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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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第一，注意到經濟全球化的深刻變化和深入發展，如此嚴峻而復雜的全球經濟環境，必將嚴重拖累已經極大地融入經濟全球化之中的中國經濟。最重要的是，這一進程還在繼續，其影響范圍還在擴展。鑒于外需市場趨冷、內需仍舊不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努力也非短期可以奏效，中國經濟很可能由此而進入一個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期。換言之，中國經濟不會獨善其身，未來的經濟運行充滿變數。
第二，從迄今為止的這一輪國際金融危機的運行軌跡看，2008年末和2009年初無疑是包括中國經濟在內的全球經濟最為困難的區間。將其作為參照系并仔細審視處于震蕩中的全球經濟態勢，可以確認，盡管歐美經濟短期內難以走出持續震蕩的局面，但從根本上說來，它絕非無藥可醫、無路可走。盡管外部的不確定性會給中國經濟造成持續拖累，但從總體上看來，這種不利影響的程度不會高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
第三，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主要源于大量非常規刺激措施而導致的流動性過剩有所不同，當前中國的物價上漲勢頭，既有通貨膨脹因素的拉動，也有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動。這兩種因素分別形成的對于物價上漲的拉力和推力，不僅在短期內難以緩解，而且從長期看，它們都可能會使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在高位運行。更嚴峻的問題在于，在當前的中國，物價上漲一旦與以收入分配矛盾為代表的各種社會矛盾相交織，用總理（2011）的話講，將足可以影響社會的穩定和人心的向背。故而，從保持社會大局穩定的大計出發，相對而言，在經濟增長和物價水平兩者之間，物價上漲仍將是我們面臨的主要矛盾。
第四，在經歷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擴大公共投資的幾番反危機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擴張對于中國經濟結構的負作用已經逐漸凸顯。在當前的中國，較之于危機前，調結構的任務顯得更為緊迫。鑒于導致此輪國際金融危機的基本原因在于全球經濟結構的失衡，中國被拖入國際金融危機之中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經濟結構不平衡的“軟肋”，而無論就全球經濟而言，還是就中國經濟來說，結構問題的解決都絕非短期內所能奏效的事情。故而，身處長期低迷的外部環境以及傳統經濟結構難以為繼的內部壓力，在穩增長和調結構兩大目標之間，我們將面臨兩難選擇。
由上述幾個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國內外經濟形勢已經發生實質性變化的背景下，2012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即便在名義上仍舊維持“積極加穩健”相搭配的格局，并且，操用的是“繼續實施”的字面表述，相對于以往，特別是2011年，其實際內容也應當且必須做出相當的調整。這種調整，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當前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預調和微調，其擴張性操作可以相對從容。我們尚不需要推出類似2008年末和2009年那樣的超劑量、大規模的擴張性措施，不應也不宜于反應過度。
第2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戰略轉型
【中圖分類號】G648.6【文章標識碼】A 【文章編號】1326-3587（2011）07-0088-03
2009年上半年中國GDP同比增長7.1％，投資同比增長33.5％，消費同比增長15％，進出口同比下降23.5％。從統計數字看，中國經濟確實回升，但基礎尚不穩定。針對2009年前8個月經濟回暖的宏觀經濟形勢，現在有人開始討論經濟到底呈“V”型、“W”型還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經濟回暖軌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確研判當前經濟形勢的基礎上，研討下一階段經濟政策。按照經濟發展周期波動規律，宏觀經濟總會見底反彈，因此我們更要前瞻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考慮經濟企穩后的經濟政策，甚至“十二五”規劃的中長期政策制定。筆者認為未來的政策重點應是：(1)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2)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3)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4)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5)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工具更好相互協調。
一、國際宏觀經濟基本走勢
(一)全球經濟失衡，全球化進程放緩。
全球經濟失衡主要體現在一些國家出現大量貿易赤字，與之相對應的是一些國家大量貿易盈余。之后，全球經濟失衡的范圍擴大到整個經濟領域。當今世界，全球經濟失衡的表現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持續出現貿易逆差和資本逆差，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主要產油國家經濟增長卻保持較快速度，持有巨額外匯儲備。隨著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演變，主要發達國家需求還在下降，尤其是消費需求低迷，經濟失衡仍將持續，全球化進程減緩。
(二)全球增長模式轉型，凸顯新增長點。
人類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開始吃熟食，前提是人類掌握了取火技術。人類取火始于鉆木取火，實際上取的是碳基能源。從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術約束下，碳基燃料對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氣候變暖。為了應對氣候變暖，一些專家建議未來能源開發的重點應該轉向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一些大國正在新能源領域開展大量研究，力圖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發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這些國家在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將占領新能源標準的制高點。客觀上，這些探索促進了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一些專家認為這也是未來世界經濟的新增長點。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重現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未能發揮應有作用，盡到應有的責任。國際社會開始通過對話建立一個新型的國際金融體系。無論是超貨幣體系，還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將對美元主導格局形成挑戰。在此背景下，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正逐步得到增強。中國本著負責任的立場，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起到了穩定器作用。
(四)金融與實業并重，構建新的宏觀監管體系。
此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金融創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啟動國內消費需求替代、彌補國外消費需求不足的同時，根據本國比較優勢發展一些制造業，帶動國內就業，把金融發展落到實業上。也有專家認為，錯誤的宏觀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在危機來臨時，美國過度擴大消費信用以及過度相信市場都是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國將會重新審視過去的宏觀政策決策程序和機制，構建新的決策程序和機制，通過建立新的監管機制加強宏觀政策管理和微觀領域監督。
二、中國經濟宏觀形勢基本判斷
據世界銀行《中國經濟季報》(2009年6月)報告，工業化國家金融市場開始出現趨穩跡象，全球經濟初步呈現回升趨穩態勢，但是仍然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復蘇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該報告還指出，目前斷言中國經濟快速穩健復蘇尚早。另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經濟出現回暖跡象，有望率先實現經濟復蘇。但是，中國經濟仍然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結構不平衡問題。
(一)GDP小幅增加，財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13.99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個百分點。第一季度全國GDP總量6.5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1％，第二季度7.41萬億元，同比增長7.9％。6、7、8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分別為6867.47億元、6695.91億元、5237.4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9.6％、10.2％、36.1％。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增長顯現出經濟回暖跡象，但是中國經濟復蘇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消費增長潛力凸顯。
1～6月，城鄉居民收入繼續增長，轉移性收入增幅較大。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長9.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2％。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2733元，增長8.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1％。居民消費價格繼續下降，生產價格同比降幅較大。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環比下降0.5％)。8月，工業品出廠價格環比上漲0.8％，已連續5個月上漲。前8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88萬億元，同比增長15.1％，比前7個月加快0.1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消費需求提升，消費能力提高，凸顯消費潛力。
(三)發電量和用電量雙回升，人民幣存貸雙增長。
6月，全社會發電量同比增長4.7％，用電量增長4.3％。發電量和用電量上升既有經濟回升的因素，也有氣溫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57.67萬億元，同比增長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38.52萬億元，同比增長34.11％，環比增長了0.16％；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57.37萬億元，同比增長27.43％，環比下降1.13％。貨幣供應量增長28.53％。
(四)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房地產價格小幅上漲
