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分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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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北京垃圾分類范文

近日，廣州市通過了《廣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暫行規定》，將于4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是國內首個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規章。據悉，《暫行規定》在條件成熟后可考慮上升為地方性法規。按照計劃，今年廣州的垃圾分類率力爭達到50%，2012年將建立完善的垃圾分類收集處理系統；市民只需從最基本的干、濕垃圾分類做起……以此為標志，廣州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步入了規范化、法制化新階段，邁出了破解“垃圾圍城”困局的重要一步。

《廣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暫行規定》確定了“先易后難、循序漸進、分步實施”的垃圾分類工作原則，先將餐廚垃圾分類出來，然后逐步對其他垃圾進行進一步細分。今年，廣州市將重點加強生活垃圾分類管理人員的業務培訓，年內將組織3~4期生活垃圾分類管理人員、物業管理人員、垃圾分類指導員、志愿者進行業務培訓，讓他們成為生活垃圾分類的先行者和推動者。

與之相比，北京市在2010年上半年已正式啟動垃圾分類，今年50%城鎮常住人口將實現垃圾分類達標。在此基礎上，由環保公益人士“驢屎蛋”黃小山提出的《“綠房子”工程固體廢物處理與資源循環利用體系》方案有望在北京進行試點。近日，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邀“驢屎蛋”就其方案進行共同商討。方案建議，在居民家門口設立一個全覆蓋的、全系統的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平臺，集垃圾分類收集、廢品收購、廚余餐廚垃圾脫水并油水分離等功能于一身。市市政市容委有關負責人表示，“綠房子”設計方案與正在試點的垃圾分類并不沖突。方案細化后將擇機選取幾個小區試點，成功后還會進一步擴大范圍。作為全國首批垃圾分類試點城市之一，上海市從今年開始也將在全市18個街鎮的1000個小區試點更為簡易的垃圾分類法。

成都市城市管理局2月22日也表示，繼去年在萬科金色家園啟動首個試點后，今年成都將在中心城區全面推廣垃圾分類試點。同時，二三圈層郊區將升級農村垃圾集中清運體系，增加垃圾分類收集環節。據悉，國家發改委等組織的“十二五”垃圾處理規劃正在編制當中，已配出多個小組到全國不同省市進行調研。

第2篇：北京垃圾分類范文

北京市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博士，2012年榮獲北京市科協第十三屆青年學術演講比賽二等獎

數據顯示，北京生活垃圾產量隨著人口的增加，正以每人8％的速率在遞增，專家預測，四年后，北京的垃圾將出現無法處理的局面，屆時會形成“垃圾圍城”的狀況。這在北京市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博士張帥看來，并非危言聳聽。

“垃圾減量勢在必行。但如何實現垃圾減量呢？業界已經基本達成了共識，那就是推行垃圾分類，從源頭上減少垃圾的產生。”張帥說。

早在1996年，北京就引用了垃圾分類的概念，并在西城區開始試點，成為第一個垃圾分類試點的城市。但16年過去了，依然沒有太大的效果。對北京下一步如何進行垃圾分類，張帥采用了“SWOT的分析”方法進行了分析。

所謂“SWOT的分析”，是一種簡單而有效的情報學分析方法，它采用定性的方法，分別對企業組織或者研究對象、內部優勢、劣勢、機遇與威脅進行分析，從而指導戰略的制定、執行和檢驗。

張帥說，北京垃圾分類的優勢在于，無論是在硬件設施、資金投入上，還是在宣傳力度方面，北京都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其劣勢首先在于垃圾分類的標準不夠細化。

“北京大部分地區只將垃圾分為3類，分別是可回收垃圾、處理垃圾以及其他垃圾，而新加坡將垃圾分為了7類，德國則分得更詳細，將垃圾分為了9類。國內像山東也將垃圾分為了9類，南京、杭州、廣州、上海均將垃圾分為了4類。”

在張帥看來，我國沒有專門針對垃圾分類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所以使得垃圾分類在執行力度上大打折扣。“監督體系也尚未完全建立，如果在您投放分類垃圾時，旁邊站三四個戴著紅袖章的人親自監督您、指導您，我想垃圾分類也不是什么難事。”

“另外，獎懲機制也有待完善。”張帥說，“大家很可能已經發現了，沒有人因為垃圾分類而受獎，也沒有人因為垃圾分類而受罰，如果非要說有人因此受益的話，那一定是從垃圾桶里揀垃圾的大媽，她們戰斗在垃圾分類的第一線。”

張帥認為，目前垃圾分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機遇，國家有導向、北京有戰略、科技做后盾。但是，面臨機遇的同時也將面臨挑戰。

首先最嚴重的，就是國民分類意識普遍薄弱。“一位人大中文系的教授在與我談垃圾分類時說，他知道垃圾分類確實好，也想把垃圾分類，但他確實不會如何分類。這讓我意識到，國民的分類意識確實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第二是管理部門與執法部門的分離。北京市所有垃圾分類的管理辦法，都是由北京市市政管委制定的，而執行是由北京市城管局負責的。“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北京市市政管委怎么能了解到北京市城管在執法時所遇到的傷悲呢？”

第3篇：北京垃圾分類范文

2009年,北京市城八區垃圾產生總量首次實現負增長,郊區縣的垃圾產生總量增長率比2008年明顯下降。

“著意味著北京垃圾產生量的增幅得到了控制。”一位接近北京市政府的環境專家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垃圾“減量”,與北京市多年來加強垃圾處理工作制度建設,著力推動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的改革有關。

2006年以來,北京市陸續出臺了《北京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北京市“十一五”時期固體廢棄物處理規劃》《北京市“十一五”時期環衛專業規劃》等制度和規劃,力推生活垃圾的“減量”。

前端分類探索

“如果遵循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原則,走綜合處理路線,前端就要多給些資源。”長期關注北京垃圾問題的北京師范大學環境史博士毛達告訴《財經國家周刊》,任何末端處理設施都要考慮進入成分,堆肥要有機物,焚燒要高熱值,對前端分類有所要求才能達到比較好的效果。

宣武區建功南里是北京市最早的垃圾分類試點。小區的工作人員宋師傅透露,他每天上午和下午對混合垃圾進行兩次人工分揀,分出廚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由于混裝,塑料包裝等可回收垃圾很難有效分揀,很大一部分生活垃圾仍然混合進入垃圾樓,然后被送往馬家樓轉運站。

