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稅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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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處理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既要發揮好虛擬經濟資源配置的作用，又要抑制“資產泡沫”的形成和發展。收入分配、資本流動、技術變革是導致資金“脫實向虛”的主要原因。稅收要在宏觀層面擴大需求，在微觀層面降低實體經濟投資成本，鼓勵創新和研發投資以及引導資本流動等方面發揮作用。

關鍵詞：實體經濟;虛擬經濟;資產泡沫;稅制結構;國際稅收

協調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持續低迷，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卻仍在攀升，實體經濟復蘇乏力，資金“脫實向虛”成為全球性的普遍現象。對中國而言，在應對外部沖擊的同時，由“人口紅利”逐步減少引發的要素稟賦變化，使經濟的周期性、總量性問題與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等結構性問題交織在一起，不僅面臨著資金“脫實向虛”導致的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實體經濟經營困難等問題，迅速發展的數字經濟也引發了傳統實體經濟與“新實體經濟”關系的爭論。面對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中央做出了“經濟新常態”的判斷，提出了包括“創新發展”在內的五大發展理念，明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主線。2016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提出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不僅明確要求“著力振興實體經濟”，同時也明確了“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就稅收政策而言，鼓勵研發投入和技術創新、扶持“小微企業”發展、促進就業等稅收優惠政策都與振興實體經濟有密切的關系，在這幾個方面目前已有較多論述。本文重點研究以下四個問題：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及資產泡沫之間的關系；資金“脫實向虛”的內在作用機理和影響因素；稅收影響資本配置的機制；如何推動全球范圍和中國的稅制改革解決阻礙實體經濟發展的共性和特殊問題。

一、實體經濟、虛擬經濟與資產泡沫

實體經濟是相對于虛擬經濟而言的，對實體經濟的定義往往與特定的政策目標相聯系。狹義的實體經濟通常僅指物質資料的生產經營活動；而廣義的實體經濟則包括物質的、精神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流通等經濟活動。（劉志彪，2015）國內對虛擬經濟的理解是從馬克思虛擬資本理論出發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虛擬資本的論述以生息資本的存在為前提，而生息資本一般則以貨幣資本的形式存在，即是從職能資本中分離出來的部分貨幣資本的獨立化，同時生息資本的借貸運動又是建立在信用制度高度發展的基礎之上。（王璐，2003）虛擬資本在運行方式上表現為“錢生錢”，即“G-G′”。建立在虛擬資本基礎上對虛擬經濟最普遍的定義是：“虛擬資本以金融平臺為主要依托的各種活動，簡單地說，就是直接以錢生錢的活動”。（成思危，2009）實際上，按照某一項經濟活動所屬行業或部門的方式劃分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存在著許多困難，如不以金融平臺為依托對郁金香等產品的炒作也是典型的虛擬經濟。因此，應根據資本運行的特征劃分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如果把投資于實體經濟的資本稱為實業資本，相當于馬克思所說的職能資本，包括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其運行的一般形態是“G-W-G′”，也就是說，實業資本是通過產出具有使用價值的產品和服務來獲取增值的。而實業資本實現增值后會產生對應的貨幣收入（現金流），能夠以某種方式分享這部分收入的憑證（如債權、股權）本身就具有了價值，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收入資本化”，而“人們把虛擬資本的形成叫做資本化”。①虛擬資本的價值由未來收入（現金流）的貼現值決定，由于未來影響收入的諸多因素具有不確定性，人們對未來的預期與實際實現的收入會產生偏差，這種偏差構成了投資虛擬資本的風險，而投資者對未來預期的動態調整則產生了虛擬資產價格的波動。因此，圍繞著實業資本的虛擬化（生息資本的形成與資產證券化）、虛擬資本的價值發現（金融市場）及其配置（投資與財富管理）等形成的經濟活動可以稱為虛擬經濟。虛擬經濟的資產價格發現和配置功能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并鼓勵創新，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在完善的金融市場中，虛擬經濟是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價值創造過程中并以實體經濟的發展為基礎的，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正常情況下，虛擬資本的價格應圍繞對應實業資本的預期增值波動。但當一項資產的價格由對該資產價格未來上漲的預期而不是與之對應的實業資本未來的增值決定時，虛擬資產的價格就會擺脫實體經濟的價值創造過程而進入自我循環，即預期某項資產，未來價格上漲的投資者越多，買入的資金就越多，由此導致價格上漲并強化上漲預期后進一步導致更多資金買入。這種作為資金炒作標的物的資產既可以是實物資產，如郁金香、房地產，也可以是虛擬資產，如股票、衍生金融產品等。當資產價格的上漲與使用價值的生產和未來價值的創造無關時，就出現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背離，這種上漲就形成了“資產泡沫”。在資產泡沫形成階段，不斷上漲的資產價格會吸引越來越多實業資本投入，引發資金“脫實向虛”的趨勢；而在資產泡沫破滅的階段，信貸緊縮和金融風險加劇又會進一步對實體經濟造成沖擊。也就是說，當虛擬經濟過度發展到形成資產泡沫時會對實體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以房地產為例，當房地產行業向社會提供的住宅、廠房、寫字樓等不動產是用于居住消費或作為中間投入時，其價值主要是其使用價值決定的，圍繞使用價值創造的房地產設計、建設、交易和租賃服務等屬于實體經濟。如果資本購入房地產作為獲取租金的投資手段，房地產的價值則由未來租金收入的貼現值決定，而租金的價格仍主要由不動產的使用價值決定。圍繞租金收入和房地產貸款利息收入等未來收入（現金流）為基礎發展的按揭貸款和資產證券化則屬于虛擬經濟。如果大量購房者購入房地產既不是為了使用價值，也不是為了獲取租金收入，而只是為了賺取買賣差價并由此導致預期租售比遠低于正常市場利率水平時，就會出現“資產泡沫”。

