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哲學觀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語言哲學觀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語言哲學觀論文范文

關鍵詞：《手稿》；異化理論；綜述

中圖分類號：B0-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9-0035-02

異化理論是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基礎內容。理論角度上，研究異化理論對于研究哲學深遠意義；現實角度上，它對于我國社會的發展也有著導向作用。我國學術界針對馬克思的異化內涵、異化理論的現實意義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針對我國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筆者從異化的內涵、異化理論的現實意義這兩方面做如下綜述。

一、國內學者對異化概念的理解

黃楠森在《人的本質的異化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中提出，歷史上異化概念有三個用法，即“（1）黑格爾的用法指矛盾的轉化， 或矛盾。（2）費爾巴哈的用法， 指由于認識上的錯誤而產生出與主體對擾的結果。（3）馬克思的用法， 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 即剝削剩余價值?！彼J為，異化概念不能濫用，就如黃楠森提到的：“馬克思講的異化就是勞動異化，就是剝削剩余價值，他講的異化勞動就是雇傭勞動。這一點是很明顯的。”[1]

孫英在《異化概念新議》中從兩個角度論述異化概念，即作為一般科學術語的異化和作為人道主義基本概念的異化。他認為作為后者是前者在人的行為上的具體推演。他通過對國內國內學界異化的流行定義進行辨析，最后得到的結論是，“異化也就相應地分為兩類： 一類是被自己活動及其結果所奴役的異化， 如工人的異化勞動， 另一類則是被自己的活動及其結果之外的力量所奴役的異化。”[2]

侯才在《有關“異化”概念的幾點辨析》中提到，“馬克思對異化概念的使用和對異化現象的研究大體經歷了由自然的異化到政治的異化再到經濟的異化的這一過程。”[3]文中從博士論文的“對自然的任何關系本身同時也就是自然的異化”，到《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政治國家的彼岸存在無非就是要確定它們這些特殊領域的異化”，再到《論猶太人問題》的“金錢是從人異化出來的人的勞動和存在的本質”進行了論述，充分展現了馬克思異化概念的變化過程。

葉汝賢在《剖析“社會主義異化論”》一文中，反對“社會主義異化論”對馬克思異化觀的曲解，認為它“故意舍去了‘異化’的條件性、暫時性， 把它變成了超社會、超歷史的永恒的范疇。”[4]他認為，對待異化概念要從的基本觀點出發去評價分析。

二、馬克思異化理論的現實意義

（一）對當代資本主義異化現象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現的異化現象的認識

沙光學在《馬克思勞動異化理論及當代意義探析》中提到：“新的異化現象在當代西方社會有繼續深化的趨勢，這與統治階級的推波助瀾是分不開的。他們更善于借助科學技術的‘中介’，將異化當作一種統治人民、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手段。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工人要獲得真正的解放，就不能僅僅滿足于勞動條件的改善，生活的富裕，而必須認清異化現象的危害及其深刻的根源，要尋找解放自己的途徑?！盵5]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決定了它的異化現象是不可能被消滅的，新的時代會以新的形式出現。正如沙光學所說的，工人要想“獲得”真正的解放，必須從根源上認清異化現象本身及其危害，尋找到科學的途徑“解放自己”。

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也出現了一些異化現象，但是與資本主義的異化現象是有著本質差別的。

葉汝賢在《剖析“社會主義異化論”》中提出，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是有著本質區別的，資本主義社會是私有制的本質，而社會主義社會正是要廢除了私有制。他提到：“這種本質區別的基本表現恰恰在于社會主義廢除了私有制， 廢除了剝削和消滅勞動的異化性質。”[4]

楊建華在《發展的異化與異化的反思》中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就是要消滅異化，社會主義本身也具有克服異化的力量，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使命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為消滅異化創造條件，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和主流”[6]。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出現的異化現象和資本主義出現的異化現象是有本質差別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必然會導致人的異化，而社會制度的本質就是消滅異化。

“有的是由于缺乏經驗，或由于不認識客觀規律而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誤；有的則是主觀主義大發作，根本違反自然規律和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所致。這些問題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雖然難以避免，但隨著人們的經驗的積累和對客觀規律認識的深入，又可以逐步得到解決?！比~汝賢在《剖析“社會主義異化論”》中這樣提道，“這些問題并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身的產物，它的性質也根本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異化的對抗性質。用經濟異化的觀點來對這些問題加以概括，就會混淆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界限?！盵7]

（二）馬克思異化理論對我國現階段發展的指導作用

1.社會發展方面

楊建華在《發展的異化與異化的反思》中指出：“我們周遭的現實， 我們驚異地發現， 這些在國際社會已被批評、拋棄的‘發展異化’問題仍在劇烈地困擾著中國社會的發展”，“所謂發展異化就是將發展的主體與客體對立起來，將發展的目的與手段顛倒過來，割裂發展的本意并扭曲發展的本質，致使發展的重心錯位，發展的價值失衡，最后將發展變成‘無發展的增長’或‘惡性發展’?！盵6]我國現階段出現的地區貧富差距、權力濫用、道德滑坡等問題，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了異化現象的某些特點。由于我國現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外加國外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對人們的思想觀念的變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異化現象在我國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存在的。

“我們必須消除‘發展異化’現象及其產生的思想根源，充實和完善自己的發展觀”，楊建華接著提到。我國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完善正是解決異化問題的途徑。劉柱海也堅持這一觀點，他在《論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及現實導向意義》中提出：“我們既不能聽任異化現象在我國各個地方蔓延，也不能過于保守，我們應該大膽充分利用其積極的作用來建設我們社會主義。同時，我們也應該把經濟發展與科學發展觀結合起來，必須全面理解和正確把握科學發展觀的主要內涵和基本要求，認真加以貫徹落實。要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滿足人們的多方面需求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實現持續、穩定、快速、健康發展，避免走資本主義老路?！盵8]由此看來，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也不能忽視人的發展。

2.人的發展方面

馬克思在《手稿》中解決異化問題的途徑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不應當僅僅被理解為占有、擁有。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9]。這樣看來，人只有全面發展才能擺脫異化。

楊建華在《發展的異化與異化的反思》中指出：“人是一切發展的最終目標， 其他發展都是為人的發展創造條件或機會。而人的發展反過來能積極促進社會的自我完善和更新， 只有依靠人才能獲得發展；人是發展的動力， 沒有人的參與， 發展是不可能的。社會的發展與否， 完全取決于人的素質和人的發展；人的發展程度成為衡量社會發展的根本標志。”[6]

從上述的總結梳理中可以看出，目前學術界對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異化勞動理論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階段性成果，涉及的面較廣，有許多獨特的思想觀點。筆者認為，《手稿》歷久彌新，雖然經過百年的洗禮，但并沒有失去其價值，對現代社會發展的指導意義越加強大。尤其是其中深刻的人本學思想。衣俊卿教授曾經說過，哲學以人的解放為核心的批判性實踐哲學。對于《手稿》的研究，我們也更應該注重馬克思對異化理論的分析，通過揚棄異化，實現人的解放、全面發展。

因此，筆者認為，對于《手稿》的研究，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上，我們都應該重視人的全面發展。馬克思對于這方面的研究經歷了一個發現異化、揚棄異化、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這樣一個過程。

首先，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國民經濟學時，通過分析勞動者同勞動產品的異化、勞動本身的異化、勞動者同他的人的類本質的異化、人與人的異化，認識到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生產無法成為實現人的自由自覺的勞動本質，由此結果導致了人的發展的歪曲和喪失，人的全面發展無從談起。

提出問題后，需要解決問題。馬克思解決異化問題的方式就是揚棄異化，恢復人的主體意識，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實現人得到全面發展。換句話說，揚棄異化的過程也就是人全面發展的過程。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一定程度上，人的發展也是存在異化現象的。

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經濟，盡管由于我們的商品經濟還不很發達，但仍然是存在異化現象的。商品經濟中的人們容易產生商品意識，用物的價值去衡量人的價值，但是卻失去了人的主體意識以及其存在的意義。人的本質應該是從事有意義的實踐活動，但是現在的很多人往往為了經濟利益、金錢的誘惑，在物質方面不知足地追求。這樣，實踐活動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質享受，而不是通追求。這樣，實踐活動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質享受，而不是通過發揚個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實現自身的價值以及為社會做出貢獻。個人應該將社會發展的目標和理想視為自己的目標和理想，積極地以自己的本質力量投入到社會主義實踐中，在豐富和發展自己的同時促進社會和人類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1]黃楠森.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的幾個問題[J].中國高等教育，1984， （1）.

[2]孫英.異化概念新議[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2）.

[3]侯才.有關“異化”概念的幾點辨析[J].哲學研究，2001，（10）.

[4]葉汝賢.剖析“社會主義異化論”[J].學術研究，1984，（1）.

[5]沙光學.馬克思勞動異化理論及當代意義探析[J].傳承，2009，（3）.

[6]楊建華.發展的異化與異化的反思[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2，（1）.

[7]葉汝賢.剖析“社會主義異化論” [J].學術研究，1984，（1）.