為調整垃圾處理結構,改變過于依賴垃圾填埋的處理方式,北京從2004年開始陸續投資建設一批垃圾分類處理設施,引入新興技術產業提高垃圾專業化處理能力。

在北京馬家樓轉運站,混合生活垃圾由一組機械設備進行自動分選。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委托北京環境衛生科學研究所進行的調研結果顯示,北京城八區的垃圾成分中,廚余垃圾占63.39%,這個比例是歐美國家和日本的2倍以上。

馬家樓分揀出的塑料以每噸200元的價格賣給企業,用于制作集裝箱的托盤等低附加值產品。“高質量的塑料可以賣到700到800元。”轉運站站長石貴祥介紹說,風選的塑料里常常混雜了同樣輕薄的紙、樹葉等其他成分。“這個價格是虧本的,至少賣到400元才能平衡這部分設備運行成本,但政府要求回收利用達到一定比例。”

處理結構調整

事實上,根據垃圾體積和重量進行的物理分類效率有限,這些分揀出的塑料只占垃圾中塑料總量的很小一部分。

在北京南宮堆肥廠,不少一次性筷子、紙杯、電池、化妝品瓶子等,經過馬家樓的機器篩分之后仍然和有機物混在一起。反復分選和堆放降解成為堆肥廠的重要工作。好氧堆肥可降解掉約一半的有機物,產生近20%的有機肥,用于園林綠地,改良土壤。剩下一部分不適合堆肥的垃圾再送到安定填埋場進行填埋。

由北京環衛集團一清分公司運行管理的小武基垃圾分選轉運站,是北京市東南地區垃圾處理系統的核心,其分選處理線每天可以消納近2000噸垃圾。一清分公司總經理陳永生告訴記者,2008年公司在小武基上馬了世界最先進的“光譜分選”處理線,不僅可以區分不同顏色的塑料袋,還可以把瓶子分出瓶蓋、瓶身和商標來,垃圾處理效率和質量都大大提高。

第4篇：北京垃圾分類范文

垃圾與城市的矛盾正在加劇,垃圾處理的“中國式出路”在哪里？

按2008年年鑒統計,2007年全國655個設市城市的垃圾總量達1.25億噸,這樣的數字每年還在以8％-10％的速度增長,其增速堪與GDP增速比肩。上海比全國的情況略低,2007年的增長率是6.7％。

然而,多數城市的垃圾處理能力并沒有跟上垃圾的增速,年鑒統計表明,全國垃圾總量約有四成未經集中處理,它們只是從城市人的眼前消失,被簡單填埋或堆放在郊區、甚至農村。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陳永稱:“北京的填埋場都是超負荷運行,四年多不到五年垃圾就無處可填了。”他甚至擔憂:“北京的垃圾危機可能會很快出現”。

面對已經逼近的中國城市垃圾危機,中國科學院環境科學研究所專家趙章元也擔憂:“沒地埋了,矛盾會變得越來越尖銳。”

這不是危言聳聽

垃圾處理者們的擔憂并非是危言聳聽。意大利已出了先例。

2007年以來,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爆發了“垃圾危機”,街頭垃圾成堆,有些學校因為老鼠橫行而停課,旅館客房入住率明顯下降。人們憤而放火,焚燒垃圾。暴力沖突造成數十人受傷。

這幾乎是“現代城市垃圾病”的一次預演。

1983年,北京曾搞過一次航空遙感觀測,發現在當時規劃區75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大于16平方米的固體廢棄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畝,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有農業肥料堆、生活垃圾堆、混合垃圾堆和工業廢渣等――垃圾包圍北京。

后來興建的一批處理設施,在城市的快速膨脹中,迅速陷入超負荷運轉的窘境。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陳永對媒體表示:北京市的垃圾年增長率達8％,現有的垃圾處理設施全部超負荷運行,全市垃圾日產量為1.84萬噸,垃圾處理設施日處理能力為1.04萬噸,超負荷率達到67％。

陳永承認:“恰恰是因為這種超負荷造成現在填埋場周邊的群眾意見非常大,污染控制難度也非常大,包括對地下水的污染都會存在潛在危機。”因此,北京市將在年內將陸續啟動包括昌平東小口、六里屯等在內多項垃圾處理廠的建設。

城市化加速垃圾危機

垃圾越來越多,正在將我們包圍起來。這是大城市共有的問題。2005年9月,上海市市容管理局的數據顯示,全市平均日產生活垃圾1.5萬噸左右,高峰時達2萬噸,每年以5％左右的速度在增長。并且約有36.6％的垃圾因處置能力不足,只能簡單填埋。2002年,全市共有220處簡易堆放點,其中10畝以上的“垃圾山”就有9座。

預計到2010年以后,上海每天的垃圾將超過2萬噸大關。

在重慶,面積為35公頃的長生橋垃圾填埋場將在15年內填滿,比預期提早兩年。

目前,中國城市人均日產垃圾約1公斤,垃圾人均年產量達440公斤。600座城市目前已堆放或填埋各類垃圾80億噸,有2/3的城市被垃圾群包圍。全國的垃圾產量達到了1.8億噸,每年以8％-10％的速度增長,與GDP增速相匹敵。

這樣的增速不難理解,在瓶裝水、獨立包裝、過度消費、一次性用品都成為習慣的今天,日常生活產生的垃圾,已經不是幾年前、十幾年前的生活方式所能比擬。

在中國,垃圾填埋場占地大約5萬公頃。

以上海的江橋焚燒廠和六里屯焚燒廠為例,規劃之初,周圍都是農田,而高歌猛進的城市化不到十年內就把城區和居民住宅推到了它們的眼前。

在身陷垃圾困境的那不勒斯,11年前關閉的垃圾處理廠附近建起了住宅,現在政府試圖重啟,馬上遭到居民的強烈反對。

身陷六里屯垃圾填埋場環境爭議的某北京官員曾經哀嘆:“你看看,海淀區哪里還能擺得下一個垃圾場?”

上海市環境學校教育培訓中心主任陳建昌這樣形容城市垃圾處理的處境:“一個垃圾廠的建設周期大概1-2年,當年不投入,接下來兩年的垃圾出路就成問題。”

城市的迅速擴容,使得環境記者馮永鋒發出這樣的疑問:“到底是垃圾在向人類進攻,還是人類首先向垃圾發動了進攻?是城市擴張侵占了垃圾的地盤,讓垃圾開始喪失它的‘棲息地’,還是垃圾想侵占城市的地盤,要求城市放棄人類的棲息地?”

