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社會學下論語英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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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譯的社會學轉向

自20世紀以來，翻譯研究在經歷了語言學轉向、文化轉向之后，迎來了社會學這一新的轉向，其研究的視域也越來越寬廣。翻譯研究在經歷了各個時期的轉向之后，回歸到社會是其必然的發展方向。1972年，霍姆斯（Homles）的會議論文《翻譯學的名與實》實際上宣布了現代翻譯學的誕生。該文章不僅論證了翻譯學的名義，考查了該學科的實際情況，而且為翻譯學科指出了較為宏觀的學科關系并制訂了長遠的發展規劃。對于翻譯學來說，這無疑是一個福音。20世紀90年代之后，布迪厄的社會學在翻譯領域得到了蓬勃發展。最近十幾年，西方翻譯學出現“社會學轉向”，最新進展之一是對翻譯生產與傳播過程的研究，注重分析行為者（又稱“行動者”）如何合作構建、運作“行動者網絡”，從而實現譯作的生產、傳播與接受（汪寶榮2014）。

二、翻譯社會學下的許淵沖

《論語》英譯研究目前，大部分國內學者對《論語》英譯的研究仍然停留在語言層面，研究視角較為單一，研究缺乏系統性，系統研究對象相對集中。而國外學者研究《論語》英譯的少之又少，部分研究也是集中于譯本的評述（李剛、李金姝2013）。幾乎沒有學者嘗試用宏觀的社會學視角研究許淵沖《論語》譯本，將其置于社會背景下進行研究。面對這一研究空白，筆者決定將其與社會學理論結合起來對譯者及其翻譯活動進行探索，探討當時社會背景下社會、文化等因素對譯者及翻譯活動的推動或制約。

（一）場域對許淵沖《論語》英譯實踐的影響

場域是布迪厄反思性社會學理論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所謂場域，就是“具有自己獨特運作法則的社會空間”（Bourdieu1993）。不同的場域彼此之間既相對獨立又相互影響，存在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權利場域處于支配地位，國家就屬于權利場域。而文學場域雖有自身的運作法則，但主要基于文學資本，而權利場域的資本主要基于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因而在場域中文學場域受配于權利場域。進入21世紀后，中國經濟實現了飛速發展，綜合國力日益強盛。當然也承受著西方國家的不理解和蓄意抹黑。尤其美國一直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斷地輸出本國文化，妄圖扭轉別國的價值觀。面對這一形勢，中國需要提升文化軟實力，輸出本國的文化精粹來向世界展示真正的中國文化。21世紀是“中國世紀”。“中國世紀”不能局限于經濟崛起，更包括文化復興。而典籍翻譯是文化復興的一面旗幟。中國的典籍則是祖先智慧的結晶，為一代代人推崇備至，最能向世人呈現中國文化之美。自20世紀80年代刮起英語學習的熱潮之后，譯者翻譯的外國作品在中國暢銷，中國不斷引進、傳播外國文化，但是沒有關注本國傳統文化的對外輸出。因而許淵沖在當時翻譯《論語》，渴望恢復民族文化自豪感，也與時代背景有莫大的關系。《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經典作品，為中國歷代人所傳頌，經久不息。自傳教士理雅閣（JamesLegge）將其翻譯成英文后，該譯本在西方廣為流傳，為人們所熟知。因而，在文學場域中享有盛名。理雅閣在譯文下注入大量的注釋和解說，這是為了讓其他傳教士更好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以便于基督教的傳教工作，實現他們的宗教殖民目的，更好地為政治場域服務（孫瑜慧、許蔚2017）。但許淵沖則是為了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對儒學進行現代化，讓西方國家更好地認識中國。

（二）慣習對許淵沖《論語》英譯的影響

在社會學理論中，對慣習的定義是一套可持續性的性情傾向系統，它指的是人在成長、家庭、學習、工作和教育等一系列的社會化活動過程中，逐漸通過學習、吸收其所認識熟知的社會規范而產生的行為傾向和思維模式（Bourdieu1990）。慣習的形成是一個被結構化的過程，同時也是結構化的。它一旦形成之后，便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許淵沖在這一系列的社會化活動中學習了場域內的規則之后，又將其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慣習不僅影響其翻譯策略、措辭等微觀方面，還在宏觀方面影響其對文本的選擇。許淵沖從小浸潤于古典文化之中，對其如癡如醉，這就不難理解他在翻譯完《詩經》《楚辭》等典籍之后，又著手翻譯《論語》了。數十年來，中國翻譯理論一直借鑒于西方，很少有中國人提出中譯外的翻譯理論。近百年來，唯有許淵沖一人提出，且是在長期的翻譯實踐中得出的。在翻譯時，許淵沖摒棄了當時翻譯場域的社會規范，而是更多地發揮出自己作為譯者的獨特習性。首先在書名的翻譯上許淵沖將其譯為ThusSpokeTheMaster，就體現著許氏風格———勇于創新。他借鑒了尼采的著名哲學著作的名字ThusSpokeZarathustra，尼采假借于古波斯祆教創始人查拉圖斯特拉之口寫作，從而創作出在世界上具有非凡意義的文學作品。許淵沖也采用了“ThusSpoke”句型，渴望把中國人特有的儒家文化傳播到西方世界，讓西方人感受到中國古典文化的魅力。許淵沖翻譯的《論語》通篇沒有任何注釋和解說，主要采取了直譯和異化為主的手段，在翻譯上作了很多創新。韋努蒂認為使用異化法是對霸權主義和民族中心主義的一種反擊，可以使讀者處處感受到原文中的異國情調。許淵沖的翻譯一方面使讀者感覺自己在讀原汁原味的作品，感受源語言國家的文化；另一方面要求讀者具有一定的知識文化背景。例1：原文：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譯文：Aprince，saidtheMaster，shouldrulehisstatebyvirtueasthepolarstarwhichkeepsitsplaceamongthestarsturningaroundit.在翻譯這句話時，許淵沖完全遵循原文，使用了直譯和異化的翻譯策略。原文把天子比作北辰，譯文也采用了明喻的修辭手法。在古代漢語里，“北辰”因其獨特性和顯著性，被認為是天上最尊貴之星。在歷史上，它是天子的象征。而在西方，北極星通常用來指某人在自己的生命或事業上非常重要，起了指明方向的作用。在西方流傳著關于北極星的諺語“Youaremypolaris”（你是我的北極星）。兩種文化截然不同，許淵沖并沒有采用任何腳注，他的目的是讓讀者思考如此翻譯的意圖，進而尋找答案，從而了解中國文化，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

