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資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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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經濟全球化主要是指各類經濟要素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從而使得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強，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逐步融合，最終朝著無國界經濟轉變的一種過程和趨勢。伴隨著國際分工日趨深化和科學技術加速發展，經濟全球化發展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其主要標志是：國際直接投資急劇增長；跨國公司作用顯著強化；國際經濟合作迅猛發展；國際金融市場快速膨脹。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在與發達國家的經濟交往中，能夠獲得它們自身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這些，發展中國家要想得到發展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這可以說是發展中國家所擁有的特殊的“后發優勢”，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充分利用這一特有的優勢，就有可能以發達國家所遠遠不及的速度發展，加快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步伐。從這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機遇。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在當代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擁有強大經濟技術實力的少數西方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起著支配作用，它們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游戲規則”，試圖把經濟全球化灼過程變成其謀求經濟、政治霸權的過程，這就使得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因此，發展中國家既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以分享世界經濟發展的成果；又要切實把握好分寸，注重趨利避害，防止欲速不達，在經濟和政治上受控于發達國家。

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也是雙重的。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主流，越來越多的國家改變了對外國投資的態度和政策，紛紛取消了在金融、保險等服務領域中對外國投資的限制，制定和實施了許多旨在吸引外資的政策法規，為適應國際投資自由化的要求進行了一系列調整。有些國家還大力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創造良好的硬環境，以便增強對外資的吸引力。這些行動本身對國際投資者來說就是一種綠色信號，無疑有利于投資要素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優化配置和自由流動。我國境外投資者應該及時把握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這些條件和機遇，尋求優越的投資環境開展境外直接投資，以便獲得更高的投資效益。當然，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不僅具有積極的一面，同時也有消極的一面。由于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各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加劇，國際資本市場競爭也空前激烈。尤其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和技術實力，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占據主導地位，在經濟全球化發展中起著支配作用。而我國境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創辦跨國公司的經驗相對缺乏，加上西方發達國家正時刻警惕著中國這個第三世界新興的強勁對手，使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從一開始就處于不利地位。因此，面對經濟全球化浪潮，我們既要積極發展境外直接投資，使本國經濟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又要保持清醒頭腦，使境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水平與國情國力相適應。

二、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近年來，我國國內商品短缺的現象已基本結束，市場開始出現整體供大于求的格局。據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結果，在900多種主要工業品中，有半數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紡織品的生產能力已經高出市場需求的40%，彩電生產能力高出60%，空調生產廠家開工率只有43.4%，供大于求的電子產品達到75%。另據國內貿易部對605種商品的供求情況排隊，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品種高達99.8%，其中供大于求的品種占72.2%。由此可見，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過剩并不是極少數產品的偶然性市場供求不平衡引致的，而是大面積的產品和生產能力的相對過剩。面對這種嚴重的生產過剩，我國政府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擴大政府支出，降低銀行利率，增加出口退稅，減少法定準備金，甚至在通貨緊縮時期逆勢加薪等等。采取這樣大的力度和密度的綜合調控手段，旨在擴大內需，提高生產能力利用率，然而其成效不甚明顯。這是因為，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過剩是低水平的相對過剩，是產業結構變化滯后于需求結構的變化造成的，這種經濟發展的非均衡不可能完全仰賴常規的綜合性政策措施來解決，而必須采取治本措施，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為了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我們應該適當擴大境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向國外轉移部分富余的生產能力，開拓國際投資的新領域。特別是發展以實物形態資本為載體的境外直接投資能增加我國國內市場的總需求，進而拉動經濟增長，使我國經濟在國內市場需求約束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

在我國一些工業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同時，還存在著某些資源短缺的問題。若用國際上通用的衡量一國資源豐缺的標準，即資源種類的齊全程度、資源儲量的充裕程度和資源品位的高低程度來衡量，我國屬于資源種類比較齊全、但人均資源占有量則相對貧乏的國家，而且礦產資源品位低。如石油、木材、橡膠、鐵和銅鐵礦等重要資源人均占有量遠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不少資源需要從國外大量進口。我國目前已探明的鐵礦資源雖有500多億噸，但其中97.3%的儲量為貧礦，平均含鐵率僅為30%左右。按現有的資源利用方式，預計到2010年國內45種主要礦產資源約有1/2不能滿足需要。面對國內資源供求矛盾日趨突出的嚴峻形勢，我們應該更多地將眼光投向國外，積極參與國際資源開發的合作與競爭，有選擇地在境外建立一批戰略性資源開發生產供應基地，以便解決國內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需要與某些資源相對短缺的矛盾，同時保障我國資源供應的戰略安全。

三、外貿出口環境變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世界生產力加速發展，許多國家商品供過于求的矛盾日趨突出，對國際市場的爭奪也更加激烈，外貿領域的摩擦和爭端此起彼伏，從而導致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仍很盛行。許多發達國家在加強貿易保護的過程中，重點強化了非關稅壁壘，包括質量標準壁壘、環境無害化壁壘、知識產權壁壘、反傾銷壁壘等。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減少對出口國的依賴，提高本國自立能力，推行進口替代政策，設法提高關稅，實行配額限制等。特別是經濟區域集團化的深入發展，對國際貿易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些區域性集團內部相互取消關稅和進出口限額，乃至完全開放邊界，使成員國遠比過去更為便利地進入當地市場，實現商品交換和優勢互補，大大增加了相互間的貿易機會，使國際貿易呈現出以“體”內循環為主的特征。與此同時，集團成員以外的國家，由于不能享受種種優惠政策和權利，其商品很難進入區域性集團內部市場，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面對這種貿易格局的變化，許多國家都在大力發展境外直接投資，通過這種方式越過各區域集團貿易保護壁壘，滲透到不同區域集團內部設立企業，就地生產和銷售，以便占據當地市場，擴大市場份額。

我國從90年代中期以來，雖然外貿出口總額不斷增長，連年出現貿易順差，出口商品結構也逐步改善，但仍存在著許多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受到產業結構和產品質量等瓶頸制約，我國目前外貿出口仍以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為主，技術含量和檔次較低，從而削弱了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外貿出口市場過分集中，偏重港澳地區、日本、美國及歐共體國家，這在一方面加大了我國對外貿易風險程度，另一方面也使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上遭到反傾銷指控明顯增多。三是我國外貿管理體制不夠健全，外貿政策、競爭法規和價格體系不夠完善，一些出口企業相互殺價競銷，這不僅導致外貿企業效益增長大大低于外貿出口數量增長速度，使部分外貿企業虧損，而且為國外反傾銷提供了口實，喪失了部分市場機會。針對這種情況，我們一方面要抓緊進行產品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提高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和檔次，有效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開拓新的國際市場；另一方面有必要拓寬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第二條渠道一境外直接投資，努力形成基本合理的境外投資區位及產業布局，通過建立發展境外生產經營體系，廣泛開拓國際市場，這樣既可避開上述影響出口的制約條件，又可鞏固和擴大市場份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新的牽引拉動力量。從國際經驗看，一國要在國際經濟生活中發揮較大影響，在國際經濟分工中占據較為主動和有利的地位，不能單純仰賴于對外貿易的發展，還必須努力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支持國內有能力的企業構筑境外生產經營體系。當一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達到一定水平后，會保持相對穩定，對外貿易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將會被境外直接投資所部分取代，國際分工亦將由貿易主導型向投資主導型轉換。

四、世界科技加速發展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當今世界，經濟競爭說到底是科學技術尤其是高科技的競爭。誰掌握了科技主動權，處于優勢地位，誰就能在世界經濟競爭的舞臺上扮演主角。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都加快了科技創新的步伐，使高科技產業逐步成為支撐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如美國近年正式頒布了“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行動計劃，企圖以此作為帶動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并確立其在世界信息產業的主導地位；英國推出了“技術前瞻計劃”，其中包括信息技術、新型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高科技發展計劃；法國推出了“阿麗安娜新型火箭計劃”和“新空中客車計劃”；日本則推出了“地球科學綜合研究計劃”、“超級鋼鐵材料開發計劃”、“腦科學時代計劃”、“輻射光科研計劃”、“智能制造技術計劃”等等。由此可見，加速發展高科技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競爭中的一張“王牌”，高科技產業化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一道宏偉而靚麗的風景線。世界科技迅速發展給當代國際直接投資帶來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一方面，作為國際直接投資主要載體的跨國公司可以憑借先進的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提高原有產品質量，從而更方便地打開東道國大門，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和擴大自己的陣地。另一方面，由于當代世界科技創新80%以上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的格局尚未改變，它們通過種種措施維持技術的壟斷，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競爭能力減弱。

對于我國境外直接投資而言，世界科技加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要大于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學技術有了長足的進展。以正負電子對撞機、銀河計算機為代表的一系列高科技成果的取得，表明我國在有些領域已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在有些領域里正在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目前的科技水平仍落后于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不足10%，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30%左右，也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縮小這種差距，僅僅靠利用外資和引進技術是不夠的。因為發達國家為了延長其對先進技術的壟斷時間，往往極力避免先進技術在東道國過快擴散，將許多研究開發活動和關鍵產品的生產放在國內母公司進行，而只將成熟技術和最終產品的裝配線轉移至東道國。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很難通過利用外資獲得完整的、一流的先進技術。而且過多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如部分產品的國內市場被跨國公司所控制，國內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惡化，甚至有可能導致經濟結構的失衡。因此，我們應在積極有效地利用外資的同時，努力拓展境外直接投資，以多種形式主動參與國際企業間的合作，以便更直接地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及時跟蹤世界科技發展的最新動向，并向國內進行傳輸和擴散，充分發揮先進技術的“外溢效應”和“輻射效應”。

五、加入WTO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WTO既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又有力地推動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它的宗旨就是從全球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根本利益出發，突破國家和地區保護主義的障礙，逐步實現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以達到全球資源優化配置，各國勞動者充分就業，推動世界經濟持續穩定發展。WTO作為當今世界調節國際經貿關系的重要國際經濟組織，其巨大的作用已為世界各國所認識。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加入WTO后可以得到最惠國待遇，從而避免在出口商品時遭受歧視；可以享受穩定的、較低的關稅稅率，以利于本國產品進入國外市場；可以利用WTO所確定的多邊爭端解決機制，使有關貿易爭端得到公正合理的解決；也有利于及時掌握世界經貿的動向和信息，并從參與多邊貿易談判中受益。但是，加入WTO是一把“雙刃劍”，發展中國家在享受利益的同時也會遭受巨大的沖擊。作為WTO的成員國必須大幅度降低進口關稅，增加貿易透明度，擴大金融、保險、電訊、運輸等服務領域的開放度，放寬對外商投資的限制，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直接面對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經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既能獲得良好的發展機遇，同時又面臨很大挑戰。從總體上看，加入WTO使我國經濟更加緊密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大大增加我國在世界事務、特別是國際經貿方面的發言權和主動權，使我國能直接參與21世紀國際經貿規則的決策過程，擺脫別人制定規則、我國被動接受的不利狀況，使我國在乎等的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以便更充分地發揮本國的比較優勢，立于不敗之地。在境外直接投資方面，我國可利用WTO正式成員國的地位，爭取更好的市場準入條件進入東道國市場，可以將我國一些長線產業的生產能力轉移出去；拓寬境外直接投資的領域，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速我國經濟建設。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入WTO對于我國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是一個有力的推動。但是，加入WTO也會給我國帶來一些壓力和挑戰。特別是在金融、電信、計算機、汽車等行業領域，我國企業會面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同時，由于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使我國跨國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國內市場這一保護性屏障和依托，處于腹背受“敵”、內外夾攻之中。對此，我們必須具有清醒的認識，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加速企業技術進步，通過苦練內功，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要變壓力為動力，主動迎接挑戰，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抓緊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盡快構建一批能在國際市場上叱咤風云的“重量級選手”，以便在更大范圍內尋求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促進我國境外直接投資效益大幅度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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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一)越南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地區

