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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地產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
1.1房地產行業的發展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增長
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房地產行業的進步,從相關的資料中可以看出,我國房地產生產總值達到一個固定值的時候,會對國民經濟產生加大的推進作用,進而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另外,房地產行業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不同的方面,比如,促進了社會經濟、就業發展等等。
1.2房地產行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財富的積累
房地產行業是社會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為社會財富的積累創造了前提,還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而且,房地產行業的發展主要是以獲得利潤和經濟效益為主,因此,在社會財富積累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2國民經濟與房產經濟波動的主要經濟因素
上文中已經提到,房產經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房地產的波動狀況也直接影響到國民經濟的發展。從經濟的運行要素中可以看出,經濟支出、收入以及生產等環節是較為重要的。具有一定的因果聯系,組成了經濟發展的體系。
一、我國汽車產業的支柱地位
(一)部分汽車集團汽車銷量占據主要地位
從2013年汽車銷量來看,銷售量排名靠前的汽車主要集中在大眾、福特、通用、日產等汽車品牌,其中大眾所占比例最高,汽車的產銷較為集中。如表3所示。
(二)供需關系決定汽車產業成為支柱產業
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研究表明,人均GDP達到1000-2000美元后,GDP每增加1%,汽車擁有量增加1.02%~1.95%。2008年之后,中國汽車需求量急劇增長,從生產供給方面看,我國汽車生產供給量在逐年提高,并且增長速度逐步加快,與消費同步。2003年僅為444.37萬輛,而2013年汽車產量超過2000萬輛,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汽車供需體現出明顯的“需求拉動供給”。而且自2010年以后,我國汽車產業出現“供不應求”的特殊事實,國內汽車市場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如表4所示。
二、汽車工業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
一個國家經濟出現高增長時,汽車工業總是以高于其他產業的速度拉動國民經濟增長,每增加1萬輛車,拉動GDP增長88.82億元。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15年間,國民經濟增長了36倍,汽車工業產值增長了57倍。根據表5中所示,我國的汽車工業產值逐年攀升,國內生產總值也在逐年增長,汽車工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也越來越大。2011年到2012年間,汽車工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了10個百分點,應該說是轉折年。因此,汽車工業的產值對于國民經濟的拉動起著重要的作用。
一、縣級政府行政改革的困難
我國縣級政府進行了數次改革,但成效不大。缺乏自主創新機制或許是主要原因。我國的縣域社會經濟狀況差異極大,但縣級政府的行政改革方案卻基本雷同。改革的集中領導方式使處于較低層級的縣級政府在歷次改革中承受著上級政府規定的制度框約和指標化壓力,指導行政改革的政策性文件往往明確規定了縣級政府改革的方案,包括機構設置和精簡比例。規制的統一性與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一方面,造成一些縣級政府管理資源的嚴重浪費,另一方面,又導致一些縣級政府管理資源的嚴重不足。由于自上而下的統一性的改革往往很難真正解決縣域實踐中各地不同的問題,同時改革又往往觸及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因此,縣級政府對改革常常持消極的態度,不少縣級政府行政改革只是搞形式,走過場,應付了事。比如,為了完成精簡指標,將行政編制人員分流到事業單位、將幾個機構象征性地合并到一個機構,等改革風頭一過,人員、機構又復歸原位,甚至變本加厲。因此,行政改革不能取得實效。歷次縣級政府行政改革之所以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關鍵的原因在于,沒有形成清晰的、綜合的改革戰略。回顧當代中國行政歷次改革,在市場化改革之前,行政改革主要停留在以精簡為目標的機構、人員撤并上,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化改革趨勢明朗,1988年的行政改革正式提出轉變政府職能。政府職能的轉變成為行政改革的核心問題,并明確將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的“三定”原則規定為行政改革的重要指導原則。1992年及其以后的改革主要伴隨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進程展開,改革的方向是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政管理體制,并繼續將轉變政府職能作為行政改革的核心和根本途徑。
