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性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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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物性論范文
關鍵詞：性能化設計；處方式設計；消防設計；火災模型
1前言
如果說納米技術使新材料的研究起到了革命性飛躍，那么也可以說性能化設計方法將開創消防科技的新局面。
消防設計目前有兩種設計思想，一種是傳統的“處方式設計方法”，其基于場所類型進行設計考慮；另一種是“性能化設計方法”，它立足于危害分析及火災假想，對于解決超越法規或現行法規無法解決的復雜建筑的消防設計具有很大意義。
由于性能化防火設計的方法與傳統的設計方法相比具有許多優越性，所以很快成為建筑防火的一種新理念，并將發展成為建筑防火技術領域里一個全球性發展潮流，受到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高度重視，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
2性能化消防設計的概念
性能化消防設計是建立在消防安全工程學基礎上的一種新的建筑防火設計方法，它運用消防安全工程學的原理與方法，根據建筑物的結構、用途和內部可燃物等方面的具體情況，由設計者根據建筑的各個不同空間條件、功能條件及其它相關條件，自由選擇為達到消防安全目的而應采取的各種防火措施，并將其有機地組合起來，構成該建筑物的總體防火安全設計方案，然后用已開發出的工程學方法，對建筑的火災危險性和危害性進行定量的預測和評估，從而得到最優化的防火設計方案，為建筑結構提供最合理的防火保護。
與“處方式”設計相比較，性能化設計方案更關注是否能夠實現“保證人員疏散和滅火救援不受火災煙氣影響”這一“目的”，而不是拘泥于滿足規范要求的最低排煙量。性能化的消防設計方案通過科學的論證，能夠提供比之處方式的消防規范更為安全的設計表現效果，比較起來，性能化設計方案具有設計成本有效性，設計選擇多樣性及設計效果更為優化性的特點。
性能化消防設計的兩個關鍵點，第一是確認危害，第二是明確設計目標。具體來說，它針對建筑物的特點，建筑物內人員特點，建筑物內部操作方式，建筑物外部特征，消防滅火組織特點等。從而針對每種危害或者每個設計區域選擇設計方法及評估方法。這種設計方法突破了傳統設計針對建筑物結構類型、相應的層高及面積的限制，同時提供了更加靈活而有效的設計選擇性。
性能化消防設計包括確立消防安全目標，建立可量化的性能要求，分析建筑物及內部情況，設定性能設計指標，建立火災場景和設計火災，選擇工程分析計算方法和工具，對設計方案進行安全評估，制定設計方案并編寫設計報告等步驟。在設計過程中，需要對建筑物可能發生的火災進行量化分析，并對典型火災場景下火災及煙氣的發展蔓延過程進行模擬計算，因此計算的工作量以及各類基礎數據的需要量非常大，往往需要采用計算機火災模擬軟件等分析和計算工具。
3性能化消防設計的流程
性能化設計利用火災科學和消防安全工程建立設計指標，評估設計方案；并利用火災危害分析和火災風險評估建立從總體目標和功能目標到火災場景等領域內所需要的參數。性能化的消防安全設計是一種可以對諸如非工程參數(如人在火災中的行為和反應)進行定義的工程過程。
4建筑物性能化消防設計的內容
建筑物的性能化消防設計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設計內容：一是保證建筑內人員安全疏散的性能設計，二是保證建筑構件耐火的性能設計。
人員安全疏散的性能設計是從建筑內人員安全方面進行考慮的，通過綜合考慮各種火災因素對人員逃生的影響，采用性能化的設計方法來保證建筑物內人員的火災安全性，從而防止人員傷亡。其性能化的設計準則是：煙層下降高度和煙氣濃度達到人不能忍耐的時間大于人員安全疏散所需的時間。
構件耐火的性能化設計是從建筑物的穩定性方面進行考慮的，通過分析建筑構件在火災中的反應，采用性能化的設計方法來保證建筑物結構的火災穩定性，從而防止建筑物的倒塌。其性能化設計準則是：火災持續時間小于構件的耐火時間。
5國內外性能化設計應用概況
自20世紀80年代英國提出了“以性能為基礎的消防安全設計方法”(performance——basedfiresafety
design
method，以下簡稱性能化防火設計)的概念以來，日本、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新西蘭以及北歐等發達國家政府先后投入大量研究經費積極開展了消防性能化設計技術和方法的研究，南非、埃及、巴西等發展中國家也都紛紛開展了這方面研究工作。世界各國都在積極推行性能化設計方法的應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英國于1985年頒布了第一部性能化防火規范，包括防火規范的性能化修改，新規范規定“必須建造一座安全的建筑”，但不詳細確定應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新西蘭1991年的建筑法案對建筑監督立法體系進了徹底調整，于1992年了性能化的《新西蘭建筑規范》，新規范中保留了處方式的要求，并作為可接受的設計方法，于1993年強制執行。1993～1998年，繼續開展了“消防安全性能評估方法的研究”，制定了性能化建筑消防安全框架；其中功能要求包括防止火災的發生、安全疏散措施、防止倒塌、消防基礎設施和通道要求以及防止火災相互蔓延五部分。
瑞典于1994年了新的包含有性能化設計內容的建筑防火設計規范。
澳大利亞于1996年頒布了性能化防火設計規范的《澳大利亞建筑設計規范》(《BuildingCodeof
Australia》，簡稱"BCA")，并自1997年7月1日起，在各州政府陸續推行。
巴西于1999年頒布了新的《鋼結構防火設計》和《對建筑構件耐火極限的要求》兩部標準。這是南美首次制定的建筑標準，由SaoPaulo大學、Mi—nasGerais大學和OuroPreto大學編制。標準中引入了如時間計算方法與風險評估方法以及其他消防安全工程設計方法等性能化的新概念，允許建筑物的火災安全根據其火災荷載、建筑物高度、建筑總面積以及滅火設備的安裝與否等條件確定，而對建筑物的耐火等級不做要求。
日本政府于1998年6月對《建筑基準法》進行了修訂，引入了一些有關性能化設計的內容，并于2000年6月施行；另外，還于2003年8月開始對《消防法》進行修訂，計劃于2005年施行。
加拿大于2001年了性能化的建筑規范和防火規范，其要求將以不同層次的目標形式表述。
美國也于2001年了《國際建筑性能規范》和《國際防火性能規范》。
目前，已有不少于13個國家(澳大利亞、加拿大、芬蘭、法國、英國、日本、荷蘭、新西蘭、挪威、波蘭、西班牙、瑞典和美國)采用或積極發展性能化規范和基于規范結構形式下建筑防火設計方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中國也正在加緊性能化設計方法的研究和性能化設計規范的制定。公安部所屬消防研究所承擔了幾項有關性能化設計的國家十五科技攻關課題，如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承擔的“建筑物性能化防火設計技術導則”的研究和制定，公安部四川消防研究所承擔的“高層建筑性能化防火設計安全評估技術研究”等。
6推行性能化設計方法是一個逐步過程
盡管建筑物消防性能化設計方法有很多優點，作為性能化設計技術的基礎一“火災模型”在性能化設計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它們作為一種新生事物，還不為人們所理解和接受，特別是建筑設計師和建筑管理部門的人員都不太了解這種新的設計方法。
有人曾對美國、中國香港和澳大利亞的建筑管理人員在對待性能化設計和處方式設計在能否保證建筑消防安全，以及火災模型是否足以支持性能化設計的態度進行了一個調查，并進行了比較。發現半數以上的管理人員認為性能化設計不能保證建筑的安全，三分之二以上的管理人員認為處方式設計能保證建筑的安全，以及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認為火災模型不足以支持性能化設計。調查結果參見表1。