二、資金“脫實向虛”的原因分析

2000年以來，資金“脫實向虛”導致了嚴重的房地產泡沫，而泡沫破滅引發的美國“次債危機”演變成為全球范圍的金融危機。世界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量化寬松”政策盡管有效避免了危機的深化，但實體經濟增長乏力，資金“脫實向虛”的趨勢并沒有根本改變。①世界范圍內資金“脫實向虛”趨勢的出現和延續，根本原因是實體經濟的資本回報率低于虛擬經濟，而收入分配、資本流動、技術變革是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首先，實體經濟是生產和銷售具有使用價值的產品和服務的經濟活動，投資實體經濟獲得資本增值的前提是實現產品和服務的銷售，而決定產品和服務最終需求的是消費。然而，如果一個經濟體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即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高于低收入群體，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作用下往往會出現消費和投資的失衡。由消費不足引發的產能過剩會壓低實體經濟的資本回報率，由于實業資本無法償還債務會進而引發金融危機，如1929年-1933年的大危機。在低收入階層收入增長緩慢消費不足的情況下，如果通過虛擬經濟將大量資本轉化為低收入者的消費信貸會在短期內增加消費并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但如果收入分配格局不改變，低收入階層無法按期償還貸款同樣會引發對應虛擬資產價格的大幅波動并引發金融危機，如美國2008年的“次債危機”。在消費不足的情況下，實體經濟由于產能過剩缺乏投資機會，以未來實體經濟財富創造為定價基礎的虛擬經濟也難以發展，由此導致大量資金閑置。而為了避免信用危機的蔓延，各國央行紛紛采用的量化寬松政策加劇了資金的過剩，造成了所謂的“資產荒”，即可供投資的資產匱乏。當這部分資金集中涌入房地產、股市就會引發“資產泡沫”導致資金進一步“脫實向虛”。但是，房地產、股票等資產價格快速上漲更有利于持有較多資產的高收入階層，這會導致收入分配狀況的進一步惡化②，尤其是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會提高實體經濟的投資成本，同時擠壓中低收入階層房地產之外的消費支出，這會進一步抑制實體經濟的復蘇。其次，就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在全球布局的動態發展來看，由于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和要素稟賦的差異，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實體經濟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以及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不同類型的虛擬經濟產業在各國之間的分布是不均衡的，這種國際分工和產業布局是資本為了追求更高的回報率在全球配置資源的結果。然而，由資本流動決定的產業布局與民族國家的利益并不具有天然的一致性。發達國家以配置資本為主要功能的金融業等虛擬經濟產業往往更為發達，但實體經濟在本土的衰落會產生“產業空心化”等問題。由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比無法創造足夠的中低端就業崗位，而國際間資本流動與人口流動是不匹配的，對人口大國而言，嚴重的“產業空心化”導致的就業等問題會惡化收入分配并影響社會穩定。因此，當跨國資本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進程與民族國家的利益沖突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出現以保護主義為特征的“逆全球化”動向。如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美國優先”為主線的政策調整。資本流動的影響還體現在資本項目全面開放后，大量資本在外匯市場的套利交易和“熱錢”的流動對主權國家資產價格的沖擊，這種短期高強度的外部沖擊引發的資產價格大起大落會干擾資源配置，不利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協調與穩定。第三，技術變革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周期性。在新技術萌芽并開始產業化的階段，技術路線和市場的不確定性帶來的高風險只能與風險投資相匹配；而在新技術逐步成熟并被廣泛采用的階段，風險相對下降，新技術帶來的生產力提高能夠實現較高的資本回報；而大量涌現的新興產業不僅創造了新的需求，同時技術變革帶來的全新商業模式也會替代大量舊產業，由此導致傳統實體經濟與“新實體經濟”的此消彼長。此時，高效的金融市場會將資本及時投入新興的實體經濟并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而在新技術從初步產業化到被廣泛應用的過渡時期，對實體經濟的投資會出現“黎明前的黑暗”，即由于投資者普遍預期未來新技術的推廣會替代傳統產業，因此對傳統實體經濟的投資，包括固定資產更新會相應停滯；但這一階段新技術還不成熟，對生產率提高的作用尚未充分體現，還無法吸引大規模的資本投入。此時傳統實體經濟得不到投資，新興實體經濟不適合大規模投資，因此會出現對實體經濟投資的大幅下降；而另一方面，由于資本市場對新技術、新產業的發展預期非常樂觀，由預期收入決定的新興產業的股票價格會持續上漲，這時也會出現資金“脫實向虛”的趨勢，而且往往會引發資本市場上的“資產泡沫”。但在總體上看，如果可以有效控制“資產泡沫”，這一階段以資本市場為代表的虛擬經濟對新興實體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三、中國當前實體經濟面臨的問題

