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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美國中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特點
[作者簡介]周素勤(1977- ),女,河南漯河人,重慶三峽學院政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重慶 404100)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新形勢下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研究”(項目批準號:12YJC710087)、重慶三峽學院2011年度第一批教授(博士)科研資助計劃項目“中美高校意識形態教育比較研究”(項目編號:11ZZ-01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40-059.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3985(2014)17-0116-02
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即通過教化或教育把占社會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轉化為人們所接受的思想觀念,從而喚起人們強烈的聚合心理,并將這種聚合心理上升為共同信念和奮斗目標。①對國民尤其是青少年學生進行主流意識形態教育是當今世界各國整合社會各方力量、提高國民向心力的重要手段。雖然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存在根本差異,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本質也大相徑庭,但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一些具體做法對于優化新形勢下我國高校的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特點
1.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內容與時俱進。以人文主義思想為基礎、以確保個性發展和個體利益為核心價值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是美國人普遍認同并內化為價值判斷和為人處世的標準,這也正是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主要內容。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內容豐富,并能夠根據美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發展不斷進行調整和更新。獨立戰爭到南北戰爭期間,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主要致力于培養大學生的“美國意識”以及進行廣泛的廢奴宣傳工作。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則主要是激起大學生對美國參戰的支持以及鼓舞士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至冷戰期間,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主要是進行教育和宣傳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冷戰結束后,隨著國內外局勢的不斷演變,美國繼續適時地調整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內容,以最大限度地為國家、社會服務。
2.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方法靈活多樣。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倡導并遵循個性化原則,在尊重個性、促進學生個性發展的的基礎上進行集體主義精神的引導。這樣的教育理念貫穿于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全過程,同時也決定了其教育方法的靈活多樣。一方面,美國始終堅持使用公開的、直接的教育方法,通過公民教育、歷史教育、政治法律教育等課程向學生灌輸資產階級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等。另一方面,美國開始側重采用隱蔽性、滲透性極強的感染啟發法、心理咨詢法、參觀考察法等,引導學生自我感知、自我意識、自我教育。此外,美國高校從“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教育理念出發,針對學生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各種思想、道德問題設置情境,讓學生“設身處地”進行情感體驗、獲得經驗認知,并在生動的情景與平等的交流中獲得正確的觀點和方法,增強分析和解決相關問題的能力。
3.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載體多元化。第一,利用總統競選等政治活動對大學生進行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工作。第二,借助宗教活動對大學生進行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工作。美國政府十分注重實現宗教與政治的結合、宗教與教育的結合,其密布全國的宗教組織通過開展各類宗教活動進行國家意識與民族精神的教育,巧妙而隱蔽地把國民的轉化為對國家的熱愛和對政府的順從。在美國,有的大學還設有教士、牧師辦公室,隨時接待學生,還有專職牧師負責向外國留學生傳教。②第三,通過參加唱國歌、向國旗和紀念碑敬禮等日常公民教育活動灌輸愛國主義思想。第四,通過參觀各種各樣的紀念館、博物館、國家公園、展覽館、歷史遺跡、名人故居等場所,增強大學生的愛國情與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第五,通過創造機會讓學生參與志愿服務、慈善工作等來增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4.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陣地網絡化。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非常注重整體性和系統性,不僅著力抓好學校這一主陣地的建設工作,還努力調動政府、家庭、社會、大眾傳媒以及各種政黨、宗教團體積極參與,已經形成了一個相互配合、相互協調的教育網絡。政府著力將報紙、書籍、電影、電視、互聯網等大眾傳媒打造為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有力工具,通過它們宣傳官方的政治道德信息以影響公民的政治傾向、價值取向與生活方式等,從而強化了受教育者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與內化。
二、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對我國的啟示
1.突出政治性,理直氣壯地開展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培養全面發展的建設人才是我國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務,思想政治理論課是對大學生進行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主陣地。然而,目前仍有一些人對開設思想政治理論課頗有微詞,認為這是無聊的、無用的、無需學習的課程。之所以如此,除了受社會轉型期大環境的影響以及把思想政治理論課看作純粹的政治課而否認其科學性外,經常被人掛在嘴邊的理由就是認為美國大學沒有思想政治課,但美國卻是當今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這實際上是一種誤解,美國雖然標榜和鼓吹思想多元化,事實上卻固守資產階級思想一元化且意識形態化趨勢日益凸顯。因此,我國高校也必須理直氣壯地開展主流意識形態教育,旗幟鮮明地反對“意識形態終結論”“意識形態淡化論”等思想。
2.與時俱進,不斷優化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內容。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內容豐富且不斷根據形勢變化和社會需要進行調整和更新,我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也應在掌握意識形態發展、傳播規律的前提下,與時俱進,不斷優化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內容。這是提升主流意識形態對高校學生吸引力的關鍵所在。這既需要我們堅持理論的一元指導地位,提高其同各種非主流意識形態較量的能力,也需要我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立足于當前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充分考慮大學生的個性、特點和我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實際,積極借鑒其他意識形態中的合理因素,使我國主流意識形態保持足夠的開放性和時代性。
3.以學生為本,加強受教育者的參與性。與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肯定個性、尊重個性發展,注重發揮學生的積極能動性相比,我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更偏重于教育的系統性和知識的傳播性,教學方法仍以灌輸為主。其結果是,課堂教學往往淪為教師單方發送信息的“獨角戲”,學生則只是信息的“接收器”而已。因此,應當在不斷優化教學內容的前提下,以學生為本,尊重學生的個性特點和接受能力,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教學過程和校內外實踐活動并為其創造條件,讓學生在親身體驗中更好地了解國情、社情,感受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魅力并提高認同度。
4.加強滲透性,注重運用隱性教育方法。相比較而言,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偏重于隱性教育手段,我國則主要采用顯性教育方法。思想政治理論課多采用直白式的灌輸,媒體上也是鋪天蓋地的宣傳說教,而讓大學生通過各種形式的實踐活動去體驗、提高的隱性教育卻非常薄弱,教育效果自然是難如人意。這就需要我們花大力氣改進教育方法,加強滲透性。思想政治理論課在繼續采用灌輸式理論教育方法的同時,積極采用心理暗示、感染啟發、參觀調研等隱性教育方法;要將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目標滲透到專業課教學、教學管理和日常服務中,滲透到媒體宣傳和社會環境中。
5.堅持系統性,打造“五位一體”的教育網絡。引導大學生認同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態并成為其行動向導是高校意識形態教育的主要任務。這一目標的實現,單靠高校自身的努力根本無法完成,還需要政府、家庭、社會等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就當前我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工作來說,家庭、社區和大眾傳媒等社會力量還未發揮應該發揮的作用。美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陣地網絡化的經驗啟示我們,黨和政府必須加強領導,充分調動各方積極性,構建包括政府、家庭、學校、社會和大學生個人在內的綜合性立體化教育網絡,形成合力,提高高校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工作的實效性。
[注釋]
①李颯.中美主流意識形態教育比較研究[DB/OL]./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2&CurRec=1&recid=&filename=2008028698.nh&
摘 要 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是一項系統而復雜的工程,無論從哲學層面看,還是從現實層面看,都有其必要性。在新形勢下,我們既要堅持經典作家關于意識形態的“灌輸”理論,同時,又要運用各種傳媒手段以靈活的方式加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搞好意識形態建設這項工作,對于當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和諧社會的構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主流意識形態 必要性 策略
意識形態作為一種觀念的集合,自提出以來,一直眾說紛紜。意識形態,尤其是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最終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是對經濟基礎的反應,它體現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1]。”就我國而言,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涵蓋了指導下的各種政治法律思想、哲學宗教觀點等,是廣大人民群眾世界觀、價值觀的體現。
一、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必要性
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作為一項系統的工程,無論從哲學層面還是從現實層面看,都有其必要性。
1.從哲學層面上講,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
馬克思認為物質第一性,意識是第二性的,物質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同時,他又指出,“物質生存方式雖然是始因,但是這并不排除思想領域也反過來對這些物質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作用[2]。”因而,主流意識形態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同樣具有反作用。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成敗關系著社會主義事業的各個方面。列寧也曾經這樣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3]。”只有搞好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只有以正確的價值觀、世界觀來引導廣大群眾,以正確的理論來武裝人民大眾,才能廣泛激發他們的積極性,從而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2.從現實層面上講,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是基于國內外形勢的考慮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隨著近幾年開放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在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情況下,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并沒有與其同步發展,很多封建殘留思想依然充斥在社會的不少角落。與此同時,各種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也紛紛涌入國內,給人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混亂。
