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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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價值鏈優化；保險經濟活動；保險公司競爭力
中圖分類號：F8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7)03-0065-04
1.問題提出
中國保險業盡管增長迅速，但公司普遍治理結構不良，經營績效不好（見圖1、圖2所示）。\[1\]如何在競爭激烈的開放環境中獲得競爭優勢和持續成長能力就成為保險公司經營管理的核心問題。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金融自由化趨勢加快，全球保險公司經營中所面對的不確定性因素較多，保險公司從價格競爭、產品競爭和個體競爭開始轉向價值競爭、服務競爭和網絡競爭。然而，保險公司的競爭優勢歸根結底是通過為顧客創造價值的過程實現的。如果保險公司能根據市場的需求變化，及時調整經營管理重點使顧客價值與價值活動成本能協調互動，則可使保險公司價值鏈始終處于較好的績效狀態，實現長期利潤增長目標，從而擁有持續的服務競爭優勢。因此，擁有持續的服務競爭優勢對于保險公司更有戰略意義，而能實現顧客價值最大化目標的保險公司價值鏈結構則是關鍵所在。
2．文獻回顧
價值鏈的概念首先由Porter（1985）提出，他認為企業的價值鏈是企業在一個特定產業內各種活動的組合，是企業從生產到銷售所經歷的一系列價值創造活動組成的一條活動成本鏈。楊小凱（1993）則認為企業從事商品生產或服務提供的一切活動在本質上是一個專業化活動的價值創造鏈\[2\]。價值鏈結構優化研究經歷了從Porter的傳統價值鏈、Peter?Hines的“集成物料價值的運輸線”、Jeffery F．Rayport和John J．Sviokla的虛擬價值鏈，再到價值網絡理論的一個長期理論演化過程。核心內容圍繞著分解公司價值鏈、確定價值活動成本，通過分析組成價值鏈的各個價值活動的成本優勢和差異化優勢，來確定企業的核心競爭優勢，以預期價值最大化為目標重構價值鏈，建立以價值優化為核心的價值鏈結構，從而提升公司的核心競爭優勢。基于顧客的服務價值鏈、基于信息增值的虛擬價值鏈以及價值網絡理論，都反映了企業外部環境的變化給價值鏈本身帶來的巨大影響。
圖1 中人人壽1980～2003保費收入與利潤比較
圖2 中人人壽1980～2003年利潤增長率變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保監會公布的數據整理繪制。
說明：中國人壽數據1980～1995年為中國人保數據，1996～2003為中國人壽與中國人保合計數據。
目前，價值鏈分析方法已經發展成為在當代網絡經濟環境下的一種組織戰略思想和模式，它是以企業經濟活動業務流程為載體，以實現顧客價值最大化為直接目標，而形成的企業內部價值活動的系統性結構，為形成核心競爭優勢、創造長期利潤提供了一種系統的、動態的分析方法。但從優化手段和方法上看，基本上都是較多運用文字敘述或結構模型闡述理論思想，而用量化方法解決保險公司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可持續競爭優勢問題方面的文獻仍然少見，而用量化手段對保險公司可持續競爭力提升的價值鏈優化分析就還沒有看到。
3.保險經濟活動價值鏈流程理論模型
保險經濟活動是保險公司在實際保險經營管理中的具體服務行為體現，也是職業保險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價值實現的根本手段。保險公司的價值鏈是通過戰略過程、企業家過程和動態能力過程等不斷進行的價值創造活動構成，為保險公司獲得熊彼特租金，并通過管理效率的提高獲得效率租金。如果把保險公司一定時間內經營活動的總成果利潤比作大海，那么保險經濟活動價值鏈上的每個具體價值創造活動環節產生的價值，就好比海納百川的涓涓細流。顯然，保險公司通過具體的保險經濟活動價值鏈創造的過程，其實質就是保險公司在日益動態復雜的環境中獲得競爭優勢和持續成長的過程[3]。
價值鏈就是為顧客創造價值的過程。保險公司價值鏈上每一活動就是通過具體服務形成價值創造源泉，因此，價值鏈就是利潤生產鏈。以財產保險公司為例，價值鏈包括市場調研、險種研發、精算定價、營銷渠道、推介展業、核保承保、共保分保、資金運用、客戶管理、防災防損、勘察定損、核賠理算等主要保險服務活動。不同保險公司其價值鏈結構的不同，導致了每個保險公司在物質流，資金流、信息流等內部治理結構的差異，對顧客價值各個方面的影響程度也不一樣。為說明問題，用圖3表示財產保險公司保險經濟活動價值鏈的結構模型。此模型體現了“顧客是上帝”的保險以人為本的經營理念。
圖3 保險經濟活動價值鏈的流程結構模型示意圖
4.保險經濟活動價值鏈優化模型及分析
客觀世界的彈性和可塑性使得最優動態分析方法在各學科領域得到了很好的應用。其基本思想就是柔性環境下（不確定性條件下）的建模、推理、優化及決策，而模糊規劃方法就是一種在保險公司經營決策中效果較好的一種最優動態分析方法[4]。
保險公司經營決策活動具有很強的模糊性，市場的不確定性影響又使得保險公司在進行決策時必須使用能處理不確定性因素的數學方法。采用模糊規劃方法則可以增加決策者在價值鏈優化中的能動性和選擇范圍，使保險公司在較小的風險前提下實現較為理想的價值鏈結構，提高數量分析的可行性。在計算保險公司成本分攤值時，應注意到各項成本的伸縮實際性和分攤條件的不確定性，使建立的優化模型成為一個模糊線性規劃。因此，引用模糊線性規劃方法并結合時間因素對保險公司價值鏈優化問題展開研究，可以為其進行競爭力提升的改革決策，提供一種動態的實用的價值鏈優化方法。
模糊線性規劃的基本模型為
5．保險經濟活動價值鏈優化模型中目標函數的確定
在確定價值鏈優化的目標函數時，首先確定每個價值活動對于顧客價值的貢獻程度。顧客價值及保險公司價值鏈結構模型見圖3所示。
設組成顧客價值基本層的因素為Sjk(j,k=1,2,3)，即保險產品質量S11、保險產品價格S12、保險產品用途S13、外觀設計S21、方便程度S22、個人偏好S23、服務質量S31、服務效率S32和服務成本S33。設Ajk為Sjk在顧客價值貢獻中所占的比例，通過層次分析法來確定Ajk，然后確定各個價值活動的權重系數。由于各個價值活動對于保險公司保險產品所創造的顧客價值的影響程度不同，可以根據顧客價值的基本層的各個因素對價值活動進行歸類。將對于基本層的同一因素有影響的價值活動歸為一類，得到每個價值活動對于顧客價值的貢獻程度
經不定期歸一化處理，可得到ai=ai/∑12i=1ai。
取決策變量為第T年從市場調研、險種研發、精算定價、營銷渠道、推介展業、核保承保、共保分保、資金運用、客戶管理、防災防損、勘察定損、核賠理算等12個價值活動（圖1）的成本分攤值
xTi(i=1,2,L，12)。在一個規劃期［0，T］內，每一年的時間指標依次為:0
約束條件涉及的參數如下：設保險公司保險產品的總成本表示為TC，則保險公司戰略規劃期的期初總成本值為TC0、價值活動的成本分攤值為xoi；第1年的總成本值為TC1，價值活動的成本分攤值為x1i；第T年的總成本值TCT。
引入顧客價值轉化系數ωTi，其含義是第T年的各個價值活動的成本分攤值轉化為顧客價值的比例，ωTi=ωTαi，其中ωT是通過多級模糊綜合評價得出的12價值活動對于顧客價值最終實現效果的綜合值，0≤ωT≤1；因此保險公司保險產品所創造的總顧客價值f(X)可以最大化為：
f(X)=∑12i=1ωTαixTi（6）
于是，價值鏈優化的模糊線性規劃模型中的目標函數為
6.保險經濟活動價值鏈優化模型中約束條件的確定
1. 邊際成本約束
采用平均成本或者總成本分析可能造成低估保險公司的長期利潤增長，采用邊際分析方法則會較好地避免這個問題[6]。根據邊際分析方法，只有當邊際成本從正值轉為負值時，保險公司所獲得的利潤才最大，因此第T年邊際成本應該最小。設Qt表示t年度的產量值，則的邊際產量為Qt-Qt-1，根據邊際成本的定義得出價值活動的總邊際成本MCt：
根據上述分析要求保險公司所有價值活動的總邊際成本逐年遞減，第T年總邊際成本最小，即有：
且MC(T)=min0≤t≤T{MCt}（10）
利用（8）和（9），經遞推并進行模糊化處理，得出第一個約束條件為:
2.總成本約束
T年的總成本約束條件為
3.各個價值活動成本分攤的約束
保險公司預測未來第T年的各個價值活動的成本分攤值，是基于現在的價值活動成本分攤值進行的，可以近似地給出各個價值活動的成本下限，使得在總成本允許的范圍內進行合理分攤。即有下面的約束:
考慮到下限的近似性，化成模糊約束為
因此價值鏈的優化模型為：
為模糊線性規劃模型中第j個約束條件的伸縮指標），通過求解模糊線性規劃模型（15）即可確定各個價值活動應采用的成本分攤值和每一種價值活動的成本比例。按成本比例將價值活動進行排序，并將其與保險公司價值活動的現有成本結構進行比較，得到保險公司目前需要成本改進的價值活動環節，從而達到優化價值鏈的目的。
7.數值試算案例實證檢驗
承前面數理模型分析，現選中國人保為樣本，進行保險經濟活動價值鏈結構優化的實證分析。
中國人保公司是一個組織細密、分工明確、高度專業化的組織結構集合體。假設其價值鏈結構由市場調研、險種研發、精算定價、營銷渠道、推介展業、核保承保、共保分保、資金運用、客戶管理、防災防損、勘察定損、核賠理算等價值活動構成（圖1）。數值試算案例的設計如下。
經過模糊線性規劃求解（表2），得到各個價值活動第5年的最優成本x5i及在最優總成本中所占比例(x5i/
表2第5年中國人保公司價值鏈的最優成本結構試算表
將最優解代入模糊規劃模型的目標函數得到中國人保公司保險產品所創造的最優總顧客價值為：
Maxf(x)=1 21 669試算單位，將最優解中各成本相加得到最優總成本為16 250試算單位。
由表2可以看出，在市場調研、險種研發、精算定價、營銷渠道、推介展業、核保承保、共保分保、資金運用、客戶管理、防災防損、勘察定損、核賠理算等順序的12個主要價值活動中，推介展業這個價值活動在最優總成本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說明保險公司應當首先重視推介展業的成本投入；其次是核保承保與客戶管理這兩個價值活動；依此類推，可排出其余價值活動的次序。保險公司決策者可以根據優化的結果，及時調整經營管理的戰略重點，實現顧客價值與價值活動成本的互動協調，從而使保險公司價值鏈始終處于高績效的穩定狀態，并擁有持續的服務競爭優勢。
8.研究結論及啟示
分析表明，在中國財險公司的12個主要價值活動環節中，推介展業在總成本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核保承保與客戶管理。決策者可據此結論及時調整經營管理各環節的戰略重點，實現顧客價值與價值活動成本的互動協調，從而使保險公司價值鏈始終處于高績效的穩定狀態。目前，以中國財險公司為代表的中國保險業發展比較快，但增長質量較差的根本問題是保險公司治理結構不良，內控機制比較薄弱，公司對分支機構和人管控不力，各級利益主體追求目標錯位。出現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沒有搞清楚保險經濟活動價值鏈環節的管理重點，輕重緩急不分，戰略目標不明，經營績效自然好不了。
當然，保險公司的利潤是一個與多種因素有關的長期動態目標，強調長期利潤的增長比強調短期利潤的實現更能體現面對外部不能定性而實現的戰略經營管理效果。顯然，保險公司必須要準確地分析其內部資源優勢，才能進行價值鏈的合理成本優化。產業資源越充足，保險公司期初成本分攤值計算得越合理，則經過價值鏈優化所得成本結構越科學。經過優化后所得到的某一個價值活動的成本比例越大，則說明這個價值活動是保險公司的戰略發展重點，保險公司在這個價值活動上應當注入更多的資金來獲取價值鏈的整體效益，實現顧客價值最大化與保險公司利潤長期增長雙重目標，從而擁有持續的市場競爭優勢。
基金項目：本文是2006年重慶市社科聯重點項目(批文號：2006-JJ0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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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體制機制;資產經營;自負盈虧;利潤;國民經濟核算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01-0015-06
我國當前經濟體制仍然處在不斷變化和改革的過程當中。整個經濟體制模式在發展中出現和形成了一些帶有階段性標志的特征。計劃與市場經過兼容、結合和過渡,形成了特定的經濟模態。分析計劃與市場的構成和結構,可以客觀認識當前我國經濟體制的特點,有利于確定未來經濟體制改革的走向和政策的制定。
一、計劃體制特點及其與市場體制的關系
當前對我國經濟體制在認識上的差別還是非常大的,這其中的原因是對計劃與市場觀念理解的差距。認為計劃經濟已經從當前經濟體制中消退的觀點的主要根據是指令性計劃的退出,這個觀點是不全面的,因為計劃經濟不等于一個單純的經濟計劃,計劃是一個體制概念。計劃體制包括四個構成方面:指令性計劃、經濟行政體制、公有制制度、地域管理[1]。因而,為了客觀分析我國經濟體制的特點,完全有必要對當前經濟體制類型的構成要素作出更為確切的分析,從而分清其體制要素的構成成份。
(一)作為指令的宏觀經濟計劃
從1980-1994年指令性生產計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40%下降到4.5%[2],可見計劃指令性生產已經接近消失。有人據此認為我國當前經濟體制中計劃經濟已經退出,目前實行的基本是市場經濟體制。實際上,認為計劃指令已經不存在的觀點忽略了一個重要觀念:計劃經濟體制對整個經濟的指導和管理包括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宏觀層次指的是整個國民經濟,微觀層次指的是經濟實體。從當前的情況來看,所謂指令性計劃已經不存在,實際上指的是對微觀企業實體的指令性控制已經不存在,而作為我國五級政府自上而下的國民經濟宏觀指導和管理仍然存在,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率仍然是政府經濟管理能力和任務的主要指標,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按照一定速度增長仍然是各級政府的經濟責任。各級政府仍然按照國民經濟總體發展要求提出本地區符合總體增長要求的計劃速度,有的甚至在本地區行政區域內實行經濟增長末位淘汰制,凡是當年不能實現增長目標的,要追究行政責任。因而,政府部門為了實現經濟發展計劃目標,對國有經濟和投資進行過度干預,要求地區或行業性生產總值的增長達到指標要求,催促生產總值的擴大累計是不可避免的。