2009年1～8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1.3萬億元，同比增長33.O％。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貸款，2009年前8個月累計新增信貸規模8.15萬億元，同比多增5.04萬億元，比中國所有銀行過去兩年的貸款總額多，其中7、8月份分別為1650億元、4104億元，受央行政策影響，增速減緩。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環比分別上漲0.6％、0.8％、O.9％、0.9％。從200個主產縣8月20～31日主要農產品價格變動情況看，包括肥豬在內的5種肉產品均上漲。房地產價格上升和主要農產品小幅上漲表明，過度的、甚至投機性的惡性貨幣投放，可能對未來形成溫和的通脹壓力。
(五)經濟結構不平衡仍然存在，潛在隱患不容忽視。
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不平衡，消費、投資與儲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約經濟平衡增長。以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例，1978年城鄉收入之比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進一步擴大。經濟結構不平衡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矛盾。這種不平衡不斷積累，將會降低經濟社會發展系統的整體協調性，一旦超過臨界點就會形成失衡狀態，激化潛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和危機。
三、科學研判經濟形勢，及早規劃前瞻政策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醫治好重病后，調養很關鍵。近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從“兩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長”，與之相對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穩健的和從緊的轉向積極的和適度寬松的。經濟危機總會過去，那么，下一步中國應該思考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將“十二五”規劃與“十一五”規劃穩步對接。
(一)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
一是產業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環保汽車、生物工程等為突破口，占領新興產業制高點，發展低碳經濟。重點開發可再生生物質能源和風力、水力、太陽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區域發展戰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發展戰略，提升城市競爭力。隨著經濟全球化加深，中國的城市群參與國際分工越來越廣泛。研究表明，國外資本對中國投資將主要依據現代城市群的經濟結構和競爭力進行戰略布局。今后，應提高中國城市群發展速度和質量，配套制定相關的法律制度、空間規劃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內，培育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企業和產品。三是決策機制方面，構建科學、民主決策機制，降低決策風險，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競爭力。現代社會的公共風險需要政府及時、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對政府科學決策機制提出了挑戰。政府應科學論證、合理規劃，提高決策效率、降低決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中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種所有制市場結構。但是，仍然有部分壟斷行業和公共服務部門產權結構單一，進入門檻高，民間資本進入空間窄。除行業外，無論是自然壟斷行業，還是行政壟斷行業，提高市場化程度，推行產權多元化改革，是實現產權結構調整的必然趨勢，比如鐵路、電信、電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應打破行業壟斷，推行公共事業單位改革。政府應主要通過制定市場規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一些社會事業部門，比如體育、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也應允許更多民間資本進入。
作為工業化中期的國家，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在第二、三產業。在美國，到工業化晚期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超過80％。2008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0.1％，低于第二產業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1.3％，低于第二產業比重。中國離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尚有距離。
(三)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
繼續加大推進資本市場培育力度，開展多種形式的資本市場創新。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力度，擴大三板市場試點范圍，解決創業投資和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關鍵是健康的金融體系。進一步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多邊外匯儲備庫建設等多種形式的區域金融合作，并適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三是增強金融機構和體系風險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機后的恢復時機增強中國金融機構和體系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實現外匯資產保值增值。
(四)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
經濟復蘇后，過渡時期應逐步轉向實施適度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而轉向穩健的財政政策。未來財政工作的重點不僅僅是切好蛋糕，更應該注重做大、做強蛋糕，在財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樹立大財政思想，既要有財，更要有政。既要保證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又要不與民爭利。正確處理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關系，做到國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從稅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點是擴大稅源，保證稅收增量漸進發展。一是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為了改變長期以來實行的資源低價政策，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資源，資源稅改革應在經濟復蘇后擴大征收范圍。二是試行個人所得稅轉型，探索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個人所得稅制。當前的個人所得稅征收主要是以分類征收為主，沒有達到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個人所得稅改革應著力減輕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三是試點物業稅。在繼續物業稅試點評估“空轉”的基礎上，進行分層價值評估，適時推出物業稅。四是繼續做好增值稅轉型工作。增值稅轉型有利于改變重復征稅，減輕企業稅負，提升企業競爭力。
在開源的同時仍需節流。從財政支出看，明確財政支出重點，增收節支，防范財政風險。一是轉變政府職能，縮減行政開支。在經濟復蘇后，政府應該“瘦身”，調整政府機構，建設高效廉潔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給公共服務效率。二是繼續提高財政預算透明度，保證精細化、科學化。信息透明是現代文明的一個基本準則，財政預算信息透明是實現人的基本人權，也是保證正確履行公民委托責任的需要。在美國，一次預算編制就相當于一部法律的制定過程，預算制定、執行、監督三權獨立，相互監督，并實行全過程公開。盡快實現財政預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預算信息公開改革步伐，達到精細化、科學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繼續加大基礎設施、醫療、社保、就業等領域的投入力度，促發展，保民生。明確財政支出重點是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時，這些領域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點領域。四是構建財政風險識別、評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調控體系。財政風險防范要與金融結構風險防范緊密結合，不可單線作戰。
第3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宏觀經濟
一、引言
宏觀經濟政策（macro-economic policy）是政府為達到一定經濟目標而制定的指導原則、做出決策和采取的措施。宏觀經濟短期分析的基本內容是經濟波動，而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盡可能地平抑波動，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維持適度的經濟增長。與首要目標相關的其他三個目標分別是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
二、近年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歷史回顧及效果分析
1.1994年-2012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回顧
1994年-1997年，面對我國由經濟轉軌而帶來的嚴重通貨膨脹問題，我國采取了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過“雙緊”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使宏觀經濟在快車道上穩剎車，并最終順利實現了軟著陸。1998年-2003年，為了實現經濟增長目標我國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其中積極財政政策適度的拉動了經濟增長，但是“積極”的貨幣政策作用相當微弱。2004年-2007年，我國采取的是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并達到了穩定物價和抑制通貨膨脹的預期目標。2008年-2012年，我國采取的是穩健到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到穩健的貨幣政策，以應對金融危機對我國的負面影響，刺激經濟復蘇。
2. 1994年-2011年宏觀經濟政策實施效果的定量分析
由上圖可知，財政收入、M2增速對GDP增長率的影響為“兩頭高、中間低”的狀態，呈現“微笑曲線”分布。這說明無論對于財政收入還是M2增速來說，都存在一個閾值，超過閾值之后，兩者對GDP增長率的影響為正向促進，而在未超過閾值時這一影響為負向。這體現了財政收入和貨幣M2政策在實際操作中，欲對GDP增長率產生正向影響。此外，由FR2系數值較M22相比更大來說，所反映出的實際情況是財政政策在1994-2011年間對我國GDP增長率的影響更大。
三、我國宏觀經濟發展展望