1.政治社會穩定，發展后勁十足。越南保持著政治社會的持續、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了良好的經濟、政治環境。越南已成功實施革新開放政策20余年，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形成和完善，政治體制改革正在加快推進。2006年4月召開的越共十大更使越南進入全面推動革新開放的新時期。1991年以來，越南GDP年均增長約7.5%，遠高于東盟其他國家。2005年，越南GDP增長率達到8.4%，人均GDP已從革新開放初期的約200美元增至640美元。越共十大確定越南2006—2010年實現年均GDP增長率為8.0%的目標，表明了其繼續加快發展的決心。越南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積極參與區域合作，大力吸引外商投資。隨著加入WTO，越南將進一步加強同全球和地區經濟的融合。1988—2005年，越南全國共批準外商直接投資項目6880個，合同金額646億美元，實際到位269億美元。2005年越南全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達58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25%，吸引外資為1998年以來最高水平。其中，新增項目合同金額為40億美元，原項目追加投資金額為18億美元。現有74個國家和地區對越直接投資，外資經濟占越南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5%。

2.地理位置優越，成本較為低廉。優越的地理位置使越南具備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有利區位條件和交通條件。越南地處中南半島東部，位于重要的國際交通線上，有3200多公里長的海岸線；在全國64個省市中，有半數以上的省市臨海，具有明顯的沿海優勢。越南海港較多，陸路直達中南半島其他國家，交通相當便捷，國際航線直通世界上57個國家和地區的首都或城市。越南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大幅度降低了外商投資成本。越南的石油、天然氣、煤炭、水等能源資源和鐵、銅、鋁釩土等礦產資源都十分豐富。投資商在投資優惠的領域和地區投資，可根據土地法和稅法的規定，減免土地租金、土地使用費、土地使用稅。越南勞動力資源豐富，現擁有8400多萬人口，65歲以上人口只占5.6%，勞動力人數占總人口的60%，平均年齡只有24.5歲。全國人口識字率已經達到了94%，大多數人完成高中教育，是東盟國家中人口識字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勞動力具有較好的文化教育基礎，經過培訓后能較快地掌握科學與技藝。同時，勞動力成本低廉，月平均工資約55美元，河內和胡志明市勞動力月平均工資為120～136美元。

3.政策日趨完備，環境不斷優化。越南不斷完善外商投資政策，改善投資環境。越南于1987年制定了《外商投資法》，歷經1990年、1992年、1996年、2000年、2003年五次修訂和補充。為適應加入WTO的需要，越南國會于2005年11月通過了調整內外資統一的《投資法》，并于2006年7月1日生效。新頒布的《投資法》與原法相比，具有投資商自主投資權限擴大、給予外商的投資形式擴大、各項鼓勵和優惠投資政策一并適用于國內外投資商等特點，保障了外商的合法權益。越南采取措施放寬外商投資項目審批權限，提高政府辦事效率。自2006年以來，在新批的越南外資項目中，由越南中央政府各部門審批和頒發投資許可證的項目占63%，各地方政府審批和發證的占13.3%，各工業區和出口加工區管委會審批和發證的占23.6%。新的《投資法》對投資的行政審批手續進行較大幅度調整，進一步簡化手續程序，給予地方更大的審批權限。為給外商創造便捷、舒適的投資環境，越南正加緊建設、完善基礎設施。2006年起5年內，越南政府預計在公路、機場、海港和賓館、通信、水電等基礎設施建設上投資1150億美元。

(二)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潛力巨大

1.中國對越直接投資優勢獨特。中國開展對越直接投資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中越兩國山水相連，交通往來便捷，文化習俗相近，社會制度相同。近年來，中越睦鄰友好、全面合作關系深入發展，達成兩國和兩國人民永做“好鄰居、好同志、好朋友、好伙伴”的共識。兩國高層互訪頻繁，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妥善解決邊界領土問題取得了積極進展。經貿及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全面加強。2005年中國人均GDP已達1703美元，一些發達地區如上海、深圳已超過5000美元，高于越南的發展水平，對越南投資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和比較優勢。通過參與越南資源的開發投資，轉移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能促進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減輕資源和環境壓力；能規避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開拓國際市場。

2.中國對越直接投資亟待拓展。1991年中越兩國關系實現正常化以后，中國企業陸續走出國門，開始在越南投資辦廠。近年來，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推動下，一系列區域投資便利化措施逐步被落實，中國對越直接投資發展較快。中國企業通過對越直接投資，帶動機電產品、原材料和勞務出口，有效拓展了越南和東盟市場。據越南計劃投資部統計，2005年，中國對越直接投資金額突破1億美元，達1.08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32.21%。其中，新增投資項目41個，協議投資額6770萬美元；追加投資項目17個，追加投資協議金額4032萬美元。由此可見，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數量偏少，規模偏小，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顯然要緩慢許多，與中國擁有對越的投資優勢很不相稱。據越南計劃投資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國臺灣省對越直接投資項目1408個，協議投資總額達79億美元，實際到位資金29.4億美元，居世界各國和地區對越直接投資的第一位，項目數、合同資金、到位資金分別占23.8%、15.7%和11%。其余依次為新加坡、日本、韓國和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累計對越直接投資的有效項目352個，協議投資總額為7.31億美元，實際到位金額為1.81億美元，僅列世界各國和地區對越投資的第15位，項目數、合同資金、到位資金分別僅占6%、1.4%和0.7%。中國對越直接投資遠未達到規模效益，平均每個項目為200多萬美元，協議投資額在500萬美元以上的僅有9家。

二、中國對越直接投資的路徑選擇

1.熟悉投資環境。認識越南、研究越南、了解越南是中國對越直接投資路徑的起點。中國投資者要充分認識到，到越直接投資雖然潛力巨大，但仍要認真對待一些困難和風險：土地供應雖然充足，但交通等基礎設施仍較為落后，全國無一條符合國際標準的高速公路，鐵路只是米軌，無法重載，速度也很慢；缺乏理想的合作伙伴，產業配套能力較差；官僚作風、腐敗現象較為嚴重，制度不夠完善，行政效率不佳；技術工人及管理人才不足，人員素質有待提高；短期行為較為普遍，政策缺乏連續性。如果對越南投資環境有深入了解，就能避開風險，利用優勢，贏得商機。要扎實地進行前期準備和投資論證，妥善應對項目實施過程中存在和遇到的突出問題。通過實地考察、深入調研，熟悉越南的國情、商情和風俗民情，使投資活動符合越南市場需求和經貿政策，盡可能融入當地社會。重點研究、掌握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相關投資規則、越南新的投資法及其實施細則、各種優惠政策及政策限制。處理好與合作方以及當地有關部門的關系，對越方合作伙伴進行深入了解，尋求信譽好的合作伙伴。選派能力強、素質高、外語好(越語或英語)的業務人員來越開展工作。樹立以質取勝的經營理念，提高產品質量，注重品牌效應，搞好售后服務，提升中國企業在越南乃至東盟市場的無形資產價值。加強對投資風險的防范，按規定辦理國內外投資報批許可手續。建立信息咨詢系統，為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提供市場調查、項目評估等咨詢業務。健全金融服務體系，為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提供優惠貸款、擔保、保險等金融業務。改變我國對外投資審批手續繁瑣、外匯管理過嚴的現狀，切實為對越投資提供政策支持。保持與我駐越使館經商處的聯系，定期向經商處匯報企業生產經營和管理情況，遇到重大問題及時向使館報告。2.優選投資領域。中國早期的對越直接投資主要是加工、裝配和生產性的小型項目。此后，中國企業已涉及越南的能源開發、電子、建材、建筑、農林漁業及服務業等行業，投資領域非常廣泛。據越南計劃投資部統計，2005年，在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新增41個投資項目、6770萬美元的協議投資額中，投資工業領域的有29個項目，協議投資額6223萬美元；投資農林漁業8個項目，協議投資額456萬美元；服務業4個項目，協議投資額91萬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國對越直接投資中，投資最多的是工業和建筑業生產經營領域，達252個項目，協議投資額4.5億美.元，分別占項目總數和投資總額的71.6%和61.6%。其次是投資服務業，為44個項目，協議投資額1.89億美元，分別占項目總數和投資總額的12.5%和25.85%。投資最少的是農林漁業，為56個項目，協議投資額9698萬美元，分別占項目總數和投資總額的15.9%和13.25%。

中國對越直接投資要優選有市場潛力、效益好、見效快且符合越南產業鼓勵導向的行業作為重點投資領域，既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優勢，又有利于發揮我國在設備和技術上的比較優勢。越南工業部已確定2006—2010年著力發展四大工業主導產業，加工制造業(紡織、皮革鞋類、農林水產加工)，工業生產資料(化工、機電、電力、煤炭)，高新技術工業(電子及通信工程)等三大產業，對中國企業來說，對越直接投資大有可為。結合越南經濟發展和市場需求的實際情況，可考慮在以下重點領域進行投資，從事生產和加工。一是家電生產。越南家電普及率較低，需求不斷擴大，市場潛力較大。中國家電企業擁有先進的技術和雄厚的研發實力，積累了不少開拓國際市場的經驗，可在越南投資辦廠。二是摩托車發動機生產。越南政府將摩托車列為工業發展的重點，但由于資金和技術原因，迄今未能生產發動機等主要部件。我國摩托車工業技術工藝已相當成熟，具備開拓國際市場的實力，可考慮在越南投資生產摩托車發動機。三是農機生產。越南是農業國，農業耕作以人力和牲畜為主，發動機、拖拉機、水泵、收割機、脫谷機、烘干機等農業機械市場需求較大。中國企業在積極擴大出口的同時，可考慮在越南投資生產或組裝農業機械，以鞏固和擴大市場。四是礦產開采。越南礦產資源豐富，種類較多，但礦產開采和加工能力較弱。中國企業可考慮在越南投資采礦和加工，利用便利的運輸條件，將產品返銷國內，緩解國內資源的不足。此外，中成藥生產、水果加工、服裝和面料加工、煙草加工等產業均是可供選取的對越直接投資領域。

3.優選投資區域。外商對越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很不平衡。截至2005年底，交通等基礎設施較好的南部重點經濟區(胡志明市、同奈省、平陽省、巴地一頭頓省、西寧省、平福省、隆安省和前江省8省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國的一半以上。其中，合同資金占全國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58%，項目數占投資項目總數的50%。北部重點經濟區(河內市、海防市、海陽省、永福、廣寧省、興安省、河西省、北寧省8個省市)吸引合同資金占全國的26%，項目數占28.7%。各工業區和加工出口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數占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總數的33.4%，合同資金占投資總額的33.8%。北部山區、中部、西原地區和九龍江平原地區的一些省份全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項目數僅2～3個，金額不超過700萬美元。

中國對越直接投資的區域選擇應集中于基礎設施較為完備的胡志明市、河內市、海防市、廣寧省、同奈省等5省市。特別是隨著中越合作建設“兩廊一圈”的加快推進，中國對越直接投資將更多地投向河內市、海防市、廣寧省等發展較快的越南東北地區。按照越南新的《投資法》規定，工業區、出口加工區、高科技區、經濟區屬投資優惠地區，可作為對越直接投資的重點區域。越南也將北部山區、中部等社會經濟條件困難或特別困難的地區，列為投資優惠地區。由于這些地區基礎設施十分薄弱，經濟發展嚴重滯后，增加了投資風險，是否投資需謹慎考慮。可在“兩廊一圈”的越南北部區域內，選取高平、諒山等資源豐富的部分省市，著重進行資源開發和農業的直接投資。

4.優選投資方式。中國對越投資采取了獨資、合資和合作經營等多種方式，獨資和合資項目各占近一半。2005年，在中國對越直接投資中，中方獨資項目30個，協議投資額3247萬美元；中越合資項目9個，協議投資額3452萬美元；合作經營2個項目，協議投資額72萬美元。截至2005年底，在中國對越直接投資中，中方獨資項目201個，協議投資金額3.3億美元，分別占項目總數和投資總額的57.1%和45.14%；中越合資項目120個，投資金額3.55億美元，分別占34%和48.56%；中越合作經營項目31個，投資金額4628萬美元，分別占8.8%和6.3%。

優選投資方式是中國對越直接投資的重要方面。要結合企業自身情況及投資領域、投資項目的特點來優選投資方式。考慮到我國大部分對越投資企業實力不濟，同時合資方式有利于拓展銷售渠道，降低投資成本，符合越南還不夠成熟的投資環境，選擇合資方式較為合適。在合資企業中，中方所占股份最好超過50%，以使經營決策時不受制肘。有足夠跨國經營經驗的，或擁有特有技術需要保密的，也可選擇獨資方式。按照越南新的《投資法》規定，對越直接投資方式還有：按BCC、BOT、BTO和BT合同方式的投資，即合作經營；投資發展經營，包括兩種形式，即擴大規模，提高生產能力和經營能力，以及更新技術，提高產品質量，減少環境污染；通過購買股份或融資方式參加投資活動的管理；通過合并、并購企業的方式投資。這些投資方式均可作為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方式的重要補充。

