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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肝炎 ;無償獻血者;健康教育;效果評價
[中圖分類號]R184[文章標識碼]A[文章編號]
健康教育是一門研究傳播保健知識和技術,影響個體評價行為,消除危險因素,預防疾病,促進健康的一門科學[1] 。本文所指肝炎,主要指經血液傳播的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等,肝炎是一種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傳染病, 其發病率在我國及世界一些國家呈上升趨勢。為了解無償獻血者對肝炎基本知識掌握程度及認知水平和對該人群實施預防肝炎病知識情況調查。現報告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1 .1 對象 根據《獻血法》無償獻血者兩次間隔時間為 6個月,從2008年6月起隨機抽取400名無償獻血者填寫調查問卷,然后再進行健康教育。半年以后,逐步對其進行回訪,同時再次進行問卷調查,其中有348名重復獻血,52名因各種原因沒能參加重復獻血,但通過信函和電話的方式進行了培訓后的調查。
1 .2 方法 培訓我中心的采血醫務人員,使他們對肝炎知識有全面了解。2008年6月1日起開始對無償獻血者進行肝炎相關知識健康教育。教育方式:發放宣傳小冊子,制作各種宣傳欄,張貼宣傳畫,利用電視、DVD等設備循環播放宣傳公益短片,并由經過培訓的醫務人員面對面個體化指導,回答各種提問。健康教育前后用同樣的問卷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參照國內有關肝炎知識、現狀,調查問卷自行設計,內容包括基本情況、肝炎病知識、傳播途徑、知識來源及對肝炎知識需求等6個方面。
1 .3統計學方法 利用SPSS 1 0.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
2 結果
2 . 1 教育前后所調查的無償獻血者一般情況( 見表 1 )
2.2 健康教育前后肝炎知識知曉率比較(見表2)
2.3 健康教育前后無償獻血者對肝炎的認知情況( 見表3 )
2.4 獲得肝炎知識的途徑 健康教育75.0 %的調查對象接受過肝炎防治知識的宣傳教育。肝炎相關知識86.5% 來自電視,78.0%來自報紙、雜志,32.5%來自廣播,l5.5%來自醫療衛生部門。95%的無償獻血者想了解肝炎病相關知識,愿意接受肝炎病知識的健康教育。通過調查統計,實施肝炎知識教育后無償獻血者對肝炎知識的認知程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程度。
3 討論
3.1健康教育有助于提高無償獻血者對肝炎知識的知曉率。調查結果顯示,無償獻血者對肝炎病基本知識如對傳播途徑及無償獻血不會傳染肝炎病掌握較好,說明這與我們的宣傳和獻血者本人的親身經歷分不開。通過健康教育,無償獻血者對肝炎病知識的了解得到明顯提高。
3.2 健康教育是保證血液安全的重要措施。通過對獻血者進行肝炎知識的普及,對需要主動退出或不宜獻血者能達到有效告知的作用。2007-2009年我站乙肝感染的淘汰率分別是1.16%、0.98%、0.67%,丙肝感染的淘汰率分別是0.43%、0.34%、0.27%,均呈下降趨勢。尤其是對病毒窗口期的認識有了明顯提高,使保密性棄血從過去的0到目前已有 l 5名無償獻血者在獻血后主動打電話告訴其可能有肝炎病,我中心血站在化驗合格的情況下,依據新的血站管理辦法中第四十三條規定,廢棄所采集的血液,避免病毒窗口期給病人造成的危害,減少了單位的法律糾紛。
3.3引起社會的關注和重視,還需加大健康教育力度。調查中仍有部分無償獻血者對肝炎病者有恐懼和歧視心理, 如6.5%的無償獻血者對肝炎病感染者十分恐懼,38. 0%的無償獻血者不愿意和肝炎病感染者或病人一起學習、生活、工作。有關專家認為,對肝炎病人提供較為寬松的社會環境有利于總體預防。因此在當前無有效藥物予以治療的條件下,健康教育行為干預是行之有效的預防手段。因此,需加大這方面工作的力度,消除人們對肝炎病不必要的恐懼,從而減輕對肝炎病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視,這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也是健康教育工作者的社會責任。
3.4開展持久性、多樣性的宣傳教育方式,力求達到效果。在教育宣傳中,單純的發放宣傳資料,宣傳效果作用局限,而且宣傳力度不足,且缺乏持續性。因此,必須輔以多種手段,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適當的采用不同宣傳媒介,可通過報紙、電視短片、公益廣告等喜聞樂見的方式,以最大程度提高傳播效果。此外,宣傳應具有持續性,以便從空間上、時間上進一步普及肝炎病防治知識,提高人們的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使肝炎病相關知識人人皆知。
參考文獻 :
【關鍵詞】南方科技大學 新經濟制度
一、籌建背景
(一)深圳高速發展的需求
改革開放以來,深圳的經濟和建設高速發展。同時,深圳近年來還計劃成為跨國公司采買中心。此外,深圳在科學研究和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居全廣東首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3%。加上深圳正在向國際化城市、國家創新型城市發展,以及正在擴展高新技術、金融、物流、文化四大支柱產業,因此深圳急需大量的高水平研究型科技性、創新性人才。
(二)我國教育現狀的影響
我國目前的高校教育正處于最為尷尬的時刻,從1999年全國高校大規模“擴招”后,雖然各類高校在校人數到達空前的高度,但各高校的教學質量都出現了下滑問題。其影響因素主要有以下兩個:(1)交易費用過高。新制度經濟學科是認為:交易費用指“度量、界定產權的費用,發現交易對象和交易價格的費用,討價還價的費用,訂立交易合約的費用,執行交易的費用,監督違約并對之制裁的費用,維護交易秩序的費用等”。如把高校當做替代個人自學高等教育知識的企業來看,交易費用的多少是衡量企業產量的一個重要指標。高校交易費用是指高校交易內外部各種交易活動所花費的費用支出。我們可以看到擴招之后的高校的交易費用明顯增高, 其內部交易成本偏高表現在其管理費用太高,流通成本高,制度的實施、執行成本高等;而外部交易成本偏高則是為了用于處理好與外界各種組織、部門關系的業務等。此外,很多高校校長都深深感到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當中,而是將過多的時間、精力和金錢花費在應付各種繁瑣的事務上,管理的機會成本高。(2)高校產權不明晰。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產權是一個權利束,是一個復數概念,包括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等。當一種交易在市場中發生時,就發生了兩束權利的交換。在我國高等教育投資體制變遷的過程中,始終存在國有資產產權意識不強、產權不清的問題。國有資產由于沒有人格化的自然所有者,產權所有者缺失,其產權功能大大弱化。在這種產權制度下,公辦高校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而大學校長在擁有的權利和責任方面極為不對等,使大學校長在管理方面不敢創新,唯恐責任重大。
二、南方科技大學的與眾不同
(一)目標的獨特
2007年,深圳市宣布要創建南方科技大學,并且初步決定南方科技大學將借鑒香港科技大學的辦學模式和辦學經驗。該校是1991年才由香港斥資近20億美元打造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學,僅十幾年,就已在世界大學排名榜上躋身百強。因此,建一個深圳版的香港科技大學,幾乎是深圳不假思索的選擇。
(二)校長招聘的不同
2008年,深圳市政府常務會議確定校長招聘采取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通過“委托獵頭公司和同行推薦相結合”的方式,提出人選由校長評選委員會評議評審后提交市委市政府。之后2008-2009歷時一年的校長招聘的過程在中國內地還是首創,過去都是直接由上級任命,朱清時院士成為我國第一個由國際獵頭公司全球“海選”出來的大學校長。
(三)機制設立的不同
朱清時校長上任之后,宣布了他的教學理念,即“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自上而下,學校將建立依法治校機制。由深圳市政府任命南方科大理事會,其中四分之一是市委市政府的領導, 四分之一是南科大校領導、教授代表,四分之一是深圳市企業家,四分之一是國內外教育家。而橫向的院系設置,其核心則是不設院系。
(四)招生的不同
2010年12月16日,南方科大在其網站上公布,將自主招生自發文憑。南方科技大學表示,即使沒有獲得招生權,也不會坐等相關部門批復,南方科技大學將頒發自己的文憑。“南方科技大學的這一決定,猶如向中國的高等教育界投擲了一枚原子彈”。
從新制度經濟學來看,人類社會任何一項交易的實施都存在一定的交易成本,而人之以趨于最小或零的代價取得趨于最大、甚至無限利益的有限理性本能,因此,為了相對節約交易費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會出現制度變遷,即一種收益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收益較低的制度的替代過程。因此,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學校教育制度的產生同樣也是教育者與被教育者之間博弈的結果,即雙方在盡可能地降低交易費用、規避風險的條件下,實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最大限度滿足社會個體與社會群體對教育的不同期待。而當現行的學校教育制度不能夠滿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雙方的最大利益時,他們就會轉向收益更高的另外的學校教育制度。因此,為了實現將南方科技大學建立成高技術的科技大學,就必須實現舊制度向新制度的變遷,而事實也證明了南科大新的教育制度也符合了廣大被教育者的利益,提高了他們對教育期待的滿足度,因此,雖然南方科技大學是在沒有獲得教育部招生許可自主招生,但在南科大2010年12月份的招生咨詢會上, 200人的大教室座無虛席,連走道里都站滿了咨詢的學生和家長,加上采訪的媒體記者,整個教室被擠得水泄不通。很多家長對于文憑的問題,認為對是不是教育部認可不在乎,他們最在乎的是這所學校能不能夠培養出具有創新能力和真才實學的學生,他們希望能夠在南方科大這樣一個創新的學校里,給孩子提供一個更廣闊的天地,把孩子真正培養成人才。
【參考文獻】
[1]花長友.高校辦學的經濟效益探析.揚州大學學報,2001(6).