從國內范圍來看,最近幾年來,由于各種封建腐朽思想沉渣泛起,混淆了人們的視聽,從而影響社會的穩定,使我們不得不正視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工作。誠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在中國社會轉型期中,各種思想流派、學說觀點紛紛浮現了出來,最終表現為社會轉型期中的意識形態沖突[4]。”但關鍵是我們如何化解這些沖突,而做好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工作不失為一種良策。
從國際范圍上看,“隨著當代資本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西方國家的文化日益成熟,其影響力也日益增強,少數西方國家借經濟全球化之機,向別國強制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和社會政治制度,給發展中國家造成很大的沖擊和負面影響[5]。”無論是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還是伊拉克戰爭,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與伊斯蘭文明自己建的沖突,而斗爭的結果則以資本主義制度的文化的勝利而告終。就當前我國而言,西方國家沒有停止對我國的“西化”圖謀。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加快了分化中國的步伐,利用人權、宗教等問題粗魯地干涉我國內政,向中國傳播其資產階級價值觀,推銷其所謂的民主模式。因此,只有做好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工作,用科學的思想觀念充實人們的頭腦,才能有效地抵制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政策。
二、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主要策略
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關系著國家的安全以及社會的穩定,關系著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要分層次、有步驟地進行。
1.以“灌輸”理論為主線統領意識形態建設
“灌輸”理論作為黨的思想建設的一種重要方法,同時也是意識形態建設的有效途徑之一。列寧曾這樣指出,“既然談不到由工人群眾在其運動進程中自己創立的獨立的思想體系。那么問題只能是這樣: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這里中間的東西是沒有的(因為人類沒有創造過任何“第三種”的思想體系,而且在為階級矛盾所分裂的社會中,任何的時候也不可能有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思想體系[6]。)因而,必須積極地搶占意識形態這塊領地,否則,資產階級的思想就會入侵。在他看來,社會主義意識必須灌輸到工人群眾中去,而且,“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7]。”盡管我國當前所處的狀況與列寧時期的蘇俄有很大的不同,有一點卻是不容置疑的,即都面臨著外部資本主義國家的滲透和瓦解。因此,對人民大眾進行社會主義意識的灌輸不但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非常緊迫的。
我們說,社會主義具有資本主義無法比擬的優越性,但是由于社會主義處在探索階段,與資本主義相比,在很多方面并不完善,尤其是在社會主義的改革與發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良現象。于是,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的信念有了一定的動搖。只有對人們進行社會主義思想的教育,使他們堅定社會主義必勝的信心,才能防止資產階級思想的滲透,才能使社會主義意識穩固地占領意識形態的高地。
2.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基礎加強主流意識形態建設
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必須始終堅持以為指導,這是進行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最基本的原則。當然,我們在堅持的同時,也應該用中國化了的理論來武裝自己,緊跟時代步伐,做到與時俱進。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第一次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科學概念。這一科學概念的主要內容由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以及社會主義榮辱觀構成,它是當今我國主流價值觀的集中概括。
就當前我國而言,由于我國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之,受改革開放的外部環境的影響,不同行業、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貧富分化日趨明顯。人們的道德觀念、價值取向不盡相同,表現出一定的層次性。因而,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更是顯得十分必要。“一定的意識形態作為系統的理論體系和突出的價值體系,能成為一種巨大的物質力量,激發和動員整個社會成員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并為既定目標不懈奮斗的熱情、信心和決心[8]。”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集中體現,牢固樹立這一科學的價值體系,必將極大地激發人民大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
3.以靈活多樣的方式推動主流意識形態建設
意識形態通過一定的媒介才能傳播。同樣,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也離不開相應的傳播媒介。無論是馬克思早期用以傳播其思想的《萊茵報》,還是俄共的《火星報》,在宣傳社會主義思想方面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隨著科技的進步,傳播思想的媒介也日益多樣化,如廣播、電視、網絡等等。因而,當前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可在傳統方式的基礎上,以更加靈活的方式加以開展。
當前,西方國家對我國進行“西化”的形式顯得非常隱蔽。它不再是裸的攻擊,而是以文化產品的形式,如電視劇、電影等向我們滲透其價值觀念。廣受青少年追捧的韓劇、日本卡通以及美國大片等它們在給我們帶來視覺沖擊的同時,也將虛無浪漫主義、個人主義潛移默化地植根于青少年的心中。我們抵制西方的腐朽文化,但可以吸收借鑒其傳播的形式。我國的電視、電影產業應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將傳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放在首位,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所謂的票房率、收視率。因而,我們可以將主流價值觀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表現出來,在娛樂的過程中,注入我們的主流價值觀因素,這對于樹立人們的價值觀,尤其是樹立廣大青少年的價值觀,是非常重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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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列寧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8.
關鍵詞:現代性境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轉型
引言:
在現代性境域下,社會在不斷轉型,人本性凸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介體,其發展也面臨著多方面的困境,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轉型勢在必行。
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內涵和特點
1.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內涵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抓手和教育實踐活動順利開展的重要平臺,話語是人際交往中的核心結點,是一種語言符號系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是指高校文化語境和環境中,教育雙方需要遵從的一定的話語規律和話語原則,其主要內容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認同的內容,核心環節為話語關系,最終目標是為了實現高校思想政治的順利開展。
1.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特點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特點如下: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內容具有非常明顯的意識形態性,話語和意識形態具有非常緊密的聯系,語言在實際的使用過程中通常會議一定的意識形態為導向;②話語的目的具有明確的思想構建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對高校學生傳輸一定的信息,具有構建雙方的平等和諧話語關系和實現教育雙方交互對話的重任,以確保高校思政政治教育話語的實效性;③話語信息具有非常清楚的學科邏輯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蘊含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重要信息,其中理論體系是最重要的表征形式,其能夠揭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體系和學科的歸屬以及學術性質,由于學科門類之間具有不同點,因此話語體系之間也有一定的差別;④話語的表述具有與時俱進的特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具有特定的語境,在社會不同進步和進步中,話語也必然會發生變遷。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現代轉型的思路
2.1整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內容
在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過程中,人們非常傾向于將高校思想政治的意識形式屬性看成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的實踐生長和重要規定,也就是說在實際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是通過各種手段和方式來引導廣大學生認同意識形態,培養學生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將其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內容。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種意識形態,具有建立各種立場以及維護和改世界的意義。從強烈的意識形態性本質來看,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目標、地位和本質中均具有重要的體現。因此,在現代性境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內容要不斷創新和整合,在整合過程中要始終堅持理論,將其作為重要的指導思想,同時合理借鑒傳統性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積極構建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內容體系,以新媒體、自媒體等作為典型代表,深度整合公共交往話語、生活話語和道德話語等話語內容。
2.2轉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方式
在現代化境域下,傳統的高校思想政治話語方式也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社會,因此還需要轉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方式。在傳統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方式中,教育者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知識講授的主導者,其具有分布話語權利和分布話語資源的重要權利,教育者控制了整個高校思想政治話語教育,但是受教育者對教育者的話語控制并不能釋懷,不能體現受教育者的話語自覺性。但是人與人的交往是相互的,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也應該是敞亮的,這才是人類歷史文化的核心,而這種高效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支配明顯和人類歷史文化的核心不相適應,如果繼續沿用這種不恰當的話語就會導致人類萎縮,這種傳統的話語方式僅僅是將受教育者放置在客置對待,忽視了受教育者的話語積極主動性,容易導致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間的話語權懸空化。因此,在現代性境域下,一定要改變這種單向控制式的話語方式,構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交互型交往模式,凸顯話語教育模式的雙主體發展,促進話語雙方的正向話語介入。
2.3創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理念
在現代性境域下,傳統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理念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因此一定要轉變理念,結合現代社會的時代訴求,體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統領性,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能夠突出時代的特征和時代的主題。在創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時,一定要將現代社會的社會文化和校園文化中的合理訴求融合其中,繼續凸顯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同時還要不斷增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生命力和號召力。此外,創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還要不斷延伸話語內涵,拓展話語傳播的觀念,建立開放、平等和交互的新媒體信息平臺,改變傳統高校思想政治話語的獨白特性。總之,在新時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一定要跟隨者時代的腳步,不斷創新理念,充分利用各種新媒體平臺影音共融和圖文共現來突出高校思想政治話語的時代特征,在高校思想政治話語中融合新媒體話語。
3結語
在現代性境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面臨著一定的困境,要想適應時代的發展,就一定要不斷整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內容,轉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方式,創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理念。
參考文獻:
[1]王雅琴.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體系的現代性建構[J].綏化學院學報,2013,33(3):129-132.