中國當前經濟“脫實向虛”，實體經濟發展困難的問題同樣與上述三個因素密切相關，但在具體表現形式上又有自身的特征。在收入分配層面，從2002年入世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在進一步擴大。住戶部門在可支配總收入中所占的份額由67.54%降至58.28%①；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由2003年的0.479升至2008年0.491。②受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等因素的影響，消費增長相對緩慢，GDP的增長主要依靠出口，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拉動。中國的貨物出口額在2001年僅有2660.98億美元，與支出法GDP的比為19.80%，入世7年后的2008年則達到了14306.93億美元，是2001年的5.38倍，與支出法GDP的比升至31.38%。③而最終消費率則由2001的61.61%降至2008年的49.22%，其中居民消費率由2001年的45.58%降至2008年的35.05%。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出口增速明顯放緩，2009年、2015年、2016年均出現了負增長，2016年貨物出口額與支出法GDP的比又回到了入世前的20%左右。但是，出口增速的下降同時，消費的增長仍然緩慢，最終消費率到2015年僅緩慢回升至51.61%，居民消費率僅為38.01%。④2008年以來，由于出口增速下降和消費增長相對緩慢，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對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的投資拉動，出口和消費需求不振是影響實體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在資本流動層面，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導致“人口紅利”逐步喪失⑤，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的變化導致國際分工的調整和產業鏈的重新布局。國際資本開始流向印度、越南等人口眾多，勞動力成本低的經濟體，這些國家會逐步取代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對中國傳統實體經濟而言，在外需減少、內需不足和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上升的雙重壓力下，投資回報率大幅下降。而這一時期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大都屬公益性或半公益項目，投資大、期限長，投資回報率也不高。白重恩、張瓊（2014）的研究發現，2000年-2007年中國的平均資本回報率約為22%，但之后大幅下降，由2007年的26.7%降至2013年的14.7%。投資回報率的大幅下降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壓力要求傳統實體經濟中的資本重新配置。此時，應加快金融體制的市場化改革，通過“金融深化”（FinancialDeepening）來提高資本配置的效率。當傳統實體經濟中的資本可以通過金融體系有效轉化為對新興產業債權、股權投資時，此時資金的“脫實向虛”是有利于新興實體經濟發展的。然而，世界各國實行“量化寬松”政策在避免了危機深化的同時，流動性過剩也延緩了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國也不例外。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中國的M2由2008年的47.5萬億元增至2016年的155.0萬億元⑥，8年時間增長了2.26倍。當流動性過剩與人口結構、城鎮化發展、土地制度及地方政府籌資模式等諸多因素交織在一起，形成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的趨勢后，投資于房地產的預期收益要遠高于投資于實體經濟的收益，這時資本流動的“脫實向虛”會引發房地產的“資產泡沫”，而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升又會推高實體經濟的成本并抑制房地產之外的消費支出，這會進一步壓低實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在技術變革層面，除人工智能、新能源、虛擬現實、增強現實、自動駕駛等重大技術變革的影響外，在需求疲軟、要素成本上升的同時，基于互聯網技術發展起來的“新實體經濟”對傳統實體經濟也構成了重大挑戰，如批發、零售行業逐步被電子商務取代。而由于中國數字經濟和共享經濟等業態的迅速發展，在商業模式轉換時期，傳統實體經濟受到的壓力也就更大。此外，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消費結構也處在升級過程中，消費者對品質更高的產品和服務的需求與國內企業長期以來低質低價的供給能力之間也會出現不匹配，這也是導致傳統實體經濟企業經營困難的重要原因。