【摘要】日本的高等教育走過了130多年的發展歷程,戰后經過了一系列的改革,從完全模仿美國模式到根據自己國情,己形成了一整套相當完備的高等教育制度。本文主要就日本高等教育制度的歷史演變、改革和現狀進行論述,得出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幾點啟示。
【關健詞】日本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啟示
以明治維新時期1872年《學制令》的頒布與實施為標志的日本國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確立,距今有著130多年的歷史。二戰后,日本以美國模式為基礎進行了體制改革,其規模才不斷擴大,質量也逐步提高。伴隨“亞洲的明珠”式的經濟高速發展,其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優先發展。
1日本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沿革
目前日本通過一系列大學改革,不但建立了一批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學,還形成了完備的高等教育制度和體系。
1.1高等教育制度體系完善
完善的高等教育體系包括高等教育法律制度、教育結構、招生考試制度、學術管理制度、教師制度和財務制度等,可以說是體系完善,層次分明。日本高等教育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以《學校教育法》、《大學設置基準》為主要內容的高等教育的基本法律;規范國立大學的相關法律;以《私立學校法》、《私立學校振興助成法》為主要內容的指導私立大學的有關法律;育英獎學的法律制度等。高等教育機構包括:高等專門學校、專門學校、短期大學、大學和大學院;根據其設立形式,大致分為國立、公立和私立3種。高等教育財務制度是影響高等教育發展方向的關鍵因素之一,它包括國立高等教育財務、私立高等教育財務等。日本現行的大學招生考試是實行“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考試”和各大學的個別考試,通過這兩種考試來綜合考察考生的學力、能力和適應性等,日本招生考試制度的特點主要表現為考試機會的復數化、選拔方法的多樣化、評價尺度的多元化。日本大學內部進一步強化學術權力的基礎已經形成,其校內學術管理更洋溢著鮮明的特色。日本的教師教育管理在其教師教育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建立一支素質較高的教師隊伍的重要保證。日本高等教育的教師制度主要包括教師的行政管理制度、教師的晉升制度和教師的任期制度等。
1.2戰后日本高等教育的三次重大改革
在戰后日本的高等教育體系演變過程中,先后進行了三次重大意義的變革,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1945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民主化。戰后的日本接受了美國占領軍長達6年的控制,美國對日本大學改革政策形成的影響主要通過民間情報教育局(CivilInformationandEducation,簡稱CIE)和美國教育使節團這兩個組織機構及由它們提出的有關政策性建議與報告來實現。戰后初期日本大學的改革幾乎是全盤引進美國高等教育模式,導入美國大學“民主化”辦學理念,保障國民擁有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實現各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平等。從50年代后半期開始,日本又重新形成了多種高等教育機構并存的多元化局面。建立了多種學制的管理體制,為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創造了條件。經過這次改革,日本的高等教育在許多方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戰后日本教育顯著地提高了國民的素質,為日本戰后的經濟恢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一階段日本教育政策的特點就是政府和經濟界對教育進行了強制的干預,教育目標的單向性的經濟取向,過分強調的教育的經濟功能,而從導致了教育質量的下降。
第二個階段: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個性化。這一時期是日本經濟進入騰飛的時期,日本政府十分重視并將教育政策的重點轉變為優先發展經濟。如文部省于1962年了《日本發展與教育》的白皮書,就強調教育只有和經濟聯系在一起時才顯示出它的價值。1963年經濟審議會發表了《關于開發人的能力政策的咨詢報告》為60年代中后期的教育改革起到促進的作用。據統計,至1963年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到15.4%,邁進了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1965年適齡青年進入大學和短期大學的比率上升到17%,1975年則持續上升至38.4%。到了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大學生的失業現象已經十分的嚴重。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高等教育大眾化受到了日本社會的責難。這一時期日本的教育可以說是大量地加大職業教育的數量,大量興辦短期大學、高等專科學校以及專業學校。一方面給日本經濟的騰飛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另一方面,這種以經濟利益至上的教育思想,給學生、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隨著日本經濟發展速度的降溫,政府勢必要面對如何改革當時的教育制度。
第三個階段:從70年代初開始的第三次教育改革——國際化。70年代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教育以完善人格為目的”,“完善人格,作為教育努力的最終目標”。1971年6月中央教育審議會向文部省提出了《關于今后學校教育整體擴充改善的基本政策》的咨詢報告,這個文件成了日本70年代以來教育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也是日本繼明治初期和戰后初期兩次重大改革之后的所謂“第三次教育改革”的主要依據。1974年6月文部省制定的《大學院設置基準》,使關于研究生教育的法規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1978年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在其咨詢報告中提出修改《大學設置基準》,使之具有更大的靈活性。1984年日本政府設立直屬于首相的“臨時教育審議會”,加大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力度。1985年6月,日本臨時教育審議會的《關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咨詢報告》,是80年代教育改革最重要的綱領性文件。1987年9月,文部省設立了大學審議會。概括起來,80年代的日本高等教育改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開放高等教育機構;二是充實與改革研究生教育;三是加強學術研究。
90年代,日本對大學課程進行改革,這一改革的關鍵在于課程的一體化。1995年,日本政府確立了科技創新立國的國策,并相繼制定、通過了《科學技術基本法》、《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明確提出實行“科學技術創造立國戰略”。90年代后期以來,研究生教育發展中的問題困擾著日本高等教育界,據此,文部省修訂了《大學院設置基準》,并出臺了其他相關政策措施,開始日本研究生教育發展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1998年10月,日本大學審議會提交了題為《21世紀的大學像和今后的改革方策——在競爭環境中充滿個性的大學》的咨詢報告,全面規劃了21世紀初日本高等教育的發展狀況及改革方針政策。2001年6月11日,文部科學省向日本第10次經濟財政咨詢會議審議通過了文部科學省的“大學結構改革方針”。總的來說,90年代以來大學改革主要是四項:第一,在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上對本科教育進行改革;第二,把大學院建成高水平的教育研究基地,在質、量兩方面進一步充實大學院的教育;第三,向社會開放設施設備等學習條件,為社會人士提供更多的終生學習機會;第四,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全面展開。
2戰后日本大學體制改革的幾點啟示
我們評價日本高等教育制度,重點是啟發。2004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9%,即高等教育已從精英階段進入大眾化階段。因此,中國大學必須在辦學觀念、辦學模式及學校管理上進行改革。
2.1制定完備的高等教育法律
日本有關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規多達80余種,它既是日本高等教育政策的具體表現,也是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保障。高等教育的體制、運營管理及組織權限等主要環節都被納入了民主和法治化的軌道,并逐步形成了較為系統的高等教育法律體系。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缺乏一個明確的長遠目標和階段性的詳細措施,政策的連續性不強,缺乏穩定性。例如我國的《普通高等學校教育評估暫行規定》就是我國關于高等教育評估專門性部門規章制度,法律效力層級較低,其中有許多規范已不合時宜。因此,在我國逐步走向法治社會的今天,應借鑒日本大學體制改革的經驗頒布“大學改革法”及相關配套法律,將大學改革的各種內容、方式和目標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建立起合理完善的大學改革法律保障體系,在改革中弘揚“以法治教”精神,貫徹法治的原則。改革不能單靠政策的調整,而應該運用法律手段,把教育納入法制化的軌道。因此,政府可以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以法規的形式予以公布,以便高校在進行高校內部管理時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2.2樹立現代大學的新理念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己經進入大眾化階段,其辦學規模和發展速度可為世界之最。面對如此龐大的高等教育規模,我們應該如何來運營高等教育呢?筆者認為可以從下面幾個視角進行考慮。
