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第一性原理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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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學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根據人們對學科研究對象的認識，經濟學是一門依據人們與社會財富有關的行為進行決策的社會科學。經濟學建立的目的在于為經濟現象提供科學的解釋，為經濟活動的決策提供思路和工具。作為當今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學的基本目的是解決有限的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問題，而實現經濟資源或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的基本標志是經濟資源或生產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一切脫離或否定作為第一性的“效率”問題而建立的經濟學理論，都不會具有存在的價值，也不可能在實踐中得到發展。資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是最為易見和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整個社會生產無疑都是在有限的資源約束下而進行的經濟資源配置活動。面對有限的經濟資源，人類可以采取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也可以采取管理和計劃等的非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來進行有效率的經濟活動。其中以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配置方式的本質在于：圍繞商品的供需關系和資源的稀缺程度變化的互動，利用以私人產權為基礎的分散決策的模式，來實現經濟資源配置的更高效率。而管理或計劃的資源配置方式一般只有在企業的微觀組織內部或國家的宏觀層面，才具有比市場更高的經濟資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經濟學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研究在資源稀缺條件下以效率為標準的經濟資源配置問題的人的行為科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資源的稀缺程度很大程度體現在物品的價格上；產品價格的變化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的變化。而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機制在資源的優化配置過程中起核心作用。瓦爾拉斯（L.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論是這一邏輯思維體系的科學基礎。后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等主流學派顯然是按照這一解釋經濟現象與分析問題的維度，圍繞資源配置的效率與資源的稀缺狀況的關系，建立起一套理論體系。然而，從經濟學理論的多元特征和學說的學派分化的事實出發，可以認為以“效率—稀缺”為基礎所建立的經濟學僅僅代表的是一種經濟理性思維的維度。這里所講的思維哲學意義上的維度（dimension）是指一種視角，是一個判斷、說明、評價和確定一個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層次的條件和概念。如現代物理學的空間維度包含了長度、寬度、高度與時間4個方面，即存在四維空間的特征。如果從人的思維的邏輯維度多元特征出發，可以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思維維度客觀上是邏輯和演繹化的，即按照多種經濟資源的稀缺程度及其變化，假定資源的稀缺財富和變化通過市場價格信號來反映，同時也隱含在市場交易制度不變的情況下，人們都會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則作出理性的行為反應，最終通過市場的均衡機制及調控手段的作用發揮，實現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應當說在絕大多數的市場經濟活動中，人們按照“效率—稀缺”維度的理反應所建立的經濟學理論是有效的，因為它可以較完美地解釋許多經濟現象和解決有關的經濟資源優化配置的問題，從而為決策者實現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提供理論支撐。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按照“效率—稀缺”維度的經濟決策必然會充分運用價格機制和市場機制來調節資源配置。特別是在19世紀發生的邊際革命以來，經濟學在資源的投入與產出的動態關系分析方法上的長足進步，使經濟領域的“效率—稀缺”的關系得以精確化和數理化。如利用“等產量線”來表現生產要素價格變化下的不同要素間配置數量組合關系，以及反映經濟資源之間的替代過程和動態的替代比例。瓦爾拉斯創立的一般均衡論則揭示了稀缺引起的產品之間價格變化的傳遞規律。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客觀上是建立在資源配置的效率與生產要素稀缺程度的相關關系分析上的。但是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卻存在許多人們并沒有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原則作出的決策行為。例如。在許多經濟決策中，人們對經濟效益“次優”的選擇往往比“最優”的選擇有較高的概率。此外，人們一些經濟決策行為也往往出現不按照理性推導的結果。就這些決策者而言，顯然又是出于經濟理性的，即該決策者在兩種或多種結果的選擇中，在他們的認知的范圍內，是不會故意選擇一種較差的結果而放棄一種較好的結果。對于這些現象，經濟學在解釋上產生了所謂“個人偏好”的概念。但迄今理論上對“個人偏好”產生的機理卻不明了；或者解釋為心理作用下的非理。因此，可以認為在一定范圍內或一些經濟活動領域里，按照“效率—稀缺”的決策模式無法反映出部分決策者的經濟決策行為和動機。如馬歇爾（Mashell）在他184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就多處談到普通人的經濟行為的“半合理性”與“反合理性”現象［1］。這些現象或稱之為“效率—稀缺”行為準則下的非經濟理性現象。說明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在“效率—稀缺”的維度之外，應當還存在其他經濟理性思維的維度。人們不難發現，在許多經濟活動的領域和階段中，人們的決策首先應當按照效率作為經濟活動的核心目標，如果以稀缺、風險、公平、空間和時間等視角來確定最佳方案，從理論的邏輯架構區別而言，就有“效率—稀缺”“效率—風險”“效率—時間”“效率—空間”和“效率—公平”等多種維度。事實證明，以效率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客觀上具有多維性的特征。整個經濟學說史也證明，從古典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不斷發展，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對于理論和決策的多元化維度開拓之上。如20世紀以來的風險經濟學、時間經濟學、生產布局學和福利經濟學等學科門類的建立與發展，既是對主流經濟學的“效率—稀缺”維度的普適性的挑戰，也是對現代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的其他維度的開拓與創新。

二、經濟學理論的“效率—風險”維度與經濟決策

按照經濟學對風險的理解，風險就是人類生活和社會經濟活動中發生“不理想事態”的程度以及那些不利的、經濟損失事件后果的“不確定性”（uncertainly）。其中“信息不對稱”，給經濟活動帶來的風險就十分突出。所謂“信息不對稱”是指經濟活動的參與人對市場交易等信息的擁有是不對稱的，有的參與人比另一些參與人擁有更多的信息，處于信息優勢地位，有的則反之。在許多經濟領域，如資本投資、商品生產、市場交易、貨幣信用、商業保險等經濟活動中，經濟風險的存在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普遍事實。按照風險經濟學的理論，風險存在的本質是經濟信息的“非對稱性”，人們的經濟理性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所能夠做出的最優選擇或對多方案的一種抉擇。避免風險的基本途徑在于增加成本來增加信息量和擴大信息分析的力度與廣度。但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經濟信息的非對稱性必然存在，尤其是在信息完全不能夠預知情況下的黑箱判定，其經濟決策的風險更為突出［2］。因此，經濟決策事實上還存在另一個維度，即“效率與風險”的維度。經濟資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的實現往往存在一定的風險，資本投資（包括人力資本的投資）也充滿風險性，風險的概率大小和接受程度對不同的人是有區別的。雖然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是風險厭惡者，但也有一些人是風險偏好者。因此，經濟決策在存在風險的環境下，就存在“最優”“次優”及“再次優”等多種選擇方案，但具有高效益預期的投資方式往往也是風險概率預期最高的投資方式；而風險最低的投資方式，其收益水平也往往偏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條件下（包括心理條件）就會有不同的選擇。風險分析是經濟決策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如人們在從事勞動、投資，消費等活動，以致在交通出行，接受手術治療，甚至吸煙，都存在風險和對風險的評估和決策問題。其中投資活動中，人們通常都需要運用一定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來評估各種風險對收益和成本的影響幅度與范圍，從而進行投資決策。市場經濟信用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交易風險，從而降低市場的交易成本，提高社會的經濟運作效率。而產權制度的建立在本質上也在于避免經濟活動的風險，其中產權明晰的本質在于降低收益不確定性條件下人的行為扭曲風險，從而促進經濟活動的效率提高。金融活動具有更大的風險性，銀行貸款的抵押、擔保制度的建立，以及保險業的建立和發展，也與風險化解有緊密的關系。在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之外，人們還需要應對市場交易中的道德風險，這是指一些企業和個人利用信息不對稱，有意欺騙對方所帶來的風險，如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而對交易的另一方帶來的風險。現實生活中，還存在其他一些非直接的風險，即所謂“城樓失火，殃及池魚”的風險現象。因此，人們所作出的許多經濟決策更多地是基于“效率—風險”的維度而不是“效率—稀缺”的維度。風險投資理論、經濟概率理論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圍繞效率與風險的關系而創立和發展的。

三、經濟學理論的“效率—時間”維度與經濟決策

時間是經濟決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反映過程特征的層面。時間作為一種經濟資源，具有不可儲存性與不可逆性的特征。經濟活動的所謂效率，在許多層面上是相對時間而言的。如勞動時間或生產過程時間的付出或耗費往往也在較大程度上決定效率的高低。生產要素的配置也存在時間的過程，資金等經濟資源的時間占用需要付出代價與成本。資金占用的銀行利息的付出，就被解釋為是時間的價值體現。在勞動經濟學的理論中，勞動時間或閑暇時間以機會成本為轉化工具，可以確定出其市場價格。在經濟運籌學中，重點研究系統的效率實現與不同要素投入的時間過程以及步驟的關系，這在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廣泛的運用。許多經濟活動的決策都有時間上的約束條件，如一個建筑工程不僅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周期，而且對某一工序有完成時間上的嚴格要求，所謂的效率只有在一定時間約束下實現才能夠成立。在時間的約束下開展的實現效率最大化的經濟決策，以及依此構建的經濟學理論，就是“效率—時間”維度的經濟決策與經濟理論。時間維度下的效用或價值不僅僅是指物品有用性的存在，還應當包括物品有用性（效用）的時間持續性概念。在投資理論中，投資周期的合理性無疑是其核心內容之一。商品的生命周期現象往往與構成要素的稀缺與替代性無關，也不根源于消費者需求的質變，而是與消費生產力提高有關。在勞動經濟學理論中，從時間維度出發的分析比比皆是，如企業對勞動力要素的短期需求與長期需求分析，競爭性企業的短期需求被認為是在勞動的邊際收益大于或等于邊際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經濟理；而企業的長期勞動力需求則是在資源自由替代的條件下，追求效率的經濟理。在生產活動中，產品的效用和價格高低往往取決于時間，如葡萄酒的市場價格與儲存的時間長短成正比。葡萄酒制造商的利潤最大化的經濟決策的“效率—時間”維度特征就非常突出。制造商既要考慮長期儲存對資金占用等成本因素，又要從時間價值變化角度考慮儲存的時間長度，從而選擇能夠實現效率最大化的結束儲藏轉為出售的最佳時點。在家庭經濟學理論中，相對時間的生產性支付，時間在消費領域的耗費也同樣被廣泛關注。為了實現時間消費的效用最大化，消費者不僅需要從稀缺和效益的角度對眼前的貨幣支出作出選擇，而且需要對不同的時間付出作出選擇。如有的人寧愿節省眼前的消費而投資于教育和技能培訓，以犧牲閑暇時間而希望獲取長遠的預期收益，其本質在于追求人生更高的時間價值或時間效率。依照“效率—時間”維度的經濟決策與依照“效率—稀缺”維度所作出的經濟決策有許多差異，如人們為了爭取時間，可能不惜代價，造成資源的浪費。而在有的情況下，一些產品（如葡萄酒）生產必須保持一定的時間過程才能夠達到滿足人們需求的效用程度，也往往造成資源配置的閑置和低效率利用。這些情況都不符合在“效率—稀缺”維度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經濟行為原則，但是在”效率—時間“維度下，卻是人們的經濟理性的行為。人的行為是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預期下完成的，這就是年輕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勞動與消費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的時間維度的決策依據。經濟分析中的短期行為與長期行為的區別，最終來自于人們行為的時間維度差別下的效率判定。在與時間有關的“機遇”問題的經濟決策中，機會的把握對獲取最大的經濟效果至關重要，有時候還起決定性作用。

