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現學在既有建筑改造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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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社會生產力的變革引起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發生轉變，非農產業發展以及人口集中化推動了城鎮化的出現和發展。改革開放40年間，我國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3%迅速增長為2018年底的59.58%。城市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但“攤大餅”式的城市擴張伴隨著土地粗放利用，現在面臨資源約束趨緊、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生態系統遭受破壞的嚴峻形勢，各種“城市病”普遍存在并可能集中爆發。隨著城鎮化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城市發展也轉向規模擴張和質量并重階段，城市更新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城市本身是一個持續發展和不斷更新的有機整體。從世界各地城市發展的過程來看，城鎮化大致會經歷城市化、大城市郊區化、城市更新等階段，各階段之間并沒有清晰的界線，雖然有些更新活動缺乏組織和規劃，但更新改造幾乎伴隨著城市發展的全過程。按照城市規劃領域的普遍觀點，城市更新起源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歐美國家[1]。從歷程上大致經歷了戰后重建時期、高強度開發之后的衰退蕭條時期和回歸與復興時期，城市更新的形式也由大規模拆除重建為主的物質性更新逐漸轉向以漸進式改建為主，重點解決城市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旨在探尋城市復興之路[2]。城市更新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在1958年8月在荷蘭召開的第一次城市更新研討會上，目前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英國城市更新手冊中的提法：能夠解決城市問題，并旨在為待更新地區帶來經濟、物質、社會、環境性能持續提升的綜合性、整體性視野和行動。。國內學者對城市更新的研究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上世紀90年代，吳良鏞先生結合北京舊城改造規劃建設的實踐，提出了“有機更新”的概念，其中心思想是著眼于目前與將來，按片區（建筑）采用適當規模、合適尺度實施改造，促進舊城整體環境的改善，吳先生當時提出有機更新的概念更多是集中在物質環境改善方面。新世紀以來城市更新相關文獻數量快速增長，2014年以后更是飛速增長。早期，城市更新的研究重點主要在老舊危房和舊城老街的改造，著重研究的是物質形態的規劃設計、空間環境的治理改善和經濟的振興發展。近年來，學術界將城市更新的視野擴展到舊城、舊村和舊廠，并越來越關注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和社會公平正義等主題[3-4]。廣州將城市更新方式分為全面改造和微改造：全面改造以拆除重建為主；微改造是指在維持建設格局現狀基本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建筑局部拆建、建筑物功能置換、保留修繕，以及整治改善、保護、活化、完善基礎設施等辦法實施的更新方式。深圳作為國內最早提出城市更新的城市，考慮城市更新項目的內容、是否改變建筑主體結構和使用功能、是否改變土地使用權的權利主體和使用期限等，把城市更新項目分為綜合整治類、功能改變類和拆除重建類。整體來說，現在的城市更新更強調對歷史文化街區及各類歷史文化遺產類建筑的保護，鼓勵合理的功能置換、提升利用與更新活化。從實施角度來說，建筑改造是城市更新和品質提升的主要內容之一。建筑的保護和再利用，除了建筑自身特征外，還要與周圍環境協調，在城市更新過程中應該放在更廣闊的視角下進行考慮。城市歸根結底是人的城市，創造適合于人生活和工作的空間環境是城市的根本價值所在，中國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的主題就定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國家近年來提出“以人為本、尊重自然、傳承歷史、綠色低碳”的規劃理念，著力推進“城市修補和生態修復”工作，致力于改善居民人居環境、提升城市品質形象。但城市更新是一個持續、復雜、多元化的系統工程，涉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環境、藝術、民生等諸多領域。本文通過對文化導向的城市更新進行梳理和討論，在系統介紹考現學的起源和特點的基礎上，對考現學在城市更新和建筑改造中的潛在應用和價值進行探討。