四、稅收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處理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在發揮好虛擬經濟資源配置作用的同時，要對資本流動進行有效控制以抑制“資產泡沫”的形成和發展。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國家對資本流動的控制還包括對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國際分工的干預。就稅收政策而言，稅收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基本作用機制是要提高實體經濟的相對投資回報率，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基本路徑有兩個：一是提高實體經濟投資的絕對回報率，包括在宏觀層面擴大需求、在微觀層面降低實體經濟投資成本以及鼓勵創新和研發投資等措施；二是通過稅收調節虛擬經濟，尤其是要抑制“資產泡沫”以實現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的均衡。需要說明的是，如果市場是有效的，資本的自由流動可以自動實現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的均衡，此時稅收制度只要保持中性，避免干預市場就可以了。①然而，在信息不對稱、投資者非理性以及存在外部效應的情況下，市場并不總是有效的，稅收作為政策工具的基本功能是彌補市場失靈，緩解短期沖擊。在開放經濟環境中，民族國家還要利用稅收主權協調資本和國家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在宏觀層面，如果不考慮政府支出的作用，減輕宏觀稅負總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但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在宏觀稅負一定的情況下，一個怎樣的稅制結構更有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首先，稅收要有利于促進消費與投資的均衡。從稅收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影響看，稅收的來源包括對收入征稅、對消費征稅和對投資征稅，其中對收入征稅還可分為對資本所得征稅和對勞動所得征稅。如果一個國家的稅制選擇對消費和勞動所得征重稅意味著有利于鼓勵投資和提高資本的回報率，但這種稅制結構往往會抑制消費并導致收入分配的惡化，消費與投資的失衡同樣不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對收入征稅的同時再對消費征稅意味著對消費的雙重征稅，在這個意義上，僅在收入環節征收綜合所得稅會減少對消費和投資的干擾，從而有利于實現消費與積累的均衡。而對消費的征稅如果采取多環節征收的模式，通過企業繳納的稅款及其資金成本如果無法轉嫁給消費者就會造成投資回報率的下降，即由資本承擔這部分稅負。其次，在資本流動層面稅收要發揮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在經濟的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全球避稅安排盛行，跨國資本綜合稅負極低，而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壓力下，為避免吸引資本引發惡性稅收競爭，迫切需要加強主權國家之間的稅收協調。二是針對短期資本流動對民族國家經濟的沖擊，國際社會應研究包括稅收在內的直接或間接的控制措施。三是在“資產泡沫”形成和發展的階段，應通過大幅提高交易稅等措施減緩和遏制資本流向泡沫資產，如提高證券交易印花稅或提高房地產交易稅。最后，通過對技術變革等創新活動的投入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是提高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最重要的途徑。而在創新和技術進步具有外部性的情況下，建立鼓勵創新和研發投入的稅收優惠政策體系，相當于由政府分擔一部分創新的成本，是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措施.