總結過去的2013年，經濟發展的總體態勢還是不錯的。去年上半年整體經濟下滑的壓力較大，而在下半年經濟有所回暖。展望2014年，我們還需從多方面加以努力才能保持經濟的穩步增長。
1.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2014年，我國應該繼續采取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以促進經濟穩固增長。財政政策減少財政預算赤字，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推進結構性減稅，繼續嚴控“三公”支出，同時保證與民生相關的支出如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教育支出等平穩增長。而貨幣政策方面同樣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既不放松也不收緊，綜合運動數量、價格等多種貨幣工具組合適時適度預調微調，以保持適度的流動性。
2.深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全國兩會強調“向深化改革要動力”是2014年需要把握好的原則和政策取向之首。當前我國仍然存在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因素，比如經濟體制機制的弊端，產業結構的不合理，自然資源的流逝，環境污染的隱患，資源分配不均，城鄉貧富差距明顯等。只有通過深化改革，加大改革力度，利用國家宏觀政策調控與市場自身調節相結合，才有可能把這些制約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解決好，以推動國家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3.積極貫徹“走出去”戰略，發展對外貿易，擴大外需。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立足于國情發展需要的基礎上，不斷面向世界市場與國際接軌，對外貿易與經濟發展水平與層次大幅提升，“走出去”戰略的提出正是在國家外匯儲備不斷提高、企業競爭力大幅提升以及國內市場和資源受到限制等宏觀經濟背景下所提出，是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經濟全球化深化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走出去”戰略的貫徹實施亦能促進經濟發展水平與層次的提高：通過“走出去”戰略，我國企業可以獲得更多資源和廣闊的市場、在獲得先進技術和資金的同時不斷完善自身競爭力，更好地參與國際競爭；通過對外投資和引資的相互配合，能夠促進提升我國在國際產業鏈的地位，逐漸扭轉我國“世界工廠”的加工地位，進而優化國家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對外貿易發展方式，這都是提升我國經濟發展層次與水平的有力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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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我國當前經濟趨緩的性質：結構性收縮
受凱恩斯理論的影響，對我國當前經濟趨緩，多數人歸結為總需求不足，特別是把全球經濟低迷導致的外需不足視為重要原因。這種判斷是從經濟學一般性原理和表面現象出發的，忽略了當前的具體情況和深層因素。
要準確判斷當前經濟趨緩的性質，至少要關注三點：一是當前的經濟趨緩是從接近于兩位數增長的“高位”開始的，與從“低位”開始的經濟下行有質的區別。二是在經濟結構長期不合理的基礎上出現的，尤其是實體經濟結構，不僅表現在附加價值低的行業和產品占比大，而且反映在超出了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三是我國經濟體量已經居于世界第二位，中國因素與全球因素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已經產生了“質變”，全球市場、全球資源、全球環境、全球流動、全球軍事、全球政治等都會對我國產生深度影響，并從我國反射到全球，這不僅僅是一個“外需”的概念所能涵蓋的。因此，放在全球時空坐標下來觀察當前的經濟下行，其性質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結構性調整與我國結構性調整相互影響疊加而產生的一種結構性收縮效應。這與總需求不足導致的經濟下行在性質上是不同的，也很難用經濟周期理論來解釋。
（1）結構性收縮：從產業結構來觀察
在產能絕對過剩情況下，任何刺激政策都會失效。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內的過剩產能往往可以通過全球市場來消化，在全球市場高漲的情況下，絕對過剩的產能往往被掩蓋了。一旦全球市場陷入低迷狀態，就會使產能過剩問題暴露出來。問題的嚴重程度，取決于對全球市場的依賴程度。我國市場經濟現階段還是政府主導型的，產能過剩既有市場因素，也有政府因素，但后者的作用更顯著。而且，作為低端產品生產的世界工廠，我國對全球市場的依賴程度很高，無論是產品市場，還是原材料市場都是如此。這使我國的產能過剩很容易從相對過剩演變為絕對過剩。而過剩產能的淘汰，又在很大程度上與政府的政策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尤其在經濟下行時期，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往往會留下“病灶”，使絕對過剩的產能難以通過市場的力量來徹底淘汰。這樣，產能過剩就會在“下一次”變得更加嚴重。累積到一定程度，無論政府采取什么樣的刺激政策，經濟增長都會收縮。我國當前的情況大致就是如此。
從產量看，我國鋼鐵、水泥、煤炭、有色金屬等工業品產量都已經接近或超過全球產量的一半，在22個工業大類行業中，我們有七個行業（鋼鐵、紡織、水泥等）產量是世界第一，有22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基于固定資產投資減速和節能減排壓力加大等因素，諸多行業低端產能已經絕對過剩，面臨著先進產能替代落后產能的問題。
我國制造業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產能絕對過剩，而且是“大”而不“強”、升級困難，在國際分工中，被長期鎖定在價值鏈的低端。從量上來看，我國制造業產值已經跟美國差不多“平起平坐”了，但附加值卻相距甚遠。我國工業增加值率只有26.5%，而全球平均水平在35%以上，美國、德國都達到40%以上。我國在自主研發、高端技術專利、標準制定和自主品牌、自主銷售渠道等高附加值環節都十分薄弱。我國鋼鐵、電解鋁、水泥等行業一方面產能絕對過剩，而另一方面，高附加值產品的產能卻普遍不足。面對這種格局，靠擴大總需求來穩增長顯然是難以收到效果的。
首先，全球需求低迷，使產能過剩愈發顯得嚴重。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發達國家總需求不斷萎縮，歐債危機的復雜化和長期化將會帶來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新興市場國家也面臨資本外流、貨幣貶值和經濟增速放緩的挑戰。總的來看，全球范圍內的“去杠杠化”和經濟再平衡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全球需求低迷將不是一個短期現象。其次，國內房地產調控當前難以放松。目前，我國房地產正處于膠著狀態，房地產價格既不能大漲，也不能下跌過快，需要在擠壓部分地區房地產泡沫和防范房地產風險中找到平衡點。從長遠來看，房地產業不應成為我國國民經濟和財政增收的支柱，各種由于經濟困難而放松房地產調控的政策理由都是不成立的，否則只會使前期調控前功盡棄。最后，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也出現了產能過剩。如以光伏產業為代表的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行業規模和市場準入受政策影響很大，也出現了低附加值產能過剩的問題，缺少自己的核心技術。
由此可見，就現有的產能而言，過剩已經不是局部現象，再依靠政府來大規模拉動投資已不現實。因此，依靠實體經濟和民間投資，推進供給端的結構轉型升級，鼓勵創新、創業應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著力點。
（2）結構性收縮：從區域結構分析
近年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調整。從經濟增長格局看，我國歷史上長期呈現著“東高、中次、西低”的態勢；2000年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后，這一格局變成了“東高、西次、中低”；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后則又變成了“西高、中次、東低”。投資空間結構不斷優化，表明中央區域發展政策效果不斷顯現，區域產業轉移更趨活躍，區域結構在快速調整。
在國際金融危機之下，一些發達國家積極推進產業回歸和制造業再造，這勢必影響東部沿海地區的產品出口和發展速度。因此東部地區實現經濟轉型的任務還十分艱巨，不能以周期性波動的視角看待當前東部經濟態勢，也不應走產業回頭路，與中西部地區競爭國內市場，而應瞄準世界上最先進最前沿的領域，積極搶占現代制造業和服務業發展的制高點，進一步提升東部地區產業附加值和核心競爭力。
中西部地區面臨“趕超”與“轉型”的雙重壓力。一方面，部分產業由東部向中西部轉移呈加快態勢，對促進中西部發展和增加投資需求發揮了積極作用，中西部地區正在步入增長的快車道。另一方面，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面臨著資本外流、資源環境瓶頸等壓力，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無法復制東部曾經走過的路，要獲得高質量的快速增長并非易事。而東部在我國GDP中的占比達70%，東部經濟趨緩勢必帶來全國經濟趨緩，即使有中西部的當下快速增長也無法填補東部趨緩導致的缺口。區域結構的這種變化無疑也會引發整個國民經濟產生結構性收縮，帶來經濟增速趨緩下行。
總之，當前經濟下滑是國際國內結構性收縮疊加作用的結果，表面上看是增長速度的回落，實質上則是市場力量在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判斷宏觀經濟形勢的一個新視角：就業
（1）經濟增長速度不足以成為判斷當前經濟形勢的主要依據
結構性收縮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經濟趨緩下行，這對習慣于僅以經濟增長速度來判斷經濟形勢的傳統思維來說，意味著經濟形勢在變“壞”。當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我國經濟趨緩下行至8.1%、7.6%時，認為經濟形勢在變“壞”的這種擔憂情緒在全社會蔓延，甚至已有人開始呼吁政府采取類似于2008年那樣的經濟干預措施。其實，判斷經濟形勢好壞的臨界值指標，并不是經濟增長率本身，更不是所謂的8%，而是就業的狀態。只要勞動力趨向充分就業狀態，即使經濟增長趨緩下行，也說明經濟形勢良好。就業狀態指標比國內生產總值指標更具有綜合性，包含了經濟增長、社會狀況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信息，比增長曲線變化更全面地反映了經濟、社會的趨勢，為政府政策選擇提供了更科學的依據。
尤其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在經濟體量更大的背景下，經濟增長曲線已不是過去的延伸，而是形成了新的增長曲線，因為生產函數已經不一樣了。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來看，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經濟增速會隨之自然放緩，很難延續工業化初期那樣的快速增長。我國經濟已經經歷了30多年近10%的快速增長，今后很難再保持過去那樣的增速。再以老眼光來看待新階段的經濟增速就很容易導致判斷失誤，誤認為經濟增速趨緩下行是經濟形勢在變壞。經濟增速在8%左右可能成為今后一個時期的常態。經濟增速的參考系該是改變的時候了。
（2）應以就業形勢來判斷經濟形勢而不是相反
從我國當前的就業狀態看，盡管經濟趨緩下行，但就業狀態良好，說明當前經濟形勢沒有變壞，宏觀調控無須做大的調整。
當前，我國就業形勢總體穩定，新增就業崗位繼續增加，2012年第一季度外出農民工人數比上年末增加508多萬人，同比增長3.4%。2012年上半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崗位694萬個，完成全年900萬人目標的77%，創下歷年同期最好水平。盡管青壯年勞動力占人口比重下降，我國20～39歲青壯年勞動力2011年比2002年下降了7%，減少到4.2億人，勞動力供應下降，從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經濟趨緩下行帶來的勞動力需求缺口，但從另一方面也恰恰說明了勞動力供應對經濟增長的制約。隨著青壯年勞動力占比下行，自然也會使依靠廉價勞動力的經濟增長趨緩下行。這也意味著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經濟結構已經無法支撐過去的那種經濟增速。因此，從勞動力的角度觀察，經濟趨緩下行也是我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的一種自然結果。
