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職業倫理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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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律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1)國內旅游總人次與SO2的排放相關

系數-0.85466,國內旅游總人次與能源消耗相關系數很高且反向變化,說明旅游業能源的消耗并沒相應的增加SO2的排放量,這種現象可能一是因為技術進步使能源的利用率提高了,二是廢氣中的SO2排放含量通過廢氣治理來降低,這或許與近10年來中國增加了10倍的廢氣治理費用投入有很大關系。

(2)國內旅游總人次與生活煙塵排放量

相關系數為0.6937,可能是由于旅游活動帶來的煙塵的絕對排放量低,在整個生活煙塵排放的比重不高而引起的。通過對國內旅游總人次與廢水排放和廢氣排放的相關系數分析,進一步證明了旅游活動越頻繁相應的環境污染就越大,不過10余年來也不斷加大了對環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有效遏制了其對環境的危害,解決旅游業對環境污染的重要手段就是通過環境治理和技術的進步。

2旅游產業發展對水環境影響及其治理績效

旅游人次與廢氣、廢水等污染物的排放有很大的關系,表明旅游業的發展也增加了環境的負擔,相應的生態環境的破壞也制約了旅游業的發展。為進一步定量論證旅游活動與環境污染的相互關系,在旅游人次與生活廢水排放量存在某種函數關系假設的基礎上,根據2000年以來的中國統計年鑒數據、中國旅游統計年鑒數據和中國環境統計數據進行函數模型擬合。休閑旅游人次增加與生活廢水排放增長散點圖分布特征幾乎呈一條直線(除2002年以外),基于此,假設兩者是線性函數關系,進行OLS回歸分析,結果如下:X生活廢水排放總量=0.162914Y旅游總人次+0.847747R-squared=0.991361S.E.=0.0237D.W.=2.0724回歸分析證明:每增加1%的旅游總人次,就增加0.16%的生活廢水排放量,按照2000～2010年中國旅游總人次年均18.6%的增長速度推算,旅游活動造成了生活廢水排放高達2.97%的增長率,生活污水是旅游活動中排放最多的,增加了景區的環境壓力,以及污水處理的成本,使景區環境質量降低了。為建立旅游總人次與COD和生活氨氮排放量的函數關系,首先假設在技術不變和廢水治理不變的條件下,以2000年污水排放技術水平為基期(即單位生活污水COD和氨氮含量不變),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的同時,氨氮和COD排放總量也在增多。技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因加大了廢水治理的投入而減少了生活廢水COD、氨氮排放量與實際統計生活COD、氨氮排放量之間的差額。基于污染治理費用投入增加額與COD、氨氮排放減少量之間的高相關關系,通過分析三者的散點圖,以2006～2010年數據進行OLS回歸分析,結果為:R-squared=0.99672S.E.=4.034D.W.=2.4145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水環境的污染以及污水的排放是在所難免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旅游業的發展。只有通過加大環境治理的投入,從而降低休閑旅游業對水環境的破壞。

3旅游產業發展對大氣環境影響及其治理績效

第2篇：法律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優良的企業文化和應履行的社會責任都是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中企業層面的控制內容，這三者存在緊密相連的因果關系，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是后兩者的基礎和前提，優良的企業文化和應履行的社會責任是結果，而前兩者更是實施好第三者的基礎和前提。本文主要就這三者的構建及其關系展開論述。

一、如何構建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

基本規范中第十一條規定，企業應當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企業章程，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和議事規則，明確決策、執行、監督等方面的職責權限，形成科學有效的職責分工和制衡機制。

1.企業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股東（大）會決議和企業章程，結合本企業實際，明確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和企業內部各層級機構設置、職責權限、人員編制、工作程序和相關要求的制度安排。

2.企業應當按照科學、精簡、高效、透明、制衡的原則，綜合考慮企業性質、發展戰略、文化理念和管理要求等因素，合理設置內部職能機構，明確各機構的職責權限，避免職能交叉、缺失或權責過于集中，形成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相互制約、相互協調的工作機制。

3.企業應當通過編制內部管理手冊，使全體員工掌握內部機構設置、崗位職責、業務流程等情況，明確權責分配，正確行使職權。

4.企業應當成立專門機構或者指定適當的機構具體負責組織協調內部控制的建立實施及日常工作。

5.企業應當加強內部審計工作，保證內部審計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工作的獨立性。

如上所述，企業只有建立了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才能造就出優秀的高管團隊和先進的管理制度，依法經營，履行好促進就業、保護員工權益和其他社會責任，高管帶頭垂范作用和員工滿意度的提高才能有助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

二、如何構建優良的企業文化

所謂企業文化，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為整體團隊所認同并遵守的價值觀、經營理念和企業精神，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行為規范的總稱。基本規范第十八條規定，企業應當加強文化建設，培育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倡導誠實守信、愛崗敬業、開拓創新和團隊協作精神，樹立現代管理理念，強化風險意識。董事、監事、經理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企業員工應當遵守員工行為守則，認真履行崗位職責。

1.企業應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積極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企業文化，引導和規范員工行為，打造以主業為核心的企業品牌，形成整體團隊的向心力，促進企業長遠發展。

2.企業應當培育體現企業特色的發展愿景、積極向上的價值觀、誠實守信的經營理念、履行社會責任和開拓創新的企業精神，以及團隊協作和風險防范意識。企業應當重視并購重組后的企業文化建設，平等對待被并購方的員工，促進并購雙方的文化融合。

3.企業應當根據發展戰略和實際情況，總結優良傳統，挖掘文化底蘊，提煉核心價值，確定文化建設的目標和內容，形成企業文化規范，使其構成員工行為守則的重要組成部分。

4.董事、監事、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發揮主導和垂范作用，以自身的優秀品格和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帶動影響整個團隊，共同營造積極向上的企業文化環境。企業應當促進文化建設在內部各層級的有效溝通，加強企業文化的宣傳貫徹，確保全體員工共同遵守。

5.企業文化建設應當融入生產經營全過程，切實做到文化建設與發展戰略的有機結合，增強員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規范員工行為方式，使員工自身價值在企業發展中得到充分體現。企業應當加強對員工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全面提升員工的文化修養和內在素質。

如上所述，企業高管在構建企業文化中起主導和垂范作用，如果沒有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及機構設置，是難以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的。而優良的企業文化使企業所有團隊和員工關注到企業的誠信和長遠發展，關注到企業所面臨的各種風險，關注到應履行的社會責任，因此，沒有優良的企業文化是難以保障企業能履行社會責任的。

三、企業如何盡到社會責任

所謂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經營發展過程中應當履行的社會職責和義務，主要包括安全生產、產品質量（含服務，下同）、環境保護、資源節約、促進就業、員工權益保護等。

1.企業至少應當關注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下列風險：

(1)安全生產措施不到位，責任不落實，可能導致企業發生安全事故。

(2)產品質量低劣，侵害消費者利益，可能導致企業巨額賠償、形象受損，甚至破產。

(3)環境保護投入不足，資源耗費大，造成環境污染或資源枯竭，可能導致企業巨額賠償、缺乏發展后勁，甚至停業。

(4)促進就業和員工權益保護不夠，可能導致員工積極性受挫，影響企業發展和社會穩定。

如上所述，不能很好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給企業帶來的風險往往都是致命的，企業必須重視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一個最深刻的教訓。事件回放，從2008年6月28日蘭州醫院收治首個毒奶粉患兒，到2008年12月23日三鹿集團因毒奶粉事件被宣告破產，不到半年時間，三鹿集團遭受滅頂之災，同時事件還造成6名嬰兒死亡，逾30萬名兒童患病的惡果。董事長田文華和另外18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通過毒奶粉事件，我們發現其內部控制存在很大的缺陷：①從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看，董事長田文華從1987年開始擔任三鹿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到2008年9月17日被刑拘，任職長達21年，導致公司治理結構的制衡機制失效。②從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看，該公司對購進原料奶疏于管理，沒有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③從企業文化方面看，該公司在2007年就接到消費者反映奶粉質量的投訴，直到毒奶粉事件被曝光，沒有遵守誠實守信原則，說明該公司在企業文化環境控制中存在嚴重缺陷……

所以，企業應當重視履行社會責任，切做到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自身發展與社會發展相互協調，實現企業與員工、企業與社會、企業與環境的健康和諧發展。

2.企業如何履行社會責任

(1)加強安全生產

企業應當根據國家有關安全生產的規定，結合本企業實際情況，建立嚴格的安全生產管理體系、操作規范和應急預案，強化安全生產責任追究制度，切實做到安全生產。

企業應當重視安全生產投入，在人力、物力、資金、技術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健全檢查監督機制，確保各項安全措施落實到位，不得隨意降低保障標準和要求。

企業應當貫徹預防為主的原則，采用多種形式增強員工安全意識，重視崗位培訓，對于特殊崗位實行資格認證制度。企業應當加強生產設備的經常性維護管理，及時排除安全隱患。

(2)提高產品質量

企業應當規范生產流程，建立嚴格的產品質量控制和檢驗制度，嚴把質量關，禁止缺乏質量保障、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產品流向社會。

企業應當加強產品的售后服務。售后發現存在嚴重質量缺陷、隱患的產品，應當及時召回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缺陷、隱患產品的社會危害。企業應當妥善處理消費者提出的投訴和建議，切實保護消費者權益。

(3)努力實現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

企業應按照國家有關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的規定，結合本企業實際情況，建立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制度，認真落實節能減排責任，積極開發和使用節能產品，發展循環經濟，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效率。企業應當通過宣傳教育等有效形式，不斷提高員工的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意識。

(4)促進就業與員工權益保護

企業應當依法保護員工的合法權益，貫徹人力資源政策，保護員工依法享有勞動權利和履行勞動義務，保持工作崗位相對穩定，積極促進充分就業，切實履行社會責任。企業應當避免在正常經營情況下批量辭退員工，增加社會負擔。

如上所述，促進就業與員工權益保護與履行其他社會責任、企業文化建設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員工就業與權益得到保護，員工滿意度提高，會較好地執行企業各項管理制度，較好發揮自身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會促使員工強化履行社會責任的責任感，同時也有利于在企業高管的帶領下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

第3篇：法律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倫理學論文1900字(一)：融媒體時代“辮子新聞”真實性的倫理學考察探析論文