四、經濟學理論的“效率—空間”維度與經濟決策

任何經濟活動都必須落腳到具體的特定空間。其中生產要素的空間分布和再分布都會直接影響到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生產布局集中反映了國民經濟生產能力（如固定資產和產品）對空間分布的選擇；反映了各生產要素、各部門的空間組合和結構以及各經濟區域、經濟中心之間的分工協作與發展比例關系。經濟學從空間角度來探討生產與經濟活動的效率問題。德國經濟學家杜能在1826年出版的專著《孤立國》中，分析農產品運輸成本與利潤的關系，并引出農業空間圈層結構和農業區位的概念。繼后有韋伯的《工業區位論》（1909年）標志著經典生產布局理論的建立。“中心地理論”又進一步探討區域開發與城市布局的經濟效率問題。區域經濟學則按照不同類型的區域的空間分布優化提出理論框架。20世紀后半葉興起的以克魯格曼（P.Krugman）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將一般均衡理論涉及的運輸成本、交易成本等效率損失與規模報酬遞增等結合起來，建立了多種數學模型用來分析產業空間積聚的形成和穩定性等問題。該理論也進一步帶動了對于“產業集群”“產業園區”等經濟實踐的研究。新興古典經濟學建立在以分工和個人專業化演進結果的理論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效率—空間”的維度，來研究交易活動及其網絡在地理空間的集中對城市興起與發展的效應（楊小凱，2003）。在土地經濟學中，土地的區位條件更是成為經濟效率的決定性因素。新興古典主義經濟學從市場分工和網絡規模的經濟學研究新角度，對產品的地域差異、城鄉產業布局安排和全球化過程下的國際分工的效率等問題的研究，都提出了一種基于“效率—空間”維度的經濟理論框架和決策模式。從人的生產與消費等基本行為出發，都有基于“效率—空間”的決策過程。例如人們都往往會考慮家庭居住地與上班地點的距離及其交通工具的成本選擇問題。對一個地區而言，生產要素、經濟資源、市場網絡、城市結構等都涉及空間布局和對其規劃和對多種方案的決策過程。由于不同空間的資源稟賦存在差異，地域之間的勞動分工和市場交換就成為提高經濟活動效率的基本手段，因此商業貿易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基于“效率—空間”維度的經濟活動。在一定的空間距離范圍內，市場交換活動可以滿易雙方的需求，使雙方對物品的主觀價值得到增加和社會總福利得到增進。即使是在企業生產的微觀空間，也存在合理、科學的生產設備與生產線的空間布局問題，有時一些細微的空間布局結構的調整和改進，都會對企業生產的經濟效率提高起關鍵性作用。

五、經濟學理論的“效率—公平”維度與經濟決策

人類的經濟行為作為社會行為的組成部分，顯然無法擺脫社會倫理道德規范對其的制約和影響。人們在進行經濟決策、處理效率問題的同時，也必須顧及經濟活動中涉及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的一系列社會倫理道德的規則和制度安排。因此，經濟學理論在提供解決稀缺的經濟資源配置的原理和決策方法的同時，也需要解決市場交易的平等規則和社會財富的分配公平等規范性問題。客觀地講，古典經濟學的創立本身就是基于對封建社會普遍存在的超市場的經濟行為的否定和批判。亞當•斯密(A.Smith)作為倡導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理論的大師，他提出的“經濟人”概念中就隱含著市場交易的“公平”思想。他從市場交易層面上的“效率—公平”維度出發，認為個人要達到私利的目的，也必須顧及到他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場活動中，才可以達到交易雙方的互利和社會的總福利增進的客觀效果。在19世紀后半葉經濟學的“邊際革命”時期，瓦爾拉斯在論述應用經濟學與經濟倫理學的關系時，就認為公平的要義是“把個人所應有的歸還給個人”，但經濟倫理問題應當與要素的效率結合在一起進行討論［3］。后來由克拉克(Clack)所創立的邊際生產力理論，進一步確定了各生產要素之間的邊際收益分配關系，把“效率—稀缺”維度下的分配關系在理論上精確化［4］。但是后來的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卻力圖回避對經濟決策必須面對的公平判定問題，認為經濟學只解決資源優化配置的“實證性”問題，“規范性”問題不應當納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這種觀點無疑是對經濟學多維度理論發展的一種認知倒退。雖然古典經濟學初創時期就產生了經濟倫理的概念，但是直到20世紀初由庇古(A.C.Pigou)等經濟學家創立了福利經濟學，才開始將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部分領域轉移到對“公平”的判定和處理問題上。福利經濟學在理論創立時即明確表示，在人類經濟決策中，還需要為人們提供解決“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手段和方法。該理論強調的是對經濟活動，尤其是財富分配“公平”判定的新維度，認為個人與經濟利益集團在決策時，如果不考慮公平的因素與問題，最終該經濟活動會導致社會總福利的減少，因此缺乏公平原則而進行的經濟活動必然導致低效率或無效率。在福利經濟學理論中，其“效率”往往不是指直接的經濟過程的收益或利潤，而是指經濟活動的最終正效用—個人、家庭及社會的凈福利。缺乏“公平”標準判定經濟活動是難以實現社會最終福利最大化目標的。在福利經濟學看來，對一個經濟活動的評判不能僅僅局限于其由直接收益所代表的效率的高低，還需要增加對其是否“公平”的評判標準，如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交易所隱含的假設前提—交易的平等規則和自由競爭的原則（亞當•斯密標準）。值得關注的是，帕累托除提出“效率—稀缺維度意義上的資源配置優化的理想狀態—“帕累托最優”狀態外，還從“效率—公平”維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改進”原則，“帕累托改進”原則是指：“一種變化，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5］。“帕累托改進”是在“效率—公平”維度下所達到的經濟資源配置“帕累托最優”狀態，也是實現“效率與公平”有機統一的理想方式。后來，英國經濟學家卡爾多和希克斯又相繼提出了具有“效率—公平”維度意義上的“社會福利最大化”及“非帕累托改進的經濟補償”原則。其中“非帕累托改進的經濟補償”原則（卡爾多—希克斯原則）是指“如果一個人的境況由于變革而變好，因而他能夠補償另一個人的損失而且還有剩余，那么整體的效益就改善了”［6］。這里的“社會總福利增進”體現了效率方面的約束條件，“經濟補償”體現了“公平”方面的要求。這些福利經濟學的經濟決策維度就基于“效率—公平”關系的統一視角而提出的。因此，福利經濟學是經濟理論和經濟決策的“效率—公平”維度的系統發展。制度經濟學屬于非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但其理論的維度設置上卻具有“效率—公平”的特征。所謂“制度”的本質在于安排的規則是否為交易的多方以及社會的多數人所接受，因此制度對經濟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所隱含的基礎是“公平”或“平等”“正義”。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的產權經濟理論，其核心就是產權界定與交易成本的公平性對效率實現的影響關系。科斯認為，當交易成本為零時，只要產權明晰，市場機制可以解決經濟外部性問題，遲早會自動地糾正“市場失靈”，這里的“市場失靈”包含有低效率和交易不公正的雙重意思。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所謂制度的缺陷不僅體現在“交易成本”高昂與效率的低下，往往還體現為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的缺失，如在市場交易規則或制度安排上的不公平，以及對政府公共資源等的社會分配不公平，必然會直接、間接地影響到企業等微觀組織和政府的效率實現，如理論上已經證明了對職工分配不公對企業效率的影響方式就包括:怠工，非正常流動，缺乏創新精神，消極管理，勞資糾紛與沖突，等等［7］。政府實施的一些“非自愿交易”，如房屋拆遷、工程移民搬遷；乃至在計劃經濟時代的統購統銷等，都存在對公平的處理不當問題。中國目前人口城市化進程中的許多問題，也更多地是要求判定和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往往在效率與公平之間確定其平衡點。但是“效率—公平”維度的經濟學理論的構建至今與科學化標準還有一定差距。人們不難發現，依據“效率—公平”的維度所進行的決策廣泛存在于人們對市場交易、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等許多經濟活動領域。在這些領域里，如果缺乏公平，經濟的效率是難以實現或持續實現的。缺乏公平的經濟制度安排，以及缺乏公平的社會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也會直接、間接地影響經濟效率的實現。新制度經濟學則主要從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因素的視角，強調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低成本的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和全社會經濟效率的增進作用，認為在許多情況下，制度變革的因素往往比資源配置優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大。例如，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因素，即來自于市場化改革與制度變遷為標志的“改革紅利”。

六、結論和啟示

1.經濟學理論的“經濟理性”行為假設應當具有多維度特征

經濟決策多維空間的存在，表明古典經濟學的經濟理性假設或表述是不盡完善的。過去人們對于由亞當•斯密所提出的“經濟人”假設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效率—稀缺”關系的維度，所以對人們在追逐效率的過程中對資源稀缺的行為反應的總結是不全面的。經濟理性的最核心的內涵在于：經濟行為是在一定資源條件的約束下，人們總是會采取一種較有利的途徑，而不會去故意選擇一種不利的結果。但是，恰恰在一定條件下，人們會選擇一些非收益最大化的舉措方案，或所謂在多方案中去選擇“次優”的方案。按照傳統的基于“效率—稀缺”維度的經濟理性假設，對有關的行為就無從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釋。可以認為，所謂“經濟理性”，是指人們普遍在從事每一種經濟活動時，不僅從資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取得的易難程度來考慮其路徑或方案的選擇，還自覺、不自覺地從獲利的風險程度來選擇；從經濟活動的時間配置與程序，經濟活動的空間配置與布局，以及獲利的手段、交易規則安排的公平性等維度來進行決策。只有效率兼顧了稀缺、風險、時間、空間與公平等維度的經濟決策才是一種完整的經濟理的決策。