1文化導向的城市更新

隨著全球化發展和城市間競爭加劇，“文化活力”對于城市發展發揮著愈發重要的作用，成為吸引人才與投資的關鍵要素[5]。在這一背景下，文化導向的城市更新在全球范圍內興起，國內學術界對這方面研究也非常關注[6-7]。黃鶴[8]介紹文化政策主導的城市更新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后在80年代蔓延到英國等歐洲國家，其背景是隨著全球化引起制造業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歐美城市面臨內城衰敗和城市經濟的結構性衰退，文化藝術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一種手段受到關注。以文化為主導的城市更新強調對文化旅游的推動和對文化空間的營銷，其主要模式有3種：（1）通過博物館、劇院、藝術中心等文化設施建設，改善城市形象，吸引文化旅游，促進金融服務業發展；（2）結合奧運會、世博會等大型文化活動舉辦，改善城市面貌，促進旅游經濟發展，提升城市知名度，吸引投資和人才；（3）支持音樂錄音、出版發行、電影錄像等相關文化產業。從西方國家的經歷來看，以文化為主導的城市更新其成效更多的是體現在城市面貌環境的提升以及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而這種模式對于城市財富和工作崗位的增加是非常有限的。另外，因為這種模式的提出更多是基于城市營銷和城市競爭的考慮，其關注的項目更偏向于有影響的旗艦類項目，跟普通居民生活的聯系并不緊密，一定程度上還可能增加了普通居民文化活動的成本。尤其這類項目一般都需要高投入和昂貴的運行費用成本，在可用資源一定的情況下，還可能會造成對普通居民文化需求關注和投入的減少。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和教訓，筆者提出在未能仔細分析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前提下盲目建設文化旗艦項目，往往是短視而且是短效的；回應居民的文化需求，回應地方的文化特色，才是中國城市在文化建設中的必然之路。國內也有對以文化為導向城市更新的實踐案例和思考。洪祎丹[9]介紹杭州“運河天地”歷史街區前期通過“文化創意園”建設，發展創意文化產業，改善地區物質環境，帶動了文化旅游業的發展，但由于政府重建設輕運維，缺乏對周邊環境、公共服務設施和功能配套的關注等，創意園逐漸成為城市中的“孤島”。而在利用“時尚”、“前衛”標簽開辟文化消費空間的同時，地區本身的文化基因卻在消失，導致街區同質化現象突顯。街區同質化帶來的城市和文化趨同，高德武[10]也有提及。基于經濟發展的單一目標，注重旗艦類文化項目和文化消費項目，地域文化特色和民族個性漸趨式微，造成城市歷史原真性的消失，導致本地中低收入居民與外來訪客之間的文化隔離。徐千里[11]從現代性角度對全球化和地域性的概念尤其是對中國建筑文化在全球化過程中的處境、定位和發展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闡釋。感性化、差異化、個性化嚴重缺失，現代城市“特色危機”頻現[7]。周干峙先生曾說，“歷史文化是城市發展之源”。對于歷史文化，姜華等[12]提出應該從歷史的角度解讀歷史街區的文化精神，從現代生活的角度過濾文化中的糟粕，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去遴選文化的精華，從文化自身演進的角度融合主流文化的特點。歷史文化街區真實地記錄了城市個性的發展和演進，是城市不可再生的寶貴資源和財富，也是城市的底蘊和魅力所在。然而，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城市發展伴隨著急功近利的大拆大建，造成大量自然資源和歷史文化遺產的破壞。隨著國家加強對歷史文化街區和文物建筑的保護，歷史文化街區因為其在發展文化旅游產業方面的獨特優勢而備受文化導向城市更新的青睞[7]。然而，除了歷史街區（建筑），一般性街區（建筑）也應該進行保護和再利用，這一理念首先在《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一書中提出，并因為20世紀70年代的能源危機而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從文化內涵上來講，城市文化的多樣性不僅表現在自然環境要素（通常帶有人文色彩）、城市形態特征與特色景觀、負載歷史信息的建筑和設施等，還體現在某些掌握一些傳統技藝的人群、某些傳統的特色（手工）產業和人的生活與行為方式[13]。這不僅適用于歷史文化街區，也適用于普通的城市街區，甚至在“棚戶區”都能真正感受到生命的氣息，讓人產生對生活的感動[13]。古語有云，“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從動態和發展的角度講，現在的世態風俗，本身不也正是我們所生活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對城市普通人群日常生活的關注，啟發了筆者對考現學的極大興趣。