摘要：在互聯網興起之前，傳統媒體是主要的消息生產者與者。但進入融媒體時代后，信息源與新聞觀點開始成倍遞增，許多公共事件或新聞故事均呈現出“辮子新聞”的特征，由傳統媒體、自媒體和社會性媒體共同編織。三方共同對事件進行報道，一方面拓展了新聞事件的廠度與深度，形成了觀點與意見的疊加與共振效應，另一方面，過于龐雜的信息量，也會讓新聞事件陷入虛虛實實的敘事迷霧中。為此，如何讓“辮子新聞”的產生與傳播更具規范性，并嚴格遵循新聞真實性的倫理原則，已然成為融媒體健康持續發展的關鍵。

關鍵詞：融媒體；真實性；“辮子新聞”；考察

一、“辮子新聞”的缺陷

今天的融媒體呈現出一種矛盾性：既大又小，既真又假。首先大規模的主流媒介公司繼續存在，而且只增不減。但不計其數的個人自媒體與社會陛媒體，又頻頻在新聞陣地上不斷發力，甚至將自己打造成了更為搶眼也更具存在感的信息傳播者。且相對于傳統媒介，這些自媒體與社會性媒體在對“辮子新聞”的參與與傳播上，由于不受時間、空間與體制的限制，更能及時有效地發揮傳播的巨大功能與潛力，以最快的速度對突發事件進行報道與傳播。

許多新聞發布者沒有經過專業素養的培養，對傳播內容的選取相對盲目、主觀，甚至是偏見。同時，有些自媒體人出于“制造話題，引發關注”的企圖，也很少會從價值角度去對報道的內容進行評估與取舍，因而存在著非常嚴重的來自真實性層面的缺陷。而且，這些內容空洞、觀點偏激的話題性新聞一經產生，就會以轉載、轉發等方式快速進行片面化傳播，極大地挑戰了傳統新聞媒體人所稟持的真實性與準確性的專業操守。

而且，越來越多的媒介公司與知名門戶網站，也正在向不聚合類平臺轉型，并將自身的聚焦點放在為用戶提供信息、交換和共享的場所上，由此催生了大量雜合著流言、事實、猜想的信息內容，嚴重影響了受眾的認知與判斷。

二、“辮子新聞”的反思

“辮子新聞”雖然存在著諸多的問題與缺陷，但依然沒有改變其作為新聞的本質，也必須要遵從最基本的行業準則。不實的內容和偏頗的觀念，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公眾的認知與行為。

畢竟人們都是通過所有個人接觸范圍內的資訊，去了解這個世界和社會正在發生著的時化與未來趨勢，從而為自己的即將要做的決定選擇正確的方法與路徑。如果信息失真，不能客觀反映事物的本源與真象，就會讓人們的思想與行為發生偏差和錯誤。

三、“辮子新聞”的規范化路徑

（一）政府法制層面的治理

由于受質疑的“辮子新聞”越來越多，負面影響也在不斷擴大，我國不得不針對互聯網的新聞傳播開展了大規模的治理行為，嚴懲了為謀私利、枉顧正義的信息傳播者，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知名的法規，但鑒于融媒體時代的良莠不齊的特殊屬性，既不能一概而論地予以否定，但也仍然需要跟進“辮子新聞”傳播的現實問題，繼續完善和加強法律化的規范治理。

（二）主流媒體的論證與引導

雖然自媒體的風頭正盛，但傳統媒體在民眾中的公信力與影響力還是毋庸置疑的，只要能對一個事件或現象剝繭抽絲地進行客觀深入的報道，并充分發揮出專業記者對專業媒體人對于新聞事件和社會問題客觀、公正的還原能力，就此形成兩個--觀點與境界不同，但又相互論證、競爭的輿論模式，在這個過程中，廣大的人民群眾既是旁觀者，又是參與者，同時還是評判者。相信這種互動越深入，越能引導民眾對新聞真實性倫理的認知與接受。

（三）公民素養的培育與提升

著名的傳播學者克羅斯曾經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認為謠言的產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事件的重要性、模棱兩可的程度與公眾判斷能力的對比，直觀地反映出了批判能力在甄別真假信息時的關鍵作用。

而且相較于傳統媒體時代，確保新聞真實性的行業倫理只是對專職業人員提出的要求。但在融媒體時代，這個倫理法則卻覆蓋了社會輿論場中的每一個人，傳播權力不再只屬于職業媒體人，普通老百姓也同樣成為了內容的生產者和傳播者，因此培育和提升他們對謠言和真假的判斷力，也應該納入倫理規范的完善路徑中，必須讓人們明確地意識到，自己對的信息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和社會義務。

四、結語

“辮子新聞”雖然存在著很多倫理層的缺陷與問題，但它作為融媒體環境下的一種新聞形態，只要在政府、主流媒體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良好的競爭生態與法治環境，反而有助于增加新聞的多元性與人性化的一面，也更有利于促進融媒體的長遠發展與繁榮。

倫理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醫教協同背景下高校醫學倫理學教學改革分析論文

【摘要】醫教協同背景下，實施醫學倫理學教學改革，主要重視對學生進行職業素質教育，其目的是對學生醫德有效提高，以各種不同方式提高教學質量和效果，促進醫學倫理學教育改革的穩定順利發展。

【關鍵詞】醫教協同；醫學倫理學；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ISSN.2095.6681.2020.8..01

醫學倫理學主要對問題和現象進行研究，重視關心和尊重病患尊嚴、價值、利益等，對學生的職業道德和素養的培養和提高有重要作用。因此，醫教協同背景下，高校醫學倫理學實施教學改革要有新思路和新思想。

1進行課程定位提高，實施課程設置優化

現在的很多醫學院校都設置醫學倫理學，并設置成專業必修課，可是與醫學專業的必修課比較，地位比較弱。進行課程設置優化能幫助提高醫學倫理學課程定位。一些學校只是在低年級設置醫學倫理學課程，學生也只是把它作為結業考試拿學分的課程。醫學倫理學和臨床醫療實踐關系密切，醫學倫理意識與臨床思維互相促進和影響[1]。醫學院的低年級學生接觸臨床的機會很少，進而不能做到醫學倫理學理論知識和實踐相結合，不能對這門課程的作用和意義進行深刻體會，也不能形成良好的職業道德和素養。而歐美有些國家的醫學院會在各年級開設醫學倫理學課，有不同開設方式。課程時間安排也分多個時期，比如基礎醫學、臨床醫學等各種教學時期，也有的學校設置在臨床實習時期。

2進行課程教學內容和目的分時期設置

2.1基礎醫學教學階段的教學目的和教學內容

基礎醫學教學時期是這門課程教學的第一個時期，其教學對象是低年級學生。主要的教學目的是使學生初步了解倫理學與醫學倫理學基論知識，打好理論基礎，使學生明確醫德不是簡單的道德說教。這個時期的教學內容通常會有傳統醫德、醫德理論、醫療人際關系、生命倫理等內容，其重點是醫療人際關系和生命倫理。如今醫患關系是社會熱點話題，要對醫療人際關系的性質、方式進行理解，給醫療實踐的醫患矛盾、和諧醫患關系打好基礎。

2.2臨床醫學教學時期的教學目的和內容

臨床醫學教學時期是第二個時期，教學對象是高年級學生。其主要教學內容有臨床常規診治、臨床特殊科室和特殊疾病診治、醫學科研、醫學決策等倫理，他們具有很多理論知識點，可是因為和醫學科研及診療等實踐有密切關系。所以，高年級學生了解了醫學科研和臨床工作，接著實施教授，有些教學可以在醫院門診或病房實施，會獲得良好的教學效果。這個時期的教學讓學生利用醫學倫理學理論及原則進行醫學研究基臨床醫療實踐活動中倫理難題有效解決，明確進行醫德規范遵守的重要意義。

3不同教學時期應用的教學方法不同

3.1基礎醫學教學時期應用的教學方法

基礎醫學教學時期，教學內容只是倫理學、醫學倫理學基礎理論知識和倫理原則。這些內容具有很大理論性，要有選擇性講解知識點，可以應用問題式的教學方法[2]。老師可以根據課程內容設計問題，在課前或者課堂中讓學生對這些問題思考和解決，并提出自己的想法，老師結合課程內容實施講解，同時給出問題解答的方法和理論根據，使學生對不同解決方法進行比較和區別，進而深入理解并掌握相應知識。另外也可以應用案例教學法，并注意選擇案例及實際實施過程。應用的案例有教學和時事案例兩種形式。教學案例比較簡單，主要闡述和講解知識點，使學生和案例結合理解理論含義，教學案例選擇時，要重視例子的有針對性。而時事案例比較復雜，時事案例的選擇要關注其典型性和時效性，比如，進行基因倫理講解時，會選擇“基因編輯嬰兒”作為案例，進行患者知情權知識點講解。

3.2臨床醫學教學時期應用的教學方法

臨床醫學教學時期主要使學生對醫學研究基臨床醫療實踐中的倫理難題進行分析和解決。所以，教學方法要調動學生積極主動性。可以應用情景教學法，要根據場合不同應用不同實例，使學生融入情景，以當事人的心理進行分析、解決問題。這個時期的教學比較重視實踐，可是要注意實踐和理論相結合，需要老師進行指導和引導，幫助學生尋找問題重點，并總結選擇依據及利弊，實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第4篇：法律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中國傳統倫理的影響、法律職業環境的不良以及部分司法人員道德素質偏低，司法意識腐敗等是當前司法腐敗的主要道德成因。我們應在法律信仰、人格獨立、公平正義、“民本”思想和職業榮譽感等方面通過建立健全法律人職業道德規范體系、構建科學的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與培養的學科體系、強化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與培訓體系建設和改進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方法等途徑和方法加強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

 

法律功能的發揮，依賴于一支接受了專門法律職業訓練、具有過硬法律職業倫理素養(包括堅定的政治信仰、高尚的司法道德素養、強烈的法律職業榮譽感、良好的從業心理素質等)的法律人(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等)隊伍。從理論上來講，法律人作為現代法治國家中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其職業倫理是不應該被懷疑的，然而目前有的法律人的道德素質和職業操守不能與司法公正的要求相一致的現象并非罕見。而這恰是能否實現司法公正，樹立司法權威的重要因素。事實上，法律人應當比其他職業的從業人員具有更高的職業倫理要求，這是由司法的性質所決定的。 

 

一、司法腐敗的道德成因 

 