2.大多數個人“偏好”行為屬于按照其他維度決策的理

面對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的經濟決策行為，目前的經濟學理論往往用個人的行為“偏好”來加以解釋。但是人們經濟決策的“偏好”行為，多數與他們的決策維度差異有關。因此，現代經濟學賴以存在的人的經濟行為假設在“效率—稀缺”的維度之外，還必須增加“風險”“公平”“時間”“空間”與“效率”的關系的決策維度，這些維度的存在都符合人的經濟理的規范。如果說人們在經濟決策中存在個人的偏好，那么也是按照“效率—公平”“效率—時間”“效率—空間”或“效率—風險”維度考慮其偏好行為的。例如，從“效率—稀缺”的維度出發，人的經濟行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而且出現了許多難以解釋的“悖論”。但是從“效率—風險”等維度，這些人的經濟行為則是完全理性的，所謂的“悖論”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釋。在許多情況下，所謂的個人“偏好”可以認為是個人的“風險偏好”“時間偏好”“空間偏好”與“公平偏好”，在相應的維度下無疑是理性的經濟行為。

3.經濟決策往往是一個多維度選擇與“排序”優化的過程

第2篇：經濟學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論文摘要: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是建立在儒學倫理的思想基拙與封建皇權統治的政治基礎上的。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是建立在哲學思辮與理性精神的認識基礎、民主理念與宗教文化的思想基拙以及法制與神權的政治基礎上的。通過中西古代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中西古代在思維方式，特別是在理論思維、邏輯思維、創造性思維以及人性意識方面有著明顯的差異，而這正是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之所以沒有形成較完備理論體系的重要原因。面對這一尷尬，我們必須努力運用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不斷創新思維，把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等價值訴諸于當代中國現實載體中，加快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的現代轉換。

人類對財富的認識源于對自然與社會的實踐。然而，囿于社會歷史背景、經濟方式、文化背景的差異，人們在認識財富、創造財富的實踐中也會形成不同特質的財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豐富的財富思想。“人們普遍有一種感覺，中國古典經濟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顯。很多在先秦出現的經濟思想，后世竟未予以發揚光大”，而古希臘的經濟思想卻“得以發展為學說體系”，并成為西方近代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體系的重要先導。中國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經濟思想中都包含濃厚的倫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繼者走出兩條不同的道路。中國古代財富思想中的倫理觀與政治思想緊密結合，并最終成為政治倫理思想的附屬物，從而枯萎了其學理內涵。西方學者把古希臘的財富倫理思想在經濟板塊中不斷加以充實，超越了單純的人性善惡與義利之辯，形成了“以價值判斷為主軸”的一種規范研究方法，豐富了財富思想中的學理成分。財富觀念與財富思想作為人類經濟活動的產物，它必然具有歷史繼承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沒有在中國形成而在西方形成，這與經濟思想(含財富思想)的歷史繼承性有一定關系。所以，我們從“倫理財富觀”與“學理財富觀”上來定位中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特質是有道理的。

一、倫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中國古代關于財富等經濟思想肇始于奴隸制時代，但“中國奴隸制時代的經濟思想材料較少、較零散，而且表現的不夠明確’。因此，中國古代財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時代。在從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歷史時代中，中國古代財富思想綿延流長，形成了以儒家倫理為本位，以適應中國封建政治統治為要求的倫理財富思想。

(一)儒學倫理思想是倫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礎

一個時代的經濟特征除了受社會生產力的制約外，還要受到當時社會主流思想意識的影響。倫理財富觀的產生、盛行與中國封建社會儒家倫理思想有著緊密的關聯。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倫理理念對維護社會穩定、緩和階級矛盾有著重要的作用，而被歷代統治階級所接受并發揚光大，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主導的正統思想。儒家思想以重倫理、尚道德為核心內容，并把其所倡導的倫理道德滲透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與教育中，從而成為影響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主導力量。由此可見，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思想與財富思想不受儒家倫理思想的影響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為其理論基礎的人性論納人到對財富的認知中。儒家倫理思想認為，人不僅要具有從事生產勞動的能力，還要具有道德倫理與善性，人是國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與道德倫理又是影響社會經濟活動與財富創造活動的重要因素。儒家倫理思想還把人性與社會經濟管理活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為本的經濟管理模式。在對財富的價值目標上，儒家倫理思想認為，財富的生產與創造有利于實現國富與民富，更有利于實現國家整體經濟利益與個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義利觀滲透到經濟活動中。儒學義利觀認為義重于利、義大于利、義先于利，反對談物質利益，專注于禮義與仁政。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以及“抑末利而開仁義”、“以禮義防民欲”《鹽鐵論·本議》)反映的就是這種思想。在儒學義利觀的影響下，儒學倫理思想與中國古代財富思想產生了以倫理本位為主導的獨特的結合形式，即倫理財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倫理觀念滲透到經濟活動中。儒家倫理思想的政治目標是經國濟民，在儒家思想的視野里，倫理道德不僅是政治的基本原則，也是經濟的基本原則。在封建政治體制中，君與民的關系是社會關系的最基本的形式，儒家思想認為，君主在治理國家的時候要做到“民為邦本”，要惠民、愛民、恤民，這就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軸心—民本思想。以“民為邦本”為核心內容的民本思想不僅深刻體現了中國古代政治統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國古展社會經濟的根本措施，這種措施就是儒家政治倫理在經濟上的延伸與運用。

(二)封建皇權統治是倫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礎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從經濟角度論證了封建皇權統治的合理性。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強調獲取財富的正義性和使用財富的正當性，以義利觀為標準來看待財富。在孔子看來，義處在社會價值體系中本體論的地位，它是一種具有獨立自主價值的存在，無需在道德之外去尋找其他存在的依據。“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于此”《論語·里仁》)反映的就是這種思想。義作為人的內在道德需要，在與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較中，被孔子視為一種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優先考量的地位，這就是“義以為上”(((論語·陽貨》)、“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與義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倫理財富思想的視野中，當社會矛盾尖銳時，要以義為重，反對利大于義;要以社會的大義為重，反對個人利益大于社會利益。這種倫理財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階級矛盾。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推崇重農抑商政.策和倫理至上主義，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生產力與經濟的發展。在倫理財富觀那里，道德與經濟始終頭足倒置，在它看來，經濟活動的最高價值不是發展社會生產力，推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而是實現社會道德的完善與和諧。這種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倫理財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進社會變革的經濟力量的產生和壯大，有力維護了封建皇權統治。另外，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強調人們在經濟生活中要尊崇誠實守信的交換原則，先公后私、博施濟眾的分配原則和節儉愛物的消費原則。這種主張有利于防止財富懸殊分化，對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消除不公平的社會現象，維護社會穩定有一定的積極效果，從而對封建皇權的統治與社會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保障作用。

中國古代的《論語》、《道德經》、《孫子兵法》等文獻中蘊含豐富的哲學思想和深刻的理性成分。我們不能否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對中國古代財富思想的影響，這就像我們不能否認古希臘哲學思想中的倫理主義對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影響一樣。但關鍵的一點是，哪種思想、哪種精神對財富活動的影響更重大更持久。中國古代傳統哲學雖然蘊含深邃的理性精神，但是中國古代傳統哲學相對于古希臘哲學而言比較注重實踐經驗，注重整體思考，因而往往憑借著直覺體悟直接地把握認識對象的本質與規律。不難想象，這種憑借著直覺體悟的直接感知與直覺思維是比較輕視理論分析的，也就是說，中國古代哲學對財富思想的影響還是以倫理主義較多一點，因而中國古代財富思想也更多地呈現出倫理特性。

二、學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隸制時代稱為‘古代’，而把封建時代稱為‘中世紀’;在中國，人們習慣地把1840年以前的歷史時代稱為古代”但如果從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形態出現的時代來看，很顯然，亞當·斯密之前的財富思想和經濟思想都不能算是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思想。所以，從經濟思想的歷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財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時代—中世紀作為研究的對象和內容。在此意義上，我們研究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時空范圍就擴展了很多。西方古代，尤其是古希臘人在財富等經濟問題上提出了許多天才的見解，這些見解“歷史地成為現代科學的理論的出發點”。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經濟思想對現代經濟學的重要影響，我們可以這么說，西方古代的財富思想已經具備了初級的“科學”理論因子了，而這與其(財富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一)哲學的思辨與理性精神是學理財富思想形成的認識基礎

古希臘哲學思想的發展與數學知識的進步密不可分，并且古希臘哲學思想非常重視數學知識。在古希臘哲學家們看來，數學不僅是他們追求真知的內容，還是他們哲學思維的工具。正是因為數學知識的介入，古希臘哲學才有了全新的突破和飛躍，而數學知識的介人又賦予了古希臘哲學的邏輯辨證和理性精神。“柏拉圖認為數學是一切知識的最高形式。他的影響曾對那樣一種廣泛傳播的見解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種見解認為，知識必須具有數學形式，否則就根本不是知識”。正是因為對數學知識的徹底崇拜，柏拉圖的“四線段喻”、“洞穴之喻”都是用幾何圖形來表述的。可見，數學對古希臘哲學乃至經濟思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希臘經濟思想(財富思想)中存在著較多的思辨成分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可能的。柏拉圖的社會分工理論、貨幣理論、分配理論、利息理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正義的倫理色彩，但在討論如何實現他心目中的正義的時候，柏拉圖都是用帶有數學思維的哲學思想去思考的。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成熟了古希臘數哲學思想和邏輯思維，推進了古希臘理性精神的發展。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人是理性存在物”，人與一切動物的區別就在于“人的行為根據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所以，不難理解，古希臘財富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在理性精神基礎上進行的理性活動。古希臘哲學思想的思辨與理性精神不僅為西方古代財富的生產、創造提供了認識基礎，而且為西方古代財富思想學理性的形成奠定了哲學底蘊。