第2篇：語言哲學觀論文范文

關鍵詞：語言學 語用學 語篇分析

1、教學內容傳統課本基本上以微觀語言學為主，按結構語言學思路編排內容，從語音學、音系學、形式學、句法、語義學，一直到語用學和語篇分析。教學內容的改革是大多數學者的主張，如白郁（2007）認為應以語言哲學意義、語言與大腦及認知關系、語言學發展簡史、宏觀把握語言學真正意義等四方面為重。還有學者認為增加課外閱讀材料以改進教學內容，如王揚（2004）和吳格奇（2005）主張選用有助于學生理解基本理論、概念的材料、輔之以拓寬視野的補充材料。還有以宏觀還是微觀語言學內容作為教學重點的爭論：“微觀”派認為語言內部分支是語言學的基礎內容，課時分配比重要大；“宏觀”派認為基礎部分簡單，學生可自學，重點應是宏觀介紹；“中間”派是既注重基礎又考慮涉獵面。但筆者認為，各高校層次不一，地理位置不同，統一規定教學內容不足取。近5年教學實踐告知以微觀語言學為主，即語言學內部分支的理論、研究、及應用。如在處理詞形學時，適當介紹詞的研究現狀，對象我校這種以師范專業為主的二本院校的英專學生而言，無論是提高職業技能還是英語水平都相當重要。我校地處西部少數民族地區，適當添加西部少數民族語言的相關研究，如方言特點、語言遷移現象、少數民族文化研究。也應在緒論部分增加語言學史和語言哲學等內容，讓學生了解語言學理論和研究的發展趨勢及語言與哲學的密切關系。此外適當介紹結構、認知和功能語言學這三大學派的相關內容也有必要?？傊?，就像百貨商場的陳列員，教師將所有商品分門別類、有條有理地展示，學生自然會依據具體情況取舍。教師侍機提供論文命題，使學生的探索與發現隨著課堂內容的進行而深化。著名學者趙鑫珊（2004）在其新作《我是北大留級生》就曾列出了20個作為語言哲學研究對象的話題，且認為是“震撼靈魂”，不可能不為之心動的命題。

2、教學方法該課程多采用以教師為中心的填鴨式教學。有關研究一致認為必須改進該教學模式。運用多種教學方法激發學習興趣，最大限度地讓學生參與教學全過程，變被動為主動，從而建構語言及語言學知識。如潘之欣（2002）用大量生動典型例子，結合歸納法和演繹法講解理論要點和難點；王揚（2004）主張采用傳授型和討論型相結合的方法；鞠玉梅（2007）主張研究型教學模式，“設境”以激發學生興趣和強烈求知欲。總之，避免教學方法的單一，努力激發學習動力。啟發式和發現式方法講解基礎知識和理論要難點；研究型或探究型方法，布置任務（個人任務和小組任務）；大課堂講解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與步驟；小課堂任務分配型方法，使教學達到“魚”、“漁”兼授效果。如語言學緒論之后，成立 “Study & Research Group”，提供6個topics：1）Language Changes；2） Social Dialects；3）Communication Competence；4）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5）Error Analysis；6） Pragmatic Failure.2周時間準備15分鐘ppt陳述，5分鐘小組同學共同回答相關問題，并建立QQ群，隨時聯系。教師僅為任務的布置者、監督者、幫助者和評定者，并鼓勵學生撰寫論文，或推薦給學術期刊，或為畢業論文的一部分。如一組學生在講“語用失誤”時，列舉了電影、小說、校園、網絡等許多有趣的例子，如分析不夠透徹，教師可適時適當加以補充、提示和參加討論，既融洽了氣氛和師生關系，又學到了知識掌握了方法。讓學生隨時記錄和關注身邊的語言現象和語言事情，并聯系到語言學理論，如，“山寨”、“客”、“剩女”、“宅男”等新詞新語收集，以討論詞的構詞理據。雖在探索中有難度，可介紹期刊網、萬方數據庫等資源；也可大膽與相關領域的教授或專家電郵尋找答案。為形成質量較高的論文打下了基礎。這些都說明：語言學課程的終極目的不是講授具體的理論知識，而是讓學生能意識到語言現象的存在，能對之產生興趣，并發表自己一定的見解，使自己作為一名普通人，也能融入到語言研究的大環境中去。

參考文獻：

[1]白郁.英語本科語言學教學的重新定位[J].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7.

[2]潘之欣.關于高校英語專業“語言學導論”類課程設置的調查 [J].外語界.2002.

[3]鞠玉梅.以多媒體網絡技術為基礎的語言學導論課程研究性教學模式的構建[J].外語電化教學.2007.

[4]王宗炎.語言學.它的歷史.現狀和研究領域 [J].外語教學與研究.1988.

[5]王揚.高校英語專業語言學課程教學初探[J].外語研究.2004.

第3篇：語言哲學觀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醉翁亭記》，譯者主體性，翻譯批評

 

歐陽修的《醉翁亭記》是中國古典散文名篇之一。中國古典散文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這不僅體現在散文的內容上，也體現在文字本身所蘊含的美上?！蹲砦掏び洝返挠⒆g本很多，本文主要對比分析最具代表性的兩譯本：即楊憲益夫婦和英國著名漢學家Giles 的英譯本。

一、從原語文本類型及語言層面

從原語文本類型及語言層面看，二篇譯文風格迥異、但各有所長。楊憲益夫婦的譯文注重“忠實于原文文本”的原則，語言貼切譯者主體性，表詞達意方面也是既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又能為西方讀者所接受。這樣高質量、高水準的譯文，千百年來古往今來譯者大都望而卻步。相比之下，英國漢學家Giles的譯文則更注重于傳達原文的“雅致”，給人以美的享受論文開題報告范文。他譯文的美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語言文體上，采用逐層脫卸的方法，把所描述的對象由遠及近，由外到內，漸進地點出描述的中心對象；在語言風格上運用古典詞匯和現代表達方式相結合的手段；在韻律中大量使用習語，使得譯文有著音樂和詩一般的韻味。例如，二篇譯文對亭子周圍四季更替不同景致的描繪。

原文：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譯者主體性，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

楊譯文：Then in the course of the four seasons，You find wild flowers burgeoning and blooming with asecret fragrance，the stately trees put on their mantle ofleaves and give a goodly shade，until wind and frost touchall with austerity，the water sinks low and the rocks at thebottom of the stream emerge.

Giles 譯文：The wild flowers that exhale their perfume from thedarkness of some shady dell; the luxuriant foliage of the dense forest ofbeautiful trees; the clear frosty wind; and the naked boulders of the lesseningtorrent;—these are the indications of spring，summer，autumn，and winter.

通過以上對比分析可見，楊的譯文于屬于原文的忠實再現；而Giles 的譯文在語言的文體、風格和韻律方面見長，用語地道譯者主體性，形象生動巧妙，活靈活現了原文的美感。但他的譯文相比于前者，有誤譯之處。如：

原文：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

楊譯文：In the distance，densely wooded and possessed of a rugged beauty，is Mt. Langya.

Giles譯文：…over which the eye wanders in rapture away to theconfines of Shantung.（瑯琊山在滁州而非山東）

譯文中還出現多處漏譯誤譯現象，如“水聲潺潺”（gurgling）沒有譯出涓涓流水之聲；“釀泉”譯作“Wine-Fountain”不如“Brewer's Spring（楊憲益）”、恰當，因為釀泉非泉名（泉名實為讓泉），而是釀酒之泉；“云歸而巖穴暝”一句“巖穴”漏譯；“非絲非竹”誤譯為“there is no thought of toil or trouble（忘卻辛勞和煩惱）”；“頹然乎其間者”翻譯成“bald at the top of his head（禿頂）”等等。

二、從非語言層面剖析原因

賴斯在《翻譯批評：潛力與制約》一書中指出：翻譯最初開始于譯者對源語文本的理解和闡釋。不同的譯者對源語的闡釋過程一定是不同的。譯者對源語文本的解碼就從主觀上影響了翻譯批評。因此譯者詮釋這個主觀因素影響了不同譯本的產出。漢學家翟理斯雖然擁有文學天賦，能寫非常流暢的英文，但他缺乏哲學家的洞察力。他能夠翻譯中國的句文，卻不能理解和闡釋中國思想。對中國文化底蘊的缺乏和文化缺失使他在理解原文上出現了以上等處失誤論文開題報告范文。因此譯者主體性，在肯定他的音、形、義以及表達方面長處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他譯文的不足。因為對古漢語散文的理解，需要譯者具有古漢語能力、文化解讀能力、同質文化生活經歷和審美情趣等。由此可見，典籍英譯的主體應該是漢語譯者，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由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對所譯完的作品進行語言文字方面的潤色和加工。

三、總結

翻譯批評有無規律、模式可循。通過以上二篇譯文的對比分析，正如賴斯指出：翻譯批評既具有潛力又有其局限性。即既要看到語言層面（如語義、詞匯、語法和語體）又要看到非語言層面（如語境、主題、時間、地點、源語環境的讀者群、源語作者和感知因素 ）；譯本既受到譯者的主觀因素(如譯者詮釋、譯者個性)，又受到非主觀因素（如翻譯目的、讀者群）的制約。因此只有綜合考慮各個層面和各項因素，才能提出一個更為客觀、合理的翻譯批評標準模式。

[參考文獻]

[1]翻譯批評（潛力與制約）[M].上海外語出版社，2004.

[2]賈秋彥.醉心于翻譯美文-Herbert A. Giles 的譯作《醉翁亭記》賞析[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6.

[3]宋聚梅.詩情畫意秀麗多姿-讀歐陽修的《醉翁亭記》[J].西江教育論叢，2003，1.

[4]喻海燕.后殖民主義視域下的翟譯《醉翁亭記》簡析[J]. 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3.

第4篇：語言哲學觀論文范文

    使用學校統一格式。論文題目宜小不宜大,題目要對論文的內容有高度的概括性,簡明、易讀。

    2、目錄

    列出論文正文的一、二級標題名稱及對應頁碼,附錄、參考文獻、后記等的對應頁碼。

    3、摘要、關鍵詞

    摘要應簡要說明畢業論文(設計)所研究的內容、目的、實驗方法、主要成果和特色,摘要的詞匯和語法必須準確,一般為150-300字。

    關鍵詞:關鍵詞是從論文標題、內容摘要或正文中提取的、能表現論文主題的、具有實質意義的詞語,一般為3-6個。

    4、正文

    正文是論文的主體部分,通常由引論(引言)、本論、結論三部分組成。這三部分在行文上可以不明確標示。正文的各個章節或部分應以若干層級標題來標識。

    引論(引言):簡要說明本項研究課題的提出及研究意義,本項研究的前人研究基礎,及其深入研究方向、技術手段。

    正文要符合一般學術論文的寫作規范,畢業論文字數不得少于3000字。論文應文字流暢,語言準確,層次清晰,論點清楚,論據準確,論證完整、嚴密,有獨立的觀點和見解。

    論文內容要理論聯系實際,涉及到他人的觀點、統計數據或計算公式的要有出處(引注),涉及到計算內容的數據要求準確。

    數字標題從大到小的順序寫法應為:一、(一)1、(1)①……。(可根據具體學科要求而定)

    5、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是作者在寫作過程中使用過的文章、著作名錄。參考文獻要寫明作者、書名(或文章題目及報刊名)、版次(初版不注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碼。序號使用[1],[2],[3]……。中譯本前要加國別。

    示例:[序碼]作者。書名,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迄頁。

    [1]張曉風。中國經濟狀況,北京:經濟出版社,1983:273-275.