第3篇：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

當前跨國公司投資已經成為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500強的跨國公司中已有約400家在華投資了2000多個項目。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家先后施行了新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外商投資電信、民航、銀行、保險、以及外商參與國有企業改組改造、上市公司公司國有股、法人股向外商轉讓、QFII等多項法規，進一步增強了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的信心。

國際聞名跨國公司紛紛加快在中國的投資步伐，跨國公司新投資和增資項目大量增多，去年1-11月，經國家計委（或報經國務院）審批的大中型外商投資項目38個，總投資逾120億美元。一批由大型跨國公司投資的重化工、能源、汽車、電子等資金、技術密集型大項目相繼簽約和開工建設，銀行、保險、商業流通等服務貿易領域的投資日趨活躍，新來華投資的跨國公司不斷增加，我國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呈現良性發展勢頭。

一、新的趨勢和特點

相比入世前后，跨國公司在華的投資出現一些新的趨勢和特點，主要集中以下三個方面：

（一）投資結構進一步優化

1、在外商投資最集中的加工制造業中，資金技術密集型項目明顯增加。

如電子通信制造業，2001年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為70.9億美元，占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達15.1%，比1997年提高了9.2個百分點，2002年1-10月，這一比重進一步上升到17.1%.該行業國際前10位的跨國公司中，已有8家在華投資設立了130多個合資或獨資企業，這些企業的產品已經在國際國內市場上占據了相當的份額。

汽車行業中，上海大眾、南京依維柯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了增資，寶馬、現代設立了新的合資項目，豐田、日產分別與一汽、二汽簽署了全面的合資合作協議，本田計劃在廣州合資建立出口轎車基地。

石油及石化行業中，西氣東輸、上海聯合異氰酸酯、福建煉油乙烯一體化等，均為聞名跨國公司投資的數十億美元的特大型項目。

這些資金技術密集型的大項目彌補了我國產業鏈中的空白，并吸引了大量國內外企業為其配套，形成產業聚集的區域，極大地增加了我國制造業的技術水平、產品附加值和國際競爭能力。

2、隨著入世后我國擴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服務業利用外資發展迅速。

2002年1-9月，我國服務業吸收外資合同額161億美元，同比增長36%；實際外資金額95億美元，同比增長49%，約占我國同期實際利用外資的1/4.部分地區外商投資服務業的勢頭更加強勁，上海1-10月服務業吸收外資合同金額增長了97%.表明入世后境外投資者，非凡是跨國公司對我國服務業的投資日益活躍，服務業吸收外商投資的巨大潛力初步顯現。

2002年以來，金融、商業領域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取得了積極進展，其中，商業分銷領域，新批外商投資商業企業17家，其中連鎖企業16家，原有外商投資商業企業新設分店7家；銀行領域，至9月底國內已設立外資銀行分行147家，其中45家獲準開展人民幣業務，最近美國新僑投資參股深發展銀行超過18%的股份；保險領域，繼去年11月英國標準人壽等3家外國保險公司獲準進入中國后，在華外資保險公司已達34家，設立的營業性機構約50家，近期匯豐集團出資6億美元參股平安保險10%的股份；證券領域，德國安聯公司己獲批準，率先在北京組建了合資證券治理公司。

服務貿易領域一直是跨國公司投資的目標，一些跨國公司已預備多年，隨著服務貿易領域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將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進入該領域，也是今后跨國公司投資的熱點之一。跨國公司投資服務業，對我國服務業的發展起到積極促進作用，并可以為制造業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二）跨國公司更加注重本地化經營

經濟全球化和激烈的國際競爭，促進了國際產業轉移，跨國公司為提高全球競爭力和開拓中國市場，紛紛來華投資，而中國的綜合優勢使眾多跨國公司增強了“扎根”中國的信心，跨國公司開始在中國推行全面的本地化經營策略。他們不僅利用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在中國生產其產品，而且將全球經營網絡中幾個核心部分都向中國進行轉移，在生產、研發、治理、采購、品牌各個方面都加強了本地化的進程。

1、跨國公司將生產制造中心向中國轉移的速度加快。

雖然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大幅降低了進口關稅，但是，從降低成本、增強國際競爭力和確保市場份額等長期戰略考慮，跨國公司仍紛紛將制造業的生產重心向我國轉移，將中國作為跨國公司重要的制造基地。

如拜耳公司、巴斯夫公司、Bp公司等都已經開始實施幾十億美元的大規模投資計劃，在華建立一體化的生產基地。這也為中國由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2、在轉移制造業的基礎上，跨國公司加快了研發本土化的戰略調整，在華設立研究開發中心。

目前我國外商投資設立的研發中心已近400家。摩托羅拉公司在華已有18家研發中心，去年9月又公布，將在未來5年增加10億美元研發資金，并在北京建立全球研發基地。愛立信公司在已有6個研發中心基礎上，去年5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國研發總院。這些研發活動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簡單的技術開發，而更關注于如何在中國特定的環境下面向全球進行最有優勢的生產活動，將進一步提升中國在跨國公司全球經營中的地位。

3、隨著跨國公司投資規模的擴大和投資水平的提升，原先分散投資、分散治理的模式已不適應其發展戰略的需要，跨國公司客觀要求將運營治理中心轉移到中國。

目前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投資性公司已有約220家，大部分承擔著統籌治理在華業務的職能，其中世界500強公司設立的投資性公司已超過120家，有很多將逐步向中國甚至亞洲地區的總部過渡。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和上海兩地設立的跨國公司地區性總部已達28家，近期即將設立的還有4家。

4、為了增強在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力，降低采購成本，許多跨國公司開始在華設立全球采購中心。

將中國質優價廉的商品和原材料、零部件同跨國公司強大的全球銷售網絡相結合，既擴大了中國的出口，也為跨國公司實現全球配置資源，不斷發展壯大提供了動力。如沃爾瑪公司，以深圳為基地，開始在全國布點，2001年在中國直接和間接采購的金額達103億美元；GE公司明確表示，中國生產能力強的領域他們不預備投資建新廠，而將進行大規模的采購，2001年GE的醫療部門在華采購達3億美元，聯合利華也公布將在上海建立全球采購中心，未來5年內采購原材料和商品超過5億美元。

跨國公司在品牌、人才等方面也加大了本地化的力度，將“中國化”作為實現全球化的一項重要戰略，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中國經濟的外部空間，同時也給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宏觀治理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和挑戰。

（三）投資的方式更加多樣化

入世后，跨國公司加快進入中國的同時，投資方式逐步突破了傳統的“三資”模式，呈現出更加多樣化的新局面。

1、外商獨資方式發展迅速

外商獨資方式目前已經成為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并呈上升趨勢。2002年1-10月新批外商獨資企業18049家，占新批外商投資企業總數的65.3%，同比提高了6.3個百分點。新批外商獨資項目合同外資金額為512.7億美元，比重達68.4%，比2001年同期上升7.5個百分點。反映出我國的投資環境不斷完善，外商對華投資信心進一步增強。

2、跨國并購已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跨國公司對中國企業的并購同樣懷有巨大的愛好。但跨國并購投資在我國發展比較緩慢。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數據，1991-2001年年平均金額只有12億多美元，占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平均比重僅為3.4%.對此，我國政府明確提出鼓勵跨國公司采取并購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改組改造，國家有關部門也在職權范圍內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使跨國并購在中國逐漸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2002年以來，跨國公司采取并購方式的投資項目明顯增多，如法國通用水務公司收購上海浦東水廠和管網項目。

此外，BOT方式、經營權轉讓、項目融資、境外上市、外資收購國有金融資產治理公司處置的不良資產、中外合資的產業投資基金、引進“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積極成果。使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逐漸向多渠道、多方式轉變，有利于更多更好地利用跨國公司投資。

二、抓住機遇，積極吸引跨國公司來華投資

跨國公司擁有資金、技術、治理、人才和全球營銷網絡等巨大優勢。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對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升級、加快國有企業的改組改造、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都將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21世紀前20年翻兩番的宏偉目標，快速增長的投資需求和日益擴大的巨大市場，為跨國公司提供了廣闊的投資空間，我國面臨利用跨國公司投資的良好機遇。抓住機遇，大力吸引并積極引導跨國公司投資，是今后我國利用外資工作的重要任務。

（一）積極營造有利于跨國公司投資的良好軟硬環境

適應投資者結構改變、產業結構升級和生產經營方式變革等新情況，努力改進投資環境非凡是投資軟環境，將成為中國提高利用外資質量的要害因素。跨國公司更加重視受資國的法律環境、市場環境、人才、融資、物流、零部件等配套環境，對我國投資環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改善投資環境已取得了積極的成效。比如，在減少審批環節、簡化程序、提高辦事效率方面，鼓勵類不需要國家綜合平衡的外商投資項目，由地方政府自行審批，在西部地區，鼓勵類外商投資項目和西部地區的優勢產業項目，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研究報告合并一道審批；國務院第一批取消的行政審批項目中，涉及外資的就有16個部門的35項等。但目前的投資環境還不能完全適應跨國公司投資的新形勢。

必須全面繼續改善和優化投資環境。要努力建立穩定、透明、可預見的法制環境，誠信、規范、統一的市場環境，物流通暢、中介服務體系健全、便于配套生產的企業發展環境，有利于人才聚集和可持續發展的人文和自然環境，加快解決外資企業發展中碰到的突出矛盾，使投資環境再上一個新臺階。進一步增強吸引跨國公司投資的綜合競爭力。

（二）積極吸引和引導跨國公司投資，提高利用外資質量

按照國家產業政策的要求，鼓勵跨國公司投資現代農業，促進農業產業化；鼓勵跨國公司投資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鼓勵在華設立生產基地和制造中心；鼓勵跨國公司和戰略投資者參與國有企業的改組改造。

要按照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的地域、數量和時間表，積極擴大商業、外貿、銀行、保險、旅游、會計、審計、律師等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使之成為我國吸引跨國公司投資新的增長點，并促進投資環境的進一步改善。

鼓勵跨國公司在華設立采購中心、研發中心和地區性總部。適當放寬中西部地區吸收外商投資的條件，積極引導跨國公司參與中國的西部開發。抓緊修訂《中西部地區吸收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鼓勵跨國公司投資西部地區的優勢產業，加快西部地區對外開放的步伐。

（三）多方式吸收跨國公司投資

第4篇：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國有化風險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自本世紀中葉以來，拉美及中東國家紛紛對跨國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實行國有化,國有化由此成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面臨的最為突出的問題。對于投資國來講,國有化風險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安全性以及投資利益的保護，對于東道國來講,國有化風險關系到東道國家對自然資源的，對于跨國公司來講,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流向、發展趨勢以及全球性戰略的實施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本文擬就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中面臨的國有化風險以及風險防范等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國有化風險

所謂國有化是指一個國家依據其本國法律將原屬于外國直接投資者所有的財產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類似的措施,使其轉移到本國政府手中的強制。

根據國家的原則,一個國家對其境內的外國投資者實行國有化,屬于國家的國家行為，是一個國家的體現。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采取國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對自然資源永久的必然結果,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一種重要手段。東道國對外資實行國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和支持。聯大1962年通過的《關于天然資源之永久宣言》規定：“收歸國有、征收或征用應以公認為遠較純屬本國或外國個人或私人利益為重要之公用事業、安全與國家利益等理由為根據。”聯大1974年

通過的《各國經濟權利義務》第2條規定:“每個國家有權將外國財產的所有權收歸國有、征收或轉移……。”西方發達國家也被迫承認東道國的國有化權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國政府向伊朗政府遞交的照會宣稱:“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該公司承認伊朗石油工業國有化的原則。”1956年8月在倫敦舉行的蘇伊士運河會議上，德國、英國和美國政府聯合聲明:“對埃及政府作為一個國家而享有充分的權利,包括對外國人的資產實行國有化不持任何異議。”