(二)民主理念與宗教文化是學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礎

一個時代的經濟特征除了受社會生產力的制約外，還要受到當時社會主流思想意識的影響。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也必然受到當時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和中國古代財富思想比較，西方古代財富思想更具有整體性和全面性，這個觀點已經得到當前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筆者認為其緣由是，民主與法制的理念給了經濟思想家們開放的視野和科學研究的運行規則，自由的思想與法制的約束更開闊了經濟發展的新空間，這必然地為深人研究財富問題提供了可能的對象與載體。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給了經濟思想家們理性的思考，基督教對人性的壓制更促使了人們對人性的呼喚、對人本主義的探索、對理性的追求，這種結果勢必會給財富的科學研究帶來新的精神動力。

(三)法制與神權是學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礎

西方古代與中世紀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時代，但這兩個時代都沒有阻止思想家們對財富思想的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們形成的財富思想，與古代希臘、古代羅馬的政治體制特點、民主理念的蘊育有著緊密的關聯，而中世紀的思想家們所形成的財富思想與神權統治下的人性“吶喊”也不無關系。

古希臘奴隸城邦制度的形成和發展為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古希臘城邦往往是一個獨立的實體，可以自由獨立地進行農業、手工業和商業活動。在奴隸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隸，自由民是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的所有者，而奴隸勞動則是農業、手工業與商業活動中主要的勞動力來源，也是古希臘經濟能夠進人極盛時期的重要原因。可見，奴隸城邦制度為古希臘經濟的繁榮與財富生產活動提供了政治空間。同樣，古羅馬奴隸制政治體制中統一的行政系統與羅馬法律也促進了古羅馬奴隸制經濟的繁榮。當然，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發展不僅依賴于經濟的繁榮和財富的增長，還與古希臘、古羅馬所倡導的民主理念密切相關。“民主”一詞最早來源于希臘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權、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財富等經濟活動中形成的較為系統的經濟思想與民主理念的內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品性—經濟自由。民主與法制反映在經濟活動中，就是要求實行經濟自由。“希臘的貿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國家沒有什么限制，但個別商品除外’。同樣，羅馬法中規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進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價值標準和統一的等價物，同時它要求人們享有各種交易自由，不受束縛。可見，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是在經濟自由的基礎上產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襲經濟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從色諾芬到亞里士多德，從賈圖到奧古斯丁，從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經濟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權勢的政治家或官吏。這就決定了這些思想家們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狀態來探究財富活動，從而形成較為系統的科學的財富理論。其三，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內容與主旨—財富增值。色諾芬認為，莊園經濟的管理應“能夠繼續支付一切開支，并獲有盈余使財產不斷增加”。古希臘其他思想家還論證了分工可以增加財富數量、提高產品質量等。 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標志著歐洲中世紀的開始。這是一個壓制人性的時代，也是一個貶斥私有財產的時代。基督教雖然鞭撻私有財產，但卻規定財產公有只是適用于從事完善事業的神職人員，不難看出，這種財富思想是為了鞏固基督教神權統治的。但關鍵的一點，基督教是如何將美好的J懂憬引人到人們的頭腦中的呢?這是一個難以解釋的問題。我們不得不承認，人的主體性力量是人的本能沖動、理性思考和某種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產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導地位，就連中世紀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維的神學論證。想必在那個依靠“理性”的神學論證建立起來的基督教的時代，經濟思想家們對財富理論的論證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學呢?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世紀時代的財富思想也是充滿理性思考的，這與基督教神學理性并不相悖。

三、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比較中的啟示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可謂博大精深，但遺憾的是沒有被發揚光大，在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中也很難尋找蹤跡，而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卻能不斷傳承并發揚光大，成為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先導，這個問題不得不讓我們深刻思考。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們在財富認識方面的思維方式與人性意識的不同。

(一)思維方式

(1)理論思維。這種思維源于古希臘。古希臘人的科學活動有一個完整的體系或者說有一個十分明顯的框架，無論體系還是框架都是以幾個最為一般的原理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以此為源頭，古希臘人通過演繹方法將知識具體化，取得知識，走出一條推演的路，而不是發現或想象這條路，因而貫穿推演道路始終的基本上是理論形式。這種思維一旦運用到財富活動中，易于形成一個較為系統、完整的知識體系，而中國古代財富思想就恰恰缺少這種思維。所以，著名學者吾淳認為:“中國人的知識體系似乎顯得四分五裂、支離破碎。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國的科技活動沒有像希臘那樣被高度理論化。因此，中國的知識體系便沒有可以貫穿始終的‘線索’，……它如同一盤散沙，難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論體系，也難以取得與高水平的理論體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

(2)邏輯思維。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缺乏邏輯思維。許悼云認為:“中國的數學發展就好像是為了做實際的四則雜題一樣發展起來的，并不是為了抽象的思考而發展的，這與古代希臘的數學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古代的思維傾向于直觀性和模糊性，所以，邏輯思維在中國古代“一直發展緩慢，始終沒有建立起西方那樣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邏輯推理體系”。缺乏邏輯思維對經濟思想形成與發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沒有能夠成為完備理論體系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3)創造性思維。中國古代重視“天人合一”，“它是一種封閉的思維，不重視與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有學者也指出:“缺乏個人的創造性，沒有將知識推向進一步充實和獨立的發展，這是東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種束縛性的必然結果。與中國古代相比，古代希臘、古代羅馬人更具有競爭意識和創新精神，這一點從古希臘城邦經濟的獨立性方面可以窺見。

(二)人性意識

古希臘、古羅馬時代有很強的公民意識。這種公民意識，可以看作是一種民族主義和國家觀念。后來私有意識超越了公民意識，西方社會轉向了以私有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人性意識，激發了西方人文主義的發展，而人文主義就是西方古代經濟思想能夠發展成為體系的一個關鍵性因素。中國古代官本位思想不僅表現在政治上，也滲透到經濟中。自秦王朝開始，“士志于道”的觀念“變得高度的政治化了”從漢武帝后，中國的士大夫很少沒有“恒產”的。隨著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長，士大夫的實力也不斷增強，他們既擁有借政府之名的社會統治權，又擁有跟地主一樣的財產權。長期以來的官本位思想，極大地壓制了人性意識，致使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現出一個精華遞減的走勢，最終沒有走上“復興”的道路。

(三)現代轉換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雖然沒有形成完備的科學體系，但其蘊含的精華在今天的經濟活動中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如何體現這個意義，把意義轉化為現實，需要我們認真地作如下思考:

（1）要積極整理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運用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使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精華部分形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體系，同時，要積極把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精華納入到當代中國經濟學學科基礎理論之中。

（2）要積極關注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價值，并把倫理財富思想納人到中國當代經濟理論與實踐中，同時，要積極將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價值滲透到當代中國社會的經濟倫理觀念中，使之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內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

第3篇：經濟學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關鍵詞:產業集聚;圈層布局;差異化發展;比較優勢

中圖分類號:F062.9;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260(2010)02-0015-07

一、引言

產業集聚已經成為推動中國和區域經濟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它也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和提升區域競爭力的迫切需要。因此,產業集聚的理論魅力與現實挑戰使得產業集聚和區域經濟發展的融合研究成為一項富有意義的工作。

產業集聚和城市的出現及發展是同一互相強化的過程。城市為產業集聚提供了市場空間,而產業集聚又為城市發展提供了根基;城市和產業集聚的交互發展又為彼此提供了更多的發展空間和生產空間。葛立成(2004)指出:“產業集聚是城市化的基礎。”①張亞斌等(2006)提出:城市的出現內生于產業集聚活動,即伴隨著企業生產區位選擇,產業集聚活動在區域內形成的不同等級城市就構成“城市群”。此外,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使中國各地近年來涌現出一批都市圈或大都市區。較為典型的有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東半島、武漢、長株潭、成渝、中原等都市圈(魏后凱,2007)。總之,本地化產業集聚及規模經濟的不斷發展,參與區域分工的城市規模逐漸擴大,產業集聚與城市及城市群的出現具有互動化的效果。這是產業和生產要素謀求發展空間、市場空間和生產空間的結果。

本地產業集聚的發展要以市場范圍的擴大為目標,必然面臨區域競爭和區域協調問題。區域相互依存和相互競爭的空間均衡問題一直是區域經濟和產業經濟研究的重要領域。區域合理分工可以提高區域資源的空間配置效率,從而提升區域競爭力。此外,區域分工的發展與演進過程伴隨著經濟活動空間分布格局的變化和區域經濟利益格局的變動,貫穿著激烈的區域競爭。因此,區域差異化與區域分工的形成與演進是區域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重要源泉。從這個角度來看,以區位向量形成的本地化規模經濟的產業集聚,可以獲得特殊的競爭優勢,能夠增強中國產業和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此基礎上,促成國內區域間產業鏈對接、國內產業價值鏈②與全球產業價值鏈高端對接。

產業空間集聚給予本地區以競爭優勢,但它不能否定其他地區的可復制的后發優勢。問題的關鍵在于每一地區都可以通過產業集聚使經濟得到發展,并且區域之間可以形成共存的協調發展。本文主要研究本地區產業集聚的圈層布局和區域之間的差異化發展,它們的融合是中國產業集聚與區域經濟發展的最優道路。產業圈層布局和區域差異化發展可以實現產業集聚的規模經濟和發揮比較優勢。

二、“杜能圈”與城市發展

杜能圈(Thunen ring)(具體參見圖1)是杜能 杜能出生于1783年,于1850年逝世。的農業土地利用和租金模型的核心之一(杜能,1997),它來自于杜能親身的土地耕作和不停地在自己土地上進行的農業改造。通過超過十年的成本和收益的調查,杜能才滿意自己的抽象模型,并且用收集的數據擬合其模型。杜能于1826年討論內生的集聚力決定城鎮(或者中央商務區)的形成時,假定一個平原包含許多同樣規模的小城鎮,并且它們之間的距離等同。杜能不僅在最終產品市場區位是外生給定的情形下,討論了圍繞城鎮的土地利用問題,而且認為內生的集聚力決定了城鎮的形成。薩繆爾森(2006)稱贊杜能不僅創造了邊際分析和管理經濟學,而且根據現實經濟變量構造了最早的一般均衡模型。杜能的開創性研究開啟了后世對區位和產業布局研究的理論空間。