垃圾處理的“日本經驗”

2005年正式投產的重慶同興垃圾發電廠的困擾,頗具代表性。

因為沒有分類,剩菜剩飯、蔬果菜皮和各種生活垃圾混雜在一起,含水量很高,直接影響了熱值。每公斤燃燒后產生的熱量只有800大卡左右。利用每噸生活垃圾所發的電量,只有230度左右。在一些實現了分類的國家,垃圾焚燒產生的熱量可達3000大卡以上,每噸垃圾可發電1000度左右。兩者相差3倍。

這也是一些學者和民間力量反對普及垃圾焚燒的重要理由之一。

陳建昌表示:不分類而直接焚燒,直接的結果是“渣多,設備損耗厲害”。

分類不充分,是中國垃圾的致命癥結。

長三角循環經濟技術研究院院長、嘉興學院副院長兼中國循環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杜歡政對記者說:在垃圾分類的問題上,日本進行了十年的全民教育,年年講,月月講。法律制度加宣傳教育,通過學校環境教育,用小學生來教育大人,這才有今天的局面。

一個可樂瓶被棄的過程,讓他印象深刻―― 一主婦用完以后,拿清水洗干凈,把外表的塑料膜剝下來,再和蓋子分開,三樣東西分清楚,攢到一定數量再交出去。“中國的婦女很多都有工作,不大可能做到這樣,但基本分類是可以達到的。”

只有從源頭減量、分類,才能真正解決垃圾問題。這已成共識。日本正在開始的垃圾收費制度,以中國的視角觀之,意味著高昂到無法負擔的管理成本。

垃圾處理的“中國式出路”

環保組織北京地球村,從1998年開始推動綠色社區、垃圾分類。其發起人廖曉義認為,到了強調“家庭責任”的時候了。一個家庭,如果設立三個垃圾桶,一個裝易腐爛的廚余垃圾或者有機物垃圾；第二個裝一般垃圾；第三個裝可回收垃圾。她強調:“只需動手,錢不是問題,問題是如今的中國人變懶了。”

除此之外,“沒有強大的官方力量注入進來,是不可能成功的”。終端和其他環節的不匹配,使得垃圾分類遭遇尷尬。“垃圾焚燒廠建設動輒涉及數億投資,但垃圾分類上的投入,可能只是千萬計。”

曾有一位美國專家告誡廖曉義,不要輕易去碰這種工作,他們已經搞了三十幾年了,分類率才達到30％。

《光明日報》記者馮永鋒曾經探訪“中國第一個綠色社區”――北京宣武區建功南里,這個由宣武區環衛局和北京地球村在1998年共同選定的試點,曾經接待二十幾家外國高級官員及無數媒體的小區,在馮永鋒的眼中,效果有限,因為居民的參與有限,關鍵人物是來自河北張家口的農民宋萬吉夫婦――“專門的保潔員進行輔的二次分類”。

上海市自1996年啟動垃圾分類工作,分類標準幾度更替之后,確定為現在的四色垃圾桶,并據此建立了分類收運體系(不同類別的垃圾由不同企業、以不同的時間周期來轉運),在全市1400多個小區推行了試點。2009年2月,上海市廢棄物管理處在小區中開展評優,發現分類成效最明顯的小區,居民的參與度并不顯著,很多是依靠保潔員的“二次分揀”,他們每天的工作、生活場所,是小區里人們躲著走的垃圾箱房。他們像宋萬吉一樣,手工分類的一大動力,是可以將其中一些賣給收廢品的。

無數個宋萬吉,以及活躍在城市各個角落的拾荒、廢品收購大軍,是垃圾在中國的另一大特色。據杜歡政估算,這支隊伍約有2000萬之眾。他們實際上建立起了巨大的分類回收網絡,中國由此堪稱再生資源利用大國。

但他們常年處于灰色狀態。在北京,“四川人只撿垃圾,不收廢品；河南人只收廢品,不撿垃圾；江蘇人只搞地溝油,半夜進城；河北人不進城,只能在城鄉接合部接應。”龐大的回收再生體系,靠這樣的江湖法則維系著。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員會高級工程師王維平說:2007年北京一年回收廢舊物資800多萬噸,此外產生垃圾700萬噸。“廢品回收功不可沒,但要規范發展。”

宋萬吉的工作,使建功南里的廚余垃圾處理機還在運行。他把居民扔出來的“剩飯剩菜”倒進去,在添加菌種的作用下,機器攪拌發酵,將垃圾變成有機肥,用于小區綠化。

這樣的機器,2001年也曾經被推廣到上海的眾多社區。企業剛開始贈送菌種,后來環衛局出錢購買。進口菌種太貴,國產的又不穩定,分解不徹底,肥料量不多,銷售不暢,“熱鬧了幾個月”,大量閑置了。這讓上海市廢棄管理處的總工程師張志強感到惋惜。

目前上海已經和正在興建的三座垃圾綜合處理廠,處理規模也在2000噸左右。

杜歡政表示:除了堆肥,以垃圾為原料加工工業酒精的技術已經出現。

在臺灣,民間團體主婦聯盟發動婦女們進行廚余垃圾的堆肥或收集。主婦們將瓜果菜皮切成小塊,放入集中的容器統一收集。隨著垃圾的有效減量,眾多焚燒爐無料可燒,陷入尷尬。

知名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在2008年下半年成立了固體廢棄物小組,小組負責人張伯駒表示:他們正在六里屯環境爭議的社區,著手發起生活垃圾減量、分類的活動。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他們計劃通過專家網絡和垃圾處理企業,實現一個完整的垃圾分類處理鏈條,而不再重復過去“分類止于垃圾桶”的尷尬。

第5篇：北京垃圾分類范文

關鍵詞:垃圾治理;焚燒;分類;管理;技術

中圖分類號:X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4-0087-01

北京的垃圾問題著實嚴重,日產垃圾1.84萬噸。而垃圾無害處理設施總設計日處理能力才為1.04萬噸,實際日處理量為1.74萬噸,可見設施超負荷率高達67%,使得現有垃圾處理等長期處于超負荷運轉,按照這樣的填埋量和處理速度,僅僅4年內,現有垃圾場將被全部填滿。

從全國范圍看,按照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統計數據,2008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為1.54億噸,垃圾處理量為1.34億噸。也就是說,全國城市一年約有2000萬噸垃圾沒有被處理掉。由此可見,填埋等傳統手段已經是末端治理。參照國外的情況,減量才是根本。例如日本在推行垃圾減量化措施后,垃圾總量降低幾乎50%,垃圾問題得到很大的解決。由此可見,垃圾減量,分類資源化才是關鍵。在我國,垃圾分類已經提出來很久了,公眾對于這個概念的認識度很高,這是實際操作中經常發生混淆。從技術上來說,工業化分類已經可以很好的對垃圾進行處置和歸類,但是由于投資很大的緣故,普及面還不夠大,成為垃圾減量的一個障礙。

