，但仍請讀者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但我們應該當作“問題”加以對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體制性增長”的突發性“膨脹”或“額外增長”。

2．2國有企業的特殊問題

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的體制特征決定著企業間的債務，可能會大大超出“預算硬約束”條件下的債務水平。這是對于國有企業間債務過度增長的一個最基本的體制原因。這一基本原因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有企業本身享有“國家信譽”的背景，借債較容易。法律上說，國有企業是國家作為所有者和債務人的“無限責任公司”，只要國家“不破產”，企業的“信用等級”就總會好于別的企業。這是人們較容易借錢、借債給國有企業的原因，無論它們是否欠債不還。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有企業債務，一定程度上具有與法定貨幣同樣的性質。

第二，在歷史上，國有企業一般不會破產，虧損由國家補貼。財務狀況不好的企業仍要生存下去，債務也就必然不斷增加，不會因破產清償而被勾銷。不能破產，企業欠債就沒有了最后的懲罰，債務的增長也就會“無所顧忌”，不良企業吃整個經濟的“大鍋飯”，占用盈利企業的資金，無法實現優勝劣汰和資源的有效配置，最終也會將盈利企業拖垮。

第三，在歷史上，企業債務增加后，國家銀行注入新的償債資金“清理三角債”（1986年以后國家曾多次為清理三角債注入資金），更增強了人們對國有企業債務有國家作保證的預期。

正是在這種特殊制度背景下，國有企業之間的“三角債”很容易膨脹，超出企業自身的償債能力；而且，國有企業事實上能夠通過擴大企業間債務拖欠，擴大其事實上的“購買能力”，從而導致總需求的膨脹或減緩總需求縮減的速度。國有企業間“三角債”，在一定程度上相當于“企業以國家信用為背景自主先導發行的準貨幣”，也是貨幣發行“倒逼機制”的一個組成部分（見樊綱，1994，1995）。

假定D為企業間債務總額，ΔM為國家銀行事后為“清欠”而注入的貨幣，則

式中的m可以定義為“企業間債務引致貨幣供給的系數”。假如“為清欠三元債務注入一元貨幣”，則m的經驗值為3。

國家銀行“注資清欠”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們對國有企業間債務行為的預期并因此而影響到目前與今后一段時期中企業的行為。國家銀行注入的資金越少，或者所承諾注入資金減少，m的“預期值”（Em）越低。理論上說，Em越低，“預算約束”越“硬”，企業間相互拖欠的數額會越小。所以，企業間債務在理論上是“預期貨幣供給系數”的函數：

（3）D＝f［Em］

任何經濟中企業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預算軟約束。國有企業與其他企業在體制上和行為上的差別，就在于Em較高從而拖欠行為會較為嚴重。但這并不否定同樣是在國有經濟條件下，Em仍會是一個可變的量，并且可以在一定范圍內作為政府的一個政策變量。這一點在理解解決企業間債務拖欠問題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2．3企業為什么被嚴重拖欠時還會繼續“發貨”

中國國有企業在被嚴重拖欠的情況下還會繼續給予其他企業“發貨”并繼續進行生產，除了前面所說過的（A）為了保持與客戶的長期關系，（B）為了防止生產停頓之后發生“生產重組成本”等一般性的經濟原因，以及（C）企業“預算軟約束”這一基本的體制性原因之外，還有以下一些較為具體的經濟原因與社會原因。

（1）為了能發放獎金與增加福利。對于國有企業來說，現行體制是，工資、獎金的發放和利潤提留取決企業是否在本期內有“銷售額”；而只要產品已經發出，就算作發生了“銷售”，就可以動用企業現有的資金或者有資格向銀行借款發工資、發獎金、提福利、提留利潤進行各種支出。企業可以不關心自己的實際財務狀況被債務人拖垮（在預算軟約束條件下，債權人對于借出債務的風險考慮也會小得多），但總是會出于管理者和工人的現實利益（不是所有者的利益）而關心是否發得出工資。因此，只有當企業間拖欠已經使企業可動用的資金（包括自有資金和銀行可能的貸款額度）“用完了”的時候，企業即使繼續生產也不再能發工資的時候，企業才會有較為強烈的動機，停止在收不到貨款的情況下還繼續發貨。