本世紀50年代以前，人們很少看到國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紀6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就出現了國有化的。據統計,從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有半數以上的國家對外資實行了國有化,共發生了1954件國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國有化412件,60年代為406件,70年代約1136件,可見國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從地區分布來看,亞洲為219件,中東為464件,非洲為826件,拉美為454件〔1〕。從行業分布來看,國有化的行業有半數以上集中在采礦、冶煉、石油、農業等部門。從國別來看,英美兩國受國有化的影響最大,1960～1964年期間,在所有報道國有化的事例中,英國子公司半數以上主要分布在農業、銀行業和保險業。70年代,美國子公司日益成為國有化的主要目標,受影響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礦、分支銀行、公用事業和運輸業,大型子公司承受國有化的壓力最大。就美國子公司看,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公司,其沒收的比率比資產少于100萬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間,在被國有化的342家美國子公司中,有158家發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國有化的英國子公司中,則有419家發生在東南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盡管東道國實行國有化的權利在國際社會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但問題在于東道國在實行國有化權利的同時是否應附加條件限制對此,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一直存在著尖銳的對立。西方發達國家習慣上將國有化劃分為兩種:合法的國有化和違法的國有化。并且認為合法與違法的標準就是看國有化是否具備以下這些原則:

1.社會公共利益的原則。即國有化必須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許多國際條約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聯大通過的《關于天然資源之永久宣言》中規定征用要以“公用事業、安全或國家利益等理由為根據”。在許多國家的憲法里也有類似的規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則。國有化和征用必須遵守正當的法律程序,這也是國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則,可能會涉及到國家責任。

3.不違反條約義務的原則。即國有化應受國際條約和國家承擔的契約義務的限制,違反條約義務的國有化是非法的,這是“條約必須恪守”的國際法原則的具體體現。

4.支付公正補償的原則。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補償作為判斷國有化合法性的一個標準。

5.不歧視的原則。即國有化必須無不正當歧視,東道國在實行國有化時,必須對其境內所有的外資同等對待,不得對特定的某一國家的外資實行國有化,這是國家平等原則所要求的。

由于東道國的國有化事件嚴重威脅著跨國公司對外投資者的利益,同時也影響到東道國吸引外資的環境,因而從本世紀70年代以來,直接的、一次性的剝奪投資者的國有化,已為以間接的方式逐步影響投資者利益的間接國有化所取代,呈現出間接國有化即當地化的發展趨勢。

由于東道國的國有化嚴重威脅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安全,損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為對外直接投資政治風險中最主要的風險之一,國有化措施對投資安全和利益的影響還在于是否在國有化之后給予充分的補償。國有化之后是否給予補償?應給予何種補償?補償的根據何在?對此,國際社會存在著以下三種不同的觀點和原則:

1.全部賠償原則。即赫爾原則,這是美國國務卿赫爾(Hull)在1938年提出來的,認為實行國有化的國家有義務以“充分、即時、有效”的方式對財產被國有化的外國投資者支付全部賠償。這一原則是以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為基礎,以保護既得權益和反對不當得利為法律依據。

2.不予補償的原則。東道國采取國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對被征收財產的外國投資者進行補償的國際法律義務,因而不必予以補償。這一原則的主要根據是國家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既然國有化是東道國行使的行為,是一國范圍內的事情,應由國內法決定,采取國有化措施是維護自己的權利,不應予以補償。至于在一定情況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慮或出于國際禮讓,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給予一定補償,但不是法律義務。

3．適當補償的原則。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學說和主張,比較符合實際。關于適當補償原則的根據存在著分歧,發展中國家認為,這一原則的合理根據是公平互利原則和國家對其自然資源永久原則。在國有化補償的實踐中,一般都是采取適當補償的原則,特別是通過“一攬子協議”(lumpSumExpreement)給予部分補償,如伊朗征用美資石油公司,是補償原金額的10%,戰后東歐國家國有化的補償額都是部分補償。我國在國有化的實踐中也采取適當補償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達成的解決資產要求的協議中,我國同意支付8050萬美元作為對解放初被國有化的美國資產的補償,這只相當于被中國收歸國有的美國總資產的41%〔3〕。

二、國有化風險的防范

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要保證投資的安全,必須對國有化風險進行有效的防范。風險的防范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一)母國方面

跨國公司的母國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的風險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保證制度。這是跨國公司母國為了保護與鼓勵本國的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內法制度建立這一制度的主要動機是通過對本國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風險(包括國有化風險)提供法律保證,以達到促進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增強本國國際競爭地位的目的。這種保證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一是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二是通過國內立法進行保護。

其一,一般來講,各國的海外投資保證制度都對匯兌險、征收險和戰亂險三種政治風險進行保險,由資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國營公司或政府機構充當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經東道國批準并符合母國對外經濟政策的合格投資。

各國海外投資保證制度對投資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基本權利義務及其運作程序所作的規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國公司向海外投資保險機構申請投保,經審查批準后,雙方簽訂保險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納保險費的義務。(2)一旦發生承保范圍內的風險事故,由海外投資保險機構根據保險合同向海外投資者賠償損失。(3)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取得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者的所有權和請求權,向造成該項投資損失的東道國求償。

其二,通過國內立法進行保證。如美國的《對外援助法》,日本的《輸出保險法》等等。

第二,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簽訂的保護投資的雙邊條約。母國為了對海外投資者面臨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保證,通常與東道國締結雙邊投資條約,為國有化風險提供條約,使其成為兩國政府的共同保證,以與其國內法的保證相互配合,加強其保證的效力。而東道國為了吸引外資,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也給外資以安全感。各國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中關于國有化的規定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關于國有化的方式;二是關于國有化的條件。幾乎所有的雙邊投資條約都規定國有化必須遵守的某些條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視性、補償和司法審查。如日本與埃及1977年的協議規定:締約國各方國民和公司的投資和收益,在締約地方的領土內不得實行征收、國有化、限制或具有相當于征收、國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條件:

(1)該措施是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當法律;(2)該措施不是歧視性的;(3)給予及時、充分和有效的賠償。荷蘭、德國、美國、英國的樣板條約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規定。我國與外國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與上面的規定基本內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國與瑞典1982年的投資協定第3條規定:“締約任何一方對締約另一方投資者在其境內的投資,只是為了公共利益,按照適當的法律程序,并給予補償,方可實行征收或國有化,或采取任何類似的其他措施,補償的目的,應使該投資者處于未被征收或國有化相同的財政地位。征收或國有化不應是歧視性的,補償不應無故遲延,而且應是可兌換的,并可在締約國領土間自由轉移。”〔4〕

第三,母國通過參加多邊條約和多邊投資保險機構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國有化風險保證。

1985年世界銀行年會通過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了條約保證,該公約在其承保的險別中規定,該機構承保征收和類似措施的風險,即“由于東道國政府的責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為,其作用為剝奪保權人對其投資的所有權或控制權,或剝奪其投資中產生的大量效益,政府為管理其境內的經濟活動而通常采取普遍適用的非歧視措施不在此列”。

為了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向發展中國家流動,世界銀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邊投資保險機構。該機構的業務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資的國家的議會組織或政府剝奪投資人的所有權或應有的經濟利益遇到風險時”,以及“對接受投資的國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資者無處申訴,申訴被無故拖延和無法得到法律保障時”,“凡加入這一機構的國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機構可以申保,這一機構則視具體情況決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邊投資保證機構和保險機構承保對外直接投資國有化風險,因此,當跨國公司成為該公約或機構的成員之后,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控制,國有化賠償問題可能會成為國際求償的對象,這樣就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了國際法上的保證,有利于促進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發展。多邊投資擔保機構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國際組織,在控制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促進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

(二)東道國方面

防范東道國的國有化風險對跨國公司和東道國雙方都有好處。對于跨國公司來說,可以獲得更多的機會向利潤豐厚的發展中國家投資,占領更大的市場,推行全球性戰略;而對于東道國來說,可以從大量的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選擇吸收高質量符合本國發展要求的投資,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國資本中的先進技術,并且可以消除跨國公司和東道國之間的不信任感,有利于雙方的友好合作,推動國際經濟向前發展。

為了保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合法權益,許多東道國都通過憲法或外資立法對國有化風險提供保證,明確規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條件下才實行征收或國有化,并給予補償,以此來維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安全,吸引外資,發展本國經濟。關于國有化保證的國內立法,各國的實踐均不相同。有的國家只通過憲法作出國有化保證。如印度憲法規定:“除非根據規定對取得資產給予賠償外,對任何財產不得進行強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亞憲法規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據特別征用法所定條件的命令,并通過司法程序協商,確定支付公正補償,對任何人的財產不得進行剝奪。墨西哥憲法規定:“除非為了公用并支付賠償,不得征收私人財產。”阿根廷、馬來西亞、菲律賓、南斯拉夫等國的憲法也明確規定,征收財產必須為了公共利益,通過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補償。中國憲法第18條規定:中國允許外國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依中國法律規定在中國投資及從事其他活動,它們的合法利益和權利受中國法律保護。

除了在憲法上的保證之外,許多國家還在其外資立法中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保證,保證的范圍通常還較為廣泛。印度尼西亞外資法規定:“除非國家利益確實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規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資企業的所有權,不得采取國有化和限制該企業經營管理權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時,“政府有義務進行賠償。賠償金額、種類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國際法原則,在當事人之間協商解決。”埃及關于外國資本投資及自由貿易區法規定:“除通過合法程序,項目不得被收歸國有或征用,投資也不得被沒收、扣押和查封。”蘇丹1980年的《鼓勵投資法》規定:“除非為了公共利益,依據法律并對投資者支付公正補償,不得實行國有化,補償的價值是在國有化時對投資者的財產估價后的時價。”泰國1970年的《投資促進法》則保證不對所鼓勵投資的企業的活動實行國有化。我國的外資立法對國有化也有規定,1986年頒布的《外資企業法》第5條規定:“國家對外資企業不實行國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況下,根據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對外資企業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實行征收,并給予相應的補償。”〔6〕

我國目前的國際投資保險制度不同于資本輸出國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是為了外國或港澳地區投資者在我國境內的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提供保險。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頒布了《外國投資保險(政治風險)條例》,將外國投資的政治風險列為重要的財產保險內容,對于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的政治風險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跨國公司

從微觀的視角來考察,對國有化風險進行防范時,跨國公司本身是最為關鍵的因素。跨國公司對國有化風險的防范可以三個階段來進行,一是投資前期,二是投資中期,三是投資后期。不同階段的風險防范的側重點是不一樣的。

1.投資前期階段。

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前期階段,主要是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礎上,可以評估投資的風險程度并作出正確的投資決策。

跨國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對具體的對外投資項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首先要對東道國的投資環境進行分析,這是從宏觀上對東道國的投資風險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國別評價報告”,說明東道國在國有化風險方面所具有的客觀狀況。

在“國別評價報告”中,在對國有化風險進行分析時,要注意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進:第一,東道國國內法即外資立法中關于國有化風險的保證狀況。第二,東道國與跨國公司母國是否簽訂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雙邊協定中是否有國有化風險的保證條款,保證的內容和范圍如何。第三,東道國是否參加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是不是公約的成員國,是否承擔公約所要求履行的國際法義務及其保證責任。投資前期階段的風險防范的目的是將風險控制在最小的范圍,盡可能避免風險,防患于未然。

2.投資中期階段。

投資中期的風險防范主要是指跨國公司根據在其經營過程中產生的種種嚴重影響投資安全性與收益性的事件與因素,隨時采取調整措施,以保證對外直接投資目標的順利實現。

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變化,會出現許多難以預料的情況,因此,跨國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彈性的調整手段,具體辦法有:

第一,投資主體的調整。即跨國公司采取與東道國當地政府或企業共同投資,建立合資企業,這是一種積極的調整手段,通過投資主體的分散從而使投資風險也分散,因為共同投資要求投資主體共負盈虧,共擔風險。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采用這種方式可以將一部分風險轉移到當地合資者身上,從而可以避免當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將風險分散。

第二,投資對象的調整。即跨國公司將投資的地域、行業、產品等分散化或多樣化,這種調整方式的實際應用價值較大,如美國在東南亞的一家跨國公司,投資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業,隨著當地國有化呼聲的高漲,該公司迅速將一部分投資轉移到其他行業,從而避免了國有化的風險。

第三,投資方式的調整。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將股權投資和債權投資互換。股權投資和債權投資是常用的兩種投資方式,前者以購買股份和成為合資企業投資者等形式投資,按資產產權比重定期分紅,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銀行信貸、企業、商業信用等方式投資,這可獲得穩定的利潤。當國有化風險增大時,跨國公司將股權出賣或轉為銀行信貸、母公司的買方信貸等債權形式;而當債務危機增大時,跨國公司又將其貸款轉換為股份投資,這種轉移盡管有一定困難,但可以減少風險。二是進行投資幣種的轉換,即跨國公司為了防范風險將其投資幣種轉換為當地貨幣。

