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啟蒙中的啟蒙理想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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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啟蒙”飽有啟蒙的內在精神。啟蒙的啟人之蒙意味著把人類從不成熟、不開放的“蒙昧”狀態超拔出來、宣揚人性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它表征著人自身所固有的理性能力所具有的一種天然的秉賦，就在于把世界中所獲得的合理的可能性因素帶入人的理性當中，使得理性通過自身的推理和判斷能力使一切概念得到明晰。一切都在理性的法庭當中加以審視，唯獨缺少理性自身，帶來的后果必然是理性的狂妄，這或許正是人類尚處于不成熟狀態的呈現。王治河先生等立足于如何超越狹隘的啟蒙?如何使啟蒙的真正進步意義與人類文明發展相同步?做出了真實的、積極的、現實的理論性探討，認為啟蒙的理想本身無可厚非，而問題在于啟蒙所采取的方式———一味的征服、索取，不計后果。王治河教授提出的“第二次啟蒙”秉承著啟蒙許人類以美好未來的理想，卻采取了不同的路徑———貴和尚中、平衡和諧，又以此思維貫穿于農業、教育和科學技術之中，使“第二次啟蒙”真正面向人們的現實生活，給予人們“快樂的生活”的理想結局。

“第二次啟蒙”改變了“啟蒙”的潛在邏輯。啟蒙的內在邏輯是將自身倒退為神話，而神話變成了啟蒙。啟蒙應不是神話———神話以非理性的力量保證了結局的美妙，而真實的歷史故事則有真實的結構、背景、主題、人物和現實化結局，正是盲目和自大使啟蒙目空一切，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現代性的危機。第二次啟蒙則立足于真實的歷史現實，立足于整個人類的現實命運，立足于未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真實的歷史結構被賦予了“第二次啟蒙”，第二次啟蒙不但包含了人類未來之理想性的生活架構，更包含了對啟蒙與進步、啟蒙與文明、啟蒙與自由的深刻反思，這樣嶄新的“啟蒙的故事”既呈現出對現實問題的深度思考和挖掘時代問題的理論探索，更表達了用寬廣的人類性視角勇于面對時代危機的勇氣。這是對現代性問題的正視、對人類自身能力的正視，更是對啟蒙邏輯的矯正———從神壇走向現實，從神話回歸歷史。

“第二次啟蒙”摒棄了西方中心主義的狹隘立場，實現了中西文化的水乳交融。“第一次啟蒙”包含著西方的邏格斯中心主義所衍生出來的西方中心主義，將西方文明中的包容向上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同時，也忽略了其他文明的優秀成果。王治河教授所提出的“第二次啟蒙”既挖掘了西方文明啟蒙之進取、奮進的精神，又深度把握中國文化的尚和、貴中之思想;既透徹地審視西方工業文明社會的生活現實，又真實面向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具體問題;既以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生態文明發展為理論旨趣，又將這一思想與中國社會的具體問題緊密結合;既尊重西方學者的話語優勢，又崇揚中華文化自身所蘊含的思想精髓，實屬作者的學術功底深厚，理論觸角敏銳，思想思考深刻，學問研究深入。

“第二次啟蒙”為人類提供了一種區別于“啟蒙”的生活方式。啟蒙的理想變為現實之后，人們的物質利益的極大豐富，精神生活卻日益貧乏———道德追求逐漸隱退、審美生活變得單調，人們終日追尋未知的結果，卻遺忘了生命永遠在途中的事實。于是匆忙的人生之旅僅剩下了忙碌，路邊的美好風景卻被人遺忘。王治河、樊美筠教授的“第二次啟蒙”力圖改變啟蒙的一維性，而強調生活的過程性———“一沙見世界，一花閱蒼穹，一掌握無限，一刻系永恒”;建設性后現代或曰“第二次啟蒙”的生活是一種詩意的生活，是一種心境、一種情感、一種意識、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好奇、驚異于自然之美的生活態度，是一種敬畏自然、情系自然的情緒感受;是一種對自然生命尊重基礎上的自我的生命尊重;更是一種人與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諧態度。

王治河、樊美筠教授以“第二次啟蒙”為我們講述了人類未來的故事，這一故事不再強調結局，而是享受過程，在故事結構的表述當中尋覓人生的意義。既然人“永遠在途中”，或許停下來欣賞路邊的風景或許遠比遙不可及的目標要來得更為重要。當現代性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經在現實生活中屢屢碰壁，或許王治河、樊美筠教授所提出的“第二次啟蒙”的思想和生活才是可選擇的“另一條道路”。（本文作者：韓秋紅 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