(二)計劃體制行政架構
計劃經濟不止是政府對一定時期內經濟發展作出的計劃要求,它還擁有為貫徹這種要求所必備的經濟組織結構和運作方式。這種經濟組織模式特點與市場體制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一切經濟單位必須附屬于政府的行政機構,或者說就是經濟機構的行政化隸屬關系,而不是像市場體制那樣經濟機構是無行政隸屬關系的獨立機構。雖然目前政府已經減少了相當一部分對口各個行業的行政管理部門,但經濟機構在名義上的隸屬關系仍然存在,基本的架構仍然是單位行政歸屬和行業歸口。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機構要完全按照市場機制運作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作為組織機構的自是虛擲的。同時,經濟體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實體經濟機構上面,事業單位體制改革還沒有作為正式的題目,因而目前的事業單位就是更典型的行政機構附屬物。由于計劃體制下事業單位性質的行業范圍歸屬得過大過寬,許多本來在市場體制下不屬于公益事業的行業也都劃分到了事業性質里面,造成許多行業至今實行事業單位的政府附屬體制,一直不能夠按照市場機制運作,致使整個行業發展緩慢。
(三)財產所有權制度仍然是公有制占據主導地位
所有制既是經濟體制的基礎構成,同時也反過來折射出經濟體制的構成模式。目前雖然實行多種經濟成份所有制同時并存,私有制允許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國有制經過了承包制特別是股份制改造之后,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公有制。但是,這些變化并不能說明我國所有制體制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更不能說明公有制已經不是主導性所有制形式。
1. 主要自然資源仍然屬于國有制。按照我國《憲法》和《物權法》規定[3,4],包括土地、礦藏、海洋、森林等主要自然資源,都歸國家所有。同時,一些重要的能源開發領域只允許國有資本進入,私人資本原則是禁止進入的。一些自然資源如土地等,即使允許私人資本介入開發,國家也要收取高額使用費。一切生產都離不開對自然資源的利用,如果自然資源都歸國家所有,那么這種所有制體制就仍然是公有制體制。這與計劃經濟體制要求的在社會主義階段生產資料必須實行公有制,雖然有一部分不相吻合,但是它把一切生產都必須依賴的自然資源實行了公有體制,所以,我個人認為整個社會經濟仍然是公有制占據主導地位。
2. 國有制經濟并沒有發生真正的產權變革。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對公有制的理論批評莫過于指出國有制產權主體缺位和所有者模糊不清,但這個批評并沒有導致國有制財產的變賣和有計劃的私有化過程,而是產生了一個改造國有制形式的所有權模式發明,就是將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兩權分離,允許把公有制財產交給私人去經營,進行所謂“虛擬私有制”運作。在吸收私有制運行效率的同時,又不改變公有制性質,而是將這兩者相互結合形成國有制經濟的改革模式,稱之為“公有制實現形式”[5]。目前國有制改造中實行最多的股份制就屬于公有制實現形式之一。但是,從所有權轉移規律來說,股份是將集團性資本變成個人資本的方式,任何實體或著國家不能繼續擁有已經出售資本的股份。同時,西方國家普遍把股份制和發行股票當作出售國有制企業實體從而實現國有經濟私有化的方式和手段。這一切說明,股份制與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是“虛擬私有制”一樣,是脫不了私有化和私有制嫌疑的。但是我國一些人不承認已經出售給個人的股份屬于私人資本所有權,認為股份制公司仍然是國有企業而不是私有化企業。這種不符合產權轉移規律的含混股份所有權說明,把股份制當作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初衷,不僅是對股份制在概念上的誤解,而且說明不能放棄公有制才是所有制形式改革的最大前提。
(四)地域管理與國際市場
計劃體制的地域管理在國際經濟體制方面表現得更為突出。由于經濟行政體制的不同,計劃體制國家與國際市場經濟組織存在很大的溝通障礙。2001年我國以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身份加入世貿組織(WTO)[6]。這就很容易產生一個問題,這個時期我國已經進行了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并且已經有了足夠的廣度和深度,但在一些國際經濟組織中卻仍然被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仍不能成為市場經濟國家間國際經濟組織的準會員國。筆者認為,確認一國經濟體制類型是否屬于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標準,應當是國際公認的共同市場條約,單純國內自行理解的市場標準實際上帶有很大的片面性。
二、體制效率與體制機制和經濟規律
顯然,目前我國實行的仍然是計劃與市場各占一部分的混合經濟體制。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不僅構成要素不同,而且運作方式和運作效率也不相同。雖然至今實行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體制已經有30年,但對于兩種體制效率不同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有必要通過對運作機制及其產生效率的方式分析來弄清這一點。
(一)計劃體制與經濟效率
計劃體制的主要優越性之一是能夠指導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實現良好的經濟效益[7],但計劃體制的運行結果卻與理論上的設想和要求有相當大的差距。
1. 投資效率低。投資失敗率高、資金浪費嚴重是體制效率低的第一表現。計劃體制時期投資虧損損失是長期的和巨大的(見表1)。
表1的統計數據說明,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六個五年計劃長達30年的時間里,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資建設失敗率是非常高的。在建設投資總規模中交付使用的固定資產約在60%～80%,不能形成固定資產的失敗浪費投資占總投資額的20%～40%。也就是說,有相當一部分建設工程根本就沒有按照計劃形成生產能力就宣告失敗而“胎死腹中”,還有的長期滯留在建設過程中長達10多年形成“爛尾”工程,與建設失敗幾乎沒有區別。顯然,計劃體制并不能保證任何經濟投資能夠全部成功,政府投資同私人投資一樣具有盲目性和失算率,事實上甚至失敗率還要高于自由投資的體制。建設投資虧損巨大和失敗率高必然會導致整個經濟發展的速度緩慢。
2. 經營效率低。經營業績不佳是效率低的又一表現。國有企業長期面臨經營虧損問題,說明了計劃體制的經營效率處于低下狀態。1961年國營工業企業虧損總額相當于全部工業利稅總額的1/3,到1976年國營工業虧損超過1/3的水平[8]。1978年實行放權讓利和市場化改革之后,在市場競爭中,國有企業的虧損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在一定時期內有所擴大,甚至相當嚴重(見表2)。
表2數據中虧損最嚴重的年份是1991年,虧損率為91.2%。如果虧損率為100%,也就是虧損總額=利潤總額,那么就是整個國有工業利潤與虧損相抵之后,利潤等于0。這種情況下,在上繳稅收之后,國有工業將是無利潤生產或經營。國有工業企業虧損問題說明,計劃體制或者國有化并不能避免經營虧損,經營虧損是在任何經濟體制下的經濟實體都有可能發生的結果。即使經濟部門或者生產經營機構在完全按照計劃指令生產和運作的情況下,也不能避免虧損的發生。因為,很多在經營過程中遇到的偶然事件或者意外情況,是在制定計劃的時候所不能提前預料的。當開始執行計劃的時候,企業實體的經營環境和條件,產品供求狀況等各種因素,很可能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從而造成企業實體不能按期完成計劃任務,形成經營損失。
3. 產值產出效率相對低下。在國有與私營經濟在同一個體制內共同競爭的情況下,國有企業效率相對低下的情況表現得更加突出和明顯(見表3)。
表3數據顯示1978-1995年17年間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77.63%下降到的33.99%。產值比重下降說明即使在放權讓利和一定程度的自主經營的體制下,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和靈活性、適應性也明顯不如私營或者混合制企業,國有企業的價值產出效率不能避免逐漸下降,甚至在整個國民經濟價值產出當中退居次要地位。
(二)國民經濟核算和經濟規律
計劃體制下企業出現長期虧損從而造成效率低的原因應當有兩個:
1. 國民經濟的核算方法問題。計劃指導下的高速度增長經常是指社會總產品或者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這其中并沒有將投資虧損和經營虧損在社會總產品中加以扣除。這就造成了國有企業虧損的難以核銷和長期掛賬,致使虧損長期存在,甚至越拖越大。這種不計虧損的國民經濟核算方法,在短時期內可能不影響產值的增長,但從長期來看對速度不產生影響是不可能的。
2. 對經濟規律的認識問題。計劃體制的經濟規律論認為,社會經濟體系由一系列的經濟規律構成,包括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按勞分配規律、價值規律、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勞動生產率增長規律等各個規律。在這些經濟規律系統中,最重要的經濟規律是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規律[9]。這樣,均衡發展就勢必放在經濟體制的第一位,而國民經濟全面及時的核算方式只能退居次要地位。這也是虧損不能在國民經濟核算中及時得以扣除的重要原因。
(三)經濟體制與經濟運作機制
顯然,虧損損失是造成整個國有經濟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非計劃體制的經濟制度下企業實體同樣發生虧損,經濟效率反而相對更高。這其中的原因不僅在于國民經濟的核算體制不同,更重要的在于不同經濟體制帶來的經濟運作方式不同。
1. 處置損失的機制。經濟目標不同,處置虧損損失的方式也就不同。私有制實體的投資和經營目標是為了獲取利潤。如果投資或經營的結果不是利潤而是虧損,那么建設或經營活動會及時停止,虧損不會繼續擴大。公有財產的資產所有者是政府,而政府的經濟發展目的是如何擴大生產規模和實現計劃目標,如果企業破產將減少產值,進而影響到整個計劃目標的實現。因而,規模擴大的繼續生產從表面上看總量和規模得到了擴大和增長,但投資和經營虧損隨之也跟著擴大。
2. 盈虧自負機制。對經濟規律的不同認識,也同樣會形成不同體制的虧損處理機制。市場體制的第一規律就是投資者自負盈虧規律,而計劃體制遵循的第一規律是計劃目標的實現,并不是資產盈虧責任。私有制體制承擔經營后果的是投資人個人,如果發生虧損受到損失的同樣是具體的個人,不存在無人償付債務或承擔損失的問題,實體完全可以按照自負盈虧的機制運作,不涉及政府的責任。而公有制企業實體的投資人和資產所有者是政府,企業實體只有產品生產責任,并無資產經營責任,企業不需要按照自負盈虧的機制去運作,是否發生虧損與企業利益無關,完全是政府的責任。因而,國有實體經常出現無人愿意償付債務或制止虧損的問題。[10]
3. 宏觀國民經濟的運作機制。計劃體制在設計之初就不是制止虧損而是補貼虧損。政府彌補虧損的制度只能使得實體虧損持續下去,甚至越積越大。政府用以彌補虧損的資金,只能是其它實體上繳的利潤。這樣,就造成了國有經濟在一定時期里和一定范圍內低利潤甚至無利潤狀態下持續簡單循環生產。而私有制下的虧損實體由于及時進行破產處理,不會存在資產虧損越積越大的問題,因而具有更高的價值生產效率。宏觀經濟的投入資金,只能出自微觀經濟的積累。如果國民經濟的產值增長,并沒有帶來可利用利潤的增加,那么整個國民經濟的再投入資金就沒有來源,整個經濟就只能停留在原有規模水平上進行重復生產。這就是計劃體制效率低下和國民經濟處于停滯狀態的機制原因。
三、實現經濟體制和國民經濟運行機制的轉變
不難看出,不同的經濟體制伴生不同的經濟運作機制,從而有不同的經濟效率。對效率而言,計劃體制的最終標準是產品和產值的總量增長,而對市場體制而言是有效利潤的產出。因而,要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高效發展,就必須把實現效益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的目標,推動經濟體制進一步向市場化方向轉化。
(一)變單一制政府投資為多元化投資體制
1986年我國頒布《破產法》,標志著對國有企業資產進行清算和市場化改造的開始。從1994-2008年,部分嚴重虧損的國有企業通過實施政策性破產,關閉項目6 000戶,核銷壞賬5 000億元人民幣,破產下崗人員超過1 000萬人[11]。目前,國有企業仍然占有約1/2工業資產,占用工業貸款的2/3,但創造的產值卻只有全國工業總產值的約1/3[12]。可見,破產只是減少了不必要的損失和浪費,并不能解決國有制經濟運作機制效率低的問題。在此情況下,如果要通過增加政府投資來增加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有的比重,改變國有經濟已經不在國民經濟活躍因素當中占據主要地位的狀況,并不會取得好的效果。因而,單純依靠政府投資來帶動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思路,已經不適應當前的經濟構成狀況。所以,要采取多元化投資體制來實現經濟增長,尤其是要放開目前仍然不允許私人和外資進入的自然資源、交通、金融、文化等產業領域,保證投資的增長而產生的持續帶動效應。