    6、論文的結構與行文

    (1)結構: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結論)三段式的邏輯結構為論文的基本構成原則。

    (2)論點:是作者對題綱研究后產生的見解、主張和思想。論點要有鮮明的立場和思想性,必須符合的唯物主義哲學觀,一般要有一定的新意和針對性。

    (3)論據:是作者用來證明觀點真實性的根據,為此,要求所用論據要真實充分、典型。用社會實踐獲取的第一手資料和數據。語言類論文原則上要以原文的語料為論據。

    (4)論證:是作者用證據證明論點的過程,要求論證準確、適當,論文過程應有符合邏輯,科學、嚴密、有力、表述嚴謹,準確。

    (5)畢業論文說明方法:應用簡潔準確的語言揭示事物的特征、本質及其規律性,可采用分類、舉例、描寫、比喻、對比數字數據等方法。

    7、論文(設計)打印格式

    (1)

    字體、字號

    論文題目……………………………黑體二號 “摘要”字樣………………………黑體小四加粗

    摘要正文……………………………華文楷體五號 “關鍵詞”字樣……………………黑體小四加粗

    關鍵詞………………………………宋體五號 第一層次的題序和標題……………黑體小三號

    第二層次的題序和標題……………黑體四號 第三層次的題序和標題……………黑體小四號

    第四層次正文………………………宋體小四 頁碼…………………………………小五號居中

    參考文獻……………………………黑體四號 參考文獻內容………………………小四號仿宋體

第5篇：語言哲學觀論文范文

阿錯于1969年出生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縣程章村的普通牧民家庭，那里是一個海拔3500多米半農半牧的高原山村。阿錯本名澤仁彭錯，意為長生如意，阿錯是簡稱，后來成為他的正式名字。阿錯從小學習民間雕塑，活佛賜予他藝名意西微薩，意為智慧光明，所以又叫做意西微薩?阿錯。有人說他的人生與他的名字“名副其實”，既智慧，又光明。阿錯5歲時，父親就讓他背著書包進了自己當民辦教師的山村小學堂，成為他的啟蒙老師。阿錯一進入學校，便對書本知識表現出如饑似渴的濃厚興趣。不管什么書，抱住就不松手，而且過目不忘。六七歲時，他就能有聲有色地在田間為歇息的村民們講書本上的故事。

父親任教的家鄉小學非常簡陋，只能上到二年級，之后就要到離家一天路程的公社(鄉)小學讀書。從此，不到8歲的小阿錯，就離開家鄉離開父母，開始了曲折、優秀甚至是有些奇特的求學路。

阿錯和著名語言學家邢公畹先生（中）、曾曉渝先生在一起。

小阿錯在班上雖然年齡最小、個子最矮，但他的成績卻是最好的，每次考試都是第一。9歲上小學四年級的他，試著提前報考中學，不想在許多應屆生都落榜的情況下，他順利地考進了縣中學。然而，當父親送他到學校后，發現兒子的身高還不及食堂打飯的窗口。而中學離家有一整天的路程，不可能走讀，沒辦法，父親只有將小阿錯又領回了家。第二年，阿錯又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再上縣城初中。

他的大學是從偏僻鄉村小學讀出來的

1982年7月，阿錯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自治州首府的康定師范學校，4年后又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畢業后，他被分到一個當時還不通公路、離縣城需要徒步4天路程的鄉村小學教書。阿錯任教的地方，在深山峽谷，人煙稀少。生活和工作環境的艱苦程度用三言兩語很難描述清楚。但是，艱苦的環境可以磨練人的意志，清貧的生活可以使人奮發向上。更何況，神秘的雪域高原是養育勤勞、智慧藏民族的搖籃，樸實善良的藏民是無數優秀后生的良師益友。阿錯生活在清貧艱苦，然而卻淳厚溫暖的同胞關懷之中，生活充滿了樂趣和意義。

歷代的藏族精英才子，無不重視廣泛知識的學習，往往都是集詩文書畫音樂醫學乃至各種工巧技藝于一身。阿錯深受先祖余風的熏陶，在教學之余，也廣泛學習哲學、文學創作、繪畫雕塑、器樂演奏，以及裁縫、木工、石匠和電器修理等等種種知識技藝。他的泥塑作品《本教師祖登巴西繞像》、《四臂觀音像》、《文殊菩薩像》等被請進了佛寺莊嚴之堂；他在松枝光和煤油燈下寫出的小說、散文和詩歌在《文學》、《四川文學》、《貢嘎山》等報刊上發表。甘孜作家協會、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協會會員名單上很快有了阿錯的名字;阿錯還經常為家鄉和工作地的鄉親義務修理收音機、錄音機，甚至縫制衣裳等等。為了知識更新和繼續深造，阿錯參加了國家舉辦的自學考試。每一次考試，從鄉村小學到州府康定，他要先步行翻山越嶺4天、然后搭拖拉機一天、再轉乘汽車一天，僅來回徒步行走得都得八天時間。四年如一日，最后他取得了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本科學位，成為一名在山村里讀出來的大學生。

有人計算了一下，阿錯徒步趕考的路程竟然有了5000多里。1995年《四川日報》以《阿錯徒步趕考2600公里》為題報道這一消息。徒步趕考5000里，這也令他十分自豪：這個距離正好是從他家鄉到拉薩朝圣的來回路程，那感覺就像是真正徒步朝圣了拉薩一樣，感覺自己的意志在某種程度上接受并通過了一種考驗。

然而，在阿錯的記憶里，這段日子最令他感動和難忘的是，同事們對他的支持、質樸善良的鄉親對他心靈的感染和熏陶、家人對他的關懷和期望，以及趕考途中借宿給他的老鄉們，還有獨自穿越雪山、草原、峽谷、密林時從大自然中獲得的體悟和感動。1994年，阿錯從鄉村調進縣委從事宣傳工作。工作的需要讓他承擔起從未接觸過的電視新聞報道，阿錯又很快熟悉了影視拍攝和編輯工作，一個人獨立承擔編劇、采訪、攝影、解說詞撰寫與后期編輯制作工作。在短短的兩年時間里，他不但采寫了大量的新聞報道，還獨立創作了極富特色的電視專題片：《自強不息雅曲卡人》、《程章是一座山》、《春風化雨甘露來》、《雅江縣貧困鄉調查紀實》等。這些專題片陸續在縣里播出，有兩部還在地區電視臺播出。這一切為所在單位贏得了省州有關部門的嘉獎，同時也為他五花八門的愛好和作品增添了新的內容。

不畏勞苦才能有豐厚回報

藏族有句諺語:只有付出房屋大的辛勞，才有希望得到桃仁大的收獲。馬克思說得更精辟：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援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l997年對阿錯來說，是有特殊意義的一年。這個走路走出來的大學生，終于第一次真正走進入大學的殿堂:到西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進修經濟哲學課程。阿錯十分珍惜這次難得的學習機會。在一年的進修時間里，除了學習專業知識，他還自學了日語。阿錯的自學進度神速，僅僅一年多的時間，開始一點都不懂日語的阿錯居然通過了全國碩士生入學公共外語統考。

進修一年后的阿錯，參加了全國碩士研究生入學統考，打算以此來檢驗一年的學習。結果，本科學習漢語文專業的阿錯，跨專業報考，竟然以哲學專業考生第一名的成績被西南師范大學錄為“計劃內統招”碩士研究生。其成績不僅在所報專業是第一名，在整個各地報考西南師大的近千名考生中，也是屈指可數。從深山走出來的阿錯，輕而易舉地擠過了堪稱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研究生入學考試。

由哲學碩士到語言學博士

兩年后，阿錯以優異的學習和科研成果提前一年獲得碩士學位。當年數百名畢業研究生中，只有3名是提前畢業，而阿錯是其中唯一的文科類提前畢業生。在攻讀碩士研究生期間，他不但在哲學專業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績，而且在語言學研究、文學創作等方面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在西南師大導師們的指導下，寫出了36000字的語言學論文《語言自然接觸下的“克里奧耳語”》，后發表在國家核心期刊《語言研究》上。他成為在讀期間在兩個不同學科的核心期刊上都發表了3篇學術論文的碩士生。

20世紀，語言哲學在西方哲學中異軍突起。作為哲學專業的阿錯，由哲學而語言哲學，由語言哲學而語言學，他逐步對語言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語言學曾被視為只有極少數人才能從事和理解的深奧而生僻的學問，其研究方法更接近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因此又被稱作文科中的理科。阿錯對此似乎一點也不畏懼，他又開始自學語言學的課程。于是，碩士生期間，他不但出色地完成了哲學碩士學業，還進一步自學了《音韻學》、《歷史語言學》，以及古今漢語詞匯、語法和方言方面的知識。在碩士研究生提前畢業的當年，他跨專業報考了南開大學語言學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在該年度報考南開大學此專業的二十余名考生中，有研究生導師、教授、副教授，只有阿錯一人是應屆碩士研究生，自然也是唯一一個跨專業報考的考生。然而，成功仍然是青睞阿錯的，他以第二名（平均85分)的成績通過了博士入學考試。這個成績只比第一名低4分。要知道，和這些在相關領域學習了數年，甚至數十年的佼佼者相比，阿錯只是個從其它專業跨轉報考的應屆生。他最終以高出統招線24.6分的優異成績，被南開大學錄為計劃內統招博士研究生，成為這所有著悠久歷史的中國一流名校的第一位藏族博士研究生，也是中國第一位藏族語言學博士。

南開大學優秀博士生

南開大學中國語言學博士點，是著名語言學家邢公畹先生所開創的、國內第一批批準設立的博士點之一。邢公畹先生在漢藏語歷史比較研究領域成就斐然。如今的南開語言學專業，更是擁有強大的一流學者陣容，和先進的軟硬件設施條件，是國內漢藏語研究的重鎮。阿錯直接受業于邢公畹先生的嫡傳弟子、王力語言學獎獲得者和教育部首批“跨世紀新人”學者曾曉渝教授。南開嚴謹的學風和良好的學習條件，嚴格的專業訓練以及高水平的專業指導，使得阿錯如虎添翼，更加奮發向上。博士在讀僅兩年，就有了9篇學術論文共12萬余字發表，連續兩年獲得南開大學三等、一等獎學金。

語言接觸研究，被認為是打開一些普通語言學難題，尤其是歷史比較語言學難題的關鍵之一。阿錯在讀博士期間的主要研究項目，就是語言接觸研究，重點是藏、漢語言接觸。他第一次發現和報道了分布四川境內的一種極其特殊的藏、漢語言混合語言――倒話。又深入青海調查了另外一種藏漢混合語桑格雄語(五屯話)。