由此可見，在國有企業的體制條件下，企業間債務的增量，會更接近上一節所說的“理論極限”－－只有“工資成本”構成對企業間債務增長的限制。

這一因素，并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企業都一直起重要的作用。在高漲期之后、緊縮剛開始的時候，許多企業還有利潤、也還有現金，還能發獎金，這一因素的作用就大些；一般地說，對于有利潤、有現金的好企業，這個因素的作用總會大一些，而對于其他一些企業，當問題已經是沒有現金、發不出工資的時候，這個因素當然談不上多大了。

（2）為了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在現行銀行體制下，國有銀行在分配貸款指標的時候，執行一定的產業政策標準，其中重要的一個標準就？quot；企業的產品有市場“。在這種條件下，只要能夠”發貨“，無論是否收得到貨款，企業都似乎更便于證明自己的產品有市場，以此作為申請貸款的理由。

（3）為了”社會安定“。作為國有企業，不可避免地承擔著一些國家的社會職能。別人欠債不還，企業到頭來會拖欠工人的工資。但據企業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員的解釋，即使這樣，只要生產還在進行，工人每天能有事作（同時企業和政府承諾以后一定補發工資），也比工人無事可作要更有利于社會穩定。這也構成”不付錢也發貨“的一個重要原因。

2．4其他體制缺陷的作用

第4篇：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概念范文

①至少擁有一個經濟中心（城市）；

②圍繞著經濟中心而形成的穩定的經濟關系；

③擁有從事某一種產品或專門行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而且與下屬經濟區域之間具有分工或合作關系；

④與同層次其他經濟區域直至上層次的經濟區域有著比較密切的經濟關系。

經濟區的實際規模，是由滿足上述條件的具體情況而決定的，但是一般來說，專業分工關系及交通運輸條件越發達的區域其規模越大。另外，要形成具備上述條件的經濟區，其所屬的國民經濟應該要達到開發經濟學中所講的“起飛”階段。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在“起飛”以前的傳統社會中，科學技術水平和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分工關系不明確、商品交換不發達，進而不存在穩定的區域間的專業分工關系。而“起飛”階段則是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現代工業興起并且成為經濟的主導部門，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達到較高的水平，鐵路。海運事業的高速發展開拓了國內外市場，商品貿易及區域間專業分工的范圍日漸擴大。另外，隨著大規模制造業的加速發展、產業和人口的集中，這也是大城市的產生時期。這些現象標志著經濟區的形成。中國已經達到了這個階段。

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物流是怎樣變化的呢？這先要看“貨運密度”的變化。這則是由“貨物發送量除以社會生產總額”的“噸／億元”來表示的。

實際研究表明，在中國，社會總產值每增加1億元，貨運量與貨物周轉量在1952—1978年間分別增加33．52萬噸公里、0．89億噸公里；在1978—1988年間分別增長23．48萬噸公里。0．43億噸公里。就是說，貨運密度是隨經濟的發展而下降的。其原因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愈加高度化，單位產值的運輸量就越減少；而隨著技術進步使得單位產值所需的能源及原材料的消耗量減少；運輸管理的合理化使得無謂的運輸減少等。

在考慮物流與經濟區的關系時不能忽視的另外一點是有必要探討運輸成本對于經濟區內及經濟區間的物流形態的影響。運輸成本與單位的運輸可能量成反比，而與運輸距離成正比。如果商品和運輸距離不變，單位運輸量公里的成本按運輸方式來分：水運最便宜，其次應該是鐵路和公路。但是，決定運輸費用的不僅是運輸方式，運輸成本中不僅含有運輸費用還含有裝卸貨物所需的成本（終端成本），所以采用何種運輸方式不能一概而論。還有，除上述成本的因素之外，被運輸商品的物理特性（容積、重量。強度等）以及單位容積重量的價格也對運輸方式的選擇產生很大影響，并且決定經濟區內外的運輸結構、物流結構。

