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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縣域經濟要以工業化為導向[文秘寫作-www,,找范文請到]
從總體上,我國縣域經濟還是以農業和農村經濟為主體的經濟,準確地說還是傳統的農業和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新階段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主題。如果說在進入新階段以前,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因素還在農業和農村內部,那么進入新階段后,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更多地來自農業和農村外部。目前非農收入已經占農民收入的50%左右,農民收入來源逐步多元化。增加農民收入,已經越來越取決于工業和農業、城鄉經濟的相互關系。因此,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要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把著力點放在農業和農村經濟之外。
從本質上講,縣域經濟發展過程就是工業化過程,就是從城鄉二元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轉換的過程。大力推進工業化,使農業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較大規模地轉入工業部門和城鎮就業,是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重要前提和根本出路。推進縣域經濟工業化,不僅要發展農產品加工、流通等工業和服務業部門,提高工業、服務業部門對縣域經濟的貢獻份額,而且要用企業化管理、產業化經營的現代生產經營方式改造傳統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發展現代農業。
我國傳統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基本特點是分散的小規模農戶為單位的生產經營。這種生產經營方式難以延長農產品加工鏈條,培育農產品品牌,提高附加值和市場競爭力;難以應對市場的千變萬化,回避農業交易成本高的問題,還會增加農業和農戶的市場風險。傳統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是制約農業經濟發展、農民增收,從而也是最終制約縣域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因此,進入新階段,要發展現代農業,改造傳統農業生產經濟方式,在家庭經營基礎上?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和企業化管理,鼓勵農民建立新型的經濟合作組織,提高農戶的組織化程度,通過農戶之間的相互聯合,降低生產交易成本,發展農產品加工和銷售,分享規模經濟效益和農產品加工增值效益。
發展縣域經濟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還是要大力發展工業和服務業。從全國來看,經濟大縣強縣,無不都是工業或服務業發達的縣市。進入新階段,推進工業化要改變鄉鎮工業與城市工業兩張皮的狀況。要看到,農村“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和城市工業化并行發展和過度競爭,在市場供求格局發生變化,發展空間已受到明顯制約。特別是在入世后,迫于激烈市場競爭的壓力,鄉鎮工業也強化了資本替代勞動的機制,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因此,發展鄉鎮工業要按照比較優勢原則,調整與城市工業的分工關系,如大力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加工業和農產品運輸業等;積極促進城鄉產業有機整合,形成緊密的產業鏈和配套關系;打破現有的阻礙城鄉產業整合的管理模式,在規劃、政策制訂和實施上對城鄉企業一視同仁,鼓勵和引導城鄉企業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進行重組和合作。需要指出的是,進入新階段后,我國農產品供給由長期短缺變為相對過剩,為縣域經濟工業化既創造了有利條件,也增大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壓力,只有繼續推進工業化,才能為縣域經濟發展開辟新的空間。
二、發展縣域經濟要以城鎮化為支撐
工業化是城鎮化的基礎,而城鎮化又能進一步推進縣域經濟工業化。城鎮化有利于農村工業的產業集聚,有利于服務業的成長,有利于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城鎮化進程的快慢,直接影響著縣域經濟的發展。因此,在推進縣域經濟工業化的同時加
快城鎮化進程,也應成為縣域經濟的重頭戲。相對于城市已較大程度地實現了與工業文明相適應的現代生活方式而言,農村很大程度上還延續著傳統生活方式。積極推進城鎮化,也有利于從根本上改造農村傳統的生活方式,加快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
小城鎮是城鄉經濟的結合部和交匯點,因而也是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的重要環節。應該看到,發展縣域經濟,小城鎮這個層次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培育城鄉統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場,整合城鄉各種資源,實現優化配置,小城鎮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加快小城鎮發展,是新階段發展縣域經濟的重要支撐。
進入新階段,積極推進小城鎮發展,要改變以前盲目追求“硬化、亮化、綠化”的脫離農村實際的傾向,改變政府主導圈地造城搞建設的機制,實行務實有效的城鎮化戰略,使小城鎮建設真正給農民帶來實惠,使農民分享城鎮化的成果和效益,切實防止抽取農業和農村資源超前建設小城鎮,這不僅從根本上不利于城鎮化,還會導致農業和農村發展條件的惡化。要充分利用市場力量和市場機制,廣辟投融資渠道,鼓勵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聚,帶動小城鎮建設。要分別輕重緩急,分階段有重點地推進小城鎮建設。以現有的縣城和有條件的中心鎮為重點,使之盡快完善功能,繁榮經濟,發揮城鄉經濟結合部的作用,培育完善市場體系,發展社會化服務體系,調整已經不合時宜的政策,降低農民進城門檻,吸引農民進入小城鎮安居樂業。我國各縣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發育程度差異很大,要從各地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制宜地推進城鎮化。東部地區可適應大都市圈和城鎮體系發展的需要,推進城鎮網絡發展,中西部地區要重點發展中心鎮和發展重點小城鎮。經濟不發達的縣市,小城鎮建設更不能急于求成,貪大求洋。
三、發展縣域經濟要以改革和制度創新為動力
進入新階段以前,縣域經濟較快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制度創新的推動。上世紀80年代初期實行的的制度創新,極大地提高了解放了農業生產潛力,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經濟大發展。90年代初中期,縣域經濟的較快發展,主要是鄉鎮企業崛起,有了農村辦工業的制度創新,農村剩余勞動力以“離土不離鄉”的方式向農村內部非農產業轉移,使農民從“多元化”經營中得到了單一農業經營模式難以得到的收益。
進入新階段,發展縣域經濟同樣需要制度創新。制度創新來源于思想解放,來源于社會實踐。當前,縣域經濟制度創新又進入活躍期,包括農村土地流轉、農業產業化、定單農業、農民戶籍制度改革和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等等,這些領域的制度創新,必將帶來生產力的新的解放。因此,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為制度創新創造寬松的環境,必將促進新階段縣域經濟的新發展。
