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放棄保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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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經濟“放棄保八”的社會經濟背景與必然性

1．中國經濟“放棄保八”的社會經濟背景

總理3月5日在向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為7．5%。這一目標低于2011年GDP增長速度1．7個百分點，也是自2005年來GDP預期增長目標首次低于8%。該目標與2011年GDP實際增長9．2%相比，更下調了1．7%。按2011年GDP總值471564億元人民幣測算，2012年GDP將減少8016．588億元人民幣。低增長并不代表危機，高增長往往潛伏危險。入世以來，除了次貸危機之后受全球性金融風暴的影響，中國經濟一直呈上升趨勢，即便是最困難的2008年、2009年，增速也高于9%。對于中國來說，“保八”似乎成了一個底線。因為按照很多學者的計算，只有實現8%的增長，才能解決足夠的就業，保持社會經濟穩定。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2008年、2009年，為了彌補出口下滑引起的經濟不振，政府果斷推出了4萬億元投資計劃。以高速鐵路、房地產為代表的投資達到了史上最高的程度，各省市為了抓住“機遇”獲得項目和資金配套，一窩蜂“跑部進京”，推出了一個個龐大的投資計劃。一系列的經濟刺激計劃，推動了中國經濟在2009年實現強勁復蘇，但負面效果隨即展現，2010年初通脹即開始抬頭。為此付出代價最大的是中低收入者，還有中小企業。加之人口紅利接近尾聲，國際性的財政、貨幣寬松直接抬高了資源品價格，中國企業特別是外貿出口型企業的成本驟然增加;企業的日子不好過，房價也報復性上漲，生活成本上升，中低收入者頻頻叫苦。所有這一切表明，保增長不是最重要的。出路是什么?簡單說來，出路就是調整經濟結構，讓各類投資齊頭并進，讓凡是符合市場規律的企業都獲得平等的機會。無疑，一個健康的經濟結構和均等的市場機會，能夠創造更多高效的企業，解決更多人的就業。據此我們相信，決策層主動調低經濟增速，不再為了“保八”而“保八”，已經傳遞出積極的信號———以速度換時間。當然，這依舊會引發陣痛，如果增長減速，短期內就業、財稅收入等都可能受到影響，但長痛不如短痛。［2］

過去，強調“保八”，強調經濟增長要保持較高的速度，也沒有錯。因為，很多問題需要通過經濟增長來克服。金融危機爆發初期，中國提出“保八”的目標，也提振了信心與士氣。可是，以當下中國經濟47．2萬億元的龐大體量，以現在的增長方式，繼續維持前些年的高速增長，恐怕要支付更大的環境與社會成本。另外，也應該意識到，多年以來，“努力把蛋糕做大”不可能消化所有的社會問題，“做大蛋糕”不能代替“分配蛋糕”。在發展中被掩蓋的一些問題，實際上也反作用于經濟，成為當下經濟結構調整的難點。經濟增速目標下調還考慮到了今年的實際情況。就國內外情況看，中國經濟還面臨著較多的不確定性，存在一定的下行壓力。最大的變數還是在歐元區，主權債務問題有可能引發金融市場動蕩，并進一步惡化銀行業資產負債表。歐盟是中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歐洲債務問題久拖不決，正在對實體經濟造成危害，2012年歐元區經濟陷入衰退將是大概率事件。國內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效果已經顯現，房價下跌的城市逐步增多，投機性和投資性購房需求明顯受到遏制。總理的工作報告也明確指出，今年將繼續做好房地產調控工作。房地產市場的降溫將對部分投資和消費需求構成影響，并最終影響到經濟增長。從拉動國民經濟的三駕馬車看，今年的投資和出口形勢不容樂觀，消費總體上有望保持平穩增長，但其貢獻不足以彌補投資和出口下降帶來的缺口。就今年的具體情況而言，投資增速雖然有所下滑，但至少會和2011年基本持平，也就是20%左右的投資增長問題不大，外加保障房建設，今年將有上千萬套進入實質性施工階段，這又是一筆龐大的投資。可以想象，地方政府和部分利益階層會叫苦，通過各種渠道游說和唱衰，以希望宏觀、貨幣、財政政策調整。因此，好不容易才回落到4%左右的CPI來之不易，要能保持住。何況巨額投資伴隨的腐敗成本、行政成本已經極度高昂，而政府主導的投資效益卻在遞減。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自然是重要的，除政府主導的投資之外，并非沒有其他良策。多為民營企業考慮，強制讓國有企業從一些競爭領域退出來，特別是為中小企業創造一個公平、開放的營商環境;繼續推進結構性減稅，并降低各種費用，減輕企業負擔。放棄“保八”已經邁出歷史性的步伐，深化改革是必須的。

