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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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范文

1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

早期宏觀經濟學，或稱之為古典宏觀經濟學，萌芽于17世紀中葉，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發表之前。其代表人物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他首次從宏觀的角度觀察經濟運行狀況，并發表了西方經濟學中第一部以宏觀經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術著作——《賦稅論》[1]。

在此之前，由于新航路的開通，商品交換變得日益頻繁，交易半徑不斷擴大，商品交換產生了巨大的財富，由此產生了重商主義學說。重商主義認為，財富來源于商品交換，而貿易順差是財富的源泉，因此應鼓勵出口而抑制進口。但隨著資本主義工廠手工業的發展，英國迅速走向富強，尤其資產階級革命后，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作為新興產業資本利益的代表，威廉·配第擺脫了重商主義的影響，對經濟的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向了生產領域，提出勞動價值論，認為是勞動創造了價值。

《賦稅論》深刻闡明了稅收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威廉·配第認為，稅收來源于農業生產中土地的租用。政府可以利用稅收實現資金在各領域的合理分配，從而刺激新興產業的發展，進一步增加社會財富。

同一時期，法國經濟學家魁奈發表著作《經濟表》，強調利益來源于農業，并對國民經濟結構做了系統描述。隨后，古典革命的爆發極大促進了古典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亞當·斯密的代表作《國富論》率先提出了“經濟人假設”這一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出發點，并指出：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調配著宏觀經濟的運行，使社會資源得到最優配置。斯密之后的經濟學家如馬爾薩斯、大衛·李嘉圖等，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對宏觀經濟的運行提出深刻的見解，并對現行政策提出了中肯的建議，為后來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2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

2.1凱恩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創建

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是現代宏觀經濟學建立的主要標志。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經濟危機，經濟陷入困境，新古典經濟學家們推崇的自由放任主義難以給出大蕭條合理的解釋，更無法提出有效的經濟措施使經濟回暖。這種情況下，凱恩斯適時地提出了應由國家來調控宏觀經濟的觀點。凱恩斯認為，人們的消費總是小于儲蓄，因此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而資本主義市場不能自動達到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因此，需要國家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積極實行財政赤字政策擴大需求，以政府的投資來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這種政府帶頭刺激消費的行為有利于帶動社會閑置資金投資于生產，使市場達到供需均衡的狀態，進而刺激經濟的發展。

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解決就業問題，而就業問題來自有效需求的不足，也就是說，就業量的多少取決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總供給價格等于商品總需求價格時的商品需求量。當需求價格小于供給價格，需求量小于供給量，即供過于求時，資本家就會降價或減少生產，進而造成員工的失業。而在短期內，商品的成本變化幅度小，因而商品的總供給幾乎是不變的，這就會造成商品價格的下降。因此，是總需求量，也可以說是有效需求量的大小，決定著就業數量。一旦有效需求不足，就會出現失業問題。

另外，凱恩斯進一步提出三大心理規律，即：消費傾向規律、流動偏好規律和資本邊際效率規律。這三大規律決定了有效需求的大小，有效需求由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構成。消費傾向規律解釋了這樣一種狀況：當收入增加時，人們更傾向于將資金用于儲蓄，從而降低消費的百分比，引起消費需求的不足。投資需求則取決于人們對利益的追求，由于資本邊際效率是遞減的，即投資越多，收益率越小，當收益率低于利率時，投資者將停止投資轉而進行儲蓄。另一方面，利率又取決于流動性的大小，人們對流動性的追求，會造成利率的上升，這也阻礙了投資者的投資熱情。由此引發的投資需求不足會造成有效需求的不足，產生大量失業，從而爆發經濟危機。這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國家干預經濟，利用宏觀調控采取擴張的貨幣政策，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資。

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正是當時經濟危機的產物，為解決經濟危機提供了良好的思路。而這次的“凱恩斯革命”，極大地促進了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創立了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

2.2非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發展

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國家出現了通貨膨脹和失業并存的“滯脹”局面，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理論不足以解決這一問題。其中，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認為，凱恩斯提倡的政府宏觀調控政策很可能就是導致這次“滯脹”出現的根源。非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由此得以迅速發展。

與凱恩斯主義相反的是，非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特點是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主張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通過市場的自我調節來穩定經濟，而不需要國家的過多干預。

貨幣主義是非凱恩斯主義的中堅力量。他們強調：市場在社會經濟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自由市場本身的調節機制會使資源得到合理的分配，而國家的干預打破了這一均衡，必定引發經濟的動亂。

同時，貨幣主義強調了貨幣的重要性：貨幣供應量決定了物價水平，影響了經濟活動的進行。因此，貨幣當局可以利用貨幣政策來調節流通中的貨幣量，從而保持經濟秩序的穩定。貨幣政策的提出為國家解決“滯漲”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促進了貨幣主義下宏觀經濟學的新發展。

2.3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后至今，是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主要得益于科學技術的進步。一方面，計算機技術的飛快發展帶動了社會經濟的進步，為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非同尋常的技術支持，尤其是大量數學方法的使用和計量經濟模型的建立，促使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日趨成熟。技術因素作為學術研究的新手段，將進一步受到重視。

另一方面，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也趨于整合。首先是傳統各學派經過不斷的發展完善，其界限逐漸模糊，基本形成了以新凱恩斯主義為核心，其他理論百花齊放的局面。其次，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的確立和博弈論的應用，為統一經濟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同微觀經濟學一樣，宏觀經濟學在探究其微觀基礎的同時一直遵循著理性經濟人假設，這一理論基礎很可能是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就此走向融合。另外，隨著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完善，這一理論被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可，各國在對宏觀經濟學的實踐中總結出的經驗結論，將進一步豐富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內容。

然而，盡管新模型能更準確地解釋經濟現象，但對宏觀經濟運行的研究卻難以取得新進展。隨著市場機制的復雜化，越來越多的新問題開始顯現出來，例如收入分配問題，資源配置問題，以及如何提高宏觀政策有效性的問題，這些新問題的出現反映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還不完全，在經濟進步的背后還存在思想突破的困難。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還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3西方宏觀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運用

西方宏觀經濟學在我國的發展之路是曲折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首先，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西方國家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體制存在較大差別[2]。經濟制度的不同就決定了我們在運用西方宏觀經濟學來進行經濟調控時，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充分吸收有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部分。另外，宏觀經濟學的運用還有一些前提條件，這就存在著適用性的問題，也決定了我們決不能照搬照抄，一定要結合本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加以有效利用。

就宏觀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而言，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體系是首要的任務。我國一直致力于宏觀調控措施的完善，并進行了多次成功的宏觀調控實踐。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國內相繼發生了雪災、地震等自然災害，沖擊了我國經濟的平穩進程。在此嚴峻背景下，中國對宏觀調控政策做出了極大改變，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下調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同時啟動四萬億資金強力拉動內需，這些政策在避免經濟衰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保持了經濟的平穩發展。

綜上所述，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系會更加緊密，中西方宏觀經濟理論的融合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了解宏觀經濟的發展與起源是我們正確認識這門理論的基礎，也是學習并應用這一學科的前提。同時，我們也要將所學應用于實踐，這就要求我們要正確地吸收和借鑒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有益理論，緊密結合中國社會實際，努力探索中國經濟發展之路，不斷補充完善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有效地解決當代經濟問題，促進世界經濟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杜純布對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形成和發展歷程的探析[J].新鄉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2）

[2]崔保春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運用初探[J].甘肅聯合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10）

第2篇：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范文

【關鍵詞】會計指數；社會經濟發展；價值創造會計指數

一、會計指數研究

1.價值創造會計指數。在現今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股價受到企業盈利或企業資產所左右的同時，其他非財務因素，如：品牌、理念、創新、人員等，對企業股價的影響日益增加。然而，非財務因素難以量化，不能為傳統的會計方法所接受，因而導致在實踐中對此類因素管理不夠且報告有限。因此，價值創造指數應運而生，它是一項用來量化企業非財務績效與其他市場估值關系的工具，即通過對企業會計信息的編制以了解企業經營對于宏觀經濟的綜合貢獻，進而判斷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指數。價值創造會計指數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可細分為價值創造額與價值創造效率兩個指標。根據價值創造額的構成進行分析，可反映公司與政府、員工與公司債權人等不同利益相關者的不同分配關系及其發展趨勢，為國家制定勞動分配政策和稅收政策提供依據。對于價值創造效率進行行業分析，則反映出不同行業對于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受影響程度的不同，進而了解不同行業分工的經濟運行的特點，為國家在不同的產業領域內制定有針對性的宏觀調控政策提供重要依據。

2.提供會計指數研究平臺。雖然我國的會計指數研究走在世界前端，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跨級指數的研究仍處于起步狀態，當前的會計指數研究主要停留在對于各個行業的大量會計信息進行集成和處理上，若想順利獲得會計指數研究及其衍生研究的重大突破，則需要依靠專業的研究機構來實現。由此可見，建立完善的研究編制已經迫在眉睫。

在學術領域的發展道路上，研討成果的交流是促進科學研究發展的重要手段。會計指數研究平臺的建立提供給研究人員以發表科研成果的舞臺，保證會計指數成果在研究價值、研究質量和研究速度等方面得到迅速的提高。

3.統籌規劃，實踐檢驗。會計指數的產生源自于實踐的需要，指數的研究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所得到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夠經過時間的考驗、指數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夠為宏觀經濟的發展起到指導作用才是會計指數研究的意義所在。因此，中國會計學會與中國財政部應統籌規劃、縝密部署，將研究成果交予相關部門參考驗證，共同促進指數研究的發展。在指數應用中發現問題時，應積極應對、深入研究，以科學的態度和縝密的求證完善會計指數體系。