2.2.1辦學自主化
日本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是其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環節,其目的是為了擴大大學的自。即大學校長的任免以及中期規劃、目標等決定權不再由政府單方面決定,而是需要充分反映大學的意見。政府大幅度減少對大學的直接干預,經費預算和組織設置權直接劃歸大學所有。對大學的評估也委托社會第三方機構進行,使得評估與審批權分離。引進理事會作為學校的最高決策機構,校長出任理事長,同時設置教育研究評議會和經營協議會兩大咨詢機構,向理事會直接負責。還要聘請若干校外理事和校外評議員參與學校管理,強化了學校內部的決策能力和責任意識。近年來,隨著我國大學的規模迅速擴大,大學功能多樣化等特征日趨顯著,高等教育呈現出在多目標下的多元化發展趨勢。提高大學的辦學自是高等教育改革唯一的選擇,而完善大學法人制度是落實辦學自的有效途徑。對于中國大學的管理,政府必須轉變職能、簡政放權,給予大學充分的自。而大學則依據有關法律法規以及教育行政部門的實施細則,結合學校的實情組織制定反映大學個性特征、體現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共同意志的大學章程。
2.2.2大學多樣化
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實現了高等教育從精英到大眾化的轉變,把不斷滿足廣泛的、多樣性的社會需求作為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標,形成了高等教育的多樣性,加快了高等教育大眾化步伐。日本高等教育形成的以國立大學、公立大學、私立大學三位一體的高等教育結構,以大學院、大學、短期大學、專門學校為不同辦學層次的高等教育體系,其多樣化的高等教育適應了多樣化的社會需求。我國90年代以來在缺乏理性的大學升級浪潮中,專科學校升為學院、學院升為大學,致使高等專科學校和專業性的學院大量減少,造成大學生就業日益困難以及技術熟練工人嚴重缺乏的現狀應該說是一個嚴重的教訓。目前我國高等教育中本科生、研究生的擴招規模迅速擴大,大專層次則已經顯露萎縮之端倪。這一非正常的現象,不適應社會對人才多樣化、多層次的需求。
2.2.3課程綜合化
現代大學是高度綜合性的,但不是單純的幾所大學合并而成的綜合大學。因為今后的高等教育將是素質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統一,同時也是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統一。不是有了理工,再加人文、經管就可以變成綜合大學,真正的綜合大學應該是各種知識的內在統一,知識教育與能力教育的內在統一。課程體系變化是衡量大學本質特征變化的基準,適應時代需求,有目的、有步驟地將現代大學理念轉化為課程形態,通過課程設置和內容的改變,從而達到教育目的的實現和大學職能的轉變。本科教育要拓寬專業口徑,增強適應性,完善專業學位體系,培養大批高層次應用性人才。中國大學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改革著重在于合并重組,而且較偏重于管理體制、各大學資源的融合。相比之下,日本高校合并重組的內容和方式則側重于學科專業融合及教學、科研資源的共享,其主導方式是由兩個或多個合并主體在原有體制外重組新的實體,不強調管理體制和學校校區等辦學資源的融合重組。
2.3構建靈活的管理體制
我國高等教育長期以來實行高度集權的集中控制方式,高等學校的辦學自和管理自都比較小。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高等學校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的機制正在逐步完善,學校的自正逐步擴大。因此,大學的管理觀念應該由統一管理向校本管理轉變。隨著我國高校發展速度的加快,應當改革校長選聘制度,擴大校長選聘范圍,提倡面向社會公開招聘,明晰校長的責任和權利,保證校長獨立負責地行使職權,加強職業型校長的選拔和培養,注重政治、學術和經營管理等全面素質的提高,公開選舉一批教育管理的專家到校級領導崗位上來,使校長真正成為學校的“法人”,能真正代表學校進行日常事務的管理和決策的自,形成以校長為中心的管理體制。健全和完善黨委會、行政委員會、教授會等決策機構,明晰決策程序。黨委領導應對校長擬訂的內部行政組織機構設置方案、內部行政組織機構負責人人選、基本管理制度、發展規劃、經費預算方案和重大改革政策等重大事項進行討論、決策,必要時可采用投票表決的形式做出決定。校長負責執行黨委的決定,擬訂實施方案并具體組織實施。
大學在管理過程中,一方面要協調大學內部各組織機構之間的關系,理順大學決策的制訂與貫徹過程;另一方面要協調大學與社會、校方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增加大學辦學的透明度。在決策的過程中要充分運用教授的治學權,形成以教授為主體的校內各級各類管理機構,保持著對學校事務特別是學術事務參與管理權乃至決策權,在選舉校長、聘任教師、開設課程、頒發學位等方面擁有無可爭議的權力。要充分認識到教授是學校辦學的核心力量,從制度上保證教授的學術地位。在教學管理上,應進一步完善學分制,優化教學資源配置,建立有利于培養創造性人才的教學體制。改革培養模式,在專業選擇和課程選擇方面給予學生更多的機會和自,將現行的剛性教學計劃進一步柔性化。在人事制度上,一般對引進人才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比較重視,但對學術環境,怎樣更好地發揮他們的作用以及怎樣處理好引進人才和本單位人員的關系,研究不夠。營造一個寬松的學術氛圍,更要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機制,通過機制的作用,使人才流動起來。另外在教師的再培訓上應建立一套完備的體系,適應時代的變化,及時得到知識的補充和更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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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農村基礎教育,首先要研究其價值取向。澄清和確認農村基礎教育的價值取向,對農村基礎教育理論建構和實踐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同樣,也深刻影響著我國城鄉教育一體化進程的廣度和深度。
一、城鄉教育一體化進程中的農村基礎教育價值取向
城鄉教育一體化是城鄉一體化在教育領域里的具體要求和體現,并且隨著城鄉一體化體系的發展而逐步完善的。2007年,黨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的觀點;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則第一次提出“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義務教育發展機制”。自此,城鄉教育一體化作為一項國家的教育政策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試點總結和經驗推廣。
當前,關于城鄉教育一體化的內涵,學術界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給予了不同的解讀。我們認為,所謂城鄉教育一體化是把城鄉教育放置到由城市和農村共同構成的一個大系統中,以城鄉一體化的方法和系統思維方式,打破城鄉二元對立教育制度的束縛,使城鄉教育互相融合、相互促進,并在體制機制、政策保障、資源配置等方面達到一體化,實現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縮小城鄉教育差距的目標。具體來講,城鄉教育一體化具有如下特點:其一,城鄉教育發展目標的趨同性;其二,城鄉教育標準的一致性;其三,城鄉教育發展速度的協同性;其四,城鄉教育發展結果的公平性。為此,在城鄉教育一體化的大背景下,農村基礎教育作為整個教育系統中的一個不可替代的發展主體得到了大幅度的發展,并日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其價值取向,它決定著教育的發展方向。追問與確立農村基礎教育價值取向是城鄉教育一體化實踐的前提,也是城鄉均衡理論建構的起點。
確立正確的農村基礎教育價值取向對于實現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最終目標即城鄉教育公平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城鄉教育公平可以分為平等性公平、差異性公平和補償性公平。”[1]城鄉教育公平的三重含義需要重新定位我國當前的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取向,改變傳統“城鄉兩策,重城抑鄉”的思路,以城鄉平等的思維作為指導,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發展的扶植力度,確保城鄉教育資源優勢互補,促進城鄉教育結構的優化調整,提升城鄉整體意義上的教育質量和教育效率,推動教育公平。這種基礎教育的城鄉均衡發展不是搞“平均主義”,不是“削峰填谷”,也不是一味地脫離農村實際過度拔高農村教育的發展水平,追求低水平的教育均衡,而是追求優質高效的教育均衡。
二、我國當前農村基礎教育價值取向的矛盾分析
在城鄉教育一體化的背景下,我國農村基礎教育在價值取向方面陷入了“離農”和“為農”的矛盾。所謂“離農”教育是同農村城市化、農業工業化、農民技術化聯系在一起的,以升學為途徑,立足城市,培養離開農村和農業進入城市主流文化而不是回歸鄉土文化的人才[2];所謂“為農”教育就是要求農村學生面向農村,立足農村,服務農村,掌握農業生產技術,培養新型農民。這種看似相互矛盾、很難調和的目標定位實際上反映了我國當前農村基礎教育的價值取向定位不清晰、不科學。
1.農村基礎教育價值取向的矛盾
(1)教育目標上的困境