（3）從就業來看，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仍處于正常狀態
按照一般經濟學原理，增長與就業是同方向變化的，而現實卻是反方向變化。這并非現實錯了，而是現實情況發生了不曾有的新變化，即就業狀態不同了，不僅勞動力供求關系在逆轉，就業能力、就業方式、就業觀念、就業區域都已經與過去有了明顯的不同。不僅如此，產能過剩的行業主要是那些GDP效應明顯，而就業效應不明顯的行業，因此，從GDP來看增長慢了，但對就業的影響卻不大，從而出現了經濟增速下行，而就業并未同時下降的局面。這也說明，這種無失業增加的經濟增速下行，并不值得擔憂。
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
（1）當前宏觀經濟政策應以結構性政策為主
以工業轉型升級和構建現代服務業體系為抓手，有保有壓地推進供給端的結構轉型升級，把創新、創業作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著力點。結構性政策在制定、實施等環節比總量性政策的難度、復雜性都要大。在政策上也需要創新，沒有現成的政策措施可以搬用。結構調整的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產業比例關系問題，而本質上是一個創新的過程。
因此，結構性政策的重心應放在創新、創業上。政府可從兩方面發揮作用：一是營造一個良好的創新環境，包括體制環境和政策環境，在創新激勵和創新風險分擔方面發揮市場無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加快強化創新要素的培育，如科研、教育、職業訓練、勞動力培訓等。不言而喻的是，實施結構性政策與體制機制改革的深化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沒有改革的相應推進，結構性政策的效果將大打折扣。
（2）在“穩中求進”的政策框架下專注于有效增長與就業狀態
當前宏觀經濟政策要順勢而為，要著力防止走老路，避免政策路徑依賴，通過總量放松來追求以“量”取勝，改變過分注重增長速度的傾向。“穩增長”是必要的，其內涵是避免“停車檢修”，以使結構調整在相對平穩的軌道上運行，以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實質性進展。在這個意義上，穩增長是為推進結構調整服務的，即“穩中求進”。要堅決防止為增長而犧牲結構調整的傾向。經濟發展要從以“量”取勝轉到以“質”取勝，實現有效增長，唯一的路徑是結構轉型升級，改變發展方式。因此，穩增長要從促進結構調整的角度著眼，只有與此相符才是經濟政策預調、微調的內容，任何偏離結構調整的穩增長都是要不得的。
那么，在經濟趨緩下行到什么程度才需要“穩增長”呢？關鍵看就業。只要就業指標在合理區間內，對短期經濟增長的回落就沒有必要“草木皆兵”。當然，失業就業指標在統計上有一定的滯后性，但更具有長期意義的導向作用。就業狀態具有綜合性特點，關注就業，同時也就自然而然地關注了增長，關注了社會公平，也關注了分配格局。從關注增長轉到關注就業上來，并把改善就業狀態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第一目標，也是促進結構調整的要求，因為勞動力的就業能力和就業環境從根本上決定了結構調整的有效性。
實行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積極財政政策，并與有差別的信貸政策相結合，形成政策合力。
當前的積極財政政策也應當是結構性的，主要從結構方面發力。一是結構性減稅，二是支出的結構性調整，瞄準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給予定向支持。面對財政收入增長大幅度回落的壓力，結構性減稅有打折扣的危險，尤其在地方，已經出現了地方稅收收入逆向增長的現象，值得關注。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結構性減稅與稅制完善應結合起來，盡快推進。例如營業稅改增值稅、針對高端住宅和多套房的個人房產稅，應當盡快在全國推開實行。
貨幣政策應重新回到穩健的正確軌道上來，并適時適度微調，同時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對于結構調整而言，比總量的貨幣政策更重要的是信貸政策。應把信貸政策和財政政策結合起來，實行差別化的信貸政策，如差別化的住房信貸政策、差別化的行業貸款政策、差別化的企業貸款政策等，盡可能地使資金市場上的資金供應與資金需求相吻合。尤其是對中微小企業、農村、創新創業企業和個人，都應當給予特殊的融資政策支持。
第5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鑒于目前這種嚴峻的財政。宏觀經濟形勢，我建議中央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以實現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型 ：
一 大幅增加科教投入，重視以增加新技術供給來帶動企業投資，增加有效供給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因為一方面據有關'九五'科技攻關資料來看：中央財政投入53億元，引導地方和單位自籌資金達176億元，獲國內外專利1300多項，累計創造綜合經濟效益4300億元，其中直接經濟效益950億元，出口創匯23億美元。照此來看，中央財政增加科技研究發展投入，比起基礎建設來不但經濟效益更好，而且更能帶動民間資金跟上，因此的確值得大力增加，尤為關鍵技術的研發投入。另一方面根據熊彼得的經濟周期“技術創新決定論”認為，大規模的技術創新浪潮是吸引企業投資，推動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的決定性因素。而同時我國在現實上也確有政府大幅增加研發投入的必要性：有關研究表明：由于我國企業的自主開發能力薄弱，造成工業產品的供給結構與市場需求結構不銜接甚至某些方面嚴重脫節，一方面許多產品供過于求，眾多企業生產能力大量閑置；另一方面，市場需求旺盛的一些產品，我國產業又不具生產能力，只能靠進口。比如每年我國機械及運輸設備進口額都占到工業制成品總額的一半左右，而我國的機械及設備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普遍低于70%.因此政府除了增加國債技改貼息支出外，還應考慮大幅增加創新技術研究發展投入。其中除了組織國有科研單位針對企業的技術需要研究后再轉讓給企業外 ，還可通過各種有效途徑方法鼓勵支持企業進行自主創新知識產權的研發，以便最終促進企業的技術，技改投資，增加有效而促進經濟回升。
而另外加強中央財政對高等教育，義務教育等的財政支持，降低學生學費負擔，不但可使居民將原用于交納學費的部份收入用于即期消費，而且還能改善其對以后教育方面的支出預期而有助于促進當前消費。而同時大力加強職業培訓，再就業培訓等，則不但能提高我國職工素質，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也有助于促進再就業，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
二 從以基礎工程設施建設投資帶動經濟增長轉向以制度性建設來帶動經濟增長。
1，進一步加快社保體系制度的完善建立。因為其意義不但在于社會穩定，改善居民的預期，促進當前消費而帶動經濟回升。同時還有助于減少對經濟增長速度的依賴。因為據說經濟增長速度要保證一定速度的原因，是為了保持及促進就業，而促進就業的目的是為了社會穩定。而加快建立起強有力的社會保障體系，則本身就直接有助于社會穩定，那么增長速度，就業水平低一些也就可能沒多大關系了。而且以保經濟增長速度來保就業，或許最終會像以前以保國企來保就業，保穩定那樣被證明是缺乏效率，難以為繼，最終不得不改的……因此還不如現在就及早調整政策，直接用部份國債資金用于擴大，加強社會保障（如擴大之民工），不要再浪費寶貴的資金去用于效益不佳的基礎設施來保經濟增長，就業了。而且這樣做的成本更低：據最近的有關數據表明，3年5100億的國債資金創造的就業崗位為500萬人，每人每年的就業成本約為3萬元左右，而現在下崗，失業人員的保障水平不過5000元左右，只有前者的6分之一。這樣就意味著與基建相比，同樣的國債資金除了能直接保障同樣水平的人員的生活安定外，還能省下另一部份錢用于效益更好，作用更長遠的教育，（尤為職業教育，再就業培訓等），科技發展等等方面。而且這樣更有助于解決城市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因此現在確應考慮及早調整未來國債資金使用方向，暫停效益不佳的基建項目的掃尾投入，以騰出資金來加強上述等方面，那么這種轉型對于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應是很有利的。當然同時也應注重改革傳統社會保制度，以提高社保資金的使用效率，如我在“關于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信用保障體系”一文中的相關論述那樣。
2，大力支持農村稅費改革的全面推進，建立起合理的新農村稅費制度。以便減輕農民負擔，解決三農問題，促進農村消費。雖然為了此需要消耗大量中央財政資金，但考慮到這一來有助提高政府威信，恢復民心，在政治上有好處，二來農村稅費改革可減輕農民負擔，加上其他有助于增加農民收入等措施，效應的配合，而有望啟動農村消費，推動經濟增長的話，則中央財政也是能從工業品銷售增加等等中增加稅收收入，而得到彌補的。因此是值得大幅增加此方面支出的。但當然在我看來現行的農民稅費改革方案確應作出修改，以免增加中央財政不必要的負擔，而影響了其他方面的發展。比如對于農村義務教育，這個農村稅費改革中最大的阻力問題，我覺得就不必完全取消教育附加費而全由中央財政負擔，這樣就因中央財政沒錢“買單”而使改革難以推進，農民負擔反而難以迅速下降（這也是當前的情形），因此還不如大家合理分擔，即不是取消教育附加費，而是降低一半，另一半再由中央財政負擔，這樣農民負擔可快點減輕一點，中央負擔又增加不太大，財政能承受得起，加上上述措施及其他措施的配合，則農村稅費改革就可能取得突破，可以全面推進了。
3，高度重視具有我國特色的社會信用保障制度的建立。因為我國以前在市場建設中比較重視的是各種要素市場的建設，卻忽視了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信用經濟，沒有同步建起強有力的信用保障體系，致使現在社會上失信現象嚴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雖然政府也已開始建立中小企業信用體系等行動，上海也開始建立個人信用制度等了，但這些也只是分兵作戰，不能完全滿足社會對信用保障的需要。而現在因項目缺乏，國債投資增長乏力，同時因目前因居民對未來收支預期不良，投資者對未來投資收益預期不良而致民間消費投資不振而嚴重影響了經濟增長。雖然政府也已采取了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但并未能很好地重振居民消費投資的信心，致使經濟難以走出通縮形勢。也說明以加快社會信用保障制度等促進消費，帶動經濟發展已成為當務之急了。因此我認為政府應轉而高度重視通過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社會信用保障體系，通過設立政府擔保基金等來為居民提供消費投資擔保，而直接給人以消費投資的信心，以促進民間消費投資而啟動經濟的意義。而且從財政角度看，以設立擔保基金來促進消費投資，比起通過大搞基礎建設來帶動投資促進消費，效果可能更好負擔更輕。因為一方面擔保基金的資金擔保帶動系數大，同時又不必現在就支付，只要等其貸款到期再視需要盡擔保責任支付就可了，而有助于減輕當前財政壓力。而且比起經濟效益差的基礎建設，資金有去無回，容易產生'豆腐渣'工程等問題來，只要未來經濟確實回升，就業增加，個人收入增加，投資收益好，受擔保者能自行還債，則政府就不需真投入太多錢去盡擔保責任，而能減減輕財政負擔，反而會因消費投資增加，稅收增加等而受益。因此這比起以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來啟動經濟，更值得我國政府好好重視研究，以便開創出一條適應我國國情的新經濟增長理論政策來。因此我建議我國迅速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覆蓋個人，企業等各種信用交易如消費信貸，中小企業貸款等等的綜合性的信用保障制度體系。（具體參考我的“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信用保障體系”一文 ）