五、稅收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

一個國家實體經濟的發展狀況受國內外諸多因素的共同影響，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國際資本與人員流動、金融市場與金融管制、土地與房地產制度、競爭與管制政策等等因素共同決定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以及實體經濟內部不同產業之間的相對投資回報率及其變動趨勢。因此，不同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具體政策目標會有很大差異，既有以政府主導為特征，以“趕超”為目標的東亞模式；也有建立在“社會市場經濟”基礎上堅持制造業優先戰略的德國模式；還有以擴大就業、緩和社會矛盾、促進制造業回歸為核心目標的美國“再工業化”和“美國優先”戰略。對中國現階段而言，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稅收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應從稅制優化、完善有針對性的稅收優惠政策和加強國際稅制協調三個方面入手。1.在稅制優化方面，中國當前全口徑宏觀稅負超過30%，而且不僅稅收收入中對企業征收的間接稅的比重過高，大量政府性基金和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實質上也是間接稅負擔。（張斌，2012）正常情況下，企業的間接稅負擔大部分轉嫁給消費者，而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這種稅制結構在抑制了消費的同時，也不利于收入分配。因此，從需求的角度看，提高所得稅、房地產稅等直接稅的比重有利于調節收入和財富的分配，通過擴大消費需求為實體經濟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抑制房地產泡沫，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房地產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是中國當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因此，要在綜合權衡房地產開發、建設、交易、租賃、保有各環節的租、稅、費負擔的基礎上，以“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為目標推進房地產稅費制度改革。在經濟增速下降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雙重壓力下，面對勞動力、土地等成本的增加，實體經濟面臨著經營困難，投資回報率大幅下降的局面。而由于PPI連續下行，企業的間接稅費負擔難以轉嫁又進一步提高企業的經營成本。因此，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任務的重要內容，切實降低實體經濟企業稅費負擔是短期穩定實體經濟的必要措施。其中，除現行的“營改增”、小微企業稅費優惠等減稅措施外，實行增值稅“留抵退稅”并逐步消化存量留抵是減輕實體經濟企業稅負的重要措施。從國際稅制改革趨勢看，為應對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大規模減稅等國際稅收競爭的挑戰，中國當前包括社會保險費在內的主要稅種的名義稅率面臨著下調的壓力，而未來人口老齡化等因素形成的支出壓力又限制了減稅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加強稅收征管提高實際征收率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中國當前的社保費率水平位于世界前列，但由于征收體制不統一造成了實際征收率較低，而過高的名義稅率造成依法納稅的企業與偷漏稅企業的不公平競爭。因此，加快稅收征管現代化進程，通過實際征收率的提高在降低名義稅率的同時實現實際稅負分配的公平是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措施。2.在完善稅收優惠政策方面，在經濟新常態下，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核心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是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核心目標。在現有加速折舊、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創投企業投資抵免、增加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扣除比例、鼓勵中小科技創新企業等稅收優惠政策的基礎上，要重視選擇性產業政策與功能性產業政策的協調，稅收政策要更關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張斌，2017）同時也要處理好基于互聯網技術發展起來的“新實體經濟”與傳統實體經濟的關系。3.在國際稅收協調方面，世界各國應加強雙邊和在BEPS（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行動計劃等國際框架內的反避稅合作。為應對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對各國實體經濟的沖擊，國際社會應深入研究“托賓稅”等控制資本流動的稅收措施。最后，世界主要經濟體要加強稅制改革方面的協調，抵制以發展本國實體經濟為名出臺的歧視性稅收政策和惡性稅收競爭。

參考文獻：

〔1〕白重恩，張瓊.中國的資本回報率及其影響因素分析.世界經濟，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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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辜勝阻，曹譽波，王敏.鞏固實體經濟財政與實體經濟基礎的邏輯動因與政策選擇.江海學刊，2013年第3期.

〔4〕劉志彪.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關系的再思考.學習與探索，2015年第9期.

〔5〕王璐.從馬克思的虛擬資本到虛擬經濟———兼論虛擬經濟的起源與本質.南京社會科學，2003年第9期.

〔6〕張斌.擴大消費需求的稅收政策.財貿經濟，2012年第9期.

〔7〕張斌.創新驅動、功能性產業政策與稅制優化.國際稅收，2017年第1期.

作者:張斌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