杜能(1997)提出了圍繞城鎮設址的農業生產土地利用和土地租金的聯合決定模型。他假定,考慮到每一種農作物生產的不同種植條件,農作物的每英畝產量和它們的運輸成本都不相同。他提出,如果農民和土地所有者不存在有規劃的競爭,在每一個體追求自我利益的條件下,土地將如何配置?杜能表明農民之間的競爭將會導致土地租金的梯度變化,在中心城鎮租金最高,依次降低,直到城鎮邊緣土地租金為零。因此,農民將面對土地租金和運輸成本的平衡(tradeoff)。由于農作物之間的產量和運輸成本不同,將會導致生產圍繞城鎮的同心圈格局。在均衡狀態,土地租金梯度變化以致于農民能夠根據市場需求調整耕作品種。杜能的分析表明同心圈格局是自發出現的。甚至,農民不知道其他人種植何種農作物,同心圈依然存在,以致于沒人意識到它的存在。此外,它證明這種沒規劃的結果是社會最有效率的。因此,它也表明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最佳作用。

我們從圖1可以看出,農作物生產根據地租和運輸成本圍繞中心城鎮依次呈圈層分布。杜能不僅關注圍繞城鎮設址的農業生產問題,而且在他的后半生,還關注整個空間經濟問題,包括在孤立國城鎮的次序和分布。Fujita(2000)指出:“杜能的確是現代經濟地理的奠基人,他不但研究了傳統經濟地理和區位理論,而且還涉足了現代城市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

然而,討論產業在某一特定地區集聚一般地,人口和產業集聚在某一城市或者城市群。的原因,我們通常會回溯到馬歇爾(2005)的外部經濟理論,韋伯(1997)的工業區位論,胡佛(1990)、克里斯塔勒(1998)以及勒施(1995)的中心地理論。其實,杜能的思想是克里斯塔勒(1998)和勒施(1995)的中心地理論的前身,杜能的思想也影響著此后經濟地理理論的發展。艾薩德(1991)立足于城市發展的大背景,提出要建立一般區位理論。俄林(2008)提出要發展融合貿易理論和區位理論的一般區位理論。Fujita(2000)這是在2000年國際杜能大會(紀念杜能去世150周年)的一個講座。認為Krugman(1991)是杜能單中心空間經濟和集聚思想的聯合體。其實,理論學家在討論集聚經濟時,都已經假定城市存在。因為在他們觀察到的現實世界,城市已經存在,所以他們將它設為既定條件。因此,產業圍繞城市集聚分布是杜能思想的延續,城市發展也不斷證實杜能思想的正確性。

值得注意的是,杜能的理論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里一直沒能引起經濟學家的注意。在杜能時代及在他之后很長一段時期,主要是農業經濟時代,杜能的空間經濟理論來源于農業社會背景,最終得到賞識和盛行的是在20世紀60年代改進的城市空間模型。到20世紀中期,許多國家出現城市人口大爆炸,由此導致的城市問題的增加急切需要全面理解現代城市理論。因此,杜能的理論慢慢引起經濟學家和地理學家的重視。阿朗索(2007)將杜能的孤立國農業土地利用模型引入城市,重新解釋城市內部的土地利用和地價阿郎索用通勤上班的工人替代農民,中央商務區代替城鎮,在城市背景下,一般化杜能的中心概念:投標租金曲線。。盡管阿郎索從住宅土地利用和價格問題來分析城市的內部結構,但是它也為我們分析城市集聚經濟打開了一扇門。Fujita(2000)指出:單中心城市模型為現代城市經濟提供了理論基礎。自此,城市經濟學快速發展起來,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新城市經濟學的發展達到頂峰。

應用杜能的區位理論研究實際問題,總體來說,大致可以分為三個空間研究層次,即以農戶或農村聚落為中心的空間水平的杜能環、以市場為中心的空間水平的杜能環,以及以整個國家或大的地域為中心的空間水平的杜能環(高進田,2007)。杜能(1997)圍繞城鎮的土地利用模型,以及阿郎索(2007)改進的圍繞中央商務區(CBD)的大都市區土地利用模型,都簡單地假定城鎮或中央商務區的存在。但是,城鎮(或中央商務區)如何出現以及在何處出現,并且導致的整個經濟體空間結構是什么,杜能無法提供解釋。問題的焦點是最終產品的市場區位是外生給定還是內生給出。我們可以用空間的“第一性質”如有差異的土壤條件,或者存在可通航的河流和天然港口。(first nature)形成的區位差異來解釋最終產品市場區位的外生給定。當然,最滿意和最成功的解釋是20世紀80年代后期逐漸進入主流經濟學的新經濟地理學。新經濟地理學回答了一個重要問題,內生的集聚力(agglomeration force)即“第二性質”決定了城鎮或者中央商務區的形成。

三、產業集聚視角下的產業圈層布局

杜能圈提供了農業生產圍繞城鎮按照地租和運輸成本圈層布局的分析視角,本質上是需求導向的結果,而不同產業圍繞城市群圈層布局是可以從經濟空間布局中觀察到的現象,也是企業精致選擇的結果。城市群是以中心城市為核心,將若干個城市和小城鎮相對集中布局,各城市之間通過各方面功能的聯系、資源的有效整合以及利益協調形成的一個有機整體。在城市圈內客觀上存在著大中城市和小城鎮的城市等級(安虎森,2005),它們不僅在功能上互補,各自具有產業特色,且在人口轉移上也是互補的和相互促進的。由于城市群涵蓋了大量人口,構成了一個龐大消費市場的區域系統,吸引著產業圍繞城市群設址。因此,從產業發展道路來講,要實施以大城市為重點、中等城市為輔助、小城鎮為補充的多層次的城市化發展模式。

區域內分工或稱之為區域內地理分工是社會分工在地理空間上的表現形式。區域分工不僅從屬于企業內部分工(如跨國公司),而且現實意義上更要服從于市場需求,圍繞人口集中、市場集中的城市群圈層布局。由區域生產要素和歷史條件決定的行為主體相互作用出現的區域專業化集聚生產,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生產力“趨優分布”規律起作用的結果。圍繞城市群的區域專業化的產業集聚發展將帶動區域系統內其他生產部門的綜合發展,并形成主導產業、輔助產業和基礎產業相協調的區域產業集聚結構。

我們從圖2可以看出,按照運輸成本的大小圍繞城市群形成產業集聚圈,同時,產業集聚圈根據產業鏈的重要性以產業專業化分工為基礎。產業圍繞城市群圈層集聚布局可以服務以城市群為目標的消費市場,又可以節省運輸成本,在本地市場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推動下,達到國內市場效應,向國內其他城市群甚至國外擴大消費市場。

產業圍繞城市群圈層布局可以具體到產業鏈條縱向布局。這里,產業鏈是產業特定空間集聚布局形成的基于某個產業一定技術關聯關系的產業鏈條式形態。一個產品可以分解為不同的零部件,或者按照生產過程分解為不同的工序和模塊,從總裝或者集成的角度來看,它是一個完整的最終產品;但從參與分工的各個企業來看,其所承擔或完成的工序、模塊或者零部件,也可以看成是一個產品。顯然,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技術創新的不斷進步,產品種類將會越分越細,產品細分化將不可避免。從產業鏈分工來看,一個產業價值鏈可以垂直分解為不同環節,即從總部策劃、R&D、產品設計、原料采購、零部件生產、裝配、成品儲運、市場營銷到售后服務,并且每一個環節都可以在不同的空間進行。當這種分工從生產環節延伸到技術開發、銷售環節,其分工范圍突破產業邊界,延伸到其他制造業甚至第三產業領域,從而不斷進行產業融合。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加快,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區已經或即將出現按產業鏈的不同環節、工序甚至模塊進行分工的新態勢。在這些大都市區內,大都市中心區著重發展公司總部、研發、設計、培訓以及營銷、批發零售、商標廣告管理、技術服務等環節,由此形成兩頭粗、中間細的“啞鈴型”結構;大都市郊區(工業園區)和其他大中城市側重發展高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逐漸形成“菱形”結構;其他城市和小城鎮集中在一般制造、零部件加工,慢慢發展成為中間粗、兩頭細的“棒型”結構(魏后凱,2007)。如圖3所示。

區域競爭表現為以產品―市場為基礎的區域發展資源和素質的競爭。Fujita等(1986)引入住戶的土地消費和應對企業區位決策的住戶再選址進入的標準空間競爭模型,研究在土地市場影響下的空間競爭。住戶的空間分布成為內生的,并且在住戶競爭土地使用的基礎上引入土地市場。由于住戶需要支付土地租金和消費企業產出,因此住戶的需求內生地依賴于其支付租金后的剩余收入。他們也試圖提出保持空間競爭過程來解釋作為中心城市的區位和數目。因此,Fujita等(1986)是在區位空間一定的情況下,研究住戶競爭的過程。從這個研究視角,區域競爭是在市場空間一定的情況下,消費者、資源以及社會發展動力的競爭。魏后凱(2007)指出:“目前中國的區域競爭主要表現為各都市圈之間的整體競爭,而不是過去的那種單個城市之間的競爭。”基于產業集聚的各都市圈之間的競爭,主要是各地競相發展某一產業,形成對資源、市場和人才的激烈爭奪,甚至造成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由此必然導致區域之間的惡性競爭、資源配置的非帕累托最優,以致于社會再生產循環系統被破壞,因而使區域經濟關系偏離理想的區域均衡態。伴隨著競爭的不斷加劇,目前大都市區內的各種沖突也日益顯現。這里所指的沖突,是指在大都市區內,一方的決策和行動已經或者將要對另一方產生消極影響。這種沖突主要包括經濟沖突、社會沖突和環境沖突三種類型(魏后凱,2007)。因而,區域之間沖突是不可避免的,發展區域競合關系是次優選擇和現實選擇。袁志剛(2007)指出,“產業集聚是緣于非農產業的規模報酬遞增地方化,如果緩解地區差距必須著眼于改變現有的產業集聚,而很可能會損害已有的空間效率。他也提出解決區域差距的出路,要將目前中西部地區的多數人口遷移到東部地區,形成三個世界特大型都市圈,充分發揮、挖掘東部地區已有的集聚效應。”詳見《序》,載范劍勇:《產業集聚與中國地區差距研究》,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總之,地方政府干預區域經濟發展主要是為了促進區域自身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央政府需要從全國整體發展的全局角度來考慮其對各個區域的影響,制定可行政策,處理好區域之間的經濟社會自然關系,促進產業集聚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融合。