4，加快研究建立新的國有企業經營激勵約束監督制度。因為據徐平華的'中國經濟駛入快車道尚需時間'一文中寫到：當前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不足的主要根源在于作為中國經濟主體的國有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陷入嚴重困境，……其最根本的原因是體制因素，也即產權制度問題，但現在產權制度改革進展卻比較困難。以往人們寄予厚望的承包制，股份制都沒發揮出理想的效果。對此我認為國家或可向一條新思路去深入研究一下，或可使產權改革取得突破，解決國企及集體企業的經營激勵約束監督問題。具體可參考“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新思路”一文。
第6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一、美國財政政策的調整與趨勢
（一）美國財政政策的調整
今年以來，在債務上限的約束下美國財政政策發生較大調整，主要包括增稅和減支兩方面。
1、財政收入政策
美國年初開始實行增稅法案，內容主要包括上調富裕家庭的所得稅、拒絕延長實施兩年的工資減稅計劃、增加房產遺產稅等。根據國會批準的法案，富裕家庭在年收入超過45萬美元的情況下需要按照39.6%的新稅率納稅；高于500萬美元的房產遺產須按照40%的稅率來繳納稅收，而不是按此前35%的稅率納稅。另外，國會沒有批準對實施兩年的工資減稅計劃進行延期，意味著減稅的終止。據預計，今年美國家庭的全部勞動所得平均值最高可達11.37萬美元，這些所得需按6.2%的稅率納稅，比2012年的4.2%高出兩個百分點。
以上措施在增加財政收入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從國會預算辦公室公布的數據看，美國2013財年前8個月的財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長2360億美元，其中居民收入稅收增長1440億美元，占增長額的61%，主體部分是取消稅收減免后增加的1180億美元工薪稅。企業所得稅增長240億美元，反映了企業可計稅利潤的增長。社會保險增長620億美元。
2、財政支出政策
減支政策主要包括國防部門支出的下降、對房利美與房地美的凈支出下降、能源計劃支出以及緊急失業救濟（EUC）計劃付款的減少等。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數據，與去年同期相比2013財年前8個月的財政支出下降了1.9%，即460億美元。其中國防支出下降了280億美元，失業保險支出下降25%，即170億美元。對于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財政凈支出下降了250億美元。對于能源計劃的支出下降了26%，即60億美元。
然而在部分領域，財政支出仍保持了增長。社會保險支出增長了6%，即280億美元。養老保險支出增長4%，即130億美元，醫療補助增長7%，即120億美元。農業部門的支出增長了150億美元。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的財政支出增加了90億美元，主要是為了應對今年的颶風桑迪。從目前看，美國財政支出增長的原因主要是，首先，為促使經濟復蘇，政府刺激性財政支出增加。其次，人口增長使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等支出增加。再次，經濟衰退使更多人生活貧困，醫療保險及其他社會救助項目支出增加。
3、債務上限控制
2013年出臺的《沒有預算沒有支付法案》（No Budget No Pay Act of 2013 Public Law 113-3）將原先法定16.394萬億美元的債務上限期限從2月4日延期到5月18日。根據該法案，在16.4萬億美元的限額外，財政部不得增加債務。因此，財政部啟動了一些特殊措施，包括為了避免觸及債務上限，推遲了公務員退休金和殘疾基金、郵政退休人員健康福利基金的發放，并將州和地方政府系列債的發行延遲到5月20日至8月2日之間等。
5月19日財政部將債務上限進一步提高為16.699萬億美元。目前在16.699萬億美元的未償債務中，11.9萬億美元為公眾持有的國債，4.8萬億美元為政府賬戶債務。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5月的預測，新的債務上限可能在今年10月或11月用盡空間。
總之，在以上財政政策的作用下，2013財年美國財政狀況有所好轉，赤字明顯下降。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數據，2013財年前8個月美國財政赤字為6270億美元，比2012財年同期減少2180億美元，同比下降25.8%。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2013財年全年的財政赤字為6420億美元。
（二）美國財政政策的變動趨勢
1、奧巴馬政府2014財年預算報告
奧巴馬政府2014財年預算報告納入了旨在減緩社會保障、聯邦醫療保險以及其他聯邦福利開支增速的一系列措施。未來聯邦政府的財政政策仍將繼續保障重點領域的投資和削減財政赤字，促進美國中產階級振興、就業崗位增加和經濟增長。具體內容包括增加道路橋梁和其他基礎設施的支出，幫助學校發展應急準備項目，支持重點科研領域等。在稅收方面，一是將聯邦煙草稅由每包香煙1.01美元上調至1.95美元，這筆資金將用于為中低收入家庭四歲兒童提供免費學前教育。二是讓銀行及其他機構就衍生品交易繳納更多稅款。三是限制富裕人群的稅項減免。2014財年美國財政預算收入為3.034萬億美元，其中收入稅占46%，社會保險、醫療保險以及工資稅占34%，企業稅只有11%，消費稅、關稅和其他稅收占9%。
根據該預算報告，2014財年美國財政預算支出3.778萬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為22.4%，略低于2013財年。預算支出包括強制性支出和自主性支出兩部分。首先，強制性支出是由國會各項法案法定的支出。2014財年強制性財政支出約2.3萬億美元，占總支出的61%。主要包括社會保障、醫療補助計劃、公務員和軍人退休金支出以及國債利息支出等。其次，自主性支出由美國總統和國會商議決定，包括除強制性支出外的所有其他支出。2014財年，美國自主性支出被削減至1.242萬億美元，占財政總支出的39%，主要由政府開支構成。其中大約50%為國防支出，下降為6180億美元。如果計入其他政府部門對國防事務的資金支持，國防支出將接近7452億美元。除國防部的國防支出外，其他各部門預算支出總額有增有減，具體情況如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支出增加至783億美元，教育部支出增加至712億美元，住房與城市發展部支出減少至331億美元，司法部支出減少至163億美元。
綜上，美國2014財年政府預算支出有所增加，主要是由強制性支出大幅增加引起，自主性支出則有所降低。短期來看，要削減赤字只能通過削減自主性支出，尤其是國防支出實現。但由于自主性支出占預算支出比例較小，削減空間將十分有限。長期來看，減少財政赤字首先需要平衡財政預算支出的內部結構，即國會應修改或廢除某些法案以減少強制性支出。
2、2014—2023年美國財政赤字變動趨勢
國會預算辦公室5月公布了更新后的預算赤字預測，對2014—2023年財政赤字的預測為6.3萬億美元，聯邦政府公共債務將保持在GDP的70%以上，相比2008年之前40年39%的比重高出許多。根據目前的法律，公共債務將從GDP的76%（2014年）下降到2018年的71%，其后又有所回升，到2023年達到GDP的74%。未來10年這樣高的債務將產生嚴重后果，即當利率提高時，聯邦的利息支出也會增長。
相比2月份，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的2014—2023財政赤字下降了6180億美元。一方面是因為調低了財政支出的預期，2013年降低980億美元，此后10年共降低5220億美元。減少的部分主要來自社會保險、養老保險、醫療救助計劃和公共債務利息等支出的下降。另一方面提高了今后10年的財政收入預期，其后10年每年提高950億美元，約2%，增長主要來自于居民和企業的收入稅。
綜上，可以預見未來美國將進入財政緊縮時期，10年內將逐步降低財政支出，增加財政收入。在財政緊縮政策下，稅收的增加將對私人消費和企業投資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從而拖累經濟增長。財政支出的削減不僅會使短期內的增長放慢，而且科學和基礎設施支出的削減也將削弱中期潛在增長。
二、美國貨幣政策的調整與趨勢
（一）美國貨幣政策的實施
2013年6月19日美聯儲貨幣政策會議決定繼續維持現有的寬松貨幣政策不變。一是決定維持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在0—0.25%的區間不變。二是維持目前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措施不變，即每月購買450億美元美國長期國債和400億美元機構抵押貸款證券。
維持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原因是，美聯儲認為雖然近期美國家庭消費支出和企業投資保持增長，就業繼續改善，整體經濟在進一步溫和擴張中，但目前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經濟增長，已經成為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之一。2013年美國財政政策已經進入緊縮周期，與寬松貨幣政策構成反作用力。為了防止緊縮的財政政策對經濟復蘇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美聯儲認為目前還不是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的成熟時機。
（二）美國貨幣政策變動趨勢
總體上，美聯儲對于未來美國經濟狀況持較樂觀態度，將2014年美國GDP增速預期由此前的2.9%—3.4%，上調至3.0%—3.5%。這反映了美聯儲試圖向市場傳達退出寬松貨幣政策的條件正在形成。未來美國退出寬松貨幣政策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量化寬松政策。若今年下半年經濟沒有受到緊縮財政政策的明顯拖累，能夠保持適度穩定的增速和動力，使得美聯儲認為QE已經達到了推動就業實質性增加的目的，則美聯儲有可能在今年后期開始逐步實施退出寬松貨幣政策。退出的措施將是平衡有序的，即逐步減少每月購買證券的總量，并在2014年完成退出。美聯儲認為當失業率降低到7%時，意味著就業市場出現實質性改善。因此，資產購買結束時失業率可能在7%左右。盡管長期來看美聯儲的投資應以國債為主，但在貨幣政策常態化過程中不會急于出售抵押債券（MBS），而是會在長期通過逐步的出售來減少持有的MBS。
第二，聯邦基金利率目標。美聯儲貨幣政策委員會將6.5%的失業率和2%的長期通脹目標作為考慮調整聯邦基金利率的門檻值，而不是觸發值。這意味著，即使未來美國失業率下降到接近6.5%，而通脹率也接近了2%，也不會立即直接引發聯邦基金利率的調整，而是由美聯儲貨幣政策委員會從經濟狀況觸發綜合考慮是否做出調整的決定。其對于QE的調整與對于聯邦基金利率的調整時期將是不同步的。預計目前的聯邦基金利率將保持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期，通過提高短期利率對經濟增長剎車還將是相對遠期考慮的問題。
第7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經濟增長速度迥異，宏觀經濟政策政策也大相徑庭，對企業經營和外部融資環境產生重大影響，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融資。
（一）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性研究 王風云（2005）等認為經濟波動頻繁的主要原因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頻繁調整。付一平（2005）等通過對財政政策與經濟周期波動之間關系的判斷，描述結構VAR模型中財政政策的作用和反饋過程，結果發現我國積極財政政策操作過程中體現出了一定程度的相機選擇性和對經濟周期階段的依賴性。而楊召舉（2007）從經濟周期角度考察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實證研究發現：貨幣政策不是經濟周期產生的原因，經濟周期也不是貨幣政策變動產生的原因；但貨幣政策變動會對經濟產生影響，劇烈的貨幣政策波動將使得經濟也產生同向的波動。劉士宇（2007）圍繞總需求角度，運用多種時間序列分析方法研究改革以來引起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以及這些沖擊對經濟系統的影響。其分析結果表明：在總需求的三大構成要素中，投資波動是引起我國經濟波動的主要原因。雖然學者的結論并非完全一致，但本文認為經濟周期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對企業投融資產生了影響。
（二）經濟周期與企業投融資行為的研究 基于宏觀經濟環境，從經濟周期角度解析企業投融資問題得到了諸多學者的關注。Altman（1983）發現，在經濟衰退時期，公司更容易陷人困境，經濟增長、股價指數和貨幣供給量對公司陷人困境的可能性有顯著影響。Bae（2002）以亞洲金融危機為背景，證實宏觀經濟狀況通過銀企關系影響公司財務困境的可能性。Myers & Majluf（1984）分析了不完美資本市場對企業融資的影響，基于逆向選擇提出了融資偏好理論。沿著此思路，Levy & Hennessy（2007）從管理者利益角度研究了經濟周期中管理者的投融資決策。為避免沖突，管理者多數持有較多權益，但在經濟收縮時期，管理者傾向于用債務代替權益來維持管理者權益，在經濟擴張時期則正好相反。圍繞經濟周期的變化，許多學者也從實證角度驗證了宏觀經濟政策對公司投融資行為的影響和公司價值的意義（Deangelo & Masulis，1980； Nejad