司法腐敗，是指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濫用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司法職權，違反法律規范和職業倫理，以非正當手段謀取個人或小團體利益的行為。司法腐敗是司法權的非責任化和權利化，是對合法利益的非法剝奪，是對社會公共權力的蹂躪，更是對法律的凌辱，它必然引起社會的混亂，影響國家的安定團結，因此，它是最大的、最嚴重的腐敗。司法腐敗產生的原因是很復雜的，但究其產生的道德成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傳統倫理道德的影響。眾所周知，中國人十分注重人際關系，但是這種人際關系是有差別的，不同的人際關系圈，親密程度不同，情感深淺不一，則承擔的道德義務也不同。因此，當法律責任與親情義務發生矛盾時，人們一般會先顧及親情義務，并依據親情的疏密來權衡法律責任與親情義務所承擔的比重。若法律人把這種私人交往關系原則擴展到公共關系領域，并以此厘定是非，進而作為利益和后果配置的依據就有喪失公正的危險。司法腐敗中的司法主體辦人情案、關系案，就是以人際關系的親疏乃至地位、身份的高低作為司法的依據，若推而至極便是親者、近者非亦是，疏者、遠者是亦非，嚴重影響了司法公正。顯然，缺乏權利與義務對等精神和統一倫理標準的傳統倫理觀和行為方式，抑制人們平等觀念和普遍性公平意識的生長，表現在司法領域的人情關系、人際私情向司法公正宣示著的嚴峻挑戰與我國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不無關系。 

2.司法職業道德環境不良。從司法職業環境角度考察，造成司法腐敗的因素眾多，諸如社會轉型期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立法上的疏漏、重疊與沖突，制度上自由裁量權過大、黨政干預司法、監督機制不夠健全等。從現實上講，司法職業道德環境不良以及深刻影響和支配著司法人員司法行為的內在職業道德自律力量的軟化是造成司法腐敗的重要原因，并且這二者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法律人的職業道德水平、職業道德觀念都深受司法環境的影響。司法職業道德環境對司法主體的行為具有雙重影響，即良好的職業道德環境和氛圍，激勵司法主體選擇合法與合乎職業道德規范的行為發生，并對惡行有所抑制；反之則有助于惡行的發生，而對善行有所抑制和排斥。司法職業道德環境還會對司法行為后果的善惡影響起到強化與抑制的作用，即它具有明顯的價值指向性，在具體的司法行為場中，它表現為相同性質的行為主體的行為后果相適或相悖的兩極。譬如在良好的司法職業道德環境內發生的公正司法行為，不僅會得到司法群體的肯定和認同，而且還會得到廣泛傳播；如若司法不公的行為發生在較惡劣的司法職業道德環境中，它不但不會受到抑制，反而會蔓延甚至惡化。 

3.部分司法人員道德素質偏低，司法意識腐敗。我國司法機關和司法隊伍的主流是好的，是政治可靠、道德素質高、戰斗力強、黨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賴的。但是，當前司法領域中腐敗現象的發展蔓延說明司法隊伍本身存在許多問題，這需要從主體身上找尋司法腐敗的根源。從根本上說，遏制司法腐敗當然依賴于社會的大環境和司法職業道德小環境的改善，特別是司法體制的健全，但與司法主體的個人素質緊密相關。事實上，處理每個案件的司法人員素質，尤其是道德素質直接決定著在該案件中正義能否實現和實現到什么程度。司法人員道德素質的低劣，道德品質上的貪婪、自私和無恥，使得其司法意識走向腐敗，最終導致其司法行為走向腐敗。如果司法人員在道德上喪失良知和尊嚴，就會陷入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深淵中，也必將把司法權力當作個人謀私的工具，把個人得失作為法律實施的根本依據，而把“廉潔奉公、秉公執法、公正司法”等道德規范置于腦后，并故意加以踐踏。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現象又使得“作為司法權力對應方的當事人及其他公眾認為，只要有錢就能換權，從而驅動司法權力為己服務，兩者相互連動，司法環境就會更加惡化。” 

 

二、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的內容 

 

法律人職業倫理，是指法律人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或從事與履行職責相關的活動時所應當遵循的道德觀念、行為規范和價值理念的總和，它是法律職業化的伴生物，作為一種社會倫理現象，體現并服從倫理的一般規定性；但它又是一種特殊的責任倫理，因為它與法律專業知識和技術緊密相連：在調整范圍上，它主要用以指導、規范法律角色崗位上從事法律活動的法律職業者的言行；在調整內容上，它總是鮮明地體現和表達了法律職業行為的倫理準則、規范及道德心理和習慣。由此可見，加強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對于遏制司法腐敗十分重要，其主要內容有： 

1.法律信仰。作為尋求和實現公平與正義的特殊的職業共同體，法律人應正確把握法律、法理與情理之間的內在聯系，按照自己的理性所確認的價值尺度來選擇自己的道德行為，這種選擇的價值基點是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構成法律人最基本的價值觀念，它是法律人基于對法律的認知、理解和領悟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神圣體現，是對法律的理性認同和全身心投入。只有具有了堅定的法律信仰，法律人才能承受一切來自外界的干擾，保持操守和獨立。 

2.人格獨立。公正的司法來源于司法獨立，而司法獨立又與法律人的獨立互為表里。獨立人格主要體現在淡泊名利和不畏權貴上。它要求法律人秉持對法律的信仰，不為來自社會生活中各種誘惑所動，不受任何外在壓力和威脅，不為權動，不為利惑，誠信做人，平等待人。人格的獨立對于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群體又有著不同的標尺。例如，律師的責任是熱心服務于客戶并代表其利益，而法官則應保持公平、中立，注意防止任何個人偏見或不公正現象的出現，保證律師在出庭時履行職責合法并合乎道德，以便使雙方在陳述案件過程中處于平等地位等。 

3.公平正義。公平正義即公正，它意味著在程序上當事人機會均等，在實體上同等情況同等對待。公正允許差別的存在，但這種差別對待必須在社會普遍正義感要求的范圍之內，體現一種終極關懷；它要求法律人不存在任何種族、宗教、黨派、性別、年齡、地域的歧視，不存在任何先入為主的偏見，尊重人權，以人為本，保障每一個當事人依照憲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得到充分維護；同時，它也是“法”這一詞在詞源上的要求。盡管對“法”的理解有共性和個性的差異，但“法”在世界各國語源上都兼有公平、正義等含義。由此可見，公正是法律人職業的本質要求。 

4.以民為本。“民本”思想是中國德治傳統的思想文化根基。“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是新時期法律人“民本”思想的集中體現：首先要服務人民。法律人的任務和職責，就是依據法律，維護國家、集體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權益。律師雖然沒有執法權，但律師制度本身就是民主和法制的產物，并且律師從事各項業務活動的直接目的是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與服務與人民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法律人要時刻把人民群眾放在心上，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其次是尊重人權。在某種場合下，民眾的權利訴求并不指向利益，而是指向自己的人格尊嚴與自由。如果從人性的倫理學角度來解說權利之所本，就是權利本于人的社會本性。民之所以要權利為本，乃是因為自己的本性。在此意義上，民本的實質就是人本或以人為本，“民權的實質就是人權”。所以法律人要形成尊重人權、保護人權，包括保護違法犯罪嫌疑人和罪犯合法權益的道德意識，培養對人的權利和自由倍加尊重的現代價值觀。 

5.職業榮譽感。由于法律人擔負著實施法律、維護正義的重大職責，社會對他們寄予著崇高的期許，這要求他們具有高度職業榮譽感和責任感，并在言行上維護自己的形象。例如，正因為法官具有崇高形象，才保證了裁判的公正性和公信力，又加強了法官的自律意識和對公正的追求。社會的信任與法律人的自律形成了良性互動，共同推動法治的進步。法律人崇高的道德形象來源于科學的司法制度設計以及法律人自身的不懈追求。在公眾的眼中，法律人職業道德水準的高低，往往影響公眾對法律的信任度。 

三、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的途徑與方法 

 

與解決“懂與不懂”、“會與不會”的法學知識與技能不同，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解決的是“信與不信”、“愿與不愿”的問題。國內有學者專門考察了美國法律職業道德教育，總結出其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以前，在美國法律職業道德是通過“滲透方法”來教授的，即人們認為學生在學習其它專業課程的過程中，間接地、潛移默化地受到職業道德教育，學習和了解法律人職業道德問題；第二階段：1970年前后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克拉克(tom clack)領導的調查委員會報告說當時的法律行業已處于令人驚駭的不良情形之中，1972年“水門事件”也暴露出律師存在不良行為。之后美國開始法律人職業道德教育改革：一是全美的法學院學生都必須學習30個或更多課時專門的法律職業道德教育課程；二是人們在獲得執業資格之前必須先通過法律職業道德考試；三是執業人員每年必須接受法律職業道德繼續教育；四是在執業過程中進行道德強化，法律執業人員一旦被發現行為不良即要受到懲戒；五是在法學院專門增加了與職業道德有關的獎學金。這些改革對于促進美國法律職業的良好運轉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對我國進行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也提供了參考依據。 

1.應建立健全法律人職業道德規范體系。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法治現代化的進程，我國先后制定了《法官法》、《檢察官法》、《人民警察法》、《律師法》、《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規范》等一系列法律法規，逐步規范了法律人的法律行為，最大限度地防止他們的法律行為侵害公民的合法權益，但仍不能滿足復雜多變的司法實踐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應根據法律職業道德的原則、原理將相關法律具體化，使之成為可操作性強的實施細則。要使法律人有法可依、依德而行，讓法律職業道德規范變為法律人的自覺行動。 

2.應構建科學的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與培養的學科體系。目前，我國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與培養還處于探索階段，學科體系尚不健全。應組織一部分法律、倫理、教育專家，就法律人職業道德教育學科建設進行研究，編寫具有實質性內容和可操作強的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教材，撰寫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專著，并以此為契機，不斷豐富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內容，讓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具有科學性、系統性和準確性。 

3.應強化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與培訓體系建設。法律人職業倫理只有通過專業訓練才能獲得，也只有通過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才能統一。要營造良好的法律道德風尚，提高法律人的道德評判能力，形成良好的法律人道德品質，就要擴大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的范圍。一是要加強法律人的從業前教育，特別應使法律人職業道德教育貫穿于法學教育的全過程。目前，大專院校尤其是法律院校的學生是我國法律人隊伍的后備資源，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的倫理道德修養直接關系到司法的未來；二是要搞好在職人員的職業倫理培訓和繼續教育，并形成制度。要發揮各級司法培訓學校的作用，不斷強化法律人職業者的法律人道德素養，更應注重改進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的形式和方法，注重養成教育和法律人人格教育。 