縣域經濟的制度創新,必然要更加符合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以市場化為改革取向,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改革和制度創新的目標,應是通過對農業生產制度、土地制度、產權制度和社會組織制度的調整和完善,清除阻隔城鄉經濟一體化的體制障礙,加快推進城鄉商品和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市場機制基礎上的自由流動,逐步建立城鄉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促進城鄉產業整合和城鄉企業在市場機制基礎上的重組,建立一套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縣域經濟發展新體制和新機制。
關鍵詞:紅利變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供給管理
中圖分類號:F014.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731(2012)04—0010—04
一、紅利變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供給約束
為了研究紅利變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供給約束,我們有必要研究各種紅利空間的變化給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所帶來的影響,同時對需要中國當前經濟發展的所處階段進行準確判斷,并概括總結該階段的新特征。
根據西方發展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階段的研究,劃分經濟發展階段的標準觀點分為三類:(1)結構主義觀點。認為經濟發展的本質是生產結構的變動,通過設置結構性指標體系劃分經濟發展的階段,代表人物是霍夫曼和羅斯托。(2)總量主義觀點。認為經濟發展過程最終是一個總量擴張的過程。因此,經濟發展階段劃分的方法是采用諸如人均GDP等總量指標。代表人物是西蒙·庫茲涅茨。(3)綜合主義觀點。認為經濟發展階段的劃分標準不應該是唯一的,而是若干指標的綜合。代表人物是井村干男。另外,關于經濟發展階段劃分的內容因劃分的階段數不同,各階段的順序和名稱也不盡相同,分為三階段論、四階段論、五階段論和六階段論。而中國正處于經濟總量不斷增長和經濟結構變化的總體擴張狀態,長期看來,宏觀經濟發展已經逐步由利用外生經濟機會向利用內生經濟機會轉變,為了對這個經濟發展階段進行準確界定,本文依據劃分經濟發展階段的經濟總量標準、經濟結構標準、制度水平標準和創新水平標準,構建了一組指標體系來衡量經濟發展階段的特征見表1。
通過計算指標的權重系數來計算經濟發展度,其中經濟發展度的計算公式為:
根據權重計算出各年的經濟發展度并進行階段劃分得到結論:我國目前處于工業化逐漸成熟、開始邁進工業化高級階段和經濟穩定增長階段。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特征:第一,當前經濟發展具有“雙重制度變遷”的特征,一方面完成由貧窮落后向富裕狀態的發展,另一方面在加速實現傳統工業化的同時迎接信息化時代工業化的挑戰;第二,產業結構、城鄉結構、消費結構、需求結構等的調整成為新階段經濟發展的主題;第三,以知識為基礎的相關產業均呈現明顯的規模報酬遞增現象;第四,就業服務、社會保障、醫療衛生、食品安全等公共服務的需求進一步加強;第五,經濟發展中短期需求因素的作用在下降,而長期供給因素的作用在進一步提升。
在目前經濟發展新階段的背景下,中國體制轉軌紅利、投資紅利、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外資紅利和外貿紅利等六大紅利變化對當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出了新要求。這些紅利空間的變化分析表明我國目前處在紅利變化的大背景下,而且紅利的增加或減少都是經濟發展至特定階段的產物,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變化的紅利會對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產生更新的要求,一些紅利的消退也為新紅利空間的創造提供了現實條件。
紅利變化背景下的中國經濟發展呈現經濟結構變化速度快、物價波動不穩定的局面,又由于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雙重制度變遷”“結構調整”等特征。這些特征使中國經濟發展方式面臨著一系列供給約束:第一,生產技術滯后造成技術供給缺乏,技術供給可以直接影響產品的生產質量,從而約束經濟增長質量,不僅表現為高技術、人力資本投資的滯后,還嚴重表現在食品安全、環境衛生等領域,因此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技術創新的要求迫在眉睫;第二,生產要素的供給約束,包括中小企業融資困難、電力供應緊張、部分行業勞動力缺乏等;國家統計局2011年《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超過30歲的農民工比例高達61%,其中41—50歲占比24.7%,50歲以上農民工占14.3%。勞動力供應年齡結構的變化,是導致十年民工荒的原因。制造業和服務業最需要的是年輕農民工,而勞動力蓄水池中絕大部分是中老年農民工。第三,制度供給缺乏導致生產效率低下,規模報酬遞增的經濟效益不能完全發揮;第四,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供給約束,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帶來經濟的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在資源環境問題上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當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供給約束成為制約我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紅利變化背景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需求管理的局限性
一、新世紀新階段的奮斗目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關于新世紀新階段即21世紀頭20年,
放。到2000年底,我們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仍到處可見,嚴重影響經濟潛力的發揮。進入新世紀,改革還要求有新的突破,即要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繼續推進市場取向改革,從根本上消除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在調整所有制結構、深化企業改革、健全市場體系、完善宏觀經濟調控、理順分配關系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取得新的重大進展,為經濟發展不斷注入新的活力。改革是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取得成功,將最有力地推進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開放也要有新局面,即要適應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與競爭,拓展經濟發展空間,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濟發展指導思想和觀念的問題
在新時期新階段,我國的經濟實力顯著增強,把消費作為經濟增長主要拉動力的條件已經具備,擴大消費需求,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客觀要求。從經濟發展指導思想的角度看,擴大消費需求,把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體現了改善民生,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作為經濟發展目的的指導思想