二、中國的貨運狀況與經濟區

下面，探討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物流和經濟區以及兩者的關系是如何變化的問題。把著眼點放在改革開放時期是因為自改革開放起，跨地區的生產要素（勞動力、資金。生產資料等）才開始正式地自由流動，伴隨著這種流動，計劃經濟時期的經濟區開始進人再形成過程。

首先，看物流發生的變化。

（l）按計劃分配的物流減少了。這是因為伴隨經濟體制改革，中央政府控制的生產資料范圍急速地縮小了。例如：煤炭生產量中計劃分配部分從1979年的59%急劇減到1990年的40．7%，鋼材則從77．l%到41．5%，木材則從85%到21．8%。不過生產資料的運輸量并沒有減少，其中大部分依然通過鐵路運輸性產資料運輸占鐵路運輸總量的比率一直在70％以上）。那么，將計劃分配運輸的占有率用“生產資料的鐵路運輸量占貨運總量中的比率”來代替便可以發現其變化，從1978年的37．9%減少到1997年的11．3％，實際上計劃分配的運輸量的占有率應該更小。

（2）由于搞活地方經濟，區域內物流需要增加了。這主要表現在承擔短距離運輸的公路運輸迅速成長。表及一1所示，各種運輸方式中，公路運輸的占有率急劇增長。然而其平均運輸距離并未增加（1978年的32公里增加到1997年的56公里。這之間鐵路的運輸距離從496公里增加到772公里）。另外，這與改革開放時期，帶動經濟增長的輕工業、消費品工業的快速發展及與這個時期設立的外資企業對物流的要求有很大關系，特別是適合于公路運輸的特點（小批運輸、送貨上門運輸的可能）。

（3）跨地區的物流也有增加。這可以表示鐵路運輸到省外、地區外的運輸量變化。

根據研究分析各省間的物流量的變化，流出、流人均高出全國的平均增長水平的有山東、廣東和四川等。其中，與廣東有著很高運輸增長率的流人地、流出地的范圍波及全國，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與運輸距離長短無關的物流量大大增長。其背景可以推測為：對外開放先行的廣東作為委托加工貿易的基地，原材料從全國匯集于此，廣東生產的商品運輸到全國各地。

如此的物流變化對經濟區有著什么樣的影響呢？

（1）以能源、原材料的物品數量平衡為基礎，以大規模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為軸心，區域內自給自足體系為特征的“計劃經濟時代型”經濟區轉向以各區域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與其他區域的分工關系、物流狀況為軸心的較為現實的“市場經濟型”經濟區。

（2）但是，如此出現的經濟區間的專業分工關系還不夠發達。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實際研究表明，各地區爭先恐后對相同的行業進行投資，使得產業結構雷同。

（3）各經濟區均加強了吸引外資的勢頭。吸引外資的比重與經濟發展有很強的正比關系。達到高增長的地區是吸引外資成功的區域，也是外資所要求的物流基礎設施完備的地區。學到了這個事實的各地方（政府）為了完備吸引外資的條件，大力開展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建設。今后，隨著這些基礎設施的完備，將促進經濟區內部的市場統一和經濟區間的分工關系的完善。

三、中國的對外開放與經濟區

在考察改革開放以后的經濟區的時候，不可忽視對外開放對其產生的影響。具體從對外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來看。例如以初期的典范——珠江三角洲為例，80年代，以與香港委托加工貿易為基礎，誕生了許多工業團地，工業的集中又進一步吸引了外資，由此形成了循環。以公路為主要紐帶，與香港以及其他地區相連是工業團地的一大特點。國內外投資者在這些公路沿線的投資，這也是在“點線開發理論”下的經濟區逐漸形成的過程。