世界各國幾乎都存在著類似這樣的情況。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建筑設計師和建筑管理人員對性能化設計技術還存在一個從初步認識、深入了解到最終肯定的意識轉變過程。
另外，對于采用性能化方法設計的建筑，如何正確地評估其消防安全性方面也存在很多技術上的難題有待解決。
7展望
性能化消防設計已成為世界性建筑消防設計發展的必然趨勢，它的發展將大大促進消防安全設計的科學化、合理化和成本效益的最優化，并將產生十分重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盡管目前還有許多人不太理解和排斥使用它，但我們堅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有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肯定性能化設計方法的行列中來。據日本方面的統計，采用性能化方法進行消防設計的建筑正在逐年增加。
我國也應該加快性能化規范及配套技術的研究步伐，充分發揮性能設計的優越性。今后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人手，促進性能化設計技術的發展：
(1)加強各種火災預測模型和火災風險評估模型的研究，拓展性能化設計方法的應用空間。
(2)加強新材料、新技術研究，規范材料性能參數，建立和完善消防數據庫，提供準確的性能化指標，為性能化應用積累基礎性數據。
(3)深入研究火災規律、火災情況下建筑內人員逃生規律和構件變化規律，為各種火災模型的建立提供堅實的理論依據，并拓展計算機技術在消防中的應用。
(4)積極向建筑設計師和建筑管理人員介紹性能化設計方法，使他們從認識、理解并自覺接受性能化設計方法。
(5)出臺可操作性強的性能化設計指南，使建筑設計師能盡快地掌握性能化設計方法的使用。
(6)制定性能化消防設計規范，為性能化設計方法的應用提供法律依據。
參考文獻：
[1]田玉敏．論“性能化”的建筑防火設計方法．消防技術與產品信息，2003，(7)．
[2]肖學鋒．發展性能化防火設計，迎接加入WTO的挑戰．消防科學與技術，2002，(5)．
[3]SFPE性能化消防分析和設計工程指南．
[4]倪照鵬．國外以性能為基礎的建筑防火規范研究綜述．消防技術與產品信息，2001，(10)．
[5]國外建筑物性能化設計研究譯文集．消防安全工程工作組編，2001．
[6]T．Tanaka．性能化消防案例設計標準和用于評估的FSE工具．國外建筑物性能化設計研究譯文集．消防安全工程工作組編．
[7]盧兆明．香港性能化消防規范的應用情況．公安部四川消防研究所．2002．
第2篇：物性論范文
一、語態的理論背景和建構
胡壯麟指出（1989:91），“在功能語法中，如果說及物性是以交待各種過程及其有關的參加者和環境成分來反映語言的概念功能，語態則是交待某一過程首先與哪一個過程建立聯系。”
與傳統語法不同的是，韓禮德將語態根據參與者的數量將語態分為中動語態（過程只與一個參加者有關）和非中動語態（過程有兩個或以上的參加者）。后來韓禮德進一步將非中動語態分為（1985）主動和被動語態。韓禮德這樣解釋語態系統（2004/2008:297）：一個小句沒有施事特征是中動語態，有施事特征是非中動語態，或主動或被動，在主動句中，主語是施事者而過程由主動動詞詞組實現，相反被動句中，主語是中介，過程由被動動詞詞組實現。
例a. middle：the glass broke.
b. non-middle: operative: the cat broke the glass.
receptive: the glass was broke by the cat.（胡壯麟 et al: 91-92）
從上述例句可以看出，中動語態只有一個參加者，glass叫做“中介”，即保證過程實現的中介，而非中動語態有兩個或以上的參加者，句子中的 glass 是中介，cat 是 “施事”即引起過程實現的外因。
從上述可以看出，功能語言學將語態分為中動和非中動。從邏輯語義學角度講，如果中動語態有一個參加者用命題p來表示，非中動語態命題就是‘p，即若p真，則‘p假，反之亦然。用集合論來表示：
由圖可知，若某行為小句是中動態時，小句時態一定既非主動也非被動。既如此，例子the glass broke屬于中動語態，既非主動，也非被動。
二、語態建構不當之處分析
首先，筆者認為，在這個問題上評判標準并沒有一致性。中動和非中動的語態分析中，功能語法遵照原則是過程小句分析中是否有施事與參加者的人數。但是胡等也指出“比較復雜的是表示主動語態的主動句中又是也可出現形式上為不及物的動詞”（1989:93）例：
d. the landlady won’t sell.
文中雖只有一個參加者，但仍然定義為主動句，因為從語義上理解例句過程要求兩個參加者，“一個是‘賣主’，一個是‘出售物’” “the house”是被省去的另一參加者。
筆者同意例句是主動的說法，但為什么 a的分析標準是參加者人數有無，到b卻變成語義呢？
從語義上分析玻璃碎了，無非兩種情況，人為施加或自然力作用，但不論哪種，玻璃破碎都與本身有主被動關系。在語義分析下的主被動關系被忽略而從參加者人數上來判斷然后再否定這句話存在主被動關系，筆者認為不合適。
王宗炎也提出質疑（1999:1）,認為其并未“始終堅持”韓禮德按參加者人數判斷語態的評判標準，因為胡等說（1989:72）“如果只有動作者而沒有目標，小句就只能以主動語態的形式出現”，肯定“he ran away”是主動句。后來胡修正為“如果只有動作者而沒有目標，小句就只能以中動語態的形式出現”。（1999:8）事實上“他逃跑”從形式看這個動作是“他”主動發出，從意思看也是主動意愿或被動選擇，直接否認存在主被動關系筆者認為也不合適。
第二，筆者認為，在語態問題上存在語義意義和語法形式上的混亂。在回復王的信中，就語法被動不等同于語義被動這一問題，胡說“我個人認為halliday堅持的是句子層次上的語義的被動，語法的被動只是其體現形式而已。”韓禮德區分兩種形式的被動，動詞形式和語義層次上的被動。
胡等說（1989:16）韓禮德層次思想“理論上，體現過程有自由變異，如一個意義在語法層可以體現為若干種形式，一個形式可以體現若干種語義”。胡等又指出韓禮德認為“語境意義在邏輯上從屬于形式意義”（1989:29），與之前將“hamlet is mr. garrick”定義為被動自相矛盾，筆者認為這句話語義上是表達被動關系，語法形式上是主動的，直接斷定為被動句不合適。
第三，在關系小句：e hamlet is mr. garrick（胡壯麟 et al, 1989:78）中按照語態分析的判斷標準，我們首先確定參加者人數。
胡等認為“語義層實際上是語言系統對語境，即行為層或社會符號層的體現”（1989:15）。語義上hamlet 是由garrick 扮演的，參加者是一個人，理應是中動
語態，但是胡等認為，“從語義上說，mr. garrick is hamlet和mr. garrick plays hamlet 是對應的，因而都是主動的。
所以筆者認為，將語態分為中動與非中動并未帶來理解和應用上的便利，反而存在不當或矛盾之處，筆者認為語態還是應該遵從傳統語法的語態建構。
halliday, m.a.k. 1970. languag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function [j], new horizons in 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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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第3篇：物性論范文
“人物前史”一詞亦可稱為“人物前傳”、“人物過去史”。它是劇作者在創作成文之前必須做的一道工序。它要求劇作者熟悉、掌控劇中主要人物在開場前的、又與整部作品密切相關的一切信息，在劇中或隱或顯地呈現出來以促進人物性格的發展、情節的推進。
正如姚扣根先生所說的那樣，一部作品的歷史，也就是人物的成長史。每一個故事都沒有開頭，每一個人物都在不斷成長。這是一個自然規律，也是一個客觀規律，沒有哪部劇作能讓我們找到故事的源頭，但是與當下正在進行的情節有關的過去時還是能尋找到的，并且也是必須尋找到的。
如《雷雨》第二幕，魯侍萍第一次出場，她走進了周家客廳，看著眼前的家居擺設對女兒說：“這屋子我好像是在哪兒見過似的。”四鳳在鏡臺上拿了周家第一位太太的相片過來，給她看，她看著相片驚愕得說不出話來，手發顫。