有關倒話現象的文章一發表，便被關注和引用。倒話的極其奇特深刻的語言混合特點為相關研究提供了一個十分難得的活的個案。在34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中國昆明，2001〉上，阿錯發表了《不同語言系統的異源成分在倒話中的內在混合層次》的論文，受到同行專家的關注。著名藏緬語專家黃布凡教授致信說:“從來沒有人對混合語的內在混合層次、結構和比例作這樣深入的分析?！狈祷啬祥_后，又在文學院“博士生碩士生專場學術講座”舉辦了相關專題講座。阿錯的博士論文便是利用倒話、五屯話等等混合語言的材料，試圖探究混合語特別是藏漢混合語形成的外在社會機制和內在的語言結構機制。博士在讀期間還主持創辦了介紹歷史文化的專業網站，網站除一般的藏族歷史文化介紹之外，還有在線藏語學習，在線藏傳梵文學習。

第6篇：語言哲學觀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言語行為理論是語言哲學領域的一個重大進步與突破。本文介紹了該理論產生的淵源及內容，并重，點探討言語行為理論對邏輯學發展的重大意義。

20世紀50年代以來，語言哲學家對語言的認識既區分了語言和言語，又將語言作為人類的一種行為來對待，于是提出了言語行為理論。

一、言語行為理論產生的淵源

奧斯汀是言語行為理論的創始人，其學生塞爾修正并發展了這一理論，使之進一步系統化、嚴密化。在他們之前，弗雷格、馬林諾夫斯基、維特根斯坦等先驅已對該理論提出了一些思想片斷。

20世紀初，哲學產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語言轉向”，語言取代認識論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課題。弗雷格首先發起此次轉向，羅素繼承并發展，維特根斯坦完成了這一轉折和過度?！罢Z言轉向”的產生標志著英美分析哲學時代的到來，從內涵上看分析哲學指“把哲學問題置于語言領域并在分析語言手段和語言表述的基礎上解決哲學問題”。從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學又分為邏輯分析學派和日常分析學派。前者主張應發明一種其語法形式在邏輯上是完善的語言，后者則側重分析自然語言或日常語言。這些事實都充分說明了把交際中使用的語言作為一種行為來研究的思想并非只是從奧斯汀開始的而是由來已久的。

二、言語行為理論的內容

在《如何用語詞做事》中，奧斯汀首先指出，“言”就是“行”。他認為，言語是人在特定場合對特定語言的具體運用，包括運用語言的說話行為和所說的話。因此，說話本身就是一種行為。奧斯汀區分了兩類不同的話語:施事話語和記述話語，并用“適當與否”、“真假與否”兩個評價標準來區分這兩類話語。

之后，他又嘗試提出言語行為理論來處理“說話就是做事”的問題。奧斯汀把作為整體的言語行為分為三個層次，即認為在說些什么時，可能以三種基本的方式在做些什么。他把這三層意義的做些什么分別稱為以言表意行為、以言行事行為、以言取效行為。

以言表意行為指說話這一行為本身，發出一段聲音，組詞成句，音義結合;以言行事行為指在完成“說什么”這一行為的同時，所表達的說話者說出這個話語的“用意”，產生的某種語力，如某人說:“出去!”這句話的同時，就實施了一個“命令”的以言行事行為:以言取效行行為指說話者通過以言表意行為表達自己的用意之后，在聽話者身上(也可能是說話者自己)產生的一定的影響，出現的一定效果。

塞爾在自然語言的基礎上修正、完善、發展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并利用自己設計的一套人工語言符號來來表述分析他的言語行為理論，將言語行為分為話語行為、命題行為、以言行事行為和以言取效行為。即:說出一串語詞(語素、語句)就是實施話語行為;進行指稱和謂述就是實施命題行為。做出陳述、提出問題、發出命令、做出承諾等，就是實施以言行事行為，而這種以言行事行為對聽話者在行動上、思想上、信念上所產生的效果就是語效行為。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影響很大，被人們譽為語言哲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向。

三、言語行為理論對邏輯發展的意義

在對語言做邏輯分析時，應當考慮語言的使用者、語境及整個背景知識因素，言語行為理論也是以其語用學內容與自然語言邏輯研究相聯結，并以其理論的系統性為不完善的自然語言邏輯研究提供借鑒。

首先，言語行為理論改變了傳統邏輯、經典邏輯的研究方向。傳統邏輯、經典邏輯只研究陳述句，并只從真假角度來研究。言語行為理論用一種新的意義理論來取代長期以來一直占統治地位的真值語義論，對邏輯學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其次，言語行為理論擴展了邏輯學語詞研究的范圍。邏輯的特殊性在于它所研究的語詞及由之構成的語句的特殊性。這樣，從邏輯的觀點看，對語詞的研究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奧斯汀發現某些句子的說包含有行為動詞，如愿意、許諾等，并把這些行為動詞進行了分類。塞爾在奧斯汀分類的基礎上做出了更合理更細致地劃分。最重要的是，塞爾對語用行為句的邏輯分析研究為后來的語用邏輯研究開拓了思路。

最后，言語行為理論擴展了傳統邏輯的研究范圍。言語行為理論是一個綜合和分析、歸納和演繹的統一運用，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語用邏輯，為用邏輯的方法解釋生動的言語交際，提供了理論支持。語用推理是語用邏輯的核心概念，它對具體語境的解釋力是傳統的演繹推理、歸納推理及類比推理等無法比擬的。

第7篇：語言哲學觀論文范文

南朝時期以注重文學形式創新為特征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根源于當時哲學思維方式的轉變引發的對語言價值的探索，玄學和佛教哲學的建構都倚重于語言策略（經典再詮釋、清談、譯經、梵唄唱導等

）。受其影響，當時文人形成了重視文學語言形式審美價值的文學本體觀念，認為文學是“言之業”，文學創新的關鍵是語言形式的創新。這種形式主義美學傾向促進了詩的近體化與賦、文的駢化，以

及文體研究的深入、形式批評范疇的形成，并促成了中國古代詩文創作與批評中的形式美學傳統。

南朝時期的作家“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文心雕龍?明詩》），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想方面都有凸現形式的傾向。齊梁及隋唐以來，以訖近代，由于儒

家宗經載道文學觀的影響，對上述傾向的批評之聲不絕于耳。晚近以來的文學史研究者多稱之為“形式主義”①，并持否定態度。在文體、語言形式日益受到文學研究重視的今天，如何從文學本體意識

建構的角度重新審視這一現象?如何評價所謂“形式主義”?這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②。本文認為，南朝“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的背后，隱藏著一個導致新的文學本體論形成的哲學、語言學背景。玄學

的勃興和佛教的本土化進程，導致了哲學家從經典語言再詮釋入手的對此前儒家哲學的顛覆。漢譯佛經，重建經典，清談玄理，梵唄唱導等促使文士空前重視語言。“文”、“筆”之辯，“四聲”的理

論概括在創作中運用等現象，標志著經學的載道、史學的敘述等功能從文學語言中分離出去，語言的審美功能、文學的本體得以澄清，形成了文學為“言之業”的觀念。這必然以理念和經驗的方式去影

響當時和后來，促成詩、賦、文的創作與批評方面的形式美學傳統。

一南朝文學形式美學傾向的哲學基礎

弄清南朝文學的形式美學傾向的成因和它導致的結果，是重新認識這一現象的關鍵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學哲學在思維上的語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趨勢中，佛經翻譯對語言

與文體的探索風氣的直接影響，因而有著深刻的哲學思想變革的背景。

眾所周知，東晉南朝時期，社會文化較西晉有很大的變化。從根本上說，先秦以來中國哲學在實踐中體味哲理的思維方式，在玄學哲學中發生了趨向于形而上學的轉變。正是這一轉變，使具體的社

會規范與人間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和追問，世界萬物的終極性問題被凸現出來。湯用彤曾指出，從漢末到魏晉，思想和議論從“具體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進是學問演進的必然趨勢③。宇宙萬

物、社會倫常等實體性問題不再是哲學家關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與終極的依據就成了核心話題，而“有”與“無”、“言”與“意”就成了思想史的關鍵性詞語。思想界形成了熱衷于探討宇宙本原等

形而上問題的風氣。依照哲學發展的一般規律性，哲學思想的形而上學傾向，必然會引發人們對于表達思想的工具——語言的重新認知。

這一時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躍，掙脫了一尊儒學與一統帝國文化統治的十字轉換思維角度，從群體轉向個體，從共性轉向個性……生動地顯示了時人對于宇宙間物質多樣性法則的特殊注意。這種致思

趨向，引發了人們對于兩漢以來掩蔽于經學羽翼，桎梏于儒學一統格局的文化各門類的全新認識，從而推動文學、藝術乃至史學進入本體獨立發展的軌道④。玄學哲學的語言策略，即玄學家通過對傳統

經典的重新詮釋活動而完成對玄學哲學體系的建構。玄學家大多借助于對經典（儒家經典如《論語》、《周易》等，道家經典如《老子》、《莊子》等）的再詮釋而闡明己說。玄學在對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與調和中，發展了文士的語言邏輯思辨能力，并把語言從業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經典章句注疏）和內容（禮教）中徹底解放出來，使之成為玄學體認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龐蒂說：

“只有通過語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維和自己的實存。”⑤玄學家正是借助于語言這一媒介，經過對經典語義層面的顛覆，進行對傳統哲學觀的改造。

玄學清談的形而上學特征，導致哲學對語言問題的高度關注；后期玄學甚至發展到不重視談論的內容，而專注于其語言形式⑥。談者出言須“辭約而旨達”，言語特別注重簡約，要能片言析理⑦。

玄學不再是處于原創階段的思想，真誠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漸淡化，更多的是作為語言訓練式的思辨游戲和表達人生態度的文學演練。

東晉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進一步本土化，使“禮教”與“性情”之爭、儒學與玄學之爭終于以彼此和解告終，推動大規模的漢譯佛經以及梵唄誦經活動。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館；宋明帝

立儒、道、文、史、陰陽五部。齊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譯經、說法及唱導誦贊活動⑧，上層文人如謝靈運、顏延之、沈約、王融、張融等都熱心參與。譯經文體常在不失原義的前提下

，采用漢文學的形式⑨。梵唄與唱導歌贊，俱為佛法傳入以后產生的宗教詩歌，它們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據載南朝時有些唱導師在齋會上從事唱導，競能連續詠唱出一長串

五、七言歌贊。他們宣唱的歌辭體制鋪張恢廓，聲音貫若連珠，往往達到使聽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強的文學色彩⑩。這從聲韻、詞匯、語法、及文體風格等諸多方面影響及于文學文體11。