2．中國經濟“放棄保八”的必然性

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把明年的經濟增長速度確立為7．5%，“放棄保八”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這種必然性表現在:一個國家的經濟起步初期，發展空間很大，也幾乎不存在資源、環境瓶頸，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原有的平面上發展空間受限，資源、環境的壓力隨之加大，增長速度自然會適當放慢。我國快速發展的經濟列車必須適當慢下來，太快了會產生很多失衡，經濟發展與社會事業發展的失衡、內需和外需的失衡、產業結構的失衡、速度與產業層次的失衡，必須通過適當地放慢速度來調整。經濟發展方式必須轉變。靠行政力量推動的，單純追求速度的模式不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在于創新，這要成為常態，要跳出拼資源、拼環境的模式，要提高每單位GDP的技術含量和質量。

二、中國經濟“放棄保八”的動因

1．中國經濟“放棄保八”的具體原因

首先，在目前階段，經濟增長仍然主要靠對外貿易支撐，投資拉動的邊際效益已處于遞減階段，而擴大消費內需還需要更多的條件支持。以歐洲經濟危機為代表，外部環境的不確定因素依然很多，中國外貿在今年仍然會面臨許多考驗。調低GDP增長目標，是建立在對外部環境清醒判斷的基礎之上的。其次，從單位產出能耗比看，不具備資源優勢支撐的中國經濟，即使能源進口多元化戰略推進得再順利，也很難保證經濟一直保持超過8%甚至兩位數的高速增長。資源瓶頸決定了經濟增長的波動曲線。再次，盡管CPI從去年下半年起開始逐月回落，今年的通脹形勢將比去年樂觀。但也要看到，國際原油等商品價格已重拾升勢，發生新一輪通脹的幾率又在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政策不可能不考慮，仍要對通脹保持相應警惕。GDP不再“保八”，既是主動戰略選擇的結果，也是客觀形勢使然。主動戰略選擇的好處是，可以掌握經濟軟著陸的主動性，既可避免因增長而發生通脹，又可避免急劇通縮，同時能為經濟結構的調整贏得時間。經濟結構調整這些年進展并不算快。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政績考核的GDP權重過大，迫使不少地方政府不得不把精力、資源都放在經濟增長上，并忽視了對公共事業等領域平衡發展的關注。其結果，不僅是令粗放式發展大行其道，而且讓需要發展資金的地方政府難以擺脫對土地等資源的依賴。降低對GDP的要求，對于地方政府選擇更合理的、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對于環境資源的保護，對于完善政績考核指標都有益。另外，也要看到:GDP增長的快慢，還會直接影響到就業崗位等民生目標的實現。因此，GDP降低的同時，其實對其他領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社保體系、城鄉不同行業、工種人員的平等權利實現等等，都需要提到一個更高層面上來，這樣才能形成緩沖，避免GDP降速后可能發生的震蕩，也才能打下可持續增長的底子。