而此之前的情節應該是什么呢？周樸園始亂終棄，致使侍萍淪落他鄉再嫁他人。這些信息就是周樸園的前史和魯侍萍的前史，這對于現在時的周樸園是非常重要的，對于魯侍萍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是必須要尋到且呈現出來的。
因此，在劇作中，根據現在進行的人物性格發展的需要、故事情節的需要，或隱或顯地勾連出的，過去已經發生的，相關的人物信息就是人物前史。每一個人物都應該有自己的前史，人物前史是人物性格發展的源頭，它對人物性格的塑造、劇情的展開、矛盾的激化、主題的深化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人物前史的特性
人物前史無論是單獨直接呈現，還是隱藏在劇情之中間接呈現，都具有特殊的性質，即可設置性、可選擇性、即興性。
1.人物前史具有可設置性
劇作中的人物前史與現實生活中的前史是顛倒的，這是我們首先應該認清的一點。現實生活中，我們從生下來，到會走路、會說話，再到上學、工作，娶妻、生子等過程是一個順序的過程；而劇作中的人物前史，卻是一個相反的過程。一般情況下，創作一部戲，我們先設置出人物在劇中的情節發展，也就是現在時，然后，在情節需要的時候，逆流而上，去編織他的過去時信息，讓這些過去信息印證現在情節中人物的某種性格，從而清晰地顯示出人物性格發展的邏輯軌跡。由此可見，人物前史是根據需要虛構的，是可設置的。
如2013年年初熱播的電視連續劇《妯娌的三國時代》中，婆婆這個人物形象就塑造得十分成功。
一個婆婆面對三個兒媳，既要讓三個兒媳聽話、干活、顧家，又得免于矛盾，這很是一門學問。編劇陳彤很好地設置了婆婆的前史——前居委會主任。在第二集中，通過二兒子何平的口說出來：“咱媽，以前是居委會主任，一輩子就研究家長里短的事，處理這點家務矛盾，小菜！”；在第三十四集中，讓三兒子直接夸贊：“媽這居委會主任沒白當！”生活中做居委會主任在前，娶兒媳婦做婆婆在后；而劇中婆婆出場在前，交代前居委會主任身份這個前史設置在后。由此可見，人物前史是可以用以設置的。
2.人物前史具有可選擇性
麥基提出：“一切優秀的故事都是發生在一個有限的，可知的世界內的。”2故事的選擇如此，人物的設置亦如此。我們在設置人物前史時，并不是將人物的一切信息都作為前史呈現出來，而是有所取舍的。
在《潛伏》劇作中，編劇姜偉在對王翠萍這一人物的前史設置上，就充分體現了可選擇性這一特性。
王翠萍第一次出場是跟“丈夫”余則成接頭，在此之前她的經歷就變成了過去的信息。這些信息里包括：她是一個鄉下人，她是游擊隊的女隊長，她有一個長得跟她很像又一樣參加了革命的妹妹，她與她妹妹性格不同，她不識字而她妹妹上過學，她和妹妹都沒有結婚，等等。這些信息里面，她是一個鄉下人，她是游擊隊的女隊長，這兩條信息被選擇為前史，在劇中多次使用，尤其是她鄉下人的身份，更是與她的性格、生活方式、價值觀、審美觀緊密地纏繞在一起，一直影響著劇情的發展；她有一個跟她長得很像的妹妹這一信息，作為她來天津接受潛伏任務的引子和暴露身份的導火索使用了兩次。至于，她和她妹妹的性格怎樣不同，她們為什么一個上過學一個不識字，她們為什么到了二十五六歲還沒結婚等等，在劇中都沒有設置，這些信息無疑沒被選擇為前史。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成為人物前史，只有那些對人物性格發展、劇情推動、矛盾激化有作用的信息才能被選擇成為人物前史。
3.人物前史具有即興性
通常，劇作者在全劇開端部分披露某些已知數，留下一些未知數，造成觀眾對全劇的期待、探究、解答，而答案往往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為制造這種“既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的戲劇效果，劇作者會在人物的前史中，臨時添加新的一筆，使其成為該人物此時此刻的行為動因，從此以后該人物就具備了一個新的前史——一個即興產生卻長久發揮作用的前史。
情景喜劇作為一種輕松幽默的影視劇形式在當下社會被越來越多的觀眾喜愛。它一般每一集就講一個新的故事，雖然主要人物基本不變，但每一集往往都會有新的人物出現。由于新人物的出現，劇作者就得設置該人物出現的前因，就得即興為主要人物添加與新人物有勾連的前史。
如在2006年中央臺熱播的章回體情景喜劇《武林外傳》中，人物前史的即興性就表現得十分突出。
《武林外傳》以同福客棧的女掌柜佟湘玉和她的幾個伙計為主要人物展開故事，每集設一個標題講一個相對獨立的故事。第三十集是“佟石頭離鄉闖江湖，郭芙蓉回家探父母”，在此之前，沒有提到過佟石頭這個人物，編劇寧財神為了讓這個人物出場合理，就即興給佟湘玉加了一個前史——漢中老家有個有影響力的爹和沒出過遠門的弟弟。因為即興加的這個前史，就使得佟石頭這個只有膽量和沖勁、沒有知識和經驗的一心想闖蕩江湖的富家子弟順理成章地出現在觀眾眼前。由此可見，人物前史的設置是具有一定即興性的特點。
我們常說“主題是作品的靈魂，情節是作品的骨架。”而主題是要通過人物形象來體現的，人物形象的體現離不開人物性格發展的歷史，這又正是構置情節的重要環節。沒有人物性格的發展，哪來的情節和主題？所以喬治·貝克說：“一個劇本的永久價值終究在于人物性格描寫。”3人物性格描寫離不開人物性格發展的軌跡——歷史，亦即人物前史、現在史、后史。相比較而言，人物性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物各自的前史決定的。一個人物的前史豐富而特殊，展現出來的人物性格就獨特而鮮明。但是，現在很多劇作家為了節省“不必要的”時間，多以忽略或一筆帶過的辦法，草草了結人物前史這一必要環節，其結果是什么？必然是塑造出來的人物虛浮空泛，如無根之樹，無源之流。故而，一部優秀的劇作必然要有一個豐滿的人物前史，以便塑造出可以經得起推敲的獨特人物。(作者單位：山東藝術學院戲劇影視學院)
參考文獻
［1］［蘇］高爾基：《文學論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97頁
第4篇：物性論范文
關鍵詞：物權行為無因性；價值判斷；善意取得；不當得利；公正原則
中圖分類號：D91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5-0198-03
探討物權行為的無因性問題， 首先應從物權行為理論談起。物權行為理論主要包括三個原則：一是獨立性原則；二是無因性原則；三是物權變動的形式主義原則。這里所說的無因性原則中的“無因性”是指立法者為交易安全之目的，基于政策之考慮，將原因行為從特定的法律行為中抽離，不以原因之欠缺或不存在致法律行為受其影響。
不少支持物權行為無因性的學者都有著這么一個判斷，那就是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和無因性之間存在邏輯上的必然關系。他們認為，既然承認了獨立性，那就必然要承認無因性理論，在論證物權行為獨立性的基礎上；他們通過直接過渡到無因理論合理性的論證，進而完成對整個物權行為理論合理性的證成。我認為，無因性理論只是一種獨立的價值衡量而與邏輯無關。物權行為之無因，既不是因為羅馬法早就如此，也不是因為邏輯上必當如此，而是因為立法者認為應該如此。正如王澤鑒先生所說，所謂的無因性，并非謂該法律行為沒有原因，而是立法者基于政策之考慮，有意將原因從特定的法律行為中抽離的結果。因此，“無因性原則既不是先天就‘正確的’，也不是先天就‘不正確的’”，它只是“法律的一種確定”。物權行為是否無因，“是一項依據價值判斷及利益衡量來決定之立法政策問題”， 而不是有些學者所認為的無因性原則是獨立性原則進行邏輯推理的必然結果。既然無因性是立法者基于價值判斷作出的立法選擇，而不是物權行為的天然屬性，那么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就不是“物權行為是否具有無因性”，而是“物權行為應否具有無因性”。那“物權行為是否應具有無因性”或是否應該承認物權行為的無因性取決于立法者對其價值上的衡量或判斷的結果。