到了九十年代，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又出現了更新的經濟區。比如，在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路沿線上，昆山、蘇州、無錫、常州等新興工業城市逐步發展起來，其經濟影響的范圍遠遠超過了珠江三角洲。這是因為這些地區在各自原有的國內產業分工及市場占有之外，外國直接投資也瞄準國內市場，所以生產過程中原材料籌措和產品銷售這兩個環節均擴大了國內市場。

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圈的另一特點是在上述經濟圈下又涌現了一些“小經濟區”。僅各地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的數量就分別已達到32個和53個（截止至1997年）。除了“泡沫因素”外，各開發區的優勢在于可靈活運用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礎設施。附近大工業城市的產業基礎設施、研究開發基礎設施（包括信息、人才）。即通過完善交通基礎設施，將使產業地域擴大。吸引外資地域擴大。作為此種意義上的小經濟圈，包括上述的上海一南京的各城市的經濟開發區北京一天津的北京經濟開發區、廊坊經濟技術開發區，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等。

通過以上的實際考察，目前可以這樣說，不管是出口導向型還是國內市場導向型的外國直接投資均形成了以投資區域為中心的新型經濟區。近年來，外國投資的重點從出口導向型逐步轉向了國內市場導向型，國內市場導向型以在當地購買原材料。當地銷售為目的。預計通過這些外資可起到加強投資地與國內其他地區之間相互依存的作用。在內陸地區的投資狀況也是如此。因外資的投資動機是瞄準國內市場，所以有必要將內地的資源。市場向外資開放，由此國內各地區的相互依存的關系也將得到加強。

四、今后的研究課題

本小論最后將要討論的是今后的研究課題。遺留的第一個課題是，在不同類型的地區內進行案例研究。中國各個經濟區間的差距很大。積累和分析案例研究成果后，我們才開始構筑物流與經濟區發展之間關系的理論。

第5篇：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地方政府 經濟職能 公共投資

中圖分類號: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5-007-02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是資源配置的主體,人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大部分物品與服務都可以通過市場獲得。然而,市場也并非是完美無缺的,它事實上存在著一些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市場機制的自然性、盲目性及其功能的局限性、信息的不對稱性與不完全性、不完全的競爭性市場等,所有這些都會導致市場失靈,即市場機制在某些領域不能使社會資源的配置達到最佳狀態。市場失靈的客觀存在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依據。本文即是從分析政府經濟職能入手,闡明資源配置職能由地方政府來履行比由中央政府更有效,并在此基礎上分析地方政府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手段。

一、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經濟學解釋

Richard Musgrave早在1959已經論證了政府具有三大經濟職能,即維持經濟穩定、促進收入分配和實現社會資源的效率配置。按照蒂布―馬斯格雷夫(Tiebout-Musgrave)的分層蛋糕模型(Layer Cake Model),公共部門的穩定和分配職能應由中央政府來執行,而地方政府主要從事資源配置活動。盡管有學者質疑地方政府在執行經濟穩定和收入分配職能方面軟弱無力,如Edward Gramlich(1987)認為“經濟和傳統認識的變化可以使州―地方財政政策變得比以往更有力,甚至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關于應由地方政府來執行資源配置職能是沒有分歧的。

政府履行資源配置的職能是由于外部效應(externality)和不完全競爭狀態(imperfect competition)的存在,以及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non-divisibility)、消費的非競爭性(non-rivalness)和收益的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所決定的。許多地方政府的活動可以由公共產品、外部性和收益隨規模不斷增長來進行說明,比如教育一直在政府預算中占有較大的份額。地方政府為什么要深深地介入教育事務?第一,教育產生外部收益,例如每個人都可以從一個有文化和受教育的人中獲益,也可以從教育機構的研究中所產生的信息(這通常被認為是公共產品)中獲益。第二,教育通過掙錢的潛在能力而具有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潛在功能。第三,教育收益通常并不能被限制在某個地理區域,也不能被限制在某個產業部門,因此要求各級政府安排。公立教育可能是實現公平這一基本概念――對所有人都公平的機會――的一種方式,也是社會灌輸社會價值觀和非正式行為規則的一種基本方式。因此,資源配置職能的特點和作用是政府通過本身的收支活動為政府供給公共物品提供財力,引導資源的流向,彌補市場失靈和缺陷,最終實現全社會資源配置的最有效率狀態。