(二)改革國民經濟核算方式,實現科學計劃和科學發展
國民生產總值是國民經濟核算的基本范疇,又是制定經濟計劃的目標和基礎。因而,科學合理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是產生客觀國民生產總值的模式依據。市場體制與計劃體制的國民經濟核算是不同的,產生的國民生產總值也不同。計劃體制的國民經濟核算以產值為目標,其中并不包含資產核算的因素。因而,無利潤甚至虧損企業的產值是可以計入國民生產總值的。而在市場體制下,虧損企業會及時自動破產關閉,其產值幾乎沒有可能計入國民生產總值。這樣,由于體制不同,計入國民生產總值的內涵也不同,兩種產值沒有可比性。推行市場體制后,國有工業產值占整個工產值的比重逐漸縮小,與大量虧損國有企業破產關閉,產值不再計入總產值,使得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當中占有的比重大幅度縮水有直接關系,這是不同體制因素產生的結果,也是對國有經濟狀況更加真實的核算和反映。因而,要把經濟計劃建立在適應當前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體制要求上,更多地采用市場體制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客觀反映國民經濟的真實情況。尤其是應當采取消費法國民經濟核算方式,與國際國民生產總值核算方式接軌,才能使得我國國民生產總值與國際經濟增長速度有更為客觀的可比性。在相同國民經濟核算方式產生的客觀國民生產總值下制定出來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增長速度,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指導才更具科學性和合理性,從而避免過快的或盲目的引導。[13]
(三)建立符合多種所有制產權規則的財產所有權制度
目前我國所有制體制和財產所有權制度已經非常落后于當前的財產占有關系的實際情況。由于長期在公有制下生活,人們對不同所有制之間財產體制的規律缺乏基本的觀念化認識。在公有制體制下,全部財產轉移和使用權關系變動都在行政體制內部進行,不存在財產易主的改變,當然更不存在所有者之間的產權矛盾。而在多種所有制體制下,財產轉移必須通過易主的方式來進行,同一個財產實體在不同財產所有者之間是排斥關系,同一筆財產不可以同時有兩個主人。這一點是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之間財產權利規律的基本不同點。這個規律從改革之初就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和重視,房產市場多次發生一套房賣給兩個主人的產權矛盾直到2008年還在發生[14],足以說明對市場體制財產規律缺乏觀念化認識的狀況至今沒有太大的改善。個人消費品私有化是我國近年來國民生活發生的重要變化之一。從1998年全面房改到2008年,全國可售公房的80%已經出售給城市居民,城鎮居民住房自有率達到70%[15]。變賣公有房產給個人的住宅私有化,是啟動我國房地產業市場化進程的必經步驟,應當成為國有資產股份化等啟動市場化進程的經驗和典范。現在亟需解決的問題是,是否應當在法律上明確已經出售給個人的公產,不再歸政府所有,以避免政府與私人之間發生產權矛盾,致使市場化成為虛假的形式。2007年我國頒布的建國以來第一部《物權法》,雖然對私人財產的合法地位給予了強化,但作為體制化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單純的局部經驗,還有相當長的路程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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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nception of System, Structure Model and Operating Pattern
Wang Xiangcheng
(Periodical Office, Shandong Finance College, Jinan 250014, China)
第3篇：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行業差距；定價機制；法律體系；行政壟斷
行業收人差距拉大是市場化改革以來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構成因素。因此，行業之間收人差距問題越來越引起社會的關注，并成為社會的熱點問題之一。
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各行業間收入差距始終存在。但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居民收人水平普遍較低，所以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表現得不很明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行業收入差距，特別是一般行業與壟斷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并不斷明顯、凸現。為有效調節行業差距，我們對導致差距的成因進行了研究，對于成就行業差距的原因，我們認為有以下幾點：
一、政府職能錯位――行業差距的體制原因
目前，中國的大部分壟斷企業是原先政府有關經濟管理職能部門轉變而來，是政企合一的部門，其本身具有雙重屬性：企業性質與政府特征。這些企業與政府部門關系密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形成了行政性壟斷。所謂行政性壟斷是指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政府及其經濟管理部門，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排斥、限制甚至消除企業間合理正當競爭的不合理行為，其目的是獲取巨額壟斷利潤。它是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的一種特殊形式的壟斷，與特定歷史時期相適應。由于其他市場主體無法進入，壟斷行業大多通過壟斷價格而不是提高技術水平獲得高額壟斷利潤，把相當一部分消費者的利益轉化為生產者利益，使得職工收益往往超過其貢獻，既侵犯了消費者利益，又抬高了社會成本，扭曲了資源配置。同時會導致相當一部分壟斷經營產品價格持續上升。由于有政府作后盾，行政性壟斷能夠獲得暴利，使其與一般性行業的收入差距急劇拉大，對此，政府有關部門不是不知道，也不是無力制裁，只不過是礙于部門間或個人之間的情面，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要么就是互相推諉，聽之任之該種現象的存在。更有甚者，為實現這種暴利，他們還制訂相關規定，維護這種壟斷地位，保證這一暴利的實現，最終拉大了行業間的收入差距。究其原因，不能不歸咎于政府職能的缺位與錯位。
二、不合理定價機制――行業差距的直接原因
壟斷行業收入大幅增長的直接原因，就是憑借其壟斷地位確定壟斷高價，獲得壟斷利潤。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價格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價格結構仍不合理。不合理的價格體系造成了不同行業收益率不同，從而擴大了行業間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如許多產品成本價格偏低，而出售價格偏高，產品的價高利大，導致許多部門勞動在實際生產率沒有多大差距的情況下，收入有很大的差距。如電力行業集中了中國六分之一（約8000億元）的國有資產，1999年僅向中央上繳86億元，資金利潤率只有2.30%。據業內資深專家分析，電網供電成本每度約0.10元，但電廠上網價與銷售價之差一般超過0.15元。國家電力公司每年至少供電10000度，利潤遠遠超過86億。電信行業憑借自己的壟斷地位硬性向用戶征收初裝費，到目前為止，該項收費已逾千億元人民幣 。非壟斷行業不具有此“特權”，因此，差距拉大也是必然。
三、法制不健全――行業差距的根本原因
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有較為健全、成熟的經濟法規，在維護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方面有較為完善的反暴利法、反壟斷法等等。他們有健全的司法，使經濟的運行有法可依；在執法上，對暴利現象、壟斷現象制裁相當嚴厲，執法必嚴，這有效的維護了市場經濟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中國至今還沒有一部反壟斷與反暴利的法規。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議。但時至今日，維護中國市場經濟有序運行的《反壟斷法》卻仍未出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反行政壟斷一章的取舍牽扯著眾多方面的利益。2006年6月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草案）》，就刪除了反行政壟斷一章。這使限制壟斷，特別是限制行政性壟斷，縮小壟斷與一般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無法可依，也就無法限制壟斷行業的暴利現象。缺乏法律的約束，壟斷行業為了壟斷利潤就會不擇手段、肆無忌憚，即便做得過分，也沒有相關法律對其制裁，不會損害其既得利益。如此一來，由于缺乏相應的法律，行業差距蔣因此拉大。
四、行政性壟斷――行業差距的突出原因
中國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與行業自身的生產特點和生產效率是分不開的。但影響行業收入差距的最突出因素是壟斷。目前，中國的行業壟斷，分為行政壟斷、自然壟斷和竟爭壟斷三種不同形式。行政壟斷是指由于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依靠體制或政府授予的某些特殊權力對經濟活動進行壟斷性經營和限制其他競爭對手的進人，如電信業、金融服務業等；自然壟斷是指依靠自然資源的優勢在市場處于壟斷的地位，如煤氣和自來水的供應；竟爭性壟斷是指通過一定的市場竟爭而獲得壟斷地位。目前，由于中國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因此，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壟斷在中國還不存在。
市場化改革對行業收人水平的影響主要是通過行業內部與行業之間的競爭體現出來的。競爭使得行業內與行業之間的資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的同時，行業內部與行業之間的平均利潤率下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行業內部與行業之間收人水平的過快拉大。就目前各個行業而言，凡是競爭性較強的行業工資增長速度相對較慢，差別很小，收人水平普遍偏低或接近于社會平均水平，如農、林、牧、漁業，批發、零售業等行業。因此，行業收人水平的高低，差距的大小與該行業的開放性、競爭性有著密切的聯系。由于壟斷性行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而存在較強的政府，導致壟斷性行業的收人水平明顯偏高，與競爭性行業收入差距也就較大。
在中國，盡管已經實行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但由于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一些關系國際民生的行業仍控制在國家手里，實行公有制，造成明顯的行政性壟斷，如銀行業、電力等。因此，在轉軌過程的中國面臨這樣一種狀況：實行公有制的國有企業多數處于壟斷地位，經營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壟斷利潤，職工收入水平高。如電力行業內小小的抄表員就能獲得十萬元的年收入；而實行私有制的企業，由于市場競爭激烈，利潤空間非常小，職工工資水平遠遠低于壟斷行業的收入水平。
為了深入研究壟斷與行業收入差距的關系，我們將通過構建計量模型對此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一）變量的選擇與指標的設計
總體來看，中國行業工資差異的拉大是因行業壟斷程度差異的擴大引致的，各行業相對工資水平的變化，可由該行業壟斷程度的相對變化做出一定解釋。
壟斷分為行政壟斷、自然壟斷和竟爭壟斷。但這是援引自西方市場經濟較為完善的情況下的劃分，這種劃分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還不完全適用。因為，目前影響，甚至決定中國行業職工工資水平差異的是體制轉型時期一種特有的壟斷――是針對所有制結構而言的壟斷――行政性壟斷，或者說是公有制壟斷。