不少學者支持物權行為的無因性，支持的理由主要是他們認為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具有明確法律關系和保護交易安全的作用。《德國民法典》在制定之時，其立法理由書也認為，承認物權行為的無因性具有兩項優點，即明確法律關系和保護交易安全。（1）可以使法律關系明晰，有助于法律關系的適用。依照物權法理論，應將債權關系和物權關系完全區分開來，就如買賣而言，可以將其分為三個獨立的民事行為：一是債權行為（買賣合同），二是轉移標的物所有權的行為，三是轉移價金所有權的行為。這三個行為完全分開，概念清楚，關系明確，每個民事行為的效力容易判斷，且幾個法律行為之間沒有影響力，有助于法律的適用。（2）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具有更好的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自物權行為理論被創立以來，其無因性之所以存在的最重要理由，一直被認為是抽象性原則具有“交易安全的保護機能”。依承認物權行為無因性立法，在買賣關系上，標的物交付后，如果買賣合同未成立、無效或者被撤銷，并不影響買受人取得物權，也不影響買受人向第三人轉移所有權。從而有利于保護買受人和第三人的交易安全。
首先，支持者認為無因性理論可以使法律關系清晰、明確，有助于法律的適用。我國臺灣學者王澤鑒先生就認為，“依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 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完全分離。如就買賣而言，分為個獨立的法律行為，個行為完全分離而獨立， 概念清楚， 關系明確，每個法律行為之效力容易判斷，對法律之適用甚有裨益。” 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中債權行為被人為的抽離出來使其與物權行為相互獨立，同時，債權行為和物權行為之間的聯系也被人為切斷，使得債權行為和物權行為喪失原因關系，彼此沒有影響力。也就是說，債權行為適用債權法、物權行為適用物權法。他們認為，這樣能夠使法律關系“概念清楚， 關系明確，每個法律行為之效力容易判斷”，因而“對法律之適用甚有裨益”。但是，我們知道債權行為本就是物權行為得以產生的原因，物權行為是否有效跟前面的債權行為的效力息息相關，若這種關聯性被人為地切斷，無疑就破壞了其邏輯性，影響到了整個行為本身，這就涉及到了其實質性問題。因為這種將兩個法律行為的效力獨立判斷，所得出的結論可能就與獨立判斷之前完全相反，對交易安全的影響太大。除非這種人為切斷原因關聯能夠更好地保護交易安全，否則僅僅因為“每個法律行為之效力容易判斷”就認為“對法律之適用甚有裨益”無疑太輕率了。
至于無因性理論能夠更好地保障交易安全這點，我們要明白與無因性相對的有因性理論能夠更好地保護出賣人的權利，而無因性理論能夠更好地保護買受人和第三人的權利，換句話說不管是無因性理論還是有因性理論都不能完全保護民事關系中每個人的權利。問題就在于是出賣人的權利還是買受人和第三人的權利更值得保護，這才是爭議的核心。對無因性持支持態度的都認為應該優先保護后位取得人的利益，以維護交易安全和促進資源的效率配置。認為物權行為理論及其無因性原則保證了第三人“從無權利人處取得權利”的正當性，由于第三人并非交易中某一單個的個體，而是穩定的社會經濟秩序的化身，其利益比原所有權人更值得保護，因為強調第三人利益的保護，就是保護經濟秩序的穩定，維護了更高層次的公正。而與無因性原則配套的不當得利制度能周全地為原所有權人提供救濟。但我們都知道，民法中的平等原則、公平原則都是民法的一個基本性原則，他們都要求民事法律關系主體在民事法律關系中平等的享有權利，其權利平等的受到保護，并且要求以權利、義務是否均衡來平衡雙方的利益。而無因性理論卻嚴重損害了出賣人的利益，因為依照物權行為的無因性，原因行為無論因為什么原因、何方過錯而未成立、無效或被撤銷，買受人或轉讓后的第三人依然取得所有權。而不管買受人或第三人是否惡意，出賣人都只能依不當得利的規定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其地位由物的所有人降為普通債權人，喪失了其在物權法上可以主張的權利，這是十分不公平的。這會給出賣人帶來一系列不利的后果：如果買受人已將標的物轉讓，即使第三人是惡意的，也能取得物的所有權，出賣人不能對第三人主張權利，只能請求買受人返還轉讓所得的利益；如果買受人已將標的物提供擔保，即在標的物上設定擔保物權，該擔保物權優先于出賣人對買受人的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如果買受人的其他債權人將該標的物作為強制執行的標的，出賣人無權提出異議；如果買受人破產，出賣人對于該標的物亦無取回權，而只能與其他債權人一道按債權額比例受償。再有我們不能簡單的將不確定的第三人等同于經濟秩序，畢竟只保護買受人和第三人，而不顧嚴重損害出賣人的合法利益所得來的“穩定秩序”是不公平的，是虛假的。可能持無因性理論的人又要反對說到，如果不適用無因性理論，那買受人和第三的權利不是得不到保護，這不也是不符合公平原則的么。
物權行為的無因性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理論和立法上的缺陷使其“使法律關系明晰，有助于法律的適用”以及“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的作用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實現，甚至適得其反，造成法律關系主體雙方利益保護的不對等。其實我們完全可以采用一些制度化或原則化的規定來實現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所帶來的“利”，而彌補其“弊”，以求能夠更好地實現人們所希望達到的保護交易的目的。
首先要提的是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制度在各國都有所規定，包括在實現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的德國。《德國民法典》規定，讓與的物雖不屬于讓與人，但受讓人因其善意仍可取得物的所有權。其他如《法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瑞士民法典》，都是用善意取得制度來保護善意第三人利益的，進而維護交易安全。善意取得制度系指動產占有人或不動產登記人以動產或不動產所有權的移轉或其他物權的設定為目的，移轉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時，即使動產占有人或不動產登記人無處分其權利，善意受讓人仍可取得所有權或其他物權的制度。善意取得制度并不是像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那樣對于所有的第三人都加以保護，而將第三人分為善意的第三人和惡意的第三人，有的還需要滿足一定的形式條件才承認其取得所有權。我國《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無處分權人將不動產或者動產轉讓給受讓人的，所有權人有權追回；除法律另行規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讓人取得該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一）受讓人受讓該不動產或者動產時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價格轉讓；（三）轉讓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已經登記，不需要登記的已經交付給受讓人。”我們對于第三人予以區分，根據其進行相應法律行為時善意與否，是否實際已經取得所有權來決定是否對其進行保護，而非即使惡意也予以保護，這樣才更好地實現民法中的公平和正義。正是這樣，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中關于對于第三人的保護完全能夠更好地被善意取得制度所替代，能夠更好地保護交易安全和維護交易公平。