第四,投資戰略的調整。即跨國公司推行當地化的投資戰略,增大跨國公司的當地化程度。本世紀7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要求實行外國投資當地化,即“逐步國有化”,其結果實際上就是使一部分風險轉移到“當地”,并使國有化風險大大降低。

第五,投資經營策略的調整。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能否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及時地調整投資經營策略,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的生存和發展。當跨國公司與當地政府發生沖突時,跨國公司應從長遠利益出發,盡量與東道國保持友好的關系,寧可犧牲眼前利益,采取積極合作的政策,這有利于避免國有化的風險。

3.投資后期階段。

當國有化風險嚴重危及跨國公司的生存,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時,只能從東道國撤退。抽回投資采取撤退的戰略,必然會造成許多經濟損失,應當有步驟有計劃地進行,同時采取多種措施,盡可能地減少損失〔7〕。

注:

1〕〔3〕〔4〕〔6〕參見姚梅鎮主編:《比較外資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764、803～804、785、784頁。

〔2〕〔英〕尼爾·胡德和斯蒂芬·揚著、葉剛等譯:《跨國公司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14～316頁。

第5篇：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摘要】對外直接投資和引進外資是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利用國際資源、享受經濟全球化利益的重要手段。兩者應同步發展相互促進。而我國目前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滯后，政府激勵政策缺位是主要原因。通過分析稅收激勵政策的特點與效應，以及政策執行的成本收益，為如何制定稅收政策以促進對外直接投資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大力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一直是我國經濟政策的一大立足點，也的確促進了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然而，僅單方面引進外資已不能適應目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要使我國充分參與國際分工，在國際分工和國際協作中占據有利地位，我們必須建立資金流人和資金流出的雙向循環機制，以期充分利用國內外市場和資源，有效利用全球生產要素，分享國際分工的收益。

表1和表2分別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占GDP比重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引進外資的比率同其他國家進行了比較。(見表1、表2，下頁)

表1的數據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占GDP的比重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發達國家平均水平，而且與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也相去甚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僅很低，且與我國的總體經濟實力極不相稱。表2的數據則顯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與引進外資規模之比，不僅無法與發達國家比較，也遠低于發展中國家。這種“只進不出”的資金流動狀況，從微觀上講會使企業逐漸退出國際競爭舞臺；從宏觀上講會使我國內部經濟和國際收支失衡，并影響我國在世界經濟格局和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表1各國(地區)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GDP比重(％)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世界平均水平

14.44

16.50

19.19

20.46

21.63

發達國家平均水平

16.16

17.89

21.34

23.07

35.91

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

9.32

12.32

12.84

12.83

13.50

德國

16.40

19.02

25.88

29.85

29.07

美國

11.48

12.74

13.17

13.70

14.37

日本

6.90

4.29

5.84

7.25

8.31

中國

2.44

2.51

2.39

2.74

2.87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年鑒編輯委員會:《世界經濟年鑒2003／2004》，2004年。

表2對外直接投資與引進外國投資比率

發達國家

發展中國家

中國

1996

01:00.7

01:02.5

01:20.0

1997

01:00.7

01:02.6

01:16.7

1998

01:00.8

01:03.7

01:16.7

1999

01:00.9

01:03.0

01:25.0

2000

01:01.0

01:02.3

01:50.0

注:以上數據根據《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白皮書2003》以及《國際統計年鑒2003》資料整理計算而得。

二、我國現行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政策分析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滯后，固然有企業發展戰略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政策支持的缺位。僅從稅收政策的角度看，與我國吸引外資的稅收優惠政策和其他國家鼓勵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政策相比，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激勵還不完善且效率較低。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與吸引外資稅收激勵的比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為了吸引外資，對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的稅收實行了廣泛的優惠措施。首先是專門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對來華投資的外商的稅收優惠做了明確而詳細的規定和解釋；而對于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優惠只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中用一些零星條款進行了規定。其次，從具體的稅收優惠條款來看，名目繁多方式各異，予以外資企業以優厚待遇；而反觀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稅收優惠，只是因避免對企業雙重征稅和企業在國外遇到某些風險時給予一定保護時才涉及，鼓勵企業進行對外投資的相關措施也較少。顯然，我國在對外直接投資和吸引外資的稅收激勵上，兩者反差較大。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與國外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的比較

從國際上看，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各國都運用稅收優惠政策對本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行支持和鼓勵。表3列舉了部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政策措施，通過對比，不難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優惠條件較為苛刻，手段比較單一，覆蓋面較窄，而且雖有保護措施，激勵作用卻較小。

表3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與國外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的比較

國家

促進本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措施

美國

所得稅減免、抵免、延付，賦稅虧損退回，賦稅虧損結轉，關稅優惠。

法國

海外子公司所得稅減免，海外子公司股息不計入母公司征稅范圍。在與東道國存在雙重征稅的情況下，法國公司在得到政府允許以后，可扣除所欠稅款及其海外子公司已向東道國政府繳納的稅款。

德國

通過國內立法和多雙邊稅收協定，實行免稅法，對能夠促進德國就業和出口的大型公司的境外投資項目實行稅收優惠，給予德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所得一定的稅收抵免。

日本

實行對外直接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資源開發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虧損準備金制度，扣除外國稅額制度。

韓國

海外投資損失準備金制度，國外納稅額減免、扣除，對海外資源開發投資免除紅利所得稅。

新加坡

海外投資虧損注銷，免除某些海外投資收入、紅利和管理金收益的稅收，海外投資業務所得稅減免。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開發享受雙重減稅優惠。

中國

納稅人在與中國締結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的國家所納稅收給予抵免，對承擔援助項目的企業實行稅收饒讓，對在境外遇到不可抗風險而造成損失的企業給予所得稅優惠。

三、稅收激勵政策對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分析

對外直接投資相對國內投資，風險更大，收益更具不確定性，競爭可能更殘酷。因此，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主要考慮:一是收益與風險的預期和權衡；二是資金能力。這樣，從政府角度講，要鼓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運用稅收政策對企業的成本收益予以特別照顧，使企業對外投資收益率更容易形成穩定的高的預期；另一方面在資金上對企業進行支持，從而激發企業擴大對外直接投資需求。稅收政策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激勵效應主要體現在對企業投資需求的激發方面(見圖一)。

圖一表明，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激勵措施，就是從稅率、稅基、稅額、納稅時間等方面對投資主體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實行一系列的稅收優惠政策，以增加企業某項特定投資的預期回報率或降低其成本或風險。其中，直接激勵措施是通過直接減少企業的應納稅額來減輕他們的稅負，從而增加他們的可支配利潤；間接激勵措施是用延長企業納稅期限或將企業應納稅額后轉等辦法，使企業能在一段時間里無償占有政府稅款，從而降低了企業納稅壓力，間接減輕了企業稅負。

(一)直接激勵措施

企業的投資行為實際上是對生產要素的購買，因此我們可以把企業在對外投資和對內投資之間的選擇視為其對國際生產要素和國內生產要素的選擇，企業的生產投資決策也就是在企業的成本預算一定(資金供給一定)時生產要素的最佳組合問題。政府運用直接稅收激勵措施可以影響兩種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從而影響企業的投資選擇。(見圖二)

圖二中橫縱坐標分別代表了企業選擇國內生產要素和國際生產要素的數量，我們以此來說明企業進行對內投資和對外投資的規模。當政府對該企業的所有投資行為征收同等稅收時，該企業等本線為CB，等產量線為a。而如果政府對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實施稅收優惠(極端假設為免稅)，那么，一方面從企業角度看，國際生產要素相對國內生產要素價格下降，企業的等成本線由CB轉動到AB位置，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得以擴大，同時，企業的產量也得到相應的提高(等產量線由a上移至b)；另一方面從資源角度看，線段AB到CD到AD的移動就是一個節約國內資源(OB到OD)，同時充分利用國外資源的過程(OC到OA)。

具體而言，降低稅率、稅收抵免和稅收饒讓這三種不同的稅收激勵手段對于鼓勵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有著不同的側重點與渠道。

1．優惠稅率。它是指對于特定的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或某種特定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采用較一般稅率更低的稅率征稅，一方面直接減輕企業稅負，另一方面可以引導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實現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宏觀經濟目標。

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國稅率水平的差別會影響資本跨國流動的方向和效率。因此，政府在制定優惠稅率時，要掌握一定的限度，并結合其他國家的稅收政策和國際平均稅率水平，避免出現國家之間的惡性稅收競爭，使資本跨國流動具有效率并符合我國的整體利益。

2．稅收抵免。它是指準許納稅人把其某種或某些符合規定的特殊支出項目(如在東道國已經交納的所得稅稅款)，按一定比率或全部沖抵其應納稅額，以避免對投資主體雙重納稅。稅收抵免可分為直接抵免與間接抵免。直接抵免主要針對同屬一個法人實體的總公司和分公司的組織形式，它一般適用于自然人的個人所得稅抵免以及總公司與分公司之間的公司所得稅抵免和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預提所得稅抵免。間接抵免適用于不同屬一個法人實體的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稅收抵免關系，且其適用范圍僅為股息一項所得。間接抵免較直接抵免復雜，兩者適用的對象、范圍不同。在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對于企業不同的組織形式和所得形式，兩者可以相互補充，發揮不同作用。

3．稅收饒讓。即對外投資企業在東道國享有的稅收優惠，視同已納稅，予以抵扣。稅收饒讓是稅收抵免的一種延伸，目的在于讓投資者切實享受到東道國的稅收優惠措施。當對外直接投資享有東道國的稅收優惠且作為母國的政府實行稅收饒讓時，投資者在對具有相同稅前收益的國內投資和國外投資的選擇一般傾向后者。因此，稅收饒讓是減輕對外投資主體稅負，激勵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手段。

但是，應當注意到，稅收饒讓減輕投資者稅負的效應會受到一些條件的制約。

首先，東道國對外資實行了稅收優惠政策。由于目前國際上有的國家主張稅收中性政策，反對用稅收優惠來干預經濟，因此，我國在與其他國家簽訂稅收饒讓協定時，應充分注意到這一動向。

其次，投資者對東道國的稅收政策、國內稅法必須進行充分了解，只有在對其認可并完全理解的基礎上才能夠從稅收饒讓中得到實惠。

第三，對于實行稅收饒讓的母國而言，東道國稅收優惠政策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母國的稅收收入。如果東道國的稅收優惠過多過濫，那么實行稅收饒讓以后母國的稅收收入勢必受到較大影響，所以，一國政府在簽訂稅收饒讓協定時應該考慮到本國的財政承受能力。

(二)間接激勵措施

1．加速折舊和延期納稅。加速折舊是允許納稅人在固定資產投入使用初期提取較多的折舊，從而使納稅人的稅負得以遞延。它和延期納稅一樣，雖然不能減輕納稅人的實際稅負，但其可以緩解納稅人的資金壓力，因此，政府可以通過調整納稅人可以從應稅所得中扣除的折舊額度，從而影響納稅人的投資行為。這種在稅收制度中規定的可以計提的折舊被稱作稅收折舊。當稅收折舊率高于實際折舊率的時候，實際上降低了企業應稅所得，這種稅收政策對于對外直接投資就有刺激作用。

2．盈虧互抵和設立虧損準備金。這兩項措施主要針對投資主體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可能遇到的風險，允許其在遭受損失時用以前或以后的盈利，或者用專設的虧損準備金來沖抵損失，從而降低投資者在遇到風險時的稅收負擔。這樣一來，雖然國家對企業征稅是與企業共享了投資收益，但這種盈虧互抵和虧損準備金制度的實行又讓國家同企業一起承擔了風險，這就使企業有了更大的動力和興趣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三)稅收激勵政策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從國家財政的角度講，對投資主體的稅收優惠必然會減少國家的財政收入，或者會把這些稅收優惠轉移為其他涉稅主體的稅收負擔。