4.應改進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方法。要改革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的形式與方法，注重養成教育和法律人人格教育。要采取榜樣引導和典型案例剖析相結合的方法，根據法律人教育的特點，采取系統教育與專項教育相結合的方式，激發受教育者的興趣。既要注重法律人職業倫理教育的嚴肅性、系統性和規范性，又要探索靈活多樣的切實可行的法律人職業道德教育的方式與方法，努力提高法律人職業道德教育的效果。 

 

參考文獻： 

1.賀志明.司法倫理與司法公正研究［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2.劉瑋.有關司法腐敗的深層思考［j］．理論界，2004（2） 

3.唐永春.法律職業倫理中的幾個基本問題［j］.求是學刊，2003（5） 

第5篇：法律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對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改進的思路有兩個：第一是思想政治教師開展實踐教學，第二就是改革“理論化”、“灌輸式”教學現狀，引進“辨析式”、“體驗式”教學內容，先理解再記憶。

對“兩難問題”的重視和充分利用，是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提升教育水平的一個重要方向；法學專業學生是開展“面向專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典型，在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兩難問題”的時候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一、法學專業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

“面向專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結合專業特點開展面向法學專業的思想政治實踐教育，是站在法學的高度，堅持特定的原則，對教育內容和教育形式的重新把握。法學院的輔導員應該與馬列部的專業教師加強合作研究，共同探討“因材施教”的內容和方法，才是解決問題的必由之路。法學專業的思想政治教育與一般專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表1）：

表1：法學專業思想教育的特殊性

從國家和社會對法學專業學生的定位而言，要求法學專業培養的是國家機器的操縱者，是管理者和統治者。在出現問題的時候，是以裁判員身份出現的，而不是各執一端充當運動員角色。

一般專業對于道德和政治的學習，目標是應然的，是解決什么是最好的狀態、這樣為什么好的問題。而法學專業的學生要解決的不僅知其然，還應知其所以然。

一般專業學習政治的目的是理解當前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學習道德的目的是理解共同規范對于老百姓生活的意義。法學專業的學生是在圍繞制度而從業，他們要解釋規則、利用規則甚至攻擊規則、推動完善規則。

對法學專業的學生進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學形式，不是灌輸式的，而是辨析式的，學會辨證看待，教學生如何把握好“度”。

二、法學專業的“兩難問題”的選擇

所謂“道德兩難”也稱為“道德困境”，是指人們在道德選擇上面臨的兩難境地。“兩難問題”無處不在，無時不有。解決這類問題時必須拋棄那種簡單化和形而上學的思考方式，堅持辯證法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論。這一過程中的每一個循環，都會在實踐和認識兩個方面比前一個循環更進步。

法學專業的學生與一般專業培養的學生的不同之處在于，一般專業培養的是適應社會的“公民”，法學專業的學生培養的是“國家機器”的“部件”。他們要掌握的不僅是應該怎么做的問題，還要掌握為什么這樣做。現實中道德問題不是簡單的區分對錯的問題，在法律實務中會面臨很多類似“量刑”的問題，這就要求學生在解決“兩難問題”中學會把握事情的“度”。

而且，法學專業要辨析的“兩難問題”，也不能僅限于“難”的問題，而應該擴大到對立矛盾的兩個方面，各有千秋，綜合利用。傳統“兩難問題”是左右為難，但是現實中最終必須選擇其一；法學專業選擇的“兩難問專業提供專業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題”應該上升更高一層次，如下圖1所示。

圖1 法學必須辨析的“兩難問題”

1、治國經略的教育：法家與儒家的抉擇

對于法學專業大學生的教育，應該不限于介紹“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二者的關系，應該通過辯論、論文等形式，加深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理解。法學專業的學生，以后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對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的理解應該不止是理解的地步，還應上升到“為什么”和“度”的問題，學會協調，學會歷史地、辯證地看問題。

2、社會責任的教育：社會本位與個人本位

個人本位論和社會本位論在處理社會和個人的關系問題上各執一端，都是不正確的。只有將社會發展需要與個人發展需要統一起來，才是科學的。法學專業的學生，對于個人本位論和社會本位論的理解，不應該限于一般的能辨析和能理解，還應該上升到社會管理的層次。能用來解決具體問題。比如中國的拆遷出現了很多問題，不能簡單說西方國家個人財產至上就是好的；中國的城管出現問題，就說中國不尊重小商小販的個人利益是不對的。

3、人性基礎的教育：刑罰與教育的抉擇

對法學專業的學生來說，學到了刑罰，也應該辨析和教育的關系。但是對于西方過度的強調其教育功能，也應該保持足夠的清醒。法學專業的學生對于教育和懲罰的理解貫穿于整個學習和以后的生活中，是教育改造為主，還是懲罰、震懾為主，這是需要在這對哲學概念的深刻理解中才能慢慢把握好的“度”的問題。對這對概念的理解需要實踐的方法、體驗的方法、辨析的方法；需要站在國家的高度、社會的高度、發展的高度、公平正義的高度。

4、職業精神的教育：成功與正義的抉擇

法律職業有特殊內容的道德要求，比如，“律師可以為他明知有罪的人辯護，法官為民解決糾紛不像行政官員那樣免費服務，而是要收取訴訟費；法官不得對當事人抱有同情心；法官對于犯罪嫌疑人的暴行不得嫉惡如仇，而應當保持超然中立進行無罪推定；等等。法律職業特殊的道德要求大都是在法律程序當中必須遵循和實踐的。離開法律程序也就不會存在這種法律職業的道德要求。”②應該通過辨析使學生將道德認知內化為道德判斷和推理能力，最終促進學生法律職業道德之養成，為其將來從事法律職業打下可靠的思想道德基礎。

5、實踐精神的教育：法理與現實的平衡

法學專業的學生，有時對于法律有一定的想當然的、偏執的理解。或者是知識面窄，或者是某些極端西方法學思想的影響，不顧中國國情大談特談國外發達國家的法律如何健全，如何人性化，如何科學化。一般專業的學生理解不深可以，法學專業的學生即使不能去說服別的學院的學生 ，最起碼自己應該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一個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認識，心中有一個“博弈”和“階段性發展”的概念。認識到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矛盾都可以依靠法律解決得了的。這與目前有些人遇到問題和矛盾就振臂高呼“立法”，好像法律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偏激態度形成冷靜鮮明的對比。

三、法學專業開展“兩難教育”的建議

高等院校的“兩課”教育作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陣地，發揮著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導向作用，奠定了我國現階段高層次人才的政治基礎和思想基礎。但是兩課教育的“理論課”地位得到了單邊強化，學生對于情感、意志、信念、行動等一系列高級要求更加大打折扣。

對于高校專業提供專業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改進的思路有兩個：思想政治教師開展實踐教學、輔導員結合專業開展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師是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教育形式中理論教育和實踐教育出現偏沉，由于思想政治教師的職業定位和教學工作量等原因，實踐教育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改觀；大學輔導員作為教輔人員，同時也有思想政治教師身份，其工作的專業化也要求輔導員向思想政治教育方向交叉，擔當起實踐教育的重任來。二者關系如下圖2所示：

以法學院學生為例，目前大學的管理體制多是“條塊結合”的形式，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條塊結合的。單獨的學院（或者馬列部）是從事全校教學的單位，是條狀的；二級學院根據專業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思想政治要求，是塊狀分布的。條塊的工作缺少結合，出現了“責任分散效應”、“社會惰化效應”等很多形式主義的問題。

毋庸諱言，法律和政治、道德是同一層面的話題，不能把“法學專業的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思想政治教育”在“法學專業學生”身上的應用，把它看作“一級學科”下面的“二級學科”；也不能把“法學專業的思想政治教育”看作“兩課教育”的延伸和補充，屬于“理論教育”和“實踐教育”的問題。法學專業學生是開展“面向專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典型，最適合、最必要開展“面向專業的思想政治教育”。

“面向專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結合專業特點開展面向法學專業的思想政治實踐教育，是站在法學的高度，堅持特定的原則，對教育內容和教育形式的重新把握。法學院的輔導員應該與馬列部的專業教師加強合作研究，共同探討“因材施教”的內容和方法，才是解決問題的必由之路。

注釋：

①詳見本文作者主持的課題《面向法學專業的思想政治教育》，山東省教育廳的“山東省高校人文社科課題”，2013年4月，在研。

②孫笑俠.職業倫理與大眾倫理的分野[J].中外法學，2002（3）.

參考文獻：

[1]楊瑋玉.“思想道德修養課”中的兩難問題教學法[J].新課程研究（中旬刊）2012（6）.[2]徐嶸.一個誠實與集體主義的兩難問題討論[J].海教育科研，2000（2）.

[3]馮雪姣.新時期道德兩難問題探討[J].職業教育研究2005（1）.