二、加強會計指數研究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1.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自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迅速發展。在市場經濟下，生產要素中的信息資源已經成為十分珍貴的經濟資源，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對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決策亦或是企業的微觀經濟管理的加強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科學、嚴謹的會計指數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會計指數在企業的會計信息的基礎上通過科學的方法編制而來，其具有真實性、客觀性、系統性和全面性，可以充分發掘和利用會計信息資源，提升會計信息的集成度，有助于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

2.加強經濟管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高效有序的發展不能僅靠市場價值規律的自動調整，還需要政府在掌握宏觀經濟發展趨勢下，適當推行經濟政策對市場經濟的平穩發展進行宏觀調控。會計指數是一門處理信息的嚴謹科學，對會計指數的研究分析能夠準確客觀地反映和監督經濟的全面發展，并以此分析出微觀經濟的發展趨勢，為宏觀經濟決策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對于會計指數的變化及其原因進行深入分析，政府能夠及時掌握和監督社會經濟運行狀況，客觀地分析判斷經濟發展中出現問題的關鍵，從而提高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引導生產資料在各個部門的優化配置。

3.提升會計在經濟發展中的影響力。在當前經濟社會中，會計數據更多被使用在分析企業的財務信息和經營狀況方面，在微觀經濟領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著眼于今后的發展，會計指數體系的建立，拓展了會計數據的應用范圍，以微觀經濟發展方向的分析為基礎，研究推斷出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使會計行業在宏觀經濟的發展方向分析上做出新的貢獻。

4.提升我國國際影響力。近年來我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國際經濟地位日趨重要。自2010年8月在大慶召開的七屆六次常務理事會上首次討論會計指數課題后，我國對于會計指數的研究工作愈發重視，動員了會計界的大量精英和力量。同時，我國推動了對會計體系的完善，會計人才的培養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我國會計行業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與話語權明顯增強，在會計指數的研究方面，我國更是走在了行業的前端。

三、結束語

會計指數的提出與研究拓展了會計學科應用范圍，提升了會計工作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為會計事業的發展謀求了新的契機。我們會計行業從業者應以高度的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以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刻苦務實的研究精神全身心投入到會計指數這個新領域內，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騰飛做出自己的貢獻。

第3篇：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范文

為什么國內需求主導21世紀的經濟增長

構成gdp增長的“三駕馬車”當中，投資與消費屬于內需，出口屬外需。經濟制度背景、資源稟賦、所處的工業化階段和歷史發展軌跡決定了國家經濟發展的主驅動力，因此有外需主導的國家發展模式，也有內需主導的發展戰略。就我國而言，內需是21世紀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內需主導的經濟發展戰略首倡立足資源稟賦。我國具有至為重要的三項內需主導稟賦：人力資源、差異化的市場和后發優勢。13億人口本身就是龐大的市場，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支撐起空間巨大的國內消費。適齡勞動力持續增長，不會帶來勞動力成本的代際上升。經濟發展階段、地域和文化的多樣性，使國內不同地區間具有類似國際的比較優勢，經濟互補性很強。21世紀初期和中葉，經濟仍將處于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為主要特征的高速增長期，“后發”效應持續，消費結構升級所創造的需求將持續拉動經濟增長。雖然面臨資源能源消耗巨大、土地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環境壓力加大等一些制約因素，外需無法替代內需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

由經濟制度變遷釋放的外需增長激增，已經逐步被消融于經濟增長的常規發展之中。單純追求外匯增長的管理目標被宏觀經濟協同發展目標所取代，計劃經濟時期經濟超常規發展的驅動力也不復存在。更近的研究指出，入世效應帶來的經常性貿易順差和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帶來的外需增長將很快為購買力平價所平衡，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借力于外需終將是不穩固的。統計結果也印證了經濟制度轉軌中不同變量對增長貢獻率的變化，貿易順差占總需求的比重很低，根據1978—2005年我國經濟增長三大需求相關性分析，對經濟影響最大的是投資，其次是消費，凈出口最小。

近幾年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貿的現狀，需要國內需求的增長來防范和化解可能帶來的風險。上世紀90年代，我國的外貿依存度一直在30%上下波動。1996—1999年間，我國的貿易依存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中等貿易依存度國家當中屬于最低位。本世紀以來，外貿依存度急劇升高，大大高于世界同期水平，2005年達到64%。美國、日本、巴西、印度等國家1980-2001年之間該指標平均波動幅度為14-20%，最高的年份也一直沒有超過30%。盡管有匯率、貿易結構、統計口徑等一些爭論，但我國外貿依存度明顯偏高是不爭的事實。在剔除了微觀層面套匯的行為(壓低出口商品價格與調高利潤以流入外匯)后分析，出口結構中多數是勞力與資源密集型的產品，粗放型數量擴張導致經濟福利輸入與輸出嚴重不對等。維持外貿高增長對我國技術進步、經濟安全和資源的可持續已經構成威脅。

國際經濟環境存在的不確定性，使得內需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盡管世界經濟對美國的依賴正在減弱，但美國經濟的影響力無法躲避。領頭羊經濟增長的脆弱性正在改變國際市場的預期，美國正面臨“雙赤字”、養老金體系難以持續、產業外移后結構升級困難等問題，如果不能在吸收國際資本流入來平抑巨大的貿易逆差和維持國內資本市場之間取得平衡，美國經濟將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的沖擊，我國經濟無疑會首當其沖。由此帶來國際金融體系不穩定，如果美元持續走軟，將增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如果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和時機把握不當，會對我國外貿出口、產業結構調整甚至金融安全造成較大沖擊。國際貿易保護手段日益多樣化，環保、知識產權等問題將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新制約。對外需依賴的脆弱性將要增加經濟發展的泡沫，無論從何種希冀出發，購買力平價最終平衡了外需增長的短暫激增。如果把眼光深陷于短期貿易利益中，21世紀宏觀經濟的大勢反而看不清晰。比較優勢和規避經濟發展的風險時常在提醒我們，堅持以內需為主導、充分有效地利用內源性要素加快發展，必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

內需導向型財政政策選擇：宏觀政策認知的變通？貨幣政策的陷阱？

侵消貨幣政策天空氤氳的往往是普遍式的財政政策陽光。單純過于松動或者緊張的貨幣政策常常置貨幣流動性于難控的境地，與缺乏貨幣政策工具的情形一致，不夠完善的資本市場減弱了金融產品多樣性。然而控制貨幣流動性更為核心的沖突來自宏觀經濟的結構性因素，在改善國內需求的結構和質量的努力中，貨幣政策似乎縮手縮腳。存款準備金、利率和央行票據失效之時，就是祭出財政政策之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財政政策為主導的經濟宏觀調控經歷了三次大的轉型，財政政策取向經歷了緊縮-擴張-中性的轉換。最近一輪的宏觀調控始于2003年，貨幣投放增長過快和社會的投資規模龐大引發宏觀經濟中不健康、不穩定的因素顯現。盡管持續高投資風險在增加，貨幣政策并沒有及時降低貨幣供給的速率，當已經演繹成為問題時，過剩的流動性涌入房地產的開發和投機，這無疑加重了國內需求結構的不協調。貨幣政策對于當下的流動性過剩似乎束縛了手腳：非但無益于調整內需的結構，且反向激勵了投資的激增。然而，過剩的流動性并沒有流向待改善的產業部門和待鼓勵的潛在消費需求：管理部門和經濟學家也已注意到2006年第三產業所顯露的疲憊之態，主要原因是來自該產業的投資乏力和消費結構落后引起的消費不足。

保持相對穩定的匯率制度造成貨幣政策新的壓力源。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強化了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而這種預期可能會在短期內使外匯儲備持續快速增長；外匯儲備的供給相應形成國內貨幣的供給也就是流動性的增加，最終宏觀經濟所表現出的過剩流動性顯然與央行的通貨膨脹目標形成沖突。在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里，此時是可以選擇提升利率作為反向的操作手段，但是利率的提升會進一步加強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利率工具所能影響到的微觀經濟主體多是能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國有企業，它們對于利率的敏感性并不很高，所以利率的提升可能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反倒給銀行體系造成潛在風險，進而甚至可能導致通貨緊縮的后果。流動性供給增速加快的壓力一部分來自于經濟內在結構的不合理性：顯著的問題是內需與外需的構成不盡合理、國內需求的結構性困境與需求質量待改善，使新增的流動性無法流入到需要資金支持的領域中(如產業結構的升級)，而是流向了利潤率高于平均利潤率的產業，如房地產業和證券業這樣的領域中。顯然，這將會影響到經濟的穩定發展和健康增長。就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而言，快速的經濟發展需要經濟中較多的流動性給以支持，如果經濟結構有更好的調整，內需的結構和質量得到改善，貨幣供給的增加并不一定會產生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經濟結構調整和宏觀政策選擇的困境，讓我們看到貨幣政策掙扎于“流動的陷阱”中而左右為難。貨幣政策的限度，仿佛看到了重新評估財政政策的意義：以需求為導向的財政政策是否應成為引領宏觀經濟的主要政策層面？

財政政策改善經濟結構、矯正流動性過剩的“殺手锏”在于治理國內需求的結構矛盾，改善的過程是為“短腿”公共產品的融資和為制度改革注資的過程。

    第一，財政政策是疏通國內需求釋放渠道的核心環節。我國高速經濟增長面臨的嚴峻挑戰是資源、環境約束增大了經濟成本；協調發展和社會和諧受到威脅；體制改革滯后，抑制經濟增長的活力，這些制約了經濟內在增長機制形成。驅動今后5-15年的國內市場需求，必須積極推進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財稅體制、金融和外匯管理體制以及投資體制的改革，土地和其他重要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和環境補償機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為經濟發展注入強大活力。這些改革和社會問題的核心就是財政體制的改革、財政政策的調整和實際財力上的支持。