（三）資本對許淵沖《論語》英譯的影響

資本概念是布迪厄社會學中另一個重要概念。人們在不同的社會空間中所處的地位有高低之分，是因為他們在所處的特定場域中擁有的資本不同，不同的場域對于資本的要求也大不相同（宋仕振、王洪濤2017）。資本在翻譯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翻譯起著制約作用，有時甚至會左右譯者在翻譯時的取舍。布迪厄將資本劃分為四種形式：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象征資本。經濟資本與傳統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類似，與金錢、利益相關；文化資本指的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獲取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資本，如著作、文憑等；社會資本則是個體在社會中的各種人際和社會義務（王悅晨2011）。這四種資本之間并非完全獨立，而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甚至可以相互轉化。許淵沖作為一名偉大的翻譯家，在翻譯中擁有豐厚的各種資本，不無例外，這些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的翻譯活動。

1.文化資本對許淵沖翻譯的影響

許淵沖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的一個書香世家，受擅長繪畫的母親影響，在耳濡目染中形成了對美的追求和對古典文學的喜愛。年幼時的他受表叔熊式一的影響，喜愛上了英語。熊式一曾將經典戲劇《王寶釧》翻譯成英文而受到英國蕭伯納的接見，這更加激發了許淵沖學習英語的斗志。隨后，他考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又去法國攻讀文學，這些都為他日后的翻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所獲取的這些學歷、文憑都是文化資本的體現。當時西方人曾斷言中國的典籍翻譯也需由外國人操刀。許淵沖認為中國人最懂老祖宗的東西，于是幾十年來一心撲在典籍翻譯上。《論語》中不僅有孔子的教之日思想，還有他所設想的治國理政方針，更有復雜的宗教祭祀禮儀。有些內容甚至很難為現在的中國人所理解，外國人士若想理解恐怕更難。許淵沖憑借著對英、漢雙語的透徹掌握，努力克服了很多文化理解上的差異，在翻譯《論語》時有著不俗的表現。例2：原文：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譯文：Atthevillagers’evil-drivingceremony，heputonhiscourtrobeandstoodontheeasternsteps.“儺”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風俗，迎神以驅逐疫鬼。許淵沖考慮到中英文化之間的差異，將“迎神驅鬼”譯為evil-drivingceremony，而不是ghost-drivingceremony，頗耐人尋味。根據《牛津高階字典》（2004），對evil的解釋是“aforcethatcausesbadthingstohappen；morallybadandcruel”。原文的字面意思是“驅鬼”，而深層意思是驅逐走可能帶來災難的東西，因而evil再合適不過。

2.象征資本對許淵沖翻譯的影響

在翻譯場域中，譯者的資本在翻譯場域中可以是良好的雙語功底、對相關領域的熟悉程度、對翻譯理論的把握，以及過往的翻譯經驗等，這些就是一般情況下翻譯場域中的象征資本（王悅晨2011：10）。在翻譯《論語》前，許淵沖已經出版了不少作品，其中，漢譯英《不朽之歌》由英國企鵝出版社出版。這些作品出版之后得到了中外評論界的一致好評，同時也確立了許淵沖在文學場域的地位（象征資本），擴大了他的文化資本，促使他與多家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社會資本）。這些都為《論語》翻譯奠定了資本基礎。一部作品的成功不僅僅取決于譯者的翻譯，原作者和譯者的地位及聲譽也是象征資本的重要來源之一。原作者能賦予譯作象征資本，優秀的譯作也能給原作錦上添花。例如，莫言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葛浩文在其中立了汗馬功勞。《論語》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典籍文化之一，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因而《論語》從許淵沖翻譯了伊始到出版，就備受世人矚目，為許淵沖帶來了不小的名氣。而許淵沖也憑自己出色的表現成功翻譯這部世界名著，讓《論語》更廣為關注，原作和譯作互為彼此增加聲望。

結語

從翻譯社會學的視角研究許淵沖《論語》英譯，結合場域、慣習和資本對其進行分析，解釋了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因素對其所具有的影響。這不僅可以啟發相關人員用更加立體、動態的角度研究特定時期內翻譯實踐的特點及其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還對如何成功輸出中國典籍文化有所啟示。

作者：張夕 王金安 作者：江南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