北京目前已經將增能力、調結構、促減量作為解決垃圾問題的指導思想和目標,從目前情形看來,放在第一位的仍然是“增能力”,畢竟北京面對4年后填埋方法的廢棄。然而,無論從管理到投資都已經開始傾向于促減量的目標。

垃圾的填埋處理需要大量占地,焚燒又因為毒副作用而爭議頗大。到底怎樣的處理方式可以避免現在的捉襟見肘呢?專家提出,運用工業化的技術對垃圾進行工程化處理,主要就是填埋,焚燒,堆肥等方式,具體仍需依據當地情況。而焚燒作為一種手段,也許不是最好的,但是在大城市,由于土地缺稀,焚燒可以節省將近90%的土地。對于大氣的污染也遠遠低于填埋處理方式,使城市的主要處理手段。有人認為焚燒是講固體污染轉化為氣體污染,其實焚燒技術的核心和主題投資都集中于煙氣凈化上,這樣就有效的控制了空氣污染。

現在有些公眾仍然認為焚燒一定會致癌,其實,從技術角度上講,焚燒已經可以達到對環境安全無害的程度。1992年之前,一些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還未被識別時,的確存在焚燒氣體有毒的問題,但是在一些致癌物質的毒副作用被發現之后,中國引進了國外的先進技術,將這個問題已近很好的控制在安全范圍中了。

關于垃圾焚燒安全性問題的更重要的一點說明是,垃圾處理主管部門迄今為止還沒有出臺關于垃圾焚燒廠的操作運行規范、監督處罰制度等。企業都是追求經濟利潤的,有時為了節省成本,必要的設備沒有安裝,或是零件得不到及時的更新,耗材超負荷使用或是以次充好,運行的安全成為隱患。可以說,垃圾焚燒的不足之處主要是因為規范,監管的缺失。

那么,北京的城市垃圾治理又該在技術,機制,和理念上有怎樣的突破呢?有什么是需要從國外借鑒的呢?

垃圾問題是各國普遍存在,所以相對的技術上的更新也比較迅速。而北京,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不是因為資金,技術,而主要是因為垃圾的管理理念。比如說,去年開始北京政府投入百億元資金處理垃圾,然而95%的資金投向最終還是在末端治理,相對于發達國家90%的資金在減量和資源化的管理上,我國的垃圾問題顯得處于被動和末端。

北京市政府垃圾處理主管官員談及垃圾全程管理問題時,也認為北京還處于生產不考慮廢棄的階段。垃圾管理實際上是結合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但是目前的垃圾管理還僅僅停留在末端治理,前端的工作,比如法律制度、產業政策、消費導向等,都沒有將產品生命周期考慮進去,工作遠遠沒有到位。

垃圾管理現代化的主要標志是“綜合管理”,而綜合管理的核心又包括:

(1)對策由被動轉化為主動;

(2)政府各部門通力合作;

(3)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實施管理。

垃圾是社會物流的最末端,所以垃圾問題的解決必須從社會物流的源頭開始,從資源開發到生產,流通消費,廢氣等全過程控制和管理。要實現全過程管理,就要求所有的部門合作,一起解決垃圾管理的社會問題。同時加大宣傳教育,政策引導,法律約束,經濟激勵等手段,從各個角度,有效地達到垃圾管理,保護生態環境,為發展把握契機。

參考文獻

[1]郭懷成,尚金城,張天柱.環境規劃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邵敏,趙美萍.環境化學[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第6篇：北京垃圾分類范文

關鍵詞：生活垃圾；產業化；垃圾處理

中圖分類號：X3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2374（2013）36-0080-02

現在，北京市生活垃圾處理的主要負責人依舊是政府，中國許多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的相關事宜同樣都是政府負責的，缺乏相關的企業進入這個市場，無法形成有效的市場競爭，推動該行業的發展，所以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方面的市場化水平偏低。而政府治理城市生活垃圾沒有有效的市場運營體系，機構內部動力不足，工程與管理能力等往往保持原地踏步的情形，導致垃圾處理出現了分工與職責模糊不清等狀況，阻礙了垃圾處理率的上升。城市生活垃圾一直由政府進行統一治理，導致這一產業競爭體系不健全、風險感知不足、投資方式單調、市場化程度低。

如今，由于北京市市屬環衛事業單位改制后，并沒有在生活垃圾處理方面形成一個競爭的格局，這對于北京市垃圾處理行業的發展極為不利，導致北京市生活垃圾處理行業實力不足，很難滿足市場經濟繁榮的要求。北京屬于人居數達千萬以上的大都市，每日制造的生活垃圾大部分都被運進了填埋廠，都采用填埋手段進行生活垃圾的處置。城市生活垃圾的填埋，除了會對土壤、水體與空氣造成污染，某些有機垃圾發酵釋放的氣體還會導致爆炸事件，對附近景觀同樣產生了不可估量的破損。若防滲舉措有所疏忽，就會出現滲出液污染問題。缺乏有效的競爭環境，使此行業技術實力的停滯不前，對城市生活垃圾的處理手段不夠環保，最終破壞了環境，約束了北京生活垃圾處理水平的提高。

要形成城市生活垃圾處理行業的規模化，重點是需要找出引導水平高的垃圾處理龍頭企業。北京生活垃圾處理行業整體規模過小，只有政府投入的北京環衛集團和各區所屬的環衛中心具備了一定的規模，相關的個體公司則為數不多。已經上市的垃圾處理公司的規模效益嚴重不足，找不出這一行業中具備實力的龍頭企業。北京上市的垃圾處理龍頭企業沒有達到應有的規模標準，其應對風險的水平偏低，對小企業的引導水平較低，不易徹底地實現龍頭企業的引導作用以及對行業成長的輔助與推進效應，不能實現企業振興、富足一區人民、創建新經濟增長點的意義。國際上城市生活垃圾處理事業的各種經驗告訴我們，創建一種新的行業，引導水平高的龍頭企業會為行業的成長帶來一定的積極影響。因為垃圾處理產業投入多、創建時間久、收益小，而且政府為相關的產業與經濟的激勵機制少，國際投資方不易對此行業實施投入建設和運作管理。北京生活垃圾處理的完善進程跟不上城市經濟繁榮的步伐，若要激發企業家對此行業的投資積極性，一定要為投資方提供相應的效益，讓企業家嘗到甜頭。所以，政府在稅收、市場發展與貸款等事項上需設立一系列有效的支持機制，通過這些機制吸引更多的企業進入這一行業，促進該行業的發展，從而達到激勵各界人士對城市生活垃圾處理行業進行投資的目的。