第二，財政政策效果的選擇重于宏觀經濟的“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同為宏觀調控的基本工具，貨幣政策長于總量調節和幣值穩定，政策手段簡單，對需求的調節作用比較間接和寬泛，是“中藥”。財政政策手段豐富，直接作用于總需求，有效地進行結構調整、收入分配調節，是“點打”。宏觀經濟的短期總量調控更多是運用貨幣政策，在此過程中注重財政政策(國債發行、赤字規模等)的穩定性，為貨幣政策提供穩定的運行環境，減少不可控性和不確定風險。

第4篇：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范文

關鍵詞：政府采購；乘數效應；擠出效應；宏觀調控效益

中圖分類號：F81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6)06－0083－05

一、前言

由于效益是指“所費”與“所得”的對比關系，因此調控效益也應該是“所費”與“所得”的對比關系，只不過這里的“所費”是指政府為了進行宏觀調控所使用(花費或投入)的經濟資源量，而“所得”則是對其調控效果的表現。政府采購是否具有調控效益，主要取決于有目的、導向性的采購活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GDP的增長、經濟穩定、分配公平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推行政府采購制度能比原有的采購方式更好地配置財政資源，并有效實現上述既定目標時，那么采購的宏觀調控是有效益的，反之則是低效益或者無效益的。

從政府采購支出對宏觀經濟的作用來看，其調控的主要內容及效果體現在調控總量(促進經濟的“帕累托改進”)、調控結構(優化產業結構)、調節價格(促使物價穩定)、調整分配(促進公平分配)四個方面。

二、政府采購的乘數效應及其調控機制

政府采購乘數是指政府購買支出變動所引起的國民收入變動量與政府購買增加額之比。政府為了維持其日常政務需要和給社會提供服務，總是要發生一系列的購買行為。按照購買內容，政府購買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消費品，它主要是用于政府維持日常政務之需；另一類是投資品，它是政府投資修建的各類公共設施。由此，政府采購乘數又可以細分為消費乘數和投資乘數。因此，宏觀經濟學中的乘數理論可成為分析政府采購乘數調控機制的工具。

1。國民收入水平的決定模型。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是研究宏觀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在建立國民收入的決定模型的基礎上，再進一步推導政府采購乘數模型。

為了分析簡便，只考察一種不包括國際經濟的封閉經濟，并假定政府購買的產品為當期產品，政府購買的變動不影響利息率，價格水平在短期內不受總需求的影響。關于稅收，宏觀經濟學中通常有兩種處理辦法：一種是假定稅收與收入成比例，即T=tY，f代表稅率，是由政府決定的外生變量；另一種方法是用總量T來表示，代表所得稅。這里采用后一種方法。從支出這方面來看，三部門的凱恩斯國民收入決定方程為：

Y=C+I+G (1)

C=Cα+bYd (2)

其中：式(1)中Y代表國民收入，c代表民間消費，I代表民間投資，G代表政府購買。式(2)中C月代表消費函數中的常數，表明即使人們短期沒有收入也要消費；Yd代表可支配收入，即扣除稅收(T)后的收入(Yd＝Y－T)；b代表邊際消費傾向。

如果Tr代表家庭從政府轉移支付得到的收入，那么個人可支配收入Yd應等于總收入Y減去所得稅T加上轉移支付收入Tr，即：

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財政制度與手段各有其特征。但其財政的宏觀模式基礎都是相同的，因而其國民收入的表達方式也是一致的。因此對式(5)的討論具有一般性。政府在利用財政手段調控宏觀經濟，也就是通過(5)式中能夠操縱的三個變量(政策變數：G、T、Td)來進行的

2．政府采購乘數模型。將(5)式對G求導數，得到采購乘數(KG)：

式(6)表明政府采購變動對國民收入變動的倍增作用。這種倍僧作用就是所謂的政府采購乘數。(6)式還表明：第一，由于邊際消費傾向(b)一般小于1，因此，政府采購乘數為正值，說明國民收入隨政府購買的增加而增加，隨政府購買的減少而減少；第二，政府采購變動時，國民收入隨之同方向變動，其變動量為采購量的1/1-b。假設邊際消費傾向b=0．75，則政府采購乘數KG=4。

3．政府采購乘數的調控機制。政府采購作為財政政策的重要調控工具之一，它是通過改變社會需求來調控宏觀經濟的。從社會總需求的構成來看，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一國的社會總需求主要由四部分構成，即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政府購買和出口。雖說政府采購只是社會總需求中的一部分，似乎有點“勢單力薄”，但不可忽視的是，政府采購具有乘數效應，即較少的政府采購支出能帶動其他需求的成倍增長，從而增加國民收入。具體地講，一項政府采購增加，就會使一部分產品實現銷售，繼而引起國民收入的增加；國民收入增加，再通過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使企業和個人收入有所增加，企業和個人納稅后依然有一定數額的收入增長，這部分收入被分配成消費和儲蓄，其中的消費繼續變成消費需求，儲蓄也為擴大投資需求提供了資金來源，如此經過若干輪的循環，最終促進國民收入成倍增加。由此可見，政府采購的擴大可以產生推動經濟運行、擴大國民收入的作用，政府采購的減少可以產生限制經濟運行、減少國民收入的作用。

三、政府采購支出的擠出效應

政府采購支出的擠出效應是指政府采購支出增加所引起的對投資與凈出口的抵消作用。在簡單模型中，由于政府購買具有乘數效應，因此，當增加政府采購時，國內生產總值就會成倍地增加。但如果把貨幣市場的因素考慮進來就會看到，在政府購買產生乘數效應的同時，還產生了擠出效應。

如圖1所示，先不考慮貨幣市場因素，即假設增加政府采購時利率不變。初始均衡點為LM曲線與IS0曲線的交點E0處，當政府購買增加時，IS0曲線右移至IS1由于利率不變，乘數效應使總產出增加到Y2，增加量為(Y2-Y0)。現在把貨幣市場因素考慮進來，即增加政府采購將引起利率變化。在圖中，增加采購使均衡利率上升到R1。利率上升使投資與凈出口減少，實際總產出不是增加到Y2，而是增加到Y1。這就是說，與利率不變時相比，總產出減少了(Y2－Y1)。(Y2－Y1)就是增加采購引起利率上升所產生的“擠出效應”。從圖中可以看到，當增加政府

采購時，在兩種效應的同時作用下，實際增加的總產出是(Y1－Y0)。

由于擠出效應是在產品市場變化引致貨幣市場變動的情況下產生的，因此，擠出效應作用的大小與模型中的許多參數有關。這里著重就擠出效應與投資對利率的敏感程度(d)、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h)以及邊際消費傾向(b)的關系進行討論。(1)d值大，說明投資對利率變動反應敏感，利率稍有上升，就會引起投資大幅度下降，因而擠出效應也大。(2)當政府采購增加引起收入增加，從而貨幣需求也增加時，由于貨幣供給不變，要求利率上升以減少貨幣需求；而如果h值大，即利率變動對貨幣需求的影響也大，在這種情況下，僅有較小的利率變動即可抵消收入增加所引起的貨幣需求增加，所以，這時擠出的效應較小。(3)邊際消費傾向b越大，使投資下降所引起的總產出減少也越多，即擠出效應也越大。

四、政府采購支出的調控模型及調控效果分析

政府采購的宏觀經濟調控效果是指政府采購變化對總產出變化影響程度的大小。這種影響大小取決于兩個根本因素：一是投資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因為這種敏感程度直接決定擠出效應的大小。在IS－LM圖上表現為IS曲線的斜率；二是資本市場上的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因為這種敏感性決定利率變化所引起的貨幣需求變化的大小。在IS－LM圖上表現為LM曲線的斜率。下面分兩種情況分析：

1．假定貨幣市場上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不變，即LM曲線的形狀和斜率不變。這時，IS曲線斜率的絕對值越大，移動IS曲線時總產出變化就越大，政府采購的宏觀調控效果就越大。

圖2揭示了增加政府采購支出時，由于IS曲線斜率不同所引起的宏觀調控效果的差別。在圖2(a)和圖2(b)中，LM曲線的形狀和斜率都相同，表明貨幣市場均衡不變。初始均衡E0相同，在采購方法、數量和頻率都相同的情況下，由于乘數作用，都能使總產出增加到Y3。但由于圖2(a)和圖2(b)IS曲線斜率不同，致使增加相同的采購量所產生的宏觀經濟調控效果不同。圖2(a)IS曲線比較平坦，即曲線斜率絕對值較小，總產出只增加(Y1－Y0)。而圖2(b)IS曲線比較陡峭，即曲線斜率絕對值較大，總產出卻增加了(Y2-Y0)。這表明：圖2(a)IS曲線斜率絕對值小，宏觀調控效果小；圖2(b)中IS曲線斜率絕對值大，宏觀調控效果也大。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效果差別呢?是因為IS曲線斜率絕對值反向取決于d，正向取決于邊際消費傾向。圖2(a)中IS曲線斜率絕對值小，說明投資對利率的敏感程度d或者邊際消費傾向b的數值較大，而d值和b值大，都會使政府采購的擠出效應大，所以實際增加的總產出就少，即宏觀調控效果小。圖2(a)中的(Y3-Y1)和圖2(b)中的(Y3-Y2)為擠出效應而減少的總產出，(Y3-Y1)>(Y3-Y2)。