玄學哲學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過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無限的世界本體。佛教本土化的關鍵也倚重于語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詮釋、談說、論辯、譯經、著述等語言

活動為策略對“有無”、“形神”等命題進行邏輯推論?？梢娝枷虢绲母锩鼘嶋H上是從語言的革命開始，又是以語言功能的分化與廓清為終結的。在這一人潮流中，以詩賦為主的文學的本體特點，從語

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來越明晰的界定。文學語言沒有了載道宗經、敘事記言的種種束縛，進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學語言形式的

探索為焦點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確立了語言形式在文學藝術中的主導地位。沈約、王融、劉勰、鐘嶸、蕭繹、簫綱等人以文學語言形式的演變為尺度考察、評價此前及當時的文學，并建立了

以形式為主要視點的文學觀，并提出了對詩賦創作的具體要求。

二形式美學觀照下的

文學觀、語言觀

南朝哲學思維的語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創作中對語言潛在表現功能的進一步發掘。在先秦學術的“自家爭鳴”和秦漢以來文學創作積累的經驗的基礎上，受玄學思辨及佛經的轉譯等風氣的影響，南

朝文人對語言和社會文化、思想情感的表達之關系有了充分的認識。漢語的語法特點、表現功能在和梵文的對比中更加明確。

玄學講“寄言出意”，佛教也以為“非言無以暢義”?！把砸狻标P系是重要的玄學命題。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雖認為語言只不過是表達手段，但意的表達義不得不依靠語言。所以他們雖然在理論

上講“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認為“名”“言”皆非實相，但實際仍很重視語言。歐陽建、王導等主言能盡意論的一派則充分肯定語言對哲學實踐的重要性，認為是語言給了人認知世界的契機。

歐陽建《言盡意論》云：

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名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

與為二矣。

這段話十分精辟地說明了語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關系：理得于心，非言不暢，二者猶如形影，不能分割。王導“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這是東晉南朝文人清談經常涉及

的論題。

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語言問題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討的重要問題。僧肇曰：“斯則無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以傳。是以對人終日言，而未嘗言也?！?3慧遠亦云：“非言無

以暢一詣之感。”14釋僧從佛經翻譯的經驗出發，進一步深入地探討了上述問題。其《梵漢譯經同異記》云：

夫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辭無跡，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為言蹄，言為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跡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

作者從語言運用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這些結論，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語言在人認識世界中“彌綸寧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語言重要性的表述啟發，南朝文學觀和語言觀的建構呈現出明顯的形式主義傾向：

首先，文學為“言之業”，語言形式的創新是文學創新的關鍵。南齊張融《海賦序》云：“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內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業也。”16張融認為，文學

語言的作用，就是給情感以表現形式。作家的創作就是為所抒發的情感尋找適當的表現形式。文學為“言之業”，即語言形式為文學本體的核心要素。

其次，語言形式的創新，是文體創新的關鍵。張融謂“大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正當使常有其體?！?7張氏自謂“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故“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币驗槭苄鹫Z言觀之啟發、影響而善于創為新體，故其著文作詩方可“文體英絕，變而屢奇”18。

劉勰批評南朝辭人一味追求文學語言形式的創新：“自近代詞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

耳”（《文心雕龍?定勢》）。由此反觀，可見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關鍵在于語言姿態、體式的創新，即所謂顛倒文句等手段。這些手段正是佛經譯文文體的特點，受其啟發，近代辭人才在詩賦創作中追

求句法的伸縮自如、句中語序的靈活性及語言的反正好奇等。

劉勰對語言形式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語言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也有正面的論述：“物沿耳目，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蓖踉赋觯?/p>

所謂“物沿耳目，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是對于語言與思想關系問題的根本觀點。他在分析具體作品時，也同樣貫徹了這種主張?！段锷贩Q《詩經》“皎日慧星，一言窮理

，參差沃若，兩字窮形”，清楚地說明了語言文字是可以窮理窮形的?！瓘难员M意觀點出發，必然認為文學藝術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19

劉勰顯然也是十分重視語言形式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作用的，這也與南朝文學本體觀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觀點的來源仍然是玄學的言能盡意論。

再次，詩、賦、駢文的語言形式技巧主要圍繞“駢偶”的修辭手段展開。聯語在楚辭體中即已形成，但正式從形式技巧理論的角度提出這一概念則是在南朝。沈約論詩賦格律的安排技巧說：“一簡

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0“一簡之內”“兩句之中”即指聯而言。又說：“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

……”21“十字之文”，則是五言詩的

“聯”。一聯中子句的語詞單位及組合方式十分靈活，富于彈性。

除此之外，詩、賦、駢文創作中以修辭為造句中心。句中語序比較靈活，其詞序隨表達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強調節奏，追求語言本身的音樂性，以誦讀是否上口為準23。這樣在表達效果的統帥下

，形成豐富多彩的句型模式。

因為更多地來自于創作實踐，所以南朝形式主義文學語言觀帶有濃厚經驗性和實踐色彩，常常體現在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筆法、格律、詞藻等具體規范的表述當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學那樣

將文學語言技巧上升到哲學的層面，從世界觀的高度概括語言的審美本質。但這只是中國形式美學自身的特點所在。

三形式美學傾向在文學創作中的實踐

以上簡單說明了南朝士人對于文學語言形式的探索，這是文學創作凸現形式的主要基點。詩、賦、駢文等的語體模式的建構，實際上就是漢語詩性表現潛質的逐步澄清。前人認為，形式主義的弊病

是大多數作品“內容的空泛病態”和“形式的堆砌浮腫”24，這是對的，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幾乎全力用來努力于裁對隸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創作上

，尤其是在藝術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

如果分析形式主義思潮造成的詩、賦及駢文在整體上的藝術創新和境界的提升，就會發現它也不是一無是處。南朝詩歌是近體詩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尤其是齊梁詩歌的格律化、駢偶化等形式美

學特征為近體詩之奠基。這方面已有論著專門探討26，茲不辭費。此處擬以賦為例說明在形式主義文學思潮在形式的創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實績。

《文心雕龍?詮賦》對賦的文體風格進行了理論概括：“物以情觀，故辭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敝鲝堎x

要睹物興情，語言形式要“巧麗”。其實到劉勰的時代，賦的抒情化，與言辭形式的“巧麗”傾向已很明顯。可視為對理論探索的回應。具體說，就是賦的駢偶化、律化和詩化現象。關于前兩種傾向，

前人有明確的表述。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云：“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于一代。辭愈上則情愈短而味愈淺……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

八病起，而俳體又入于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為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為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辟x至南朝而辭愈工，是正確的，而就此認為一定是“辭愈工則情愈短”，卻

不盡然。南朝的一些賦在狀物抒情方面的細膩、深切程度明顯超過漢魏，而且在體制形式上的變革也完全不同于漢魏，日趨精致與新奇。前人不能擺脫載道宗經、諷諫美刺的文學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評

價南朝文學時，對其有所指責是可以理解的。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賦》云：“夫俳賦尚辭，而失于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趣，不可以言則已”?！度簳鴤淇?賦》也說南朝賦“比偶為工，新聲競爽，

詞賦之漫衍，陸、謝、江、鮑之波漸也”。這時賦的創作在用典、句法、聲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漸波及到賦的字句錘煉，謀篇布局。清王芑孫《讀賦卮言?謀篇》云：“賦最重發端。漢魏晉三朝，

意思樸略，頗同軌轍，齊梁間始有標新立異者?！背掏㈧瘛厄}賦論》指出南朝賦的精于煉字說：“宋齊以下，義取其纖，詞尚其巧，奏新聲于士女雜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場?！边@些近乎反面的

評價，恰恰說明南朝賦在語言形式方面的竭盡才力和勇于創新。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裰破?，參古定法。”27正是在這種變通的形式主義思潮的推動下，南朝賦的文學境界與藝術感染力也較漢魏時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

的抒情小賦大多具有“詩化”的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營造28，這都是形式主義傾向的必然產物。

在審美標準多元化的今天，文學研究也應適應時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視角。載道宗經不再是今天文學研究者必須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評標準。因此對南朝文學的形式主義傾向，應給予重新評

價。形式主義美學家英國的克萊夫?貝爾認為：“‘有意味的形式''''是藝術品的根本性質”?！皩冃问降挠^賞使我們產生了一種如癡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脫了與生活有關的一切觀念……可以

假設說，使我們產生審美的感情是由創造形式的藝術家通過我們觀賞的形式傳導給我們的”29。形式是審美活動的起始點，形式本身就是審美對象。當我們面對南朝詩、賦及駢文等文學作品時，首

先打動我們的正是那雕繪滿眼、音韻流利的純形式的美。形式主義美學只強調“有意味的形式”，雖然有其片面性30，但對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視藝術形式的創新、藝術本體的方面具有啟示作用。

文學作品的形式，是一種寄寓著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態。古羅馬美學家普羅提諾認為，石塊與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藝術家賦予了石頭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藝術家的

創造和生氣，本身就是美的顯現31。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說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對當時文士來說，因

為生活體驗的相對貧弱，若從內容方面追求“新變”，不啻登天之難。因此他們把注意力和才力傾注于形式創新這相對易于達成的一途，實際上帶有一定的必然性。就這一點來說，此時文士努力追

求的，實際上是一個可以等同于“文學”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這種形式的文學，在當時達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說明了文學一旦擺脫了束縛之后散發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學對文體探索的影響

南朝的文學的形式美傾向的重要價值，還表現為對文體研究的影響。當時大多數重要文人都參與文體問題討論，更加細致地辨別和探索文學文體的實質問題。這種風氣的形成，除了文體自身日趨豐

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經翻譯對譯經語言形式和譯經文體的理論對文人論文的影響也不可低估。

首先，文體分類方面較前有了很大的進步。以代表性的著作來看，《文選》的分文體為三十七類，是在總結前人文體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的要求提出來的32?！段男牡颀垺穭t將文體分為三

十五種，各種之下，子類繁多，共論及文體七十八類之多，分析十分細致33。比起此前《獨斷》、《典論?論文》、《文賦》等文體分類理論，要完備得多。這與當時文學文體與應用文體的發展狀況是相

適應的。

其次，對各種文體的特征、演變的研究更加深入?！段男牡颀垺肺迨?，其中文體論部分占二十篇，詳論文體三十三種。以其論證之詳盡、之賅備而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可謂我國古代文體論