第三人在從非權利受讓人處取得交易標的物物權時的主觀心態是否為善意難以判斷或衡量是認為善意取得制度不可能取代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的主要理由。但我認為，當事人主觀上是否善意并不是難以判斷，這里的善意、惡意不能完全以第三人受讓當時的內心主觀善惡來區分，而是通過第三人的客觀行為來體現出來的。比如說其客觀上支付了合理的對價，我們就可以認為受讓當時是善意的，因為第三人的這種支付合理對價的行為沒有損害任何人的利益，也完全符合市場公平交易的原則。所以說通過規定善意取得的一些成立要件，從客觀上判斷第三人的行為在當時是否為善意，如果是善意的，適用善意取得制度予以保護，如果是惡意的，不予保護，這樣其實更加簡單、明確。我們絕不能因為無法判斷受讓人當時的主觀心態就對第三人一概予以保護，即便其實質上是惡意的。
第二個是不當得利制度。物權行為無因性最大的缺陷就在于為了保護買受人和第三人的利益而損害了出賣人的利益，違背了民法中的平等、公平原則。而借助不當得力制度可以對出賣人的權利加以保護。無因性理論和不當得利制度雖然擁有相當的整合性，但我們應看到這種通過不當得利制度所獲得的保護并不完全，更不能對這個“最大的缺陷”做到完美彌補，而只能做到部分彌補。不當得利制度是指沒有合法根據，或事后喪失了合法根據而被確認為是因致他人遭受損失而獲得的利益。例如，在買賣合同中，出賣人與買受人簽訂買賣合同，雙方交付價金和貨物后，發現買賣合同屬于無效合同，但買受人此時已經轉讓給我第三人，第三人善意取得了標的物，出賣人就不能向第三人主張權利，此時為了保護出賣人的權利，出賣人可以依照不當得利制度要求買受人返還轉讓所得的價金。可能有人會認為此時物權請求權也是變更為了債權請求權，也是對出賣人權利的削弱和損害。但我們知道，適用不當得利時是因為第三人已經支付了合理的對價，并且完成了交付或登記的形式要件，這時候第三人已經適用善意取得實現了物權，物權關系已經穩定，這時候，當然應當優先保護第三人的權利，出賣人只能適用不當得利進行救濟。而如果第三人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條件，這時候應當優先保護出賣人的利益，出賣人有物權返還請求權，而不是債權請求權。
第三個是公信力原則。上面提到的善意取得和不當得利都需要一個原則來保證其實現，那就是交付或登記的公示生效原則即公信力原則。比如我國判斷是否為善意取得，其中就有一個構成要件是“轉讓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已經登記，不需要登記的已經交付給受讓人”。如果沒有確立公示生效制度，那判定是否構成善意取得就十分困難和模糊。而采取公示生效主義，動產持有人和不動產登記人被默認為物權所有人，如果第三人相信了這種表現出來的公示效力而發生物權關系，就能說其主觀上是善意的，當然構不構成善意取得還得看具體情形。
物權行為的無因性，并不是由于物權行為獨立性邏輯推演而來，也不能說承認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就必然要承認無因性。無因性理論只是人們為了保護交易的安全人為地將原因行為從抽象行為中抽離出來形成的，只是一種價值上的衡量。而由于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本身理論和立法上具有很大的缺陷，讓其并不能很好地保護好交易各方的利益和交易安全。然而，我們可以通過一些固定的制度或原則，彼此相互適用，相互配合，完全可以達到立法者想要保護交易安全的初衷。由此而言，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可謂已失去其存在的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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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物性論范文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享受物業服務的意識已經越來越強。物業管理是一種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種服務類型的服務。不同有三，其一就是服務和管理合二為一；其二，服務對象非常廣泛，服務內容不斷豐富；其三，服務標準千差萬別，具有自生性。
一、服務和管理合二為一
沒有任何一個行業像物業管理這樣把管理和服務結合得這樣緊。沒有好的服務的物業管理也不成為物業管理。近來，不斷有樓市糾紛見于各種媒體上，糾紛的核心是物業服務和收費問題。對業主來說，交了費就要享受個性化的服務，物業公司應該滿足我的要求，對物業公司來說，繳納的物業管理費必須和服務水平相匹配，住戶對服務的需要也千差萬別，歸結起來物業本意是管理，實際是服務。兩者是合二為一的關系。北京市小區辦公室主任劉志宇說過，物業公司在日常生活中對業主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很簡單，就是公共服務，同時，重要職責就是管理，由此可見，物業公司就必須把服務作為管理的重要內容，同時把管理作為有效手段。
二、服務對象非常廣泛，服務內容不斷豐富
物業管理是有形管理無形服務。有形管理可以定價，比如說對大中維修項目，只要做好投標招標工作，雙方不會發生太大爭議。無形服務不能定價，比如說電梯司機熱情服務和冷面對人的差別。業主所要得到的是有人來看電梯，只為電梯的運行付出費用，對于不同的服務，并沒有想到它的價格區分問題。(在美國，服務是單收費。)對于物業管理來說，根據物業收費情況，也很難對服務水平給出合理的定位。這緣于物業管理是有形管理和無形服務的統一。
物業管理的對象不僅是客觀存在的房產，還有業主。業主是活生生的個體，也就具有了差別性。張三喜歡你每天早上打掃衛生，李四則喜歡你夜里悄悄打掃；又如電梯里不讓運自行車的問題，現在騎自行車的人不少，你總不能讓人家爬上去吧？可是你要運了自行車，占用轎廂的空間，其他的業主就有意見，趕上高峰期，矛盾就會產生。與此同時，普遍形成的收費難現象，也會進一步加劇物業公司收支平衡的難度。個性化服務需求愈來愈強烈，為了滿足這些要求，物業公司必須對部分服務項目加大投入從而提高服務水平，但是公共的投入有時卻會使一部分人不履行交費義務。供暖問題，就是一個眾人皆知的問題。
其實，服務對象的廣泛性在造成困難時也帶來機遇。物業管理公司的綜合實力很大一部分體現在這一方面。在我們物業管理的實踐中，針對同樣的事情，不同的處理方式也會有不同的效果。所以，服務水平和管理水平是分不開的。物業內部管理水平上去了，服務水平也自然提高了。管理是前提，服務是目標。兩者缺一不可。
三、服務標準千差萬別，具有自生性
第6篇：物性論范文
關鍵詞：張藝謀 人物形象 “一根筋”
人物是一部影片的靈魂，優秀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應是血肉豐滿、性格鮮明的。在電影故事的五個基本元素——人物、環境、事件、情節、意義中，人物具有核心的地位。不過，在張藝謀的影片中，人物本身卻并非處于中心地位，而是在某種程度上服從于其電影造型和文化理念的需要的。張藝謀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他所采取的策略可概括為“凸現一點，不及其余”，影片中的人物性格鮮明突出但比較單一且缺少發展和變化，不夠立體。他想表現的是具有抽象性、普遍性的人，可說是某一類型的人，而不注重表現人物的具體形態、人性及其個人心理。
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張藝謀經常想方設法來凸現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如我奶奶的熱烈、敢做敢為，我爺爺的強悍、張揚，菊豆的頑強抗爭，頌蓮的自甘隨波逐流，秋菊的執著，魏敏芝的倔強，母親的純情，福貴對自己命運的無奈，……從而使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某方面的性格特征很突出，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這樣的方法也使影片不能充分展示人物的深層心理的豐富性，也不能完整揭示人物的人格結構。
從人物的性格刻畫來看，張藝謀所喜歡的往往都是那種“一根筋”式的人物，他們執著，具有反抗性，不屈從于他人，不達目的不罷休，是一種單向思維式的人物。可以這么說，這種“一根筋”的性格其實暗合了張藝謀的心理期待，是他通過電影想要表現的最主要的生命體驗類型。因此，他在幾乎所有的影片中都對此進行了彰顯，影片中的人物可說是一種符號化的展現。