第6篇：法律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1·1定位恰當,培養目標明確

西方有著悠久的人文教育傳統,自20世紀60年代起,新的醫學人文教育在西方興起,進入80年代以后,加強人文教育已成為醫學教育改革的強勁趨勢。1982年美國醫學會醫學教育委員會(CME)在“醫學教育未來方向”的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加強醫學生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1984年美國醫學院協會(AAMC)在《為21世紀培養醫生》的報告中指出:“缺乏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的醫生,在醫學生涯中往往會喪失智力挑戰的能力和應答這種挑戰的能力”[2];1993年英國總醫學委員會(GMC)在“明天的醫生”(TomorrowsDoctors)報告中提出醫學教育和實踐中要加入更多的“人文學科特殊學習模塊”(humanitiesspecialstudiesmodules,SSMs),以達到醫學人文與醫學自然科學的相互滲透以至包容[3];法國也提出把人文教育與醫學各科專業結合起來,培養“不受任何學科界線限制的人”。

1999年成立的國際醫學教育專門委員會(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IIME),制定了本科醫學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該要求強調指出“敬業精神和倫理行為”是醫療實踐的核心,應把“職業價值、態度、行為和倫理”同“醫學知識”、“臨床技能”一樣作為保證其畢業生具備“基本要求”所規定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質之一[]4。這已經成為21世紀世界衛生發展和醫學教育的需要,也為醫學人文教育提出了新的目標。綜合上述要求,我們認為國外醫學教育中的人文教育目標主要在于:樹立新的醫學觀念和批判性思維(criticalthinking),全面認識醫學與社會;培植職業價值、態度、行為和倫理(professionalvalues,attitudes,behaviorandeth-ics);依靠人文的知識和方法,發展醫學生的溝通技能(com-municationskills)和協作精神;培養信息管理和社區管理能力。

1·2課程設置合理

為增強醫學的人文特征,改變醫學的“純科學技術性”,20世紀60年代美國率先對醫學課程進行了改革,強化了醫學預科的人文教育。同時,為了進一步克服因忽視人文教育所造成的“醫預綜合征”要求醫學生進入醫學院后,仍要學習醫學人文社會科學課程。從20世紀70年代起,美國許多醫學院校開始增設人文學課程,到1995年幾乎所有的醫學院都開設了人文學課程,并得到聯邦基金,特別是國家人文科學基金的支持。

美國大學實行選修制或半選修制和學分制教育體制,如哈佛大學醫學院醫患關系教育貫穿前兩年半課程,以后的必修課有:醫學人權和醫生、生物科學技術的社會學研究、醫學實踐中困境的倫理方面、健康和疾病的倫理根源、醫學社會史、社區衛生中心的醫學人類學等;選修課有:醫學倫理學、社會醫學、醫療管理、生物科學的社會問題等[5]。英國高等教育委員會1978年已建議把心理學、社會學、社會醫學、行為醫學、倫理學和醫學法學等學科列入醫學院必修課計劃[6]。總的來看,國外的醫學院校醫學課程基本上由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醫學三大類組成,其中醫學史、醫學哲學、醫學倫理、醫學法學、行為醫學以及醫學社會學是醫學人文教育的核心課程。如在北美的醫學人文學21個研究生教育點中,也是以醫學史、醫學哲學、醫學倫理和醫學法學以及醫學社會學為主干課程[7],歐洲國家也是如此。這些國家中,醫學人文課程占總學時的比例以美國、德國為多,達20—25%,英國、法國、日本約為10%-15%[8]。

相比之下反觀我國的醫學院校,課程設置仍然停留在生物醫學模式基礎上,人文社會科學類課程偏少,課程學時大約只占總學時的8%左右,其中以意識形態教育類課程為主,約占人文社科課程課時總數的86·21%[9]。如作為中國高等醫學教育先河的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對其80年的課程體系進行比較分析時指出該校人文社會課程由原來的無增加到目前的9門,但仍不到總課時的5%,且中國革命史、哲學等政治類課程就達5門,并占人文社會課程的73%[10]。

1·3教學內容的關聯性、序慣性和實用性

1·3·1國外醫學人文教育在課程內容方面表現出橫向的“關聯性”,即人文課程與自然科學、醫學、社會科學相互滲透,呈現出交叉性。如醫學倫理學、醫學哲學、醫學法學、醫學與文學等學科課程被大量開設,這些課程不是孤立地講授而是彼此融匯一體,并與醫學內容緊密結合,這也是推進醫學教育中人文教育與科技教育融合的有力舉措,值得借鑒。

1·3·2人文課程體現出縱向的循序發展的“序貫性”,即人文課程在臨床前期開設,但并沒有在臨床前期就結束,而是延續到教學的全過程中。如日本的醫學院前2年主要用于學習基礎科學與人文科學課程,以醫學概論涵蓋醫學人文課程,并在第五學年開設續醫學概論,了解醫療與法律、倫理、社會經濟的關系[11]。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醫患課程也從第2學年開設,貫穿4學年時間。

1987年英國的報告建議:醫學倫理學應該貫穿在醫學教育整個階段、有一定間隔和反復進行,應該在臨床教育中,按一定的間隔插入一定時間的、由醫學以外很多專家進行的、跨學科的倫理教育。因此從總體上看,西方的人文教育以貫穿于專業教育的全過程為特征。此外,醫學人文教學并沒有在本科教育劃上句號,而是成為醫學畢業后教育、繼續教育的內容。

1·3·3人文課程突出實用性。國外認為,醫學教育的核心是病人,醫學院是一個專業學院,人文教育應當整合到醫療實踐中去,實現醫學與人文課程的一體化,其突出特點表現為“輕理論,重行為”,并始終貫穿兩個基本思想:一是以病人為中心,二是密切聯系實際,很注重當前醫學領域的社會問題以及對這些社會問題的調查、研究、分析和提出解決辦法。

例如,“當代法律與醫學問題”主要討論影響醫患關系的法律以及醫院和其他醫療機構的法律基礎問題,其教材從法律雜志、法庭判決、醫學倫理學雜志和醫學衛生政策期刊中挑選資料編寫而成;再如在基礎課中有一門必修課為《行為科學》(《behavioralscience》;內容包括行為現象學、社會心理學、心理病理學、性心理學以及社會醫學、醫學發展理論等,并緊密聯系地域實際,討論各種由社會、心理因素導致的行為問題,例如上癮、車禍、青少年自殺等等,同時也為進入臨床階段《精神病學》學習打下基礎[12]。國外大學醫學院的人文社會科學的教學內容都是針對現實問題,針對現實問題是國外醫學人文課程教學的特點。

1·4教學和考核的方法靈活多樣

國外的醫學院校為了達到課程的教學目的,采用各種教學方式和手段,包括課堂講授、課堂討論、學術研討、課外閱讀、寫論文甚至參與教學等,以案例為先導,以問題為基礎的教學形式已被廣泛采用,小組討論作為重要的教學方法也倍受青睞,教師通過閱讀材料來指導學生,鼓勵并創造機會使學生說出自己的感受、信息和觀點,給學生以最充分的自由度;也有的采取指定學生閱讀、實際寫作訓練、直接的角色示范活動;還有的特別注重教學情境與場所的設置,如在醫學哲學、醫學倫理學的教學中,采取直接的討論方式,如邀請醫生———詩人、醫生———作家、危重病人、自愿參加臨床實驗的病人及其主管醫生一同討論,甚至在教學計劃中安排學生和教師共同參與戲劇表演,以便學生真正投入到情景中去。如日本在大學一年級安排學生“體驗實習”,每4-5名學生為一組,通過體驗喚起心中的感受,達到西方所強調的“移情作用”[13]。此外,國外評價學生成績的方法有考試、寫論文、講座及參加教學、研究項目等。

2國外醫學人文教育課程計劃對我國醫學人文教育的啟示

2·1增進對人文教育的認識,明確合理的培養目標20世紀50年代學蘇聯,我國大學院系開始調整,實行了人文與科技教育分離的錯誤政策,高等教育推行比較狹窄的專業教育(professionaleducation)和職業教育(vocationaleduca-tion),重理輕文、智育至上、能力主義等觀念已由學校滲入社會,成為一種相當普遍的價值觀念,致使學科背景原本就單一的醫學院校又嚴重削弱了人文學科教育,除“兩課”外,醫學生與更多的人文社會科學難以接觸,醫學教育中也越來越追求純粹的技術知識的攀升,存在著涇渭分明的界限和迎合社會一時之需的側重,加之醫學院校普遍對校園文化建設不夠重視,這樣,醫學院校大學生既在早期社會化機構中缺乏文化素養,又在大學校園內缺乏文化熏陶,真可謂人文教育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調”。這一狀況一直沒有實質性的改善,反而隨著市場經濟下功利行為的泛濫,唯科學主義與工具理性的盛行,醫學教育對于技術的強調進一步加強,“學”漸被“術”所取代,必然導致了大學的人文資源和人文精神嚴重流失。

近些年來,這一現狀和醫療活動中發生的一些不良事實,引發了國人的深刻反思,因而在報紙雜志的文章中,強調醫學人文教育重要性的觀點已不鮮見。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國醫學人文教育的水平離它應當承擔的責任還相距甚遠,醫學人文教育的發展依然是困難重重,一方面,在理念上,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被不斷地肯定,另一方面,在實行中,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又不斷地被淡化,甚至忽視。我們認為人文教育在當代大學教育中之所以出現上述的矛盾與困境,最主要的是人文教育的定性與定位問題,更恰當地說,則是大學教育的定性與定位問題。人文教育應該是高等醫學教育的一個組成,并且是一個重要的組成。

最值得反思的是,常常熱心贊教育的人,對什么是人文教育,什么是人文教育的組成,卻往往人言人殊,并無共識,因而我們認為人文課程本身沒有“受尊重性”(respectability)可能是問題的核心,所以如何使人文教育贏得“受尊重性”,是使學生向人文教育歸心、向心的根本之道。因此,增進教育和衛生行政部門與醫學院校的院校長等決策層對人文教育的認識,克服把目光只集中在技術和設備、忽視人文精神教育的傾向,制訂明確合理的人文課程培養目標是當務之急。

2·2明確規劃醫學人文教育核心課程與體系,增強教學內容的效用性首先,我們應認識到我國醫學人文教育課程設置有很大的隨意性。實際上,由國家硬性規定的醫學人文學科課程僅有醫學倫理學一門,醫學史、醫學社會學等課程大多為選修,而且大多課程是依據學校或教師的興趣開設的,缺乏學科整體性規劃,課程的變動性大,盲目開課、為開課而開課的現象還十分嚴重,因此許多課程的教學和師資質量難以保證。因此,不少學者認為,應確定醫學人文教育的核心課程,如醫學哲學、醫學倫理學、醫學史、醫學法學、醫學心理學、醫學與社會、醫學概論等,同時可以考慮設置醫學人文學輔修專業(本科生),目前國內已經開設的醫學人文學輔修專業有衛生事業管理、衛生法學、醫學創新等。

其次,我國醫學院校人文社會科學的教學內容比較注重理論的探討,普遍側重于范疇、體系的教授,讓學生系統、全面地掌握學科的基本內容,力求知識的完備,試圖讓學生學會利用所學知識去觀察、分析問題,而對實用性、實效性關注不夠。但由于教材更新速度慢,近幾年我國社會發展很快,學生學的與現實差距比較大,面對現實問題許多學生往往一籌莫展,有時甚至被錯誤的言行所同化。實踐表明,醫學人文課程的教學內容應以實用性為主,把人文課程整合到醫療實踐中去,達到醫學與人文課程一體化,體現出以“病人為中心”、“密切聯系實際”的基本思想。