2．假定產品市場上政府采購對利率的敏感性是一個不變的常數，即IS曲線的形狀和斜率不變。這時，LM曲線斜率越大，移動IS曲線時總產出變動就越小，采購的宏觀調控效果也越小。

圖3揭示增加政府采購支出時，由于LM曲線斜率不同所引起的宏觀調控效果的差別。在圖3的(a)和(b)中，IS曲線斜率相同，移動幅度也相同，說明所增加的采購額相同。不同的是，圖3(a)LM 曲線斜率大，曲線陡；而圖3(b)LM曲線斜率小，曲線平坦。由于LM曲線斜率等于k／h，斜率大說明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h值小(假定k值不變的條件下)。h值小，擠出的效應就大，所以增加采購對總產出的影響就小些。在圖3中，(Y3-Y0)表示政府購買乘數效應增加的總產出，圖3(a)的(Y3-Y1)和圖3(b)的(Y3-Y2)分別表示在兩種貨幣市場均衡的條件下的擠出效應，(Y3-Y2)>(Y3-Y2)。政府采購調控效果在圖3(a)中為(Y1-Y0)，圖3(b)中為(Y2-Y0)，圖3(a)的采購調控效果小于圖3(b)。

五、實證研究――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范例

我國政府從1993年下半年開始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一度出現的經濟過熱狀態得到有效控制，到1996年實現了經濟增長9．7％、商品零售物價指數為6．1％的成功軟著陸。但從1997年以來，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出口下降、有效需求不足、投資增長乏力。以1998年為例，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的外貿出口增幅從1997年的20％狂跌至1998年的0．5％，利用外資也跌至20年來的最低水平。這表明社會總需求構成中的其他三部分都處于低迷態勢。從貨幣政策來看，1996～1998年我國先后6次降低利率，但效果不夠明顯，這表明貨幣政策的作用不大。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社會總需求重要組成部分的政府購買，便歷史性擔當起啟動內需的重任。從政府采購的角度看，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是以增加政府投資和提高公務員工資為主要特征。

在政府投資方面，1998～2001年底，我國發行的5100億元國債90％以上的都投向了基礎設施建設，直接帶動了地方、部門、企業配套資金和銀行貸款以及其他各方面投資近3萬億元。利用這些國債，國家安排基礎設施項目8600多個，累計建成公路通車里程2．55萬公里；建成鐵路新線4007公里，復線1988公里，電氣化里程1063公里；新建、擴建機場37個；對2400多個縣進行了農網建設和改造，這些都在擴大內需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據測算，1998～2002年我國政府累計增發的6500億元建設國債，分別對當年GDP增長帶來了較大的貢獻(見表1)。

在增加公務員工資方面，1999～2001年我國政府先后3次增加了公務員工資，財政累計支出4066億元，這對擴大內需、拉動經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據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的資料表明，新增的工資最可能的消費集中在衣食住行、日常消費、文化教育、耐用品消費上。而且適當提高公務員的待遇也可以帶動社會工資的提高，對于促進消費、啟動市場有著積極作用。

六、結束語

我國以擴大政府購買(主要是政府投資)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效果是明顯的，增發的國債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向西部地區及生態環境建設傾斜的做法是值得稱道的。但同時也應該注意到，政府采購支出在拉動市場需求、放大采購乘數效應方面仍暴露出一些問題：

首先，政府增加投資所帶動的市場需求并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表現在對消費需求的拉動作用還不明顯、沒有很好啟動民間投資等方面，這導致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不夠理想。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1)體制障礙。如公共投資中存在低效率和損失浪費現象，并且政府管制和融資歧視抑制了民間投資等。(2)結構障礙，由于我國正處在一個結構性供應過剩與結構性需求不足并存的買方市場環境中，這種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脫節，造成了社會需求沒有得到有效啟動。(3)政策偏差。如財政支出結構不盡合理、重需求管理輕供給改善、重投資增長輕消費引導等。

其次，政府增加投資所產生的投資乘數不夠理想。原因之一是，近來年我國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呈下降趨勢，從而導致投資乘數也呈下降態勢。原因之二是，我國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存在“一腳踩油門一腳踩剎車”的問題。從1996年之后，我國稅收收入增長率明顯快于GDP增長率，到2003年兩者差距達到15個百分點。稅收如此超常規增長而產生的緊縮效應反過來對擴大支出的擴張效應起了反向抵沖作用。

最后，體制不完善和市場化程度不高造成了調控效果不理想。實施以政府投資為主要內容的宏觀調控政策至少需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體制順暢、市場化程度高；第二，必須有剩余的、閑置的生產要素和經濟增長潛力；第三，國家要有一定的風險承受能力。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后兩個條件在我國已基本具備。但我國在體制轉軌和經濟轉型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

第5篇：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范文

    關鍵詞:“5·12”地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國四川省汶川市發上了歷史上罕見的8.0 級大地震。在美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的國際經濟背景下以及近期國內發生的嚴重雪災,這次地震的發上無疑是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又一個嚴峻的考驗。在去年防通脹、防過熱“雙防”背景下確立的從緊貨幣政策和穩健財政政策,現在顯露微調的可能。如何打好“穩健財政從緊貨幣”這張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的問題成為影響今年我國經濟走勢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關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理論綜述

    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理論基礎

    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經常處于非充分就業狀態,不時出現膨脹或緊縮缺口,只有采取權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如公開市場業務賣出債券、提高再貼現率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來抑制投資,降低總需求,從而消除膨脹缺口;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設、降低稅收等來拉動經濟復蘇。這就是著名的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是相機抉擇性質的,這種模式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有更大的借鑒作用。而正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的協調配合,采取不同的協調模式,才構成了宏觀經濟調控相機選擇的主要內容。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當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資源大量閑置,解決失業和刺激經濟增長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取以財政政策為主的“雙松”政策配合模式。

    (2)緊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當社會總需求極度膨脹,社會總供給嚴重不足和物價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貨膨脹成為首要調控目標時,適宜采取“雙緊”政策。

    (3)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當政府開支過大,物價基本穩定,經濟結構合理,但企業投資并不十分旺盛,經濟也非過度繁榮,促進經濟較快增長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當社會運行表現為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并存,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失衡,治理“滯脹”、刺激經濟成長成為政府調節經濟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緊縮和擴張這兩種情況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可以呈現中性狀態。若將中性(穩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與上述松緊狀況搭配,又可產生多種不同配合[1]。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兩大政策協調的歷史考察

    我國理論界學者關于兩大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演變階段劃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是從1979年到1984年。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眼于影響總供給,并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二是從1985年到1997年。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三是從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快速轉為“雙松”配合,此間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重點,是集中在為建設項目和企業共同提供流動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試圖通過刺激微觀主體的活力,來帶動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從2004年至今。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形勢再次發生變化,出現了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信貸和投資增長過快、外資流入偏多等問題。在這一背景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開始出現向“雙緊”過渡的趨勢。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新特點,是除了共同作用于傳統的經濟總量目標之外,在更多的領域有了配合的創新和實踐[2]。

    三、“5·12”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

    目前來看,此次地震不會對國民經濟造成太大沖擊,但據官方數據顯示此次地震災區總人口在5 000萬左右,受災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圍如此之大,在短期內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從宏觀層面來看,首先主要是對我國控制物價不利,此次大災將推高糧食與生豬供應緊張和價格的預期。地震可能會使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中國今年前四個月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點附近。4月份食品價格上漲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國第一大豬肉生產省份和第五大糧食生產省份。地震的發生,或許會使已經很高的糧食價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動,從而對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造成進一步壓力。其次,可能對我國今年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造成影響。雖然目前還沒有獲得影響國民經濟的準確數字,具體的測算還需要一段時間,但是西部是我國的產糧區,這次地震對局部的影響又相當大,因此對當地的生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四、災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主要在對于物價水平的影響。在抗震救災是當前第一要務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現“普漲”關系到經濟的平穩運行的意義更顯突出。而流動性管理、維護物價穩定、穩定人民幣升值趨勢等多重調控目標已對貨幣政策形成一定牽制,因此抗震救災、穩定物價的重心應主要落在財政政策身上。財政政策應發揮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財政支出,加快救災和災后恢復,將地震災害的損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財力的前提下,對部分區域或行業實行適當的稅收減免,為維持物價和經濟穩定買單,這樣才能把緩解貨幣政策的壓力走出目前的瓶頸,有效控制過剩流動性等總量問題。

    首先,抗震救災是當前財政政策最需發力的領域。只有迅速調撥財力、保障物資供應和人員調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災過程中,必須大力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財政支出,及時制定和部署災后重建的一些稅收優惠等。其次,四川擁有電力、天然氣等優勢資源,但這些相關企業的總部并不在本省,導致本地稅收收入流向總部所在地政府。企業所得稅政策應立即進行調整,將災區企業分支機構的所得稅全部留給當地政府,以增強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價上漲,特別是在防止價格上漲趨勢由食品向非食品的傳導中,財政政策也能起到積極作用。四川向外輸出的豬肉約占全國消費的4%,地震短期內可能導致調出豬肉減少,物價水平可能會因部分商品供給的減少而抬頭。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可以考慮在受災地區實行區域稅收優惠,這樣,既可以鼓勵當地企業生產自救,又可以降低企業生產成本,達到抑制物價上漲的目的。最后,對中國經濟增長未來可能出現的波動,財稅政策也應未雨綢繆。南方雪災和“5·12”大地震,基礎設施損毀嚴重,災區重建需投入大量資金,這為增值稅轉型在全國推開提供了良機。增值稅轉型的一個重要意義,是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節能減排、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稅轉型將大大降低企業更新設備和技術升級的投入成本。

    五、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結合部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首先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籌集財政資金[6]。因此,針對目前舉國全力抗震救災的形勢,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財政增發國債,用于地震災區災民安置和重建。近幾年,中央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債務余額占GDP比重為20.9%。2008年,中央財政減少了赤字規模,赤字率將下降至0.7%[4]。中央財政第一季度收入實際增長遠高出年度預算增長,目前赤字率和債務率保持在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財政狀況良好,不僅可動用財力充裕,而且有較大的減稅和發債空間。其次,從另一個角度看,國債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按照凱恩斯的觀點: 公開市場業務交易不僅可以改變貨幣數量,而且還可以改變人們對于金融當局未來政策之預期,故可以雙管齊下,影響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將利率作為公開市場業務的調控目標。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已經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并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

    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另一個方面,中央財政與央行相關政策相配合,應為救災和災后重建貸款提供利息補貼,分擔災區金融機構風險,鼓勵災區金融機構放貸。可以選擇的一項政策是降低災區金融機構營業稅稅率。中國現行稅收政策,對金融機構征收5%的營業稅,和國際水平相比,中國金融機構稅負明顯偏重[7]。給與地震災區金融機構降低營業稅稅收優惠政策,不僅支持災區融機構積極參與救災和重建,也為下一步營業稅改革提供經驗。

    參考文獻:

    [1] 鄧子基.財政與宏觀調控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54.