張藝謀對這類人物的偏愛，跟他本人的經歷、性格有關。他出生于古城西安，具有陜西人那種執著而又倔強的性格，他的曲折的人生經歷又使得他具有了那種不向任何力量低頭的堅韌品格，這些都使他對具有“一根筋”性格的人物產生格外強烈的共鳴，所以才會對此類故事給予了長達十幾年的關注。《英雄》、《十面埋伏》的編劇王斌介紹說，“張藝謀在想到一個電影的時候，最先想到的不是故事，而是一個性格，以及這種性格的人可能會呈現出來的畫面。通常，這個性格會是我們俗話說的‘一根筋’、‘倔強’、‘反叛性’。張藝謀是喜歡這種性格的，對他來說，具有這種性格的人物的重要性甚至超過故事。”
在張藝謀電影的故事敘述中，女性角色占據了最主要的位置。這些女性角色往往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大都倔強叛逆、敢想敢干，多有與命運抗爭的勇氣、堅定不移的信念、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韌性，用張藝謀自己的話說：“她們不是香醇濃郁的陳年老酒，而像白干、二鍋頭，一入口就辛辣嗆鼻，入肚后則翻腸攪胃。”
如《紅高粱》中“我奶奶”敢愛敢恨、狂放不羈：敢于對抗她爹為代表的封建禮教，追求自由的愛情；敢與“我爺爺”野合；在日本鬼子殺害羅漢大爺時又積極鼓動、倡導男人們抗日報仇……，是一個“敢愛敢恨、愛憎分明的女人”。
《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不滿意村長的賠錢不賠禮，以身懷六甲的柔弱拙笨身軀一次次敲開政府的大門，由鄉到縣到市，從公安到法院，也一定要個“說法”、“一條道走到頭”，在討“說法”的過程中她屢次碰壁，屢次不服，但仍堅持自己的信念。在她的堅強與執著面前，那些男性反而成了附屬之物。
《一個也不能少》中，魏敏芝給人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個“倔”字，她時時牢記高老師的囑托“一個不能少”，絕不放棄。為了阻止學生進城讀書，會把學生藏起來；為了進城找張慧科，會帶領學生去搬磚頭；為了找臺長，會在電視臺門口等上一天……。她身上那種頑固與執著的勁兒幾乎讓人落淚。
《英雄》中的飛雪，是劇中唯一沒有放棄信念的刺客，一定要實現刺秦志向，不惜冒失去生命之險。她為刺秦苦練劍法，甚至不惜以身試劍，勇闖秦宮刺殺秦王，真可謂是巾幗不讓須眉！還有如月，明知不敵飛雪也要拼死一試。
《我的父親母親》中的“我母親”的勇敢、執著和癡情，只因為父親的一句話，便固執地在大雪天里癡癡地等待父親的歸來，父親去世后一定要親手織蓋棺布，執意要從縣里把父親抬回來。
還有那一把火點燃了染坊，頗有同歸于盡氣概的菊豆；那對“老規矩”不認可、對陳老爺不屈從的頌蓮；那面對相繼失去至親的痛苦，仍然堅強地活著的家珍……
這些女性雖然生活在不同時空、外在形象也各不同，但她們有著相似的一點：都透著一股子的執著、倔強、不信邪、不服輸的“一根筋”的性格。她們是張藝謀敘事表意的主要載體，她們的執拗、倔強以及對信念的不懈追求，顯示了張藝謀電影對善的理解、渴望，集中體現出張藝謀的人生想象和藝術追求。
張藝謀電影中的這些女性形象其實也是一種意念化的形象集合。“看張藝謀的影片會覺得中國傳統女性的性格很倔強，大膽地追求，力求駕馭男性，不屈服于命運，具有反叛精神。而當了解中國文化后，才知道中國傳統女性的普遍性格是忍辱負重、溫柔賢惠的。鞏俐所代表的中國女性只是傳統女性的一種想象，或許這些角色只是改變女性身份和地位的一種想象性解決方式。”張藝謀對女性美的這樣一種個性化追求，即對女性角色的倔強性格的追求，使他影片中的女性始終呈現出一種與其他女性形象不同的魅力。
《有話好好說》是張藝謀電影中較少的以男性作為主角的電影，影片中的人物趙小帥和張秋生也是典型的“一根筋”式的人物。尤其趙小帥更是個典型，他是個率性的特“擰”的一個人，一旦認準的事兒就一定要做，做不成就絕不罷手，一條道跑到黑。面對安紅的冷漠與不屑，他并沒有就此罷手，想方設法來表達他的愛意，不在乎別人的眼光，也不管自己用的方法好不好。趙小帥被打后，就一定要找人報仇，“就要他一只手”。雖然他的這種處事態度有些極端，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趙小帥所代表的正是一種男性意識的張揚，非常符合張藝謀一貫的藝術理想。
影片《千里走單騎》中的男主角高田先生想方設法、努力幫助兒子去完成拍攝儺戲《千里走單騎》的心愿，其個性中也依然有著如魏敏芝她們所具有的種種性格特征：執著的精神、認定一個目標的特性。高田先生也是“一根筋”的典型。
秋菊、魏敏芝、趙小帥、張秋生、飛雪、無名等人往往都有一個極其單純的動機支持他們百折不撓、勇往直前。如“我爺爺”要得到“我奶奶”，頌蓮要得到老爺的特別寵愛，秋菊要討一個“說法”，趙小帥要剁人，張秋生要賠電腦，魏敏芝要“學生一個都不能少”，“母親”一定要“追”到“父親”，……這單純的動機，使他們堅定不移地朝著他們認定的一個目標，勇往直前。
因而，張藝謀所主導的人物在性格方面表現出來的倔強、執著，往往陷于簡單的偏執。與秋菊、魏敏芝等人相比，《滿城盡帶黃金甲》中的王后的反抗則更為偏執與瘋狂。她不辭辛苦，瘋狂地繡了一萬朵作為兵變標志的，在得知兵變之事已敗露時，仍執意履行自己的計劃。王后由原先的壓抑、屈辱，轉向變態的偏執的瘋狂，心理已經扭曲了。她在心理扭曲的狀態中宣泄著自己的反叛和自我的張揚。
張藝謀影片中的這些人物性格鮮明，使觀眾為他們的執著而感動，但同時人物性格顯得單一，缺乏人物的深層心理的豐富性的體現，同時也使故事情節的發展變化顯得比較僵硬。
參考文獻
第7篇：物性論范文
天津港是新型國際化物流中心，是整個華北、西北地區乃至中國北方的貨運樞紐，對外交通十分發達，目前已形成了頗具規模的立體交通集疏運體系。濱海新區依托京、津、冀，內陸腹地廣闊，港服務和輻射區域包括“三北”地區的11個省市區，占全國GDP和外貿出口總額的41％和21．5％。從國際上看，處在歐亞大陸橋的橋頭堡地位，與日、韓隔海相望，距中亞西亞陸地距離最短，是連接東北亞與中西亞的紐帶。
1.1影響財務管理控制的主要因素
在企業發展過程中，會計自身原因或者經濟環境的原因而產生各種管理的問題。在經過對港物流行業的情況進行分析后，得到影響物流行業財務管理的主要因素如下：
1.財務管理工作基礎薄弱
沒有管理經驗，現有的管理系統中，管理凌亂，沒有宏觀的管理理念和指導思想。對物流企業發展前景和發展速度預計不足，導致財務管理失真，相關資料不完善。
2.內部管理控制制度不完善
沒有完整體系結構，沒有管理和監督機構。在財務會計管理工作中，沒有從實際經營情況，不能從管理角度實施工作，致使信息嚴重失真，費用核算不實，控制松散，不能提供合理的完善的決策依據。
3.財務監管粗放
大多數物流企業對下屬公司的財務管理與控制力度不夠，制度貫徹不抓落實，現有的核算和內控制度不盡合理，高素質的財務人員緊缺，對下屬公司的財務監督缺少有效的手段與方法，出現會計基礎工作薄弱，財務核算不規范，有章不循，違紀違規等情況。
三、天津港物流行業財務問題
在港物流企業的發展中，是從多家中小企業合并或者聯合成立成大的股份企業，在這個過中，出現很多體系和結構、管理和控制等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直接影響到整個港物流企業發展的有序進行，影響到整個港物流產業的競爭能力的增強。
1.財務管理整體水平比較滯后
財務問題的產生的原因，在企業財務管理和控制中，相當企業的財務控制和管理制度形同虛設，在港物流企業中通常以業務為記賬依據，而忽視了財務管理和會計管理在整個經營管理中的地位，財務管理思想僵化，管理水平落后。整個行業的管理和監督作用不能得到充分發揮。在這樣的管理理念和體制下，必然會出現部分企業的會計賬目信息失真、數據錯誤嚴重，弄虛作假等現象。
2.財務管理職能和組織結構不完善
在各個物流企業的聯合和合并過程中，由于原油企業和公司的規模和相關管理制度的不統一，各個企業發展水平和技術能力的不同，合并或者聯合的過程中，就出現各種相互不銜接的狀況，表現出了相互之間合作不適應，管理結構比較凌亂的現象。
3.信息軟件建設較落后
在現有的管理機構和部門中，終端控制和網絡服務器等硬件設備比較先進，但是在整體的網絡開發上卻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得財務在各個部門不能良好的合作和交流，各個部門開發自有系統，使得重復建設多，資源浪費嚴重。
4.信息化程度不高