這樣,才可以避免人文科學與醫學實踐的脫節,才能提高人文教育的實效性及體現醫學人文教育的基本宗旨,即:將人文知識整合到醫學實踐中,不是為醫學增加“文化外衣”,而是使之加強對人類生命、死亡及生存意義等方面的理解;學習的不是文學、倫理、法律、宗教等學科知識的理論體系,而是他們在醫學實踐中的具體表現,以及對醫療實踐的引導和制約作用,使學生學會從醫學、道德、科學、政治等不同角度去思考問題。

第7篇：法律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 梁漱溟 法的概念 西方法傳統 中國法傳統

一、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1893—1988），名煥鼎，字壽銘，近現代中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人們喜歡把他稱作“行動的儒者”、或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后的儒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中國文化要義》、《印度哲學概論》、《鄉村建設理論》、《人心與人生》、《究元決疑論》等。梁漱溟先生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20世紀中國所有的主要事件和運動他幾乎都經歷過，他一生所面臨的法治轉型問題，現在我國仍在解決，因此研究梁先生的法律思想對中國進行社會轉型有重要意義。

二、梁漱溟的法概念及對中西法傳統的比較

（一）梁漱溟的法概念

什么是法？這是法學研究者所面對的一個永恒話題。與科班出身的法學家不同，梁漱溟從來沒有對“法”或者“法律”下過一個明確的定義，而是認為法律?習俗等都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樣式”，他將法放在整個文化的背景下進行理解。在許章潤教授看來，梁漱溟的“法”概念蘊含了廣泛的歷史及文化內涵，具體表現在“秩序的制度化”“ 公眾意見”“ 生活方式的表達”“ 合理的人世規則”及“ 法律作為文化之一部分的秉性”五個方面。我贊同許教授的觀點，在此我僅就個人的理解對這五個方面進行一個簡單的梳理，內容如下：

首先，在《中國文化要義》一書的開篇，梁漱溟就明確指出“法律制度”是“文化重要部分”，這與具有“公共觀念”和“紀律習慣”、“組織能力”及“法制精神”的近代西方相比，傳統中國文化的特點之一就是“法制之不見形成”。因為“文化”又可以是“民族生活的樣法”，所以，法律也就是“生活方式”一種的表達。法律是被發現的而非被發明的，法的合法性、有效性的前提就是特定的生活方式。法律的規則、意義也就是生活的規則、意義，即使生活的規則、意義要比法律的規則和意義要廣得多。既然法是生活方式的一種表達，那也可以把它說成是一種“公眾意見”。梁漱溟在1930年談西方的民主時，就指出“法律是出于公眾意思所訂定”； 七年后在《鄉村建設大意》一書中他又提到：“西洋的所謂法律，就團體里面大家的一個公意；而團體公意如何見呢？就得由（選）票上見。”在他看來，法應該是國人所“公認而共守者”，如果不是出于國人的公共意思，那便不足以成為國法。他也說到，憲法所以能成為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的原因就是“大家對它尊重敬愛寶貴信仰。這樣它才有用，才有靈魂。”而這一前提就是認為它是“合理的人世規則”。關于怎樣才叫“合理”，許章潤教授認為，在梁漱溟的理論體系中，“合理”不僅僅是指理性意義上的合乎邏輯與道理，而且也指知性意義上的合乎情理和合乎價值，即要合乎“天理”。另外，梁先生還認為法是一種秩序的制度化，這種“秩序”本質上是一種作為“公共空間”的“人間秩序”，不但包含有“社會構造”的自治，還意味著這個文化資源本身也必須編織出足以養育、支撐此種“社會構造”的意義之網，而法律或法，在近代中國“救國建國”語境中，是秩序本身，也是秩序的結果。

綜上所述，在梁漱溟的法律概念里，他討論的不僅是法律本身，還觸及到法律的合法性基礎這一更深層次的東西，所以，他側重于研究中西法律傳統的形成及其合理性，因為法律不是一個孤零零的東西，他堅信“本來社會的秩序（包含社會上的一切法制禮俗），是跟著社會事實來的。（這個事實，經濟很居重要。）社會秩序無非是讓社會事實走得通的一個法子，所以秩序與事實是要符合的”。

（二）梁漱溟對中西法傳統的對比

上文已經簡要闡述了梁漱溟先生對法律概念的看法，可以看出他反對將西方的法律強行移植到中國、主張復興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這一立場的出現是基于他對西方法傳統與中國法傳統的對比后堅信中國傳統社會自有一套秩序模式。接下來，本人也將采取對比的方法，試著理清梁漱溟先生眼中的西方法傳統與中國法傳統。

1.不同的生活模式。家族制度在中國的秩序模式中居于基礎性的地位，而西方人大都身在宗教組織之中，加上中世紀以來形成于西方的城市自治體，促進了西方人的團體生活的形成。而中國更多靠地方自治與職業自治，團體及個人在社會生活中都由家庭關系推廣出來，并被融入這種倫理組織的社會關系中了。

2.不同的社會構造。重禮使得傳統中國的家族生活注重倫理關系，使得整個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納入了倫理關系中。而不同行業和職業構成人與人之間的區別及地位的差異，即為“職業分途”。但各業各司其職、互相配合，士、農、工、商之間也無不可逾越的界限、并未形成穩定的階級。而西方是一種“階級對立”的社會構造，階級觀念的牢固當然源于西方社會漫長的封建時代。只有“階級對立”，才能形成一種均衡作用，不斷地促進政治進步，正是“階級對立”使得西方的政治漸漸走向正軌。

3.不同的法的起源。國家的法在西方總是有一個高于一切、“屬神”的起點，去保證法律的合理性與崇高性。故而，在西方，神的旨意在各國的法律起源中都總是一個絕對的、不可缺少的保證。而在傳統中國的法意中，法律一開始就被放置在一個相對較低、“屬人”的地位之上，在中國的古代，法都只是“圣人”為公共福祉而造出來以止亂救暴的工具。所以，中西法文化傳統中的“法”， 從起源上看就有著本質的差別。

4.不同價值取向的法。梁漱溟認為，“相與”、“相對”體現了中西方法律在人與人之間關系上不同的態度，亦是二者法律精神分歧的起點。“中國倫理思想，就是一個相對論。兩方互以對方為重，才能產生均衡。而由于不呆板地以團體為重，亦不呆板地以個人為重，而是一個活道理，于必要時自能隨其所需而伸縮。——一個難題，圓滿解決”。而西方法律，它是平等、獨立的個人相互間達成協議產生的約定，契約是其內在本質，確定及保護權利是主要的目的，是雙向的。在這一點上，梁漱溟認為，中國法律傳統有的和諧理念要比西方的法治傳統要高明。

5.不同社會角色的法。在中國古代，法被輕視、甚至受到排斥。中國的傳統思想是“貴德而賤刑 ”，素來崇尚和諧自然，一切政治的運作均始于個人內省式的道德自律，其法律的最終目的實為“無訟”。而在西方，每一個體均視權利為最高價值，出現爭端，人們動輒就要訴之于法律。法律是人們認為維護自己權利的有力武器，這與傳統中國大為不同。

這樣比較下來，在梁漱溟看來，傳統中國的這種法秩序遠比西方的法治傳統高明，有著極大的優越性。首先，它有利于提高個人的修養。儒家強調“理性”，相信人類的“自覺自律”，這無疑是要使人達成完美的人格，這也是中國法秩序的內在要求。其次，它注重和諧、能夠很好地解決西方社會個人自由與團體權力的矛盾。然而，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思考中國問題時，又不得不面對西方文化的不斷勝利與中國文化的節節敗退這一事實，梁漱溟亦不例外，他認為中國問題就是文化失調，表現就是社會構造的崩潰，政治上的無辦法。

三、梁漱溟對建設中國新秩序的思考及給我們的啟示

上文的分析是梁漱溟“認識問題”的一面，下面我們了解他“解決問題”的一面，那么他的“解決問題”之道是什么呢？上文曾提及，梁漱溟先生堅信中國傳統社會自有一套秩序模式，所以他極力反對生硬地將西方法律引入中國。

（一）梁漱溟先生的解決之道

他認為改變中國人的人生態度是關鍵，因為“只有昭蘇了中國人的人生態度，才能把生機剝盡死氣沉沉的中國人復活過來，從里面發出動作，才是真動”，而這個新秩序的核心還是加以改良之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真精神。可以看出，梁先生為中國社會而尋求到的是一種法文化之路，它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之上、揉合了西方的現代文明的成果、以望達到重建和復興中國傳統法文化。但是，這樣一種法文化主張具有一定“中體西用”色彩，自身存在著很明顯的矛盾。在理論上，他覺得不同的文化類型不可能會走到同一條社會發展的道路上去，始終強調的是“文化特殊論”；但是他又在大力提倡西方的政治、制度觀念與我國傳統文化的溝通與交流，邏輯上這與他自己的“文化特殊論”又形成了悖論。還有，他在實踐上試圖用“鄉村建設”去建立一種以儒家的倫理道德為基礎的、移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觀念的新型的社會構造，走的是政治改良的路。但是，正如他自己指出來的，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文明程度以及傳統精神通通都不具備直接去引進西方體制和觀念的條件，所以，梁漱溟屢次進行的社會、政治實踐活動也都只能以失敗告終。

（二）對現代中國的啟示

梁先生的思考及探索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傳統是中國社會建立新秩序的根本，建立新的秩序必須以我們國家的民族傳統為立足點；借鑒是建立新的秩序的活力來源，通過對西方那種團體生活樣式的借鑒來組織中國民眾，會激發中國人生命里固有的、人生向上的真精神，這可以使中國社會形成合力、結束散亂的局面。

1.保持好的中國傳統。任何一個民族的前進都不能徹底拋棄自己本來的文化傳統來實現現代化，而傳統并不一定與現代化截然對立、完全斷裂，因為它不是一成不變。已經過幾千年積淀的、傳統的儒家倫理文化對整個的中國社會、甚至在每個中國人的心中都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影響，即使儒家倫理在歷史上曾產生很多弊端，但假若能正確認識并及合理運用傳統里適應現代的那部分，并依據現實狀況對其進行改造創新，應該可以克服傳統與現代的兩難狀況。

第8篇：法律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關鍵詞]法治國家;和諧社會;司法倫理;司法公正;社會正義

和諧社會是公平正義、以人為本的社會,而實現司法公正、維護社會正義是司法行為的最終追求,也是司法倫理道德建設的最后目標。然而,據社會調查,人們對國家司法人員的信任程度“非常信任”的占5.98%,基本信任的占31.6%,表示不信任的占16.6%,不很信任的占20.95%,還有表示因人而論的占30.76%。[1]人們對國家司法人員的這種低信任度表明,我國的司法倫理道德建設還存在很大的問題,而這恰是能否實現公正司法,樹立司法權威的重要因素。因而,針對我國司法人員倫理道德的現狀,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司法倫理道德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加強司法倫理道德建設的重要現實意義在于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司法公正的平臺