四、社會再生產鏈條下的區域差異化發展

近年來,隨著產業地方集中、區域競爭以及經濟全球化的快速推進,無論是國際分工還是國內分工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逐漸由傳統分工方式向新型分工方式轉變。從分工發展過程來看,國內區域產業分工的演變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產業間分工,它是指不同區域發展不同的產業,進行專業化生產,這是經濟發展早期階段的產業分工方式。第二階段是產業內分工,就是不同區域都在發展同一個產業,但其產品種類是不一樣的,它是產品專業化。第三階段是產業價值鏈分工。雖然很多地區都在生產同一產品,但是各個區域按照產業價值鏈的不同環節、工序甚至模塊進行專業化分工。新型產業分工是對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中出現的新現象和新趨勢的理論概括,是相對于傳統產業分工的概念,新型分工主要包括產業內分工和產業價值鏈分工。吳金明等(2005)指出:“從更高層次上說,現代區域或企業的競爭已經演繹為區域或企業所加入的產業鏈之間的競爭。”

然而,在城市群之間的經濟競爭沖突一直較為突出的是各地均競相發展同一產業甚至同一產品而出現產業結構雷同、各地工業園區紛紛上馬和各種重復投資問題。這種情況在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等地區均較為常見,各城市甚至各工業區在招商引資、產業發展等方面降低投資門檻(如環保政策)而展開激烈競爭,甚至互相挖墻腳。從某種程度上講,如果區域產業結構高度化在這里,產業結構主要指工業結構或者更小的制造業結構。工業結構高度化是指隨著經濟發展,工業內部結構變化的過程表現為由附加值低的結構向附加值較高的結構轉換的趨勢,參見林麗瓊:《投資經濟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頁。呈現趨同可以看作是良性的區域產業競爭和沖突的結果,但是如果區域產業結構重現低水平的重復,必然造成資源浪費、污染加劇、消費市場惡性競爭、國內區域間產業鏈之間分工和合作斷裂,以及無法與國外產業鏈高端對接。

顯而易見的是,生產的發展和競爭的需要引發了分工,分工促進了現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從區域分工來講,產業價值鏈的不同環節具有不同的區位特征,即研究開發階段和銷售服務較多集中在大城市中心,大量生產階段多在大城市周邊地區的分散區位。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城市群間競爭需要依據自身的實力和現有條件,選擇合適的主導產業。Mori等(2002)指出:在給定產業最優設址的情況下,都市區數目和規模存在穩定的關系,產業設址行為具有很小的自由度,因此,大都市區城市之間的等級原則決定了產業分布格局,這樣小城市吸引較低等級產業才有助于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此外,區域專業化生產要以區域外的要素、商品和服務交換為目的,為了促進適度競爭和區域差異化發展,區域間必然需要進行各種生產要素的流動以及產業分工和協作。陳秀山等(2003)指出:“分工表現為各種社會勞動的劃分及專門化。分工既包括部門間、企業間和企業內部分工,也包括把一定生產部門固定在一定地區的地域分工,即區域分工。”市場經濟發展越成熟,需求導向的機制發揮作用就越充分。因此,區域要形成有競爭力的區位經濟,需要促進區域內產業價值鏈分工。同時,必須進行區域協調、優勢互補,適度發展區域間產業內分工和推動各區域有競爭優勢的產業間分工。李廉水等(2007)指出:從世界范圍來看,無論是國家與國家之間,還是同一國家的不同地區之間,都在開展著不同規模和層次的區域分工與合作。很顯然,本區域圈層必須立足于本圈層的區位比較優勢,進一步以國內其他區域圈層和國內市場為主要目標,以國際市場為導向,擴大本區域圈層產業的輻射力。此外,各區域應該發展本地化規模經濟的產業,避免產業同質化、惡性競爭。從而,這就保障了各區域產業的競爭優勢和資源有效配置,發揮各地區的比較優勢。蔡等(2002)指出:企業按照本地的比較優勢進行產業選擇、技術選擇的結果,就會形成不同地區的產業結構特點,構成國家整體的區域分工格局。此外,區域專業化有利于新知識的發現和傳播,促進區域競爭力的提高。梁琦(2004)指出:“創新發明是大城市的現象,重大的創新發明一般都出現在大城市而不是小地方;大多數創新發明都發生在城市而不是城市之外的地方,而城市本身就是集聚的結果。”

由圖4可知,圍繞城市群Ⅰ圈層布局的本地化產業集聚A,由于規模經濟和“國內市場”擴大效應,產品供應范圍逐漸覆蓋城市群Ⅱ。隨著其進一步發展,又覆蓋城市群Ⅲ。最后,產品供應覆蓋國外城市群。

因此,圍繞城市群的產業圈層結構實現了內部城市精細合理化的專業分工,使區域內各地區的區位優勢重新組合和有效組織,發揮了各城市在區域圈層中的區位比較優勢。同時,不同區域圈層之間選擇各自比較優勢的產業,降低了區域間產業結構“同化”的危機,又加強了和國內不同區域圈層經濟結構的分工和協作。此外,各區域選擇自身本地化規模經濟的產業,不斷促進產業上下游的配套性,科學分工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從而使企業能較大幅度地降低生產成本和經營風險,使產業集聚規模經濟和產業競爭優勢交互增強。最后,各區域要能夠發展有品牌企業支撐的產業,進而形成產業區域品牌,不斷提高對產業鏈的控制能力,差異化發展各自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吳金明等(2005)指出:“當今世界,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競爭主要表現為“龍頭”企業之間的競爭、產業鏈(亦即產業的配套性,包含配套能力、配套水平質量等)之間的競爭、對產業鏈控制能力(控制產業鏈高端或關鍵環節、控制關鍵資源、控制關鍵技術)的競爭以及新產業區之間的競爭。”

總之,區域分工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現象,而且是一定社會經濟制度在生產領域的集中反映,需要政府制度創新和區域合作。區域分工的深度和廣度促進了生產制度的創新,推動了交易制度的完善與規范,由此帶來收益遞增和社會變革,構成了區域長期經濟增長的源泉。

五、政策建議

產業圈層布局和區域差異化發展可以實現產業集聚的規模經濟和發揮比較優勢。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效率,需要國家及地區間制度協調和制度環境一致化。因此,政策推動就成為產業圈層布局、區域經濟差異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基本策略。

中央政府的作用強度應根據區域之間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特點而有所不同,其作用主要有:(1)將重要的利益相關者組織起來參與整體區域發展規劃過程,發揮領導與促進作用,同時明確區域差異化發展的戰略導向。(2)促進和支持區域合作,支持自下而上制訂區域發展戰略的方法,綜合考慮社會、環境與經濟問題,加強地區協調與合作。科學引導不同區域、各省市以區域核心城市或者省會城市為中心,其他不同等級城市為節點,培育區域內圈層經濟結構。(3)在明確可信的未來規劃與一系列國家目標的基礎上,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前瞻性和發展性。

地方政府的作用主要有:(1)營造一個財政穩定的經濟環境,選擇好本區域內的主導產業,促進產業集聚和區域產業價值鏈的完善。(2)以區域內主導產業為主建立競爭優勢,促進區域市場發育,繁榮區域經濟,改善產業與地區的總體經濟環境。實現圈層結構內城市之間合理清晰的產業定位和專業化分工,整合區域內資源,形成區域圈層經濟的比較優勢。(3)制定良好的地方教育政策,人力資源開發政策應與經濟發展相一致。城市圈內大中城市的普通高校教育、職業教育及成人教育資源豐富,辦學條件較好,應責無旁貸地開展城市圈對接教育和培訓。同時,要注意對城市圈的教學資源進行整合,以提高綜合教學效率。要盡可能多地開展“訂單式”、“定向式”培訓,以滿足產業配套勞動力的要求。

然而,政府的作用還不僅僅如此,推動和提高區域的制度供給才是長遠之計。制度是一個涵蓋范圍很廣的范疇,不僅包括體制、政策和法規,還包括道德、倫理、觀念和習慣等。由于區域道德、倫理和觀念的差異,區域經濟行為主體的制度創新能力也不同。經濟增長是自然資源、勞動力、技術、資本和制度等多種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由于要素配置效率決定著經濟增長速度,而經濟制度又影響到資源配置效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區域經濟政策屬于制度范疇。因此,政府應通過制度安排,改變各區域的要素供給,進而改變區域之間的要素配置和經濟發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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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arrying out Pattern of Industry Ring

and Differential Development of Regions

LI Jinghai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第4篇：經濟學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關鍵詞：多媒介革命;后現代;視覺消費;視覺饜足

中圖分類號：J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02-0008-04

一、多媒介的時代

在信息科學領域，由于信息生產、處理和傳播的發展導致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經濟關系發生變革的現象被稱為“信息革命”。一般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中迄今一共發生過五次信息革命：第一次是語言的誕生，第二次是文字的創造，第三次是以造紙術為前提的印刷術的使用，第四次是以光電信號和無線電技術為基礎的電報、電話、廣播和電視的相繼發明。最近的一次信息革命是上世紀下半葉計算機的發明以及計算機、互聯網與數字通信技術的合流。作為媒介，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兼容了電影電視的視覺化特征，能夠同時呈現不同介質的文本――聲音、文字、圖片及活動影像。不僅如此，第五次信息革命在信息的儲存和傳播速度上達到了質的飛躍，大部頭的文學著作和一部電影上千米的膠片在小型數字移動存儲盤的面前成為“滄海一粟”，比國家電視臺的重大新聞更快的傳播速度使得記錄個人日常經歷的照片和心情隨筆也可以在第一時間開放展示給受眾。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現代多媒體數字技術并不是一次孤立的機械發明，而更像是一種外向型的“信息整合”和“媒介革命”時代的表征：數字化媒介通過信息技術將傳統媒介中的一切傳播文本轉換成統一制式的二進制編碼，以此完成對多種媒介和多元信息的“收編”。在社會話語層面，計算機、互聯網和多種新生的媒介形式完全打破了地域、距離和意識形態的限制，使人們能平等、快捷地接觸到多樣信息、思想和文化。