    [2] 鄧子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J].當代財經,2006,(1).

    [3] 新華網.震災引發經濟運行三大焦點問題強震難撼從緊政策[EB/OL].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 財經網.“經濟震波”加大財稅政策力度支持救災[EB/OL].caijing.com.cn/20080519/63589.shtml.

    [5] 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M].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69.

第6篇：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范文

關鍵詞：財務管理 市場經濟 重要作用

在21世紀的今天，不論從國內的經濟發展情勢來看還是從國外的經濟發展狀況來分析，都逐漸趨向于追趕經濟一體化的大潮流，而經濟全球化作為市場經濟的催化劑更是加速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步伐，使得我們現在所面臨的經濟發展情勢呈現為市場一體化、城鄉一體化、信息一體化的局面。在這種三位一體的迫切趨勢下，要想使得我國的企業在世界經濟的大潮中屹立不倒，就需要不斷提高企業的財務管理水平，通過優化財務管理模式和資源、吸收先進管理方法來適應全球性經濟一體化的管理要求，并以此來大幅提升企業自身同國際化企業接軌的能力以及市場競爭力，因此企業財務部門應當與時俱進，積極的轉變管理模式，運用科學的、創新的手段來達到進一步提高企業財務管理的整體水平，為整個企業管理乃至整個國家宏觀管理服務，并做出應有的貢獻。同時也可極大程度的保證我國企業在當前的經濟浪潮中處于不敗之地。

一、財務管理的概述

企業的經營管理離不開財務管理的大力支持，財務管理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所謂的財務管理，其實就是指在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下，人們將生產經營過程中發生的一系列關于財務的活動以及財務的關系進行管理的一項活動，它就是企業的資金運動，也是企業內部的資源分配的過程，因此它全程參與企業管理的過程。

二、財務管理的最終目標

企業進行財務管理工作的目標有且只有一個，那就是全面提高企業自身的經濟效益，這也是企業開展財務管理工作的基本立足點，不論企業進行何種經濟活動，它都是緊緊圍繞財務管理工作而展開的，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財務管理始終貫穿于企業管理的全過程中，是企業管理的中心，它存在于企業管理的各個部門以及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的各個環節上。財務管理作為企業管理的核心有其存在的重要意義和影響，因為它的管理系統就是企業心臟，輸出和回收的資金及信息就是企業的血液。企業在不斷提升財務管理水平的同時也會進一步發現企業存在的財務風險，企業管理者可以通過降低財務風險的方式來進一步降低企業的成本費用，以此來大力發展企業的經營水平，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化的激烈競爭中的競爭力。財務管理同其他部門的管理不同，它不僅涉及到的點和面較為廣泛，而且它還具有綜合性和制約性高的特點。企業管理者要想全面優化企業管理，深化企業改革，就需要不斷提高企業財務管理的水平。

三、淺析財務管理在宏觀經濟中的重要作用

（一）財務管理制約并保障著企業的管理目標，督促企業更好的服務于宏觀經濟

企業的根本目的是盈利，它是以自身的投入量與產出量做對比，力求以最小的投入量來獲取最大利益的一種經濟組織。這種性質的經濟組織在根本上決定了企業管理的總目標只能是生存、發展和獲利。對企業自身來說，企業財務管理對其本身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它不僅貫穿于企業管理的各個部門中，而且它能在極大程度上制約企業的發展。企業財務管理需要為企業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籌集所需要的全項資金，如果一個企業在財務管理上入不敷出，那么這個企業就無法在其生產經營的過程中獲取利益，使企業不能繼續生存或者得不到發展，因此，如何使企業在生產經營的過程以最小的投入使得利益最大化，是企業管理的根本目標。財務管理在整個企業管理的過程中運用它獨有的會計核算體系，可以幫助企業管理者直觀的、準確的、及時的、綜合性的查看企業在整個管理過程中和經營過程中的情況，也就是獨特的反映職能。企業的運營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企業管理者在通過對優化企業自身的財務管理工作可以更好的服務于我國經濟的發展。

（二）財務管理信息的綜合性順應宏觀經濟的發展，在極大程度上滿足了社會各方面對財務管理信息的要求

進入21世紀以來，關于建設現代化的企業制度日趨完善，相應的，財務管理信息的服務對象范圍也呈逐漸擴大的趨勢：在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中發揮其綜合性高的特點為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提供全面廣泛的財務信息；企業管理者通過財務管理工作來獲取及時有效的財務信息；債權人通過財務管理提供的財務信息來快速的判斷所投資風險的大小，保障投資人的切身利益；通過及時有效的為國家財政和稅務政府部門提供財務信息來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性，與此同時，還能保證稅收工作正常穩定的進行；針對已經上市的公司，股民需要通過企業的財務決策報表來判斷企業在股市的盈率以及每股所能獲取的利益等一系列作用。

從上述的財務管理信息服務對象來看，目前，在企業所提供的信息中，財務信息是非常關鍵和重要的，它能綜合客觀而且高效的反映一個企業的運營和最終狀況，并將這種信息更廣泛的傳遞給其他需要的對象，因此具有很大的價值意義。

（三）企業財務管理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企業的經營風險實際上就是財務風險，因此，加強企業的財務管理是企業平穩健康發展的前提，企業財務管理水平不斷提高對于保證我國經濟平穩運行、實現中央提出的宏觀調控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和深遠影響。企業可以從財政這個方面入手來降低成本，比如通過滿足國家的各項稅收優惠政策來降低企業的納稅，比如運用借貸和負債合理性來降低企業資金的運營成本等，從而增加企業自身的運營利潤。企業管理的核心就是財務管理，不論企業實施怎樣的市場戰略，它做的每一項決定所得到的結果最終都會反映到財務成果上來，所以，企業應當重視財務管理，要始終堅持將財務管理作為企業管理的重要內容，努力提升企業財務管理的水平。國家運用宏觀調控的職能來保護市場經濟的發展，企業應當根據宏觀經濟數據及發展趨勢來改變進一步的發展戰略，采用穩健的投資策略，努力提高企業自身的管理水平，特別是財務管理水平，為下一個經濟周期的到來儲備能量。

（四）對政府的宏觀調控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我國政府在市場經濟中起著宏觀調控的作用，政府在運用其職能調控市場經濟的時候需要根據市場經濟的運營狀況進行科學縝密的分析判斷，以此來進一步掌握經濟今后的發展趨勢，使得各個企業能夠及時調整戰略部署，以順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盡最大努力保證企業的收益和國家財政的穩定。市場經濟受企業運營狀況的影響，因而，企業財務管理的工作在企業管理乃至市場經濟中都處于核心的地位不可動搖，財務管理信息能夠直觀準確的反映一個企業真實的運營狀況，對企業和國家的宏觀調控都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國家通過統計、研究、掌握企業整體的信息，從而通過其判斷整個經濟形勢，使必要的宏觀調控有充分的現實依據，同時決定如何有效的實現資源配置，幫助企業更好更均衡的發展。

（五）宏觀經濟下對企業外部理財環境的影響

1、對市場環境的影響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企業必然會對出產的產品進行及時的更新換代，這就意味著在將來會有大批量的新產品涌入市場中，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這一系列的變革都將使得市場競爭更為激烈。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應當適當的引導企業調整市場戰略，在保證企業自身利益的同時又能保證我國的市場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企業在進行管理的時候應當了解并掌握宏觀經濟的有效信息，比如說宏觀經濟的趨勢和它的發展規律等，這些對于企業進行擴張投資、下定市場決策、管理企業都具有很好的指導作用，而這方面的很多決策都依賴于財務管理的延伸信息。

2、社會環境

科教文衛事業的不斷發展促進了人們文化素養的提升，現代人對于文化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這對人的個性假設轉變為“文化人”有著積極推動的作用，原本的“經紀人”已經不能適應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了。這種轉變不僅會提高對企業管理的要求，而且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市場的需求，刺激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財務管理的信息也會反映出這些環境的變化和需求，因此同樣起作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結束語

本文從財務管理的含義和目標入手，對財務管理在宏觀經濟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進行了粗淺的探討，能使我們更為清楚的認識到財務管理不僅對企業管理具有深遠的影響，而且對宏觀經濟也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其意義深遠。因此，企業在今后的發展中需要不斷提升財務管理工作的水平，要創造性的優化企業財務管理的模式，適應現代經濟的快速變革和發展，以此來提升企業自身的核心競爭力，能更好的服務于全民和國家。