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的是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職工工資水平完全決定于國家的計劃、安排，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水平計劃沒有什么差別；改革開放后，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格局被逐步打破，呈現出公有制占主導，多種所有制并存的趨勢。然而，不同行業所有制多元化的進程不同，導致了不同行業間所有制結構的差異。所有制多元化進展較快的行業，競爭較為激烈，收入差距較小；所有制多元化進展較慢的行業，國有經濟仍占主導地位，競爭不充分，行業進入、退出門檻較高，與競爭行業的收入差距較大。
為準確體現所有制壟斷程度與行業收入水平的關系，在數據的選取上我們將選取公有制壟斷程度（M）與各個行業平均工資水平（R）兩個指標反映之。其中，公有制壟斷程度以某行業國有企業職工人數占該行業職工總數的比重表示之。計算公式為：
其中，Mi表示第i個行業的公有制壟斷程度；IPi表示第i個行業的公有制企業職工人數；Ii表示整個i行業職工總人數。
依據以上指標的選擇與側算公式的設計，本文選取2002 年國民經濟中除國家黨政機關等以外11個主要以營利為目的的行業資料（如表1）。
（二）行業壟斷程度與行業平均收入水平的數據特征
理論上講，行業壟斷與收入水平正相關。這一理論分析是否能夠解釋中國現實狀況？在此，我們先對行業壟斷與收入水平的數據特征作一了解，對他們的關系有一個感性的認識。將獲得的數據資料按照行業公有制壟斷程度由低到高排序（如表1），據此表獲得行業壟斷與收入水平關系圖（如圖1）。
分析圖可知，不同的行業市場化進程不同，公有制的壟斷程度也不同，從而導致相應行業的收入水平也有所不同。行業公有制壟斷程度越高，對應行業的收入水平也相應越高，反之反是。二者呈正相，相關系數為0.80。
注：數據來源與表1，其中，各個標號代表的含義分別為，X1：農、林、牧、漁業；X2：批發零售貿易和餐飲業；X3：建筑業；X4：制造業；X5：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X6：社會服務業；X7：房地產業；X8：金融、保險業；X9：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X10：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X11：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
（三）壟斷與行業收入關系的回歸分析
從對壟斷與行業收入水平的簡單相關分析、數字特征等分析可知，無論是從理論上講，還是從實際看，壟斷對行業收入有重要影響是毫無疑問的。那么，壟斷對行業收入的影響力度多大？為探討此問題，我們進行回歸分析。依據表1中的數據資料，利用Eviews進行回歸，得到回歸結果：
對于回歸結果，從各項系數看，他們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從擬合效果看，調整后的可決系數，表明方程與樣本數據擬合結果比較理想；從整個方程看，回歸方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其對應的P值為0。
由于在回歸過程中我們使用的是截面數據，因此，有必要進行異方差性檢驗。檢驗異方差的方法眾多，在此我們主要使用White檢驗。利用Eviews進行命令操作，得到White檢驗結果（如表格1）。
由于相伴概率為0.89，不能拒絕方程殘差不存在異方差的零假設，即模型不存在異方差。因此，回歸結果比較理想，達到了預期目標。
分析回歸結果可知，不僅壟斷對行業收入差距有正向影響，而且公有制壟斷程度每提高1個百分點，行業平收入水平將提高101元。
五、結論
盡管導致行業差距拉大的成因眾多，但政府職能的錯位、定價機制的不合理、法制的不健全、壟斷等成為目前我國行業差距過大的根本動因，特別是行政性壟斷導致了不同所有制企業收入差距的過分拉大，這也是中國經濟體制轉型時期的一種特殊現象。為有效縮小行業差距，我們應該從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市場經濟進而完善市場定價機制、建立健全市場經濟法制體系、改變對不同所有制企業的觀念態度入手徹底根除行業差距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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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從吸納作用看，非公有企業為大量的下崗職工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為中國市場化改革發揮了較好的減震作用。根據中國就業狀況白皮書公布的數據，在1998—2001年這四個職工下崗最集中的年份里，“中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累計有2550多萬人，其中1680多萬人實現了再就業。”[4]再就業率高達65.88%，這其中非公企業功不可沒。有些下崗職工在非公有制企業講求效率、注重能力、管理靈活的勞動制度下，找到了更好發揮才能的新天地，不僅干得更順心，而且收入大大提高了；還有一些公有制企業的職工下崗后反而被激發出了創業的沖動，經過點滴積累直至創辦企業，同時為社會創造了許多新的就業機會，促進和推動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緩解了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人口難題工業化和城鎮化是一對孿生子。工業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國民經濟中，工業生產活動逐步取得主導地位的發展過程。城鎮化也稱城市化，是指“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進程，表現為鄉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以及城市不斷完善的過程。”[5]許多經濟學家對此做出了解釋，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配第-克拉克定律、庫茲涅茨人均產值影響論、劉易斯模式、唐納德•博格“推-拉”理論。歸納和總結這四個理論，可以得出三個方面的意蘊：第一，城鄉在生存和發展機會上的差距，雖然不是吸引農村人口走出家鄉來到城市的全部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第二，工業化通過帶動城鎮化，改造了千百年來人們賴以生存的傳統農業生產和生活方式，從而改造了整個人類的面貌，把人類社會帶入現代化軌道。第三，市場化是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前提。如果勞動者不能作為勞動力商品自由地流動和買賣，如果沒有自由而廣泛地聚集社會資金而快速成長的企業來吸收農業剩余勞動力，那么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天然聯系就會被割裂。完整地說，上述四個理論是對工業化、市場化條件下人口遷徙規律的認識。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人為地割裂了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天然聯系，逆歷史規律而動，導致了極其嚴重的后果。作為一個工業化后發國家，走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戰略是正確的，因為重工業可以為整個工業化創造發展基礎，從而加速工業化進程。但是這條道路最終事與愿違，造成重工業輕工業比例嚴重失調、工業和農業比例嚴重失調，其實這錯不在工業化戰略本身，而是與之相伴隨的計劃經濟體制。重工業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工業，有機構成高，吸納勞動力是有限的，同時由于重工業對資金需求量大，加之國家財力有限，國家在能夠吸納較多勞動力的輕工業上的投資必然受到很大限制。而另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不允許私人投資，社會一切投資都取決于政府，導致輕工業企業嚴重匱乏，進而導致工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十分低下。
然而，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工業企業效益低下，同時抑制民間投資意愿，排斥海外投資，為了迅速建立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國家不得不將農業剩余強制地轉為工業積累，造成中國農業對工業的貢獻的程度極其巨大，時間極其漫長。據測算，1950—1978年因實行統購統銷政策，通過壓低農產品價格和農民消費水平的辦法，工農剪刀差累計4481億元，相當于同期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的90%，平均每年農業流出資金為155億元，凈流出率高達18.2%，嚴重地削弱了農業發展的基礎，導致農村發展長期滯后，農民生活極其困頓，降低了社會整體消費，也限制了工業的發展，整個國民經濟并沒有跨越起飛階段。實踐證明，通過剝奪農業來實現工業化積累的道路是不成功的。工業的積累要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力量：一是對內要允許私營企業發家致富；二是對外要大力吸收海外投資。從吸納國內投資來看，中國民間投資的沖動和積累的能力都是非常旺盛的。當讓農民有了一點點積蓄，鄉鎮企業就異軍突起，從1978年的152萬個發展到1750萬個，產值達到8815萬個[6]。截至2011年9月，中國私營企業注冊資金總額近25萬億元[7]。這個數字是1950年至1978年工農剪刀差總額的近57倍。私營企業的確存在剝削，但這種剝削使社會財富向使用效率較高的企業聚集，迅速地解決了中國經濟起飛時期的積累問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物質財富還遠未極大豐富，勞動還只是人們謀生的手段，人們必然關心付出與回報的關系。私營企業主為了發家致富而甘冒風險、艱苦創業，其利潤的確來源于剝削，但如果否定他們對于剩余價值的索取權就會湮滅大多數人的奮斗精神。只要能夠把剝削限制在一定程度，這種致富沖動是好事而不是壞事，特別是在一個社會要改變貧窮和落后的面貌的時候，非常需要這種強烈的致富沖動。如果人人都甘于貧困，一個國家的經濟起飛就無從談起了。從總體來看，私營企業極大地緩解了就業壓力，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基本上實現了“帕累托最優”。從吸納國外投資來看，中國豐富而低價的勞動力資源、廣闊的市場容量對外資有著巨大的吸引力。目前中國已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利用外資連續20年居于發展中國家首位[8]。截至2011年底，中國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73.8萬家，實際使用外資超過1.2萬億美元[9]，填補了中國的經濟起飛時期的資金缺口，大大地縮短了中國工業自我積累的時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另一個主要引擎。
盡管非公有制企業對于中國的繁榮發展有著十分突出的積極影響，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非公有制企業畢竟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其特殊的勞動關系———勞資關系具有剝削、利益失衡等固有的弊端。這些弊端對中國社會的利益結構、人際關系、分配關系以及人們心理形成較大沖擊。帶來了利益大分化的勞動關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與勞動者的利益是一體的，原因有兩點：第一，企業和勞動者都沒有自己的獨立利益，他們的利益統一于國家的整體利益之中。企業的生產資料由政府調撥，利潤由政府支配，沒有自己獨立的利益；勞動者的工資、調動、福利等都由政府配置，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因而也沒有自己獨立的利益。企業和勞動者都是為了完成政府的指令性生產任務，他們的利益是一體的，即統一于國家的整體利益之中。沒有各自的獨立利益，企業和勞動者之間就沒有發生根本沖突的基礎。第二，企業的勞動關系實際上只涉及到政府和勞動者的兩個主體，企業只是這兩者關系的一個橋梁，其職責就是執行和傳達上級的指示政策。企業不關心是否人浮于事，因為勞動者的工資由國家撥付，與企業無關。勞動者即使對勞動關系有意見，也是對國家的政策有意見，與企業基本上沒關系，當然，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與勞動者也會有矛盾，但屬于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矛盾，而不存在根本利益沖突。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非公有制企業和勞動者之間的利益關系是分化的。資本的根本目的只有一個———獲取最大化利潤，不能達到目的就解雇或撤資；職工的根本目的也只有一個———獲得最大化收入，不能達到目的就跳槽。這意味著勞資雙方都擁有屬于自己的獨立利益，而且兩者的利益是對立的。第一，工資是成本的組成部分，要獲取最大利潤就必須最大限度地降低工資。第二，利潤和工資在企業新增價值的分配中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因此，資方總是千方百計地降低勞動力工資總數。帶來了天生不平等的社會關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是國家的企業，職工是國家的職工，職工和企業的關系是平等的。