一個行業的投入與產出只有做到平衡或者有利可圖，才能夠吸引企業進入這個行業，同時保證相關企業繼續提供優質的服務，城市垃圾處理也是如此，研究表明，只有在城市生活垃圾所包含的可利用成分超過40%的前提下，垃圾分類回收的投入及收益才會保持平衡。然而北京市生活垃圾所包含的可用成分低于30%，造成分類回收開支過高的結果，目前為止，北京市還未建立一套健全的分類治理設施，不能對已經分類回收了的不同城市生活垃圾實施分類處置等，這些因素使北京市生活垃圾分類處置制度形同虛設，事實上依舊是由收集后的生活垃圾中篩選出可用成分。在如今分選水平低的條件下，沒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分選機制，也沒有創新出一種智能化的分選機器，這就需要消耗許多人力、物力及資金，所以篩選垃圾中的可用成分在這個過程中成本較大、技術不足，阻礙了北京市垃圾處理產業化的進一步發展。

第7篇：北京垃圾分類范文

“鄉村振興，生態宜居是關鍵”，垃圾分類治理直接關乎農村生態平衡與村民根本福祉，是開展“美麗鄉村”建設、實現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進一步提升農村群眾生活水平和質量的緊迫任務。雖然垃圾分類治理已獲得社會各界的關注，但治理效果有待提升。據調查，農村平均每人每天生產0．8kg生活垃圾，全國農村一年的生活垃圾生產量接近3億噸，而我國農村農業部數據顯示，全國近1/4農村生活垃圾未獲收集和處理。可見農村生活垃圾數量多且未完全處理，已成為中國首要農村環境污染源，將嚴重影響美麗鄉村的建成。

為更好地治理生活垃圾，政府部門多措并舉，出臺多項垃圾治理相關文件。2011年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公布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以地方性法規形式確立了對生活垃圾的治理;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的《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為改善城鄉環境，促進資源回收利用提供了明確的制度保障;2019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9部門印發了《關于在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全面開展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的通知》，在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啟動生活垃圾分類;2019年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對原有條例進行修訂，修訂后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加強了生活垃圾管理，對改善城鄉環境，保障人體健康提出更高要求;2021年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印發的《2021年上海市生活垃圾分類實效綜合考評辦法》，為推進屬地責任落實而建立垃圾分類實效考評機制。

同時，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作為重要議題，也引起多位學者關注。賈亞娟等學者從供給主體出發，根據陜西省定點區域調查，綜合評價了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效果;韓智勇、蔣培等學者也日益關注相關問題，并從農村垃圾的產量、物理特性及農民行為的角度對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問題進行了研究;學者向玉瓊等從社會資本重構與政策執行有效性方面探究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優化路徑。

總的來說，隨著政策的不斷出臺，規章制度更加完善，但相關政策多傾向于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忽視了城市和農村的差異性，適用于城市垃圾治理的方案在農村垃圾治理中效果不佳。目前還沒有以農村為主體的生活垃圾分類治理法律法規作為參考，導致地方政府在農村推行生活垃圾治理時，缺少學習借鑒的文本，難以提出有價值并符合當地情況的策略，這也導致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相對來說起步較晚。而農村垃圾分類又尚處于較新的研究領域，現有文獻在模式研究和優化路徑方面還有較大的擴展空間。

基于此，本文在借鑒已有文獻資料和相關報道基礎上，研究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面臨的困境和障礙，總結新型農村垃圾分類的模式，比較分析不同模式的成效和不足，為更好地治理農村生活垃圾，建設美麗鄉村提出政策建議。

二、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現實困境

(一)政府層面困境

1．治理理念錯位。在推進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對于治理方式探究不足，與其他公共事務處理方式混淆，采取“一刀切”的方法，過度干預村民在參與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事務中的主體性。一方面直接將城市垃圾治理政策使用到農村，沒有考慮到農村差異化問題，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未能有效掌握垃圾分類的“內在原因”，仍然秉持長期以來的“慣性思維”，農村公共事務依然簡單依賴“政府+村干部”完成，沒有引入足夠的市場化機制。

2．治理方式錯誤。從多地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情況來看，大部分失敗的原因主要是沒有從農村實際情況出發，重“治”不重“用”。農村自身的生態環境系統往往可以分解一部分農村生活垃圾，對于可分解部分，再次循環使用的效果遠遠大于治理效果，而對于工業介入下產生的塑料袋、礦泉水瓶、塑料包裝等難以降解的垃圾才是治理的重點。但有些地方政府為了保持政績需求，需要立竿見影的效果，直接形式化地進行治理，或者“一股腦”全部處理，嚴重不符農村生態規律，往往無法產生持久作用。由此可見，樹立正確的治理理念，借鑒治用結合的方法，對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會產生持久而正面的效果。

3．財政保障不足。“美麗鄉村是昂貴的”，當下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資金來源，大部分源于政府專項財政撥款，村委會與村民的支出力度較小。由于環境治理是一項長期且持久的過程，對于一些急需政績的政府來說，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難度大，效果不明顯，因此忽略了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重要意義。同時在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中，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中期需要高昂的費用進行運營，后期還需要注入大筆資金進行維護，持久的資金保障尤為重要。環境保護投資大，見效慢，無法產生高昂經濟利益，在多重壓力下與政府其他需要解決的問題相比，財政撥款往往不愿意向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中傾斜。

(二)村民層面困境

1．環保理念不足。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作為一項持久的農村公共事務，垃圾治理的主體應是村民。就目前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出現的問題來看，大部分村民的思想還是將垃圾分類作為“配合”政府工作的“任務”，村民沒有認識到治理垃圾關乎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其自身不僅是垃圾治理的踐行者，更應當承擔主體責任，同時村民受教育程度相對來說較低，環保理念和環保認知多有不足，意識無法正確指導實踐，導致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面臨推行難、治理效果差的問題。

2．弱集體性活動。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農村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不斷發生變化。個體不需要通過集體力量來生存，使得農村社會有機體不斷瓦解，村民之間聯系越來越少，鄉村公共性不斷淡化，集體行動力也逐步減弱，在此基礎上，村民開始“隔離化”生存，不斷成為獨立的個體，原子化分布現象在鄉村中愈發明顯。這種情況下，農村公共事務開展的基礎變得較為薄弱，對于政府和村干部下達的指令，弱集體活動性成為一大阻礙。