轉變政府職能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環節,只有切實轉變職能,機構精簡才能徹底,就像一個包攬全部社會事務的政府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有限政府一樣,這已為歷次改革實踐所證實。因此,1988年提出轉變政府職能標志著對行政改革內在規律認識的深化。然而,同時也必須認識到,轉變政府職能并不是行政改革的唯一途徑,因為政府職能背后實有更為深層的制約因素,或者說,只有在突破深層的制約因素之后,強調轉變職能在行政改革中的核心作用才具有實質意義。否則,所謂的“轉變職能”往往會流于口號或成為遮掩實質矛盾的借口。概括地說,所謂的深層制約因素主要包括權力結構與行政生態。從權力結構層面而言,職能的確定、職能的劃分、職能的配置、職能的履行都由權力主導或需要權力參與,政府職能的轉變往往是在既定的權力結構與權力博弈中尋求突破。如果權力結構沒有發生重大的調整,政府的職能轉變就往往很難取得實質性的成效。當前縣級政府行政改革面臨困境的一大根源就是沒有觸動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行政管理體制,從更深層上說,也就是沒有調整和改革傳統的權力結構。自上而下的改革路線圖表明了這一點,改革實踐中來自上級政府種種干預和壓力表明了這一點。從行政生態層面而言,政府的職能與行政生態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政府組織與宏觀、微觀的行政生態發生著信息和資源的交換和互動。不同的發展道路和發展階段對政府的職能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對政府的職能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地域文化、風土人情,特別是被管理者的素質也會深刻影響政府職能及其行使方式。也就是說,政府職能實際上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需要放置到歷史的、具體的行政生態中才能確定與理解的概念,相同的政府職能與不同的行政生態環境相配合,會產生不同的行政效果。相同的職能配置卻產生不同的行政效果,除了行政主體本身的原因外,差異的行政生態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行政生態分析對于行政改革的意義在于,自上而下、統一規劃的改革方案在豐富多樣的行政生態中必然會遭遇尷尬,成功的行政改革必然是對地方傳統文化、習俗、需求、期望乃至歷史記憶的適應與回應。
二、當前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一)定位不準確
雖然我們能夠從理論上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職能是什么,但是不難發現,在現實中常常遇到不少行政行為越位、錯位和缺位的現象,存在該作為的不作為,不該作為的亂作為問題。特別是政府職能的條款如何從書本上的理論定位,變成在現實中較有操作性的現實定位,仍然沒法落實。
(二)轉移定位難
一、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發展概況:80年代以前為適應計劃經濟管理需要,采用MPS。1985!1992年,為了體制轉換的需要,依照1968年SNA,制定了《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方案)》既采納了SNA的一些內容,又保留了MPS的部分內容,于1992年8月在全國范圍內實施。1993年,聯合國新修訂的SNA正式出版,針對這套標準,我國也對《試行方案》進行了的修改,修訂的結果形成了《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2)》。該方案取消了MPS內容,基本上與新的國際標準相銜接。
二、主要的國民經濟核算統計指標
(一)國內生產總值(GDP)核算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是反映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主要指標之一,在宏觀經濟分析和管理工作中被廣泛使用。
1、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概念
GDP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所生產的最終貨物和服務的總價值。
一、我國民營企業融資狀況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民營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其經濟地位與作用也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逐漸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在民營企業飛速發展的過程中,其對資金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可以說,資金是支持我國民營企業進一步發展的基礎,然而,我國民營企業的融資現狀卻不容樂觀,融資問題甚至已成為制約我國民營企業發展的瓶頸。企業的融資方式主要有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兩種,內源融資是我國民營企業的主要渠道。根據抽樣調查顯示,我國民營企業的自我融資比例高達90.5%,這意味著我國民營企業基本上是靠自有資金發展起來的。我國民營企業的融資結構實際上處于一種嚴重失衡的局面,具體表現在:
(1)一方面,作為我國GDP增長主要貢獻者的民營企業有著迫切的融資需求;另一方面,有關的融資制度仍然向國有企業傾斜,這就造成了民營企業對融資的需求大大超過現有的融資供給,民營企業的融資困境,阻礙了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2)間接融資渠道不暢,貸款困難,使民營企業的發展只能主要依靠白有資金,靠自有積累滾動式的發展遠遠不能滿足民營企業快速壯大的渴求,減緩了許多民營企業“做大做強”的步伐。
(3)間接融資中,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的結構失衡。我國的商業銀行主要是國家銀行,它們的服務對象多以國有企業為主,民營企業很難從商業銀行取得貸款。
(4)與各種渠道的貸款等間接融資相比,能夠通過證券市場直接募集資金的民營企業不到萬分之一,直接融資難的問題比間接融資更加突出,在作為民營企業主體的中小企業中這種失衡尤其明顯。
二、我國民營企業融資狀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