在很多國家，稅收優惠被稱為稅式支出，在政府進行每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時，其會被列入財政支出的范疇進行預算編制，從而使稅收優惠不管從項目上還是數量上都能有計劃有步驟的執行。但目前，我國還沒有真正實行稅式支出制度，因此，在衡量各項稅收優惠措施的效率時，我們還難以找到全面的數據和指標進行定量分析。我們現在可以做的，只是從理論上分析稅收激勵政策在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所產生的各方面成本和收益，全面審視稅收激勵政策對各個經濟主體的影響，使稅收激勵政策達到最大效率，從而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方向上的指引。

1．稅收激勵政策的收益。在生產要素層面，通過稅收優惠政策促進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起到節約資源、提高技術、積累資本的作用。我國目前已經面臨著嚴重的資源瓶頸，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把一些對國內稀有資源需求量大、或在國內資源開發成本高的項目轉移到國外，既可以節約國內資源，又可使企業享受到廉價充足的國際性資源，降低企業成本。同時，通過對購買外國先進技術和設備、與發達國家企業建立合資企業以及兼并收購發達國家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等形式的對外直接投資予以特殊的稅收優惠，可以刺激企業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并給國內企業提高技術以外部壓力。此外，由于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能夠在東道國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上籌措資金，這就可以給企業帶來一定的資本積累效應。

在生產能力層面，對不同企業的不同投資行為實行差別稅收激勵措施可以重新有效配置社會生產能力，優化產業結構。政府可以通過有差別的稅收優惠政策激勵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企業把生產能力適當轉移到國外，從而讓渡出資源給生產能力相對不足的行業，這樣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我國生產能力，既可以在節約并有效利用國內資源和生產能力的同時，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生產能力，也是國家保護和扶植幼稚產業發展的有效措施。同時，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差別的稅收激勵政策也是利用國際上存在的需求差異，實現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手段。實施與國家產業政策相一致的稅收激勵政策，不僅能在量上擴大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而且能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轉化為國家的經濟績效，實現國家的總體經濟目標。

在對外貿易層面，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可以帶動我國的出口，同時避開國際貿易、非貿易壁壘，抵制外國政府的貿易保護。同時，通過在國外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我國企業可以較好地了解國際市場的價格狀況、供求狀況，降低企業的信息搜集成本，減少出口的盲目性，從而提高對外貿易收益。

2．稅收激勵政策成本。首先，從短期看，稅收優惠政策的直接成本是政府稅收收入的減少。這一成本是政府實行稅收優惠政策的固定成本，難以消除。但從長期看，有效率的稅收優惠政策給整個社會帶來的遠期經濟效益能為政府收入創造更多的稅源。

其次，對外投資規模的擴大可能導致對國內投資和就業的替代。在企業資金狀況一定的情況下，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必然導致國內投資的減少，可能影響到國內的經濟增長水平。

從國內產業發展看，雖然很多學者否定了對外直接投資會產生產業空心化的現象，但是，如果稅收激勵政策運用失當，引起企業為了享受稅收優惠而盲目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確有可能造成國內生產能力和技術的流失，最后國內的企業成為一個空殼。

從就業情況看，我國負擔著沉重的勞動力就業壓力，企業將生產轉向國外，就業機會也流向了國外，這無疑給我國的就業問題帶來很大的困擾。但如果政策得當，相對過剩的產品生產移出，相對短缺產品的生產性資源將更充足，這樣我們可利用國際分工，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升級，既可避免產業空心化現象，又可促進就業。

第三，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激勵可能造成資本外逃和國有資產流失。很多企業可能以各種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將資金轉移到國外，然后以“外資企業”的角色回到國內投資以享受稅收優惠。結果，資金的流出并沒有形成投資的效果，而資金流回以后卻享受了稅收優惠，使財政收入蒙受損失。其實，如果是以產業政策等政策為依據的有選擇的稅收激勵，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資本外逃和國有資產流失。

綜上所述，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政策的收益主要來自于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收益，其取決于對外直接投資的質量。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政策的成本是稅收優惠政策給社會經濟其他方面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雖可設法抑制，但很難完全消除，因此政府的任務就在于如何使政策的收益提高，成本降低，即用收益消化成本，使稅收激勵政策的凈收益達到最大。

四、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政策安排

根據以上對我國現行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政策的縱橫向比較以及對稅收激勵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定稅收激勵政策應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相對應，盡快制定完整的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法律條例，明確規定各項涉及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政策，以顯示政府目前重視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傾向，同時也能夠讓企業在面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涉稅問題時有法可依，從而給予企業充分的法律保障。

第二，適當處理稅收優惠與政府稅收收入的關系，權衡近期利益和遠期利益。一方面要控制稅收優惠的適度規模，將政府收入的減少控制在財政能夠接受的限度之內；另一方面要使稅收激勵政策所促進的對外直接投資能夠最大程度的節約國內資源，利用國際資源和技術，使經濟得以長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以遠期稅源的擴大，補償近期政府收入的損失。

第三，依據產業政策，制定體現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導向和產業導向的稅收優惠政策。適應我國經濟從傳統的低層次、粗放型平面擴張發展模式向集約化高度化的發展模式躍遷的趨勢，一方面引導企業對發展中國家和轉軌經濟進行直接投資，實現我國某些產業逐漸向國外轉移；另一方面重視對發達國家高科技產業的學習型投資，引導企業瞄準對我國產業結構高度化發展具有直接助長作用的投資方向，將對外投資重心放在技術密集型產業，特別是那些高新技術含量大，產品附加值高的產業類型。根據這一產業選擇原則，在稅收政策的安排上，就應該對那些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和高度化，從事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的企業給予更多的優惠政策，營造一個良好的可持續發展的國內外環境。如給予他們特別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同時，對于那些通過購并國外高新技術企業，以控股方式獲取了先進技術，并將先進設備運回國內以提高國內技術水平的企業，可以對他們的設備進口免征進口稅。

第四，要充分借鑒其他國家的稅收優惠方式和國際慣例，使各項稅收激勵措施能夠切實發揮作用，并且節約政策的執行成本。

例如，目前國際上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抵免通常是采用綜合限額抵免辦法，而我國現行的企業所得稅法中卻采用分國不分項的抵免辦法。這種抵免辦法在操作上比較繁瑣，而且難以起到很好的促進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果。所以，將稅收抵免辦法從分國限額抵免法逐漸轉變成綜合限額抵免法，應該是我國促進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一項很好的稅收激勵措施。又例如，目前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了間接抵免辦法，同時，在我國目前和其他國家簽訂的稅收協議中，多數協議也規定可以運用間接抵免消除雙重征稅，但我國現行國內稅法中卻只有對直接抵免的規定，沒有涉及到間接抵免的具體操作方法，這就給對外投資企業在進行稅收繳納和抵免時造成無章可循的局面。再加上一旦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逐步發展起來，就必定會產生多種投資方式，因此，這就要求我國盡快在稅法中補充對間接抵免辦法的規定，使國內稅法和國際稅收協定有很好的銜接。

第五，必須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帶來的產業空心化和就業機會流失現象。我國的生產力狀況是勞動力數量多、成本低，而生產技術相對發達國家落后。因此，稅收激勵政策應處理好承接和轉移的關系，鼓勵企業一方面充分運用國內充足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如引導企業在國內生產勞動力消耗大的產品和部件，同時在國外建立高技術的全自動裝配線，這樣的內外分工既可以使企業繞開貿易壁壘，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有效利用國際資源，又可以避免國內生產的停滯和就業機會的流失。

第六，要注意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和嚴格性，并與其他經濟、稅收政策有機結合起來，防止對外直接投資引起的國有資產流失。一是應當與我國現行對外資的稅收優惠政策結合起來考慮，硏究和設計相應條款，以避免國內資金利用稅收優惠而外逃；二是明確對可以享受稅收優惠的稅源的界定，并在執行稅收優惠政策時加強對稅源的審核，保證只有真正符合稅收優惠條件的稅源才能得到稅收優惠。此外，我們還應該重視國際間的稅收協調和合作，打擊跨國偷逃稅，促進世界經濟的共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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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5年會提交的一份題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的主題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億美元，但如果考慮外商投資企業的終止運營、資產折舊和撤資等因素，2003年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為260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計批準設立的46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終止或已停止運營的企業逾23萬家，約占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50％，現存注冊運營外商投資企業約23萬家。即：在已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失敗、中止、撤退的比例高達50%。這其中，由于跨國公司撤資引起的企業終止或停止運營占了一定的比重。詳細情況如表1所示。

典型行業撤資原因分析

乳業。導致國際乳業跨國公司撤離中國市場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過高和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奶品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速度，短期內即形成消費市場尚不具備充分的條件；產品多走高價位路線，與中國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差甚遠；中國的奶品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尚未完全理順。無序的多發的價格戰、造假等，使外商無可適從；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選擇、消費對象、消費特點等不甚清楚，經營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習慣；缺失奶源優勢及對奶源的控制權。大部分的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多把精力和資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場銷售這兩個環節上，對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動權，缺失奶源優勢；管理成本過重，有人曾作過成本分析，認為外資的產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國國內企業的20-30%；公司選址和產品市場定位偏差；國際乳業跨國公司巨頭，其中大部分在剛進入中國之時，落腳點都選擇在中國的北部，而中國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點和牛奶消費的冷點。

電力行業。導致電子行業撤資的原因主要有：超國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電力生產領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度開放。由于電力需求強勁，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電力工業領域，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保”政策，即保電量，保電價，保回報，承諾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確定了競價上網的基本方向，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價上漲影響電力利潤。從2003年開始，新一輪電力緊缺所導致的發電用煤供應緊張使外資發電廠面臨更大的困境，眾多的外資和民營電廠都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高價燃煤，由于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揚但電價由于管制而幾乎未有變動，令外資發電企業損失慘重。

電力體制改革進程緩慢。中國電力投資領域市場準入程序復雜，審批周期較長，而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電力市場卻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即中國電力體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當前電力領域的低市場化程度和對未來電力市場前景的謹慎態度，導致了外國電力資本撤離中國或止步不前。

電力投資政策變化頻繁。電力投資大，回收期長，其間可以發生很多情況。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其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常常不能正確預判，因而造成“政策多變”。外商普遍認為中國電力投資環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資方母國電力市場誘人。自2003年8月美國發生大面積停電事件以來，民眾要求政府增加電力投資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議對電力行業結構進行重組改造，要求電力公司整修電網,對輸電網升級改造。這對跨國企業的抽回資金形成了直接的影響。為了大規模參與美國電力建設新，籌集電網升級改造所需資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就成為許多美國電力企業的必然選擇。

典型國別撤資原因分析

韓國。韓國與中國建交于1992年，當年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達21.4億美元。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連續三年出現下降，2000年后開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韓國對中國的總投資額為123.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FDI總額的3.32%。

導致韓國撤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韓國人的性格。韓國人的性格造成了韓國企業投資輕率，只是靠一時沖動，而不是仔細研究市場前景和當地消費水平。另外，由于中國在很多方面技術水平提升很快，韓國的技術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失去了收益的基礎。

韓國經濟的不景氣則是直接原因。韓國2000年GDP增長率是8.8％，2001年的增長率只有4％，這使得韓國企業國內總公司遇到資金困難，周轉不濟，對外投資能力下降，收縮對外投資成難免之勢。

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受投資地域限制的影響較大。投資地大多集中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東北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從數量上看，投資于該地區的數額占到了韓國對華投資總件數的83.2%，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6。2%，從產業分布上看，則主要集中于紡織、服飾、玩具、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考慮，另外則是由于東北地區，特別是朝鮮族聚集區語言溝通便利。但對投資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投資環境考慮較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韓資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

最后就是由于經營成本的逆轉。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韓國經濟大受影響，韓國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日益突出，各企業紛紛縮減對外投資。此外，金融危機后，韓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再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關稅下調，部分韓國商品可自由進入中國，也進一步促使部分韓國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反低于在中國制造。

日本。日本經產省直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的日本三資企業6—7成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為赤字或撤退。可見，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為例，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總數為8家，居日本海外撤資排序的第9位，占其當年全部撤資比例的3.1%。詳細情況見表2。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撤退的比例相對偏低，但從我國的角度分析，日本對華投資確實還存在相當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撤退資所造成的影響，甚至可能還更為嚴重。這些問題主要包括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與歐美國家相比，項目平均規模偏小。盡管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大中型項目在不斷擴大，但是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平均單項數額仍然偏小。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相當于對世界投資平均規模的34%，而面向亞洲、北美洲、歐洲投資的平均規模分別相當于對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這說明日商對中國市場尚存疑慮。另外，企業當地收益再投資比較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新項目投資增長并不明顯。除此之外，投資企業在人才、零部件采購本地化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進展落后于歐美企業。