財務人員是財務管理體系中的直接參與者，因此，財務人員的職業技能以及職業道德關系著整個體系的健康與否。物流業務數據量很大，也就注定了物流企業的財務人員的工作壓力很大。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數字化的辦公模式已經進入了每一個現代化的企業，但由于大多物流企業的財務會計人員的相關信息化的技能水平不高，沒有能高效的利用信息化的技術來提高工作效率，此外，大多企業在信息化的硬件設施上也沒有到位。
5.物流的成本意識比較薄弱
目前，港物流產業涉及海運、陸運、倉儲、海鐵聯運等業務活動，包括貨物運輸、包裝、加工、信息化出來等內容。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買方市場逐漸形成的今天，港的物流成本維護意識還比較薄弱，還沒有能從整理上完成產品和服務的多樣化，成本核算這一環節較弱，最終會導致財會決策的完整性、合理性、有效性。
四、天津港財務管理未來發展的建議與意見
在國家和地方政府政策和資金的大力支持下，物流企業自身競爭能力的增強，港物流產業得到長足發展，在資金問題上得到妥善解決。港物流企業應該根據自己本身的特點，堅持自主創新、因地制宜走出一條適合發展的具有特色的道路。在促進港物流產業的發展和提高的過程中，促進各企業財務和會計制度管理規范化是各項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1.提高法律法規意識
在財務管理人員中，增強法律和法規教育，提高員工的法律意識，增強其依法執行權力，合法承擔義務的自覺意識和控制力。通過加強財務管理和會計管理的規范，搞好管理基礎工作，強化控制制度建設，提高財會人員的監督意識，加強財會工作人員隊伍的建設，提高法律意識，改善管理狀況，真實反映企業的實際經營狀況，最終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
2.增強團隊意識
港物流行業中，有大大小小物流企業，在這些企業的聯合工作過程中，財務和管理問題是搞好發展的基礎和前提，作為一個優秀的企業，必須要能團結員工，使其具備團隊意識，要在工作中坦誠合作，有足夠的凝聚力，這樣才能優勢互補，產生強大的社會競爭能力。如果在整個過程中，各自為政，只為自己著想，結果就只能在競爭中被淘汰。在財務管理中，要注重提供全面、透明、準確的財務狀況報告。要能了解整個行業的經營業績、資產負債狀況和現金流量的狀況來分析企業的處境和發展方向。
3.提高財務信息化程度
雖然在港現有的工作平臺和工作環境中，信息化建設已經卓有成效，但在實際運用中，也會有新的問題出現：財務信息化在各自的系統中獨立運行，不能相互聯通；各種數據結構和格式不同，轉換較不方便，有礙交流的流暢性和便捷性；在企業使用信息網絡的過程中，由于人員、管理觀念或者資金的問題，使得整個信息化網絡維護整體較差；在一些保密的文件和數據上不能保障安全性，整個信息系統安全性不高，以致出現泄密等問題，安全事故時有發生。因此，港物流產業財會管理，應該在現有的基礎上提高網絡化程度，增強相互間的交流也討論，在整個行業的高度上，同于標準，合理規劃，從企業管理的實際情況出發來建立管理系統和網絡建設，提高企業信息化水平和使用效率。如此才提高信息傳播的流暢性和及時性，有利于相互協同和合作。
4.拓展管理內容，創新管理手段
除傳統的資金管理和財物管理外，港物流行業的財會管理還應向金融風險管理、稅金管理、保險管理，甚至知識資本管理方面拓展，加強資金籌集的有效性、投資決策的科學性，減少盲目性。同時，更新換代財務管理方法與技術。量化的財務管理方法應得到更多的應用，如定盤預測、滾動預算、風險決策及不確定性決策等。
5.建立健全企業財務組織管理職能
在企業中財務管理要通過建立合理、科學、有效的控制與管理財務中心，并把其作為整個企業發展規劃的決策基點，以來解決整個企業財務問題管理。在港物流行業中，為能夠實現整體財務的目標，加強對財務的宏觀控制，就要健全各聯系相關企業之間的財務機制與體系。也就是說要建立統一的財務信息系統、財務制度和管理體系。
第8篇：物性論范文
一、物流產業的概念和定位
在國際上，物流業已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可以這樣講，在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除生產過程以外的其它過程都可以包涵在物流過程中，物流業包括運輸業、倉儲業、裝卸業、包裝業、加工配送業、物流信息業、郵政業等等，是服務業中的一個新興產業。
對這個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如何定位，我認為：
宏觀定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
中觀定位：是流通業的基礎。
微觀定位：是企業第三利潤源泉。
二、中國的物流業要不要有一個總體規劃
我認為很有必要，理由如下：
1.鑒于物流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物流業一方面可以按市場經濟規律自我發展，但物流業需要培育。2.如何讓物流業成為一個重要產業，如何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需要有目標、有措施、有分階段實施步驟。要作為一個重大戰役來打。
3.物流業既是一個知識密集型產業，更是一個資本密集型與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國家的投入，也需要吸引民間資本的投入，加上我國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各地經濟有其特色，要按物流的需求來發展物流業，防止一哄而上，重復建設，造成浪費。
4.根據國外的經驗，政府都介入物流業的發展，不同的是介入的程度不同而已。
三、政府對物流業的發展要承擔什么責任
我認為，中國物流業的發展，政府、企業、中介組織要發揮各自的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推動，企業的主要作用在于運作，中介組織的主要作用在于協調。在物流業起步階段，政府的作用特別巨大。
政府干什么?我認為主要是以下五個方面：
1.制定物流業發展總體規劃，并納入國民經濟總戰略目標之中。
2.制定物流業發展的產業政策，如市場準入、土地使用、稅收、技改貸款、項目審批、口岸設立、培育大物流企業與鼓勵中小物流企業發展等等。
3.加大對物流基礎設施的投入。
4.強化與協調物流標準化建設。
5.推動物流教育與物流科技發展，用信息化帶動物流現代化。
四、中國物流業發展規劃基本思路
(一)中國物流業發展規劃指導思想
1.總體上是一個指導性意見，但在項目建設上又是一個指令性意見。
2.市場化運作，向國內全部開放，向外國按加入WTO的承諾執行。
3.規劃是粗線條的，要發揮各部門、各地方特別是企業的積極性，不是把大家搞死。
4.中國物流業的發展要以城市為中心。
5.在注重工業品物流的同時，要特別關注農產品物流。
6.中國物流業的發展，開始就要提倡綠色物流，堅持可持續發展。
7.中國物流業的發展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從各個城市，各個企業的實際情況出發，不提倡一切都要高起點，不提倡一切都要新建，要充分利用原有資源。
(二)中國物流業發展規劃的框架
中國物流業發展規劃應包括以下內容：
1.五種運輸方式總體規劃。這一規劃實際上已經制定，但要按物流需求變化及時加以調整。并服從于物流的總體設計。
2.城市物流中心規劃。包括港口進出口物流，公、鐵、水、航結點集散物流，城市社會物流等，形成點、線、面為一體的物流網絡系統。
3.物流現代化規劃。包括信息化推進、物流技術開發、物流標準化推進、物流管理現代化開發、物流信息統計體系建設等等。
4.物流人才規劃。據預測，未來10年內，國內需高級物流管理與技術人才3-4萬人。需要教育部、人事部、勞動部的配合。
5.物流企業發展規劃。包括培育國內大型物流企業，引進國外物流企業，扶持國內中小物流企業發展，鼓勵生產與流通企業把物流活動分離出來。
(三)中國物流業發展規劃如何運作
1.要有一個運作的組織，建議成立“中國物流產業發展協調小組”，由計委、經貿委、交通部、鐵道部、信息產業部、民航總局、國家郵政局、科技部、教育部、統計局等部門參加。
