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依賴論文：手機依賴的危害與發生機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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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賀金波、陳昌潤、鮑遠純、雷玉菊 單位：青少年網絡心理與行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華中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暨湖北省人的發展與心理健康重點實驗室
精神病專家預測，手機依賴將會是21世紀最重要的非藥物依賴類型之一[6]?？梢?，手機依賴已經逐漸成為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國外對此問題的重視和研究始于2001年，目前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而國內的研究才剛起步。
手機依賴的概念及特點
研究者們尚未就手機依賴形成統一的概念界定。國外的研究報告均沒有明確的定義，主要強調的是心理和行為特征，如Lee發現73％的受訪者報告離開手機或面對不得不關機的情況時，他們會感到煩躁和不安[7]；Katharine的調查顯示，53%的人會因為手機沒電而顯得異常焦慮[8]，這些強調的是依賴的戒斷癥狀；Bianchi和Phillips認為手機依賴的人難以控制使用手機的時間，在完成其他任務時會因使用手機行為而分心，并且產生更多的人際沖突[9]；Merlo認為手機依賴者通常會強迫性地檢查語音信箱及短信，隔幾分鐘就會想去看看是否有新信息或未接電話[3]，這些強調的是過度使用造成的人際交往問題。而國內學者的定義則是參考網絡成癮的概念，如師建國將手機依賴定義為個體因為使用手機行為失控，導致其生理、心理和社會功能明顯受損的癡迷狀態[10]。韓登亮和齊志斐將手機依賴界定為，由于某種原因過度地濫用手機而導致手機使用者出現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適應的一種病癥[11]。盡管概念尚未統一，但目前較為一致的觀點是，手機依賴屬于“行為成癮”（BehavioralAddiction）的范疇，因為它不涉及任何物質攝入，是一種新型的強迫依賴行為[9，12]。
手機依賴的測量
Bianchi和Phillips最早編制了《手機問題使用量表》（MobilePhoneProblemUsageScale，MPPUS），MPPUS包含27個項目，涉及耐受性、逃避問題、戒斷性、渴求性以及社會、家庭等產生的消極生活事件五個方面。該量表被美國、馬來西亞、日本等多個國家的研究者所借鑒[13-15]。Park借鑒Horvath編制的《電視成癮量表》（TelevisionAddictionScale）來測量手機依賴。修訂后的量表包含20個項目，涉及耐受性、戒斷性、無意識使用、時間花費、替代等內容[16]。Billieux，VanDerLin-den和Rochat認為前面編制的量表沒有包含手機問題使用的所有方面，且對手機的正常使用和問題使用的界限區分不明，為此他們編制了一份《手機問題使用問卷》（ProblematicMobilePhoneUseQuestionnaire，PMPUQ），該問卷包含30個項目，綜合采用探索性和驗證性因素分析后得到手機問題使用的四個維度：超限使用、危險使用、財經問題和依賴癥狀[12]。
Koo針對韓國青少年編制了一份包含20個項目的《手機依賴量表》（CellPhoneAddictionScale），探索性因素分析后獲得三個維度：戒斷癥狀、社會功能失調、強迫性，總共能解釋55.45%的總變異[17]。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該量表得分可以將青少年區分為手機依賴者、嚴重使用者、一般使用者，這為研究中被試的篩選和分組提供了方便。我國的徐華等根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第四版中對物質依賴和行為成癮的診斷，編制了以耐受性、戒斷性、社會功能和生理反應為四個維度的《手機依賴量表》（MobilePhoneDependenceInventory，MPDI）[18]。師建國借鑒臨床經驗，在Young的《網絡成癮量表》（InternetAddictionTest，IAT）的基礎上編制了手機依賴的診斷量表，包含9個項目，確定滿足5個項目或以上為依賴[10]。
手機依賴的危害
Sandstr觟m等所做的調查發現，每天手機通話時間超過1小時會導致眩暈、煩悶、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下降、疲勞、頭疼等不適癥狀[19]。Fredrik，Michael和Lennart發現15-19歲的青少年中，每天使用手機超過7小時的人出現更多的頭疼、焦慮、注意力不集中、睡眠質量差等問題[20]。Kamibeppu和Sugiura對東京市區578名初中生的調查發現，49.3%的人報告他們直到深夜還在收發短信，并且經常出現失眠、睡眠不足等問題[21]。雖然目前關于青少年和成人中哪個群體更易受手機輻射的影響還沒有定論[22]，但已有研究采用PET技術發現，30分鐘的手機輻射就能局部抑制右半球前顳葉腦區的機能代謝[23]。Nylund和Leszczynski發現，每天暴露于手機輻射超過10小時可引起神經、內分泌功能紊亂，使多種細胞因子的表達出現異常[24]。此外，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長期暴露于手機輻射也會影響男性精子的活動質量[25]。