關注民生、改善民生成為全社會的共同理念,就在指導思想上為擴大消費需求,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奠定了基礎。觀念轉變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推動作用,具體又是通過政策措施來實現的。要提高消費需求在社會總需求結構中的比重,首先要改變投資結構,通過增強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力,為提高消費需求創造基礎性的條件
全國“兩會”期間,總書記在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著力擴大消費需求,改善民生,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這要求我們切實把握擴大消費需求與促進經濟增長拉動力轉變之間的關系。
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容之一。把消費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第一位的要素,是要糾正我們過去主要注重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忽視消費拉動作用的某些不科學的經濟發展方式。從這一意義上說,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經濟增長主要依靠什么來拉動,不僅是一個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也是一個經濟發展指導思想和觀念的問題。
從經濟增長拉動力變化的一般規律看,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是有其客觀性的。通常在一國經濟起飛階段,投資是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投資的增長就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拉動力。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生產能力的擴大,特別是“出口替代”戰略的實施,以輕紡工業產品為主體的出口將會迅速增加,這時出口對經濟發展的拉動力得到明顯提升,使經濟增長轉向主要由投資和出口來拉動。在實現了經濟起飛以后,人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得到了顯著改善,國內的消費能力明顯增強,這時,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不斷提高,消費、投資、出口共同成為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并且消費將逐漸成為最主要的拉動力。這是經濟增長拉動力變化所表現出的規律性特征。在新時期新階段,我國的經濟實力顯著增強,把消費作為經濟增長主要拉動力的條件已經具備,擴大消費需求,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客觀要求。
從經濟發展指導思想的角度看,擴大消費需求,把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體現了改善民生,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作為經濟發展目的的指導思想。因為擴大消費是改善民生的基礎,沒有人民群眾消費需求的擴大,改善民生就沒有了實質的內容。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念的確立,是我們發展觀念的重大轉變。我們的發展不是為發展而發展,不是以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為目的,不是以破壞人們的生活環境為成本,不是以影響社會和諧為代價,而是以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宗旨,以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為目標。因此,把擴大消費需求,改善民生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目標,既符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一般規律的要求,也是經濟發展指導思想和觀念轉變的具體體現。
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要求不斷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如何有效地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需要觀念的轉變來推進。發展觀念的轉變實際上是對客觀經濟規律認識深化的表現,主觀的認識越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就越能夠有效地推進經濟合乎規律地發展。關注民生、改善民生成為全社會的共同理念,就在指導思想上為擴大消費需求,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奠定了基礎。觀念轉變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推動作用,具體又是通過政策措施來實現的。因此,要把著力擴大消費需求作為當前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基本政策導向。
一是從供給的角度看,要提高對消費品生產領域的投資力度,特別是提高對服務業的投資。要提高消費需求在社會總需求結構中的比重,首先要改變投資結構,通過增強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力,為提高消費需求創造基礎性的條件。
化的客觀背景
新階段公共需求快速增長的趨勢,對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創新提出更為迫切的要求。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重在制度建設。應盡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制度,加快建立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績效評價體系,以及基本公共服務的社會參與機制
構建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所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也帶來某些壓力。需要強調的是,基本公共服務除了對于人的發展具有本體性的基礎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發揮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加強基本公共服務,是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是構成新時期改革的重要動力來源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實現了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跨越,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我概括為由“生存型社會”開始步入“發展型社會”。中國發展階段的這一提升,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發展活力,同時也面臨著新的矛盾與挑戰。當前,改革發展呈現許多新的階段性特征,與這一轉變有很大的關系。其中,引起人們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全社會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產品短缺、公共服務不到位,已成為新時期新階段的突出矛盾。近幾年來,國家出臺了有關政策,把加強公共服務、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一項施政方針。但就此問題,目前各方面的認識并不一致。為此,面對發展階段的變化,十分有必要就新時期的基本公共服務作出分析判斷。