關鍵詞:意識形態目標函數經濟決策交易成本
一、背景陳述與問題的提出
從19世紀末開始,川江航運逐步被外國航運公司壟斷。1890年,根據《煙臺條約增續專條》規定,英商可自備華船或雇傭華船,掛外國國旗進入川江,享有在其他水域和口岸同等的權益;而且這些船只在重慶繳納一次關稅,比華商入口厘金還低。1895年,中日《》規定日本輪船能“從湖北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重慶府”,“附搭行客,裝運貨物”[1];根據片面最惠國待遇,以英國為首的其他國家也立刻享有了這項特權。在這樣的條件下,各國航運公司開始大量進入川江航運市場。到了本世紀最初十年過去的時候,川江航線上的幾家主要的航運公司是:英國的太古、怡和,日本的日清,美國的捷江。這些公司憑借技術上和資金上的優勢,以及制度上和軍事上的特權排擠和控制中國航運公司,謀取壟斷利潤。無論從廠商數量、資源流通、還是從產品特點和競爭方式來看,這一時期的川江航運市場都接近一個寡頭壟斷市場,已經基本飽和[2];在這樣一個時候,“沒有任何理由要開辦一個新的輪船公司——特別是一個中國公司,而卻有一切理由不辦它。”[3]
令人驚奇的是,民生公司,這個由愛國實業家盧作孚創辦的航運公司,一無資金優勢,二無外國資本或官僚背景,竟在這種情況下入主長江航運市場,并在20年間崛起為中國航運市場上最大的公司,兼并了眾多外國航運公司,一度成為中國近代最具實力的企業之一。[4]
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問題:民生公司為什么能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在外國航運公司壟斷的川江航運市場上站住腳跟,并且由一個“不起眼的”小公司發展為近代中國屈指可數的大航運企業?我們發現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試圖引入新的變量進入企業目標函數和消費者效用函數,從而解決這個問題。
二、意識形態的經濟意義——理論簡述
(一)定義——意識形態
我把意識形態(Ideology)定義為:一定的時期一定的人群所共同擁有的對社會環境(某一方面)的共同認識以及由此產生的一套非強制性的習慣、準則和行為規范。
一定的時期是意識形態的時間維度(Mannheim,1927),這里強調的是意識形態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它是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特點的社會經濟生活的產物,并且隨著時間而變化:“當人們的經驗與其思想不符時,他們就會改變其意識觀點”。在某些特殊時期或特殊環境下,某些意識形態可能會得到強化,某些意識形態可能會被弱化(Olson,1971)。
一定的人群是意識形態的空間緯度,“人群”可大到整個社會,小到交易中的兩個人[5]。不同的人群也可以有很多種標準來界定:可以是不同地域、不同行業、不同組織或者不同的社會階層,如此等等(North,1981)。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較大人群的意識形態對在此范圍中較小人群的特殊的意識形態的形成往往有決定性的作用(Olson,1971)。
(二)假說——意識形態的經濟意義
據此我們提出本文關于意識形態的4個假說(H1~H4):
H1意識形態對特定人群中各微觀經濟主體目標函數的影響[6]
H1-1假定在沒有特殊意識形態影響下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最大化問題為:
其中Πi2代表由于受特殊時代意識形態影響而被納入某一特定人群中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的特殊經濟利益[8],Πi2實際上有可能為-PΠi1,但是我們將會看到在意識形態的作用下,它可能會被作為正的因素納入最大化問題中。ri是一個外生參數,它表示微觀經濟主體受這種意識形態影響的程度。
H2對特定人群中各經濟利益主體預期效用函數的影響
對于需要做出跨時決策的經濟主體來說,影響其行為的重要因素是其V-N-M函數。我們以風險厭惡者為例來說明意識形態對各經濟利益主體預期效用函數的影響:假定一個原沒有受特殊時期特殊意識形態影響的風險厭惡者受到了某種意識形態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使他產生某種信仰:在客觀概率(ObjectProbability)沒有改變的情況下,他對某個預期(Expectation)的主觀概率(SubjectProbability)大大提高了[9]。相對于原來的他,他現在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風險偏好者,甘愿冒風險把自己的一切投入有可能是風險極大的一項“買賣”。
H3意識形態與經濟決策主體之間的互動
H1和H2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各利益主體的經濟行為:在單人決策的情況下,它可能會使各經濟利益主體產生某些“反常”行為,如消費者的消費選擇和企業的投資選擇可能會偏離通常的最大化目標;在多人交互決策的情況下,由于共同Πi2的存在可能會減小(或擴大)交易各方的機會主義傾向[10],同時預期效用函數的改變可能會減小(或擴大)主觀不確定性(SubjectUncertainty),進而節約(或增加)交易費用(TransactionCost)。最后,同樣是由于意識形態影響了個人的預期,可能由此催生某些具有特殊品質的人(如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
H4近代中國愛國主義意識形態
根據H1~H3以及中國近代的實際情況,這里提出關于近代中國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假說。我把這一特殊意識形態的時間維度定為1919~1945,空間維度定為整個中華民族[11]。并且,我們把討論僅局限在經濟領域,也就是說只討論這種意識形態在經濟方面的內容而忽略它的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含義。這種意識形態的具體內容定義為如下共識(H4-1,4-2):
H4-1共同信仰:微觀經濟主體以很大的主觀概率相信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最終能夠取得獨立并發展壯大——如果多數人都為此努力的話。
H4-2人們相信國家利益和自身利益密切相關,且國家經濟利益至上。這一共識以及H4-1共同由于外國的軍事和經濟侵略而得以強化。這種強化使得國家經濟利益(Πi2)以一定的r被納入單個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Ui)中。
三、實證分析——意識形態的作用與民生公司的發展
(一)愛國主義與民生公司的市場進入決策
這部具體的要解這個問題:在川江航運市場被外國大公司壟斷的條件下,中國的航運公司基本不可能生存,民生公司如何作出進入川江航運市場的決策?
沒有理由認為民生公司作為一個航運公司進入川江航運市場這一行為在去掉它特殊的意識形態背景之后仍然可以算是理性的行為。因為當時的川江航運市場,正如前面分析的一樣,不僅被外國航運公司壟斷,而且幾乎已經飽和,如果一個新的廠商要選擇進入的話,一般情況下它的預期是這樣的:一,它可以打敗一部分壟斷企業,獲取一部分市場份額;二,在這個市場上的預期凈收益應該大于在其它市場上的預期凈收益。其中第一條是第二條的前提條件。而我們已經看到,在近代川江航運市場,這第一個預期是基本上不可能出現的,而民生公司仍選擇進入,正體現出意識形態的作用。
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民生公司的目標函數,雖然說它不可能放棄利潤最大化的目標(Πi1),但是這中間摻進了其他目標的假設肯定是合理的。可以說,盧作孚創辦民生公司的目標不僅在于賺錢,更在于考慮到了國家的行業經濟利益這一因素(Πi2),具體地說有兩個重要方面:“一個目的是以民生公司為基礎,發展行業和民族工業,盡快將國家建設起來;另一個目的是以民生公司為中心,進行現集團生活的第三個試驗”[12]。有了這樣的目標,無疑增加了決策者進入航運市場的主觀預期收益,而由于強烈的民族感情而產生的必須成功的信念有在無形中降低了擊敗外國輪船公司所需成本的主觀預期值(據H2)。
因此可以看出:有近代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背景,民生公司做出進入川江航運市場的決策并不是非理性的行為。從另一個角度說,正是這種意識形態的作用使得民生公司做出這樣的決策。
(二)愛國主義與民生公司的崛起
這一部分要回答的問題是:民生公司進入川江航運市場后,在極其艱難市場條件下,它的發展壯大和當時的愛國主義意識形態之間有多大關系?
⒈企業文化的特征和管理費用的降低
根據所謂社團組織性文化的可察覺性特征和這些文化的可塑性特征,可以把企業文化分為兩個不同的層次:在較深層次的不易察覺的層面,企業文化代表著基本價值觀念。這些價值觀念是一個人類群體共有的;即便這一群體中成員不斷更新,文化也會得到延續和保持。在這一層面,企業文化的可塑性很小,改革難度很大。所以,這一層次的企業文化是整個企業文化的內核,它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整個企業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方式。在較容易察覺的層面,企業文化體現為企業內部成員的行為方式和工作習慣,這一層面的企業文化的可塑性較強,可以在上一層面的企業文化的基礎上通過投資建立起來,也可以說是“企業文化內核”的具體化(Jhon•Kotter&James•Lheskett,1997)。
民生公司的企業文化內核便是實業救國和愛國主義思想,這不是通過投資可以塑造的,而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意識形態所決定的,是整個社會的愛國主義思想在民生公司內部的體現。盧作孚指出:“在航業工作,便是救國的企圖”。提出用創建先進的現代化的民族航業,以與帝國主義的航運勢力相抗衡,不僅是把外國輪船趕出長江,收回內河航行權,而且要使中國迎頭趕上工業發達國家,甚至跑到它們的前面去。公司把愛國宣傳活動同企業的活動密切聯系起來。在公司的船舶艙室和職工宿舍的茶具、臥單上,到處印有“作息均有人群至樂,夢寐毋忘國家大難”之類口號,號召人們關心國家危亡,并發動職工家屬訂出愛國公約(盧國紀,1984)。實業救國與愛國主義這一內核決定了民生公司企業文化的其他兩個重要方面的性質:
一是集團生活思想。這是盧作孚改良社會的試驗主要內容之一,是提倡群體合作,互相幫助以成一個最后都不至失敗的集團:“個人為事業服務,事業為社會服務;工人的工作是超報酬的,事業的任務是超經濟的,而民生公司就是這樣一種超個人成功的事業,超賺錢主義的生意。”[13]他要求職工把民生公司當作自己的共同事業;而個人只要忍耐、苦干就能成為時勢英雄。這種理想成為職工的行為準則和思想動力。
二是艱苦創業、勤儉樸素的思想。盧作孚非常重視開源節流,培養艱苦奮斗崇勤尚儉的作風:“大膽生產謂之勤,小心享用謂之儉,我們應大膽用現代科學方法生產,現代有什么,我們便要生產什么;但須節省物質上的享用,任何東西我們不能生產,便不要享用。”[14]他用禁令和查禁等辦法,要求職工不、不賭、不吸鴉片、不做私生意、不貪污受賄、不拿旅客財物等,以杜絕不良習性,培養職工忠于職守、遵守紀律的精神。同時,注意開展各種文娛活動豐富職工文化生活,提倡同事之間喜慶喪吊不互相饋贈,慶儀從簡,以及為結婚青年舉辦免費集體婚禮等,以倡導新風,逐漸養成一種與其他企業截然不同的風氣。
民生公司的企業文化通過盧作孚制定的系統的職工教育體系[15]得以強化,又通過職工之間的交流得以不斷流傳。這種文化強化了職工的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并使職工對民生公司真正產生了歸屬感和責任感,進而減少了其機會主義傾向(據H3),使得管理費用在較大程度上得到降低,提高了公司的運作效率。
例:船上管理——從“三包制”到“四統治”