中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高。按照日本財務省報告、申報額統計，2000-200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只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2%，其中2000年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別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6、第3位。從整個情況看，2004年末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資產余額為202億美元，只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資產總額的6.0%，居對美國（1430億美元、38.5%）、荷蘭（365億美元、9.8%）和英國（268億美元、7.2%）的投資

之后，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4位。

日本壟斷性產業的投資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和計算機、手機等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內，凡是日本與歐美各國激烈競爭的領域，日本企業都迅速擴大了對華投資。然而，在日本高度壟斷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領域，日本企業仍繼續實行擴大出口的戰略，在當地生產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其典型是數碼家電產業。

投資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其次是廣東、北京、大連和青島；2003年末，在華日資企業的42.8%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外商撤資所引發的思考

客觀地分析中國區位優勢

跨國公司“兵退”中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相應地，消費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許多行業而言，雖然中國是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但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尚需時日，短期內市場需求規模不會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跨國公司在中國的運作成本（包括生產成本、管理費用、銷售和促銷費用、稅收等）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兩個因素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低于預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亞洲國家的投資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歐美跨國公司在增加對華投資的同時，采取的態度越來越謹慎的原因。

冷靜地審視引資政策

我國外商投資領域存在兩大怪現象：獨資企業比例增長的同時，合資企業逐漸減少；吸引新的外資的同時，已投項目大量流產。

目前，在國際上，外商投資的主流模式是并購，90％以上的投資采取的這種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這一比例還非常低。近兩年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不斷提高，以中外合資、合作形式投資的比例逐漸降低。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資與我國現存的國有企業資產并未實現最有效的結合，外資沒選擇并購而是另起爐灶，致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閑置。多年來，我國對潛在投資者的挖掘過程中，忽視了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問題，更沒有過多考慮新增外商投資與國有資產存量的結合問題。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在引資的同時，又丟掉了一些已經投資的大項目。根源在于，只重視前期招商的環節，忽視了后續服務工作的跟進，最終導致不斷增加新項目，但已投資項目沒有服務保障而流產。

對撤資的防范策略

對于跨國公司的撤資，既要冷靜分析其深層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確保我國引進外資目標的實現。

應進一步調整外資政策，保持外資流入、流出量的穩定性，使之成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運轉的較確定性的因素。同時，調整過度集中的外資來源國結構，避免資本流入量因為某國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波動受到較大影響。

要進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東道國事后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經蔓延的撤資行為，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動的事前控制就成為我們防止跨國公司撤資以及由此帶來突發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實的投資信息，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撤資；利用中國產業多層次并存的特點，采取明確的產業優惠政策，變外資撤退為外資在中國境內的產業轉移；考慮到外資制度安排的國際競爭，中國在外資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國際區位比較優勢，建立和鞏固新的區位優勢，防止外資撤退。

保持吸引外資政策的連續性，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必須始終堅持積極吸引外資的基本方針。調查表明，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變動頻繁，政策執行不盡統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亂收費嚴重等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

從現在起，我們應逐步形成一種不僅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基本格局，在市場準入和政策軟環境方面下工夫，并通過大量工作使外資認知這一思路。只有這樣，才可能進一步穩定外資的進入與留存。否則，過份依賴優惠政策的外資，一旦優惠政策取消或減少，更易形成撤資事件。

參考文獻：

第7篇：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1.1金融危機導致全球投資形勢不斷惡化，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銳減根據聯合國貿發會（UNCTAD）的初步預測，2008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FDI)降至1.45萬億美元，降幅達21%。預計2009年將進一步下跌40%。最令人關注的是全球并購發生根本逆轉。并購是全球FDI的主要組成，而杠桿收購和股權交換是跨國并購的主要交易方式，全球股票市場的大幅縮水必然對并購產生重創。據畢馬威報告顯示，2008年全球并購資產規模減少30%，1309宗計劃中的并購案被取消。私人股本公司并購交易額同比下降72%，降至五年來最低，預計2009年將進一步下降30%。根據UNCTAD測算，2008年全球跨國并購下降為1.18萬億美元，降幅達27.7%。綠地投資有較強抗危機能力。2008年前10個月，綠地投資項目已經超過13000個，超過2007年全年的水平。但隨著許多公司宣布取消和延期一些項目，其影響將在2009年逐步反映出來。例如，中國香港和記黃埔地產是發展中國家最大跨國公司，也是全球建筑業的領先企業，已經宣布將暫停旗下所有新投資項目。

1.2不同類型投資受危機影響的程度不同，金融危機使投資領域和結構深度調整國際投資理論通常根據投資動機的不同，將FDI分為市場尋求型、效率尋求型和資源尋求型等三種類型。不同類型投資受危機影響的程度也不同，迄今受直接沖擊的公司主要為市場尋求型，特別是以發達國家市場為導向的投資。危機對效率尋求型投資的影響難以一概而論。但資源尋求型投資的蕭條往往發生在一段時期的極度繁榮之后，危機一過，需求迅速回升，FDI支出會很快進入快速增長的軌道。與此相反，跨國公司在制造業領域的投資則相對謹慎，僅有17%的公司表示將實質性增加其海外投資。特別是對紡織和服裝等中低技術領域，投資前景遠低于總體平均水平。

1.3金融危機正在加速改變全球投資流向和地區格局，使投資流向和地區格局出現新變化在全球FDI總流量急劇下降的背景下，作為危機中的資本運送渠道，FDI正加速流向資本稀缺地區。UNCTAD預測表明，2008年發達經濟體跨國并購降幅為33%，其中歐盟、美國及日本分別下降33.5%、17%和10.8%。而發展中國家跨國并購總體增長15.7%。OECD預測，2008年非OECD國家跨國公司在OECD國家的并購將增加25%，成為金融危機下少有的亮點。從占全球跨國并購總額50%的100起最大的跨國并購交易趨勢看，到2008年10月22日，OECD國家源自非OECD國家的跨國并購已達到710億美元，相當于OECD國家100起最大跨國并購交易額的15%，而2007年僅為9%。

隨著資金可能一面倒地流入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面臨巨大融資困難。OECD預計，2009年發展中國家吸收FDI跌幅可能高達40%。只要發達國家深陷危機，資金就很難回流到發展中國家。

2當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中國境外直接投資已取得了較大突破，戰略布局基本形成。但是由于目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仍處在初級階段，各方面經驗較缺乏，在客觀上中國的技術經濟實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因此難免出現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總體規模偏小，投資產業結構也不盡合理近年來，盡管中國境外直接投資規模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但在世界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仍然偏低。從近年境外直接投資流向看，過分偏重初級產品的產業投資，忽視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偏重生活消費品行業投資，忽視生產資料行業投資；偏重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忽視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由于投資項目的產業結構不夠合理，技術和檔次較低，很難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占據優勢地位。

2.2境外直接投資主體發育不成熟，政策支持與監管不到位目前國有企業由于產權所有者的虛置和缺位，產權約束難以到位，加上企業治理結構不完善，容易造成企業盲目決策或缺乏投資動力。政府有關部門對境外投資主體重審批，輕監管；而國內母公司往往只顧及短期的利潤，同樣忽視對境外企業的資產和經營狀況的監管，導致國有資產在境外不僅沒有增值反而大量流失。有些境外投資者利用東道國法律與中國法律不一致的矛盾，以個人名義用國有資產在國外注冊公司，然后加入該國國籍，給國有資產流失造成嚴重隱患。

2.3境外直接投資項目缺乏前期研究，導致投資經營風險偏高境外直接投資比在國內辦企業的風險更大，因此必須進行嚴格的可行性研究。但是，我國某些企業對投資項目的前期研究不夠重視，對東道國的資源供求狀況、交通運輸條件、企業技術裝備、投資政策法規等缺乏全面的考察和論證，對境外投資的商機、自身的優勢和劣勢，尤其是投資風險缺少深入和客觀的分析，從而導致了錯誤的決策。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境外投資企業中有1/3盈利，1/3持平，1/3虧損，其中盈利的多為非生產性企業，而虧損的多為生產性企業。造成這種局面雖然有多種原因，但忽視境外投資項目的前期研究往往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

3當前發展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思考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投資自由化進程加快，我國經濟必將更多更深地嵌入世界經濟，我國企業也將在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上直接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我國應積極面對新的挑戰，抓住新的機遇，借鑒國外成功經驗，抓緊構建“走出去”戰略的政策體系，完善境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對策，盡快增強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使我國企業能在國際經濟舞臺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3.1擴大境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合理調整投資的產業結構當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偏小，與我國在當今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很不相稱。2007年我國GDP總量已達到32801億美元，排在世界第四位，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已達到2360美元；國際收支多年來一直保持順差，2007年年末我國外匯儲備達到15282億美元，排在世界首位；對資本流動的管制雖然仍將繼續存在，但國家支持企業發展境外投資的政策導向是確定的。在適當擴大境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同時，還要合理調整投資的產業結構。現階段重點投資于三類產業：一是能滿足國內短缺要素需求的資源開發產業；二是能發揮本國比較優勢的制造業，如輕工、紡織、家電等制造業；三是有利于推動我國技術升級和產業升級的高新技術產業，并向國內進行傳輸和擴散，充分發揮技術的“外溢效應”和“示范效應”。

3.2加快培育境外直接投資主體，構建實力較強的跨國企業集團我國企業要走向世界，必須抓緊時機構建一批集團化的跨國經營企業，使其成為境外直接投資的“排頭兵”，經過多年的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近年來的企業并購重組，我國已有一批企業逐漸發展壯大。在2008年美國《財富》雜志評出的世界500強公司名單中，我國共有35家公司入選，其臺地區有9家，內地公司有26家。但與美、日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大企業仍存在明顯的差距。因此，我國應該下大力氣，采取多種經濟手段和政策措施，鼓勵和扶持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大型跨國公司，為其迅速發展壯大創造優越的條件。誠然，在以大企業為主塑造我國境外投資主體群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經營機制靈活、應變能力較強的中小企業，精心培育多元化的投資主體。

3.3加強境外投資項目可行性研究，努力規避投資經營風險境外直接投資是以整個世界作活動舞臺的，其所面臨的投資環境具有復雜多變性，往往需要承擔更大的風險，包括政治體制變動風險、匯率風險、國有化風險、法律對抗風險等。為了降低投資風險，實現預期收益，必須認真做好投資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只有認真做好投資項目可行研究，實事求是地評價各種利弊得失，才能為項目決策提供科學而可靠的依據，從而有效地規避境外投資中的各種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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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摘要]外商直接投資改變了政府和企業的行為模式，從而對市場一體化進程產生深刻的影響。市場替代假說和全球價值鏈假說對兩者之間的關系給出了截然不同的預測。文章在構建長三角地區市場一體化指數的基礎上，研究外商直接投資與區域市場一體化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長三角地區的市場一體化水平在不斷提高；外商直接投資有助于拓展區域市場一體化進程。最后，文章基于地方政府競爭的角度對實證結論進行解釋。

[關鍵詞]市場一體化；外商直接投資；長三角地區

一、引言

近年來，長三角市場一體化發展的趨勢備受矚目，對其成因的討論也越來越被學界和政府所廣泛重視。事實上，市場一體化和市場非一體化（市場分割）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側面，兩方面的研究相互聯系。自Young(2000)以來，眾多文獻試圖解釋市場非一體化的原因。例如，林毅夫、劉培林(2004)強調趕超戰略在各地區的延續帶來地方保護。陸銘等(2004)從地區分工收益的策略性考慮的視角論述了市場分割的優勢，其進一步的實證還表明適度分割有利于經濟增長（陸銘等．2009）。周黎安(2004)認為地區間缺乏合作根源于“基于相對績效的考核制度”。這些關于市場分割的原因探討可以歸結為地方政府和其支配的國有企業這兩股力量，認為這兩股力量加強則帶來市場非一體化，減弱則有助于市場一體化。