(一)全社會公共需求呈現全面快速增長的客觀趨勢
中國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生存性壓力明顯減弱,發展性壓力全面凸顯。同以往相比,當前廣大社會成員的消費結構發生兩個重要變化:一是食品與衣著等基本消費支出的比例在不斷下降,從1990年的67.61%下降到*年的46.15%;二是醫療保健、教育等消費支出比例不斷上升,城鎮居民在這方面的支出比例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10%左右上升到*年的30%左右。這一結構性變化表明,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確實已成為經濟社會生活中不容忽視的重要趨勢。利益關系的變化對加強公共服務提出了要求。
應當看到,中國面臨空前的社會流動和社會變革,使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相對簡單的社會結構逐步演變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相對復雜的社會結構。社會結構的變化,伴隨著利益關系調整、利益主體多元化等深層次的問題。新時期利益關系的變化增加了改革發展的復雜性,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和公共服務體制創新提出了更為現實的要求。在物質財富快速積累的新階段,如何實現公平正義的分配,讓社會成員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成為當前社會轉型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從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看,發展理念經歷了由物質本位到以人為本的轉變。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人們從滿足基本生存為主轉向追求自身發展為主,人的自身發展更直接地表現為對基本公共服務的實際需求。從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構成基本公共服務需求快速變化的客觀背景。理解新時期新階段基本公共服務的許多問題,需要結合這些宏觀的結構性變遷來分析、考察。
(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重在制度建設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擴大公共財政覆蓋面,讓全體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制度安排。新階段公共需求快速增長的趨勢,對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創新提出更為迫切的要求。從現實情況分析,中國基本公共服務存在著水平低、不均衡、體系建設滯后等突出問題,究其根源,都與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缺失相關。例如,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短缺,有一個財力問題,但主要是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公共財政體制不完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嚴重失衡,根源是城鄉二元的公共服務制度安排;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滯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到位的問題。就是說,新階段基本公共服務的制度建設尤為重要。
盡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制度。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失衡,已成為新階段統籌城鄉發展的突出問題。這種差距在1.2億農民工群體上得到集中體現。由于受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體制的限制,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仍然面臨諸多問題,如勞動權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勞動收入長期偏低、基本社會保障欠缺、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困難等。在快速工業化、城鎮化的背景下,為農民工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務,已成為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的焦點問題。
加快建立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績效評價體系。近年來,關注民生、保障民生已成為各級政府的重要任務。但由于基本公共服務缺乏嚴格的考核評價體系,一些官員仍然習慣于抓經濟總量、抓投資項目,而缺乏公共服務的概念。針對這種情況,一個必要的措施是盡快把基本公共服務數量和質量指標納入政府績效考核體系中,并且大幅度提高其權重,同時建立起嚴格的基本公共服務問責制。
建立基本公共服務的社會參與機制十分迫切。與市場力量相比,大多數社會組織具有非盈利性的基本特征,其主要業務范圍與基本公共服務項目具有許多相同或者相似之處。而且,社會組織還可以利用其組織形式靈活、多樣,活動具有自發性等優勢,在其他主體無法充分發揮作用的某些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環節,可以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三)基本公共服務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動力作用
構建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所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也帶來某些壓力。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基本公共服務,除了對于人的發展具有本體性的基礎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發揮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加強基本公共服務,有助于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一方面,在健康和教育領域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有助于促進人力資本積累,替代物質資源的投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特別是基本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居民對未來的穩定預期,減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促進消費,擴大內需。這都是新時期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因素。
當前,以公共服務為重點的政府消費已成為政府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各級政府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增加與民生密切相關的公共產品供給,既可以有效降低投資,減少政府支出對競爭性領域產生的“擠出效應”,又可以拉動消費,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
關鍵詞:農業農村經濟;戰略性調整;穩定發展