長期以來,農村教育在教育目標即為城市發展還是農村發展服務的問題上左右搖擺,缺乏一個明確的指導思路,經常陷入非此即彼的怪圈。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離農”教育培養的農村優秀人才通過升學的形式走進城市,沒能為農村服務。“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它教人離開鄉下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住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它教人分利不生利。”[3]“為農”教育觀點主要是針對農村教育基礎培養目標過度城市化而帶來的問題進行糾偏,這種教育價值取向要求農村的學生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服務,使農村基礎教育適應農村環境。可是這種取向也存在著危險,它可能會限制農村青年向城市流動,并進一步拉大農村學校教育與城市學校教育之間的差距。
(2)教育功能上的困境
農村基礎教育的價值取向困境,源于兩種不同教育功能的沖突。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教育功能一直存在著社會與個人兩類取向。前者是屬于工具論的價值取向,強調教育的社會需要、社會利益和社會價值;后者是主體論的價值取向,強調教育的個人需要、個人利益和個人價值。就農村基礎教育當下價值取向分析,“政府是想通過教育復制社會的等級性,使農村人安心做農民;農村人則想通過教育沖破社會的等級性,改變自己的農民身份。”[4]農村教育就一直處在這兩種教育功能的沖突之中,最終是在哪個方面都沒有多大成就。
(3)教育內容上的困境
我國農村教育內容的困境主要表現在課程設置城市化和本土化之間存在著矛盾沖突。盡管我國農村基礎教育在教育資源配置和教育環境方面與城市教育有著巨大差異,但就教育內容來說,二者基本是相同的,農村教育內容的城市現象非常嚴重。在課程設置方面,由于教材的城市化,課程內容脫離了農村生活和生產的實際。這些以升學為導向的課程內容對于那些有機會到大學中接受教育的孩子來講還算有些價值,但卻是以犧牲因為多種原因而無法升學的多數學生的利益為代價的。“他們在人生的黃金時間非但沒有學到有用的知識,反而喪失學習生存技能的機會,造成‘文化人’反而沒文化(地方知識)的怪異現象。”[5]
2.造成農村基礎教育價值取向矛盾的原因
(1)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對立的教育制度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建國以來一直存在著由市民組成的城市社會和由農民組成的農村社會的城鄉二元對立的社會制度,其中就包括二元對立的教育制度。“這種制度有城鄉分治的教育管理體制、城鄉失衡的教育投入體制、城鄉顯失公平的教育人事制度、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等。”[6]我國農村基礎教育“重城輕鄉”的價值傾向就根源于這個城鄉二元對立的教育制度。
(2)根深蒂固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
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雖然源于西方文化,但在我們的社會語境中隨處可見。人們把一切事物經過簡單還原分成二元的兩極后,卻又片面地夸大二者之間的差別,忽視它們之間的辯證關系。“我們一直沿著這樣的一個思維方式推動歷史:擁護―打倒的二元對抗邏輯。”[7]長期以來,我們已經習慣了教育實踐中的城市教育和農村教育的斷裂與分化,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的左右搖擺,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的對立失衡。可以說,“離農”和“為農”教育思想的出現也在一定程度上來源于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
(3)缺乏一套適用于各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和學校之間的統一的教育質量標準
由于現實政策等諸多方面的原因,我國的農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實際上是在各自的小系統里進行著不同的循環和運行,城鄉教育處于分割和分治狀態。從教育公平的分類來看,農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在教育機會、教育條件、教育過程和教育結果等方面都缺乏統一的教育質量基本標準。這直接導致基礎教育的城市中心主義,農村教育的優勢無從談起。
(4)現行的農村教育制度從歐美移植而來,缺乏本土化
近代以來,我國的教育制度體系基本上借鑒和嫁接了歐美、日本和前蘇聯的現代教育制度,雖然期間經過多次調整,但基本的框架結構一直沿用至今。這種現代教育制度是歐美工業文明的產物,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突出表現為教育的學術性、精英性和理論性,與我國的社會背景和傳統文化不完全合拍,與傳統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不相兼容。當前,“我國在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農業現代化、農村城鎮化和農民非農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8]而現行的農村基礎教育卻一直在固守傳統的教育體制機制,缺乏教育的本土化和地方化,無視火熱的農村教育實踐,致使我國農村教育定位“土不土洋不洋”。
要走出農村基礎教育存在著的價值取向困境,就需要在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思想邏輯和認識框架下對教育取向進行科學的定位和整合。
三、城鄉教育一體化視野下的農村基礎教育價值取向定位
城鄉教育一體化不僅是城鄉均衡發展的目標,同樣也是縮小城鄉教育差距,實現教育公平的手段,而且它還是一種整體的、聯系、系統和生態的思維方式[9]。用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思維方式進行思考,可以避免城鄉二元對立的教育制度和思維方式,不是就農村而說農村,就城市而說城市,而是將城鄉教育作為一個有機的生態系統。在此基礎上,農村基礎教育的價值取向應該立足農村實際,堅持基礎性的教育方向,服務城鄉共同發展,培養全面發展的合格公民。為了確保農村基礎教育的價值取向定位的科學性,我們認為應該遵循以下幾個原則:第一,立足平等原則,堅持農村教育發展的基礎性;第二,立足差異原則,堅持農村基礎教育為城鄉共同發展服務;第三,立足補償原則,提升農村基礎教育質量,實現城鄉教育發展的優質均衡。以此原則作為指導,農村基礎教育價值取向可以實現多元整合。
1.堅持農村教育發展的基礎性
農村基礎教育隸屬于整個國家的基礎教育,與城市教育一樣,擔負著培養每個適齡青少年基本學習手段和學習內容的功能,而這些內容和手段是學生以后能成為合格的社會公民所必需的。它能讓青少年未來能獨立地生存下去,有尊嚴地生活和工作,充分實現自己的發展,改善自己的生活質量,并能終身學習。可是我們現在的農村基礎教育的目標定位卻是培養具備勞動技能知識、生產技能知識,面向農村,為農業發展服務的新型農民而不是合格公民。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認識誤區,原因就在于有些人將農村基礎教育與農村教育混為一談,將本來應該屬于農村職業教育、農村成人教育的職能強加給了基礎教育,從平等性原則來看,對農村地區的學生是不公平的。
2.立足農村實際,開辦服務新農村和城鎮化建設的課程
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的今天,我國的農村基礎教育并沒有與時俱進,及時適應農業工業化、農村城鎮化和農民技術化的時代形勢,還是將升學教育幾乎當作唯一目標定位。對于絕大多數不能升學的學生來說,這是一種失敗的教育。農村基礎教育并沒有傳授給他們在農村環境下生存發展的知識和技能,同時,基礎教育也沒有為他們在城鎮和城市中立足提供勞動知識和生產技能。
城鄉教育一體化不是城鄉教育一樣化、同步化和同質化。它們應該是在平等基礎上進行差異化的發展,追求和而不同,為城鄉共同發展服務,而不是傳統的“離農”和“為農”思維。農村基礎教育應該立足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實際,圍繞農業工業化、農村城鎮化和農民技術化,將升學教育、就業教育和農業技術教育結合起來,實現價值取向的多元整合。對此,應該在堅持教育基礎性的前提下,在學校當中多開辦一些服務新農村和城鎮化、工業化建設的課程,科學地組織農業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和基礎教育。有人將農村基礎教育結構劃分為基礎課程教育部分與非基礎課程教育兩個部分[10]。這是一種非常有益的嘗試。當然,這種課程結構還需要在課程內容、課程比例、課程實施效果等方面進一步加以深化。
3.建立城鄉統一的教育質量保障制度
在城鄉教育一體化的背景下,基礎教育的最終目標是縮小城鄉教育差距,特別是質量差距,實現質量公平和優質均衡。對農村基礎教育來說,為了確保這樣一個結果的順利實現,“就有必要建立城鄉統一的教育質量保障制度(它包括城鄉統一的教育質量標準和健全的教育質量督導、評估和問責機制)。”[11]它能從制度的層面對農村基礎教育由于歷史和政策的原因造成的落后局面進行補償,使得所有的學生,不管是農村的學生、城市的學生還是打工子弟都能夠獲得作為一個未來合格公民必備的素質。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作為政策和制度的貫徹者和協調者在強化教育的督導和監控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將城鄉教育均衡發展與政府的績效考核結合起來,既要“督學”也要“督政”,特別是對農村基礎教育質量的提升,要實施嚴格的教育問責制,確保城鄉教育一體化戰略的落實。
總的來說,確立農村基礎教育正確的價值取向,應該以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思維進行指導,立足農村實際,服務城鄉共同發展,最終提高教育質量,實現教育公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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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褚宏啟.城鄉教育一體化.教育研究,2009(11).