(三)社會層面困境

1．基礎設施建設覆蓋率低。不同于城市人口聚集性居住特點，農村人口居住地點較為分散，并且居住范圍較廣，距離問題使得垃圾場、垃圾轉運站、堆肥房等基礎設施無法覆蓋全部村民的居住范圍，在進行垃圾運輸與垃圾處理方面，不僅產生了高昂的運營費用，對于監管和治理來說也增加了一部分管理費用。

2．社會關注度不足。城市在社會進程中高速發展，資源、人口都不斷向城市涌入，城市開始顯得異常擁擠，“城市病”和環境污染也不斷加重，國家與公眾的治理關注點逐漸投向城市中;新媒體時代的快速發展，鄉村在銀幕上一直處于“田園牧歌”的形象，對農村生活和環境有著“山清水秀”的定式思維;部分城市居民沒有農村生活經歷，認識不到目前農村出現了嚴重的垃圾污染情況，在多重原因下，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問題一直處于關注度較低的狀態，社會層面也忽視了農村的環保情況。

三、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運行模式

基于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問題，筆者根據多位學者對其的研究，以及對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模式的了解，將目前較為有效的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模式分為了四種類型。

(一)模式一:政府+村集體+村民

此模式通過點到面的方式，形成以政府引導、村民主導的自主供給模式。以北京市延慶區大莊科鄉為例，以“建立臺賬+嚴格考核+以獎代補”的形式進行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將垃圾分為三類:廚余垃圾、灰土垃圾和其他垃圾，政府統一發放三色垃圾箱，分類進行投放，對于廚余垃圾和灰土垃圾，村民可以采用漚肥和填土的方式進行處理，其余垃圾統一回收，有專門分揀員進行分揀，再將其中可回收垃圾賣給專門回收的企業獲取一定的資金，也實現了垃圾的循環利用，而對于一些不可回收的垃圾，建造了區衛生填埋場，進行統一填埋。特別是“白色垃圾”的回收，采用“換購”的形式，政府與村集體對村民分揀出來的塑料袋等白色垃圾，根據數量進行兌換。由于鄉村中村民閑暇時間多，村經濟水平較為落后，以兌換為主的獎勵機制有著明顯的效果，甚至一些村民不僅開始收集自家白色垃圾，還會主動去田地和道路上收集。這種以政府為主導的模式還有著明確自上而下的監督考核機制，區級環境監督員對下屬街道和鄉鎮進行監督與考核，鄉級環境監督員對村“兩委”和分類運輸及保潔員進行管理、監督和考核，村干部在布置任務中對村民進行考核，層層規范監督考核制度為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提供了穩定的制度保障。

但目前就此模式來看，在分類端的成效較為明顯，但運輸端和分類處理環節還存在一定的問題，政府和村集體無法保證有效的分類運輸及后期的垃圾處理情況，并且對后期垃圾處理形式也無法把控，沒有實現規模化的鏈條來進行末端垃圾處理。

(二)模式二:政府+村集體

通過政府為主導，村集體參與決策的政府供給模式。目前安康市某村主要采用縣政府主導，鎮政府和村集體共同參與決策的模式探索垃圾分類方法，政府與村集體共同商議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相關規章制度與管理機制，對于垃圾分類的宣傳，以政府為主導進行，村集體組織農戶進行學習，同時政府出資建設“陽光堆肥房”，農戶只需要將垃圾分為“可堆肥”與“不可堆肥”兩種，將“可堆肥”垃圾送往“陽光堆肥房”，“不可堆肥”垃圾放置到村集中垃圾場，集中收集并運輸至統一地點，由于村集體有資源性經濟收入，垃圾運輸費用由村集體負擔，同時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也由政府和村集體共同進行監管。在政府+村集體模式中，與政府+村集體+村民模式最大的區別則體現在村民的參與度中，村民作為治理主體中的一員，參與治理的分類、撿拾、監督與被考核環節，深層次的參與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并在參與的過程中主動性較強，而政府+村集體模式村民參與感低，僅在分類端進行“可堆肥”與“不可堆肥”垃圾分類，積極性也不高。

由于有些可回收垃圾屬于不可堆肥垃圾，這部分垃圾可以再次循環利用，部分村民將可以變賣和循環使用的垃圾收集起來，而其他所剩下的垃圾不再進行“可堆肥”與“不可堆肥”分類，直接混合送入集中垃圾場，使“陽光堆肥房”收效甚微，而政府和村集體對于垃圾分類和分類回收的情況，在監管上需要花費大量的財力物力去監督，管理成本較高。

(三)模式三:政府+市場

引入委托機制，以購買服務為主導的市場供給模式。政企合作不斷成為政府處理公共事務的重要方式，但委托機制下，委托方和方的目標、利益訴求不同，容易出現信息不對稱問題。北京市密云區北莊鎮在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中，采用政府引導+企業市場化運作的方式，較好的規避了這個情況。一方面在監督管理方面，專門成立了生態環境保護中心，負責全鎮的環保問題，鎮政府設立公益崗供村民當選生態環境管護員，參與到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中，并引入私營企業———北京隆盛環境工程有限公司，購買服務，委托參與運營。另一方面對于信息不對稱問題，北莊鎮采用多重監督管理方式進行:對于作為購買方的政府而言，以生態環境保護中心對北京隆盛環境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作進行考核，考核結果直接影響其單位收益，同時也對村“兩委”和村干部的工作進行政績考核，其考核結果與績效掛鉤;作為方的北京隆盛環境工程有限公司，對其下屬的垃圾分揀員、運輸員、管理員進行業績考核。與此同時，鎮政府、北京隆盛環境工程有限公司、村“兩委”共同監督生態環境保護中心的工作;鎮政府和北京隆盛環境工程有限公司共同監督分揀員和運輸員的工作;生態環境管護員和村“兩委”共同監督村民生活垃圾分類情況。這種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模式為政府購買服務提供了保障，有效規避了訴求不同產生的分歧，解決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相關難題，同時環保業績也不斷提高北京隆盛環境工程有限公司的知名度，為打開新市場奠定了基礎。

委托模式下，便會滋生形式主義的出現，由于政府無法全程參與分類、運輸及最終的垃圾處理，監管難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此外，垃圾治理問題屬于社會問題，見效慢也無法獲取高額的經濟利潤，多數企業不愿意涉足此領域。