前言
總理在九屆人大五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指出:“要把加強農業和增加農民收入,作為整個經濟工作的突出任務,把農民是否增加收入和減輕負擔,作為檢驗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重要標準。”因此,繼續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是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本文就推動農業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幾個問題進行總結。
1 農村農業經濟發展現狀
當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正處于新的發展階段。改革開放以來,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應當承認過去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仍然是初步的、低層次的和階段性的。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之后,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性矛盾日益突顯出來。突出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農產品質量不高,大路貨多,名優產品比例低。二是農產品一般性品種多,專用品種少;初級產品多,加工產品少。三是雖然農業生產的區域化分工有了很大進展,但區位比較優勢尚未充分發揮出來,區域性農作物不同程度地存在大而全、小而全問題。在結構調整中,地區之間重復投入,常常一哄而上,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了過度的盲目競爭和資源浪費。四是農村農業產業結構落后,農業的經濟結構生產不合理,缺乏有特色的主產品,農產品基本都是自產自銷,小農思想,很難發展農村特色,在向外拓展農產品市場存在很多阻礙,第三產業發展不足。因此發展農村經濟,必須推進農業和農村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全面提高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2 如何又好又快推進農村農業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農村農業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要著重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1)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這是人民生活由溫飽走向小康,市場需求向多樣化、優質化發展的要求,也是解決當前農產品難賣、缺乏競爭力、農業增產不增收問題的重要途徑。因此,必須加快引進、選育和推廣優良品種,大力開發高附加值的特色產品。
(2)發展農產品加工。必須以市場為導向,立足現有加工能力的改造,加快農產品加工、保鮮、儲運技術和設備的引進、開發,增長產業鏈,增加附加值,使我國農產品加工業有一個大發展。
(3)優化農業區域布局。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大城市郊區,要積極發展高效農業和出口創匯農業。在生態脆弱地區,要有計劃、分步驟地退耕還林、還草、還湖,發展林果業和畜牧水產業,改善生態環境。糧食主產區要通過結構調整發揮糧食生產的優勢。
(4)調整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小城鎮,推動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擴大農民就業和增收的空間。
(5)加大農業結構調整的投入力度,以政策為保障,現在的農業發展是口號喊的響,但雷聲大雨點小,重視力度不夠。
(6)對農村發展制定優惠政策,拓展農村消費市場。要想加快農村經濟發展,首先要減輕農民的壓力,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因此政府應根據農村的發展制定一系列的優惠政策來減輕農民的負擔,這也有利于農村加大對農業產業的投入力度,改善以前投入不足的問題,加快農村經濟發展的步伐,使得農村可持續發展。
3 農業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意義
3.1 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新階段提出的客觀要求。近年來,隨著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穩步提高,我國長期存在的農產品短缺現象已經有了根本改變,過去農產品供不應求的狀況已被供求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狀況所代替。但供求關系的變化,帶來了農產品難賣、價格持續下跌、農民增收緩慢等新的矛盾。這一切表明,我國農業生產力水平已上了一個新的臺階。為適應新的形勢,必須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只有這樣,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才能真正跨過新階段這個坎,進入一個新的發展層次,當前因進入新階段而出現的新矛盾才能逐步得到解決,農業現代化才能邁開新的步伐。
3.2 有利于解決農產品需求日益增長與農業資源制約加大的矛盾。從國內外的農業發展規律看,l展高效農業是解決這一矛盾的有效途徑。發展高效農業,堅持走高產、優質、高效并舉之路,既可以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又可以提高農產品產量;既可以充分利用農業資源,又可以提高農業資源利用效率。高效農業是通過提高單產、節約資源提高產量和效益的,既是高產、優質農業,又是資源節約型農業。這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農業發展面臨資源制約加大的矛盾。
3.3 有利于解決促進農民持續增收與農業比較效益低的矛盾。促進農民持續增收,是發展現代農業的主要目標和任務。發展高效農業,可以實現增產增效、節本增效、提質增效、提高附加值增效,這就從提高產量、降低成本、增加附加值等關鍵因素上促進農民增收。因此,只有發展高效農業,提高農業比較效益,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持續增收問題。
3.4 有利于解決提高農業國際競爭力與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化、組織化程度低的矛盾。我國必須大力提高農業國際競爭力。利于加快發展高效農業,發展規模化種植業和養殖業,提高農業的組織化、規模化程度,可以從生產成本、經濟效益和經營規模、組織化程度等方面有力克服低效農業的弱點,有效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的矛盾,為提高農業國際競爭力創造有利條件。
3.5 有利于解決保護生態環境與農業面源污染的矛盾。發展高效農業,把農業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統一起來,積極發展高產優質型、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農業。
結束語
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是在農產品相對過剩、市場約束增大的條件下提出的,不是簡單地多種點什么,少種點什么的問題,而是要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優化農村區域布局,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實現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市農業局召開全市農業農機工作會議,主要任務是貫徹落實省、市農業農村工作會議精神,研究部署2002年種植業工作。下面我講幾點意見:
一、要深化對農業發展新階段、新形勢、新任務的認識