“多媒介”，是指計算機交互式綜合處理多種媒介的信息，包括文本、圖形影像和聲音，多媒介首先是一種技術的指稱，除了計算機，多媒介包括著多種新生的影像媒介，現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媒介進行簡單介紹。與“電視”一樣，“DV”也具有兩種定義，一種是“數字視頻”（Digital Video），指以數字信號而非膠片作為載體的活動影像，是一種文本介質;另一種是用來拍攝數字視頻的“數碼攝影機”，帶有工具屬性。1995年索尼公司推出第一臺家用小型DV機，與傳統攝像機相比，DV機具有高效能和低成本的優勢。采用數字信號記錄使影像的清晰度有所提升，且操作簡便。作為影像文本的DV便于后期處理，可以直接生成數字視頻文件或導入其他工具進行編輯和修改。“網絡播客”是數字廣播技術的一種，以互聯網為信息存儲和交換的場所，進行數字聲訊節目的預定、下載和制作上傳的媒介技術，用戶可以將預定的節目下載到私人播放工具上收聽，不用再按時按點地等候傳統媒體節目的播出，用戶還可以自己錄制音頻上傳與其他用戶分享。與之原理相似的，“網絡博客”偏向于文字、圖片和視頻文件的上傳與分享，“博客”之后的“微博”實際上是對前者的部分功能和窗口進行修改的產物――使主界面從私人界面轉向體現交互性的公共界面，以時間軸為依據顯示用戶更新的信息，同時加入更多互動功能。這些改變突出了交流的即時性和快捷性，使“微博”及自媒體用戶群迅速擴充。“手機電視”是利用流媒體智能手機觀看電視節目的技術，手機網絡與計算機網絡的合并使手機兼具了播放網絡視頻的功能，通過手機應用程序（簡稱APP），手機電視與網絡視頻在同一播放程序內實現兼容。電子游戲又稱“視頻游戲”，電子游戲以數字虛擬影像為表現形式，用戶在自然游戲行為過程中對計算機、手機或其他游戲終端進行操作，感受數字程序生成的影像對現實游戲情境的模擬。游戲過程中，游戲程序根據用戶操作進行響應，使用戶獲得視覺反饋。電子游戲使人們擁有在輕松的游戲環境中即時“生成現實”的體驗。

上述這些新生的影像媒介具有一些共同特點。首先是實時性：新媒介使各種介質的文本都能夠高速地生成和傳播，膠片攝影需要文本生成過程，即放大洗印的過程，大部分電視節目存在錄播的時間差，而新媒介的信息傳播是即時的，文本生成的時候，其傳播也完成了;第二是集成性：新媒介不再只具備單一功能，而能夠融合多種文本的生成和傳播。DV機可以同時進行畫面拍攝和聲音采集，網絡“播客”能夠同時進行上傳、錄制和下載，“微博”能夠在文字信息的時候上傳圖片，并分享網絡視頻連接，而智能手機具備了上述所有功能;第三是交互性：人們在接受信息的同時也可以操作和改變信息，受眾同時也是用戶。電子游戲的玩家在觀看游戲畫面的時候也決定著畫面的生成，“微博”用戶可以第一時間對其進行反饋（評論、引用、分享等），“播客”用戶可以控制聲訊文件的播放時間、播放速度，更不用說手機本來就是一個通訊設備。

后現代社會文化中，藝術和商業、精英和大眾、原型和復件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彌，多媒介的共同作用使這一歷史進程能夠順利進行，具體到視覺文化的領域里，傳統的概念受到質疑和顛覆，虛擬的影像包裹著大眾，并逐漸替代原本的現實，數字技術取締了影像生產的特權，也瓦解了影像本身的神話，不同影像媒介的邊界不斷模糊，形成了一種“泛影像”的傳播。總的來說，在文化的后現代進程和商業化的浪潮中，多種影像媒介的產生改變了影像的生產和傳播機制，也改變了影像的認識論，同時帶來一系列的社會文化現象和大眾話語的轉變，這種現象可以被稱為“多媒介革命”。

二、視覺文化與符號消費

在“多媒介革命”的后現代社會中，影像必然地成為主導的媒介形式，視覺媒介取代文字成為社會話語的 “元媒介”。把握事物的外形成為了解該事物的第一步，如果人們要理解一件商品，首先要接收的是該物品的圖片;大眾關注一則新聞，首先要看到該事件發生時“在場”的影像，或是事件親歷者的影像，起碼也要看到照片，只有文字敘述或聲音描繪的信息被認為是“不可靠的”，可視性成為信息的一種評價標準。在多媒介對信息的立體傳播中，影像媒介成為理解和評價其他媒介信息的“元語言”。

對視覺文化的考察要融入當代語境中的社會和文化背景，而“經濟領域中發生的事件可以直接影響文化領域中發生的事件”[1]，鮑德里亞認為經濟生產領域已經與意識形態或文化領域融為一體，文化作為經濟領域的表征是對社會經濟關系的一種隱喻。現代社會最顯著的經濟活動是消費，消費活動的空前發達是工業化、都市化和市場經濟的結果，隨著消費資源不斷豐富，都市化進程加快，市民閑暇時間增多，工業化時代的生產型社會開始逐漸轉變為消費型社會。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的轉變同時也是現代社會像后現代社會的轉變。在消費社會中，社會活動傾向于圍繞消費活動來組織，由此，社會關系逐漸脫離物質生產的關系，開始圍繞著消費關系來構建。這樣的一個結果是，人們開始更多的通過消費而不是生產活動來對自身和他人進行身份定位，消費行為和商品本身逐漸成為社會地位的標志，商品成為表征身份的商品。消費社會為商品的主體化和符號化打下基礎。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日常生活的“文化化”和“審美化”使人們越來越關注商品的外觀，一系列的廣告傳媒和文化產品暗示出商品在構建“理想生活圖景”方面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樣，視覺消費和符號消費捆綁在一起，成為消費社會的主要文化特征。

理論家認為，消費的異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重要現象，丹尼爾?貝爾將其解釋為“一種永不滿足，永無止境的欲求消費”[2]。工業化程度的加深和流水線生產使得消費社會中的商品呈現一個矛盾的狀態：一方面，商品的分類十分詳細，品類眾多。過去滿足特定需求的一種商品被細分為眾多類別的商品，而每一個類別又“分化”為更多的亞類別，例如20世紀90年代走入中國普通家庭的個人電腦，已經“分化”為臺式機、筆記本電腦和掌上電腦，筆記本電腦繼續分化為重視便攜性的“商務本”和重視用戶影音體驗的“游戲本”，“商務本”又再細分為“超薄本”、“超級本”、“二合一本”等眾多類別;另一方面，同類商品的同質化情況越來越嚴重。在商品類別的細分之后，人們發現，同一種商品的性能已經沒有太大的分別。相應地，人們在進行消費活動時發現自己面臨的商品花樣繁多，即使面對同一類商品也很難全部瀏覽一遍，但同時人們也發現，同類商品之間除了商標，在使用價值上已經沒有實質性的差別，可供選擇的余地已經很小了。面對這樣的情況，消費社會的大眾開始趨向于單軸行為，即放棄選擇，商品帶給人們的視覺印象大于其使用價值評估。“這一切源于文化元語言的缺損，源于自我的選擇和評價標準的丟失。這樣，消費也在無選擇中成為異化的意義活動。[3]”這一論述涉及到異化消費與后現代社會具有的復雜聯系。

選擇權的出讓和商品的同質化使得商品必須借助影像媒介建立屬于自己的視覺符號，通過廣告、宣傳畫和網絡視頻等渠道，商品的外形得到全方位的展示。“在消費社會中，看的行為本身就構成了消費……消費社會中的幾乎所有消費品和服務本身都必須在被看見和被展示的情況下才具有消費品的性質和吸引力。[4]”在這一語境下，消費社會中的影像媒介既具有第一性的特質（物質主體），也具有第二性的特質（消費對象）。

所以，通過影像媒介展現商品形象成為“符號消費”的核心構成。消費社會通過多種媒介給商品附上某種社會地位和文化品位的暗示，消費者在選購商品時受到媒體宣傳的暗示，從而通過購買商品來建構和表達自己的身份，使自己認同并歸屬于某個社會階層，并具備某種素質和品味。商品的消費變成一種符號消費。與之相似，“時尚”的概念就建立在符號消費的論域中：人們通過消費特定的商品表明自身與所認同的文化、社會階層的一致性，同時與其他的階層相區分，確認和展示自己的獨特性。消費社會中，人們通過符號消費獲得一種“群體成員感”。所以符號消費是一種“對欲望的欲望”。

消費社會中，商品的符號性具有決定消費活動的能量，舉例說明：“新百倫（New Balance）”是一個美國運動鞋品牌，擁有百年歷史。但該品牌很少邀請明星和公眾人物進行廣告宣傳，也一直未能占據中國市場。2013年年底，韓國電視劇《來自星星的你》通過網絡渠道進入中國并獲得巨大反響，劇中的男主角經常穿著“新百倫”的慢跑鞋出現在鏡頭中。依靠該劇的成功，短時間內，這一陌生的品牌迅速火爆內地市場并搶占到相當的市場份額。電視劇中的男主角面容俊秀，擁有巨額財產，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同時散發著“外星人”的神秘氣質，人物形象與商品形象相結合，使該款慢跑鞋具備了豐富鮮明的符號特征，消費者通過購買該品牌的鞋來達到對劇中人物的認同與接近，將作為商品的鞋“內化”成為消費主體的身份表征。高昂的售價并未影響鞋的銷量，因為“擁有財富”的意義融入了這款商品的符號特征中。

三、全媒體與幻覺文化

以文化研究的視角考察消費社會，后者的含義會遠遠超出“商品消費”的范疇。影像媒介傳播的視覺形象同樣可以成為消費的客體，這種通過“看”而不是“買”的消費是消費社會里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現象。“全媒體”成為這一文化現象的媒介基礎。“全媒體”的概念建立在“多媒介”的基礎之上，是數字化背景下多種媒介形態相融合的結果，既是多媒介的組織形式，也指代當下傳媒領域的行業模式。“全媒體”是指媒介信息在傳播過程中采用多種媒體表現手段（文字、聲音、圖片、影像、界面等），通過融合不同媒介形態（報刊、廣播、海報、電視、網站等），將信息同步傳送給多樣化的終端（手機、電腦、電視等），訴諸視、聽、觸覺等多種感官渠道，各種渠道無縫鏈接，使處在各種環境中的受眾都能即時實現信息接收。“全媒介”是一個共時性的傳播機制，通過媒介的融合解決受眾分化帶來的難題，實現了傳播效率的最大化。在全媒體的技術保障下，視覺消費所需的影像資源高速堆積，使處在后現代社會的大眾與現實世界相隔離，使“視覺中心”的社會文化進一步呈現出“幻覺”的特質。