民生公司創辦以前,“三包制”是中國航運界普遍實行的一種管理體制,當時中國“無一非包之船”。它開始于外國在華輪船公司,后來在各中國輪船公司普遍實行:公司將輪船上的駕駛、輪機、事務三個部門分別包給中國買辦辦理,一切人員的任用都由各部門大買辦自行定奪:一船形成三個大的集團。而且“舵工由領江帶領,水手由水手長用,理貨員由二買辦三買辦用,茶房由茶房頭腦用之類,又為包辦中之包辦,集團中之集團,甚至有每一小集團又分更小集團之事”。事實證明這種管理制度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大小集團各施其政,無統一管理。承包者可自由掌握月薪開支,所以用人不必求賢,只以薪工低廉為目的。各級頭目又層層征收押金,層層以次為奧援,“遂不能指揮管理,最后至于一茶房亦難更換矣”。另外,公司“限定若干金錢包辦之”,其他一概不管,更“不問該事件之承包者之盈虧”[16]。承包人為了賺錢,不管航期,濫運私貨,任意提高票價,服務質量極差,結果“鬧得公司折了本,而買辦賺了大錢”[17]。
盧作孚用“四統治”(也稱“經理制”)替代了“三包制”,規定:船上一切人員由公司統一任用;船上財務、業務由公司統一掌握;船上材料、油料由公司統一定額配發;船上事務由經理一人總攬,對內向公司負責,對外代表公司[18]。這種管理制度將船上全部權力集中于經理和總公司,在中國航運界引起了轟動,事實證明這提高了船上的工作效率和服務質量[19],后來民生公司接收或購買的輪船都實行了這一制度,成為民生公司崛起的重要動力之一。
按照分層組織理論(楊小凱,1999),我們可以把一條船看成是一個單向集權分層組織,這種組織的特點是:層次越多,管理的效果越好,但是管理費用也越高;反之,層次越少,則管理費用越小,“但是每個經理直接管理的人越多,管理的質量也越差”[20]。但是在這里的情況卻是:“三包制”是一種多層次的管理組織形式,管理費用較高(“公司折了本,買辦賺了大錢”),但管理效果卻也較差(中國輪船公司服務質量極低);“四統治”是一種單層的管理組織形式,管理費用較低,但同時管理效果卻較好。這種看似與一般原理矛盾的現象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在于意識形態的作用:民生公司的愛國主義企業文化的熏陶,改變了職工的效用函數:職工不僅僅考慮如何才能在勞動既定的前提下使個人收入(Πi1)最大,或者在收入既定的前提下使勞動量最小,他也把公司的發展壯大(Πi2)納入了自己的效用函數。這種改變大大降低了職工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因此能在管理層次較少的情況下達到較好的管理效果[21]。相反,在其他沒有這樣統一的意識形態目標的航運公司,由于各管理層次的管理者都最大程度的追求直接私利,因此都以最大程度的機會主義原則行事,這無疑會極大的提高交易費用,降低管理效率,把多層次管理的優勢抵消掉。
2.消費決策的改變與市場份額的擴大
愛國主義意識形態不僅降低了民生公司的交易費用,而且通過另外一種方式擴大了民生公司的市場份額。在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下,消費者會作出特殊的消費選擇。據H1-2,愛國主義意識形態會改變消費者的偏好。拿乘坐輪船來說,具有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消費者在乘船時同樣會追求效用最大化,但此時他考慮的效用不僅僅是乘船的舒適感和速度、安全等因素(Πi1),他會把這艘船是中國公司的還是外國公司的這一因素(Πi2)納入自己的目標函數。更具體一點說:如果中外兩艘船的票價和服務質量完全一樣,那么乘坐外國公司得船相對于乘坐民生公司的船會給他帶來負效用,這時他肯定會選擇乘坐民生公司的船。實際上我們放寬一些條件,即使民生公司的票價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外國公司的輪船,多數乘船者仍有可能選擇民生公司的船:
這一奇跡的創造,還靠了廣大愛國人民群眾的支持。他們不做不要船票的外國船,不希罕漂亮的陽傘,卻堅決要坐民生公司的船。許多旅客,寧肯住下等幾天,也要等到民生公司的船才坐。一些愛國的商人,也在這一極端困難的時刻,不去占外國船低運費的便宜,卻將他們的貨物交給民生公司的輪船運,以行動支持了民生公司。[22]
從另一個角度講,在壟斷廠商的競爭中,產品的質量差別是各廠商爭取消費人群、擴大市場份額重要因素。在近代川江航運市場上,由于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輪船是否為民族資本經營成為了影響消費者決策的一個重要差別。這一差別并不是民生公司通過投資而形成的,外國公司也不可能通過投資來彌補這一差別,所以,意識形態對于民生公司搶占川江航運市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結論
一方面,愛國主義意識形態通過影響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降低了民生公司的各種交易費用;另一方面,由于這時的愛國主義意識形態不可能不伴隨著排外的思想,它也相應的提高了各外國航運公司的各種交易費用[23]。這樣,民生公司的運營總成本相對于外國航運公司被大大的降低了。同時,意識形態改變了消費者的偏好,使其作出有利于民生公司(而不利于外國公司)的選擇。這無疑是一種獨有的優勢,因為它是由屬于這一時代的中國人的特有的意識形態決定的。
可見,意識形態的作用在于使得民生公司偏離了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其企業行為的收益由社會獲得,但是成本卻由民生公司承擔。更一般的,我們的結論是:某種意識形態可能使為微觀經濟主體在一定程度上喪失個體理性,但是同時會造成相應的外部經濟,使得共同意識形態群體達到集體理性。從民生公司的例子可以看出,這樣的情形可能反而會使“喪失理性”的主體最終收益。這又說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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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外舊約章》第一冊,P.616。
[2]這種壟斷不是完全市場競爭的產物,而在某種程度上可看作是侵略的副產物;至于“飽和”,盧作孚說道:“在揚子江上初有航業的時候,航業是最時髦的事業……所以行業以極短時間發展到極盛,而且發展到過盛。……大多數限于船本全折……中國籍輪船公司非常危險”(盧作孚,1934,“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
[3]盧作孚,1934,“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公司”。
[4]在不到20年的時間中,發展到共有江海輪148艘,噸位6萬多噸;資本增長到上億元;職工由十幾人增長到8000多人;航線從嘉陵江延伸到整個長江,進而向海洋發展,開辟了南北洋航線。同時民生公司還在長江全線和沿海港口及香港設立了分支機構,在國外的河內、紐約、魁北克等地設立了辦事處。它在資金、純益、人數、船舶艘數、船舶噸位數以及航線的延伸方面,都遙遙領先于其它航運公司,成為中國航運界名副其實的龍頭企業。(聶寶章,1983)
[5]一個推論是:意識形態可以等同于博弈中的“共同知識”,或者至少是“共同信仰”。
[6]這是行為經濟學“socialpreference”模型的一種特殊情況。更一般的模型及實驗驗證見Rabin,1996。
[7]Ui為各主體的廣義經濟利益,Πi1是在沒有特殊意識形態影響時各主體的經濟利益。
[8]這一部分利益可能代表這一人群的整體利益,區別于Πi1。
[9]Rabin&Donoghue,2000
[10]也可以說是縮小(或擴大)了決策者的戰略空間。
[11]這里當然不包括在外國侵略中國活動中既得利益的中國人,比如買辦階層和一大部分的官僚階層。實際上到底有多少中國人是愛國的這一點很難說,但我們根據Bayesianlaw可以相信,愛國者的比例是很大的(一個估計是:如果愛國者比例太小,中國至今也不可能獨立)。
[12]盧國紀,《我的父親盧作孚》P158。
[13]盧作孚,“超個人成功的事業超賺錢主義的生意”,《新世界》85期。
[14]盧作孚,1934,“大膽生產小心享用”。
[15]具體見:盧作孚“一個根本事業怎樣著手經營的一個意見”載《盧作孚文選》。
[16]本段以上幾處引言均來自《民生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周年紀念刊》,1937。
[17]盧作孚,《在民生公司八周年紀念大會上的開會詞》,《新世界》1933年32期。
[18]重慶市檔案館藏:全宗號民生,卷號37。
[19]一個例子:“在最艱苦的時候,船上和岸上的人員都參加了旅客服務工作,許多輪船上的船員在旅客多的時候主動讓出自己的床位給旅客住。”盧國紀,《我的父親盧作孚》P171。
[20]楊小凱、張永生,《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153頁。
[21]內在的邏輯是:在管理層次既定的前提下,管理效果和被監督者的道德風險系數負相關。
【關鍵詞】英國文學 敘事體 探索研究
英國文學的起源
英國文學中的史詩是最早的敘事文本,在內容方面多講述神話故事,例如史詩《貝奧武甫》(Beowulf)。詩中的英雄Beowulf與毒龍戰斗,殺巨魔,Beowulf在征服這些自然界惡勢力的過程中而犧牲。Beowulf是英國文學神話故事的開端,它的部分情節以及文化背景以北歐為基礎,但是在其中夾雜著基督教的故事成分。英國文學史詩中展現了神話故事中人類運用自己的力量戰勝大自然的大無畏精神。Beowulf的神話故事對英雄形象進行了詳細的描述,但是Beowulf仍然在英國文學史上屬于發展的初期階段。Beowulf故事更多的是對神話的一種具體描述,但是Beowulf作為英國文學敘事史的重要開端是毋庸置疑的。英國小說在敘事傳奇以及史詩發展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的變化而發展,因此被后世人廣泛稱贊以及研究。
英國文學的發展歷程
史詩出現之后就是傳奇故事,其中尤其以騎士傳奇(A Knight's Tale)為主。在英國文學史上,對于騎士的描寫以及敘述非常重要,在當時的英國,對騎士的理解類似于我國古代見義勇為的俠士。在史詩逐漸向現階段的小說題材發展過程中,傳奇故事占據著比較重要的地位,傳奇故事對于小說的影響遠遠超過史詩。例如藝術性高的《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這類,在當時的英國傳奇故事中,運用的手法是韻文(頭韻體詩)。在《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一文中,主要歌頌對高貴婦人的愛以及對領主的忠誠,主要內容是古代亞瑟王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一個“圓桌騎士”的奇遇。類似于《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這類關于騎士的小說非常多,其主要結構都是在其中穿插了對美好愛情的想象,為后來小說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傳奇故事是在史詩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并不是根據現有的相關事實進行直接敘述,其主要依靠的是創作傳奇故事的作者的想象力以及創造力。上述文體形式通過對現實生活實際的感悟,繼而創造出富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使其代表人物的個性更加突出,讓文學作品擁有生命力。從上述發展情況來看,一旦把史詩定義為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來進行敘事,那么傳奇故事就是在想象中所創造的敘事模式,史詩以及傳奇故事的結合成就了我們現階段所說的小說模式。