關鍵詞:現代學徒制;發展狀況;財會專業
一、現代學徒制內涵
1、何謂現代學徒制
現代學徒制是傳統學徒培訓與現代職業教育相結合,學校與企業聯合招生招工,教師與師傅聯合傳授知識技能,工學交替、實崗育人,校企聯合培養行業企業需要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的一種職業教育制度。
2、現代學徒制內涵
現代學徒制是產教融合的基本制度載體和有效實現形式,也是國際上職業教育發展的基本趨勢和主導模式。我國開展現代學徒制試點,就是通過試點旨在解決校企共同育人,培養行業企業需要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
現代學徒制是以校企合作為基礎,以學生(學徒)的培養為核心,以課程為紐帶,以學校、企業的深度參與和教師、師傅的深入指導為支撐的人才培養模式,它吸收了傳統學徒制“邊看、邊干、邊學”的現場學習優勢和學校教育制度“系統、高效”的理論學習優勢,力求解決學校職業教育專業與職業分離、理論與實踐割裂、學習與就業脫節的現實困境,是傳統學徒制度與學校教育制度的結合體,是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不斷深化的一種形式。
按照企業需求開展校企聯合培養,建立校企雙元育人的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模式。學校與企業為學生提供更為寬廣的學習與就業選擇空間,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可根據職業崗位能力目標的不同,選擇育人企業不同崗位學習。通過教師與師傅聯合傳授知識和技能,工學交替、實崗育人,校企建立聯合培養的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條件保障等,共同制訂校企雙元育人的人才培養方案、課程體系、學籍管理辦法、各項制度標準、考核評價體系等,創新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
二、西方現代學徒制的發展狀況
現代學徒制是傳統學徒培訓與現代學校教育相結合、企業與學校合作實施的職業教育制度,起源于聯邦德國的職業培訓,二戰后逐步形成配套的國家制度。目前,大多歐洲國家都建立了或正在探索建立適合新時期的現代學徒制系統。
根據歐盟2012年的報告,在27個歐盟成員國中,在中等教育層面開展了嚴格意義現代學徒制的國家有24個,另有14個國家在高等教育層面開展了廣泛意義現代學徒制。據統計,在中等教育層次,2009年歐盟共有學徒370萬人,另有570萬學生在學校主導的工學結合項目中也參加了企業培訓,這兩類學生的總數約占全部中等職業教育學生的85.2%,占全部中等教育學生的40.5%。
被當成“現代學徒制”范本的德國,在1969年就頒布了《職業教育法》,從法律層面嚴格規定了職業教育是每個職工的終身教育,即培訓、就業、再培訓、再就業。而實施“雙元制”(也稱雙軌制)是德國職業教育成功的關鍵,要求職業教育有兩個施教主體,即企業和學校,學員一般每周在企業里接受3~4天的實踐教育,在職業學校里接受1~2天的理論教育。
顯而易見,無論是德國的法律保障以及就業資格準入,還是澳大利亞的政府撥款,都是國家層面規則的設立和政策的保障。對中國而言,目前這些都是空白。
三、中國現代學徒制的發展狀況
我國一些地方和學校也對現代學徒制進行了不同形式的探索與實踐,形成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經驗和做法。
中國推動現代學徒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學徒制”在國內沒有得到廣泛運用,是因為缺乏公用經費支持,沒有錢來“購買企業崗位”。按國外的辦法,學生進入企業工作后,企業會 發放學生(準員工)工資,這就需要公用經費支持。中國現代學徒制困局:普遍遇到的“學校熱,企業冷”的情況讓“現代學徒制”試點院校糾結撓頭,無能為力而積極性大減。“現代學徒制”服務于區域經濟產業升級、服務企業發展的終極目標,顯得飄渺而遙遠。如何讓“現代學徒制”不是一句空的口號,讓訂單培養的學生畢業就可以順利進入企業工作,并能勝任企業提供的崗位,是擺在雙方面前的一個考驗。
教育部相關人士表示,“現代學徒制是教育部的一個重要試點,如果我們能把中國特色的現代學徒制做起來,我認為這不僅能提高職業教育的質量,還能提高中國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可見,國內一些政府機構和學校,一部分企業都認識到了“現代學徒制”的發展利益,但急需國家政策的推動與規范。同時也需要更多的企業參與進來,按企業性質與規模制定相關的人才培養、引進機制。總而言之,中國的“現代學徒制”任重而道遠。
四、現代學徒制在中職財會專業教學的具體應用
1、多方合同簽訂明確各自職責與義務
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模式要求學生、企業和學校三方都要簽訂合同,共同保障教育培訓過程的順利完成。學生與企業需簽訂學徒合同,明確規定學徒在培訓期間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工資待遇,而企業對學生也有教育和培訓的義務,并要按時、保質地完成教學計劃,達到教學目的。這些設計教育教學環節企業也需要和學校以合同的形式訂立下詳細條款,內容不僅包括共同制定實訓內容、完成教育和培訓任務,還包括培訓結束、考試合格后,授予國家承認的職業資格和企業培訓認證。
2、制定學徒制培訓的基本框架
傳統學徒制在培訓的過程中對學徒培訓的內容不統一,學徒培訓的具體內容多是由企業決定,這樣在學徒培訓結束后獲得的技能可能得不到社會的認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現行學徒制需要為學徒培訓的內容建立了框架,它是對一個行業學徒制學習內容和考核標準的基本規范,為企業和培訓提供者提供的學徒行業技能培訓確立了標準;對于學徒來說,必須具備框架要求的所有技能,才算真正完成了學徒制培訓。
3、財會專業現代學徒制――校內學徒制,代記賬仿真教學
多數中職學校配備了會計模擬實訓室,方便學生進行實地操練,但實踐教學主要以集中式的手工記賬為主;教師的教學內容基本來自教材,缺乏來源于社會或企業的真實案例,加上學校由于實驗經費短缺,實訓室中的軟、硬件遠未達到仿真要求,缺乏電算化模擬實踐;另外,由于行業的特殊性,許多企業不愿意讓財會專業的學生進行短期的工學結合。這就需要我們打破教學常規,重塑教學計劃。財經專業嘗試以校企合作為前提,以就業為導向,有效整合企業、行業、學校的教育資源,建立財會專業現代學徒制――校內學徒制,代記賬仿真教學。
具體應用為2年在校學習,應將財會實踐課程的比重由過去的10%提高到50%以上。實行通識教學,注重學生專業基礎知識和專業技能的培養,輔以職業素養課程;理論課程以實用為主,每一門課程應配置相應的實訓課,學生在校進行專業綜合模擬實訓的同時,結合即將步入工作崗位的職業要求,開設有針對性的職業素養課程,如敬業精神、誠信意識、風險意識等職業道德教育。每學期安排2-3周時間到企業實習。第五學期在企業進行輪崗實習。第六學期則是頂崗實習,在頂崗實習前就強化了技能因素,改變了以往學生在企業放羊式、單一性的崗位學習,提高了崗位勝任力。
財會專業現代學徒制――校內學徒制,代記賬仿真教學,以校企雙元育人機制為保障,以技能型人才的培養為主線,以企業崗位標準和職業規范為基準,實現學校、企業的深度合作,是一條適合當前國內環境、以職業能力培養為主的中職財經專業人才培養的有效路徑。(作者單位:吉林機電工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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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59年夏日的一天,開封城城門處人頭攢動,車水馬龍。除了百姓,人群中還夾雜著無數達官顯宦、文人賢仕。他們翹首以盼,為的是一個送別。史書有記,這一天,是一位老者因病告老還鄉的日子。城門處的黎民百姓達官顯貴皆是自發送行。他是誰?為何會如此受萬民擁戴?