這種平等的關系進而表現為企業內部人與人的關系上也是平等的關系：普通的工人、科技人員和企業管理者之間雖然存在著分工的不同，也存在著干部和工人以及領導與被領導的差別，但他們都是企業的職工，不存在經濟上誰依附于誰、誰雇傭誰的關系，因而相互之間主要是一種平等的同事關系。但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非公有制企業和勞動者之間的關系具有天生的不平等性。第一，企業有資本，勞動者無資本，這決定了企業和勞動者之間在經濟地位上始終就是不平等。雖然表面上看勞動者有選擇企業的權利，可是他們不是受雇于這個資本，就是受雇于那個資本，永遠不能擺脫受雇于資本的命運。第二，企業是有組織的，勞動者是無組織的。這好比是在戰場上軍團與單兵的對抗，勝敗在戰爭開始前就已經決定了。第三，企業有支配權，勞動者受支配。企業擁有資本，因而也擁有了企業事務的決定權、剩余價值的支配權和在勞動過程中勞動力的使用權，而勞動者除了接受支配和在企業應允的情況下參與企業事務之外，沒有任何權利。第四，企業數目少，而勞動者數目多。勞動者迫于就業壓力，當利益受到損害時也往往不得不忍氣吞聲。資本與勞動之間天然的不平等形成了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即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不平等以及企業高級管理層（公司董事會成員、總經理、總裁、副總經理、財務總監、總工程師和監事會成員）和勞動者之間的不平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多次使用了“監督勞動”、“指揮勞動”這樣的詞語，不僅肯定了管理勞動也是勞動，而且肯定了管理勞動是社會化大生產必不可少的，但他明確指出這種勞動“在勞動過程中以資本的名義進行指揮”[10]。雖然職業經理人雖然也是受雇傭者，但是他們代表資本的利益，執行資本的職能，享有資本授予的權威，在精神上印刻著資本的靈魂，因而成為人格化的資本，形成與企業廣大職工在地位上的不平等。帶來了傾斜性的初次分配關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職工的工資與企業效益無關，而是由國家制定全國總的工資計劃，并按計劃劃撥給企業，連職工加薪、升級的時間、幅度、比例都由國家統一決定，全國職工工資增長基本上是“齊步走”，不僅企業內部工資均等，而且不同企業之間工資也基本均等。由于缺乏有效的制衡機制，勞資利益失衡的本性自然流露出來，造成了中國初次分配領域出現了嚴重的傾斜：第一，資本利潤和勞動收入之間反差明顯。“中國勞動者占國民收入的報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與之對應的企業利潤則在上升，資本回報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由以前的20%左右上漲到30.6%。”[11]個別地區，特別是非公有制企業發展較好的地區，利潤和工資的反差更突出，甚至出現連續幾年只漲利潤、不漲工資的情況。據全國總工會2005年所作的一次社會調查顯示“，2002—2004年三年中，港澳臺企業年均效益增長33%，而職工工資增長為零。”[12]第二，企業內部高管和職工之間薪酬差距懸殊。如2007年，深圳發展銀行員工平均年薪15萬，董事長2285萬；中國工商銀行員工平均年薪5.03萬，董事長179.5萬[13]。正如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一樣，勞資關系對中國社會既帶來了積極影響，也帶來了消極影響。從總的來看，其積極影響大于消極影響。任何社會現象都是歷史地存在著，勞資關系的積極影響在改革開放初期表現得更為突出，而其消極影響在當前表現得越來越突出。十報告指出“：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4]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絕不能回到計劃經濟體制的老路上去，但是勞資關系的消極影響必須引起高度重視。構建勞資關系的制衡機制是當前一項十分緊要的工作，一是勞動職能部門要依法加強勞動監管力度，二是要充分發揮工會維權功能，三是積極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以切實扭轉初次分配失衡和收入分配失衡問題。
作者：易重華 單位：武漢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 國防信息學院軍隊政治工作教研室
第5篇：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計劃經濟 市場經濟 改革 經濟制度
自80年代初，蘇聯在冷戰中由攻勢轉為守勢，其國內經濟開始衰落，直至停滯。但使各國吹響經濟體制改革的號角卻是“劇變”。在本文筆者不想探討東歐劇變的原因或是社會制度孰優孰劣的問題。只將劇變作為前提和背景。
社會經濟體制的改革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涉及方面廣泛，很難一下給出完美的說法。只能略談幾點，管中窺豹而已。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
各國在改革時面對的都是計劃經濟體制，但計劃經濟的程度和特點不同。要談論改革，就要弄明白舊經濟體制在制度變遷中對改革的不同影響。雖說改革前，蘇聯、東歐國家與中國都是“計劃經濟”，但兩者實際情況有很大不同。人們現在經常強調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更深層次是的是經濟類型不同。一種是古來既有，希克斯稱為“命令經濟”的類型。這是農業時代的產物。他不需要“工業文明”，不需要“理性主義”、“科學主義”，不考慮“投入產出系數”，沒有嚴格的、數學基礎上的“計劃均衡概念”，沒有最優化原則，僅以人們的主觀意識，長官的個人需求或社會的某種道德激情來支配經濟。我國古代封建王朝時期這種體制非常發達。
另一種是建立在工業文明、理性、科學主義的基礎上的現代計劃經濟。上述“命令經濟”是一種無法“及時糾錯”的體制，除非舊的命令著退出，新一代命令者有可能改變。而現代計劃經濟認為市場經濟是無政府的，造成糾錯過程滯后并造成效率損失，這種狀態下生產是盲目的，必須經過市場的調整才能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因此相信數理邏輯的人們認為完全事先將一切計劃好，避免接觸市場后才發現的種種錯誤，通過計算來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解。
這兩種經濟在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有很大不同。命令經濟不僅不人道，缺乏效用生產效率，其“無法糾錯”的特性比計劃經濟更糟糕。計劃經濟在這方面有長處，起碼是“次優的選擇”。但反過來說，從命令經濟這種無序狀態走出來卻相對容易，而對計劃經濟的改革卻容易產生無序變得一團糟。一般來說，命令經濟的改革較簡單，可以使用兩種方式：一是放棄命令，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就能實現過渡，二是使用更精確的數理模型制定更精確的計劃。這兩種方式，無論使用哪種付出的代價都較小。因為命令經濟本就是不科學非理性的，要撥亂反正，回復計劃或市場都很容易。
可是，對于有計劃經濟成分略多的國家來說，問題就有點復雜了。通過改善計劃，可以使計劃更精確周密，越來越吻合完善的數理模型。但是，在“完美計劃”上走得越遠，要回歸市場就越困難。使用數理模型計劃的越精確，整個經濟鏈條上就越環環相扣、緊密聯系，計劃一改變，整個經濟系統會受極大影響。
二、改革中的公平
這算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通常改革說的是兩方面的改革：一是公平，一是效率。現在看來，命令經濟與計劃經濟的主要區別在效率方面，從人道的角度看沒有什么大的區別。而是否公平是人主觀的感覺。這里說的公平是指一種權力與義務的對等。一種體制把人束縛起來，同時又給人某種保護。如果體制所給與的束縛與保護是對應的，是平衡的，處于和諧狀態，那么這種體制就是“公平”的。要擺脫體制，就面臨擺脫束縛和失去保護。得到機會的同時也面臨著風險，這就是所謂“代價”。如果失去的保護多于擺脫的束縛，人們就會覺得權利義務失衡，會感覺“不公平”。
一些體制權利義務并不對等。或束縛多一些，或保護多一些。就“前計劃經濟國家”來說，對農民來說，中國、東南亞等國家對農民的束縛多一些。因此，在改革時，農民階級會成為急先鋒。蘇聯農民，在斯大林時期也受體制束縛很厲害。但蘇聯完成工業化后，開始反哺農民，1966年之后，全蘇農民開始享有工資、醫療和養老保險，他們受體制保護更多一些。這種時候改革就會遇到阻力，增加了轉軌的社會成本，降低了效率。對于那些失去保護多于擺脫束縛的人，就會感覺不公平。
總之，改革前中國的體制比蘇聯等國家更無效率，而中國對于農民束縛多于保護的體質更少公平。因此在改革前期受到的阻力較小。但這種效應是逐步減少的。
三、經濟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和穩定
邁向市場經濟，不僅僅是體制的改革。需要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走市場經濟就要建立市場競爭的制度。東歐國家建立這制度的過程和資本主義國家在本質上并無不同。只要政府放棄一些權力，做市場的守門人就行了。價格自由化――開放物價，用市場規則取代計劃，是改革的第一步。
第二，產權私有化。公有制的國家，專向市場經濟，要解決產權的初始配置問題。為此，東歐搞了私有化，中國搞了產權明晰化。
第三，穩定經濟。改革前計劃經濟積累下的很多問題，在轉軌時都可能爆發出來。改革一開始就要糾正失衡的經濟，而治療的過程是個對癥下藥的過程。對于經濟嚴重失衡的國家，首要就是穩定經濟。
而東歐各國、俄羅斯在這三個問題上情況不太相同。
比如捷克，穩定化任務不大，在劇變之前，捷克經濟并無嚴重失衡，外債很少。但比起劇變前就搞過“市場社會主義”的波蘭、匈牙利來說，它體制僵化，自由化任務很艱巨。
波、匈兩國正相反。他們都經歷過市場化改革，計劃的束縛已大為減輕。但經濟狀況較差，急需穩定。
而俄羅斯這三方面都急需解決。俄羅斯通貨膨脹極其嚴重，這是前蘇聯的遺留問題，急需解決。另外，俄羅斯缺乏市場經濟的基礎，國有制比重也很大。改革的阻力不小。
四、總結：沒有理論的運動
東歐劇變之后，改變的不能僅僅是政局，隨著社會的劇烈震蕩，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極復雜牽扯極廣的事件。劇變之后，無論是政府首腦，還是普通百姓，無不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經濟制度的轉變，既源于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的改變，又反過來影響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百多年前，人們懷著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帶著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進行社會制度改革的偉大嘗試，建立了一個又一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的國家。百多年后，雖然社會主義運動遭遇挫折，但在我國卻是落地生花，相信這是事物發展的螺旋上升，而我們只需站在前人的足跡上，砥礪前行。
參考文獻
[1]金雁，秦暉.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
第6篇：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董輔教授不幸離我們而去。我們不僅失去了一位相知多年的老友，而且也失去了不時以新思想啟迪我們的大師。從年齡上說，董輔教授只大我們三歲，而從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認識來說，他卻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先行者。他許多年前就已提出所有制改革的創見，至今仍使我們深受啟發。他是當今中國經濟學界的大師級人物。稱他是富有創見的經濟思想家，我們想，經濟學界中誰也不會有什么異議。
董輔教授在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最大貢獻，是獨立地提出了所有制改革理論。早在1979年，他就率先提出改革國家所有制的設想，認為國家所有制之下，企業不能像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那樣自主經營，政府和企業之間極不正常，這正是阻礙經濟正常運行的主要障礙，體制改革必須從這里開始。要知道，在1979年提出這樣的設想，需要有多大的勇氣！今天回想起來，這25年的改革不就是循著這樣的一條道路一步步走過來的嗎？
董輔教授知識淵博，涉及的研究領域很廣，包括資本市場理論、資源配置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收入分配理論，期貨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等等。而最重要的也是他費力最多的，仍然是所有制改革理論。歸結起來，他在所有制理論中的創見主要反映于以下三方面：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多樣化、國有企業的功能隨著體制的轉換而改變、社會正走向有產階級化。
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多樣化
董輔教授指出，那種認為公有制只有全民（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的理論是從蘇聯教科書中搬過來的。中國改革的實踐已經充分說明公有制實現形式是可以多樣化的。董輔教授就這個問題提出了如下的看法：一定要為公有制的多種形式正名。