發展的高峰。更為重要的是，此時還出現了專論某一文體的文體論專書（如《詩品》的專論詩歌即是）和專論某種文體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特征的專論（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等）。從研究的視角來

看，既有對文體問題的共時性研究，以明確不同文體之間的異同；也有對同一文體的歷時性研究，探索文體演變中關鍵性因素與社會文化的互動規律。這些論著在論文體方面都已涉及到現代文體學的許

多核心內容，表現得具有相當的科學性。

再次，對文學文體的語體風格的描述更清晰，對其創作規律的總結更系統。當時文學文體主要有詩、賦及其它各體文章。對詩、賦、駢文文體語言形式特征的探討，主要集中在語言形式的“文”“

質”構成方面。王運熙先生指出：文與質在中國中古時期是一對重要的文學概念，絕大多數場合指作品語言的文華與質樸和以此為基礎的作品整體風貌。南朝劉勰、鐘嶸均主張作品應以文質兼備為理想

標準，其具體化則是文采與明朗剛健的風骨相結合。蕭統、蕭綱、蕭繹等人雖更重視文采，主張“詩賦欲麗”，但均以文質彬彬為批評標準34。詩賦欲麗之說，發端于曹丕，到南朝時有了更為豐富的內

涵，成為各代文學批評語境中的主流話語35。西晉以來形成的譯經文體理論探索至南朝時期走向成熟，普遍為僧眾及文士認可，佛經傳譯對譯經文體的討論也主要集中在文質問題上。如鳩摩羅什談譯經

即云“兩釋異音，交辯文質”36。慧皎評安世高所譯文體“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而不倦焉”37。慧遠論譯經文體亦云：“靜尋由來，以求其體，則知圣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應

質，則疑者眾；以質應文，則悅者寡……令文質有體，義無所越。”38這些關于文質問題的深層次討論，影響到文壇上不同流派對詩歌語言形式及表現藝術的討論39。南朝梁代文壇即有趨新、守舊與折

衷之別40。其差異也表現在他們對于魏晉以來形成的詩歌的“麗”的文體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質問題的看法。趨新派以蕭綱、蕭繹、徐陵、庾信等為代表，追求形式華美，講究聲律、對偶，注意

篇章結構，喜歡擺脫常規，自出“新意”。守舊派以蕭衍、裴子野、劉之遴等為代表，主張詩歌創作要熔鑄經典語言，追求典雅壯麗的風格。折衷派則以劉勰為代表，主張應“資故實”、“酌新聲”，

“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括乎雅俗之際”（《文心雕龍?通變》），擷取兩派之長，避免其短，寫出既“典”且“華”的作品。

“麗”本是主要偏重詩賦形式的，根據當時文人的表述來看，它具體指“文翰”、“文采”、“采藻”、“聲”、“體裁”等語言形式的特征。如劉勰說“宋代逸才，辭翰林萃”（《文心雕龍?才略

》），特指文采；沈約說“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飆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宋書?謝靈運傳論》），特指語體和聲韻；蕭子顯則云“顏、謝并起，乃各擅奇；休、鮑后出，咸亦標世。朱藍

共妍，不相祖述”（《齊書?文學傳論》），則指詞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雜體詩序》、裴子野的《雕蟲論》等都細致地討論了詩歌文體或語言形式方面的問題。

除此之外，形式主義思潮對文體的關注還體現在新文體的創造方面。以詩歌為例，南朝文士普遍認為“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對詩歌表現藝術的努力探索，在詩體上不斷創新：從個

體風格方面說，有所謂“何遜體”、“吳均體”等；從語言形式方面，有所謂“永明體”、“宮體”，可謂新體疊出。這方面前人所論甚為詳贍，茲不贅述。

由上所述之文體分類、文學文體特征研究以及文體風格描述的細化趨勢來看，形式主義美學傾向所引發的文體探索在深度和廣度上，無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評范疇的建立南朝文學的形式主義

美學傾向的影響，還表現為這一時期文學批評方面形式批評范疇的建立。換言之，就是文學批評實踐和理論從基本方法和范疇的建構方面，在不割裂形式與社會文化內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現出對文學語

言形式的重視。和西方形式主義批評過分倚重文學作品語言結構的靜態、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現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整體觀。

首先，建立了釋名彰義，原始表末，敷理舉統，考鏡源流的文體研究模式。在東漢以來文體大備的情況下，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和李充的《翰林論》在分別文章體制風格的基礎上探討各體

文章源流。南朝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龍》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動機是不滿于當時“文體解散”，“離本彌甚，將遂訛濫”的局面，想彌補論文體“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

”的缺陷。從《明詩》到《書記》二十篇，通過對文體及作家的分析綜合對相關文體的發生發展的歷史進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僅如此，其批評標準主要也是在結合時代背景的前提下，側重于形

式與結構。其批評方法則是《別錄》及《漢書?藝文志》以來形成的“考鏡源流”的方法43。鐘嶸《詩品》的著述動機，也主要是不滿于魏晉以來論文“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的情況，而要品第古今

詩人的高下及其詩體風格的源流。鐘氏所用的批評方法，主要有比較批評法、歷史批評法、摘句法、本事批評法、知人論世批評法、形象喻示批評法等44。而其批評的標準，也是在重視詩歌內容的前提

下，強調其形式及藝術表現手法?！对娖贰菲返谠娂?，多用“體”、“文體”、“辭”、“語”、“辭采”等范疇，就是最好的說明。這就具有相當的科學性和現代意味。

其次，形成了以句法為核心的文體批評標準。以《文心雕龍》為例，如《明詩篇》云：

故鋪觀列代……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至于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于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柏梁余制。巨細或殊，情理同致。

劉勰立足當時系統總結了此前以詩歌的句式特點為準討論詩體的理論，并用之于批評實踐，表現出重視詩歌語言的形式批評理念?！稑犯氛撘魳泛透柙~的配合，指出增損歌詞、確定句法對于樂

府詩的意義，認為樂府“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歌辭形式因素很重要45。《詮賦篇》探討賦的源流也十分重視賦的語言形式和結構因素。這種代表著一代風氣的形式主義，在其創作論和批評論中表現

得更為突出，如《情采篇》論述文學作品構成說：“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睆摹拔摹钡谋玖x來看，“情文”、“形文”和“聲文

”均側重于語言形式的概念46。

此外，《熔裁》、《聲律》、《章句》、《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煉字》等篇，還詳細論述了文學創作中形式和結構的問題，包括語詞搭配、句法結構、調聲制韻、隸事用典

結構剪裁等多方面。構建了從總結語言運用出發揭示文學創作常法的頗具現代特點的理論模式。亦以文學的語言形式和結構，即所謂形文、聲文和情文為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出發點。

再次，樹立了以語言形式為標準的文學與非文學的觀念。中國古代文學與非文學的存在著交叉現象，僅憑內容很難劃分其界限。貫穿整個中古時期的“文”、“筆”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語言的有韻

與否47。這個主要從語言形式為出發點探討文學與非文學界限的嘗試，既照顧到古代文學的實際，解決了文體劃分的難題，同時也表現出形式為先的文學思想，體現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民族特色。

總之，形式是一切認知和審美活動的起始點，一定的內容總是會外在地表現為特定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作品的語言形式、結構就是文學作品的本體顯現。從這一角度看，南朝文學批評思

想中有意凸現形式的傾向是具有科學性的。

東晉南朝時期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的實質是思想、哲學的劇變所引發的對于語言功能的自覺意識，其具體表現是詩、賦、文的駢偶化、律化傾向；形式主義思潮的結果是文學的語言質素被充分地呈

現，本體得到確立。借用俄國形式主義的代表人物羅曼?雅格布遜的話說：“形式主義”“這種說法造成一種不變的、完美的教條的錯覺，這個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標簽，是那些對分析語言的詩歌功能

進行詆毀的人提出來的。”48南朝形式主義文學思想是有其自身價值的，不應否定或漠視它。

注釋：

①形式主義（formalism）這個概念，是由瑞士語言哲學家索緒爾首先提出的，受其語言哲學的影響，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在俄國形成形式主義美學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遜等人認為“文學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與語言結構，他們致力于論證這個“文學性”，以作為評價文學的標準。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后迅速傳到歐洲各國，出現了布拉格學派、結構主義等重要的美學和批

評流派。這一流派的主張雖有偏頗，但對于文學本體論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中國文學研究中的“形式主義”特指創作中過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義傾向，與西方文藝理論中的“形式主義”略

有不問。

②就筆者所見，一般的文學史著作和相關論著對此大都一筆帶過或避而不談。袁濟喜從美學角度出發提出形式美的論點，并且對其價值有明確的評價。見袁著《六朝美學》第九章“形式美理論”，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頁。趙《西方形式美學——關于形式的美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國形式美學與‘道''''”對中國形式美學的理論形態作了簡要概括。但

因論題所限，對于南朝形式美學的成因、具體內容、重要影響等尚未作專門研究。

③參湯用彤《讀人物志》，《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遠——公元三世紀的思想轉變》，《中國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貝。

⑤轉引自涂紀亮《現代西方語言哲學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頁。

⑥湯用彤認為玄學的發展可以粗略分為四期：“（一）正始時期，在理論上多以《周易》、《老子》為根據，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時期，在思想上多受《莊子》學的影響，‘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時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時期‘溫和派''''的態度，而有‘新莊學''''，以向秀、郭象為代表。（四）東晉時期，亦可稱‘佛學時期''''?！币姟稖猛畬W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

年版，第304頁。

⑦如《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晉陽秋》說：“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⑧參方立天《梁武帝蕭衍與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陳允吉《古典文學佛教溯緣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頁。

11參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翻譯文學與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頁；陳寅恪《四聲三問》，收《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經?本事品》說：“善知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文辭、章句。”龍樹《大智度論》云：“是若波羅蜜因語言文字章句可得其義，是故佛以般若經卷殷勤囑累阿難……語言能持義如是，

若失語言，則義不可得。”

13見《般若無知論》，《肇論吳中集解》。

14《與隱士劉遺民等書》，《廣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見《出三藏記集》卷一。

16見《南齊書》本傳，引文據中華書局點校本卷四十一“?？庇洝币S侃校記。此段文字的解釋參郁沅、張明高之說。見所編《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張融條之“附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頁。

17張融《門律自序》，見《南齊書?張融傳》，引文據中華書局點校本。

18《南齊書?張融傳》引張融語。

19見王元化《文心雕龍講疏》附錄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引文據中華書局標點本。21沈約《答陸厥書》，見《南齊書?陸厥傳》。