他叫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當時是當朝國子監的直講,名下學子無數,育人業在春秋。但他的傳奇不僅于此,而是如同穿越千年一樣,始創了和現代教育如出一轍的育人體系,被后期的歐美教育學者稱為奇跡。
讓我們走進胡瑗,走進這位華夏歷史上的教育界傳奇吧。
明體達用
宋神宗有次向胡瑗的弟子劉彝問起胡瑗,劉彝躬身答道:“吾師胡瑗用‘明體達用’來教導我們。現在的學者都用‘圣人體用’來治理國家,這是吾師的功勞。”“圣人體用”意為將圣人的道理用于實踐。
而劉彝所說的“明體達用”,是胡瑗貫徹始終的教育宗旨。“體”是指社會的基本道德標準,“用”就是用這個基本道德標準去治理國家。胡瑗認為,不僅要“明體”,還要“達用”。即學校教育要培養既精通儒家經書、具有道德規范,又能在實踐中運用、具有實際才干的人才。
自隋唐盛行科舉制度以后,土人通過科舉考試就可以入仕參政。唐朝科舉考試重視詞賦,于是一般土人就專門修習詞賦去應付考試。那時的風氣就是崇尚浮華文辭而鄙視真實學問。科舉考試制度對士人學風和學校教育帶來的這種消極影響,在北宋初年嚴重存在。當時雖然設立了中央官學,但卻成為官宦子弟游寓的場所,有教育之名而無教育之實。天章閣侍講王洙曾感嘆過:太學里幾千名學生只是來混日子。太學沒有規矩可言,老師也不安心教書,說是有幾千名學生,可平日里來聽課的才一二十人而已。
因為與當時的科舉制度格格不入,胡瑗曾七次落榜。因此,胡瑗對科舉制度的狀況深為憂慮,認為這樣培養和選拔人才的方法根本就無法為國家選擇合適的人才。基于這樣的考慮,他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之所本者在學校”的主張。在他看來,教育的根本就在于為國家發現和培養有用的人才。要為國家培養人才就必須重視學校教育。而學校教育的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標,就是培養“明體達用”的實用型人才。
胡瑗對人才培養的可貴之處在于他把發現、培養和造就人才同國家使用人才的目標緊緊地聯系起來。它提出了教育之根本,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辦學方向、培養目標、培養途徑的問題。教育服務于社會,服務于現行社會制度,才是教育的意義所在。千年前的胡瑗就深蘊其道了。
分齋制
胡瑗受范仲淹邀請在蘇州、湖州辦中學時,為了實現“明體達用”的教育宗旨,對學校管理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定了十分詳細的教學法規,創立了一整套全新的教學方法。其中,對后世影響力最大的是“分齋制”。
所謂“分齋制”,就是讓學生分科學習,將學校分為“經義齋”和“治事齋”。簡單地說,“經義齋”培養的是管理型人才(就好比今天的行政管理專業),以培養比較高級的統治人才為目標,即所謂“可任大事者”。因此,它對學生的來源要求較高,學習內容是儒家經典;而“治事齋”培養的是技術型人才(就好比今天的各種專業院校),意在造就在某一方面有專長的技術才人,所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是也”。學的是帶兵打仗、修堰筑壩、農田水利、算術歷法這些實用性知識。這種專長一般多掌握一門就多一樣好處,于是“治事齋”的學生主修一門科目,又兼修另一門科目,相當于現代大學里的主修和輔修。
待胡瑗到太學任教后,更是自覺地實施這一教法。他十分細致地了解學生的個性和才能,依據各人的志趣和特長,分成相應的組互相進行講習,使每個人都能發揮專長。而且,胡瑗還采取問答討論的教學方式――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啟發、引導、評價,學生講述、思考、討論。有時是把各小組召集起來,先指定學生講,教師評價,師生共同歸納出結論;有時又是教師先出題目,人人都來闡述,當場評論;有時還一起議論時事政治,各抒己見,最后統一認識。這就把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學校里人人樂學,學生們學有成效。
胡瑗采取的這種“分齋制”的教學制度相當于對學生進行因材施教,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培養出了許多各有專長的人才。學生中有擅長經義的,如顧臨對于訓詁的研究,朱臨和翁仲通對于《春秋》的研究,以及杜汝霖對于《易》的研究;有善于政事的,如范純仁、錢公輔、江致一;有以兵戰為特長的,如苗授、盧秉;有的擅長文學,如滕元發、林晟;有的擅長古樂鐘律,如歐陽發,等等。
“分齋制”在當時就引起了強烈反響。四方有志讀書做事的學子紛紛到胡瑗主持的學校來求學。這種先進的教育制度不僅在北宋時期就直接影響了中央官學;北宋以后,歷朝太學、國子學、國子監等中央官學,也大都沿襲。
在中國教學制度發展史上,胡瑗的“分齋制”教育制度,第一次在同一學校里分設多種科目,把民、兵、水利、算歷等實用學科和自然學科正式納入官學教學體系之中,破天荒地與儒家經典取得了同等的地位;并且,開了主修和輔修制度的先河,這是具有相當創造性的教學模式。
千年后的今天,我們的現代大學制度雖然是引用歐美的教學模式,實際上不就是胡瑗“分齋制”的傳承么?
體美并舉,注重實踐
胡瑗精通音律,在宋仁宗時期就曾因為參與確定雅樂聲律、制作鐘磬的工作取得宋仁宗的欣賞。因為自己的音樂素養和從音樂中獲益的親身體會,他在教學中非常注意音樂教育,注意用音樂來陶冶學生的精神情操。歐陽修的兒子歐陽發就是他的高徒,跟著胡瑗專攻音樂,最終卓然成家。其他學生在胡瑗的帶領下也都精通音律。在后人收納整理關于胡瑗的教育文獻《安定學案》中有這樣的記載:駐足胡瑗的學舍外,舍里傳來響徹天空的琴瑟歌詩聲,路人們常常聽得如癡如醉。每當各種考試之后,胡瑗就帶領學生在太學里的“首善堂”且歌且吟,直到夜里人們才紛紛散去。
中國講究“學海無涯苦作舟”,莘莘學子枯坐案頭苦苦用功。胡瑗卻提出了不同的學習方法。他認為學生有個強壯的好身體才能更好地學習和治理國家。在北宋學者邵伯溫所撰的《邵氏聞見錄》中記載了胡瑗的建議:吃飽后不要久坐在案頭,而要活動筋骨,這樣才能身體健康。
胡瑗提倡的體育、音樂教育,超越了功利性,這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是極富光彩的一筆。
除了書本教育,胡瑗還組織學生到野外、到各地游歷名山大川,以開拓胸襟視野,讓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相統一。他認為:學者只守著一方土地,只能狹隘而孤陋寡聞。一定要游遍四方,多看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這樣才能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和視野,有益于自己的學習。因此他反對閉戶讀書,曾親率諸弟子四處巡游。讓學生接觸實踐、了解社會,讓書本知識與客觀實際相結合,從而實現他培養出“明體達用”治世之才的教育目的。
人格感化《宋史?胡瑗傳》稱:胡瑗的學生,不管聰明還是愚鈍,也不論才能如何,穿著打扮、行為舉止都很類似,大家不用詢問就可以知道他們是胡瑗的弟子。能得到這樣的評價,和胡瑗的人格感化分不開。
胡瑗以身為先,十分注重自己的儀表行止。即使是大熱天,他也必定是終日穿著公服坐在堂上會見諸生,行嚴師弟子之禮。正因為自己端正,所以當胡瑗發現學生行止有虧時,就能理直氣壯、正氣迫人。胡瑗身教重于言教,正人先正己,于是有了“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的效果。在《安定學案》中就記錄著胡瑗糾正學生行止的事情。他的弟子徐積在初次見到胡瑗的時候就被胡瑗喝止:“頭立正直了!”后來徐積回憶起此事,感嘆自己得了老師一個“正”字,受用終身。
在嚴格規范學生的同時,胡瑗也有和藹的一面。他和學生相處時,讓學生們如沐春風,在潛移默化中受到熏陶,自覺地接受道德禮儀規范。他的高徒,后世公認的“理學大家”程頤這樣評價道:“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一望可知。”
正是胡瑗這種正人正己的教學態度,感化了學生人格,讓學生既能自覺遵守學校規矩,又能勤奮努力進德修業,同時還養成了優良的學風。
穿越千年的成就
胡瑗的這些教育宗旨、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千年來被后人一再沿用,甚至直到今日仍有實用價值,不由得讓后人贊嘆,也讓后人稱奇。
關鍵詞: 農村義務教育 教育質量 現狀 思考