May認為，通過手機這種虛擬介質所建立和維持的人際圈，使用得當有助于消除青少年暫時的孤獨感，但使用過度則會使得他們逐漸疏遠現實生活中的家庭和朋友[2]。久而久之，這種對手機的過度依賴反而引起更大的孤獨感、抑郁、焦慮等一系列心理不適，并對青少年的生活方式造成重要影響。Thomée，Harenstam和Hagberg在最近的一項前瞻性群組研究中發現，手機使用頻率與壓力、睡眠質量、抑郁癥狀有交互作用。他們選取了瑞典4156位20-24歲的青年進行首測，持續調查一年后再予重測。結果表明，男性高頻率手機使用者一年后有更多的睡眠問題及抑郁癥狀，女性高頻使用者出現更多的抑郁癥狀，而這些表現與他們對手機的過度使用而產生的壓力有關[26]。Ha等對595位韓國高中生進行調查，發現過度使用手機的高中生表現出更多的抑郁癥狀，更高的人際性焦慮和更低的自尊感[27]。Sánchez-Martínez和Otero對馬德里市九個社區的1328名高中生進行調查，發現過度使用手機者有更多的抑郁癥狀、社交孤立感和學校受挫感，以及更多的吸煙和酗酒傾向[28]。Toda等發現，日本男大學生的手機依賴量表得分與抽煙行為存在正相關，與HPI量表（HealthPracticeIndex）測得的健康鍛煉分數存在負相關[29]。Ezoe等對日本女大學生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結論，健康生活方式與手機依賴之間存在負相關[30]。
自手機應用移動網絡技術以來，青少年對手機的使用頻率也越來越高。相比2010年，我國同時使用兩部或兩部以上手機的人群比例有了顯著提升，已接近50%[31]。首先，手機具有便攜性，特別是具備上網功能后又克服了電腦不易攜帶的限制[32]。因此，手機的使用完全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其次，手機具有互動即時性[32，33]。青少年通過手機通話或者短信等方式能迅捷地得到對方的回應。其三，手機的功能越來越多樣化。很多智能手機集上網、拍照、游戲、閱讀等功能于一身[2，33]。
Bianchi和Phillips的研究發現，外向型的人有更高的手機使用頻率，并分析這可能與他們有一個更大的社會網絡和朋友圈有關[9]。Phillips，Butt和Blaszczynski調查了手機使用和“大五”人格的關系，結果表明，親和性得分低的人更容易對手機游戲產生依賴[34]，而外向型者會花更多的時間在手機通話和短信服務上[35]。Ha等研究發現，過度使用手機的高中生表現出更低的自尊感[27]。Zulkefly和Baharudin也發現，低自尊的大學生更容易成為手機依賴者[14]。但是Walsh等的研究卻不支持自尊和手機依賴的相關[36]。孤獨感也是研究者們感興趣的一個特質。Park研究發現，孤獨感是手機依賴的一個有效預測因素[16]。劉紅和王洪禮認為孤獨感影響手機依賴的路徑有兩條：一是直接預測大學生的手機依賴,二是通過網絡娛樂動機間接預測手機依賴[37]。但Takao，Takahashi，Kitamura的研究卻發現，孤獨感無法預測手機依賴[15]。
Dittmar認為人們表達自我認同感的一種方式是通過所擁有的物質財富，尤其是能體現社會地位、人格特征、態度及價值觀的部分[38]。這樣的物質資料既是青少年自我概念的象征，又有助于加強他們之間的情感聯系[39]。而與之有關的代表性行為也會快速地融入到個體的自我認同體系中。Walsh，White和Young認為使用手機已經成為青少年自我認同的一部分[40]。他們通過設置與眾不同的手機鈴聲和屏幕墻紙等方式凸顯自己的個性，并且認為擁有手機意味著慢慢脫離父母的約束而獲得越來越多的獨立空間[41]。Walsh等研究證實自我認同感能預測青少年的手機使用頻率[42]。
Hogg和Abrams認為當人們意識到自己是群體的一員時，就會自動把群體特征吸收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43]。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伴群體的影響，Igarashi等發現良好同伴關系的維持是影響青少年手機使用行為的重要因素[44]。Walsh等的調查顯示，85%的青少年報告他們購買手機是因為同伴群體交往的需要，而且不同群體有著不同的手機交往方式[45]。
Walsh等認為，自尊對手機使用行為的影響可能是通過歸屬感實現的，因為低自尊最終會導致更強烈的歸屬感需求。他們的研究支持了這個觀點，發現歸屬感在自尊預測手機依賴中起著完全的中介作用[45]。低自尊者為了獲得歸屬感，期望得到更多人的認可，更希望通過手機紐帶來實現[36]。
小結
綜上所述，青少年手機依賴的既往研究已經得出了一些有價值的結論。但這些研究也明顯存在不足之處。首先，手機依賴還缺乏統一的概念界定和清晰的診斷標準，這反映了對手機依賴的定性并不明確，因此也很難確定手機依賴的測量結構，現有的已經制定的測量量表的結構效度自然也值得商榷，從前面介紹的幾個測量工具來看，基本還是按照物質成癮的幾個維度作為理論建構，缺乏廣泛、細致的手機依賴獨特性的項目調研和分析。其次，人格特質對青少年手機依賴影響的研究多數還停留在相關研究的層面，缺乏系統的理論提出和深入的實驗研究的證據支持。其三，雖然提出了幾種依賴動機理論，但似乎理論分析的成分多，具體的研究證據明顯不足。第四，隨著科技的日益發展，手機功能會越來越多，不同年齡和個性的青少年對不同手機功能的依賴性應該也不一樣。第五，既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青少年作為研究人群，缺乏其他年齡層次的研究。最后，現有的研究均沒有注意到手機這個依賴介質區別于其它依賴介質的獨特性。手機的便攜性、即時性、功能多樣性使得它不僅成為現代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而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視之為我們人體的一個“附屬器官”。我們可以要求人戒毒、戒煙、戒酒，甚至短時間不上網，但不太可能要求人不攜帶或不使用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