malayerz，2002；Korajczyk & Levy，2003；Drobetz et al，2006）。
（三）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融資行為影響的研究 我國目前專門針對宏觀經濟政策與經濟周期對企業投融資行為影響的研究成果比較少見。一些學者對宏觀經濟因素與企業投融資的關系進行了描述（王強，2002；原毅軍、孫曉華，2006）。蔡楠、李海菠（2003）認為企業投融資行為不僅要考慮微觀經濟因素形成的技術約束影響，還要考慮宏觀經濟因素形成的市場約束的影響，并驗證了宏觀經濟因素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有著顯著影響。Chen等（1986）認為，宏觀經濟因素的變化會影響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即不同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對于宏觀經濟形勢變化的敏感程度不同。而Beaver（1966）認為，公司的股票收益率越高，其陷入財務困境的可能性就越小。鑒于我國企業的特征不同，可能對經濟周期波動的敏感程度不同，企業投融資行為也不同。王克敏、姬美光、趙沫（2006）的研究表明，宏觀經濟環境對公司陷入財務困境有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公司對于工業增加值和實際利率水平等變化越敏感，就越容易受到弱化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影響而陷入財務困境。應惟偉（2008）研究認為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經濟增長速度迥異，政府實施的財政貨幣政策大相徑庭，這些對企業的經營和外部融資環境產生重大影響，對企業投資產生顯著影響。這些研究都認為宏觀經濟政策與經濟周期是影響企業投融資政策的重要因素，這對于理解我國企業的投融資行為具有積極意義。
（四）企業投融資行為與企業價值之間關系的研究 有學者圍繞融資結構對企業價值的影響進行研究，如劉星、楊益民（2006）以我國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整體樣本融資結構與投資支出顯著負相關，融資結構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在不同成長機會的企業中存在顯著差異。郝穎、劉星（2009）的實證研究結論表明，股權融資的依賴程度越大，企業投資水平對股票市價的敏感性越高；股權融資的依賴程度小，則內部人控制下的企業投資行為傾向于大規模擴張。圍繞融資結構對企業價值影響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債務比率與企業價值負相關（李洪波、趙宇、楊秀苔，2002；皮毅，2004），股權集中度與企業價值的關系（Boyle & Eckhold，1997；Frank & Goyal，2003；Hirota，1999；Booth，2001；Harold Demsetz & Belen Vilialonga，2001），研究結論并不一致。
第8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政策；政策分析；價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國次貸危機、歐盟貨幣的影響的，全球經濟的基本層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世界經濟陷入到了明顯的衰退之中。在近兩年，一些國家（包括我國）逐漸走出了危機的陰影，經濟增長的需求呈現出上升的趨勢[1]。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變壓力為動力，充分使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使之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在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可見，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面前，不同國家和地區都出臺了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加以應對。對我國來說，身處后危機時代，因為資本項目管制和金融體系的結構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響。但是，在宏觀經濟學層面，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文章以此為視角，對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了分析，闡述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理論依據，給出了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旨在通過本文的工作，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可供借鑒的管理信息。
一、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
（一）財政政策的理論依據。（1）對政府購買性支出來說，指的是政府借助國家資金購買商品或者勞務的支出。在財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購買支出，國民收入會出現成倍的增長。在本次經濟危機中，我國政府通過增加投資，不斷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在拉動內需的同時，使相關行業與產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2）轉移性支出也叫做轉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場上完成購買行為，而是將財政資金轉移至社會保障與財政補貼方面，而對那些接受轉移資金的社會組織和個人要經過市場購買商品或者勞務；（3）通過稅收對總供求進行調節。從財政學的角度將，國家適當的減少稅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國民收入，提高社會整體福利。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政府為了減輕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壓力，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了減稅，能夠使一些企業獲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業已經虧損的企業實現再次盈利，能夠維持現有的生產，在購買原材料、銷售產品等環境能夠保持一定的競爭力[2]。這樣一來，不但能夠活躍市場，還能都增加就業崗位，減少失業率，促使經濟的增長。
（二）貨幣政策的理論依據。（1）為了對經濟危機做出有效的回應，通常要通過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優惠。這是中央銀行以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為基礎，以國家重點發展的經濟部門或產業為依據，對其采取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夠促進相關產業或部門的發展和壯大，促進就業；（2）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常用的貨幣工具，其具體操作為，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的規模約束，通過擴大信貸規模，在某種程度上，保證金融體系流動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撐，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要更具新問題、新情況對政策作出及時、充分的調整；（3）在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存款準備金政策是最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業銀行交存中央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提高社會貨幣供應量，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流動資金。尤其當經濟進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貼現率的方法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以此刺激消費，增加財政收入。
二、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分析――兼對產業和區域經濟的討論
（一）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經過了多年的發展，我國“四大板塊”的區域發展格局已經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這幾個板塊在重要性方面沒有顯著區分，但是，在歷史和現實因素的影響下，一些地區（板塊）的發展已經落后了，與發達地區相比存在顯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內蒙古在西部大開發的過程中，劃給了西部地區，在經濟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龍江省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過程中，也得到了國家再一次的重點關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屬于糧食主產省區，在農業、交通區位和自然資源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國家在宏觀調控的過程中，為了進一步的使這些區域得到均衡的發展，已經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條件，在加強相互協調與配合的過程中，相關的規劃引導與政策扶持相繼出臺，對健全區域協調互動機制，形成合理的區域發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動作用。
（二）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了世界經濟危機的“后時代”，但是，因為政策不合理，和進口設備的減免稅等，一些本國產業處在了競爭劣勢地位。此外，內資和外資企業在稅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況，知識一些產業內的企業市值被嚴重拉低，最終成為其他企業的并購對象，演變成為組裝廠和裝配線，產業的“空心化”情況較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調整與完善相關產業政策，借助多種手段支持國內產業的發展和進步。同時，要不斷加強高新技術產業的支持力度，開發對經濟增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產業和企業，使其能夠從加工裝配向自主研發轉變和延伸，在強化傳統產業與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的同時，最大限度的提升產業的水平。此外，還應該出臺相關政策，支持產業的自主創新，使產業內的企業能夠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
三、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