2．從經濟發展階段理論看我國經濟“放棄保八”的原因

2012年GDP增長目標定為7．5%，明顯低于往年的8%。從經濟發展階段理論來看，這事實上意味著中國在向發達國家前進的過程中，已經邁入其經濟發展的第二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第一階段的特征是典型的“二元”經濟，而第二階段的主要特征是無限的剩余勞動力已不復存在。第二階段經濟發展的特征與第一階段的特征形成鮮明的對照。正確認識經濟發展的兩個階段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及發展前景具有重要的意義。［3］第一，在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消化剩余勞動力，二是提高勞動生產力。而在第二階段，經濟增長的唯一動力是提高勞動生產力。正因為如此，與第一階段相比，第二階段經濟增長的動力相對減弱。第二，在經濟增長方式上，第一階段的經濟增長可以依賴于投資的高速增長。所謂增長是指產量的增長，而產量的決定取決于兩大力量:供給和需求。從需求角度看，投資本身是一種需求，而且是經濟學中的所謂自需求，即它還能通過乘數效應帶動其它需求。從供給(或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角度看，投資本身也體現為供給的增加:投資通過建設新廠等方式提高了經濟社會潛在的生產能力。需要說明的是，投資意味著開工建廠，而要使新廠開工，必然要有新的工人入廠。于是，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一個前提條件是社會中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此外，這樣一種增長方式本身并不要求技術進步，也就是說，即使投資所形成的生產能力中技術含量不高，只要存在著剩余勞動力，經濟也會在高漲的投資拉動下實現高速增長。

因此，這樣一種經濟增長方式也同樣起到了消化剩余勞動力的作用。然而，在第二階段，當剩余勞動力不復存在時，由投資所形成的生產能力將因勞動力的短缺而無法運轉。現實中，這具體體現為工資的不斷上升，從而加速通貨膨脹。正因為如此，剩余勞動力的逐漸消化使得傳統意義上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不復存在，從而敲響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警鐘:當剩余勞動力的消化完成以后，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只能來自于由體制改革和技術進步所推動的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體制改革和技術的進步必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第三，在第一階段，宏觀調控可以主要體現為以投資需求為中心的凱恩斯主義式的需求管理。供給(包括勞動力供給和由高速增長的投資所形成的產能供給等)則不會對需求的實現形成有效的約束。然而，在經濟發展的第二階段，由勞動力短缺所形成的供給約束將越來越多地制約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因此，未來中國的宏觀調控將更多地轉向供給管理。正因為如此，中國宏觀調控的難度也將越來越大。因此，在我國經濟從二元的第一階段向勞動力逐漸短缺的第二階段過渡的轉折時期，政府放棄經濟增長量的追求而更多地對經濟增長質的追求，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

三、中國經濟“放棄保八”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中國經濟“放棄保八”，使得中國的貿易伙伴勢必將受到不同形式的影響。基礎設施、電力和出口領域的投資減速可能意味著鋼鐵、水泥、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進口增長放緩，進而可能對巴西、中東產油國、澳大利亞和其他主要大宗商品供應國帶來沖擊。在2011年，中國經濟有所放緩，對資源生產大國如巴西和澳大利亞產生了影響。澳大利亞統計局公布，去年第四季度澳大利亞GDP環比增長0．4%，同比增長2．3%，市場預期為環比增長0．8%，同比增長2．4%。巴西去年GDP增速僅為2．7%，而2010年為7．5%。去年初巴西經濟增長勢頭良好，但下半年，急劇下滑，主要是受歐債危機和控制通脹政策的影響。巴西工業和貿易部數據顯示，2011年巴西實現外貿順差297億美元，其中115億美元來自對華貿易，占總數的38%。相比2010年，巴西對華貿易順差增加125%。如果不是對華貿易支撐，巴西去年的經濟很可能是負增長。今年中國經濟“放棄保八”，會對澳大利亞和巴西等對華的出口增速將產生重要影響。對于全球經濟而言，物美價廉的中國制造一直以來是抑制全球通脹的主要力量。在2002年，日本人甚至抱怨中國輸出通縮。中國多年外貿順差積累起來的巨大外儲，再次投入歐美債市，推低了全球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是近年來全球資產泡沫的重要推手。一旦中國加大人民幣升值幅度，外貿順差大幅縮水，全球經濟真實利率都將上揚，相關風險資產都會隨之下跌。中國經濟一旦“放棄保八”目標，將會對全球經濟和市場產生重大沖擊。［4］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目標的下調，也會在國內外帶來新的機遇。一個更多依賴消費支出的中國可能會造成更少的污染、減輕全球對環境的擔憂，并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這一轉變還可能提振美國、歐洲和其他更富裕國家相關件產品、娛樂產品、旅游、高科技產品和服務的進口。中國經濟在由出口投資向內部消費轉型的過程中，必然對實際經濟增長帶來壓力，但全球無需過分擔憂。政府主導下的內需將在未來5至10年迅速膨脹，由此產生的對商品、資源的需求會繼續推動世界經濟更快地發展。［5］