他的核心觀點是：以往的全民（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可以合稱為“共同所有制”，“這種公有制的特點是，一個單位（國家、企業、社區、團體等）的財產是這個單位的成員的共同財產，而這些成員卻不是共同財產的某個特定份額的所有者。”那么，究竟有哪些企業屬于“公眾所有制”企業呢！他指出：“除了合作社所有制外，公眾所有制還有其他的實現形式。公眾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養老基金、投資基金等都是公眾所有制的實現形式。”
對于當時已有爭議的公眾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質，董輔教授認為，“確實，在股份有限公司發展的早期階段，在公司的股權中，一些家庭股東和其他私人股東曾在公司中占有相當大的股份，具有絕對控股的地位，但盡管如此，畢竟有一些社會公眾持有一定數量的股份，從而使公司的所有制具有了一些公眾性，以后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序的提高，證券市場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公眾參與了股票的投資，更有養老基金、投資基金作為實力強大的機構投資者，這樣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權越來越公眾化了，股份有限公司逐漸地演變成公眾公司，它們的所有制也逐漸演變成為公眾所有制。”應當指出，這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觀點，它告訴人們，要隨著經濟發展的進程來看待公有制的新的實現形式。如果不是動態地考察所有制形式問題，就會被成見所束縛住。
國有企業的功能隨著體制的轉換而改變
國有企業通過資產重組、上市或轉讓等多種途徑來進行改革。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有一種看法是：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國有企業的最大功能是保證指令性計劃的完成和超額完成，保證社會資源能夠集中于中央政府以便通過制訂指令性計劃來配置，因此，一旦國有企業進行了改革（無論是通過資產重組方式來實現還是通過上市或轉讓方式來實現），國有企業還會保持原來的功能嗎？可以設想，這種看法在相當大的程序上阻礙了國有企業的真正意義上的改革。
董輔教授指出，正由于我國的經濟體制要從社會主義計劃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所以國有企業的改革是誰也阻擋不了的。而國有企業原來的功能將被新的功能所代替，這同樣是必然的趨勢。他寫道：“在計劃經濟迅速退出歷史舞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迅速形成和發展的情況下，如果仍以計劃經濟中國有企業所發揮的功能來看待國有企業，那就會使國有企業的改革誤入歧途，或者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在他看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某些部門仍將保留或興辦一些國有的或國家控股的企業，但這些企業的功能已經不同于計劃體制下國有企業的功能了。它們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功能可以從促進社會公平與市場效率的結合上來確定。具體地說，這種功能在于：1、保證政府對市場的調節更有成效；2、不要盈利為目的，而以向人民提供優良的服務和產品、港口人們的需要為目的；3、有助于提高市場經濟的整體效率，有助于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4、有助于提高國民經濟長遠效率；5、保證國家和社會安全；6、為避免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對自然壟斷部門進行經營。
董輔教授認為，“要通過對國有企業的改革使國有企業能夠在使社會公平與市場效率的妥善結合中發揮其應有的甚至特有的功能。”他的這些論斷對我們有極在的啟發性。
社會正走向有產階級化
在有關私營經濟發展方面，董輔教授同樣提出了不少新思想。上世紀90年代以后，他多次到浙江考察，他對私營經濟的觀點是在實地調整和理論研究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
為什么要發展私營經濟？經濟學界有些人論述到，發展私營經濟是出于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的考慮，或者說，由于我國生產力水平較低，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有必要發民私營經濟。董輔教授認為，這種說法并沒有透徹闡明我國發展私營經濟的原因。他問道：“如果認為允許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是由于我國的生產力落后，或者說，由于我國現在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那就是說，等到將來生產力提高了，等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過去了，我們就要重新公有化了。邏輯上一定是這樣的。” 董輔教授由此提出了發展私營經濟的基本依據――發展市場經濟的要求。他論證道：生產力水平越高，社會目標和需求就越來越多樣化，計劃經濟體制適應不了這樣的變化，而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同這樣的變化相適應。“而要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發展私營經濟，因為沒有私營經濟就不會有市場經濟。”換言之，即使將來我國越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較高了，那時，“同樣要由市場經濟來配置資源，……我們同樣要有私營經濟。”
接著，董輔教授所探討的一個與此密切有關的問題是：私營經濟向何處去？于是又回到本文一開始就涉及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多樣化這一命題之上。公眾所有制，也就是包括公眾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在內的另一種公有制，將是私營企業的發展前景之一。他指出：“公眾所有制完全不同于過去的私有制，它是對私有制的一種‘揚棄’，揚棄不是全盤否定，否定中有肯定，就是說，它已經不是原來的私有制了，但是同時它又保留著私有制，這就叫揚棄。”
董輔教授進而闡明了自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前景的看法。他認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擁有金融資產，以及越來越多的金融資產被公眾所擁有，這已經成為生活中的事實。這表明，“整個社會在走向有產階級化”。
第7篇：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市場調節；政府干預；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
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經濟發展中的重要課題。市場的優勢在于它能保障效率的快速實現，政府的優勢在于它所擁有的強制和社會動員能力。改革開放之初堅持“政府是萬能的、市場是無用的”的理念，制約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步伐。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實踐，不斷摸索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政府開始放權，市場成為主要的調節方式，兩者形成一種有機結合的經濟增長模式，促進國民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
一、明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中國對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有一個不斷深化、思想不斷解放的過程。市場應主要發揮好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政府應主要發揮好保障公平公正的作用。
[ ]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就是要把握好一個“度”的問題。
政府和市場能夠有效配合的一個關鍵所在是兩者極強的互補性：政府失靈的地方往往能夠較好地發揮作用，比如在和公共決策方面；同時，市場失靈的領域卻恰恰政府可以發揮優勢，比如當面對公共物品和外部效應等問題時。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有效地協調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兩者的互補而更好地發揮作用。
在經濟學中，成本和效益是衡量經濟活動高效與否的重要標準。為了達到經濟學中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人們應當理智的加以抉擇，只有當市場調節出現失靈或者比政府干預帶來更高的成本時，才應選擇政府干預；只有當政府干預出現低效率或者比市場調節帶來更高的成本時，才應選擇市場調節。市場與政府合理邊界的確定，應該根據經濟發展的具體實際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方案。
必須明確，現實經濟社會不應該是在絕對的市場和絕對的政府之間進行二者擇其一的簡單選擇，而是應當根據客觀社會經濟環境和自身經濟條件，對兩者進行合乎理性的排列組合，進而取得“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的良好效果。
二、理順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兩大基本原則
政府干預與市場調節的沖突與統一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一條主線，并且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而不斷深化。新形勢下，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就要堅持兩大基本原則作為指導的方向。
（一）完善市場體系，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市場調節應該成為中國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針對當前中國當前存在的市場體系不完善、市場秩序不規范的現象，應該充分發揮市場活力，不斷形成經濟體制改革的持久動力。
價格、供求、競爭是市場調節資源配置的三大杠桿。首先，要遵循價格這一經濟市場的“指揮棒”作用，根據市場運行合理制定價格，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其次，要發揮競爭的“催化劑”作用，鼓勵競爭，反對壟斷，允許各類市場主體平等的進入市場領域，公平的參與競爭，催生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最后，發揮供求的“杠桿”作用，把握供給和需求的運動規律，用需求引導供給和生產，實現供給和需求的平衡。從外在方面來講，還要繼續排除計劃經濟的干擾和束縛，加大市場調節的力度，為市場經濟保駕護航，總的來講就是要真正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二）深化政府職能改革，更好的發揮服務作用
新時期做好政府服務的工作關鍵在于明確政府職能。政府的主要職能是為市場參與主體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更需要政府不斷加強維護市場機制的能力。其次，政府應明確自身與市場的關系，加強市場監管，完善反壟斷法規，明確反壟斷政策和產業政策的關系，努力維護好市場秩序，在市場失靈的地方發揮積極作用。總之要不斷規范市場秩序，營造各類企業平等競爭的環境。除此之外，政府應繼續進行有效的干預，在完善收入分配、改善投資環境、引進資金和技術、推動創新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政策支持。
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做到不越位、不缺位，結合具體實踐進行合理的政府職能定位，進而建設高水平的服務型政府。
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具體舉措
（一）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
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建立明確的市場經濟模式，為經濟發展尋求制度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是公平和效率的統一體，一方面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和效益，另一方面，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保障社會公平和公正，特別是保障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 ]