（一）對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當前，由于后危機時代各種利益集團組成的利益結構十分敏感，因此，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應該指向市場，并使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結合在一起。這樣一來，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能夠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出來。這是因為，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經使我國遭受了一定的沖擊，同時也暴露了我國目前國貨幣金融體系的缺陷。從這個角度講，應該有效解決國內貨幣政策目標和各國對美元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和你沖突。即使在后危機時代，也能夠通過改革與完善貨幣體系，構建一個可以保持國民經濟穩定快速發展的態勢。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顯市場經濟道德。為有效應對經濟危機的影響，在后危機時代能夠在宏觀經濟方面獲得更大的進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顯市場經濟道德。具體操作為，通過擴大內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經濟增長對供給貿易的依賴；借助危機中的機遇，不斷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升級和轉型，以此加速產品與設備的更新速度；同時，要調整出口結構和方面，在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還應該積極尋求更多的經濟合作伙伴，通過合作和聯盟獲取更多的市場份額。
（三）以實體經濟為基礎，進行金融創新。金融衍生產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規避金融風險，可在后危機時代，一些企業將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投機工具，認為的把衍生產品復雜化，這樣一來，金融衍生品的風險被空前的提高，市場規模也已經超越了實體經濟的規模和限制，一旦危機再次爆發，將會使實體經濟再湊受到沖擊。為此，需要以實體經濟為基礎，進行金融創新，通過有效的方法，積極應對市場上的潛在風險，否則，金融監管的金融創新將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四、結束語
在經濟危機之后，往往會進入到一定區間的后危機時代，依照馬克思的經濟危機周期性理論，這一時期指的是蕭條階段已經結束，復蘇階段尚未開始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企業要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無論是國家還是地方層面，都要對宏觀經濟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調整，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文件的貨幣政策的同時，通過調整宏觀調控的方向與內容，不斷擴大內需，實現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文章以此為視角，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結論，希望這些結論能夠指導實踐。
參考文獻：
第9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一、財政：由“穩健”轉為“積極”
2009年財政政策將由“穩健”轉為“積極”，重點是以擴大消費需求為核心，以加快改革為重點，綜合運用各種財政手段，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以改善經濟結構和拉動經濟增長。
首先，加大對民生的投資力度。2009年的財政政策將重點解決居民的低消費問題，通過建設保障性住房、加快醫療衛生教育事業發展等投資以減少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在教育、醫療和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這樣既能在短期內拉動經濟增長，又能夠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實現長期增長。
其次，通過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改善經濟結構。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增加節能減排投入力度，支持重點節能減排工程建設。實施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的財稅優惠政策，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發展，鼓勵企業增加科研投入，建立健全煤炭等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發展可再生能源。落實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支持完善擔保體系建設，幫助中小企業融資。
最后，積極減稅，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減輕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通過減輕企業負擔擴大投資，促進經濟增長。適時推出對居民的減稅政策，比如徹底停征儲蓄存款利息稅，并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財政補貼力度，從財政角度保障居民的購買力。
二、貨幣：從緊縮向適度寬松轉變
在宏觀經濟面臨不利的外部環境和較大滑坡風險的情況下，國家決定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就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內涵而言，實際上是適度放松銀根，降低融資成本，為企業提供較為寬松的融資環境，以此來促進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
首先，合理擴大銀行信貸規模。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的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及時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加大對重點工程、節能減排、環境保護、自主創新、三農、中小企業、基礎設施及服務業等的支持力度，培育和鞏固消費信貸增長點。
其次，進一步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體的銀行間債券市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平臺，促進股票市場穩定健康發展，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
再次，繼續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為防止經濟出現倒退，央行將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而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是央行最為有力的貨幣政策工具，前者可以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后者可以為銀行提供更多的信貸資金。央行將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有效滿足實體經濟對金融服務的合理需求。
最后，實施差別化貨幣政策，促進經濟轉型。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不會對所有行業和企業一視同仁，而是會堅持“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原則，以此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可以采取差別化存款準備金率、差別化利率、窗口指導、信貸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導資金流向，通過政策引導或者直接干預，將資金投向戰略領域、主導產業、支柱產業等，同時嚴格對“兩高一資”等政策限制行業和企業的信貸投放。
三、投資：總量擴張與結構優化并重
目前中央政府推出了總額達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各地方政府計劃投資額合計也超過了18萬億元，實行擴張性的投資政策將是政策主基調，同時還注重投資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首先，在中央投資計劃中，交通設施建設是最主要領域。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重點建設一批客運專線、煤運通道項目和西部干線鐵路，完善高速公路網，促進中西部干線機場和支線機場建設。
其次，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啟動農村消費。加大農村沼氣、飲水安全工程和農村公路建設力度，完善農村電網，加快“南水北調”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和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加強大型灌區節水改造，加大扶貧開發力度。
再次，加大社會保障和重大民生工程投資力度。政府投資將適當向有利于促進城鄉居民消費的重大民生工程傾斜，如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對廉租住房建設支持力度，加快棚戶區改造，實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擴大農村危房改造試點，大力發展城市軌道交通，利用稅收和金融優惠政策引導大型流通企業到農村建設便民流通設施。
最后，積極引導社會資金投向生態環境建設等其他政府鼓勵領域。運用補助、貼息、稅收、價格等扶持政策，引導民間資本投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領域，投向自主創新、產業升級、資源節約、民生工程和環境保護等領域，把政府投資引導作用與發揮民間投資積極性有機結合起來。加快城鎮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和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強重點防護林和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建設，支持重點節能減排工程建設。
四、消費：增收、減負雙管齊下
擴大居民消費需求應當成為內需擴大的重點，因為投資需求最終還是需要依靠居民消費來支撐和拉動的。擴大消費一方面要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使居民“有錢消費”，另一方面應當努力改善消費環境，積極拓展新的消費熱點，使居民“有處消費”。
首先，努力增加城鄉居民收入。調整政府、企業與勞動者之間收入分配關系，收入分配適當向勞動者傾斜，以提高居民的實際消費能力。對農村居民而言，應繼續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格，提高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補貼等標準，提高低收入群體等社保對象待遇，增加農村低保補助，擴大“家電下鄉”服務范圍，增加對農民的購物補貼。對城鎮居民而言，要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和優撫對象生活補助標準，提高政府和事業單位等公職人員工資水平，并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改革工薪所得費用扣除辦法。同時，建立住房貨幣補貼動態調整機制，住房貨幣補貼標準要根據各地區普通商品住房價格變動等因素適時進行調整。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比重，可以考慮免征上市公司派發紅利的資本利得稅，籌建股市平準基金。
其次，進一步完善養老、醫療、住房等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國內居民的儲蓄率居高不下，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當前消費。因此，要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提高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企業的社會保險參保率，完善靈活就業人員的參保辦法；妥善解決關閉破產企業退休人員醫療保障；完善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擴大覆蓋面。
