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新聞話語敘事語境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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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視新聞敘事“文本”的特質
現階段，我國電視新聞“文本”的敘事話語呈現出傾向性、多元化、平民化的態勢，其中以敘事視角的傾向性特點最能體現新聞的意義承載功能。“視角”一詞本身就帶有傾向性和意義感，是敘事主體看待客體的角度、方式，反映了主體的觀念與價值取向，最能呈現敘事話語意識形態屬性。電視新聞的敘事視角也可以具體分為兩個維面，即立場視角和敘事視角。從一般意義上來說，立場視角是指電視新聞特別是事件類的新聞專題作品中，采訪對象的選取，事件素材的取舍、詳略，作品主題的界定與切入視點等，反映了記者、編導的觀點，甚至代表了播出平臺的價值取向，最終體現的是新聞媒體所代表階級的意識形態傾向，也劃歸為“敘事”視角；對于具體的敘事理論而言，敘事視角則更為微觀，包括全知視角、限知視角；內視角、外視角；第一人稱敘事和第三人稱敘事等敘事人稱和語態。電視新聞敘事視角的選取直接影響到新聞事實的傳達效果、媒體意見的說服效果，進而影響作品中價值觀念的傳播和意義建構的最終效果。
（一）電視新聞敘事視角的傾向性
盡管新聞本身包含“客觀、真實、公正”等應有之義，但仍然不可避免在敘事過程中帶有一定的傾向性。新聞媒體盡可能成為“隱蔽”的敘述者，為受眾提供“看上去”客觀公正的事實和意見。電視新聞的敘事視角為受眾提供觀察問題的角度，這種角度本身包含著事實判斷、情感傾向，同一事件特別是爭議性事件，在不同的立場視角觀照下呈現出不同的面相。“9•11”十周年之際，中外媒體的紀念性專題新聞作品體現出全然不同的立場視角。西方媒體傾向于以英雄主義基調進行煽情和歌頌，如Discovery制作的《回首“9•11”：第88層的平民英雄》新聞專題片就以“9•11”中自我營救的平民英雄為切入點，通過采訪事件親歷者，用第一人稱敘事還原現場，主要目的是紀念重大事件、撫慰災難傷痛、歌頌英雄主義，以增強民族團結和自信心，與此相似，美國國家地理頻道的《“9•11”：消防員的故事》也采取了類似的手法，并且在敘事風格上更為煽情。我國新聞媒體回顧“9•11”的新聞作品呈現出迥異于西方媒體的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在事實建構的基礎上更強調意義的建構，更突出對美國制造災難等“陰謀論”觀點的證實或證偽，如上海紀實頻道《檔案》欄目《“9•11”廢墟之上》就以“調查解析”的敘事風格對世貿大廈結構與倒塌速度、空管滯后營救不力等疑點進行剖析，在還原事件、查找疑點的過程中進行質問，并通過專家學者對美國發動反恐戰爭及其后續負面影響的解讀，來延展和梳理“9•11”、“陰謀論”的深遠影響和意義。在“9•11”事件的報道中，美國與其他國家媒體的切入點與側重點具有一定的差異性，這是由于媒體本身所代表階級、民族、國家不同的意識形態屬性所決定的。
（二）電視新聞敘事視角的多元化
從敘事學層面來說，即便是在同一新聞傳媒生態環境和意識形態之下，不同新聞作品選取的敘事視角、反映的價值觀也不盡相同，主要受到敘述者的個性化特征、受訪者的選取、節目定位等因素的影響。在《新聞調查》、《看見》、《面對面》、《楊瀾訪談錄》等紀實類電視新聞節目中，通常會綜合運用多種敘事視角，采取“旁白+調查記者+受訪者”的敘述主體組合形式，形成“外顯式敘事視角、內焦點敘事視角、第一人稱見證人敘事視角”并存的敘事場域。首先，通過受訪者的第一人稱敘事以及畫面語言的場景還原功能，拉近受眾與事實之間的距離，并且通過調查記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交流互動增強“場信息”；其次，調查記者的出鏡采訪通過對受訪者言行、心理作再現式的提問，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傾向性，而記者本身的風格往往能夠成為電視新聞節目的符號，其個人魅力與敘事風格直接影響了新聞作品的傳播效果，個性化的采訪風格，極具感染力的內焦點敘事不僅能夠提高電視新聞作品的可看性，更可以塑造電視新聞作品的必看性；此外，旁白與畫外主持人的述說和評論則以“外顯式”敘述者身份賦予事實本身以意義，做出價值判斷，起到引導受眾輿論的作用，影響他們看待新聞事實的觀點和方式，說服受眾接受新聞媒體本身的意識形態。2012年蘭考大火燒死7名棄嬰的新聞引發了社會各界對于袁厲害收養棄嬰事件的關注，對袁厲害的同情、肯定甚至是譴責、質疑充斥著社會輿論場，《新聞調查》、《面對面》、《看見》分別對該事件進行了深度報道。作為央視播出平臺的三檔新聞深度節目，其敘事視角的選擇都運用了多元視角“組合式”，但具體作品主題側重有所不同。《面對面》側重于新聞事實的還原，見證人的講述，總體來講敘事視角較為客觀中立；《新聞調查》側重于對新聞事件原因背景的調查，爭議的反饋與破除，更注重官方聲音的表達和輿論引導；而《看見》則突出對袁厲害、孩子們等當事人的情感表達，主觀性的特寫鏡頭較多，并用背景音樂這一聲音語言渲染情緒和氣氛，在探尋事實的基礎上，更加注重敘事的故事化、煽情化，柴靜本人的采訪主持風格也為節目本身增添了溫度與人文關懷，這也與《看見》關注“人的冷暖、感知、思想與渴望”的節目定位有極大相關。三者選取的敘事主體、敘事視角組合不盡相同，因此在最終意義的落腳點和主題的歸納上各有側重，呈現出多元化的意義闡釋模式。