依法治國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治國方略,公平、公正和正義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最重要的特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然要求司法公正,這是當代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司法公正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基本保障,也是實現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然而,任何公正性都是道德性,都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無道德就無公正。從這個角度來說,司法公正的倫理價值就在于其公正性,公正是談論司法合理性的一個必需的道德維度。按照法學基礎理論的要求,司法如果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靈魂,失去了它存在的價值意義。

我國目前確實存在一些司法不公正的現象,原因之一就是司法人員的道德素質和職業操守不能與司法公正的要求相一致。事實上,司法人員應當比其他職業的從業人員具有更高的職業道德要求,這是由司法的性質所決定的。例如司法人員自由裁量行為就直接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而司法人員自由裁量行為合理性的主要依據是司法人員的價值觀以及倫理道德水平,因而司法人員的倫理道德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必然內容。盡管司法人員的德行對于司法活動保持公正性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國司法倫理道德現狀還存在種種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提高:首先,司法過程中存在各種社會力量對司法行為產生的干擾。傳統倫理文化中的人情交往強烈地涉入公共法律生活,許多人往往千方百計通過私人人情關系希望購買法律上的豁免,希望人為地干預司法判決,逃避由違法行為引起的司法制裁,這些都會影響到司法人員進行獨立的司法判斷,而一些立場不夠堅定的司法人員就容易受其左右;另外由于司法機關在行政上對政府的依附,造成各級行政機關的權力干預。所以,在建設法治國家、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司法人員如何正確把握人情、權力、道德與法律之間的張力尤為重要;再有,司法腐敗現象時有發生。一些司法人員在辦案過程中索要或收受財物,進行權錢交易,權力和金錢嚴重地影響了司法人員執法的公正性。因此,懲治司法腐敗,走向司法清廉,實現司法公正,需要建立一套很好的司法倫理準則和執行這套倫理準則的機制。

一般社會大眾對法律的感知總是受一些具體案件處理結果的影響,從而決定他們對法律是信任抑或不信任,是要遵從法律還是違背法律。最高人民法院肖揚院長說,公正司法,對每一個法官而言,就像陽光對于每一個人那樣,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司法權是一種中立性和終極性的權力,它對爭執的判斷和處理是最后的和最具權威的,這在客觀上必然要求它代表社會公正。人民法院代表國家行使最終裁判權,各類矛盾和問題只有發展到一定程度才會形成案件訴至法院,一經法院裁判則其他任何機關和部門都無權改變。如果司法腐敗,則人們最終說理的正常渠道被堵塞,社會公平和正義則必然喪失。弗蘭西斯·培根曾說過的:“一次不公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公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公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則把水源敗壞了。”[2]所以一旦司法不公,對社會將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打擊的將是和諧社會的法制基礎。因此,建設以法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構建以公平公正為主要特征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加強司法倫理道德建設。

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

社會、加強司法倫理道德建設的基本原則司法倫理道德是由社會階級結構決定的社會意識形態,其具體內容隨著社會的變遷而時有不同。司法倫理道德既是一定時代、一定階級社會的產物,是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同時還具有一定的歷史繼承性。“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3]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就是營造民主法治、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樹立公平正義、誠信和諧的社會風氣。這種以“以人為本”為本質特征的社會對現代司法倫理道德建設提出了科學合理、并富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司法倫理道德建設必須堅持以下原則:

(一)公正原則

柏拉圖說過,“正義,總是從自己本階級、本集團的利益出發賦予公正以不同的意義和模式,這就使得的本質就是最好與最壞的折衷”[4],馬克思曾經指出:“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正觀認為奴隸制是公正的,1789年資產階級的公正觀則要求廢除被宣布為不公正的封建制度⋯⋯所以關于永恒公正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因人而異。”[5]這就說明,公正作為一種調節社會利益分配的原則,乃是屬于價值和價值評價的范疇,因而處于不同社會和不同利益關系中的人們對公正原則的具體規定往往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對立,于是便產生了不同的公正觀,產生了不同的關于公正的理論[6]。

事實上,公正作為一個規范的概念,本來就是人們在社會交往中與自身所擁有的利益相符合的正當關系或行為。公正是人們所追求的崇高理想,價值和目標,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7]。法與公正或者正義相聯系的關系,自古以來即得到公認。世界上所有的國家,無論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都把平等權作為一項憲法原則加以確認。這種平等原則,體現在法治上,就是司法必須公正——司法活動必須實現公平與正義。司法公正既是司法活動的價值目標,也是司法活動的本質要求。從人際倫理的視角來看,司法公正首先就必須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標準。司法公正與法律權威是相互相成的,司法活動中的執法人員是否能執法必嚴從而保障司法公正,成為司法部門是否能實踐依法治國,保證法律具有權威性的關鍵。從一定意義上講,法律的權威要靠司法的權威來體現,司法的權威要靠司法信譽來實現,而司法信譽的樹立,靠的就是司法機關忠實地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權,通過公正司法來贏得,而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標準的憲法原則,則是實現這些價值目標的核心內容。所以司法人員應該從追求正義的目標出發,按照法的精神及其原則公平合理地處理事務,在一定范圍內修補立法的漏洞,矯正立法的缺陷,實現法的正義。

(二)人性原則

以人性角度來看,司法活動必須堅持人權標準,司法道德倫理建設必須堅持人性原則,做到以人為本。聯合國各會員國一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一開始就申明: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并列舉和說明了各項權利和自由,其中有在法律面前人格得到承認的權利以及享有司法補救和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等。司法的終極目的指向人權,保護人權,尊重人的尊嚴,這也是法治的最終目的。司法制度的人權保護目的要求司法公正應符合人權的標準。人的本性趨向于過一種社會生活,所有的制度設計都是為了保證人的這一本性,而所有制度設計的目的都是為了使人更能像人一樣的生活且生活得更好。每一個司法人員都應該具有這樣的基本人權意識:即在道德領域中,存在著好人和壞人之分,但在人權理論中不存在好人和壞人享有不同的基本人權。對于任何人,人權理論和實踐都不應該存在雙重標準,否則,法律和政府就會成為一部分人壓迫和摧殘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司法倫理道德建設的人性原則就是要求司法人員按照法律的規定,在尊重當事人合法權利的前提下,依據正當的法律程序而進行非歧視性、人道性、理性化的執法行為。以人為本的社會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切實保障他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要樹立和貫徹尊重和保障當事人人權的理念和精神,對當事人、犯罪嫌疑人、被除告人以及服刑人員給予最大限度的人文關懷,尊重公民和當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權利,維護其尊嚴,以公民和當事人為其主體,不能將其置于被處置甚至被,任由宰割的地位,要讓當事人始終感到有一個公正、透明的“法的空間”存在。(三)平等原則

法律的權威要靠司法的權威來體現,司法的權威要靠司法信譽來實現,而司法信譽的樹立,靠的就是司法機關忠實地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權,通過公正司法來贏得,而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標準的憲法原則,則是實現這些價值目標的核心內容。

司法倫理道德建設的平等原則是與憲法的平等權原則相契合的,即公民在法律面前要一視同仁地受到平等對待,不分性別、種族、職務、職業、社會出身、、財產狀況,都享有同等權利,承擔同等義務,不允許有任何不受法律約束的特殊公民,不允許有任何凌駕法律之上的特權,這體現了司法活動作為公權運用的特殊活動的一種特有的維護平等價值的倫理精神。這些平等理念顛覆了以往不平等的特權觀念和思想,成為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的強大的精神推動力。另一方面,司法公正的平等標準作為一種倫理價值標準,還蘊涵著濃厚的道義內涵,其中所蘊涵的扶危濟困的倫理精神也成為司法公正的重要內容。如對弱勢群體實行司法救助,減、免、緩交訴訟費用,使孤老殘幼平等行使訴權成為可能等等行為就是踐履司法公正的平等標準的現實表現。讓那些合法權益受到侵犯但因經濟困難交不訟費的群眾,打得起官司;要讓那些確有冤情但正義難以伸張的群眾,打得贏官司,這些都是司法公正的應有之義。

(四)理性原則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社會,是實現人、社會、自然之間的良性互動的社會,是人盡其能、各得其所的社會,這要求司法倫理道德建設必須遵循理性原則。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司法的理性,司法倫理道德建設的理性原則要求司法人員在司法活動中能夠依靠其所有的智慧和道德力量準確度量各個案之間的差異,并依據法律的精神和原則作出理性的適當的判決。司法的公正一是導源于司法程序的公正,即司法活動要運用司法理性來運作司法過程;同時表現為司法實體的公正,即司法活動必須堅持事實認定的客觀性、司法判決的合理性、刑罰適用的節制性,保證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公正、合理地司法,也就是運用司法理性作出正確的判斷;再就是要求司法人員從業必須清白、廉潔,不貪私利,這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司法人員處于執法的第一線,接觸犯罪等社會陰暗面的機會更多,受影響和腐蝕的危險性也就更大。因此,司法人員不僅要善于同形形的犯罪分子作斗爭,還要勇于同自己頭腦中不良的思想道德觀念作斗爭。只有道德“堤壩”堅固有力,司法人員才能任憑各種誘惑滲透腐蝕、侵襲,做到“我自巋然不動”。

當然,加強司法倫理道德建設,除了應遵循上述原則外,還應加強制度倫理的建設,給司法人員遵守司法倫理規范以外部約束;建立有效的責任與獎勵機制,培養司法人員遵守司法倫理規范的自律性;還要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在社會主義倫理觀這一大的社會背景下培養司法人員的價值觀。

注釋

[1]廖申白,孫春晨.倫理學新視點--轉型時期的社會倫理與道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64.

[2]培根,水同天譯.培根論文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93.

[3]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6.

[4]柏拉圖,郭斌和,張竹明譯.理想國[M].上海:商務印書館,1986.46.

[5]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0.