從敘事的方面來看,小說的出現始終是來源于生活的,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加上小說作者自己的創造而推進故事的發展。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小說是史詩以及傳奇故事發展后期的一種敘事題材。小說既肩負著對內在生活情感的表達,又肩負著對生活藝術的創造。小說在人物的塑造方面遠遠超過史詩的描述;在合理設置情節方面,小說又是在傳奇故事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綜上所述,小說無法完成史詩的藝術創造與使命,出現上述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史詩具有特殊的敘事模式以及審美情趣。小說的主要敘事依靠的是生活化的演繹,相對于史詩以及傳奇故事而言是另外一種敘事文學。在我們對英國文學史的研究探索中,主要針對英國文學作家進行研究,根據其主要寫作特點以及心理歷程進行研究分析。
英國文學作家的敘事模式研究
1.Satter的意識形態以及倫理敘事
Satter的文學創作被分為兩個階段:其一,倫理敘事階段;其二,意識形態敘事階段。Satter在經歷二戰時期后,把戰爭以及戰后社會的沖突階段詳細地描寫出來,讓其文學作品以及風格充滿著強烈的個人主義,繼而導致脫離了現階段社會所實踐的文學倫理觀念。在早期,Satter采取的是倫理的敘事模式,在本質上來說,倫理敘事模式主要是通過作家的敘事話語形式來展示作品中人物的道德情感狀況。倫理敘事的宗旨是圍繞著某種倫理的具體要求下的動態展現,在敘事的過程中,構建出倫理文本。簡而言之,倫理敘事在互動的情況下,闡述了倫理之間的關系,詳細地將倫理關系解釋出來。Satter在早期階段是出于個人的創作需求,將文學作品當成是倫理訴求的主要對象。英國文學作家Satter利用意識形態以及倫理敘事在英國文學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筆,在Satter的倫理敘事中,主要描述的是當時英國文學所盛行的形而上學理論。Satter自己稱自己為形而上學作家,從上述角度來看,Satter在倫理敘事方面的研究造詣非常高,是其他學者所不可比擬的。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社會的進步,英國文學在整體上的發展摻雜了世界觀、人生觀以及價值觀等情感道德方面的內容,對于與社會意識形態以及文學方面的形態有著相互融合的趨勢,逐漸成為了當時英國文學的主要敘事模式。
Satter小說中所應用的技巧是針對社會中的某個人,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具體事件。Satter的倫理敘事與馬丁學者的早期結構主義學說非常相似,主要關注文學語言的形式問題,比較少提到歷史領域的研究范圍。在Satter文學發展的后期階段,意識到了道德觀念。在Satter的意識里,文學作品與社會的政治性密切相關,自己要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發揮出自己的創作水平。在后期的意識形態敘事過程中,Satter意識到了所謂的意識形態敘事本質,即為控制好敘事主體的意識形態,在敘述的過程中保持著自己的立場以及看法。上述風格的出現,其主要原因是因為Satter在二戰后意識到了介入文學的相關意識不可或缺。在介入文學觀念的引導下,Satter的文學意識逐漸向階級斗爭發展,在政治方面的意識非常強烈,在小說的技巧方面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Satter的主要敘事風格也逐漸向不同社會階層中的關系轉變,Satter的意識形態敘事具備了文學的批判特點。
2.馬克?科里(Mark Corey)的結構敘事學研究
在英國文學的歷史發展進程中,Mark Corey是頂梁柱之一。在Mark Corey的敘事研究理論中,主要側重點是多元價值不會代替標準價值。英國敘事文學是在1960年開始逐漸發展壯大的,英國敘事文學主要通過敘事的時間以及敘事的結構兩個方面進行發展研究,在當時的英國文學發展歷程中,諸多學者都認為從敘事的時間以及敘事的結構兩個方面進行研究是準確的。但是,根據相關研究發現英國的主流敘事文學中,對于其主要敘事規律很難發展其中的關鍵點,因此后結構主義的敘事學延伸發展而來。后結構主義的誕生意味著英國文學的傳統嬗變,從上述角度來看靜態的敘事模式已經不能夠適應時代的發展。
結束語
英國文學敘事模式的主要特點經歷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敘事階段:英國文學首先從簡單直白的史詩表達進而轉變到傳奇故事中的虛擬表達,在最后的發展階段中,將史詩以及傳奇故事有機結合起來形成現階段我們所說的小說題材,在結合的過程中使英國文學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模式。通過對英國文學敘事模式的相關研究,研究結果發現敘事模式在文學的發展歷程中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讓我們從中找尋到文學的發展方向。從英國文學敘事模式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現階段生活以及社會的弊端,利用更加快捷方便的模式來研究英國文學。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英國文學經歷了1000多年的發展歷程,諸多文學發展形勢在歷史的舞臺中都發揮出奪目的光彩。在現階段的藝術青年來看,從對諸多前輩的學習中可以獲得更多的文化積淀,以自己的語言風格來對英國文學敘事模式進行研究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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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保羅?安德森;電影;敘事模式
一直以來,敘事及相關模式都是電影研究的基礎問題。巴贊曾經明言,電影藝術就是將充滿文學色彩的語言和情節轉化成為影像敘事的藝術。無論是“敘事學考古”還是心理學追溯,都清楚地表明,一部電影之所以能夠成功,其核心在于善于利用影像媒介“講”故事,即善用與觀者“共同的符號代碼”,此中的“講”或“代碼”就是敘事模式的指稱。
保羅?安德森是近年來廣受歡迎的英國導演,其執導的《生化危機》《格斗之王》等片備受追捧,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他的電影,一方面,在形式特征上有著極其顯著的商業化操作,重視場面、技術等因素;另外一方面,其影像實踐展示了“細密的敘事模式”,合理運用敘事學框架的講述策略,也正是其影片在敘事結構上密切地響應著“模式召喚”,才更加保障了影像的效果。因此,抓住保羅?安德森的電影敘述模式特征就基本能夠掌握其影片的靈魂,本文試就此展開論述。
一、敘事語法的創造與凌厲酷炫的節奏
電影的商業屬性決定了影片必然在敘事的方式上朝著戲劇化的進程發展,從而形成某種常規形態的故事或情節框架,以迎合社會大眾心理上躲避現實的需要和觀影期待,造就“夢幻電影”,宣泄和撫慰其精神上的煩惱和憂愁。保羅?安德森的作品,所擇取的就是典型的商業化敘事策略,具有“情節至上”的傾向。不論是早期稍顯稚嫩的《格斗之王》,還是后來爆得大名的《生化危機》,盡管內容不同、評價不一,但其敘事方式都呈現一致性的常規化,即尋求大眾喜聞樂見的故事和題材作為主要內容,趨近“好萊塢化”的敘事趣味和套路,運用各類富有刺激性的情節框架來迎合觀者,以娛樂而非美感創造和藝術欣賞為主要目的。與這一故事框架相適應和互為輔助的,是鏡頭上刻意展現的視覺效果,顯示出戲劇常規化和凌厲酷炫的敘事節奏。
先說敘事“語法”的創造。在“情節至上”“夢幻電影”觀念的支配下,安德森作品的故事框架大體遵循經典的敘事系統,追求常規化,力求好看刺激。《生化危機?終章》是典型的劇作架構樣本,故事情節依靠李昂和海倫米娜、皮斯和克里、杰科和雪莉,還有艾達等四條主線展開,人物關系的搭配、懸念的制造方式、空間結構的設置、場景的調度等都不無常規化的模式;《死亡飛車》的故事框架幾乎就是標準化的古典戲劇三一律重現,在同一個時間點(三天)、同一空間(荒涼廢墟上的監獄)、講述一個中心沖突(主人公杰什和邪惡的監獄長);《異形大戰鐵血戰士》陳述情節的開端、進展、、沿續、結尾,都是常規化下的嚴謹敘事,且是閉合性的邏輯關系設置,并不追求此類電影偶爾為之的所謂開放式結局,全部的沖突、矛盾的解決和呈現,雖有細節意外,但絕對又是情理之中……常規化框架敘事套路,使得故事編排富有戲劇性,情節完整有序、線索明晰,刻意編排得跌宕刺激或是曲折離奇,目的在于打造規范性“敘事語法”,滿足觀者力求適意、窺探神話和夢幻的心理期待。
再說凌厲酷炫的敘事節奏。即鏡頭節奏設置上超載式的強烈視覺轟炸,形成緊張刺激的敘事。因為常規化敘事系統其敘事節奏和心理節奏都較為快速,為呈現更大化的效果,敘事節奏的安排也必然需要非常注重細節的強化和凸顯,透過密集化的疊加剪輯,使得每一幀畫面都能負載超量的、豐富的視覺信息,不斷地刺激觀者的視覺神經傳輸,鋪展意念化、個性化的視像敘事表達。保羅?安德森電影大都是這樣的敘事理念和鏡頭哲學的產物。《龐貝末日》《生化危機》《格斗之王》《魔屋幻象》在鏡頭節奏上的設置完全亦步亦趨好萊塢化敘事系統中的“形式主義”或“技術主義”,剪輯連續,畫面流暢自然,用光和構圖考究,盡量抹去切換,造就鏡頭節奏、敘事感覺的凌厲酷炫,扣人心弦、波譎云詭,和大眾的觀影需求合拍。再如《黑洞表面》的結尾,當賈斯汀等三人在亞空間駕駛飛船到達頂點那一幕,鏡頭敘事突然切入近攝,龐大的物體猛然而降,鋪滿整個畫面,聲效震耳欲聾,猶如自由落體般的失重感,翻轉的扭結強度之高、視覺沖擊力之巨大,銀幕前的觀者似乎心臟都要被震懾而出。保羅?安德森致力于一切“造型”為“敘事”服務,并將二者完美協調地結合,從而維持觀眾心里的認同感。
二、敘事形式元素與現代人的情緒焦慮
保羅?安德森電影數量眾多,故事多面,情節各異,題材上含混籠統,難以歸類,但是在敘事模式上,卻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具體表現在敘事形態和敘事結構,尤其是敘事形式元素和情感體驗的雷同化,即付諸驚險的形式表達和現代性的焦慮心理。具體而言,敘事模式或情節架構呈現不約而同的趨向性:敘事的主角一般都是普通人,他們在常態化生活中或猛然遭遇大變故,陷入被殘殺和迫害的境況中,為此展開自救或者拯救他人。暴力、死亡、抗爭、殺害構成了故事的要素,而罪行、懲罰、拯救、困惑、救贖則被編織成為迷惘的心理標志或道德困境。保羅?安德森作品最為顯著的核心模式、敘事藝術即在于此,舉凡《生化危機》系列或《死亡飛車》《異形大戰鐵血戰士》《黑洞表面》《格斗之王》等片,都是保羅?安德森借助混雜的敘事成規和通俗化的影像外觀,負載自身的技藝和觀念,使得其作品成為商業體制下努力實現個人風格的典型范例。
一方面,擇取驚險刺激等敘事元素建構其影片的核心模式。他的作品取材廣闊,但幾乎都有著類似的主旨和一貫的風格。表現人物總是存在于一個突然而降的交織著危機和暴力的羅網之中,觀者始終伴隨著主角們一同面臨險境,并最終體驗脫險的快意。《格斗游戲》里的人類突然遭遇魔界的侵襲,將迎來滅頂之災,三位正義的勇士自告奮勇抗擊,并最終在公主的協助之下勝利凱旋還歸世界太平;《黑洞表面》是一個科學探險的故事,探尋宇宙邊界的太空船神秘消失,被困在宇宙空間之中,威爾博士和兩名探險家奉命前去拯救,在混沌和恐怖之中展開了驚險的搏殺;《生化危機》則借助病毒突然在世界蔓延的故事框架,展現了以愛麗絲等人為主的救援小組和“喪尸”們抗爭并阻止病毒擴散的驚險、恐怖歷程……伴隨著類型化的敘事模式,視聽呈現也幾乎步驟統一的夸張、恐怖、懸疑,如破除鏡頭的客觀敘事、交雜很多主觀鏡頭的介入、視角奇異的“無人稱視點”等,加之以驚悚的聲效和快捷的剪接,致使影像的視聽形式往往可以引發觀者神經質的心理反應。
另一方面,撥開元素的“面紗”,不難發現其真正目的是渲染現代人的焦慮感。在敘事的主題和敘事氛圍的刻畫上,安德森的作品幾乎都將矛盾沖突來源放置在現代科技異化或者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和壓力上。《生化危機》系列是科技病變題材,彌漫于銀幕的是生化病毒蔓延下的全球危機,喪尸成群。呈現的基本問題是現代社會的恐懼和焦慮,不無對現代道德觀念、現存社會秩序或科技至上信條的直接質疑;《魔屋幻象》借助建筑師在倫敦客居遭遇靈異事件的故事外殼,極致化地呈現人類處境的恐怖、荒誕和心理幽暗的面相……并且均巧妙地借助影像技術的特技,強化、豐富了畫面聲效,蒙太奇的力度、感染深度,完美地體現現代人內心的惶惑不安、懷疑,甚至是恐懼感的一面。