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義務教育關注的重點將逐步由數量向質量轉變。提高教育質量已成為教育實踐中的核心問題和教育研究的焦點問題。發展農村義務教育,辦好農村學校,不斷提高義務教育的質量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越來越多的教育專家、學者和教育工作者深刻地認識到農村義務教育質量的重要性,把它作為教育工作研究的重點,認為農村義務教育質量已成為義務教育發展的關鍵。因而,在此階段對農村義務教育質量進行研究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一、農村義務教育質量的現狀
1.教育經費投入不足,教育資源貧乏。
教育經費投入不足是目前農村教育最大的實際,也是最大的困難。通過觀察發現,由于城鄉差別、貧富差距,這些年農村的教育事業費用支出仍是遠遠低于城市教育事業費用支出。由于教育經費短缺,農村學校教學儀器、圖書資料、體育設施、實驗用品等都非常缺乏,甚至有的學校連教室都還是危房。試想,在這樣一種條件下何談提高教學質量。也可以說,正是教育經費投入方面的差距嚴重影響了農村教育質量的提高。
2.教學師資薄弱,制約教育質量。
農村教師素質是制約農村教學質量的關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民辦、代課教師支撐著農村基礎教育。現任農村小學教師大多是民辦教師和代課教師,沒有受過系統的教育和培訓,較難勝任新時代的教學工作,嚴重影響教育質量。雖然隨著高等師范院校的發展,大量的受過正規教育和培訓的教師充實到農村學校的教師隊伍中來,但總的來說比例還是過低,難以應付教學的需要。民辦教師和代課教師的大量存在和公辦專任教師的嚴重短缺從根本上制約了農村地區義務教育的質量與健康發展。
(2)青年骨干教師大量流失。由于農村教師工資福利待遇低,許多青年教師、骨干教師或是通過關系調到上一級學校,或是調離現有教育教學崗位,極大地削弱了農村師資力量。青年骨干教師的流失,不僅帶走了寶貴的教育資源和教學經驗,影響了當地農村教育質量的提高,而且造成其他教師人心換散,嚴重影響教師隊伍的穩定。
(3)教師素質與能力水平偏低。我國農村小學相當一部分教師教育觀念滯后、知識結構老化、教學方法陳舊,不能適應當前義務教育事業發展和教育質量提高的需求。近年雖然經過大規模的學歷補償教育和在職培訓,教師的學歷達標了,但實際教育教學能力和教育整體素質并沒有得到同步提高,而且不少教師的職后學歷教育與其所授科目不配套。
3.新課程改革的“城市取向”并不適應農村小學。
現行新課程改革主要以城市學生的學力為依據制定全國統一大綱、材和統一標準,有明顯的“城市取向”,無視城市和農村、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兒童少年在教育環境、教育資源上的巨大差別。這無疑對農村和邊遠地區的學生是不適應的。加之農村學校課程觀念落后,長期以來受傳統教學觀念的影響,無論是校長還是行政干部、教師還是家長,都認為農村學校教育的目標和任務就是將學生送出“農門”,進入大學,或進到城里。新課程的理念并沒有深入農村教師和學生心中。而且現行教材以城市學生的發展特點為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對于農村學生來說不切實際和偏難,致使部分農村學生難以勝任,成為學業的失敗者,最終失去學習興趣而被迫輟學。
4.教學缺乏規范管理。
一些縣級教育行政部門過于重視縣一級中心學校的建設和管理,而把村小當作小兒科,疏于管理。加之一些農村小學領導教學觀念陳舊,教學管理水平不高,工作責任心不強,相當部分校長和教導主任就如何進行教學管理心中無底,無章可循。有些學校沿襲舊制,學校教學工作缺乏激勵機制,目標管理不明確,跟現代教學管理理念很不適應。
5.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脫節。
學校教育、社區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機結合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的必要條件。學校教育是全體,社區教育是學校教育的外部環境,是學校教育的繼續和擴展;而家庭教育是學校教育和社區教育的基礎。而現今許多農村小學教育與家庭教育嚴重失衡。現在農村許多成年夫婦雙雙外出打工,他們將子女交給老人或親戚照顧,甚至將他們獨自留在家中。一些留守兒童由于平時缺乏父母的管教,再加上老人們的溺愛,學習上一旦遇到困難就放棄。更為嚴重的是,由于缺乏父母的督促,而老人的管教毫無力度和效果,部分學生經常缺課、逃課,還影響了其他學生,造成學校學風不正、教學效果不好、教學質量下降。
二、對當前農村義務教育質量現狀的思考
農村義務教育質量偏低的現狀嚴重阻礙了教育事業的發展,嚴重制約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進程,全面提高農村義務教育質量不僅僅應從制度、機制上來改革,還應從人們的觀念上來更新。因此,就當前農村義務教育質量呈現的狀況來看,理應從以下入手。
1.加大投入,優化教育資源配置。
教育經費短缺帶來的困難是農村最大困難,無外乎是校舍、教學儀器、圖書資料、體育設施、實驗用品等的缺乏。構建合理的農村義務教育財政體制,保證農村學校教育教學的“下限”投入是當務之急。義務教育經費投入理應法制化,而且要重視農村地區差異,按東、中、西部三類地區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建立不同的政府農村義務教育投資模式,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教育資源不合理的狀況。
2.提高師資,夯實教育發展基礎。
一是制定和落實優惠政策,改善教師的工作環境,鼓勵和引導有經驗的教師和師范類畢業生到農村地區任教。在切實落實工資和國家規定的各項補貼補助待遇的同時,對農村地區中小學教師在住房、醫保、職稱評定等方面給予優待,拓展他們的生存空間,增加教師的發展機遇。二是建立健全教師繼續教育制度,切實加強在職教師的學歷教育和經常性培訓。鼓勵和要求教師通過在崗培訓、定期進修、網上學習等多種形式,按照學用一致、專業對口的原則,提高學歷學位層次。三是認真組織中小學短缺學科骨干教師培訓。實施骨干教師專項培訓計劃,優化教師隊伍結構,全面提高教師隊伍素質,提升農村小學教育教學質量。
3.整合課程,優化課程設置。
針對農村學校無法適應在新課程改革中出現的國家制定統一大綱、材和統一標準的問題,應該實行國家課程、地方課程和本土課程整合優化。在堅持《新課程標準》精神的前提下,改革現行教材。可由各省(市、區)根據本地實際編寫教材,有必要考慮城市普及型和農村普及型兩種版本,在農村版本中要體現對農村實用性的教學內容。教材改革要堅持兩個適合的原則:一是難度適合農村大部分學生,著眼于所有學生打好基礎;二是盡量適合各地實際,使教育更好地為當地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同時要理清思路,合力打造富有地域特色的新課改,以職業指導為突破口,分類分層教育,讓人人都能進入不同的學校升造,最終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
4.規范管理,使教學走向正常化。
學校管理層要積極為提升自身教學管理水平、改變落后觀念、提升教學水平、加強工作責任心而努力,盡力為教師之間進行信息交流、經驗分享和專題討論提供平臺,形成科學精神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營造求真、務實、嚴謹的教研氛圍。辦好學校要依靠全體教師,為了科學有序地實施教學、科研工作,必須創新工作措施,調動老師們工作的積極性,真正使教學走向正常化。
5.轉變觀念,學校、家庭相互支持。
學生的教育需要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密切配合,相互支持。雖然我國城市和農村的學生家長在觀念上有著較大的差別,但是就家長來說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才。因此在農村,學校要充分利用有限資源辦好學校,充分利用有限的新聞媒體向社會廣泛普及家庭教育知識,推廣家庭教育的成功經驗,幫助和引導農村家長樹立正確觀念,掌握科學方法,提高科學教育子女的能力,共同促進我國義務教育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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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尚剛.全面提高農村義務教育質量的對策研究[J].安陽師范學院學報,2004.,(9).