基于以上論述,本文認為地方政府的主要經濟職能就是為其納稅人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而發展本地經濟是提供了良好的公共產品與服務所產生的結果。毋庸置疑,不同層級的地方政府,其職能存在著一定的差別,但是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是它們最為基本和首要的職能。

二、地方政府履行其經濟職能的動力

前述已給出結論,地方政府的首要經濟職能是公共物品與服務的提供,那么是什么驅使地方政府最大化地提供滿足當地居民和企業的公共物品與服務呢?

1.向上政績顯示的行為傾向使得經濟增長成為地方政府最為關注的目標。1994年我國分稅制改革,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確立了相對規范和穩定的財政分權體制,使得中國地方政府治理結構從以往的行政與財政統一縱向集權控制,轉變為在基本行政規范與地方政府主要官員任免方面繼續實行縱向集權控制,在財政收入與支出管理方面實行逐級分權管理。財政分權體制下的中國地方政府治理結構與典型的財政聯邦主義存在著根本性的區別,財政聯邦主義的本質是行政與財政雙重分權,而中國在保持行政縱向集權體制下實行財政分權,其實質是一種不同層級政府間的多任務委托-關系。在這種治理結構中,上級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掌握著下級政府主要官員的任免權,由于下級政府官員的工作業績評價主要來自于上級政府,政績良好的官員一般能得到更多的晉升機會,因此,下級政府官員的行政管理活動必然具有明顯的向上顯示政績傾向,即與當地居民的利益相比,地方政府更重視上級政府最關注、易考察、對外具有較高宣傳價值的事項。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背景下,經濟快速增長很自然地成了衡量各地方政府業績的關鍵性依據,而且經濟增長也有利于地方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政績顯示,因為經濟快速增長必將提高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從而為地方政府開展文教事業、社會治安、美化城市環境等提供財力保障。因此,地方政府向上顯示政績的行為傾向最終必然表現為經濟增長至上的行為傾向。

2.地方政府競爭的壓力使得地方政府加大公共投資的力度。從我國的現狀來看,分稅制以來地方政府更加著眼于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發展,地方政府在地區經濟增長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而確立了地方政府之間相互競爭的格局。其實,地方政府具有履行其職責的意愿,不僅由于他們受到稅收收益的利益驅力,接受中央政府的考核與評價,還因為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使得地方政府時刻面臨納稅人退出的壓力。這就是說,如果納稅人發現在同等稅賦條件下,其在本地區所得到的公共產品與服務沒有其他地區好,那么納稅人完全可以搬遷到其他地區去居住,造成本地區地方政府稅收收入的流失,其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能力進一步下降。更為重要的是,人才與資金的流失造成區域經濟發展速度下降。這是因為相對而言越是優質的要素,其流動能力越強,越有能力選擇優質的公共產品與服務,因此,在現實中我們常常看到,優質的公共產品與服務總是與優質的生產要素相匹配,也就是說誰能提供更好的投資環境、更清晰的法律環境,誰就能更好地留住以及吸引要素流入本地,從而為當地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奠定基礎,因此,地方政府積極通過建設基礎設施等途徑來優化投資環境。當然,中國地方政府的競爭還來源于中央政府的其他政策鼓勵和適度默認。中央政府越來越少地行使行政手段平調資源,使地方政府的利益得到相當程度的保護,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動機,也加劇了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但可以肯定的是,雖然我國目前地方官員仍然實行由中央委任制,無需面對選舉的壓力,但利益會驅使地方政府盡力地為轄區納稅人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與服務。