20*年,盡管我市農業的發展受到連續三年嚴重旱災不利因素的影響,認真貫徹中央、省、市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使全市農業繼續保持了平穩發展的良好態勢。特別是經過幾年來的不懈努力,全市農村經濟在結構調整中實現了穩步發展,農業的整體素質和效益有了新的提高,農村社會保持了穩定。所有這些成績,是全市廣大干部群眾艱苦努力的結果,也是與各級農業農機系統積極發揮職能作用,卓有成效進行工作分不開的。借此機會,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對大家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謝。
當前,全市農業和農村工作形勢總的是好的,但必須看到,還有不少問題和困難,從大的方面來講:一方面,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影響和制約農民增收的一些長期性、根本性因素,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消除,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態勢還沒有大的改變;另一方面,加入WTO,使農業的發展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不但使我們的農產品面臨十分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而且對未來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也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可以說,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正處在艱難”爬坡"階段。具體地講:一是嚴重旱災給農業生產造成很大損失,連年遭災使農民生產生活極度困難,增加了農業農村工作的難度。二是農業基礎條件和生態環境仍然十分脆弱,實施好各項生態工程,有效開發利用好水資源,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生態環境的任務相當繁重。三是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和產品規模小、檔次低、特色少的問題仍很突出,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任重道遠。盡管有了一些成功的典型,但在范圍上、深度上和廣度上都很不夠,結構調整仍然處于起步階段或適應性調整階段。四是農業產業化經營化水平還奶低。特別是龍頭企業建設的任務還很大,龍頭企業不僅數量少,而且規模小、水平低,帶動輻射能力不強。產品加工相對滯后,龍頭企業與農戶聯結不緊密,產業鏈條不完整等問題也很突出。五是面對新階段新任務,一些干部觀念、方法、作風跟不上;工作措施不到位;真招實招少等問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因此各級農業部門要正確認識結構調整、農民增收的長期性和緊迫性,既要樹立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更要增強緊迫感和責任感,統一思想,加大力度,攻堅克難,力求突破,堅持不懈地把各項工作向前推進,不斷取得新成效,把結構調整和農民增收推向深入。
二、抓住關鍵,突出重點,扎扎實實推進種植業結構調整
農業工作戰線、領域寬、頭緒多、工作量大,面對農業發展新階段的新形勢和新任務,各級農業部門,既要做到全面謀劃,整體推進工作,又要善于抓住關鍵,突出重點,以重點工作的突破帶動全局工作的開展。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地發揮部門的自身職能,把握工作的主動權。確定工作重點,要自覺地服從服務于農業農村工作的大局,緊緊把握住農業發展新階段的關鍵問題。這應該成為農業部門抓農業農村工作的一個基本思路。
在春節前召開的全市農村工作會議上確定了全市農業農村工作的思路是按照"抓住一個機遇,圍繞兩個目標,實現三個突破"(簡稱一、二、三)的思路,狠抓各項工作的落實,努力實現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一個機遇",即抓住國家加大生態建設投入力度的極好機遇;"兩個目標",即圍繞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的目標;"三個突破",即努力實現在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上突破;在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上突破;在開發節約利用水資源上突破。種植業的重點工作是要突出蔬菜、食用菌、馬鈴薯和玉米制種四大產業,進一步擴大規模,著力解決加工轉化,不斷延長產業鏈條,實現由廣種薄收、粗放經營向精種多收、加工增值轉變。具體到種植業重點任務就是:蔬菜基地面積發展到120萬畝,無公害蔬菜達到100萬畝。脫毒馬鈴薯產業,重點發展種薯生產,全市脫毒馬鈴薯面積發展到250萬畝,二級以上種薯面積達到150萬畝。迅速擴張食用菌產業,全市食用菌生產面積達到180萬平方米。玉米制種面積達到20萬畝。進一步抓好以仙客來盆花為主的花卉生產,仙客來盆花生產達到50萬盆。
圍繞上述目標要重點抓好以下幾點:
一是要積極推進農業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近幾年來,在適應新階段、調整生產結構方面,我們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總的來說,對新階段的認識和適應還不夠。農業系統工作的同志,有的簡單地把調整理解為多種點什么、少種點什么,考慮市場不夠;有的抓調整的愿望是好的,但習慣于行政推動,服務跟不上去,收不到好的效果;有的對調整的艱巨性認識不足,遇到挫折就灰心喪氣,打退堂鼓。從農民群眾來說,都開始認識到不調不行了,但有的有小進即滿的思想,怕麻煩,不愿調;有的缺資金、缺技術,經得起賺經不起賠,不敢調;有的自己不研究市場,盲目跟風,不會調。我感到,要改變這種狀況,做首先應當從自身做起,把結構調整的一些基礎問題搞清楚賣出去"作為調整結構的著眼點和著力點。農產品只有賣出去,賣個合理的價錢,才能使產品變為商品,實現商品的價值。要賣出去,既涉及到如何把產品調優,更涉及到如何根據市場需求把銷售搞活,這確實是結構調整中的一個重大的結合點、著力點。希望所有農業部門的同志,都要下大氣力研究這個問題,盡快圍繞生產轉"中跳出來,轉變到"圍繞市場轉"上去。
二是要加快農業產業化經營步伐。農業產業化經營,是促進農業結構調整、實現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發展產業化經營,龍頭企業是關鍵。要大力實施"龍頭工程",對規模大、實力強、帶動農戶多的龍頭企業,要多研究一些政策,創造良好的環境,使之更大更強;對于成長性好、制約環節明顯的企業,要在資金、基地建設等方面給予具體支持,使之盡快做大做強。通過龍頭企業的發展,帶動農產品生產基地的建設,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形成新的農業經濟運行機制,加快農業市場化的進程。要按照龍型經濟的思路,推動無公害蔬菜、脫毒馬鈴薯、玉米制種、食用菌等產業的發展,力爭盡快實現"三個一批":即建成一批規模大、帶動能力強、市場競爭力強的大企業;形成一批在全國乃至世界市場有一定市場占有率的特色品牌;使一批綠色農產品達到國際標準,以促進全市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有新的提高。
三是要大力發展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農民組織化程度低,農業進入市場的渠道不暢,已經成為當前影響結構調整和農民增收的一個重要制約因素。因此,必須把大力發展農村專業合作組織,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要繼續按照"積極引導、群眾自愿、因地制宜、形式多樣、放手發展、逐步規范"的方針,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積極興辦生產、加工、銷售、儲運、技術等各種類型的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使之成為市場與農戶聯接的有效的中介組織,從而解決好千家萬戶小規模的家庭經營與大市場的矛盾。同時,要支持工商企業投資農業生產領域,加速農業生產向農業公司方向發展,培育壯大市場主體。