2考現學

2.1考現學的起源

考現學的提出者是日本的今和次郎（姓今），他畢業于東京美術學校圖案科（設計系），1912年畢業后在早稻田大學建筑系工作，后加入日本民俗學的創始人柳田國男主持的民宅研究組織“白茅會”，跟著柳田國男進行鄉村調查，負責用素描將“眼見之物”記錄下來。與柳田國男擅長以語言采集合作，可以說是語言與形式、觀念與物件的絕佳搭配，但同時也反映了兩者在調查和表達手法上有著抽象和具體的差異，今和次郎這一時期的工作收錄在1922年出版的《日本民宅》一書中。柳田國男的民俗學本質上是關注過去，關注工業時代以前的農耕社會并逐漸往前追溯，追逐人內心深處最原始最純真的東西。在民宅調查過程中，今和次郎關注的視線開始投向現在和細節。以1923年（9月1日）關東大地震為界，今和次郎開始從柳田國男的民俗學轉向考現學（有說法是“破門”，也有說法是“被逐出師門”）。對于這次轉變的具體原因，現在已很難理得清楚，但之前確是早有先兆。在1923年8月撰寫的“馬口鐵工的工作”中，今和次郎描繪記錄的是郊區小鎮路旁的形狀不同、制作方法各異的馬口鐵煤氣燈，這顯然已經偏離了田園風景中茅草屋頂民宅調查的主要對象，但也說明今和次郎已經意識到質樸民居中蘊藏著人類、社會、自然之間在類型意義上的關系。最初今和次郎考現調查的對象主要是在鄉村，始于民居調查過程中，讓其將視線轉向都市，源于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關東大地震讓整個東京城化為一片焦野，在震后和大火燒過的東京街道上，今和次郎和他在美術學校的學長吉田謙吉，開始關注災后焦土上搭建起來的臨時住宅，尤其是吊掛、樹立在臨時住宅各處的招牌讓他們覺得是從焦土灰燼中冒出來的新葉嫩芽，充滿著堅韌的生重慶建筑2019.N0.城市更新與既有建筑改造專刊命力和創造性，就用素描記錄下來。客觀上來說，震后恢復原始狀態的東京，讓制作事物的記錄變得相對簡單，一定程度上也為考現調查轉向都市提供了條件。隨后，他們關注的對象，慢慢由臨時住宅、招牌等物件領域，開始往世態風俗等現象領域拓展。隨著東京震后重建并逐步恢復原有的都市面貌，今和次郎希望能夠持續記錄下去，在1925年開展了“銀座風俗調查”，又陸續進行了“本所深川貧民窟”和“勞工街區”的風俗調查。1927年，今和次郎等人舉辦一場調查結果的展覽，覺得應該給展覽會取個合適的名稱，討論后決定用“考現學博覽會”，這也是第一次公開使用“考現學”，有趣的是其英文名稱，如與考古學使用Archaeol-ogy相對，英文名稱當為Modernology，但是又考慮既然是個新名字，還是使用世界語的拼法（Modernologio）。1930年，今和次郎和吉田謙吉共同編著的《Modernologio（考現學）》一書出版，“考現學”被正式命名。雖然名字是此時提出，但明治中期坪井正五郎通過觀察統計街頭行人頭、身、腳部日本和歐美的裝飾（數量）來了解當時日本人歐化程度的示例被視為最早的考現學的雛形，坪井正五郎也被今和次郎稱為“考現學”出現前的考現學者。因為考現學不被學術界主流思想接受甚至受到諸多責難等原因，在1930年左右，今和次郎和吉田謙吉逐漸對考現學失去興趣。在吉田謙吉1947年發表“工作者的考現學”后，“考現學”逐漸淡出歷史的舞臺。但“考現學”一詞在日本人討論時尚、飲食、流行等世態風俗時，仍經常被用到，一直至今。隨后的“金平糖小組”、“遺留品研究所”、“路上觀察學會”和“PlannersNetwork神戶”等組織的工作，在調查手法、觀察對象方面也可以看到考現學的影子。