22郭紹虞《駢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語言文字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頁。

23參啟功《漢語現象論叢》，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52頁。

2425王瑤《中古文學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詳參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三聯書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龍?通變?贊》。

28參拙文《南朝賦的詩化傾向的文體學思考》，刊《文學評論》2001年第5期。

29貝爾《藝術》，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頁。30參朱立元、張德興《西方美學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頁。

31普羅提諾《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節，見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頁。

32穆克宏《蕭統〈文選〉三題》，《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羅宗強《劉勰文體論識微》，刊《文心雕龍學刊》第6輯。

34參王運熙《文質論與中國中古文學批評》，刊《文學遺產》2002年第5期。

35參張方《說麗》，見其《中國詩學的基本觀念》，東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頁。36僧?！洞笃方浶颉?，《出三藏記集》卷八。

37梁釋慧皎《高僧傳》卷一，湯用彤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論鈔序》，《出三藏記集》卷十。

39蔣述卓指出佛經翻譯于東晉劉宋為盛，對于譯經文體的討論也有偏于質（直譯）、偏于文（意譯）、折中（文質相兼）三派之別，梁代文論三派與此有關。見其《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頁。

40周勛初《梁代文論三派述要》，載《中華文史論從》第5輯，中華書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張德興《西方美學通史?二十世紀美學》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龍》之外，劉宋傅亮的《續文章志》、邱淵之的《文章錄》、顏峻的《詩例錄》、沈約的《宋世文章志》與《文苑》、任《文章始》、張率《文衡》、姚察的《續文章志》等，均以選

文錄詩、以立范式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對文學語言形式的重視。43傅剛曾以“始”、“源”、“本”為關鍵詞，對《文心雕龍》中使用“考鏡源流”的方法探討文體的實踐進行總結，得14例，

說明“考鏡源流”是劉勰論文體的主要方法。參傅著《〈昭明文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頁。

44參曹旭《詩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頁。張伯偉《鐘嶸詩品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鐘氏批評方法為：品第高下、推尋源流、較量同異、博喻意象

、知人論世、尋章摘句六種。其中對推尋源流的方法及其對后世詩文批評的影響論述尤詳。

45參楊明師《釋〈文心雕龍?樂府〉中的幾個問題——兼談劉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學遺產》2000年第2期。

46參張法令《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第七章“文與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審美對象結構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頁。

第8篇：語言哲學觀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本文考察了國內翻譯學建構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并從四個方面對南京師大呂俊教授所構想的“建構的翻譯學”進行了分析和解讀，然后得出結論:“建構的翻譯學”可以成為“翻譯學”建構的理論框架，翻譯學的建構并不是一場不可圓的夢。

張經浩先生1999年在《外語與教學》第十期發表了題為“翻譯學:一個未圓且難圓的夢”一文。此文一出，翻譯界的一些學者立即予以反駁(如劉重德，侯向群，賀微，穆雷，韓子滿)。他們從翻譯學的概念、學科性質、國內外翻譯研究的歷史及現狀等多方面進行論述，以說明“翻譯學”不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夢幻”;翻譯可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再來討論翻譯可不可以為“學”的問題。我們要討論和解決問題是:翻譯學是否已經建構起來了?如果沒有，如何建構?本文認為:翻譯學作為一門獨立而完整的學科尚未完全建立，所以說“夢”未圓;但由于國內外學者的努力和不懈探索，翻譯學已具“雛形”，有待成熟，所以說此“夢”可圓。其中南京師大呂俊教授“建構的翻譯學”的提出使構建翻譯學的“夢想”越來越接近現實。

一、國內翻譯學構建的現狀

我國譯學在學科理論建設上取得了不小的進步。楊自儉教授認為進步有以下幾點:首先，“譯界部分學者的理論研究意識已經覺醒，并開始了初步的理論探索。”據楊自儉教授統計，從黃龍的《翻譯學》(1988)問世以來，國內就出版了40多種研究翻譯理論的著作(包括翻譯史、譯論史及有影響的論文集);第二，“譯學建設的指導方針和標準已得到較多人的承認，并發揮了導向作用。”其中劉重德、楊自儉、許鈞、穆雷、劉四龍等教授對譯學建設的方針和標準都有論述，且基本達成共識;第三，“對譯學的研究對象和性質的認識逐步加深了?！蓖踝袅肌⒆T載喜兩教授對翻譯的對象問題進行了闡述;黃龍、劉毖慶、呂俊等教授就譯學的性質也進行了探討。他們認為:翻譯學是一門獨立的、開放的、綜合的人文社會科學;第四，“翻譯學的基本范疇和相關的重要范疇有了更進一步的研究，學科的多種理論框架在逐步形成。楊自儉教授指出，我們不能拿學科成熟的標準來評價“初步構建”的理論框架;任何一個學科的發展都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初期的缺點和錯誤不能否定它的開創性或奠基性的價值;第五，對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有了較科學的認識。張南峰倡導純理論研究;謝天振教授分析了譯學研究與翻譯理論認識上的三個誤區，并指出理論不光有指導作用而且還有認識作用。我們不能要求純理論能夠解決翻譯實踐中的具體技巧問題。

在肯定我國譯學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時，我們必須冷靜地看到我們在譯學建設中所存在的問題。楊自儉教授把它歸納為:嚴格說真正的理論研究還太少;理論研究隊伍小而弱;國家有關部門對譯學建設重視不夠;學風譯德問題。楊教授把“真正的理論研究”放在首位表明了“真正的理論研究”對譯學建設的重要性。理論自覺性差、原創性理論研究少、新的學術范式急待建構是我國譯學理論研究的現狀。因此，爭取理論創新、建構新的學術范式是建構翻譯學的當務之急。呂俊教授在分析、批評、吸收國內外翻譯學理論的基礎基礎上，以新的研究范式創造性地提出了“建構的翻譯學”的構想。

二、建構的翻譯學

(一)建構的翻譯學是在分析、批判、吸收以前國內外翻譯研究基礎上提出的一種“建構性”的翻譯學

呂俊教授認為，我們的翻譯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即語文學研究階段、結構主義研究階段和解構主義研究階段。他分別對以上三個階段不同研究范式在哲學基礎、理論基礎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和評價，指出了各自的不足。他認為，語文學范式的缺陷是缺乏系統的理論指導，把翻譯活動看成是一種靈感與悟性的表現，不注重規律性的研究與探討，是非理性的;其哲學基礎帶有一定的主觀主義、神秘主義色彩。他說:“所以說翻譯研究本身也難以形成系統性的理論，僅成為靠主觀知覺判斷進行的活動。那么翻譯學的設想也絕不可能形成。結構主義現代語言學研究范式以語言學為理論基礎、目的一工具理性為哲學基礎，是科學主義的翻譯觀。但是其不足之處是:過分強調了語言的共性，忽視了差異性;增強了二元對立的思想，并在二元對立的基礎上突出了其中的一元，只注重語言層面的分析從而抹殺了人的主觀創造性。解構主義提出了解釋哲學，批判了結構主義工具理性與語言中心論和二元對立的觀點，給人們一種新的視覺，讓人們剖析舊的理性，認識其不足。但解構主義思潮是一種非理性的思想，它是一種懷疑主義理論，是沒有建構性的，只有破壞性和消解性。

綜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語文學研究和解構主義研究都是非理性的。由于“一門獨立的學科不能缺少理性的支撐……所以它們不能成為翻譯學建構的基礎。而結構主義雖然是理性的且有語言學作為其基礎，但由于它是封閉的，“把許多與翻譯相關的要素，如主體要素，語境要素等排除在外，使得它的實踐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3)因此它也不能成為翻譯學的基礎框架?；谶@一現狀，尋找既可避免語言決定論的極端，又可克服主體過分張揚的極端的一種新的理論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只有這樣的理論觀念才是翻譯學建立中所需的理論。這種理論必須是理性的、具有重建性質的、回歸語言學本體的，即“建構的翻譯學”的理論基礎。

(二)“建構的翻譯學”是一個全新的翻譯研究知識體系

建構的翻譯學是在對結構主義語言學翻譯研究范式與解構主義翻譯學研究范式的批評與反思基礎上的一種理性建構的翻譯研究新模式。它的哲學基礎是實踐哲學，理性基礎是交往理論，真理觀是共識性真理，語言學基礎是言語行為理論。

1.哲學的實踐轉向對翻譯研究的意義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哲學界涌現了許多新潮，如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等等。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對語言間題的關注，并把語言看成是人存在的形式，如海德格爾的“語言是人類存在的家園”。但我們認為，對人的存在的最本質思考只停留在語言間題上是顯然不性的。馬克思早就指出人的存在的本質在于社會實踐，他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現在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都在重新認識馬克思關于實踐哲學的思想，從而掀起了一次哲學界中新的轉向，即從包括意識哲學在內的理論哲學向實踐哲學轉向。

哲學的實踐轉向不僅幫助了我們走出了原文與譯文文本的對立關系，而且走出了觀念性文本，開始從現實生活世界出發，從人類社會實際的度角來觀察翻譯活動，把它看成是一種人類交往實踐的重要形式，是一種文化間的互動性活動。認識這一點，我們才有可能去尋找不同文化間交往的普遍性規律以及探討合理的交往模式。翻譯觀的改變會帶動語言觀的改變。實踐哲學反對把語言神秘化的語言本體論傾向，而是把語言關注點放在實際使用中的語言，即言語間題上。而翻譯中的語言問題恰恰也是實際使用的語言，即言語。我們只有研究交往過程中為達到相互理解而必須遵循的言語規則，才能正確地解釋文本中的語言同題。這種語言觀的改變就使原來的語義—句法模翻譯模式改變成語義—語用模式。

實踐哲學把社會實踐活動看成人類特有的活動方式，實踐的過程就是人對象化自身而又使對象人化的過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又是能動的主體，可以超越自然。人是社會的一部分，受社會塑造，但又有超越社會改造社會的能動性。翻譯活動是一種觀念性的活動，是精神創造活動，也同樣是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譯者與原文作者是主體間的對話活動，他們對話所生成的意義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它們必須接受社會的檢驗，受社會規范的制約。因此，“在翻譯活動中，譯者絕不是完全自由的，其譯文要受社會理解的檢驗。