三、敘事深層話語及其商業意識形態
電影制作的過程,就是敘事策略不斷擇取的過程。保羅?安德森的作品,在敘事整體系統上屈從于商業性操作和好萊塢化的基調,其“深層敘事模式”擇取了向大眾文化和主流社會價值系統妥協的策略,故而呈現顯著的大眾話語及其商業意識形態特征,付諸大眾心理訴求通道,并與主流價值或商業形態構建起潛藏的溝通渠道,以謀求消費市場的成功。縱觀保羅?安德森影片,無論是《生化危機》《格斗之王》《異形大戰鐵血戰士》《死亡飛車》等“極端現代敘事”,還是《龐貝末日》《三個火》等“古典敘事重現”,其模式都是“好萊塢化的”影像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導演自身不斷強化文化認同和審美生產的構建史。保羅?安德森影片的成功,不可忽視的核心就在于深諳這套敘事策略,熟練操縱此敘事模式。
首先,深層敘事迎合大眾審美體系,展現底層文化形態的消費滿足。影像生產和敘事呈現,包括敘事模式差異最大的《三個火》,其明顯的共同特征是追求教化性、象征性的影像書寫,盡力向消費、感官、人性人情方向用力,從而和大眾話語空間中的單一化的敘事視角、戲劇化的敘事結構、平面性的視聽營造相應和。《生化危機之懲罰》《生化危機之啟示錄》等講述的都是主角愛麗絲阻止紅皇后的肆虐、克服病毒彌漫的超玄幻故事,場景是在光影旖旎、高樓聳立的現代都市,充斥銀幕的是人與人之間在特定環境背景下的斗爭生存之相的隱喻表達,是對都市人的刻畫和對現代社會、大眾思想的整體描摹,使得觀者陶醉于社會群體和個體心理影像寫照的樂趣之中;《魔屋幻象》《格斗之王》《死亡飛車》則更加介入貼合大眾話語,對大眾文化中反復呈現并具有特定意涵的典型空間和事物媒介,諸如飛車、暴力、鮮血、太空人、魔怪、酒吧、高樓等,特意做視覺傳達,當愛麗絲徘徊于蜂窩內部橫陳的喪尸,邁克惶惶步入右邊敞亮的房間,威爾博士最終被幻覺摧毀陷入狂殺時,大眾話語變奏與社會文化語境之間已經達成融合。
其次,商業意識形態的滲透。鮑德里亞曾認為,電影的意識形態表達,彌漫于現今一切商業性操作的影視鏡像之中,成為當下很多電影支配性的深層結構和模式法則。保羅?安德森的影片就是時代敘事氛圍熏染下的典型產物。他特別注重透過富有個性化的敘事風格將商業意識形態具象化。《兵人》《魔屋幻象》諸片雖內容眾多、范圍寬泛,但其深層次的敘事軸心不外乎個人主義、人道主義、民主制度,反復呈現救世主意識和英雄主義氣質,建立起獨特的商業、政治意識形態的“共鳴敘事”;再典型如《生化危機》系列,也有著很強的商業敘事訴求,通過揭示現代科技和人類的“異化狀態”,探討影像中常見的西方式的勇氣、犧牲、國家觀念,本身并不具備多少原創性,但當愛麗絲等四條主線出現時,單線條的摧毀畫面立刻轉化為人道主題和人性的多側面探尋,使得特殊的拯救使命更加深層次地指向個體的意義和價值質詢。敘事本身展現了導演保羅?安德森意圖運用人道主義文化背景,將西方價值敘事轉換成為影像敘事,建立起混雜西方觀念和商業邏輯的意識形態景觀。
四、結語
電影的本體不在于影像,而在于敘事。任何一部電影,無論有著怎樣的藝術因素和敘事架構,都無法脫離某種敘事模式的左右。而敘事模式就是其電影的“深層語法”。作為個例探究,保羅?安德森的影片可以充分地說明這一點。簡而言之,就是在敘事的架構上呈現常規化的套路和凌厲酷炫的節奏,在敘事形式和表征上又摻雜驚險元素和焦慮情緒,而深層意蘊上則潛藏著大眾話語及其商業意識形態,并在此基礎上,糅合而為自身的本體特征。安德森影像實踐的成功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在于諳熟這套敘事模式的合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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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內容提要]本文在分析中國軟力量的基礎上,探討國家軟力量發展與黨報實現社會功能之間的關系,從而找尋一條通過成功地改革黨報來提升國家軟力量的新途徑。
哈佛大學著名學者約瑟夫·奈最先提出“軟力量”一說。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力量不僅是指軍事、經濟等“硬力量”,也包括“軟力量”,即精神、文化、制度、輿論等的影響力和吸引力。就美國而言,民主的旗幟、人權的口號、以好萊塢為代表的娛樂文化和以麥當勞為典型的商業文化構成其軟力量的主要內容。與硬力量相比,軟力量更具隱蔽性和滲透性,它不僅使美國能夠獲取豐厚的經濟利益,還可使之博得道德與正義的美譽。當然,硬力量是基礎,沒有硬力量的支持,軟力量難以施展,但軟力量可以使硬力量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軟力量能潛移默化地影響人,一旦產生預期的目的和效果,其收益是長期且穩定的。所以,對于國家來說,軟力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當下中國的硬力量發展不是很充分,且正處于社會轉型期,這就決定了國家應更加重視軟力量的發展,以彌補硬力量的欠缺。同時,軟力量的發展更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而全球正迎來信息時代,大眾傳媒在現實世界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媒體本身就是軟力量,其發展有助于軟力量的發展。黨報是我國的主流媒體,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在國內外具有重要影響力。目前,黨報正積極思考轉型期的改革策略,探索一條更加科學、成熟的發展之路,需要我們在認真分析我國軟力量的前提下,將軟力量發展納入轉型期黨報改革體系中,或者說,轉型期黨報改革應考慮到軟力量發展因素,這無疑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中國軟力量分析
中華文明歷經5000年的歷史滄桑而血脈不斷,這足已說明它具有強盛的生命力。雖然自近代以來,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強有力挑戰,但它在艱難中仍曲折前行,并借鑒吸取古今中外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來發展壯大自己。這也是中華文明開放性的體現。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實力明顯提升,中華文明的影響力也大大增加。但實事求是地說,中國軟力量有自身優勢,但也存在不足。
首先,我們分析中國軟力量的優勢所在:
1、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中國文化的發展,離不開深厚的歷史文化沉淀,或者說,深厚的歷史文化沉淀筑就了中國文化牢固的根基。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也是人類文化的組成部分。從這點來說,中國文化不僅是中國的,也是屬于世界的,其影響力是世界性的。另外,我國是多民族國家,民族文化、民間文化可謂根深葉茂、多彩多姿,這不但豐富了我國文化資源,也突出了我國文化特色。這一切都使中國文化產生了恒久魅力。
2、高素質的新聞隊伍。文化發揮影響,需要一定的載體,而新聞媒介就是快捷有效的載體。中國的新聞媒介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自覺地宣揚主流文化、抵制低級趣味。這就有效地控制了庸俗無聊的低級文化和金錢至上的商業文化,成功地傳播了優秀的傳統文化和嚴肅的高雅文化,表達了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和國家的發展方向,并深刻地揭示了人生的意義之所在。所以,黨領導下的新聞隊伍有利于軟力量的發展。
3、中國政府對軟硬力量的相輔相成地發展有清醒的認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著力發展硬力量。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硬力量顯著增強,硬力量的發展為發展軟力量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黨和政府在保持經濟發展的前提下,更加重視對國家軟力量的提升。對內,努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并完善制度、發展民主、尊重人權、重視教育、倡導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對外,中國政府勇于承擔國際責任,成為負責任、講道義的大國,而且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傳播中華文明。這些政策與措施將會促進軟力量的發展。
中國的軟力量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尚有不足,主要原因如下:
1、國民經濟需進一步發展。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穩步、持續發展,但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平衡,人口基數大,貧富差距明顯。只有在經濟進一步發展、教育科研投入進一步增加、國民素質全面提高時,我國軟力量才能充分發展。
2、意識形態影響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文化交流。意識形態是社會政治集團在其政治實踐中形成的,旨在認識、實現、保護、增進其自身利益。不同意識形態的集團或國家具有不同的認知體系和價值體系,這也決定了它們思想和行為準則的不同。我國和西方國家遵循不同的意識形態,這從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兩者間的文化交流和價值認同。
3、部分人對西方文明過分膜拜,對傳統文化未充分重視。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在硬力量上處于強勢地位,其軟力量也通過遍布世界的貿易網絡和覆蓋全球的電波信號滲透到不發達國家社會生活中,使這些國家的人民逐漸認可了西方文明(包括物質文明),導致對本國傳統文化的漠視。我國也在某種程度上存在這樣的現象,崇洋媚外、自卑自輕思想占據一小部分人的思想,過分膜拜西方文化、理論和制度,而對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沒有足夠重視,對中國具體國情缺乏深刻認識。
4、新聞媒介不夠發達,中國的聲音不夠響亮。近年來,我國的新聞傳媒取得了長足發展,組建了一些實力強勁的傳媒集團。但我們的新聞業不論是實力還是影響力,與西方的跨國傳媒集團還有很大差距。因此,我們媒體的聲音在世界輿論中還不夠響亮。
由此可見,處于轉型期的黨報應抓住自身改革的契機,做好輿論導向,構建和諧社會,并著力于軟力量的發展。
二、黨報改革與軟力量發展
黨報改革要著力于國家軟力量的發展,是源于媒體的社會責任。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社會結構、文化結構變動的社會轉型期,黨報必定要擔負增強國家軟力量的社會責任。而且,新聞媒體本身就是軟力量,屬于戰略性資源。“所謂戰略性資源,是指媒體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世界經濟一體化、政治多極化進程中,不僅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的信息傳播和輿論引導作用,而且在參與國際競爭,維護國家文化主權和文化信息安全方面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所以,黨報理應將軟力量發展因素納入其改革進程中。
