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文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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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視角獨特，視野開闊

以康熙為中心，并由此放眼清初文壇，就仿佛置身于寶塔尖，占領制高點，去俯視一切。就像康熙帝在戰(zhàn)場上指揮千軍萬馬一般，他在文壇上也有雄視一切之氣勢。這就是本書給讀者的第一感覺。全書起點高，氣勢足，視角獨特，視野開闊。研究清初文學發(fā)展，無論是以多么崇高的文壇泰斗為中心，或者是以某個重要的文學流派為中心來研究，與之相比都會顯得相形見絀。因為在清代任何個人的、集團的、流派的、地域的文學，相對于康熙帝來講都是支派的。康熙帝站在制高點俯視著文壇，通過微妙的無形的方式影響著文人的心態(tài)，推動著文壇向著“合理”的方向發(fā)展。作者在文中即如此感嘆：“帝王的觀念、政策直接影響到他們所統(tǒng)治時代的文化和文學的發(fā)展，這幾乎是幾千年封建文化發(fā)展和文學嬗變的一個規(guī)律：周天子為‘觀風俗，知得失’，而有十五國風；漢高祖創(chuàng)建帝業(yè)，故有《大風》之歌；漢武為潤色鴻業(yè)、黼黻廊廟，而漢代辭賦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建安文學因之勃興；‘梁武尚文，簡文、元帝為之羽翼，四聲抑揚，新體是啟’；唐宗好詩，故唐詩繁榮……”康熙如歷代重視文治的帝王一樣，以自己的權力話語左右著當時的文壇生態(tài)。可見，作者選擇以康熙為中心來研究清初文學并輻射整個清代文學，確是高屋建瓴，匠心獨運。

二、由源導流，綱舉目張

作者研究康熙，不僅全方位地研究了康熙本人的詩、詞、文、賦、曲等的文學特征，同時，特別注重康熙與當時文壇的內在聯(lián)系。因為作者意識到：“這種系統(tǒng)性的探討，有利于尋繹康熙與清初文學發(fā)展的有機聯(lián)系，進而嘗試歸納康熙與整個清代文學生態(tài)之關系。”筆者以為，這種內在聯(lián)系的深入研究正是文中最有價值的地方。從文學的角度來說，康熙帝絕對不是當時一流的文人，但是，他的特殊身份對文壇所產生的影響卻是任何一個文學泰斗都無法比擬的。因為康熙帝是至尊，處于制高點，所以，作者在分析研究的時候，方式也顯得與眾不同，他是自上而下的，是俯視的。康熙本人勤于學習漢文化，在吸收漢文化精華的同時，融會貫通，然后有意識地把自己的觀點轉而影響身邊的文學重臣，文學重臣進而引導周邊的文人并且由此而影響整個文壇。作者在研究康熙時，很好地把握住了這一方向。具體地講，康熙通過各種文藝政策及文學活動左右文人心態(tài)，規(guī)范文學生態(tài)，使文學朝著統(tǒng)治者設定的軌跡運行。這樣，康熙通過自己的詩文交往以垂范士人，真正實現(xiàn)了其心中的“文治”，規(guī)劃了清初文壇的綱領。比如王士禛，之所以位列六部九卿，主持風雅近五十年，這與康熙的幕后支持是分不開的。康熙通過與王士禛的交往，用自己的文學思想觀念無形中影響著王士禛，而王士禛“與康熙的詩文交往不僅影響了王士禛本人的詩歌宗尚，更主要的是因為二人的特殊身份而決定了當時文壇的走向”。王士禛很好地詮釋了康熙的文學觀念，進而影響文壇。朱彝尊、査慎行、陳廷敬等無不這樣。這種研究高屋建瓴，既直指源頭，又由源導流，使整個清初文壇的發(fā)展脈絡，讓讀者一目了然，從而顯示出作者深厚的學力。

三、考論結合，史實精當

康熙對文壇的影響，是通過與文人的交往來實現(xiàn)的，所以，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來考證康熙與其身邊文人交往的情形，這些文人主要有王士禛、朱彝尊、査慎行、陳廷敬等清初大家。眾所周知，考證是一項很實在的研究，必須擁有大量的史料，沒有足夠的史料，就有如“無米之炊”。康熙的相關史料，不是不足，恰恰相反，而是浩如煙海，無怪乎作者感慨地說：“《南書房記注》、《康熙起居注》、《庭訓格言》、《清實錄》、《圣祖皇帝御制文集》等史乘、文集中，康熙有關文藝的談話錄比比皆是，但大多散布各處，金掩沙中。”由于學界對康熙的文學研究相對較少，書中相當一部分此類資料都是作者第一次挖掘整合的。要在茫茫史海中尋找相關的資料，爬羅剔抉，談何容易，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但也正是因為這種細致而繁瑣的考證，卻為康熙與文人之間的文學互動勾勒出了一條清晰的線索，自然也為康熙影響清初文壇走向提供了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佐證。總之，《康熙與清初文壇》一書，不僅對康熙文學的特征有了全面的研究，同時，也基本上理清了康熙對清初文壇乃至整個清代文壇的影響。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對康熙文學的研究，更是當代學者對古代帝王文學的一次最為深入的研究，揭開了帝王文學研究的新篇章，同時對歷代文學發(fā)展的研究，也是一種有益的啟迪。

作者：黃彥弘 單位：邵陽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