1839年，法國畫家保羅?德拉羅什在看到了當時新發明的“達蓋爾”攝影術時，發出了一聲感嘆：“從今天起，油畫死了”。盡管當時的攝影術遠未發展成熟，但當時“觀眾還是很清楚，攝影能奪走油畫的優點”[5]。這里所謂的優點并非是藝術的，而是工具的，攝影術替代了油畫作為記錄現實的必要手段――有了攝影機，人類在記錄現實時不會再考慮繪畫了，所以作為傳播媒介的油畫“死了”，社會文化進入到影像時代。麥克盧漢認為“媒介即是訊息，因為對人的組合與行動的尺度和形態，媒介正是發揮著塑造和控制的作用。[6]”隨著媒介的革命性進步，人類的擴展方式由“外爆（explosion）”轉變為“內爆（implosion）”，即從身體在空間內的延伸轉向神經中樞借助媒介的延伸。在當下，全媒體的傳播機制將人的神經中樞延伸到前所未有的領域，人們通過全媒體感受著周圍的世界。鮑德里亞對“內爆”的理論進行擴展，在社會學意義上考察“內爆”的影響，認為“現代媒介所具有的虛擬化特質，很大程度上將人的感知能力局限在了對‘媒介真實’的感知層面上，人無法對世界的真實狀況進行具體感知和準確判斷”[7]，媒介營造的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產生了意義的“內爆”。美國人沃爾特?李普曼也認為當今的人類不是生活在自然環境中，而是在由媒介符號構筑的“擬態環境”中。人們通過消費來構建自己的身份，同時也通過影像媒介感知周圍的世界。在都市中，人們隨處可見商場的巨幅廣告、建筑物頂層的五彩霓虹，LED屏中滾動的影像好像在對自己深情訴說，電視里的風光紀錄片好像把最美的自然景觀帶到自己的窗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切令人眼花繚亂的同時，卻與人們的現實生活毫無關系，它們的作用似乎只有遮蔽而不是呈現現實的世界。

回到消費領域，后現代語境中的“肯定性”文化創造出一種新的現實：“在文化內部營造出一種表面的統一與表面的自由，而種種異見與反抗則在‘安撫’政策之下噤聲。[8]”這一文化現象可以用來解讀“全媒介”環境中無所不在的廣告意識形態。當下的廣告以誘導和贊美為主旨，通過對生活進行極端片面性的再現對商品賦予符號意義。在印刷機的時代，報刊上的廣告采用十分簡潔的文字表現著高度實用的信息，告訴讀者“如果遇到某個問題，就去某個地方找某個人，他和他的商品能解決該問題”，這是印刷機時代廣告的話語范式。而在當下的消費社會，廣告一改嚴肅冷淡的語態，表現出無比溫馨和軟性的姿態，通過對商品符號化，暗示出商品的使用者而不是商品本身的品質。廣告的目的不再是告訴觀眾某件商品具有某種價值，而是通過營造生活的“擬像”使觀眾覺得商品有價值。當下的廣告極力營造一個心理暗示：“所有的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所有的問題都是可以快速解決的，它們的快速解決要借助工藝、技巧和化學。[9]”所以當下廣告的話語范式通常是：人們必然遇到某個問題，然后商品在第一時間出現并快速解決了該問題，之后人們回到了愉快的生活狀態中。現實生活被粗暴地擬合成“出現問題”和“愉快地解決所有問題”的重復循環，理性的思考和社會批判在廣告之中難覓蹤影。如同廣告一樣，在“全媒體”籠罩的社會中，影像逐漸失去了復制現實的功能，通過影像展示給大眾的，不論是生活圖景、社會場景還是自然風光，都只是與被表現的對象異化的“假像”，這些與所指相異的龐雜的能指，以幻覺為背景，見縫插針地向人們發出誠懇允諾。全媒體正在建立一種虛擬的神話，試圖混淆人們對現實的感知：帶有人機交互功能的游戲機能帶給用戶逼真的體驗，拿著手把站在電視機前揮動手臂的人認為自己是在滑雪或打網球，已經忘記了這只是游戲，更難以達到健身與交流的目的;人們回到單身公寓時，虛擬管家表達問候，并打開電視機，這讓用戶感受到親切的陪伴;購物網站的廣告試圖告訴人們只要在網站上通過圖片選購商品，就能夠改善人們的經濟狀況，使人們忽略了自己其實是在花錢而非省錢。一則購物網站的廣告語將這種“幻覺文化”的許諾表現的淋漓盡致，這則廣告語是：“在未來，所見即所得。”

四、“視覺饜足”與影像堆積

通過對視覺文化的歷史和發展脈絡進行系統地梳理能夠看出，不論在哪個歷史階段，視覺文化始終是人類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歷時地考察視覺文化對主體產生的作用可以發現，隨著媒介視覺傳播技術的快速進步和傳播效率的持續提高，視覺感知的對象變得越來越復雜多樣，視覺經驗無限豐富，視野所及達到了前人難以想象的遼闊領域。相應地，生活在高度視覺符號化的社會空間里，人們的視覺需求和視覺期待也不斷增長，套用經濟學的論點，隨著邊際效應的遞減，視覺滿足越來越難以獲得，滿足視覺期待變得更加困難。電影作為視覺藝術和視覺產品的“奇觀化”趨勢可以作為典型例證。本雅明認為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消解了傳統視覺藝術“獨一無二、此時此地”的“韻味”，給傳統文化帶來了巨大的震動，電影是這一轉變最強大的落實者。電影的影像在傳播過程中表現為“震驚”而非“靜觀”的視覺范式，“主體消失在對象世界之中，幾乎容不得片刻的思考和反省”[10]。電影中的每一格畫面都是“待完善”的――前一格畫面的信息還沒有被完全接收，就立即被后一格畫面覆蓋，所以觀眾的視覺體驗中沒有思考，只有震驚。確立這種觀看模式的除了電影本身的機械原理，更重要的是影像內容的奇觀化，奇觀的創造不只是速度因素，還包括場景元素、動作元素和身體元素。電影尤其是當下的3D電影將觸覺體驗帶入視覺傳播過程，觀眾會因沖向銀幕的火車、射向觀眾席的子彈下意識地躲閃，武打槍戰的緊張節奏會使觀眾肌肉緊繃，身體的局部向觀眾傳遞著性暗示。現在的觀眾不是主動追求影像，而是處在影像的包裹中，觀看過程中人的主體性被剝奪。視覺體驗超越敘事邏輯成為電影的“主因”，影像以奇觀的形式持續地刺激觀眾，直到后者的視覺接受神經不再敏感。1977年上映的好萊塢科幻電影《星球大戰》在當年獲得巨大成功，成為美國甚至全世界的流行文化現象，觀眾驚嘆于影片中浩瀚的太空景象和扣人心弦的太空戰斗場面。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泰坦尼克》（1997）和《黑客帝國》（1999）上映之后，很多觀眾再看《星球大戰》時會感覺畫面很“假”，因為電影技術的進步帶來了更加逼真的影像，使觀眾受到更震撼的刺激，原來的影片已經難以繼續構成“奇觀”化的觀影體驗了。同樣的原因，在看到《變形金剛》（2007）和《阿凡達》（2010）后，之前的影片又成為“過時”的產品，“奇觀”影像的不斷堆積使得觀眾的視覺需求不斷增高的同時，人們的視覺經驗距離現實世界的“視覺自然”越來越遠了。

除了電影，“多媒介革命”時代的其他媒介形式也在展現各種視覺奇觀。明星是幻覺文化的集中具象，在高頻次的重復出現于各種影像媒介時，明星們以生動可感的方式滿足著大眾對世俗生活的幻想，成為大眾生活中“最熟悉的人”。但隨著對大眾“視覺饜足”的不斷迎合，明星的“使用壽命”越來越短了，“過氣的明星尚未最終凋謝時，新的明星已在傳媒的‘制造’和‘包裝’的過程中了。[11]”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一年的時間里，只在韓國國內“出道”的明星組合就超過了50個，這些組合均有多個成員，每個組合都曾在媒體上多次亮相，但其中絕大多數成為媒體過客，轉瞬即逝。在視覺媒介成為文化主導的當下，大眾的視覺需求不僅不會收斂，反而會在媒介的鼓動下無節制地增長，結果導致視覺材料的過度堆積。英國球員貝克漢姆曾將自己身體各部分的形象使用權出售給多家商業品牌作為其形象代言，韓國演員金秀賢在2013年憑借《來自星星的你》在中國贏得很高的知名度，他在2014年的60天內，連續成為16家中國品牌的形象代言人[12]。明星的形象在“全媒體”的推動下鋪天蓋地向大眾襲來。

當下的媒介正是以這樣的速度在大眾的日常生活中生成新的影像，覆蓋舊的影像。蘇珊?桑塔格認為，在消費社會的背景下，“消費各式各樣影像和產品的自由被等同于自由本身。把自由政治選擇收窄為自由經濟消費，就需要無限地生產和消費影像。[13]”在這種社會機制下，人作為主體與影像作為客體的傳統范式已經動搖，大眾生活在影像超載的重壓之下，現實生活被媒介生產的過剩影像所左右，而影像通過質量的“改進”與數量的“增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權威性――張貼畫擋住墻壁，廣告牌遮蔽天空，電視和電腦中多層重疊的畫面成為通向外界的窗口，向人們展示“世界”的面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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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易容，趙毅衡.符號學-傳媒學詞典[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

[4] 周憲.倪偉譯.視覺文化的轉向[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5] （美）尼古拉斯?米爾佐夫.視覺文化導論[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6] （加）馬歇爾?麥克盧漢.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上海：商務印書館，2000.

[7] 胡易容，趙毅衡.符號學-傳媒學詞典[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

[8] （英）約翰?斯道雷著.常江譯.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9] （美）尼爾?波茲曼著.徐昭譯.娛樂至死[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5.

[10] 周憲.視覺文化的轉向[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11] 孟繁華.眾神狂歡――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化現象[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