參考文獻：

[1]楊超，何進日.新經濟下企業財務目標淺論[J].財會月刊，2001，（08）：131-132

[2]萬紅波.利潤最大化是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合理選擇[J].財會研究，2001，（05）：89-90

第7篇：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范文

一、當前中國貨幣政策采用數量型調控方式的原因

（一）中國經濟中的利率—信貸渠道不暢

觀察中國的利率種類，我們發現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基本是在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基礎上，考慮了銀行的邊際成本后加成形成。因此，一年期存款利率是最為重要的長期基準利率。由于一年期的浮動貸款利率水平波動較小，因此，一年期貸款利率基本可以表示市場上的長期借貸利率水平。另外，同業拆借利率和國債回購利率是貨幣市場短期市場利率，基本反映金融機構流動性的變化，具有一定的市場化指標意義。

盡管利率市場化不斷推進，但利率和信貸量之間的關系仍不顯著。從1996年6月1日央行開放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開始，中央銀行一直努力通過擴大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等措施推進利率市場化，從已有的事實來看，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降低利率和加大貸款力度—并沒有產生預期效果。從這個階段的調控效果來看，降低利率并不能帶來信貸的擴張，利率—信貸渠道是不暢的。

從中國經濟的事實我們發現：經濟增長帶動信貸需求增加，而信貸增加推動工業產出增加，中國實體經濟與信貸之間具有需求拉動和供給推動的乘數效應，信貸規模是中國貨幣政策有效的中介目標；而利率變化與銀行信貸變化之間不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利率變化與工業增加值變化之間在統計上也不存在因果關系，這說明通過調整利率達不到調控宏觀經濟的目的。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貨幣政策調控不同，在中國，調控宏觀經濟的有效手段是信貸量而不是利率，中國經濟中的利率—信貸渠道目前還不通暢，利率與信貸之間幾乎是相互獨立的。

（二）目前，除房地產行業外，利率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影響有限

從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結構來看，1998—2011年，19.1%的固定資產投資來源于國內信貸，且呈逐年下降趨勢；約為5.0%的來源于外商直接投資，也呈逐年下降；5.2%的為國家預算內資金；高達72.1%的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于企事業單位的自籌資金和其他資金，且這一比例還在逐年增加。這其中自籌資金的占到大約54%。只有不到1%自籌集資金是通過股票和債券市場來籌集的。可以發現，約有53%的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于企業的內部盈余。因此，在信貸規模占比僅占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不到20%的背景下，利率在企業固定資產投資方面難以發揮調控作用，對整體企業投資行為的調控作用也是極為有限的。

但是我們也發現，由于房地產企業的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外部市場，利率對房地產投資有明顯調控作用，因此，利率對中國經濟中的資產價格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然而，如上所述，在全社會范圍內，這種影響產生的調控效果遠遠不夠，利率對工業企業投資行為難以起到調控作用，而信貸調控則對工業企業會產生明顯影響。

（三）M2是影響物價水平變動的主要因素

信貸與M2之間互為因果關系，使得M2和信貸均是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工具。由于90%以上的外匯儲備的新增部分通過央行票據和準備金來對沖，因此，國內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部分取決于國內信貸的增加量。從趨勢上看，商業銀行各項貸款的信貸規模和M2之間存在明顯的趨同，這一現象也在人民銀行不但控制信貸量同時也控制M2的增速的貨幣政策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信貸增量和M2增量之間互為因果關系說明寬松的貨幣政策會促進經濟中信貸量的放大；采用準備金率的辦法會導致對沖外匯新增儲備帶來基礎貨幣減少的同時，實際上也是在降低商業銀行可貸資金數量。在這個意義上，M2是信貸規模控制的工具變量。從1998年至今，M2和信貸規模一直是貨幣政策有效工具。

信貸量增量和M2增量之間互為因果關系在融資結構上表現為信貸是全社會最主要的融資方式，從2001年加入WTO以來的情況看，信貸在非金融機構融資結構中占據了80%以上的份額，而且這一比例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2011年與2001—2002年相比，整個經濟的融資更加依賴商業銀行的信貸。

（四）中國經濟中還不存在利率與匯率的互動機制

2005年7 月21 日，人民銀行宣布人民幣實施盯住一攬子貨幣計劃。從2007年5月21日起，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日均浮動幅度由0.3%增加至0.5%，出現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雙向浮動，這些措施的目的是提高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化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的貨幣政策制度邁向獨立性的改革開始進入了新階段，但在貨幣政策執行過程中，利率政策與匯率政策的沖突仍然十分顯著。

中國的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信貸或M2的控制來調控宏觀實體經濟。利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調控房地產投資，但全社會范圍內沒有形成貨幣政策的利率調控機制。而在開放條件下，也沒有形成通過利率去調節匯率形成以對沖資本流動對匯率沖擊的機制，也不存在通過匯率調整對沖外部利率沖擊的機制。中國經濟中還不存在利率與匯率的互動機制。

二、當前中國貨幣政策調控存在的困擾

（一）數量型的貨幣政策調控工具進一步強化，利率無法真實反映全社會投融資邊際成本，利率難以起到優化信貸資源配置的作用，當前信貸規模的快速膨脹可能導致銀行壞賬風險急劇增加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利率與全社會的投資規模和資源配置關系較弱、利率變化與匯率變化幾乎無關，而且由于居民家庭金融消費發展不足，大量研究表明利率與消費也沒有關聯。在這樣的宏觀經濟特征下，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只能夠依賴于數量型工具。頻繁調整的準備金率和信貸規模控制成為貨幣政策調控中無奈的必選工具。

從2003年以來的情況看，隨著整個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金融體制和壟斷性行業改革進入了新的階段，經濟增長也進入了新一輪的高增長時期。投資增速加快以及一定程度的進口通貨膨脹，導致經濟中CPI開始上升，并在2004年達到了3.9%。央行采取了信貸控制使CPI回落。但在隨后的2006—2007年的宏觀調控中，央行放松了信貸控制，試圖依靠提高利率、準備金和對沖措施來穩定價格。結果是2007年CPI的進一步沖高，達到了4.8%，利率控制信貸和投資的目標再一次落空，導致了在2007年9月以后央行實施季度規模管理措施來調控商業銀行信貸規模。在2008年第四季度，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央行再次放松信貸規模控制，并降低利率，導致隨后年份CPI不斷上升，2011年7月同比達到了6.5%歷史高位，連續的提高利率、準備金率和對沖措施并沒有使CPI有效回落到目標區間，迫使央行再次實施信貸規模控制。

這也再次印證信貸量才是調控中國宏觀經濟的有效手段。除了信貸控制以外，另一個重要的數量調控工具是準備金率。從2007年以來的情況看，央行頻繁調整準備金率來對沖外匯儲備的增長和控制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從2010年1月12日到2011年6月14日央行12次提高金融機構的準備金率，提高幅度達600個基點；為了應對歐債危機對國內經濟的沖擊，央行11月30日又下調準備金率50個基點。頻繁使用準備金率帶來了貨幣乘數的不斷波動，加大監控流通中貨幣量的難度。這種過于依靠調整準備金率來對沖外匯儲備增長的方式會帶來第二個困擾。

（二）過于依靠準備金的對沖措施導致外部沖擊內部化，帶來了人民銀行的對沖行為替代了銀行的商業化行為這一矛盾，使得對沖的貨幣政策與國內實體經濟的真實貨幣政策需求產生偏差

經常賬戶余額波動性擴大，加上資本流入流出的不確定性，增加了貨幣對沖的難度，提高了現有的貨幣對沖成本，貨幣政策的自主性降低。為了保障貨幣政策調控國內經濟的主動性，數量型的調控方法進一步提升，信貸規模的調控地位進一步強化。

2007年以來，央行更加注重采用提高準備金的方式取行央行票據來對沖外匯儲備的新增。因為準備金的利率水平（目前法定準備金利率1.62%，超額準備金利率0.72%）遠低于約4%左右的央行票據利率。這在降低央行對沖成本的同時使得國內信貸政策更加依賴于新增外匯儲備的變化，導致信貸政策偏差國內經濟實際，這可能是2011年上半年央行分6次提高準備金率300個基點，從而導致貨幣政策調控方向出現明顯偏差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經濟中的金融部門和實體經濟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分離，央行的對沖行為進一步使短期金融市場上資本賬戶余額的變化沖擊傳遞到中國實體經濟上來，從而會進一步沖擊中國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調控效果。

（三）由于金融摩擦的存在，國內外利差不是導致短期資本流動的根本原因，導致利率很難起到調控資本流動的作用

從時間序列數據來看，我們發現中美兩國利差的變化不是資本賬戶資本流動的原因。這說明在國內利率與匯率之間不存在互動機制的特征下，資本流入流出多是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中國經濟中其他金融資產收益預期以及全球經濟形勢導致的，而不是中美利率變化引發的。

當前貨幣政策調控困擾源于這樣的貨幣政策調控邏輯：通過提高準備金率和發行央行票據來對沖由于外匯儲備的增加帶來的外部沖擊，從而調控經濟中的信貸量和M2。但這樣的調控模式會導致：數量型調控工具進一步強化，利率很難起到優化信貸資源配置的作用；央行的對沖行為替代了銀行的商業化行為，使得被動實施的對沖貨幣政策會在一定程度上偏離國內實體經濟的真實需求；過多使用數量型的對沖工具導致利率與匯率互動機制失效。