從世界經濟的角度來看，如果中國經濟能夠成功轉型，進入一個相對穩定、持續發展的階段，將對世界經濟起到穩定和推動的作用，給世界各國帶來更大的商機。當然，開始進入轉型期的中國經濟能否做到長期穩定的發展仍面臨諸多嚴峻挑戰，首先是能否做到擴大、提振內需。提出這一政策，一方面是為了應對外需下降，同時也符合經濟發展到一定時期自然轉型的規律，即從追求發展的數量轉變為重視質量。從經濟發展服務于人的角度來看，這對民眾無疑是一個福音。為此，中國政府制訂了一些相應政策，目的是在保持物價相對穩定的同時，提高收入水平，做到讓百姓有錢花。但是，僅僅強調這一點還是不夠的，如何通過建設惠及全民的社保體系、通過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民眾在消費時減少后顧之憂也極其重要。因此，社會模式的演變以及如何根據自身實際借鑒其它模式，仍將是中國在未來需要解決的問題。能在這個方面成功轉型，將成為中國能否長期穩定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此外，中國還面臨怎樣長久保持經濟活力和競爭力的挑戰。三十年來大部分發達國家都未能積極應對這一問題，以致在面對新興經濟體挑戰時，陷入非常被動的困境。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需要極大的智慧和全社會的參與才能解決。從中國政府宣布的相應措施來看，這一問題已經受到重視，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另外還有一個無論何種制度都難以回避的更為根本的問題，即如何做到社會公平。西方目前的經濟危機與債務危機表明，回避這一問題可能引起嚴重后果。

中國能否從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出發，處理好社會公平問題，不僅關系到自身長期穩定發展的目標能否實現，而且不論從經濟還是社會模式的角度來看，都將影響到世界的未來。中國經濟的規模如此巨大，其轉型也好比巨輪轉向，需要一定的時間，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既然中國政府已經確定了方向并表明了決心，我們期待政府這一目標能夠順利實現。小結中國減慢經濟增長速度不可避免，這是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所決定的。中國市場巨大，長久保持兩位數的經濟增長并不實際，經濟減速其實是發展的必經階段。此外，隨著中國老齡化問題的不斷加深，老年人口增多，工作人群相對減少，中國在接下來的20年中難以保持前20年的經濟增長水平。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根基并不健康，甚至可能導致危機。中國的投資率過高，過分依靠房地產開發，CPI的增長挑戰出口部門的國際競爭力。在此種情況下，中國需要改變經濟增長模式，降低投資率，增強國內市場的活力，重新找到平衡點，深入市場化改革，加強資本轉化率，并從“只看GDP”轉為更多地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世界應該更加關注一個發展中的經濟漸趨平穩的中國。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帶動世界走出了經濟低迷，一個經濟穩定增長的中國將會成為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的基本動力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