(四)模式四:政府+市場+第三方公益機構+村集體+農戶

多元共治意味著多方面的共同參與，延安市某村在實行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模式上，通過多主體共同的參與，探索出一條新的治理路徑。此模式最大的不同是引入第三方公益機構，形成了以政府為主導，市場、第三方公益機構、村集體和村民共治的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模式，并在實施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實施過程主要采用延安市政府主導，鎮政府和社區與委托的保潔公司簽訂合約，政府和社區共同支付保潔公司相關費用，保潔公司則負責對垃圾進行分揀、運輸、處理，以公益為主的非營利性企業作為第三方，提供垃圾回收后的兌換服務。在垃圾的具體分類上，將其分為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分類方式較為簡單，大多數村民可以正確分類，政府還免費為村民提供三色垃圾桶，村民可以將分類后的可回收垃圾送往垃圾回收銀行，并且有第三方企業為村民提供可兌換的物資，同時保潔公司與社區之間對于獎懲方案進行決策，對考核優秀的農戶進行物質與精神獎勵，對考核未通過的農戶進行扣分談話。這種多元化的治理模式不僅減輕了政府的治理難度，保潔公司的效益也大大增加，同時社區和村民也切實享受到了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后的良好反饋結果，第三方非盈利企業也通過公益性活動強化了企業責任，獲得良好的正面形象。但主體的多元化，使責任歸屬問題也不斷顯現，一旦出現問題，“甩鍋”“踢皮球”現象嚴重。

四、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優化策略

(一)建立生活垃圾分類治理新機制

政策是引導政府工作的指向標，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結構和分類機制完善是目前的重要任務。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失敗情況不乏存在著分類結構不明確導致的問題，農村生活垃圾從源頭端(分類)－中端(運輸)－末端(處理)需要一套系統的運行模式，根據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明確治理主體、健全責任體系、做好工作劃分非常有必要。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的同時，要根據農村生產生活方式與經濟發展的情況，以不同農村地區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因地制宜為基礎，以本地性、便利性、可操性為原則，以垃圾資源化和垃圾減量化為工作重心，推行法律法規與相關制度的健全。

(二)明確主體責任，發揮主體作用，加強深度參與

村民對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主動參與性不強、村集體的公共精神欠缺、政府相對經驗不足、財政依賴性較強、技術發展與技術使用的不對稱等多方面因素導致了主體責任之間的矛盾，嚴重制約了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的工作效果。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必須要有一個主要主體支撐，其他主體進行輔助，作為一項公共事務，村民必定是參與的主要支柱，政府要適當減少“大包大攬”的做法，把權力放回村民手中，加強村民參與的主動性與參與深度，培育村民的主體性，并且外部群體進行持久的輔助，更好的實現農村社會自治的可操性和實用性，在農村內部社會建立長久有效的治理機制。

(三)培育公共精神，發揮熟人社會治理優勢

農村社會是一個以熟人關系維系的社會，是基于血親關系建立的生存共同體，在共同利益的主導下將產生公共精神，這種公共精神在熟人社會中的行為會引起他人關注，并且熟人之間會相互影響，基于熟人社會的特點，在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中，可以借鑒“規訓與懲罰”的方式，如同福柯所言“規訓”的控制力量，可作為“紀律”來予以理解。不僅是因為鄉土社會是一個“禮治”的社會，禮是鄉土社會公認合式的行為規范，合于禮的就是說這些行為是做得對的，同時禮卻不需要這有形的權力機構來維持，維持禮這種規范的是傳統。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是一個長期且系統的工程，讓生活垃圾分類治理成為熟人社會中“禮”的一部分，在“禮治”的約束下，形成相應的紀律，“遵守”紀律的村民可獲得對應的精神及物質獎勵，“未遵守”紀律的村民，可適當進行紀律上的懲罰，這種懲罰會在熟人社會的“關系化”中不斷發酵并逐漸放大，以至于在熟人之間的影響、勸導下，最終回歸到紀律中來。在以熟人社會為基礎的“禮治”之下，公共精神的培育也不斷增強，鄉賢共治的促進，使得法治、德治、自治有機融合。

第8篇：北京垃圾分類范文

   做好垃圾分類倡議書    各位居民朋友們：

   近來，各居民小區已陸續配備了四分類垃圾桶（亭）和智能回收設備，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將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希望廣大新居民朋友能夠從我做起，積極參與垃圾分類，成為垃圾分類的榜樣。在此，我們向您和您的家人發出如下倡議：

   一、爭當垃圾分類的踐行者。從即日起，認真學習并掌握垃圾分類基本知識，從源頭減量，準確規范投放，“不讓垃圾回錯家”。

   二、爭當垃圾分類的宣傳者。在與家人做好垃圾分類的同時，請積極向左鄰右舍、朋友同事宣傳垃圾分類知識，以身作則帶動親朋好友共同參與垃圾分類，形成“我參與、我先行”的新風尚！

   三、爭當垃圾分類的監督者。垃圾分類涉及千家萬戶，關乎城市形象和人居環境，需要社會各方面的監督。請大家主動履行垃圾分類，監督義務和應盡的社會責任，形成人人參與、人人監督的良好局面。

   “垃圾分類一小步，生活文明一大步”，請新居民朋友積極行動起來，共同引領垃圾分類新時尚，共創文明城市，共享優美環境！

   倡議人：xxx

   20xx年x月x日

   做好垃圾分類倡議書    全院廣大職工家庭、婦女姐妹們:

   美麗的__是我們共同的家，舒適的生活環境需要你我共同創造!目前，我市生活垃圾每日產量近400噸，它們正以驚人的速度淹沒著我們美麗的家園。如果進行科學分類和回收，就能夠節省新資源的開采，從而從根本上減少垃圾。為進取響應市委市政府城鄉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工作的號召，大力倡導低碳生活，營造禮貌和諧的社會環境，市婦聯、市第一人民醫院女工委共同向廣大家庭和婦女姐妹們發出倡議:

   廣大家庭和婦女姐妹們要迅速行動起來，做改善環境的先行者，做保護環境的踐行者。要進取發揚主人翁意識，認真實踐“可持續發展”生活理念，把節能環保當成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職責，進取參與到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的行動中來。要從我做起、從此刻做起、從生活中的點滴小事做起，從機關、家庭、社區做起，從節水、節點、節油、節氣做起，共同打造低碳生活。

   我們倡議家庭垃圾分類放置(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我們的口號是:“垃圾分類，從我做起，低碳生活，全民行動”。為更好地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環境，為了我們的子孫后代，為了我們美麗的家園，請大家進取響應我們的倡議，讓我們立即行動起來吧!從正確分類、投放、處理垃圾開始，讓我們的城市更加清潔美麗，讓我們的生活過得更加幸福完美!