三、貨幣政策改革的政策建議

（一）信貸量和M2依然是當前中國貨幣政策最有效的調控工具，但必須依靠資金邊際成本的變化優化信貸結構，加速利率的市場化

可以考慮在放松現有的商業銀行信貸浮動利率定價自的基礎上，有選擇性地放開一些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并使用貼息貸款等方式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同時改變整個經濟過多依靠信貸的投融資模式，加速公司債券和股票市場等證券市場的發展步伐，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資格局。

（二）要改變當前的貨幣數量型對沖辦法

適度提高使用央行票據來對沖外匯儲備的增長在調控中所占的比例，央行可以通過自主決定來確定貨幣的投放與回收，這樣的對沖政策會增加央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同時，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也為貨幣市場中基準利率水平形成提供了幫助，基準利率水平形成對于外匯市場的匯率形成機制是至關重要的。

（三）加速培育利率和匯率的互動機制

第8篇：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范文

關鍵詞：房價；政策評估；DSGE模型；貨幣政策； 限購政策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A

一、引 言

近年來，我國房價漲速過快，尤其是2009年下半年至2011年初，房地產市場投機氛圍熾熱，房價飛速上漲，引發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一系列調控，“國八條”、“京十五條”、房產稅等政策相繼提出，2012年更是被稱為“史上最嚴厲調控年”，但年底房地產市場依舊有回暖趨勢，2013年政府將穩中求進，堅持房地產調控不動搖，持續限購、差別化信貸稅收政策更加深化、加大保障房建設力度、抑制投資投機需求等。房價問題一直備受矚目，學者們也對其進行了廣泛研究。國內外已有大量文獻研究了房價的影響因素以及房地產政策對房價的影響效果，影響房價的因素有很多，如何將政策變量從諸多影響因素中剝離開來是關鍵。現有文獻在研究政策對房價的影響時大多僅限于貨幣政策，對限購、房產稅、保障性住房等政策進行系統科學的實證研究比較缺乏，也沒有形成一個有效的房地產政策評估體系。研究方法上，大多文獻運用的是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缺乏對微觀主體行為的描述，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房地產市場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且沒有考慮預期對房價的影響以及房價波動，而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能夠克服這些問題。盡管DSGE模型已經廣泛運用于宏觀經濟分析中，但在房地產政策評估領域運用得還比較少，尤其是將該模型運用到限購政策的有效性評估問題的研究尚屬缺失。本文主要聚焦于貨幣政策和限購政策，首先梳理了房地產政策對房價的影響機制，接著對政策評估的主流方法進行了闡述，指出DSGE模型應該被運用到房地產政策評估的實證研究中，然后進一步對貨幣政策和限購政策評估的文獻進行了綜述，并指出房地產政策有效性評估問題應考慮政策對整個宏觀經濟的影響。

二、政策對房價的影響機制研究

決定房價最主要的因素是房地產市場的供求關系。房地產既是消費品也是投資品。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房地產市場的需求由自住易需求、投資需求和投機需求三部分構成。房地產的供給不僅取決于開發商的開發能力，還取決于土地供應量。早在1977年，Burns和Grebler就出版的名著《國家住房論》中，指出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住房的供給和需求能達到完全平衡，因此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進行調控。近些年，房地產價格出現非理性上漲，為了抑制市場上不合理的需求，調節房地產市場的供求關系，緊縮貨幣、提高利率、限購令、房產稅等宏觀調控政策陸續出臺。高健、冷安琪（2010）認為“政府在制定控制房價的政策時應供需調節相結合，不能單純抑制供給。與加大土地開發成本相比，提高利率控制投資過熱更為有效，同時輔以加強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的建設”。

除了供求關系，預期因素也會影響房價。房地產行業具有投資品的特性，而投資品的價格取決于對未來收益的預期，況偉大（2010）從預期和投機角度研究了房價波動，研究發現預期及其投機對中國城市房價波動都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從某種程度上說，房地產政策的實施會影響公眾預期從而影響微觀個體行為，繼而對房地產價格產生影響。

房地產價格形成機制是房地產市場參與者共同博弈的必然結果。房地產市場與其他市場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是由房地產價值構成、政策角色與作用、供求雙方預期心理影響等因素共同造成的。消費者和房地產商根據政策調整各方策略，對房市產生影響。政府又以此為依據判斷公眾對政策的反應程度，決定下一步的政策調整策略，博弈如此循環往復。

在研究房地產政策的影響機制時還需要考慮影響房價的其他因素，比如經濟基本面、人均GDP、CPI等，如何將政策從諸多影響因素中剝離出來是關鍵。

綜上所述，房地產政策的實施通過誘發和影響微觀經濟主體的消費和投資行為，來調節房地產市場的供求失衡，從而導致宏觀經濟總量發生變化。因此，我們在研究房地產政策有效性時應該考慮一般均衡，即研究在一個經濟中，消費者、廠商、政府等每一個參與者，在根據其偏好及其對未來的預期下，所做出的最優選擇。

三、政策評估現狀研究

政策評估方法可分為微觀評估和宏觀評估。早期的學者構建了以Rubin因果模型為基礎的微觀計量經濟學模型，來評估項目或者政策的有效性。微觀評估反映了個體受政策的影響但忽略了宏觀層面的影響，并伴隨著“自選擇”問題；而宏觀評估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將個體的最優選擇考慮進去，Heckman（1998，1999）、Costas（2006）認為DSGE模型可以用來解決該問題。

Kydland，Prescott（1982）提出的DSGE模型逐漸發展成為近年來宏觀經濟及貨幣政策分析方面的重要研究方向，已經被廣泛地運用到經濟分析與貨幣政策決策中。由于房地產市場存在明顯的異質性和自選擇，政策對房價的影響對于不同的城市效果也不同，城市選擇房地產政策是內生行為，因此在評估房地產政策是否有效時要考慮到個體差異性，做到微宏觀評估相結合。而DSGE模型有著清晰的理論基礎，提供了一個邏輯一致的分析框架，因此可以運用到房地產政策的評估當中。

劉斌（2008）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建立了一個帶有“金融加速器”的開放經濟DSGE模型，采用Bayes技術估計，并利用該模型進行了政策分析。仝冰（2010）基于DSGE模型討論了金融市場、貨幣政策和經濟波動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貨幣政策對于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反應可以降低產出、通脹和資產價格的波動。

四、貨幣政策與房價波動

國內外已有大量有關貨幣政策對房價影響的實證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宏觀經濟分析主要采用兩種方法。一種是Sims（1980）提出的VAR模型，另一種是DSGE模型。Lastrapes（2002）運用時間序列數據，基于VAR模型估計了房價對貨幣沖擊的動態響應，研究發現貨幣供應的正面沖擊會導致房價和房屋銷售量在短期出現增長。Iacovielb（2005）考察了經濟波動與金融部門之間的互動問題。他在經濟周期基礎上建立了一個產品市場、借貸市場、房地產市場和貨幣政策的一般動態均衡模型。VAR脈沖反應結果顯示緊縮的貨幣政策對住房價格會產生負的影響。周暉、王擎（2009）采用BEKK模型和GARCH均值方程模型實證檢驗了房地產價格、貨幣供應量與經濟增長的波動相關性以及它們的各種波動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研究發現貨幣供應量與房價的聯動變化非常劇烈，貨幣政策在不同城市之間對房價的調控效果也不同。李成、黎克俊、馬文濤（2011）通過構建包含房價的DSGE模型，模擬分析了不同貨幣工具調控下貨幣政策對房價的影響效果以及房價對實體經濟（產出與通貨膨脹） 的影響，研究發現數量型工具在房地產市場的調控中要優于價格型工具。

針對國內的現狀，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觀點。2007年以來，中央銀行實施了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上調存貸款利率的超緊縮貨幣政策，但對房地產價格的調控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博弈的結果。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委托——關系很容易被地方政府與房地產商的管制——被管制關系帶來的利益所干擾，即地方政府與房地產商的合謀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央管制政策的成敗（淮建軍，2007）。

五、限購政策與房價波動

國內針對房地產限購政策評估方面的理論研究大多是透過供求關系、效用、成本、博弈等經濟學視角，如住房限購可有效抑制房地產市場投機需求，應作為長期政策（王克忠，2010；高輝清，2011；李火林，2011；劉秀茹，2011等）。房地產限購的一個本質是實行直接的、嚴格的資本管制；限購是常規調控手段失效的情況下所能采取的最后一劑藥；限購是一個過渡性的制度安排，需付成本，對消費性需求有誤傷的可能（李稻葵，2011）。潘亞男（2011）利用博弈論的方法對中央，地方政府及房地產開發商之間的利益關系進行了分析，得出限購對我國房價調控作用有限的結論。王雪慧（2010）認為“限購令”是一種行政手段，與市場經濟相悖，不可能持久下去，這類觀點值得商榷。房林（2011）通過微觀經濟學視角對當前房地產市場的變化和趨勢進行判斷，認為“限購”政策僅僅是暫時緩解住宅市場供求矛盾的應急舉措，擴大有效供給才是關鍵。

國內關于房地產限購政策評估的實證分析比較少。王敏、黃瀅（2011）利用我國70個大中城市的房價指數面板數據，應用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方法分析了限購政策對房價的影響，結果表明，限購政策能降低房價，但影響有限，市場會呈現“價高量低”的局面。舒良峰、朱振宇（2012）以北京市和武漢市為例，通過引入虛擬變量建立計量經濟學模型，對兩市實施“限購令”的政策效果進行比較分析，發現“限購令”對北京市的負面影響的權重更大，而對武漢市的正面影響權重更大，且當其他經濟變量相同的情況下，“限購令”對北京市的影響大于其對武漢市的影響。