三、公共投資――地方政府履行資源配置職能的有效手段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市場起著相互補充的作用,主要承擔著提供公共物品與服務的職能,而且由于在這種經濟體制下,各地區之間的市場具有統一性,以及憲法保障人們自由遷徙的權利。納稅人可以通過“以足投票”的方式來選擇所要居住的社區。由此,政府之間需要通過展開競爭,不斷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數量和質量來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從而吸引居民搬到所管轄的區域,并帶來政府所需要的要素資源。經濟學家一直將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視為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并把效率作為衡量社會資源配置狀況的標準。那么地方政府怎樣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政府干預私人市場通常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直接提供商品和勞務,第二種是通過稅收和補貼改變經濟決策的激勵安排,第三種是管制私人經濟活動。通常地方政府會選擇性地采用這三種方法,管制私人經濟活動是地方政府通常會選取的方法,政府面臨的難題在于是選擇公共投資還是選擇稅收和補貼手段,下面就這一問題給予說明。

在中國,隨著財政體制改革和地方政府自的增大,地方政府競爭的格局已經基本形成。由于地方政府進行競爭的根本目標是改善本地區的投資環境,實現地區經濟更快地增長,增加本地區在全國經濟中的相對地位,為地方官員積累政治聲譽,以謀取更多的晉升機會。地方稅負水平越高,意味著地方財力相對更充足,可以有更多的財政資金進行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投資建設,形成對周邊流動性資本和勞動力的吸引力,以促進經濟快速增長。但是由于地區間非合作條件下的稅率競爭會導致囚徒困境,因此高稅負只具有短期的效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間的競爭可能會促使地方政府采取積極的政策鼓勵投資,如財政補貼、稅收減讓、財政貼息或政府擔保的軟貸款等,為了更多地吸引外資進入,各地都會競相壓低稅收水平,主動減少自己應得的投資收益,這種不計代價的引資競爭就是“撲向低層的競爭(the race to bottom)”,其結果必然導致政府財政收入不足以提供最優水平的公共物品與服務。因此,從吸引稅基的長期效應看,公共服務競爭可能比稅收和補貼競爭更有效。也就是說在存在地方政府間“聯邦式”或“準聯邦式”競爭的國家中,地方政府都會面對稅收和公共服務水平的兩難選擇。這種兩難選擇客觀上有利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

分稅制以來,隨著我國地方政府財力的增強和國家投資政策的放寬,各地紛紛加強公共投資的力度,基礎產業迅速成為地方政府的投資熱點,因為基礎產業的發展具有非常顯著的政績顯示與傳遞功能,也是推動地方政府加快投資的重要原因。此外,地方政府還通過教育等投資來發揮地方人力資源優勢,進而影響地方的經濟運行。公共投資競爭已成為我國地方政府競爭的主要表現方式。

四、結論與啟示

市場失靈的存在,客觀上要求政府介入經濟活動中來,理論界對政府經濟職能的分配已達成共識,即由中央政府執行調節分配和經濟穩定職能,而資源配置職能則由地方政府來完成。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由于歷史的原因,經濟和技術水平相對不發達,地區間經濟發展很不均衡,再加上長期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影響,中央政府會在許多本應由地方政府負責的領域進行投資,由于這些投資的直接受益方往往是地方政府,因此這些投資常常可看作是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這為我們分析公共投資與地方經濟增長的關系時,將屬于中央投資的部分與地方投資整體結合起來考慮提供了依據,從而有利于我們在分析時采集面板數據進行比較研究。

此外,本文認為地方政府實現資源配置的方式是通過財政支出(即公共投資)提供優質的公共物品與服務,吸引更多的要素流入本地,為擴大地方稅基和實現地方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提供保障,而經濟的增長客觀上有利于地方政府吸引更多優秀的要素流入本地,進而為地方政府擁有更多財力投資公共建設提供了支持。同時,經濟的快速增長亦是地方政府向上顯示政績的主要指標。因而,公共投資既是地方政府的基本職責,也是實現其經濟增長目標的有效手段。而本文認為,公共投資水平應該與地方經濟增長相適應,超前或落后均是不符合資源最優配置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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