四是要大力推進農業技術創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大力推進新的農業科技革命,才能為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農民增收提供強大的技術支撐。因此,要高度重視和大力推進農業技術創新工作,真正把農業的發展,建立在技術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基礎上。要在不斷改革創新現有農業技術推廣機構,使之更好地適應市場、更好地發揮作用的同時,積極探索農業先進適用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推廣的新途徑,建立健全充滿生機和活力的、農民和推廣機構利益一體的農業技術推廣服務體系。要抓好農業科技園區建設,占領和保持農業技術水平的制高點,發揮其對先進適用技術的示范推廣作用。要采取多種渠道和形式,搞好農民的技術培訓,組織農民學習先進實用技術,提高他們的科技文化素質。技術人員也要知識更新。
五是要進一步擴大農業對外開放。加入WTO,對我市農業的沖擊和影響不可低估,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農業部門的同志,一定要及早謀劃,認真應對,以積極的姿態為基層干部和廣大農民出好謀、劃好策。要廣泛對外開展招商引資活動,通過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模式,對傳統農業進行改造。要面向國際市場,以區域特色主導產業為基礎,選擇有條件的地方,積極實施標準化生產,建設一批農副產品出口創匯基地,加快外向型農業發展。要充分發揮區位優勢,瞄準京、津農副產品生產基地。同時,要加強質量標準、檢驗檢測、市場信息三大體系建設,為推進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市場化打好基礎。
三、切實轉變作風,進一步提高工作水平和服務水平
經過持續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集中表現在:增長速度正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結構調整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存量與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增長點。新常態體現經濟工作新特征、反映經濟運行新規律,只有主動適應、科學把握、積極作為,才能把握機遇,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適應新常態,首要的是轉變觀念、調整思路。新常態最表面的特征是經濟增速放緩,最根本的變化是增長質量的提升、經濟結構的優化以及發展動力的調整。新常態下,“三期”疊加,經濟增長速度必然會呈現一定的下行趨勢,結構調整肯定會伴有“陣痛”,前期政策消化注定會付出相應的代價。我們要歷史、辯證地看待這些階段性特征和趨勢性變化,增長速度有升有降符合經濟規律,只要在合理范圍內波動,就應保持定力和平常心。要堅決擺脫“速度情結”、“換擋焦慮”,堅決遏制盲目鋪攤子、悶頭上項目的粗放式發展方式,真正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適應新常態,根本的是要堅持發展、主動作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絕不意味著經濟建設不重要了、在發展經濟上可以松口氣了,更不意味著可以任由經濟增長“自由落體”而無所作為。新常態、新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發展仍然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雖然增長速度放緩了,但增長的內涵和要求更高了,新常態下的發展必須是以就業充分、效率提高、結構優化為支撐的發展,必須是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是發展水平的飛躍和提升。這種發展不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這種飛躍也不會自然而然地實現。主動適應新常態,我們就要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毫不動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決克服“安于現狀”、“無所作為”的心理,振奮精神、積極作為,一心一意謀發展、咬定青山不放松,努力開創經濟社會發展新局面。
公共產品的供給和消費水平是居民生活綜合質量水平和現代化程度的主要標志。目前,城鄉居民在吃、穿、用等方面的個人消費水平差距正趨于縮小,而在公共產品消費,尤其是享有的社會保障、公共福利方面的差距在拉大,公共產品的嚴重短缺,已嚴重制約了我國農村居民生活綜合質量的提高,生存、發展、健康、文化娛樂等多層次和多樣化需求的滿足,甚至在不少地區,“行路難、就醫難、上學難”等問題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因缺少基礎設施,仍不能消費現代家用電器,使用現代通訊手段,享受現代文明帶來的新生活。在我國農村溫飽問題基本解決,許多地區基本達到初步“小康”的情況下,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結構正由低層次向高層次轉變,因而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就成為新階段“小康”建設所面臨的一項主要任務。
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新階段促進農民增收與減負的迫切要求。當前,農民收入雖呈現恢復性增長,但增速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由于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落后的制約,相應地農民收入增長也就受到一定制約。“路”與“富”的簡單關系,足以說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農民增收的關系。可見,只有增加其供給,才能為新階段農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持。
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新階段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必然選擇。加入WTO后,農業面臨越來越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基礎和戰略地位面臨新的挑戰,國家糧食安全系數期待加強,迫切需要通過公共產品供給的增加,從根本上改變農業的弱質狀況,形成新質的物質技術基礎。目前,公共產品供給的不足,已成為農業農村增強自身“體質”和“體能”,實現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制約“短板”。因此,加快公共產品的供給,是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客觀要求和必然選擇
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新階段在農村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內容和重要體現。黨和政府的領導、管理、方針政策也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多為農民“辦實事、辦好事”,其內涵主要是指要多為農民創造、提供有效的公共產品。可見,增加其供給,體現“三個代表”的要求,有利于提高黨和政府在廣大農民中的形象,體現新階段黨的農村工作的新重點。
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制度創新