吳邦國副總理曾指出：“現代物流是一項跨行業、跨部門、跨地區，甚至跨越國界的系統工程，國家經貿委要會同有關部門抓緊研究制定相關政策措施，大力推動此項工作。”按邦國副總理意見，中國物流業由國家經貿委牽頭，國家經貿委如何牽頭要組織落實。我們不希望出現各自為政、互相牽扯的局面。
2.要出臺一定的物流發展產業政策，有利于物流業的超越式發展。
第9篇：物性論范文
關鍵詞:物業稅;主體稅種;不動產
中圖分類號:F810.42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33-0026-02
一、 物業稅開征提出的原因
(一)物業稅能夠抑制當前房價
隨著近兩年房價不斷高漲,關于物業稅的開征被提上了日程。今年全國“兩會”上,一些代表、委員也建議適時開征物業稅。由于物業稅增加了房產持有成本可借此降低房價,同時通過推行物業稅改革能抑制日益嚴重的房地產投資和投機行為,將“流轉領域”的收費變為“保有領域”的收稅,對于改革現行“土地財政”意義重大。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胡怡建表示,物業稅的征收對象主要是擁有房產的個人,而個人持有房屋的動機基本可分為三類:一是投機性購房,以短期持有賺取差價為主要動機;二是投資性購房,以長期持有保值增值為主要動機;三是居住性購房,以永久持有居住生存為主要動機。自住性住房顯然不是政府調控目標;如果是短期持有的投機性購房,在房價漲幅遠高于物業稅成本時,物業稅影響有限;對于長期持有的投資性購房者,物業稅影響較大,但所購住房用于出租的投資者可能通過提高租金將新增稅收成本轉嫁給租房者。
(二)物業稅為地方政府提供了主體稅種
物業稅的開征讓地方政府擁有可歸其專享的基本稅收來源,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在西方國家,以物業為主體的財產稅是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而且在轉軌國家,該項收入也呈明顯的上升趨勢。二是經濟發展與社會財富、尤其是經濟發展與社會財富中的房地產之間的正向變動關系,使地方政府有一個充足和穩定的稅收來源。三是中國在短期內難以開征遺產稅與贈與稅,因而在財產稅體系的構建中應該更加重視對房地產的征稅。四是房地產稅歸屬于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成本的回收與其居民的受益相對接,有助于促使地方政府構建有效率的財政體制。
二、物業稅開征面臨的問題
從中國提出對房地產征收物業稅的設想至今已經歷六年多時間,但由于稅率、稅基和征收對象等問題尚未解決,同時牽動的利益群體太廣,因此開征物業稅一直僅僅停留在“想法”階段。關于物業稅的開征,筆者認為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物業稅與其他稅種重復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網站上2004年的解釋,“物業是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各類房屋及與之配套的設備、設施和場地”,“物業稅即指房地產稅或不動產稅”。在國際上,物業稅被稱為“地產稅”或“財產稅”,針對的就是土地、房屋等不動產,它征收的對象是土地和房子的所有者和擁有者,并要求他們每年都繳付一定稅款,稅值也是隨地價和房產的升值而提高。從物業稅概念的理解,我們可以認為物業稅不僅包括房產稅,而且也包括地產稅,是涵蓋了所有房地產方面不動產物業的稅費總和。而在中國現階段,涉及房地產開發的稅費共有53種,其中9項為稅,剩下的44項全部是費,它們占據了房地產開發成本的30%～45%。已經有了這么多的稅費種類,再來征收物業稅,就將出現重復的情況。當然,一些交易過程中的稅費可以與物業稅合并,比如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等等,但交易之前的稅費是去是留,便成了大問題。如果能夠取消自然簡單,要是保存,這些稅種的稅率將如何調整,又值得商榷。
(二)物業稅與土地出讓金的協調
物業稅是針對不動產征收的。政府設立一個專門以不動產為對象的稅種,其中的邏輯就是由于政府投入成本開展城市的公共事業建設,如治安、教育、醫療、交通等方面的投入,方能維護物業正常運轉和物業價值。政府對物業價值征收一定比例的稅收,才能保證這種投入長期的穩定性。但是要增加物業稅這樣一個新稅種,其征收邏輯就面臨一個大的問題――原有的公共投入來源渠道與物業稅如何協調?原有的渠道還保留,額外新增加一個稅種,無疑會導致全民稅負的加重。去掉原有渠道,又是否具有可行性呢?在歐美不少國家的征稅標準中,并沒有土地出讓金的說法,因為土地出讓費用已經并在了物業稅之中,按年計收,不斷累加。而中國卻實施的是土地出讓金制度,一次性收足全額。如果像國外一樣,只收物業稅,不收出讓金,土地出讓制度就要進行全盤改革,土地供應需多元化,政府要成為土地市場的局外人,或最多是平等一員,這就要從《憲法》和《物權法》對土地權利的設定開始改革,難度比單純物業稅征收更大,且去掉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更不是簡單的事情。
(三)物業稅征收的操作
開征物業稅必須具備完整的程序。首先它需要具備完善的物業登記制度,然而我們目前的登記制度還不夠完善,其次得有科學的針對不動產的價格評估機制和會計制度,這是配置稅率和制定增、減稅率條款的依據,但其同樣也還有提升和完善的空間。除此之外,中國目前涉及房地產開發和交易的法律法規很多,也不完善。這也是中國在物業稅征收方面的困難之一。
同時,物業稅的收取方式也存在兩難的選擇,一是按照房價征收,并有著單套住宅總價的“0.6%～6%之間”以及“0.9%～2.4%之間”兩種可能。另一種是按照面積計算,以120平方米劃分界線,大城市上浮20%至144平方米,不足分界線減半收取,超過分界線全額征收。前一種為歐美國家所通用,房價越高所需要支付的稅費就越多,但會導致購房成本的提升。后一種照顧到了購買小面積的首次置業者的,但無法體現高房價的一線城市與低房價的三線城市之間的差距。
三、物業稅的定位
開征物業稅既有利又有弊,大體涉及上述所講的幾大問題。這些問題歸結起來無非是利益問題和技術問題,當前,無論從房地產市場穩定、財政稅收穩定還是從社會穩定的角度看,施行物業稅都能發揮某種程度的作用,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分析:一是政府對物業稅的定性。如果政府出臺物業稅的目的是保障第一套房的公民居住權,嚴格抑制房地產投資或投機的行為,則可參考其他國家有關物業稅的制定。二是物業稅的實際征收情況。物業稅的征收涉及較多的技術問題和執行中的不確定因素,如不能較好地處理這些問題,都會使得物業稅作用大打折扣,如我們的土地增值稅政策,從制定公布已十年之余,但至今征收也不盡人意,應有作用沒有發揮。三是房地產宏觀調控的其他政策,政府調控房地產的政策多,法律規定、信貸手段、土地政策、銷(預)售制度等等。稅收政策只是其控制手段之一,只靠物業稅來調控房地產市場,不僅不能解決當前房價高等相關問題,還往往會帶來新的問題。
同時,中國在開征物業稅的問題上應結合中國本身的經濟制度與政策,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做法,否則,物業稅的實行就不能達到政府的預期調控效果。有人提出物業稅的稅率應參照某國家或地區,比如說可按照臺灣144平方米以上房源,每年收取稅費為房屋總價的0.8%~1.5%。筆者認為,這種機械的照搬只能帶來更多新問題,因為物業稅只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名目繁多的稅種之一,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進行房地產宏觀調控的手段之一,所以中國物業稅的確定與執行關鍵是結合中國目前的總體稅收體系和中國目前宏觀調控的需要,如果借鑒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做法,便要綜合考慮被借鑒國家的稅收體系和房地產市場的客觀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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