（二）政府要保障市場的公平，重視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堅持每一個市場主體都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大前提下，應該讓非公有制經濟得到最大程度的自由發展。加強對于非公有制企業的監管和服務，進一步掃清體制和政策障礙，廢止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和壁壘障礙，保障非公有制企業在稅收和對外貿易政策等方面與其它企業享有同等的待遇，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不斷增強市場經濟的活力。
（三）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
第8篇：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條件；經濟法；價值取向
一、經濟法的價值取向：經濟法的本質屬性
經濟法是指國家為了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建立的獨立法律部門，通過它干預經濟運行，宏觀調控經濟，并致力于調整經濟管理關系、維護公平競爭關系、組織管理性的流轉和協作關系，以實現對經濟社會總體效益和效率的保護為其根本價值。價值取向是指當所追求的多個價值目標出現矛盾時最終的價值的選擇方向。而經濟法的價值取向是指經濟法本身具有的、充分體現經濟法核心并符合經濟主體對經濟法的要求的最基本的屬性。它是經濟法最本質、最核心的內容，它決定了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和調整對象、范圍，是經濟法所追求的具體理想目標。現代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歷程決定經濟法的價值取向應定位于保護和實現一定的社會經濟利益。社會經濟利益包括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理想的經濟法致力于推進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和諧一致發展，實現兩者的融合互動。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所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每一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作為利益表現出來。每個經濟主體都在追求各自的社會利益，而這一過程則構成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法的價值取向則在于促進這一過程良性平衡發展。
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產物，經濟法制約和約束社會經濟發展，并對社會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經濟法體現著社會經濟生活的運行規律，因而一種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價值取向必須反映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運行規律及內在要求，與社會經濟的核心精神及運行目標保持一致，并適應其所規范和調整的經濟生活的價值取向。隨著時代的發展，一成不變的經濟法價值觀已不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一個動態發展的經濟法價值取向。因而經濟法價值取向的確定一方面必須體現當前社會經濟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質，與其他法律部門相比，具有自身特性。另一方面必須體現當前社會經濟法的根本任務和追求，從而對社會經濟有原則性的指導意義。只有形成一個完全符合社會經濟特質的基本價值取向，經濟法才能充分發揮自身的功能和作用，最大化的促進社會經濟的繁榮和協調發展，全面提高人類福祉。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特征
1.市場經濟多主體共同發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具有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又必然體現社會主義的制度特征。如在所有制結構時，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多種經濟制度和分配方式并存，形成了市場經濟主體百花爭鳴的局面。這種市場經濟多主體大大解放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被束縛的生產力，一方面對于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活躍市場主體和滿足人們多樣化的需要等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中的每一個經濟主體都具有強烈的競爭意識，從而促使社會經濟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公有制企業與其他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平等競爭、共同發展，使得自由競爭、優勝劣汰、追求效率成為經濟發展口號和市場基本規律。多種市場經濟主體共存，更好地促進競爭，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增強市場競爭力，推進社會生產率的提高。同時也能夠更好地利用外資、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為我國企業發展提供經驗借鑒。從市場經濟的運行上來看，其大力推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的繁榮景象，在實踐中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2.追求公平，崇尚個性
在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國家經濟政策和經濟目標都發生了重大改變，傳統的價值觀受到了挑戰。計劃經濟條件下，產品實施統包統銷，分配上強調平均主義，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開始追求公平，講究競爭。由于市場經濟本身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及激烈的競爭體制，利益的分配不再以平均分配為目標，主體成員與其創造價值直接掛鉤，每個利益主體不可避免的要求分配公正和機會、競爭均等的要求，市場經濟以尊重每一利益主體的獨立、平等為前提，在價值分配中尋求公正合理性的利益分配。
計劃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活動主要由國家統一配置，強調個人服從集體，局部服從整體。打擊了經濟主體個性的發揮和參與經濟活動的積極性，不利于社會經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調節經濟的一種手段和資源位置的一種方式，對促進經濟發展具有較強的適應性、顯著的優勢和較高的效率。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奉行的是優勝劣汰的原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體制模式，人們開始崇尚個性、開始追求一個公平、自由的市場發展環境。
三、構建符合時代要求的新價值觀體系
1.公平為主，效率兼顧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法價值取向應注重解決好效率和公平的問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講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進和諧，堅持效率和公平有機結合才能更好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如同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然而公平和效益作為事物的兩個方面，既有相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一致的關系，尋求兩者協調一致關系，是促進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必須解決課題之一。市場競爭機制導致發展經濟過程中收入差別的存在，并可能在一定范圍內擴大，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最終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因而在實施分配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配強調公平為主，效率兼顧的經濟法價值取向，注重社會公平，防止兩極分化，同時注重社會效益提高，促進經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目標。
2.兼顧個體、集體、國家利益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各經濟主體競爭激烈，競爭是市場活力的源泉，沒有競爭就不可能優化配置社會資源，但有競爭力便有利益沖突。過去的計劃經濟實施平均主義，過于強調集體、國家利益而忽略個體利益，嚴重地打擊了個體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積極性。個體參與經濟活動熱情降低，必然致使社會平均效率降低，從而損害集體和國家利益，社會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停滯不前。因而，為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發展各類生產要素市場，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形成機制。市場經濟需要鼓勵個人、企業積極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同時，自覺遵守國家法律規定，承擔社會責任，維護國家利益，培養愛國情操，形成良好社會道德。經濟主體應追求經濟自由和經濟秩序的統一和諧，在社會經濟活動過程中，保證其行為合法性，彼此間形成規范有序的合法關系。國家司法部門嚴格遵守法律約束，嚴格執法，打擊一切不法行為。理性把握經濟與經濟秩序間的平衡協調，保障社會經濟活動合理有序進行，實現個人、集體和國家利益的和諧統一。集體和國家充分重視個人利益，鼓勵人們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獲取正當的物質利益。而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和國家利益相沖突時，則需提倡自我犧牲和奉獻精神，國家利益至上，充分發揮集體主義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協調好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有助于保證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并推進社會經濟活動健康發展。
3.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價值目標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實踐，黨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與此同時，經濟法規范和調整社會經濟生活，其價值取向需正本清源，真正確立“以人為本”為核心的價值取向，并把這種價值取向貫徹到有關經濟法理論和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層次之中。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追求的基本價值目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終價值目標。人在經濟活動中占主體地位，人類一切實踐活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經濟法的價值目標為公平、效益、社會整體利益等，但這些價值目標一旦離開了人的存在則毫無意義，只有當這些價值目標與人的全面發展相結合時才有其存在意義。因此，經濟法的最終價值目標必須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一切經濟法則、價值目標及經濟活動只有當它有助于實現人類全面自由發展時才有價值及意義。因而，經濟法的設立與存在不應當只是單純為促進經濟發展而存在，在另一種層次上，其應為促進人全面自由發展而存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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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英.經濟法的基本價值取向新論[J].學術交流，2008（6）.