第9篇：法律職業倫理論文范文

（一）法學教育目標

關于法學教育的目標，與會代表通過交流、研討，形成了三種鮮明的觀點。

第一，精英說。即將我國的法學教育目標定位為法律精英教育。如有學者提出，我國學院式法學教育應當突破非職業化模式，而轉向重視素質教育和職業教育，同時還應借鑒國外的法學教育模式（如日本的“法律職業精英”模式），在法學教育上側重精英教育。原因在于，一方面精英教育是作為高度經驗理性的法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法律職業者作為“產品”要有眾多的知識，更需要高尚的職業道德和職業品格。

第二，職業教育說。有學者則認為，我國的法學教育目標應當定位在培養適應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發展要求的職業法律人才。法學教育的最終目的在于對有志于從事法律實務的人進行科學且嚴格的職業訓練，使他們掌握法律的實踐技能及操作技巧，能夠嫻熟地處理社會當中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因此，法學教育的使命在于進行職業教育或者說在于進行職業訓練。

第三，通識說。有學者指出，具有高尚的職業道德是培養法律人才的首要價值標準。平等、公正、正義的民主思想應當是法律人才職業道德品質的應有內容。有學者指出，法學教育作為現代普通大學教育的一部分，其所提供的應當是一種通識教育。

（二）法學教育理念

對于法學教育理念，北京大學法學院蘇力教授指出，現在我國的法學教育應當側重于學生能力的培養，而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但是，我們在思考這一問題時卻往往會只是強調學生能力的培養，而忽視了知識的傳授。這種做法是不正確的。因為我國近代法學是作為一種人文知識而非一種職業的科學知識引入的，因此并不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促進了法學職業的轉化。但是現在教師的知識格局是在此之前形成的，加上現在中國即將加入WTO，因此法學教育改革就必須從這批人開始，實現知識的轉型。由此，進行法學教育改革，在教育理念上不能忽視法學知識的重要性。

二、法學教育體制和內容

法學教育體制的科學與否會直接影響到法學教育質量的好壞和高低。因此，與會代表都對我國高等法學教育體制和內容方面的改革給予了極高的熱情和關注。

（一）關于法學教育體制

1.關于法律院校（系）的設立。有學者尖銳地指出，目前我國高等法律院校（系）在設立上存在著很大的盲目性。到目前為止，全國除了原有的法律院校（系）、科研院（所）外，最近幾年內其它各類財經、理工、民族、師范、農林等院校也紛紛設立法律系專業，此外還有法律函授、夜大學、全脫產的成人學歷教育，以及政法干部管理學院、政法干校、廣播電大、業大、職大、自學考試等。可見，我國高等法律教育一時間呈現出了遍地開花的局面。從而導致了高等院校的法律教育在教學、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著很多問題，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法律教育和法律職業相脫節的問題。對此，有學者提出，應當從改革傳統辦學體制、制定嚴格的法律教育準入標準、建立統一的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制度和獨立的、非官方的高等教育質量評估制度等方面入手進行改革。

2.關于法學院的管理。蘇力教授提出，作為高等院校的法學院院長，必須要具備相應的管理才能，而不能僅僅憑借學術聲望。固然名教授對于提高法學院的聲譽是相當重要的，但是作為院長不懂管理是不能帶出好的法學院的。法學院的院長需要具備的是學術鑒賞力，而不一定必須具備學術創造力，院長應當具有長遠的視野和把握人才流動的能力，院長管理應當職業化，從學術研究中脫離出來。同時，法學院的管理人員也應當職業化，要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鼓勵人員流動，從而形成行政管理的職業化。此外，還要通過法學院的協調實現教授知識的互補。有學者提出，我國高等法律院校的行政化色彩相當濃厚，由此產生了不利于法學教育現代化、國際化，不利于培養復合型人才的需要等問題。為此，要取消行政的管制和壓抑，使高等法律院校獨立并自治；并通過簡政放權，實現高校自治；通過校際合作，加強行業自律；通過裁并高校，實現高校資源整合等。

3.關于法律專業的設置和學制。有代表提出，在法律專業大學本科階段不宜將其劃分得過細，因為我國的本科教育應當著眼于通才教育培養，而非專才教育。另外，有代表指出，不能因為法律是現代社會中的熱門專業就一哄而上，有條件的辦，沒條件的也辦。國家對高校中法律專業的設置應當嚴格控制。關于法律專業學制時間，與會代表提出，應當吸收西方國家法學教育的成功作法，適當延長現行的高等法律院校的學制年限，將現在的4年制本科教育延長至5—6年。這樣有利于學生能夠除了認真學習法律專業課程外有時間學習其它與法律職業教育關系密切的學科（如經濟學、歷史學、邏輯學、社會學等等）。

4.關于高等法律院校的師資。要想改善現行的教育體制，在高校教師的選任上要徹底進行改革，年輕的助教應當花更多的時間去搞科研，只有有了自己的科研成果后才能夠上講臺，同時將競爭機制引入到教師的教學實踐當中來，從而提高教學質量和辦學標準。當讓高校名師都走進課堂，上大課。

（二）法學教育內容

關于法學教育內容方面的討論，與會代表主要集中對現行的專業設置、課程設置、法律教材的編撰、課程的考試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研討。與會的很多學者提出，我們應當借鑒西方國家的做法，除了開設法律專業基本課程外，還要增開像經濟學、法哲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倫理學、心理學等方面的課程。這樣有利于培養學生從不同的學科背景下去認真思考現實生活中所產生的各種問題，有利于培養學生的法律職業道德品質。與此相對應地便是法律教材的編撰和應用體制問題。有學者指出，應當為學生指定兩到三本參考教材，以便于學生能夠自己進行比較學習、研究；另有學者指出，應當將市場機制導入法律教材的編撰和應用體制中來，以取得更大的效益。

有學者提出，在法學教育當中要充分重視學生法律思維的訓練，把培養學生良好的法律思維品質放在法學教育的重中之重。因為良好的法律思維品質是法律職業訓練和法律職業綜合能力的基本要素之一。為此要在教育觀念、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包括課堂教學、案例教學、論文寫作、考試方式、社會實踐等方面）、法學教材等方面進行相應的改革。

（三）關于成人法學教育

有學者提出成人法學教育已由過去的補償教育轉變為繼續教育，成人法學高等學歷教育的歷史使命尚未終結。在成人的法學教育的改革方面，有必要引入市場機制，使教育市場在成人法學教育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同時，成人法學教育要轉變觀念，強化改革和服務意識，并加強對世界貿易組織有關規則的研究，做好相應的準備。另有部分代表認為，在法學教育日趨精英化的背景下，成人法學教育應當逐漸取消，更不能運用所謂的市場機制來調節它。

三、國外法學教育對我們的啟示

與會的很多代表對國外的法學教育進行了考察，并提出了很多具有借鑒意義的啟示性建議。近些年來，我國學者針對我國高等法學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呼吁改革我國的法學教育，徹底改變我國的學院式教學機制。國內已經有相當的法律院校（如北大、清華、人民大學等）開始在法律教學實踐中引入英美法的案例教學法。有學者認為，針對我國司法體制在不同領域的不同需要，以及針對不同的學科、不同的教育對象在法學教育的選擇上應當采取多元化的原則。

（一）國外法學教育動態

1.意大利法學教育。有學者通過對意大利高等法學教育（包括課程設置、教材、課堂教學法、考試）的介紹，提出我們不能完全以英美法上的案例教學法取代我們國家長期沿用的大陸法系國家學院式教學法，而應當以演講式教學法為主，同時吸收案例教學法的優點。

2.美國的“診所式法律教育”。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診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是將醫學院診所式教育的模式引入了法律教育中的一種新型的教育模式。有學者指出，我國在法學教育改革中應當吸收美國的“診所式法律教育”方法。有學者明確提出，在我國的高等法律職業教育中應采用“法律診所課程”，并且目前在我國開展法律診所課程的許多條件已經具備，只是在學生從事法律實踐的過程身份合法化仍然存在問題。還有學者對“診所式法律教育”的特點、運作模式及在中國的現狀作了介紹。

3.德國的法學教育。邵建東教授通過考察德國的法學教育，指出我們應當從德國雙軌制法學教育模式中借鑒有益的作法，實行統一的司法考試，適當延長學生實習時間，加強學生法律實踐（法律職業）訓練等是很有必要的。

4.英國的法學教育。周世中教授向我們全面介紹了英國大學的法律教育模式。英國大學的法律教育在培養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教育評估以及素質能力培養等方面都保持著自己的特色。由此，周教授指出了英國大學法律教育對我們的啟示：（1）法律理論的學習與法律實踐的培訓相結合；（2）知識的傳授與能力的培養相結合；（3）專才教育與通才教育相結合；（4）法律教學與科研直接結合；（5）大學的法律教育必須開放且富有創造性。

（二）網絡法學教育

信息時代、知識經濟的到來，使得通過互連網絡進行遠程高等教育不再是夢想。有的與會代表對此也給予了關注。有學者以知識產權教學為例，分析了信息化背景下的三種法律教學模式，提出了教學改革的技術方案，改革教學內容，轉變教育觀念。有學者指出，網絡法學教育具有很多傳統法學教育所不具備的優勢，但目前我國網絡法學教育也存在著諸多尚待解決的問題。為此，我們應當在嚴格控制試點高校的設立、建立網上網下相結合的管理模式和嚴格的質量評估體系等前提下，穩步地發展我國的網絡法學教育。

四、法律職業教育

法律職業（LegalProfession）是指直接從事與法律有關的各種工作的總稱，通常又指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員，其中包括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律顧問、公證人和法學教師等。但主要指法官和檢察官，特別是律師。法律職業教育就是針對法律職業者的職業教育。

1、法律教育與職業教育：有學者回顧了我國法律教育大發展的20年，指出我國法律教育中存在法律教育與職業教育脫節的突出問題，并對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建議我國法律教育要改革傳統辦學體制，引入市場部分機制，制定嚴格的準入標準，建立統一的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制度，建立獨立的非官方的高等教育質量評估制度。有學者認為應將本科階段的法學教育定位于職業技能訓練或培訓，將本科階段以上的法學教育階段定位于學術培養。一些學者從我國現行高等專科法律職業教育的模式出發，對法學職業教育的專業設置、課程內容、內容方式與目標、引入市場機制、辦學層次與規模及教育機構設置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2、法律職業倫理教育：針對法律職業倫理教育，有學者通過比較法律倫理與一般倫理、法律職業倫理與一般職業倫理、法律職業倫理與法律倫理三組概念解析了法律職業倫理教育的內涵和外延，分析了法律職業倫理教育應關注的目標及實現途徑，轉變大學教育觀念，改革我們的教育手段和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