然而，已有的關于市場一體化文獻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市場一體化效應缺乏足夠的重視。毋庸置疑，我國經濟改革的過程就是我國經濟重新融人全球經濟的過程，而實現重新融人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大量引入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一方面導致了地方政府間激烈的競爭，另一方面也影響著中國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的途徑和方式；從區域經濟層面上來看，外商直接投資還帶來了地區間的技術外溢和轉移。因而外商直接投資對區域市場一體化進程具有重要的影響。對于我國長三角地區來說，其外商直接投資水平位居全國先列。外商直接投資給長三角地區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洪銀興、劉志彪，2003）。因此，考察長三角的市場一體化進程，忽視外商直接投資因素的研究結論很可能存在偏誤。

外商直接投資到底如何影響市場一體化進程？基于已有的研究可以歸結為截然不同的兩種假說：首先是價值鏈假說，即從宏觀上來看，外資大舉進入使得長三角逐漸嵌入全球價值鏈生產體系中。由于嵌入的主要方式是進行加工制造，長三角在全球價值鏈中仍然處在低端環節，并具有“依附經濟”的特征（劉志彪，2007）。因此，長三角只能被動地接受全球價值鏈的治理。全球價值鏈治理以效率提高為標準（Kaplinsky，2000），其以利潤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很可能帶來各地區參與分工的深化，以及各地區專業化的形成，從而客觀上提高了長三角的市場一體化程度。第二種假說是市場替代假說，即從微觀上來看，對于以外商直接投資作為載體的各類外資企業而言，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之間可能存在著替代效應（黃玖立等，2006）。在國際貿易的規模經濟效應得到青睞的同時，國內市場的規模經濟被拋棄，這將加劇國內市場的分割水平（陸銘等，2009）。因此，理論分析并不能給出一致的預測，這就需要我們基于實證分析對外商直接投資與市場一體化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

本文將在構建長三角16城市市場一體化指數數據庫的基礎上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與市場一體化之間的關系。對于長三角地區而言，實證分析的結論了外資進駐加劇市場分割的觀點。換言之，外商直接投資有助于市場一體化進程。對此，本文的結論部分給出了一個基于政府競爭行為的解釋。

二、長三角地區市場一體化指數

由于沒有現成的長三角地區的市場一體化指數數據，我們在這部分將構造一份可以反映長三角地區2001至2007年間16個城市的市場整合程度的面板數據庫。計算市場一體化指數的常見方法有生產法、貿易法、經濟周期法和相對價格法（余東華、劉運，2009）。考慮到如下兩點原因，本文選用相對價格法：首先，其它方法盡管可以反映市場一體化程度變化，但往往受到很多非市場的干擾因素，干擾因素比較難控制；其次，由于數據的限制，其它方法都難以形成城市層面的面板數據。

相對價格法的基本出發點是通過區域之間商品價格的差異來度量市場一體化程度。如果差異縮小則說明市場一體化程度提高。相對價格法被認為是一種較好的計算市場一體化程度指數的方法，是因為“市場一體化意味著價格信號在空間上分散的市場間平滑地傳遞”（Goletti等，1995）。Sam-uelson(1954)的“冰川”（iceberg）成本模型為相對價格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該模型表明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兩地的價格P：和P，最終不可能完全相等，既可能同升同降，也可能一升一降，只要相對價格p，/p，的取值不超過一定的區間，均可認為兩地之間的市場是一體化的。在此基礎上，Parsley和Wei(1996，2001)開拓了以相對價格的方差變動來衡量市場一體化程度的新方法。如果方差隨時間變化而趨于收窄，則反映出相對價格波動的范圍在縮小，“冰川”成本降低，市場一體化程度在提高。相對價格法被廣泛用于計算市場一體化程度，如Goletti等(1995)以及Poncet(2005)運用這種方法研究了大米等農產品市場的整合程度；Parsley和Wei(2001)、范愛軍等(2007)以及桂琦寒等(2006)，運用這種方法對包含多類商品的綜合市場進行了市場一體化程度的度量。應用于綜合市場的研究凸顯出價格法的另一個優點，即價格法可以收集較多的信息，能夠全面考察市場的一體化程度。

相對價格法計算市場—。體化指數首先需要各類商品的價格指數。《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統計年鑒》為我們提供了長三角地區16城市的居民消費價格分類指數數據。該統計年鑒開始于2003年編寫，最早的價格數據追溯到2000年，但由于2000年數據不完整，實際選擇的樣本區間只能是2001-2007年。統計年鑒上商品分類價格指數包含8類：食品、煙酒及用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交通和通訊、娛樂教育文化和居住。由于煙酒及用品類數據不完整，我們實際選擇了除此之外的7類商品作為計算長三角地區市場一體化程度的原始數據。

類似于Parsley和VVei(2001)，范愛軍等(2007)以及桂琦寒等(2006)，我們分四個步驟來計算該指數：第一步，對長三角16城市兩兩配對皇選擇同分類價格指數做相對價格的差分Q并取其絕對值得到1Qk。計算差分的方法利用如下公式，這種方法既利用了統計年鑒上提供的商品環比指數，又通過取對數的方法緩和了異方差和偏態性。

上述公式中，k表示第k類商品。通過取絕對值可以消除同一配對組中兩個城市的置放順序的影響。在做完第一步后得到了7類商品120個(C216)配對組城市7年度共計5880個(7x120x7)差分形式的相對價格數據。第二步，對1Qki，1采用去均值的方法剔除各分類商品固有的異質性（Parsley和Wei，1996）的影響得到qk第三步，計算qij,的方差var(qi)，共可得到840個觀測值(120x7)。var(qit)衡量了價格波動的范圍，波動范圍越大，市場一體化程度越低。第四步，把方差按城市合并得到各城市的市場一體化指數，共有112個觀測值(16x7)，其中合并的方法是計算一個城市與其他所有城市方差的平均值。

表1反映了采用相對價格法計算出來的長三角地區16城市2001-2007年市場一體化指數。由于該指數反映了價格方差的大小，所以指數越大表示市場一體化程度越低，指數越小表示市場一體化程度越高。圖1中的點是根據歷年數據得到的長三角地區市場一體化指數的平均值，擬合的曲線反映出總體程度下降，說明長三角地區市場一體化程度呈上升趨勢。

三、外商直接投資如何影響市場一體化程度

（一）回歸方程及數據說明

基于已有文獻對相關影響因素的探討，本文采用如下的回歸方程：

MFit=po+p1.fdit+p2.gov+p+soe+pd.dis+o

回歸使用的樣本是長三角16城市2001-2007的面板數據，采用面板數據的一個好處是可以通過差分消除不隨時間變化的未考慮岡素的影響。方程左邊為被解釋變量，MF代表市場一體化程度。方程右邊為一系列解釋變量，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為緩和可能的異方差，這里采用其對數值；gov代表政府消費占CDP的比例，遵循文獻通常做法政府消費剔除了教科文衛支出，該指數反映了當地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soe代表國有及集體企業職工人數占總職工人數的比例，該指數反映了地區經濟的國有化程度；dis代表i城市到其他城市的平均距離，這里也采用其對數值；o和s分別表示與截面相關的未觀察因素和隨機誤差項。外商直接投資和政府消費的原始數據來自《長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臺統計年鑒》（2003-2007年），職工人數比例的原始數據來自《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01-2007年），平均距離的原始數據來自Coogle地圖查詢出的城市之間距離。所有變量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二）計量方法及結果

由于o為未觀察因素，其可能與其它解釋變量相關，OLS方法將導致系數的估計偏誤。因此，本文的計量方法首先分別采用隨機效應和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分別見表3中的re及fe欄。Breusch-Pagan檢驗的結果表明模型不存在異方差，Hausman檢驗結果表明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因此，需要關注的是fe欄目報告的結果。其中，最為關注的fdi的系數為負，并且通過了顯著性l%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MF下降。前文提到MF為反向指標，MF下降則表示市場一體化程度提高。閃此，關于外資帶來長三角市場分割加劇的觀點不能成立，從而支持了外資可以增進長三角地區市場一體化進程的觀點。

其他的變量中，政府消費因素為正，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職工比例因素為正，并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說明經濟的同有程度越高，市場非一體化程度越高（MF上升），符合通常的認識。由于不隨機時間變化的變量在固定效應模型中被差分消除，所以距離因素未能出現在fe欄目的估計結果中，但是隨機效應表明城市之間的距離越近，區域市場一體化程度越高。

（三）結果的穩健性

考慮到結果的穩健性問題，本文進一步采用了自抽樣法(bootstrapmethod)和工具變量法進行參數估計，分別報告在表2的febs欄目和ivfe欄目中。自抽樣法下fdi的系數為負，并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工具變量法中選擇的工具變量是fdi的滯后一期(fdi滯后一期和不滯后的相關系數為0.983)，得出的fdi的系數仍然為負，并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固定效應模型、自抽樣法和下具變量法所估計出的fdi的系數值分別為-1.776、-1.776和-1.53，這三個系數值非常接近，都具有顯著性。因此，外資提高長三角市場一體化的判斷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四、結論

第9篇：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廣播電視節目檔案資料管理制度建設的內涵

當前廣播電視節目檔案資料管理制度建設應基于以下兩個基本因素。1.現代檔案管理流程廣播電視節目檔案資料作為一種特殊載體的專門檔案，其具有自身的特點，但其管理流程仍遵循著文件與檔案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理論所指出的發展規律。因而，結合廣電系統內廣播電視節目檔案資料的現代管理流程，制定廣播電視節目檔案資料管理制度及相關環節規定，構建廣播電視節目檔案資料管理的前端控制、全過程管理以及后續開發利用等一系列制度規劃與體系，將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現代檔案管理技術隨著現代技術的不斷進步以及信息化建設的不斷推進，廣電系統內廣播電視節目檔案資料管理技術也日漸成熟。依托現代數字媒體管理系統技術對廣播電視節目檔案資料制度的需求，構建廣播電視節目檔案資料管理制度將會更加適應節目檔案資源的管理發展趨勢。總之，基于廣播電視節目檔案資料管理工作流程與管理技術視角建設節目檔案資料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實現廣播電視節目檔案資料管理與開發利用朝著規范化、標準化、科學化發展；一方面，提高廣播電視節目檔案歸檔與管理質量、利用率，滿足采編導人員的利用需求，真正實現廣播電視節目檔案資料的價值。

廣播電視節目檔案資料管理制度建設的實證分析

以上制度或細則說明，中央電視臺將制度建設作為貫穿節目生產全流程的系統要素，對電視節目檔案資料的全過程管理環節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規定，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和可執行性。從而，一方面保證了電視節目檔案資料在收集、整理、著錄、利用等各管理環節的科學化、規范化進行；另一方面，保證了電視節目檔案資料價值在現代媒體資產管理系統中的真正實現。案例2：上海音像資料館的節目檔案資料管理制度上海音像資料館，即上海廣播電視臺媒體內容資產管理中心，是全國首家對廣播電視節目檔案資料進行集中管理的專業機構。該資料館不斷創新管理理念、改進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水平。在管理理念方面，開創的進駐式管理模式遵循了全生命周期理論，將檔案資料工作從“末端管理”主動前移，改變為從源頭開始的“過程管理”，探索節目檔案資料與節目創作生產有機結合、全面貫通。在管理手段方面，為加強所存檔案資源的開發利用，該館建立起“資料導演”的工作機制，即抽派骨干人員擔任專職“資料導演”，配合專題節目的制作，對相關歷史影像資料進行重新整理與研究開發，一方面促進了節目檔案資料管理人員與項目導演等主創人員的良好互動，活躍于臺前幕后，另一方面使得各項資料需求得到高效處理、切實保障，檔案資料工作的重要性在節目創作中日益凸顯。在管理水平方面，該館利用新技術，全面完成了十余萬盤廣播開盤帶、磁帶、唱片等媒介音頻檔案資料的數字化轉存工作，同時，電視媒資系統已初具規模和成效，中心媒資與前方各子媒資之間實現了互聯互通，一線頻道編輯記者均可通過中心媒資系統遠程檢索、調用，極大地提高了節目檔案資料的利用效率和水平。上海音像資料館創新性地開展工作，取得了較大成效，走在了業界前列。這些成績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是與其較完善的管理制度息息相關的。僅以節目檔案資料管理與開發利用制度為例，上海音像資料館有《節目資料與素材使用管理規定》、《電視媒資數據流磁帶（LTO）管理規定》、《節目資料中心關于技術設備使用管理的規定》、《中心業務部門復錄中心片庫節目資料素材的統一流程》、《節目資料素材片庫內部借閱規定》、《節目資料中心轉存節目帶借還與片庫管理規定》、《廣播節目資料借還辦法》等十余項制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