[3]鄧彥，余三鄉.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價值取向的幾點思考[J].求實，2005（10）.
第9篇：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預算軟約束；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經濟制度；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民營經濟作為三分之二的GDP提供者,貢獻工業新增產值的70%和新增就業的80%,逐漸承擔起過去一直由國有經濟所承擔的漸進改革重任。在這種情形之下,相應經濟制度安排的需求便應運而生。但目前民營經濟從國有經濟體制中不能獲得足夠支持的機會,例如國有企業對國有金融體制的金融支持(金融補貼)形成一種剛性依賴,這使得民營經濟無法從國有金融體制中尋找到獲得金融支持的機會,而只能另辟新徑,從民營經濟的廣泛交易中內生出專業化的金融中介以及相應的金融市場。由這種中介和市場衍生而來的民營金融制度因其天然地來自于民營經濟發展的需求,符合漸進改革的當前要求,可以說它也是經濟制度變遷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
一、預算軟約束的定義及內涵
預算軟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最早由是西方的科爾奈1980年在分析社會主義企業行為時首先提出的,它是指當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國有企業一旦發生虧損或面臨破產時,國有企業的經理會預期得到國家財政支持,而國家或政府常常通過追加投資、減稅、提供補貼等方式,以保證其生存下去。以后的經濟學文獻把這種現象稱之為“預算軟約束”。這一理論已被運用到一些試圖解釋轉軌時期或市場經濟下的企業行為的嘗試之中(Maskin 1999)。
科爾奈后來在討論有關預算軟約束產生的原因時,認為存在外生性和內生性兩種解釋(Kornai,1998a)。
1、外生性解釋。經濟理論所指的外生性是指在一個經濟模型中,某一經濟變量在一定的時期中不隨模型內變量的變化而變化(約翰伊韋爾,等,1987)。科爾奈首先提出預算軟約束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社會主義國家的父愛主義,Goldfeld等人則利用父愛主義來解釋破產企業獲得事后拯救等軟約束問題,Hillman等人則從政府無法承受企業破產后引起的政治代價來分析,Schaffer從政府對企業作出承諾的可置信性程度論述了軟約束的形成,我國學者林毅夫和譚國富則從政府或國家的責任歸屬的角度解釋了這一問題。總之,預算軟約束的形成是社會主義國家或政府對企業的父愛主義所致,是一種外生性變量引起的經濟后果。
2、內生性解釋。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學者在探討預算軟約束成因問題時,把注意力轉向經濟系統內部,從不同經濟主體的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來探討預算軟約束發生的機制。Dewatripont-Maskin(1990,1995)借鑒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認為在政治性等非經濟因素之外,預算軟約束的發生可能與經濟因素相關,并把其歸因于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即對一個未完工的無效率的投資項目追加投資,其邊際收益可能大于項目廢棄產生的邊際成本。由于信貸市場中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可能導致一方的逆向選擇和由此產生的道德風險。這一分析思路很快被運用于解釋其他與軟約束有關系的問題,取得了一系列富有說服力的成果。
3、上述兩種解釋的缺陷。就外生性解釋而言，其難以解釋為什么許多前社會主義國家在進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和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十幾年以后，軟預算約束的現象仍舊普通存在，且許多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發展中國家也不能幸免，即使是市場化后的中國企業進行了體制改革，還是存在了大量軟預算約束的現象。而內生性解釋固然能夠解釋美、日、歐洲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出現的個別案例，但在社會主義經濟和某些發展中國家軟預算約束的情形普遍而且長期存在于許許多多的企業，很難令人信服這些長期、普遍、不斷重復出現的軟預算約束，起因于對投資項目的信息不充分，出現時間非一致性所致。
綜上所述，傳統的預算軟約束理論只局限于社會主義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國有企業，認為預算軟約束是造成社會主義經濟效率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現論發現，預算軟約束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特有的，也不是社會主義國有企業或金融機構特有的，這一理論已經被廣泛地運用到解釋轉軌時期和市場經濟下企業的行為中去了。根據預算軟約束在實踐中的表現，本文認為，可以把預算軟約束更廣泛、更通俗地定義為：當預算的約束力失去其權威性、嚴肅性時，就形成了預算軟約束。
二、預算軟約束的形成的深層次原因探析
本文認為預算軟約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民主異化與所有制異化的共同作用，而在民主和所有制健全的情況，即使存在表面上的預算軟約束，但由此帶給企業的利益會以其他形式流回國家、政府或其他提供補貼者，因此對非職工所有者分配到的利潤沒有影響的預算軟約束不是真正的預算軟約束。
1、民主的異化
民主是一個政治思想和政治行為，如果將民主在企業或事業單位內推行，就會產生異化，使民主成為小集體追求自己利益的工具。企業的存在源于資本的逐利性，是以利潤的最大化為目標，企業的行為由資本的所有人按出資的比例投票決定，這是決定企業行為的外部民主。在企業內部不能有民主的存在，企業的員工與企業是一種合同關系，這種合同關系依旅于企業外部民主產生的法律來規范和保護，而不是由企業員工這個集體的民主行為來決定企業的行為以及員工與企業的關系.
在我國的企業、事業、行政單位及各級政府內部(以下簡稱單位)，大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民主異化，即經營管理者在年終及晉升時，都要由被管理者(職工)進行投票評議，以做考核之用。經營管理者為了使這項考核更好，一般會在自己權力范圍內給職工最大的利益;或者經營管理者不是由其所代表利益人的意志評價與決定，而是由其他利益集團或個人評價與決定。
2、所有制的異化
根據理論，財產或資源的公有制有兩種:一種是歸全民所有或集體所有，由于全民或集體是一個抽象理論，實際上是無主所有，由于在全體成員中客觀存在著壞人或被剝奪擁有財產或資源的少數人，實際上根本無法實現全體成員所有，如果將全民所有或集體所有理解為由全民或集體的代表即政府所有，在法制不健全和政府官員腐敗的情況下有可能被稱之為“代表”的少數個人所有;二是歸國家或集體中的全體成員共同分割享有，即每個成員都是財產或資源的個體所有者，這是真正的公有制，實質上是“社會個人所有制”。與此相適應，財產或資源的私有制也有兩種:一種是少數人的私有制，即只有小數人擁有大量財產或資源，而大多數人沒有或只有少量財產或資源:二是“人人皆有的私有制”，即每個人都擁有適量的財產或資源，又稱“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提俱的是第二種公有制(即每個成員都是財產或資源的個體所有者的“社會個人所有制”)，沒有提倡虎幻、異化的第一種公有制(即“無主所有”或“假公為私”的公有制):馬克思批判的是第一種私有制(即小數人擁有大量財產或資源的私有制)，沒有批判第二種私有制(即“個人所有制”)。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的公有制恰恰有點類似馬克思沒有提倡的、虛幻的、“無主所有”的公有制，因為我國并沒有從法律上確立和完普由國家或集體全體成員選舉和監督其代表的真正體制和法律制度。按照異化理論，代表全民的國家利益主體只有在全民中部分的、個人利益中對象化自身，反映自己、實現自己、規定自己，從而達到統一性。國家對單位資產的占有是虛擬的，全民中的部分職工才真實地擁有對單位資產的占有、支配、處置和使用的權利。
三、預算軟約束外延及在民營企業中的表現形式
運用“軟預算約束”這一理論，科爾奈解釋了造成社會主義普遍存在的短缺現象，分析了短缺的原因和后果。在此之后，人們廣泛認為“軟預算約束”是造成社會主義經濟效率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軟預算約束”的分析框架被廣泛用來解釋計劃經濟和轉軌經濟中存在的許多經濟現象，成為解釋計劃經濟和轉軌經濟中存在的許多問題的關鍵。
在非公有制的民營企業中也存在一些預算軟約束的現象，例如上世紀80 年代美國政府對克萊斯勒公司的貸款避免了公司的破產，金融危機中韓國政府對大企業的保護等。這些現象是由于民主的異化產生的。我們上面討論的民主異化是單位內部的，實際上在地方政府及一個國家內都有民主異化的存在，這種異化也會改變資源的最優配里，并且成為非公有制中存在預算軟約束的原因。國家對大企業進行保護，是為了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但放在全球來說，就形成了浪費，這就是非公有制中存在預算軟約束的原因，當前我國的民營企業經營過程中顯然也存在大量的預算軟約束現象，這些現象已經成為當前的研究熱點。
但是，盡管在一些問題上達成了共識，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單一的理論來解釋軟預算約束所有方面的現象，也不存在一個正式的理論模型能夠代表所有的軟預算約束理論，理論界對產生軟預算約束的原因和制度環境仍然存在著較大的爭論
結論：
軟預算約束的研究還需要進一步深化,使得相關的研究能夠廣泛地融合,而目前,從相關的文獻中,我們已經發現了這個缺陷:人們不太注重整體論的觀點,人們不太注重不是通過動態承諾模型建立起來的研究。這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前面科爾奈等提出的軟預算約束研究邏輯。我們應該廣泛考察各種軟預算約束現象, 而不僅僅是口頭承諾問題下的軟預算約束現象。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