再次，努力消除制約消費的制度和政策障礙。加快企業和個人信用體系建設，對事關人民切身利益及消費安全的商品和服務領域重點整治，建立生產經營者責任制，發展消費者權益保護中介機構。取消各種違反規定的增容費、管理費、建設費等政府性收費，規范收費行為，尤其要努力減輕居民購房、購車環節的各種稅費負擔。加強對壟斷企業的監管，降低電訊資費標準，降低收費公路收費標準，制止公路逾期收費，改革成品油定價機制，通過限制壟斷利潤來還利于民，釋放被擠占的消費能力。
最后，積極拓展新的消費熱點。合理引導消費需求，把消費需求引向國家鼓勵發展的消費熱點和領域，引向能啟動市場、促進經濟增長的領域，引導消費層次和質量的提高。根據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和需求結構變化不同步的特點，豐富各種檔次的商品和服務以適應不同層次消費者的需要。
五、外貿：促進出口平穩增長
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經濟衰退和外部需求下降，對我國外貿進出口帶來的負面影響日益顯現。從穩定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我國還是要采取措施穩定出口增長，避免下滑勢頭過快。
首先，加快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綜合運用出口退稅、外貿發展基金、財政貼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擁有自主品牌、核心技術的產品和大型機械設備以及農、輕、紡等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支持企業開展營銷、研發和并購。
其次，促進出口產品結構優化。調整完善出口退稅政策，進一步提高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機電產品和其他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建立加工貿易產業準入目錄動態調整機制，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
再次，鼓勵企業到境外投資。積極支持有條件的企業擴大境外投資，進一步完善促進境外投資的政策措施和協調機制，建立健全境外投資監管體系。對有利于緩解經濟發展瓶頸的境外資源類投資，有助于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帶動國內產品、設備和技術等出口和勞務輸出的境外生產型設施和基礎設施投資，能夠學習國際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專業人才的境外研發中心等投資，以及到境外從事貿易分銷、銀行、電子信息、物流航運等業務的中國優勢企業，政府將予以重點支持。
最后，增加重要戰略物資儲備。通過調整進口關稅、擴大進口信貸規模、設立進口融資擔保等政策，積極擴大國內需要的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進口。
六、價格：逐步擴大由市場定價的商品和服務范圍
對于部分關系國計民生的商品，我國目前仍然實行政府定價制度，如部分資源性產品、公共品、壟斷企業產品等。未來我國價格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市場調節與政府調控相結合的價格管理體制。
首先，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逐步擴大由市場定價的商品和服務范圍。堅持市場化的價格改革，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充分發揮價格信號在引導資源流動、調節利益關系方面的積極作用。同時要切實加強價格監管，嚴厲打擊各種亂漲價、亂收費行為，維護群眾合法權益。
其次，對于壟斷行業價格要加強監管，強化成本約束。嚴格限制壟斷行業的高福利、高成本、高價格，限制石油、電訊、交通、醫療、教育等國有壟斷企業的壟斷高價行為，通過限制壟斷利潤來還利于民，釋放被擠占的消費能力。
再次，對于資源類產品，要在考慮社會承受能力的基礎上推進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及環境修復成本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并要控制節奏，審慎推進。要在公用事業和公益行業探索建立差別價格制度，對低收入群體生活必需的消費給予適當的價格優惠和補貼，減輕其生活負擔。
最后，繼續清理整頓涉農價格和收費。按照中央關于統籌城鄉發展、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要求，對現行涉農價格和收費政策，凡不利于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農村發展的收費政策，要予以取消或廢止，價格或收費標準過高的要予以降低。提供經營必須堅持自愿原則，嚴禁強制服務并收費或只收費不服務。要清理規范涉及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收費項目和標準，以減輕農民負擔。
七、農村：促農民增收以激活農村內需
我國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格局”拉大了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只有激活7億農民的消費需求，才能真正持久地擴大內需。因此，要把擴大農村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重點，及時出臺強農惠農政策以促進農民持續增收。
首先，繼續加大“三農”投入力度。鞏固和強化促進現代農業發展的財稅政策，推進農村綜合改革，促進農村社會全面進步。加快農村民生工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增強經濟發展后勁。從長期看，應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體制，建立完善制度統一、標準有別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提高社會消費預期。
其次，增加財政補助規模。針對當前農民收入增幅持續下降和今年糧食減產較多的事實，國家應選擇適當時機提高糧食的收購價格，在現有政策基礎上，參考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建立農業“價格―直補”綜合聯動機制。這既可保證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和農資生產企業的合理利潤，也從根本上為農民收入穩定增長奠定基礎，將對擴大內需產生穩固而深遠的積極影響。
八、就業：以創業促進就業
就業問題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大問題，就業矛盾如果進一步惡化，不僅對經濟發展不利，而且將對社會穩定產生深刻影響。創業是最積極、最主動的就業，它不僅能解決勞動者的自身就業，還能通過帶動就業產生倍增效應。
首先，完善創業促進就業機制。從鼓勵勞動者創業的角度出發，政府要在稅費征收、小額貸款、社會保險補貼、經營場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給創業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降低創業門檻，減少創業成本和風險，并加快制定面向全體城鄉創業者的優惠政策，擴大幫扶創業范圍。要加大信貸支持力度，對登記個體經營（國家限制的行業除外）、自籌資金不足的給予小額貸款及貼息，盡快形成政府推動、社會支持、自主創業和不斷創新的政策支持體系。
其次，完善面向城鄉勞動者的職業培訓體系。應盡快建立政府引導、社會各方面參與、適應市場、與就業緊密結合的培訓機制。要進一步整合社會服務資源，建立長效工作機制，將創業服務工作延伸到農村鄉鎮。要面向全體勞動者開展創業培訓，在促進勞動者創業能力提高的同時，將就業觀念教育培訓貫穿于創業培訓的始終，通過多種形式實現就業或創業就業。
最后，進一步整合創業實訓和孵化基地，提高創業實訓質量。多方吸納社會資本，為缺乏經驗和資本的創業者提供孵化期和政策扶持，提高他們的創業成功率，降低創業風險。繼續探索有效的工作模式，充分發揮創業實訓和孵化基地的引領作用，在創業資金、知識產權保護、政府采購、政策法規等方面為創業者提供支持和服務。
九、區域：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政府要充分發揮宏觀調控政策和區域政策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在制定實施宏觀調控和區域政策時要充分發揮區域比較優勢，體現區域差異性。
首先，加強對重點地區的規劃引導和政策支持。綜合運用區域政策、區域規劃、區域立法三大杠桿，推進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發展區域特色經濟。在市場機制的基礎上，重視對區域產業集聚的扶持與調控，培育區域經濟增長的動力。重點推進促進中部崛起的規劃，制定促進中部地區城市群發展和承接產業轉移的相關政策措施。
其次，繼續做好區域規劃的編制和實施，推動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間開發結構。加強區域政策的研究制定，促進特色鮮明的區域發展格局的形成，按照異地聯合興辦開發區和設立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促進區域間產業有序轉移。在繼續關注老工業區、落后地區就業與經濟結構調整的同時，重視區域生態環境的治理與保護，堅持區域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
十、經濟改革：清理不利于內需擴大的政策和制度障礙
我國經濟改革將以“擴大內需”為重點，以“增收、減負、調結構”為主線，清理投資、消費、外貿、民生等領域不利于內需擴大的政策障礙，大力支持自主創新和節能減排，從制度上保障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推進經濟結構優化。
第一，從2009年元旦起，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推行增值稅轉型改革，以降低企業設備投資的稅收負擔，鼓勵企業技術改造，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第二，加快改革醫療衛生及文化教育體制。加快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組織好改革試點，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加緊出臺各項具體配套政策。加快中西部農村初中校舍改造，推進中西部地區特殊教育學校和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
第三，推進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高辦事效率。研究制定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目標框架、階段任務和實施步驟，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科學劃分政府機構的職責，加強部門間協調配合，提高辦事效率。強化行政問責制度，積極推動事業單位改革試點。
第四，進一步推進財稅、投資體制改革。調整和規范各級政府事權和財權劃分，健全中央和省級政府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逐步完善財政資金績效評價體系，建立政府投資決策責任追究制度。實施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的財稅優惠政策，落實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
第五，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國有保險公司和保險資金運用管理體制改革，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形成，完善創業投資基金相關配套政策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市場化的金融企業退出機制，統籌協調銀行、證券、保險等各類金融市場發展，研究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支持完善擔保體系建設，幫助中小企業融資，促進中小企業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