關鍵詞: 學校教育 家庭教育 班級管理
一
隨著生理、心理的日趨成熟,學生進入職業學校后,逆反心理到達了鼎盛的階段,這給職業學校教育及班級管理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青少年逆反心理其實是成長過程中的必經階段,集中表現為片面情緒化對待身邊的人和事,尤其是對家長和老師的教育采取不合作并且帶有強烈的抵觸情緒。當然,青少年逆反心理只是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產生的一段插曲,隨著年齡、知識閱歷的增長會自然消失。但仍有部分學生因為家庭、學校、人際關系等諸多原因,在這段叛逆時期性格、心理發生巨大變化,影響他們的身心發展,更有甚者造成心理、價值觀扭曲,從而走向犯罪的深淵。
造成這類現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缺失。常言道:“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長、身心發展過程中有著重要作用。學生在上學前對他們身心發展影響最大的是家庭的氛圍以及父母的言傳身教,但就現實情況而言,每個家庭千差萬別,每個父母也因其性格、職業、受教育程度、夫妻關系、經濟狀況的不同導致家庭教育方法和質量的不一。
家庭氛圍是否和諧?父母關系是否融洽?對學生健康成長尤為重要。我們應當思考:身處在同一個社會,為什么會出現不一樣的學生?原因還是在于家庭教育方面。以本人管理的班級為例,通過調查發現本校學生當中父母離異的概率遠高于普通中學,而這些學生里面有半數以上屬于典型的“問題學生”,主要表現為心情抑郁,不善與人交流,嚴重自卑,逆反心很強,學習沒有目標,對未來一片茫然。而這些學生在日常表現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對家庭教育失敗的不滿情緒,比如通過周記或日常的言行排遣心中的不滿。所以,從以上數據來看,離婚家庭更容易出現問題學生,而且比例高達50%。
父母不在身邊,爺爺奶奶承擔家庭教育職責的現象日益普遍,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快,父母無暇顧及子女的教育,讓爺爺奶奶來“頂崗”,這也給家庭教育的質量打上了一個問號。在我們所調查的班級中,留守學生對監護人的教育抵觸情緒非常強烈,表現為無視監護人的教育或者以人前一套,人后另外一套的方式,用欺騙的手段應對監護人的教育。由此看來,這種“頂崗式家庭教育”出現問題學生的概率也是非常之高。
父母家庭教育觀念淡薄,教育方法失當也是家庭教育失敗的主要原因。現如今許多家庭教育缺少規則教育,取而代之的是“滿足教育”和“溺愛教育”,即希望于滿足孩子物質需要而達到教育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須知對于規則意識淡薄的未成年人在家庭里面要樹立規則,而不是通過物質欲的刺激來實現教育的目的。溺愛教育更容易使學生產生自私、叛逆,唯我獨尊的個性。
二
對于職業學校的班主任來講,管理難度可想而知。要做到科學治班,班主任必須重視班級管理背后的“家庭教育”。
第一,班級管理必須做好家長培訓工作,注重家校聯系,努力形成家庭、學校教育的合力。每一個學生都有成長的故事,不管這個“故事”是悲劇還是喜劇,班主任必須學會去了解這個故事的前因后果。學生作為一個未成年人,就像一塊璞玉,需要去雕琢才能發光發亮。所以在其未成年階段犯錯誤也是正常的,關鍵是看家長、老師怎樣去引導。作為家庭教育的主體,父母親營造的家庭環境及科學的教育方法對學生成長發展來說至關重要。就目前的形勢來看,家長們普遍家庭教育意識落后,對家庭教育認識不足及教育方法不當成為家庭教育的瓶頸。
班主任應當及時和家長聯系溝通,利用多種途徑,比如電話、家訪或者開家長會就家長如何與孩子溝通、教育進行必要的交流和切磋。利用電話聯系了解學生在家表現情況;利用家訪深入了解學生的成長環境,并和父母、學生進行面對面的溝通、談心;利用召開家長會的機會與家長交流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經驗,分享成功家長家庭教育的竅門,并針對當前家庭教育面對的棘手問題展開討論,共商解決問題的方法,所有這些都將有利于家長更好地提升自己在家庭教育方面的認識和能力。
第二,正視“頂崗式家庭教育”的弊端,構建父母發揮主體作用的家庭教育模式。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不但要參與監管,而且要試著俯下身子,深入到學生的心靈中來。對于現在的學生來說,單純地說教很容易引起學生的反感或抵觸情緒,很多學生抱怨父母或老師不理解他們內心的感受,不知道他們真正需要什么,這就要父母和老師能夠站在學生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不能以成人的標準來判斷和衡量學生的行為。“身教重于言教”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父母不能對子女喋喋不休,如果不能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家庭教育就是一句空話。同時父母也不能以別人的標準作為衡量或評價自己小孩的標準,要做到從父母自身的實際出發,從家庭的實際出發,提出適合學生自身實際的目標或要求,這樣才能符合教育的規律,符合學生自身發展的規律。
學術成果曾獲第一、二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和全國教育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第一屆吳玉章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等。
記者:有人主張,本科階段的培養目標應定在寬口徑、厚基礎、培養“通才”上。好像您不同意這種觀點?您主張本科階段不能完全實行“通才”教育的理由是什么?
勞凱聲:如果我們回頭看一些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大致上經歷過通才教育、專才教育和通才教育三個階段,這似乎是一個循環,但有本質的不同。早期的高等教育并沒有明確的專業界限,所以早期的學者都是百科全書式的。專才教育是近代科學發展的直接結果,它按專業進行集約化的人才培養,大大提高了高等教育的效率。但學生的知識面比較窄,跨專業工作能力較弱,跨專業流動也較困難。我認為,20世紀后半葉國外一些學者主張實行“通才教育”,依據的是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出現的新情況。由于社會的進步,對教育提出的要求就是培養通才。但這種通才只能是基于一定專業基礎上的,相對意義上的“通”,社會還需要大量的各專業領域的專才。因此我更傾向于另一種說法,即現代高等教育應當致力于“T”字型人才的培養。即個人的知識結構應該是以某個專業領域的知識為主,即“T”的豎道,在此基礎上建構一個寬廣的知識平臺,就是“T”的橫道,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一專多能。
記者: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日益普及,“通才”教育能否行得通?
勞凱聲:中國的高等教育正在經歷大眾化的進程,它會帶給高等學校怎樣的挑戰,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對教育的需求將大大增加,傳統的以選拔為基本取向的教育觀念和教育制度都將受到徹底沖擊,人們的不同需要將對教育發生更深刻的影響。一種多元化的、更靈活的教育制度將會替代現行的選拔性教育制度,向每一個學習者提供更多的發展可能性。龐大的現行學校體系運行方式將被徹底改變,會在學校、教師與學生或其家長之間形成一種全新的權利與義務關系。我并不認為中國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必須和“通才教育”相聯系。我們能否把眼光放得更長遠一些,不僅關注教育對社會各方面的作用,而且開始關注教育對自身的意義,突破傳統的目的──功能觀,真正推動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發展。
記者:如此說來,高等教育得改變以往的教育模式,比如是否需要或必須實行彈性教育?
勞凱聲:彈性學習是信息社會的產物。它包括彈性、自治、學習者中心等基本理念,它允許個人以一種最有效的方式來學習,為其提供豐富多樣、可以選擇的學習形式。依據上述理念設計的個性化教學結構包括:以學生為中心的彈性選課制度、以現代互聯技術為基礎的信息化教學交互系統、以彈性結合為特色的學生群體交流學習模式、以發展性和個性化為特點的彈性教學評價系統、以“寬進嚴出”以及學分制為特點的學籍管理系統等。彈性學習以學生為中心,由學生來決定學什么、如何學、何時學、何地學等學習中的各種問題,從而大大地拓寬了學生學習知識的途徑。
記者:作為教育專家,您認為目前本科生的培養現狀與其培養目標之間是否有差距?加入WTO我們與國外的本科生教育能否接軌?
勞凱聲:中國教育背負著太多的傳統,強烈地影響著我們的價值選擇。近百年來的現代教育發展又積累了太多的工業文明烙印,理性、權威、塑造、訓練似乎就是教育的代名詞。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全然不同的新時代,但我們的學校卻在沿襲一種傳統的記誦之學,過分看重書本、權威,用一種僵化的教育標準和人格范式來訓練學生,而缺乏一種創造的精神。一些學校本科生教材陳舊,有的甚至還沿用80年代的舊教材。課程安排不盡合理,授課方式與中學生無大差別,可以說,本科生教育的這些問題已經導致質量滑坡,學生厭學的趨勢。我們別無選擇,必須對本科生教育進行觀念和制度的創新,必須從新的角度來重新衡量本科生教育的目標和績效,重新衡量本科教育的培養規格、課程標準和質量要求。只有徹底沖擊傳統的以精英教育為基本取向的觀念和制度,才能創造一種多元化的、更靈活的本科生教育制度,向每一個學習者提供更多的發展可能性。
我們不能不承認,入世后我們還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加入WTO,意味著成員方之間的競爭將在全球范圍內進一步深入下去,培養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才將成為加入WTO之后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首要任務。
記者:人們經常有這樣的議論:現在的本科生素質不能與恢復高考后的那幾年相比,這與高校擴招是否有關?您怎樣評價當今的大學生?
勞凱聲:這不能一概而論。總的說應該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如果說這一代青年人有什么弱點的話,這主要是貫穿于教育全過程的導向問題。超負荷的學業壓力使一代人變成了被動的學習機器,壓抑甚至泯滅了孩子應有的童心;機械的記誦之學使活生生的孩子整天面對一大堆死記硬背的無用知識,扼殺了孩子與生俱來的原創力、好奇心,造就了一大批高分低能的學生;過度的競爭不適當地強化了孩子的自我中心傾向,并使相當多的孩子不斷面對失敗,損害了孩子應有的自尊、自信,從而產生社會化方面的困難;成人社會對新一代人缺乏應有的了解,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強加于自己的孩子,導致兩代人之間的代溝;學校和教師還在維護一種傳統的“學高為師”的權威地位,按部就班地傳道、授業、解惑,全然不顧社會變遷所帶來的種種新變化。我認為簡單地歸之于高校擴招是不公平的。
記者:您認為,高等教育目前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么?高等教育要經歷一場怎樣的變革才能從容應對這一挑戰?
勞凱聲:在當前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的高等教育正逐步形成影響教育運行的三種力量,這就是學術力量、政治力量和市場力量,其中市場力量是一種新興的、對教育構成巨大影響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處理教育與市場的關系就是當前高等教育改革發展面臨的一個新課題。
1995年《教育法》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營利為目的舉辦學校和其他教育機構。”
這一規定表明了教育與市場的基本關系。在實踐中,卻發生諸多認識上和適用上的混亂。實際上,通過市場對教育的有限介入來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這是市場經濟國家的普遍做法。
但是在中國,教育能否介入市場,如何介入市場,政府在市場介入的情況下又如何發揮自己對學校的調節功能,問題的復雜性遠不是上述簡略的規定就能解決的。
傳統的學校教育基本上是一種封閉的,與市場無涉的領域。但進入90年代以來,中國的教育正在面對全新的情況,一個逐步發育成熟的市場體系促成了利益追求各不相同的眾多社會群體,對教育造成了極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