2.2考現學特點及其與其他學科關系

今和次郎在《考現學入門》中提到，“我們同志對現代風俗或現代世相研究所采取的態度、方法以及其工作整體，我們稱之為考現學”。考現學的提出，本身有與考古學相對立的意思。考古學是根據過去人類的物質遺物來研究人類過去的學科，其價值一般來說體現在輔助史學研究方面，而考現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的現在，是我們眼前所見的一切，相對于考古學之于史學，考現學可以被視為輔助社會學的學問。理論上講，考現學的研究范圍可以擴及現代各種事物或者現今人類的一切，但從今和次郎具體開展的項目來看，其研究對象主要有三類：（1）與人類行動相關者；（2）與居住環境相關者；（3）與衣物相關者。對于房屋本身的調查，與建筑學的角度不同，考現學關注現代人的生活狀態。從研究態度上來說，被今和次郎稱之為“采集”的考現學觀察要求觀察者以“超級克制”的方式盡可能地排除主觀的介入，就如同考古學者對待遺物遺跡、動物學者觀察動物行動和習性一樣，站在一個客觀的立場，以客觀而尊重的態度，對現代人的生活狀態以及所顯現的世相風俗進行觀察，這是考現學觀察的核心所在。跟考古學一樣，考現學也是一門方法的學問，就研究方法而言，一些民族學者采用相同的方法對未開化民族進行研究，被認為是以尚未開化民族的生活為對象的考現學。如果能把考現學分為未開化考現學和文化社會考現學，民族學者的研究可以看作是未開化考現學，而目前平時所說的考現學主要指文化社會考現學，其在時間上與考古學對立，在空間上與民族學對立，專門以現代人的生活為研究對象。總體來說，考現學致力于通過站在客觀立場上觀察，對現代人生活尤其是微小細節進行詳實記錄，從而為其他學科（社會學、心理學、效率學、地理學、服飾學、商品學等）提供有益的資料補充和貢獻。如銀座風俗調查針對行人風俗統計，調查內容包括銀座散步族的結構、男性的風俗和女性的風俗等，其中散步族的結構調查又包含了不同時刻人流變化、兩側人流對比、行人的身份和職業結構、不同時間結構變化、男女人群的年齡結構、行人和止步觀看櫥窗的比例等，非常細致。這些調查可以作為家庭生活狀態調查的輔助，為了解時代至少是了解聚集在銀座風俗調查范圍內的人們以及形成其背景的人們的生活提供重要的依據。如果采集的信息足夠豐富，可以提出如休閑散步、產業相關、場景相關和與觀覽對象相關的很多信息，持續這種調查并對信息進行研究利用，還可以為流行學、社會心理學、美學等多領域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資料和依據。

2.3考現學的局限與突破

考現學通過客觀觀察各種行為、空間、衣服的細節，生成大量的片段記錄，然而，考現學的采集不僅是反映時代生活的繪本，其寬泛的視角使得考現學具有對同類或異類事物進行橫向和縱向比較的可能，這跟近年來興起的大數據類型多樣、數據量大、真實性高等特征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相比于大數據借助于網絡平臺采集和關聯的便利，考現調查信息如何能夠更加系統、便捷地提取、關聯、分析和應用，值得深入探索和研究。然而，細節和記錄必須經過有效地分析、比較之后其意義才能清楚顯現。今和次郎考現學太過關注現象的觀察，而缺乏對如何利用采集所記錄的考慮，加之其研究對象的松散以及記述方式的隨意，導致其缺乏較為統一的架構體系。也正因此，考現學當時無法被建筑界主流所真正接受。盡管如此，“曇花一現”的考現學捕捉到了物質與身體在行為中確立的關系，它把空間置于生活的全景中考察，對于都市與農村、時間與空間相連續的觀察與分析“擴充了建筑史”的領域[14]。實現這一突破的是“犬吠工作室”，其通過“觀察-定著”的方法實現都市空間調研與空間設計的聯動，“觀察”為“定著”提供前提和依據，而從觀察的對象中定著可依據的手法，并以此在環境的作用下獲得生產建筑的規則。2010年“犬吠工作室”《Behaviorology》出版，將它們一直以來的“觀察”與“定著”的研究和實踐以“行為學”進行了理論化的表述：將人的行為、自然要素等行為以及建筑的行為作為對象，試圖建立一個從身體到都市，從現象到科學，貫穿建筑學從藝術到技術的整體構架。