1、積極探索經濟報道策略。在新聞報道中,經濟報道所占的比重很大,而且目前我國經濟結構處于調整期,因而經濟報道既要服務于黨和國家的宏觀經濟決策,又應為企業和個人提供微觀經濟決策的信息。在經濟報道中既要談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也要談目前經濟發展中還存在著城鄉差別、地區差異等,以便對經濟發展做出正確導向。另外,在一些敏感問題上,經濟報道還要注重報道策略。如近兩年對鐵礦石進口的報道,因報道時機不當,使我國企業在貿易談 判中陷入被動局面。因此,黨報的經濟報道要從國家利益的高度來審視對外經濟交往,要樹立國家利益觀和競爭情報觀,要尋找經濟新聞的真實性與報道時機、尺度之間的契合點。從報道手法來說,經濟報道要拒絕冰冷數字的堆砌,要彰顯人文關懷,關注公眾利益;在寫作時要通俗易懂、深入淺出。
2、主動闡述我國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及文化。我國的意識形態與西方國家不同,這會影響中、西間的國際交流。但我們不能因此而不談或“淡化”意識形態,“而是如何使我國的意識形態既符合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傳統,為中國民眾所廣泛認同和接受,同時又要與時俱進,適應世界發展潮流,使意識形態在我國的對外交往中發揮積極作用。”所以,我們的黨報要積極主動地向西方國家及人民闡述我們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文化,讓他們更多地了解中國,促進兩國及兩國間人民的交流。當然,黨報的對外宣傳,要堅持“以我為主”的原則,但要考慮受眾意識,不適合刊登“宣傳味”濃厚的文章,而要從細節人手,用細節化的語言講述身邊的故事,這樣才有觸動心弦的真實質感與穿透力。這些都是有利于中國走向世界舞臺的有效傳播手段。
關鍵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變革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2013)23-0168-02
一、新形勢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遇到新的挑戰
進入21世紀,在世界多極化、思想多元化形勢下,中國正面臨著新機遇和新挑戰,伴隨著這一過程的是大眾文化及大眾媒體在國際及國內社會中的日益活躍,在當代的發展也面臨了新的挑戰與問題。進一步探索的當展,有利于促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創新。同時,對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應該如何應對新的發展形勢等相關現實問題,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為應對新形勢下高校理論教育遇到的新挑戰,應采取以下措施。
1.必須加強理論創新
第一,堅持用發展的指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力推進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切實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統領力;第二,必須在推進理論武裝和理論教育的實踐過程中,努力創新方式方法,提高針對性和實效性,增強吸引力和感染力;第三,堅持以文化人,努力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滲透到精神文化產品的創作、生產和傳播中,堅持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融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全過程;第四,注重實踐養成,努力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融入人們的日常行為準則,在平時的生活點滴中發揮主流意識形態的先進性、科學性作用;第五,創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表達方式,探索用親切的話語體系闡述的真理。
2.必須適應新的變化
國際環境的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實踐與生活方式的變化,對大學生的影響深刻。現代大學生越來越具有獨立思考的意識,他們更加希望在社會生活中獲得平等、公正的對待,以及具有平等、通暢地表達自己觀點和思想的途徑;他們的自主、自立意識更強;伴隨著大眾文化及大眾媒體在國際及國內社會中的日益活躍,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課題。大學生日益形成了把全面提高自身的整體素質、尤其是能力發展作為自我發展觀的核心內容的思想觀念;他們更加關注自身個性發展和個性展示;他們的參政議政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增強;他們日益習慣于從全球和人類的角度看問題。
然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實踐與生活方式的變化對大學生的影響的消極方面也是不容忽視的。比如,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成為相當一部分大學生的主導價值觀;市場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大學生的拜金主義思想意識有所增長,等等。面對這些新的變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努力實現五個轉變:從教材體系向教學體系的轉變,從教學體系向認知體系的轉變,從認知體系向觀念體系的轉變,從書本語言向大眾語言的轉變,從知識傳授者向靈魂工程師的轉變,一言以蔽之,即內容體系、知識體系、觀念體系、話語體系、角色體系的轉變。
二、新形勢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模式變革
1.樹立研究型的教學理念
要堅持知識教育、能力教育和價值觀教育三者相統一,實現以知識教育為依托,以能力教育為主要內容,落實價值觀教育,強化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思想道德教育主渠道的功能。應該始終貫穿五種意識,即問題意識、探討意識、開放意識、創新意識、能力培養意識。研究型的教學理念強調在教學的內容設置上處理好以下五個關系:學科體系和教學體系的關系;理論的系統性和針對性的關系;思想性和知識性的關系;穩定性與前瞻性的關系;嚴謹性和可讀性的關系。在教學模式上,可以設置研究型的專題教學,在教學方法上必須做到以問題破題,突出重點,進行理論聯系實際的啟發式教學,既為學生提供分析問題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又為他們留下思考問題的空間。
2.嘗試課題制的教學模式
所謂課題制教學理念,就是教師把思想政治理論課學習中的理論重點、難點問題,以及與所學政治理論密切相關的現實社會生活中的熱點、焦點問題,作為學生學習研究課題。根據自身的興趣、愛好和優長,自行挑選研究課題,以課題為紐帶組成課題組,在教師指導下,結合課程學習開展研究。貫徹這種教學概念,教師首先要提出課題研究指南,為學生提供選題范圍。然后,指導學生選題,并把全班學生按選題的類型組成課題組,通過指導學生撰寫開題報告,培養他們的探索創新精神和研究能力。進而,進一步指導學生撰寫研究報告或研究論文。引導學生正確看待社會現實問題、增強社會責任感,最后是對學生研究成果的考評與應用。專家認為,課題制教學理念有利于激發學生學習積極性,深化對所學理論的理解;有利于激發學生興趣,培養學生團隊精神;有利于培養和提高學生的寫作水平,為今后的畢業論文打基礎。
3.運用引導型的教學方法
引導型教學理念認為,“思政課”的教學要通過創造有利的小環境,把學生吸引到教學中來,通過更新教學方法來引導和提高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學習興趣。思想政治教學工作者應該注意從學生關心的現實問題入手進行備課,把問題設計好,使問題有理論含量,有現實感,有一定的深度,問題設計要給學生留有討論和爭論的空間,使師生間形成良好的互動和交流。教育者一定要明確,教學目的不是把學生培養成為理論家,而是要使學生在掌握一些理論觀點的基礎上,能夠對現實問題做一些分析,作出正確的判斷,這樣才能抓住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才能有好的效果。
4.開展互動型的課堂教學
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不同于其它的課程,應該由單純的教師授業解惑向師生互動、共同探討疑難問題的“互動式教學”方式轉型。具體而言,在課堂上可以組織“師生對話研討”,以30人以下的學生自然班為單位,在教師的主持下對理論問題、社會現實問題和學生思想實際中的重大問題進行師生對話、研討,以達到消除學生的逆反心理、引發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培養學生的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等目的。“師生對話研討”對提高教師水平具有積極意義:可以促進理論水平提高;可以推動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增長;可以加強語言表達技巧的精粹;可以提升教師形象和人格魅力,等等
三、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師資建設
思想政治理論課是否能真正達到教學目的,實現教學目標,教師的思想政治素質和研究能力、學術水平的強弱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教師層面講,要做到“敬業”與“愛崗”兼得,“樂業”與“精業”統一,“師愛”與“責任”結合,“經師”與“人師”并重。優秀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應該具備以下四種素質:較高的理論研究和把研究成果轉化為教學內容的能力;準確、清晰、生動的語言表達能力;一專多通的知識結構和駕馭知識、闡發觀點的能力;敏銳地把握學生認知活動的狀態和實現靈活應變的教學能力。總之,思想政治教學工作者要“不斷學習、明確責任、增強愛心、保持真情、樂于奉獻、經常自勉”。
從學校層面來講,首先要鼓勵教師承擔教學研究及相關科研項目,提高教師研究能力。鼓勵教師進行基礎理論研究、難點熱點問題研究和教育對象、認知規律研究。其次要創造教師進修條件,提高教師的素質。最后,要建設一支思想業務素質高、梯隊結構合理、熱愛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師資隊伍。合理的團隊構成應以中青年骨干教師為主體,老中青結合,由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組成梯次合理的隊伍。成員的學歷結構、年齡結構、學緣結構、知識結構也要優化、合理。
四、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精品課程建設
精品課程建設要體現現代教育思想,符合科學性、先進性和教育教學的普遍規律,具有鮮明特色,并能恰當運用現代教學技術、方法與手段,教學效果顯著,具有示范性和輻射推廣作用。