   倡議人：___

   20__年__月__日

   做好垃圾分類倡議書    親愛的朋友們：

   北京的霧霾一年比一年嚴重，相信您對此一定深感頭痛吧。我們現在要說的，就是一件與此緊密相關的事情。

   您可能有所不知的是，北京每天的垃圾處理量達1．8萬噸，年處理650萬噸，每年要因此填埋掉土地近500畝。這個數字還在逐年快速增長。現有的垃圾填埋場將在3—5年內全部填滿，而找不到新址可以建設。為此，市政府不得不開始快速投建大型垃圾焚燒廠，來處理處于圍城之勢的`垃圾。

   而這些煙囪，就如同人類的香煙，將用昂貴的代價使北京這座城市罹患上癌癥。

   因為現有垃圾沒有分類，成分極其復雜，內有大量有害物質，而且因為大量腐爛有機物而充滿水分，熱值不高而燃燒不適，且燒后產生大量有毒有害氣體與殘留物。其中包含大量的世紀之毒二噁英以及重金屬，部分進入大氣，部分經殘渣掩埋后因雨水滲漏進入土壤以及水體。日積月累，我們可預見的是，北京的霧霾將越來越嚴重而且毒害程度日甚，地下水污染日益嚴重，土壤污染更進一步地威脅到我們的食物安全。

   按照發達國家以及臺灣走過的歷史來看，垃圾分類處理是唯一的出路。

   現有的垃圾成分，廚余約占50—60%，可回收物約占20—40%。分類回收利用后，剩余的垃圾只剩下10—30%。這樣需要掩埋處理的量大為降低，而且沒有腐臭擾民和垃圾滲濾液污染地下水的問題。

   從大自然的智慧我們也可得出，億萬年來，動物和植物死去后沒有堆積如山，是因為有微生物將它們分解成為植物可以重新利用的水、二氧化碳和礦物質，重新進入循環體系。

   垃圾分類的意義等同于此。將垃圾按照不同的成分分類，成為可以堆肥的有機物以及可以重新利用的塑料、紙、金屬、玻璃等，重新進入社會物質生產中的循環體系，這樣來對資源進行循環利用，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美好社會才可能實現。

   垃圾不分類，物質界的循環鏈條便被中斷，資源被快速耗盡，環境日益被嚴重污染，人類社會無法持續。

   臺灣在數十年前，環境狀況與我們今天類似，空氣、水、土壤被大量污染。通過垃圾分類處理等有效管理措施，臺灣的環境已經日益美好，天空重新再現了藍天白云，河流重新開始變得清澈透明，食物也日益健康純凈。

   日本的家庭垃圾分類手冊有厚厚一本書，里面將垃圾可回收物詳細分為十幾種甚至幾十種。但我們只需要做到垃圾分類最基本和最關鍵的步驟干濕分離，即把廚房中可腐爛的有機物單獨存放在一個垃圾桶中，然后單獨投放至小區公共場所中專門的廚余回收垃圾桶。其它各類型的垃圾存放至另一個垃圾桶，投放至公共其它垃圾桶。

   這樣干濕分離后，廚余垃圾將被單獨收集運送至政府投建的堆肥廠，由于質地純凈，可以堆制出優質的有機肥，免于重金屬污染的危險，重新回到土地上去肥沃由于常年使用化肥而日益貧瘠的土地。其它垃圾由于沒有受到腐爛有機物的污染而相對純凈，可以進一步進行分類，使其中的資源物得到最大程度的回收利用。

   廚余垃圾單獨收集投放這樣一個小小生活習慣的改變，您就為自己以及子孫后代的環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讓垃圾不再是危害環境的元兇，而成為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資源。

   為了我們自己和孩子未來的天空、水和食物，讓我們做好垃圾分類、干濕分離，好嗎？

第9篇：北京垃圾分類范文

近日，廣州市召開全市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再動員大會。會上，廣州市市長陳建華直言，廣州現在垃圾分類工作的精細化程度還不夠，大部分社區的垃圾分類收集容器和設備配置還沒有完全到位，許多家庭還沒有完全掌握垃圾分類的方法和要求。同時，餐廚垃圾處理設施進步緩慢，但現在由于沒有大規模處理設施，離餐廚源頭減量和資源化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

陳建華希望用三至五年時間，推動廣州垃圾分類工作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我國城市的垃圾分類工作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2000年原國家建設部更加明確地確定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深圳、杭州、廈門、桂林八個城市作為“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這些城市的減量化實踐亦步步推行，并不斷強化垃圾分類減量的推進力度。但是十多年之后，分類減量效果并不如人意。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和自然之友的《2011北京市垃圾真實履歷報告》顯示，“僅有4.4%的社區做到了居民按標準分類投放。而有41.1%的社區，居民投放垃圾的情況并未發生改變。有50%的社區，盡管已有部分居民進行了分類投放，但另一部分居民仍然混合投放。”

上海在2007年確立了“大分流、小分類”模式，即裝修垃圾、單位餐廚垃圾、大件垃圾和綠化枯枝落葉專項分流處理，日常生活垃圾按照場所不同，分別采取不同分類方式。然而，十多年過去了，垃圾分類試點仍在“推進中”，如2012年上海垃圾分類減量的工作目標主要是“試點拓展”，即在鞏固2011年1080個試點居住區成效的基礎上，將試點范圍向學校、機關、集貿市場、企事業單位、公園等1050個各類場所推進。

從全國范圍來看，垃圾分類的試點城市如今遍地“開花”，但幾乎都還處在探索階段，會不會“結果”，何時“結果”，均是未知數。坦率地講，迄今沒有一個城市稱得上已經具備行之有效的垃圾分類減量的體系。

原因主要在于當前我國垃圾分類減量的經濟激勵不夠明晰，還面臨一些問題。比如，政府盡管出臺了獎罰分明的強制性分類制度，但如何實施還面臨著管理對象眾多、分散、監管成本高的難題。已有的對居民個人的經濟激勵局限于分類行為的獎勵，還缺乏與垃圾分類質量與數量的掛鉤。同時，政府給予餐廚垃圾、碎玻璃、舊織物等廢物的回收再利用企業的補貼制度，存在部分失靈。

城市垃圾，誰能率先“突圍”？當務之急是找到垃圾分類減量的最優化路徑。

首先，衡量各環節減量的激勵作用，對分類垃圾、混合垃圾等實施不同的財政撥款方式。具體到某個城市而言，激勵的源頭來源于市對區的激勵，通過該發散性網絡層層傳遞到各垃圾產生源頭，從而實現垃圾的減量化目標。

其次，構建居民和企業的生活垃圾階梯垃圾收費制度。如，以小區、企業為單位建立垃圾分類質量的梯度價格制度，調動垃圾產生者的分類減量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