3考現學在城市更新與既有建筑改造中的應用探討

考現學關注世態風俗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細節，應用于城市規劃和改造設計中，將有利于推進“以人為本、傳承歷史”規劃理念和“適用、經濟”建筑方針的貫徹實施。實際上，國內已有學者意識到考現學在城市更新中的應用價值和潛力，并開始嘗試將其實際應用到城市更新和建筑改造工作中去。郭屹民[14]在當下日本生活學、社會學以及建筑學中“考現潮”蔓延的背景下，從日本建筑學發展的角度，介紹了考現學的起源、特點和局限，從“考現學”到“行為學”，實現了從觀察到定著、從考現到發現、從分析到手法的延伸，從而可以為建筑設計提供新的手法和規則。王瑤[15]將考現學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小城鎮背景下的養老居室調研中，從普通老人日常生活的視角入手，以原始、真實的普通養老居室為素材，通過繪圖記錄采集居住空間、器具物件、老人行為等多維度信息，發現老年人會潛意識地對居室空間進行個性化改造，來滿足自己日常生活需求和個人愛好，寄托自己的情感記憶，引發了對老年人居室設計不足的深層次思考。通過考現學的應用，在傳統居室設計更多從專業角度專注建筑空間的基礎上，加強了對普通老人日常生活需求和習慣的觀察，突出建筑以人為本的生活化屬性，提出可以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提升小城鎮養老居室空間設計和適老化設計水平。孫晨霞[16]提出環境空間設計應回歸“以人為本”，將考現學的方法應用于環境設計調研，通過手繪圖形加上照片拍攝，輔以文字說明，對黔東南侗寨農家生活和生產用品進行了觀察調研，為居住空間改造設計提供了依據；對山西境內工業遺址進行調研分析，在對晉華紡織廠的調研中，按年齡層次和活動特征對周邊居民和人群行為進行了調研和分析，為場地和周邊的改良規劃提供了依據。車俊英[17]等使用考現學的方法，對蘭州城關區的城市景觀雕塑進行觀察調研，透過調研結果，不僅獲得了對城市景觀發展、變遷的規律的認識，更激發了對城市現象的深層次思考：“所謂城市、建筑、雕塑，就是賦予人類共同體以空間秩序及具體的形態，其基本作用是培養與維護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同時借用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鄒文教授的話：“需要對每一個城市的單元、局部、末梢，加以特別的人文關懷，進行有針對性的處理，只有這樣，才會使城市更加耐看，更有血有肉。”可以看到，考現學以其獨特的觀察視角和記錄方式，為規劃設計調研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對傳統設計調研形成有益的補充。在建筑和老舊小區改造設計層面，通過對居民日常生活和居住環境的細微觀察，可以提供傳統設計方法中往往忽略的重要信息，體現對居民日常的關懷，從而提高設計的人性化和適用化水平。在城市和街區規劃層面，考現學可以捕捉并記錄城市和居民的普通日常，為城市文化的采集、保留和傳承提供有效的方法，經過有組織的研究、分析和提煉，深入認識城市現象，指導城市和街區的規劃設計。以動態和發展的眼光來看，會顯得更有價值，正如英國城市規劃學家弗雷德里克•吉伯德說過：“一切偉大的設計師都有一種傳統的意識，一種不是為了過去而過去，而是為了現在而過去的歷史意識。”需要注意的是，我們現在應用考現學，更多的是應用它的理念和方法，并不需要拘泥于其當時以手繪圖為主要的表達方式，現在完全可以跟攝影、3D掃描、傾斜攝影等新一代信息化技術相結合，使其發揮更大的價值和作用。

4結語

城鎮化發展到今天，城市更新已經成為不可回避而備受關注的話題，我國城市更新活動也更加趨于理性，更加關注物質環境以外的社會、文化、環境等要素。然而，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使得以文化為導向的城市更新一定程度上遭遇瓶頸，城市和文化趨同使得現代城市“特色危機”頻現。在此背景下，考現學以其獨特的觀察視角和記錄方式，為城市更新和建筑改造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國內已有學者意識到考現學在城市更新中的應用價值和潛力，并開始嘗試將其實際應用到城市更新和建筑改造工作中去，但考現學的理念和方法，與新一代信息化技術相結合，完全可以在城市和街區規劃、建筑和老舊小區改造設計等不同層面發揮更大的價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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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超 袁兵 袁東山 劉遠堅 單位：重慶市建筑科學研究院 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