（三）電視新聞敘事視角的平民化
在我國電視新聞生態下，電視新聞的敘事“文本”除了具有敘事視角的傾向性、敘事主體多元化特點外，還日漸呈現出敘事話語平民化特質。錢理群在《我的精神自傳》一書中闡述了三種話語方式，一種是宣講式的、布道式的，向聽眾灌輸真理；一種是對話式的，與聽眾進行聊天談話；還有一種是內審式的，是內心獨語，也是自我對話。引申至電視新聞敘事話語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我國的電視新聞語態正在發生著從宣講式、布道式向對話式、內審式的轉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敘事視角的多元化、平民化趨勢。電視新聞正在試圖擺脫高大全的宏觀敘事語態，更為關注社會底層，注重草根意見的傳達，這一趨勢在《新聞調查》、《看見》等紀實類電視新聞甚至在《新聞聯播》等消息類電視新聞的語態轉變中可見一斑。平民化的語態有利于輿論的平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平民化并不能削弱電視新聞的意識形態屬性，媒體往往借助平民化、多元化的客觀性外衣，將傾向性更為隱蔽的傳達出來，從本質上說仍然擺脫不了意義的詮釋和意識形態的建構。
二.電視新聞話語的敘事語境
后經典敘事學相較于經典敘事學而言，超越了孤立分析文本的狹隘，更為注重文本與語境、文本與讀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正如亞里士多德將“是否最大限度服務于說服受眾這一中心任務”視作判斷文體風格是否得當的唯一標準，電視新聞作品的敘事話語也是為說服受眾、引導輿論而服務的。進入新世紀以來，為了最大程度上吸引日益稀缺的受眾注意力資源，我國電視新聞故事化敘事現象日益顯著，事件類、人物類、風貌類，甚至是評論類的電視新聞作品，均受到故事化浪潮的影響，強調情節曲折、情緒極端、情感豐滿，懸念敘事、煽情敘事似乎正在破壞著電視新聞生態的平衡。敘事話語分析的語境維度相較于文本維度而言更強調新聞文本與媒體屬性、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因此在審視敘事話語的諸多特質時，也應將其置于具體新聞事件或話題本身的輿論環境之中，置于具體新聞傳媒生態的整體語境之下，而不應孤立、片面地看待某一個新聞作品。《新聞調查》2011年專訪藥家鑫父母的一期節目曾受到“煽情敘事”的詬病，這一期節目是在藥家鑫被執行槍決之后播出的，在前期媒介審判不斷將藥家鑫“惡魔化”的狀態之下，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對藥家鑫的父母和張妙的父母進行采訪，塑造了藥家的“新弱者”形象，單從這一期節目來說，調查記者作為內焦點敘述者帶有較強的主觀性，有為殺人罪犯博取社會同情之嫌，但從當時的“一邊倒”的新聞輿論環境中來講，這樣的“溫度報道”則有存在的必要性，其為受眾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考角度和個性化的意義詮釋框架，傳遞了多元的價值觀念。又如上文所述，在蘭考棄兒火中喪生的新聞事件報道中，《新聞調查》、《面對面》、《看見》的新聞專題敘事視角和敘事風格各有不同，呈現出煽情與冷峻兩種不同的態度，雖然某一單一作品并不能完整還原事實、提供全面意見，但在總體上呈現出客觀、公正，兼顧人文關懷的特點。三個敘事風格迥異的新聞作品共同提供了多元的事實監測視角和意見表達路徑，通過事實與觀點的“組合拳”將價值判斷的權力拋向受眾，引發受眾思考、“對話”，呈現出開放式的意義詮釋框架。因此，不論是煽情的故事化敘事，還是冷峻的調查式敘事，在電視新聞報道中均有存在的必要，特別是在同一播出語境下，更應該考慮新聞欄目、新聞作品的差異化和個性化。在個體意識不斷覺醒，受眾價值取向日益多元的新聞生態下，布道式、單一化的新聞語態已經不能契合與滿足受眾訴求，高大全的宏大敘事也勢必引發受眾的排斥情緒，造成傳播效果降低，進而影響新聞媒體對事實的意義建構，而煽情敘事、懸念敘事等手段的適當運用不僅不會對意義詮釋造成沖擊，反而可以通過通俗化、平民化語態增強傳受雙方“對話”過程中的“場信息”。因此，不論是在電視新聞作品的產制過程，還是電視新聞理論研究中，都應注重審視敘事話語的語境信息，選取切實、適時的敘事視角和語態，提供差異化的意義詮釋范式。
作者：劉辛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