六、房地產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

房地產行業對于國民經濟發展有著顯著影響。近幾年，隨著房地產業的飛速發展，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愈發重要，房地產投資也確實對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做出了極大貢獻。房地產政策的實施通過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進而影響宏觀經濟，因此在對房地產政策進行評估時，不僅要盯住房地產價格，還要考慮其對整個宏觀經濟的影響。國內生產總值、國民收入水平、CPI等宏觀經濟衡量指標都應該被考察在內。意大利中央銀行的Grande（2006）認為僅盯住資產價格的貨幣政策有很多缺點。首先獲得資產的公允價值是比較困難的，此外以資產價格作為目標可能導致不希望的產出和通脹波動。韓國中央銀行Park（2006）認為資產價格自身的穩定性并不能保證持續、平穩的經濟增長，而且房產泡沫的破滅很可能產生諸如經濟衰退和金融動蕩等各種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會導致很高的經濟成本。周暉、王擎（2009）選取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上半年的貨幣供應量、房屋銷售價格指數、GDP的季度數據作為樣本研究了三者之間的波動相關性，結果表明房價的波動以及房價與貨幣量的聯動對GDP增長速度有顯著影響，會導致GDP增長率下降，貨幣供應量和GDP具有顯著的時變方差特征和波動持久性。Efrem和Salvatore （2010） 關注家庭財富波動對消費需求的可能影響，運用DSGE模型探討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波動以及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沖擊后果，結果顯示，房地產價格上漲會顯著影響經濟增長、消費需求以及宏觀經濟的運行周期，貨幣政策會對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波動產生顯著性影響。肖爭艷、彭博（2011）構建了一個關于房地產市場的四部門DSGE模型，研究了我國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及房價的影響。結果表明，將住房價格波動納入貨幣政策規則對調控房價上漲有較好效果，但代價是調控過程中通貨膨脹率的持續上升，以及產出水平和家庭消費負向偏離穩態；家庭住房貸款首付比例能夠有效降低穩態水平下的住房價格。

七、結 論

房價問題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居高不下的房價一直是人們熱切關注的焦點，為了抑制房價上漲和投機行為，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國內外學者在房地產政策評估方面做了很多有意義的研究，但大多限于貨幣政策，對房地產限購政策進行系統性、科學性的政策評估研究尚屬缺失。大部分研究都是從理論的角度對限購政策進行描述性分析，定性地預測和評價其效果，實證方面的研究甚少。指標選取上，鑒于城市住房價格指數數據的易獲得性，現有文獻都是將房價指數作為測量指標，除了房價以外，諸如CPI、GDP等宏觀指標也應該考慮在內。方法上，現有的研究方法缺乏對微觀主體行為的描述，沒有考慮預期因素，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政策與房地產價格之間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并且沒有將政策的影響效果從房價的諸多影響因素中有效地剝離出來，相比較而言，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在研究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問題時具有很大的優勢，并且該模型在長期預測中表現優于向量自回歸模型（仝冰，2010）。因此，該模型可以很好地用來研究房地產政策評估的問題，尤其是應該被廣泛運用到除貨幣政策以外的其他房地產政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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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 結構失衡 發展方式轉變

2009年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最為困難的一年。但由于采取的宏觀調控措施準確及時,我們率先擺脫了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去年我國GDP增長8.7%,而且從總的經濟形勢看,需求結構明顯改善,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有所增強,產業結構調整繼續推進,財政狀況逐步好轉,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情況好于預期。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繼續“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根據新形勢新情況不斷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與適度調整,有利于鞏固經濟回升的基礎,緩解短期經濟波動。在國內外經濟環境有所改善的情況下,今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情況會好于200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今年GDP增長的預期目標是8%,這是留有余地的。綜合各方面因素,2010年我國GDP增速預計可達9%～10%,消費、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將更加平衡。

經濟結構失衡是宏觀經濟最大問題

我國經濟重新走上平穩較快增長的軌道,說明我們正在擺脫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但宏觀經濟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不容忽視:經濟運行的不確定因素和復雜因素較多,經濟增長的自主性需要加強,經濟體系的脆弱性尚待克服,需重視經濟發展中的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大力推進經濟增長與發展方式的轉變等。這些運行與發展層面的問題,是長期經濟結構失衡累積的結果。經濟結構既包括產業結構、消費結構、需求結構、分配結構、投資結構,也包括區域結構、部門結構,還包括產品結構、能源結構、就業結構等等。我國經濟結構的諸多方面都存在著需要調整的問題。產業結構中二、三產業發展不協調;分配結構中資本回報與勞動者收入增長不協調,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投資結構中基礎設施投資與民生投資不協調;就業結構中大學生就業難與制造業招工難并存;等等。而最為突出的則是總需求結構的失衡問題。我國總需求的失衡既表現為內需與外需的失衡,也表現為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的失衡,還表現為政府消費需求與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不協調。

從內外需求的結構看,我國人口眾多,潛在消費能力很大,但實際消費能力低下,消費率不高,國內消費市場相對狹小,大量投資帶來的產能只能靠外部需求來消化。近幾年,我國進出口總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大大高于美國、日本、印度等國家20%左右的水平。對外部需求依存度的提高導致我國國際收支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的順差越來越大,巨額外匯儲備使得人民幣面臨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從投資與消費需求的結構看,近年來,在投資大幅增長的情況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例持續下滑,2008年為48.6%,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亞洲國家的平均水平。從政府與居民的消費需求看,二者近年來呈現出此消彼長的趨勢,政府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斷增大的同時,居民消費占比不斷下降。2003年以來經濟的高增長也沒有有效地提高居民消費的比例。從外部需求的結構看,我國出口的迅速擴張是粗放式,雖然出口總值連年大幅增長,出口商品數量跨越式提升,但出口商品結構和盈利能力卻很不合理。從投資需求結構看,房地產投資和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投資的比重較高,而科學研究、環境保護以及民生領域的投資比重較低;資金重點投向了第二產業,且第二產業中重化工業的投資比重過大。

總需求結構失衡的主要表現

我國的總需求結構失衡問題,反映在經濟發展方式方面,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模式的非均衡、不可持續與低效率問題:

第一,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有利于社會經濟良性發展的消費需求不振。2008年投資、消費與出口對GDP的貢獻率分別為45.7%、45.1%和9.2%。消費對GDP的貢獻遠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投資驅動與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導致國內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不斷萎縮,給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埋下了隱患。

第二,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第二產業的帶動,經濟社會效益較高的第三產業發展緩慢。我國發展過程中第二產業一馬當先,占GDP的比重近年來一直穩定在45%~50%的區間內。第三產業則為40%左右,不僅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印度50%的水平。與第二產業相比,發展第三產業對資源、土地等生產要素的要求較低,吸納的就業人數較多,具有明顯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第三,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物質資源的消耗,有利于提升經濟增長質量的科學技術、勞動者素質以及管理水平發揮作用不明顯。第二產業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而在第二產業中,高耗能的重化工業發展迅速,使得我國經濟發展過于依賴資源消耗。經濟結構的“重型化”,制約了經濟競爭力的提高,也使我國的資源環境不堪重負。2008年,我國GDP占全球總量的7.3%,一次能源消耗量為20.03億噸油當量,占世界的17.7%。美國、日本、印度的能源消耗量占世界的比重為24.4%、4.5%和3.8%,而我國的GDP大約為美國的1/3,與日本相當,是印度的3倍。

經濟結構的失衡必然導致經濟發展的不全面、不協調和不可持續。因此,經濟發展方式不科學、不合理問題是與經濟結構的失衡緊密聯系、互為因果的。從當前宏觀經濟的走向來看,為增強經濟增長的持續性、經濟發展的全面性和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必須大力調整經濟結構,著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未來如何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雖然國內外經濟形勢依然嚴峻,但長期來看我國經濟的基本面仍然是好的,支撐經濟增長的動力還有很多:我國尚未完成工業化、信息化與城市化,工業生產水平升級、社會信息化水平提高和城市化的加快是我國保持長期經濟增長的基本保證;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帶來的低成本勞動優勢還將長期存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區域經濟差異產生的經濟梯度轉移也會為經濟的持續增長注入動力;龐大的人口規模還潛藏著巨大的消費潛力。要把這些有利因素轉化為現實的推動經濟增長的力量,還需要在正確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積極并主動地應對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的同時,著力進行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深化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此,應該重點把握并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不宜追求過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是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與低產出、低質量、低效益,重在總量的提高和規模的擴張。在經濟總量日益龐大、經濟效益提升緩慢、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的情況下,這種態勢已經不可持續。過高和偏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會加劇經濟的結構性矛盾,擠壓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空間,有時還會出現高通貨膨脹。今后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應著力追求中高速經濟增長與低度通貨膨脹的發展格局,比如9%左右的經濟增長率與2%左右的低通貨膨脹率,避免大幅經濟波動和高幅通貨膨脹。

二是加快收入分配機制改革,著力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要逐步形成居民、企業、政府可支配收入協調增長的機制,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的比重;逐步形成勞動報酬與資本回報合理分配企業收益的機制,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促進有助于增加居民財產收入的機制的形成;逐步形成向中低收入群體傾斜的機制,在二次分配中進一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以“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為基本方針,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社會保障立法,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大財政投入與轉移支付的力度,拓展其他籌資渠道;統籌城鄉發展,改變過去社會保障體系重城市輕農村的局面。

三是以政府轉型帶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政府除了采取宏觀調控,以財稅和金融杠桿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外,關鍵是加快自身轉型,實現“服務型政府”的目標。要弱化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預經濟的職能,強化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這就要求轉變政府運作理念,強化服務和調控的意識和能力;應改變現有的政績考核模式,不單純以GDP論英雄;應適當減少政府層級,加快大部門制改革;要強化政府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職能;增強政府宏觀調控和駕馭經濟社會全局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