要強化思想政治理論課程體系建設,特別要做好教材體系向教學體系轉化的工作。首先,教學要堅持教材體系,不能偏離更不能違背教材體系。其次,堅持教材體系,不能照本宣科,從書本到書本。同時,要重視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正確處理單門課程建設與系列課程改革的關系,精品課程的教學內容要先進,要及時反映本學科領域的最新科技成果,還要廣泛吸收先進的教學經驗,積極整合優秀教改成果,體現新時期社會、政治、經濟、科技的發展對人才培養提出的新要求。
要重視教材建設,使系列教材建設立體化。教材建設是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質量和教學改革工程的重要內容,也是精品課程建設的重要內容。思想政治理論課程教材應是系列化的優秀教材,其課程主講教師可以自行編寫、制作相關教材,也可以選用國家級優秀教材和國外高水平原版教材,鼓勵建設一體化設計、多種媒體有機結合的立體化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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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兩個部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都是對于市場經濟運行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況,實際上可以稱為市場經濟學。它揭示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運行的基本機理和規律,并總結各個微觀主體之間以及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聯系,在數百年的時間里形成了一套很完善精密的理論架構和分析方法。由于經濟學是建立在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基礎上的理論總結和眾多經濟學家的智慧結晶,因而可以用來解釋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和微觀經濟現象,可以為進行經濟管理方式提供思路,可以為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依據。[1]中國,對源自于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實現了由排斥到選擇性接受,再到越來越推崇的態度改變,這個過程在高校的教學過程中表現的尤為明顯。作為一門專業基礎理論課程,經濟學目前基本上我國的大部分高校都受到重視,成為財經類各專業的主干基礎課程之一。無論是課程的教學量還是被開設的廣泛程度來看,都超過了以往必開的政治經濟學,在事實上成為我國高校財經類基礎理論教學的主要內容。這些年來經濟學課程的廣泛普及,對于我國經濟學基礎知識的推廣和提高,對于改變學生的經濟學知識結構,提高我國整體經濟學認識水準,推動經濟學教學水平的整體提高和經濟研究內容的擴展,都有著明顯的積極意義。作為中國對外開放所引進的新思想和新理論,作為一種完全舶來的事物,經濟學沒有中國土生土長的土壤和環境,在中國的高校進行課程教學和理論傳播需要注意一些問題,尤其是如何確定正確的教學目標,并以相應合理恰當的過程和方式去實現顯得非常重要。
二、經濟學教學過程要教會學生經濟學思維方式
(一)經濟學教學目標的設立要避免兩個極端
作為一門在高校廣泛開設的財經類基礎課程,開始課程之初要明確和設定恰當的教學目標,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結合經濟學思想體系產生的大環境來考慮。傳統中國社會重農抑商思想影響極為深遠,沒有產生經濟學思想和理論的土壤,目前我們講授的經濟學理論完全來自于歐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其數百年的市場經濟政策和實踐的基礎上提煉出來的理論總結和理性分析,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歐美意識形態、經濟學基本原理和經濟學分析研究方法的綜合體。我們的教學目標應該如何設定呢?是將來自歐美的經濟學意識形態、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這樣的綜合體系不加分析鑒別和盤托出?還是有所取舍,擇優錄用呢?我認為應該注意避免兩種極端。作為東方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高校開設來自歐美的經濟學綜合思想體系,我們毫無疑問應該充分意識到經濟學思想中的意識形態色彩。在改革開放之前以及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高校都曾經開設有一些不多的經濟學課程,但是當時講授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強調這是一種為資本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合理性進行辯護的思想體系,被認為是充滿辯護性的庸俗的學科,也正是在這種教學思想的指引下,經濟學的教學目標成了深刻認識經濟學本質,避免被西方腐朽思想侵蝕和演變的批判課,教學過程也變成了對于經濟學思想的多角度的批判過程。[3]這種極端156做法顯然是應該否定并被擯棄的。如果把經濟學僅僅是看成只有經濟學基本原理和分析研究方法的純粹的科學,忽視其包含的意識形態色彩,顯然又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有些人認為經濟學中的很多微觀和宏觀理論,描述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經濟主體行為總體特點和經濟現象的內在一般規律,這些理論就如同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和數學規律,是沒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純粹的科學理論,沒有國家界限,沒有社會制度界限,雖然產生于歐美,但是在中國一樣的有效的。經濟學的教學目標的設定應該是教給學生一整套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關系、基本理念和基本分析方法,在這個過程中,不要過多的去批判其不合理的方面和有別于中國實際的情況。過多的對于經濟學基本觀點和理解的批判會困擾學生的學習,使其對于經濟學學習的目的產生懷疑和迷惑。相比較現代宏觀經濟學而言,經濟學微觀部分的基本原理還是沒有太多意識形態色彩,對于所研究對象的分析也是比較客觀比較科學。
(二)經濟學教學要以培養學生經濟學思維方式為目標
經濟學教學的目標設定需要避免過多受意識形態干擾,同時也不能完全忽視中西方經濟環境的不同,因此經濟學教學目標不在于具體的經濟學概念、觀點、理論、結論的識記和背誦,而在于培養學生分析經濟社會現象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的掌握,教會學生以經濟學思維方式去思考社會經濟現象和個體經濟行為。經濟學如同其他學科一樣,有著自己的獨特的學科語言和思考方式。用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思考社會經濟現象和個體經濟行為,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需要用經濟學的視角去觀察和體驗經濟社會,按照科學的分析方法抽象出理論,然后運用這些理論去對經濟現實進行驗證和考察。第二,運用之前從經濟社會現實中抽象出來的經濟學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論對于經濟社會中的現象提出建議,通過相應渠道影響政府的經濟政策,用經濟學的原理和理論服務于社會。第三,立足于經濟原理和理論,明晰不同經濟學派別之間存在分歧的原因。不同經濟學派對于相同經濟現象會產生有差別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經濟理解,并提出可能會相反的經濟政策,這些都是完全正常的。教會學生用經濟學思維方式去思考社會經濟現象,能夠使學生知道如何去看待經濟現實,知道立足經濟現象按照什么邏輯得出結論,知道經濟現象背后的經濟規律和產生原因,也促使學生敢于對經濟政策提出不同看法,使得學生能夠應用經濟原理和經濟理論去分析和解決工作生活中的具體經濟問題,避免教條式的理解和運用經濟理論。[4]教會學生經濟學思維方式,既有利于學生對于經濟學的學以致用,也有利于經濟學思維方式在全社會的推廣和普及,有利于全社會經濟學素質的提高。
三、經濟學思維方式的教學過程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目前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普遍存在一種重視具體教學內容輕視對于內容的分析的現象,講解教材上的內容多,聯系具體實踐少,尤其是聯系具體經濟實際情況的中國要素更少,大多數案例都是來自于歐美國家。有些教師照本宣科,就教材論教材,甚至完全不做具體分析,純粹抽象講解經濟學理論,脫離中國經濟實際情況。這種情況的存在使得學生沒有經濟學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切身體會,不利于培養學生對于經濟學的學習興趣,不利于在興趣的指引下不斷鉆研經濟學原理及對其實際運用。
(一)結合中國實際添加中國要素的重要性
拋開中西方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不同,經濟學也是根據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現實總結提煉而成的,其產生和成熟的大背景是歐美國家的經濟條件和發展軌跡。而現階段的中國和西方在很多經濟條件方面有所不同。第一,中國屬于東方社會主義國家而且是遵循科學發展觀奮力實現中國夢的初級階段,這與歐美發達國家在社會基本制度和發展水平上就有著巨大的差異。第二,中國目前正處于市場經濟的轉軌的過程中,原有的經濟制度中的元素還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并發揮著不同程度的影響,由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在某些領域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新舊不同經濟體制的矛盾還將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繼續存在著。第三,中國人口眾多生態環境脆弱,經濟發展起點較低。[5]這就意味著在較長時期內,人口與資源、環境與發展的矛盾都將會持續不斷影響著中國的發展模式和道路。有鑒于此我們不能原封不動將產生于歐美的經濟學照搬到中國,而必須將其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才能使之更好運用于中國。在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這一點顯得尤為迫切和必要,否則經濟學教學極有可能成為脫離中國實際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在經濟學的實際的教學過程中,有些內容可以直接采用,而有些內容因為與中國經濟現實出入較大,需要經過改造或者放棄暫時不用。對于利率形成機制的不同造成的影響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經濟學中常常將利率設定為一個市場決定的經濟變量,由資本市場的賣方和買方根據市場供求共同決定,而中國目前的利率是由央行高度管制的,民間借貸形成的市場利率雖然也有,但是還沒有到影響經濟發展全局的地步。由于利率形成機制的不同,建立在利率市場化基礎上的一些理論就不能用于解釋說明中國的現實經濟。[6]
(二)結合中國實際添加中國要素的方法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