公共產品的規定性、內在要求和發展規律,決定了政府的制度安排在其供給上起著主導性作用。制度安排合理與否,對其有效供給和達到結構優化會起到重要影響。從實際看,造成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原因或制約其增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復雜的。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既有農村自身的原因,也有農村外部的原因;既有宏觀層面的原因,也有微觀層面的原因;既有制度、體制原因,也有非制度、非體制原因。但最大的問題還在于我國的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和相關體制這種“公共產品”存在著不合理性。因此,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關鍵在于制度和體制的改革、完善與創新。
公共產品基本供給制度的不合理性與創新。在我國過去“二元化”發展模式和體制下,由于實行的是“以農補工”、“重城輕農”,優先發展城市的傾斜型發展戰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鄉不均衡的國民收入和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和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城鄉有別的差異性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和基本制度。這種供給制度主要表現為:城市所需的公共產品由政府包攬供給,所需資金主要由財政預算安排,而農村所需的公共產品政府提供較少,許多方面主要由農村基層負責提供,所需資金主要通過籌措方式解決,成本支出主要由農村居民來承擔。并且,政府承擔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及其界限不明確,本應完全由政府提供的一些公共產品,如義務教育等,由于受財力限制,政府并未提供或未完全提供。這就使得在各級政府財力一定和有限的情況下,重點或優先把財力、社會資源用于城市公共產品的供給,而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投入嚴重不足,從而造成了城鄉公共產品供給的嚴重失衡,形成了很大的歷史欠賬。因此,要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必須首先加快推進城鄉分割的“二元”宏觀體制及公共產品供給基本制度的改革與創新。一是要進一步調整現有的國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從根本上破除城鄉分割的“二元”公共產品供給基本制度和模式,加快推進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和制度的改革與完善,逐步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符合國際慣例,城鄉統一、均衡、公平、公正、平等的新型現代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和制度。二是以實現兩種供給制度的并軌為目標,以堅持城鄉供給的統籌為原則,對城鄉供給逐步實行統一籌劃、統一政策、統一標準、統一待遇。三是要按照公共產品的類別、層次,確定城鄉各類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科學合理地劃分各級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邊界、職責和義務范圍,明確界定各級政府應提供哪些公共產品,尤其是農村公共產品。四是要明確區分政府與農民各自承擔供給責任的公共產品類別、范圍,合理劃分二者在公共產品成本支出上的責任界限,把應由政府承擔供給責任的公共產品,劃歸政府承擔,所需資金、費用納入規范的財政預算體系。五是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快歸還歷史欠賬,盡早實現公共產品供給的城鄉平衡、平等。
公共產品供給的財政體制的不合理性與創新。我國過去的財政體制,是一種向城市傾斜的財政體系和體制,在財政預算支出中,用于城市建設、發展和公共產品供給的資金偏重,而用于農村的偏輕,甚至過少,并常常出現“擠農補城、保城”的現象。并且,由于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欠缺、不規范,從而使落后地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資金更得不到有效保障。要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必須進一步推進財政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創新。要徹底破除傳統的財政體制和政策,加快新型現代公共財政體系及其框架下公共產品供給新體制和新制度的構建與完善,實現由“重城輕鄉”的傳統型公共產品財政供給體制和制度,向統籌城鄉發展、城鄉協調平衡、公平合理的現代公共產品財政供給新體制和新制度的根本轉變。其中,一是要通過進一步調整和理順各級政府的財政分配關系,合理劃分、科學確定其事權和財權,尤其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上的事權和財權,使兩者相對稱、相統一。二是要加快有利于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財政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調整支出結構和資金使用方向,使資金支出更多地向農業農村傾斜,確實實現投入向以農村為重點的轉移。三是要進一步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向農村轉移支付力度,深化農村基層財政體制改革,理順、完善農村財政體系。
公共產品供給的農村稅費制度的不合理性與創新。土地經營制度改革后,我國對農民實行的是既收稅又收費的制度和政策。農民繳稅可以看作是農民為消費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所負擔的成本,稅外向農民收取各種費用,可以看作是為向農民提供一定公共產品而實行的一種政策性、準制度性籌資手段,而農民交費可以看作是農民為消費一定公共產品所承擔
的成本支出。就稅收而言,主要問題在于稅制設置一直不盡合理,農民稅負總體一直偏高。就收費而言,各種政策性收費更是不盡合理,項目繁多,一些公共產品,如義務教育、計劃生育等方面的公共產品,本應由政府制度來義務提供,卻變成了由政策性提供和由農民負擔。這種稅費并存的、不合理的公共產品供給籌資制度安排,既是造成農民負擔過重的主要原因,也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問題的癥結和根源所在。已進行的農村稅費制度改革,雖使其向合理的方向取得了較大進展和成果,農民負擔過重問題有一定緩解,但改革任務遠未完成,尤其是不該由農民來負擔而由農民來負擔的問題仍未解決。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的深化與創新,一是要加快城鄉統一稅制的步伐,合理確定農村稅收,逐步建立起科學、公平、合理、規范、優化的農村新稅制;二是要進一步對農村稅費體系進行合理重構,盡快建立起新的有利于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籌資制度,及早實現一些公共產品由政策性提供為制度提供,其成本由農民負擔為政府負擔的轉變,從而最終實現其城鄉統一的、單一的政府制度提供;三是要使稅費改革既符合國際通行的做法,又讓農民真正在公共產品和利益分配上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 此外,還必須創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投資體制、融資體制、公共決策制度,徹底消除不適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發展要求的體制和制度性因素與障礙,建立有利于促進其發展的新的體制、制度和機制,從而為增加其供給奠定體制基礎,提供制度保障和動力。
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支持和理論支撐
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除了推進制度性改革,進行體制和制度系統創新,構建新的供給體制和制度外,還必須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