2.建構的翻譯學的理性基礎是交往理性

任何一門學科都是一種理性的構建。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是以理性為基礎的，但它的理性是目的—工具理性，不適合涉及價值和情感的人文學科。人既是個體的人又是社會的人。人們都是社會的成員，共性在人們的知識領域中占主導地位。只有這樣人與人之間才能理解、溝通，社會才得以維持。翻譯既然是一種社會性活動，就應遵循社會規則和規范，既遵循理性原則。在交往活動中理性原則是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就是使交往活動合理。哈貝馬斯認為:“交往的合理性概念包括三個層面:第一、認識主體與事件的或事實的世界的關系;第二、在一個行為社會世界中，處于互動中的實踐主體與其他主體的關系;第三、一個成熟而痛苦的主體(費爾巴哈意義上的)與自身的內在本質、自身的主體性、他者的主體性的關系。因此，合理的交往必須符合普遍有效性要求。它們是:對自然實存世界的斷言式陳述要真實;對社會世界成員的調節式交往內容要正確;對個體主觀世界的內心感受表達話語要真誠。另外，也要求言說者所使用的語言本身可領會，即要求句子的語義語法正確。只有這樣，交往活動的參與者在公認規范的話語背景下，才能相互理解、共享知識、彼此信任、相互依存。

人際交往中還要求言說者使用最得體、恰當的語言，即必須遵循語言規則之外的協調性原則。協調性規則是人們在長期社會實踐中逐漸形成的社會規范，帶有契約性性質，人們只有遵守這些規范與規則才能順利的進行交往，這就是交往倫理問題。“它不僅可以用來處理翻譯中語言的施為層面與表達層面的關系，還可用來處理國際見間文化交流的不平等現象，進而有助于建立平等交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知識共享的良好翻譯模式。

3.建構的翻譯學的真理觀-共識性真理觀

語文學范式的研究是建立在心靈真理觀上。心靈真理觀是心靈的產物，心靈真理只能憑直覺體驗的方法去證悟。結構主義范式的研究以符合論真理觀作為基礎?！斑@種真理觀沒有把人的‘緣在’轉到社會實踐上，而是轉到語言上，從而過分夸大了語言的作用”。建構的翻譯學以共識性真理為基礎。共識性真理有下特點:第一，這種真理觀以現實的生活世界為背景。“生活世界，作為交往行為者‘一直已經’在其中運動的視野，通過社會的結構變化整個地約束和變化”。[9]1740其次，這種真理觀預設了主體際性，因為共識本身就預設了互為主體性和主體間的差異性.再次，共識性真理觀把語言視作客觀與現在性條件。最后，它是一種對話性的和開放的真理觀。共識性是一種主體間性與主客間性的內在統一。從而超越了單純主客關系的符合論真理觀和只存在于語言之中的本體論真理觀。

共識性真理觀要求我們知道如何才能建立起主體間合理的交往規范，以達成共識。因此，它改變了翻譯研究的范式，對翻譯活動以及翻譯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首先，它有助于樹立正確的翻譯倫理觀。建構的翻譯學認為通過建立以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學思想為指導的國際間認可的，并通過一定國際公約固定下來的翻譯倫理規范，有助于真正促進國際間平等交流，終結不對稱的文化間交流。其次，共識性真理觀有利于翻譯研究的語用學轉向。建構的翻譯觀是普通語用學的翻譯觀。這種翻譯觀不再把翻譯活動囿于文本之中，而是放到不同文化之間的國際交流與交往的人類社會實踐大背景之中。最后，這種真理觀也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翻譯標準。它們是:尊重知識的客觀性;理解的合理性與解釋的普遍有效性;尊重原文的定向性。我們認為，所有這些都應該是建構翻譯學的參照系。

4.建構的翻譯學的語言學基礎—言語行為理論

結構主義語言觀的封閉性與靜止性帶來的是封閉與靜止的結構主義的翻譯模式;以元語言學為基礎的解構主義研究無法觸及具體語言問題，也無法解決翻譯中具體的語言現象和解決語言中出現的矛盾。建構的翻譯學的語言學基礎是言語行為理論。

言語行為理論強調必須遵循兩套規則，即語言的構成性規則和協調性規則。語言的構成性規則在結構主義語言學中已給了充分的強調。構成性規則強調所說出句子的正確性。但我們知道，在交往中，只會說出正確的句子是遠遠不夠的，他必須還得選用得體的句子，必須符合人們普遍遵守的語法規范才行。交往的理性使翻譯研究回歸理性道路。

言語交往理論使翻譯走向真正的開放。言語交往理論既強調了主體的意向性，把意義看作是意向性的滿足，又包含了交往的人際關系，從而把言說主體引向人際關系。這就做到了語言系統外部因素既與語言運作相關聯，又與現實世界相關聯，同時它們之間也彼此以言語行為為主線互相聯系起來。“這才是真正意義的開放，而不是解構主義翻譯研究范式的沒有關聯的開放。

另外，言語交往理論使翻譯研究從語義—句法模式向語義—語用模式的轉變;并把交往論理學的觀念引進了翻譯研究。這兩點我們在上面已經論述過。

第9篇：語言哲學觀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認知語言學的發展離不開特定的哲學基礎，隨著研究的深入，認知語言學也提出了新的哲學觀點，本文綜合論述了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基礎，旨在進一步強調哲學對認知語言學發展的重要性及對語言教學的指導作用。 

0 引言 

認知語言學是近十幾年來國際理論語言學界新興的一個語言學學派或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其成熟的標志是第一次國際認知語言學會議在德國杜伊斯堡的召開和1990 年《認知語言學》雜志(cognitive linguistics)的出版。認知語言學是在反對以生成語法為首的主流語言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哲學基礎和工作假設上都與主流語言學有很大差別。傳統的客觀主義哲學觀與人類對范疇的認識不相符合，也無法建立起一個有效地解釋人類認知和語言的意義的理論，因此認知語言學家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之上要提出自己的新的哲學觀點——經驗現實主義。 

1 認知語言學哲學基礎 

客觀主義認為，人的語言和思維中所運用的符號對應于外部世界的實體和范疇，符號通過與外部世界的事物之間約定俗成的對應關系獲取意義。這樣形成的符號體系是外部世界的再現（representation）,是客觀現實的映射?？陀^主義這還將人的心理活動中包含想象色彩的成分全部剔除在外，比如隱喻、借代、主觀意象（mental imagery）等都不應該進入人的概念領域（realm of concepts）。總之，客觀主義者認為人的理性雖然來自對物質世界的感知，但理性不受人自身的生物功能和外部世界特性的制約，人的思維和推理是大腦中概念和理念（ideas）之間的關系運算，是絕對抽象的，無形體的（disembodied）。他們錯誤地將主觀的東西和客觀的東西截然分開，認為理性、思維、觀念、理解是自主的，不受人的生理和物理環境的制約，人類心智是脫離主體的，超驗的，不依賴認識主體的身體經驗及其與客觀世界的相互作用。 

近年來，隨著認知科學研究的深入，人類學、心理學、語言學等對“概念范疇”（conceptual categories）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關于范疇、意義、思維和推理與以前不同非客觀主義（non-objectivism）的觀點。他們稱之為經驗現實主義或簡稱經驗主義（experiential realism, experientialism）。這里的經驗是指由人的身體構造以及與外部世界互動的基本感覺——運動經驗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有意義的范疇結構和意向圖式。經驗主義認知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思維是不能脫離形體的（embodied），即用來連接概念系統的結構來自于身體經驗，并依據身體經驗而有意義；（2）思維是想象的（imaginative）,因為那些不是直接來源于經驗的概念是運用隱喻、轉喻和心理意向的結果，這種想象力也不是脫離形體的，因為隱喻、轉喻和意向都是以經驗為基礎的；（3）語言符號不是對應于客觀的外部世界，而是與認知參與下形成的概念結構相一致。意義與推理也是基于以上概念結構與認知模式；（4）思維具有完型特征（gestalt properties），學習和記憶的認知過程依靠完型結構，而不是抽象符號的機械運算。 

在經驗現實主義哲學觀里，意義被視為是最關鍵的，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詞語（linguistic expression）和詞語所傳達的概念是怎樣獲取意義的。經驗現實主義認為，意義和意義的結構都產生于我們的生活經驗，包括身體經驗、社會經驗和文化經驗等。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我們作為生物體的特殊身體構造決定了有些經驗是先于概念的產生就有自己的內在結構的。概念之先結構主要包括兩類：一為基本層次結構，一為意向圖式結構。認知模式與這兩種概念之先結構相映襯，并由此獲得自己的意義。

這種映襯構成人類知識的基礎。經驗現實主義還認為，我們通過理想認知模式icms（idealised cognitive models）來構建知識，icms是一個有內在結構的復合體，其內在結構可以是命題性的，意向圖式性的，也可以通過隱喻投射和借射建立起來。在那些沒有清晰可辨的概念之先結構的域，尤其是抽象域，我們通過隱喻借來此種結構。這樣一來，隱喻就為我們理解那些抽象域提供了途徑。經驗主義因此特別重視隱喻對人類認知體系和語言形成的作用，因為隱喻將理性（reason）和想象結合起來。 

2 認知語言學哲學基礎與語言教學語言作為一種認知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哲學基礎的影響。語言教學是一種調動學習者主觀思維的活動，要求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充分運用自身的經驗、想象、腦海中已構成的圖式模式。如上所訴，語言教學者在教授語言的過程中要重點解決的詞語和詞語所傳達的概念是怎樣獲取意義的。而意義和意義的結構都產生于我們的各種生活經驗中。語言教學因此更要重視對學習者在語言學習過程中經驗的運用，以獲得語言內容的最大吸收和語言意義的最深理解。哲學是語言學的基石。認知語言學把經驗現實主義作為哲學觀。經驗主義承認客觀存在的現實性，但認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不是來自于外界實體的對應，而是來自對現實世界的經驗。語言是人類一般認知活動的結果， 其結構與功能是人類經驗的產物，與客觀世界之間并沒有直接對應關系，語言的中介是人類經驗所促動的人類概念。人的身體構造、身體經驗及社會經驗會對人的人之產生重大影響。 

 

參考文獻： 

［1］f. ungerer & h. j. 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2］janssen t. & g. redeker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s, scope and methodology [c]. new york /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9. 

［3］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4］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5］lakoff g. and m.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m].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6］langacker 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7］langacker, r assessing cognitive linguistic enterprises[j].in janssen, t & g. redeker (eds)，1999. 

［8］tomasello, m.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8. 

［9］張輝、祝良 認知語言學概述[j]．外語研究，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