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遺產保護的民族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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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文化遺產蘊含著民族的情感與個性，是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載體，是民族生活的源頭和根系，但是在民族文化遺產的保護中，各種違規、不當行為不斷發生，商業化使得民族文化遺產逐漸失去了文化的原真性。根據西方文化遺產保護經驗，民族文化遺產保護要走出當前的保護怪圈，必須要通過思想意識轉變、法律規制、資金基礎重構等各種手段，從而使文化遺產保護超越商業價值。

關鍵詞：西方；文化遺產保護；商業價值；民族

少數民族地區存在著大量的文化遺產，如各種民族傳統建筑、多樣化的民族舞蹈、音樂藝術等，傳承和保護民族文化遺產是國家對民族文化遺產的基本指導思想，為此很多少數民族還專門申報了各種級別的文化遺產。但是有關民族文化遺產的商業化運作不斷受到來自各方面的質疑，這使得民族文化遺產保護一定程度上陷入一種思路困境。對于民族文化遺產保護來說，商業運作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是如何使民族文化遺產保護合情合理，又能適當發揮經濟價值，是民族文化遺產保護必須要思考的問題。西方很多國家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對其中經驗的總結提煉可以為民族文化遺產保護提供很好的參考。

一、西方文化遺產保護對少數民族的啟示

當前民族文化遺產保護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視，但是伴隨著各種各樣民族文化遺產保護的往往是商業化運作，有的民族文化遺產申遺的運作直接就是沖著申遺后帶來的巨大經濟價值，重視民族文化遺產的商業價值成為少數民族文化遺產保護的普遍現象。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幾乎成了民族地區文化遺產保護的普遍模式。隨著部分民族文化遺產的商業開發成功，更多的民族文化遺產保護都在向商業運作靠攏。商業化運作對于經濟基礎薄弱的民族地區來說，不僅可以增加地方經濟收入，也能夠使相關文化遺產得到相對穩定的經濟來源，有助于民族文化遺產保護得到切實的經濟保障，但是以商業發展為主導也使民族文化遺產的保護重心從文化轉向經濟，偏離了文化遺產保護的初衷。商業價值不僅左右了民族文化遺產保護手段和路徑，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民族文化遺產保護動機，民族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被忽略，很多民族文化遺產保護都有著濃厚的商業意味。在這種情況下，商業價值不明顯的民族文化遺產難以得到各方面的重視，從而使部分具有重要文化價值的民族文化遺產保護上明顯存在不力，而進入商業化運作的民族文化遺產為了實現經濟價值利益的最大化，也形成了民族文化遺產的虛報、篡改、形式化等各種問題，影響了民族文化遺產原汁原味的保護，并使民族文化遺產保護往往存在明顯的短期行為或違規行為。

雖然西方文化遺產保護在歷史發展中也走過一些彎路，但是基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借鑒，西方大多數國家都比較重視民族文化遺產保護，也有很多西方文化遺產進行商業化運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與少數民族地區文化遺產保護濃重的商業氣息相比，西方文化遺產保護雖然有經濟運作，但是更多地表現出了文化氣息。綜合眾多西方文化遺產保護實踐經驗可以看出，雖然各個國家地區關于不同文化遺產的保護方式或路徑各有不同，但是大多數文化遺產保護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超越商業價值。

首先，商業運作以尊重文化遺產為前提，大多數歷史文化遺產本身就存在重要的經濟價值，且有的歷史文化遺產因地段、開發等因素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在這種情況下，近年來西方國家在有關歷史文化遺產的商業開發中往往以尊重文化遺產為前提。以法國的盧瓦河谷遺產保護為例，該地區是法國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聚集區，如盧布瓦城堡曾經是法國幾個國王的城堡，經過歷代修繕裝飾，可謂是法國建筑的歷史縮影，而圣女貞德也曾經在當地城堡中懇請國王前去登基等等，加上當地富有哥特風格的教堂，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監獄建筑群，都使得盧瓦河谷具有濃重的歷史文化意味，該地區也因此成為世界文化遺產。雖然在歷史發展中，盧瓦河谷的文化遺產也進行了商業開發，如建立別墅和發展旅游業等，但是新的建筑往往對老的建筑持以尊重和保留的態度，不僅在風格上保持相似，且老的建筑也都相對完整地保留下來，因此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明顯時間順序的建筑序列，從11世紀關押要犯的監獄建筑再到教堂，再到外城墻和主城門，以及17世紀新建的別墅，并沒有由于新的建筑而拆除舊建筑。另外，借助城堡外圍花園優勢，這里發展成為舉辦國際花園藝術節的重要場地，吸引藝術家對花園進行設計裝點，吸引更多的游客，由于當地歷史文化遺產的聲譽，很多游人和藝術家前往參觀城堡，為了保護城堡，當地的管理單位專門對人數進行了控制，從而使需要保護的文化遺產保護起來，也使能夠創造的文化遺產利用起來。[1]

其次，創設人文化的文化遺產環境，隨著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思想的蔓延發展，西方國家逐漸把單個的文化遺產保護擴展至文化所在街區或地段，以整體環境的保護來反映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化風貌。因此在1962年法國專門出臺了《馬爾羅法令》，其他西方國家也紛紛跟進，這使得文化遺產保護從單純的實物保護向人文環境轉變，如法國就劃分了數十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區，但是相關地區并沒有進行封閉保護，或者是改造為旅游景點，其中的居民并沒有遷出，如常生活，只是需要向全社會敞開大門，通過文化遺產街區的劃分，創設了人文化而不是商業化的文化遺產保護環境。

最后，文化遺產保護資金不依賴商業，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需要大量的資金，與國內大多數經營性文化遺產以營利來保障資金來源不同，西方國家或地區的部分歷史文化遺產雖然也有經營行為，但是很多歷史文化遺產并不依仗商業經營的經濟效益來獲得保護資金，而是通過國家、非政府組織、社會團體等力量來募集資金。以美國的國家公園為例，政府往往將相關公園作為社會公益事業來對待，給予大量財政撥款，另外還會鼓勵社會各界對文化遺產的投資。在英國，國家財政撥款也是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主要資金來源，其他也有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志愿者的捐款，這使得各種歷史文化遺產不需要把經濟收入作為主要的經濟來源。在日本，同樣也是國家資金和地方資金以及社會團體和慈善機構的共同合作來為文化遺產籌集資金。可以看出，西方文化遺產的保護資金基本上不依靠文化遺產的商業運作，這使文化遺產在保護過程中的商業運作變得不那么重要，從根本上瓦解了商業凌駕于文化遺產保護之上的現實基礎。

由于西方文化遺產的各種運作都超越了商業價值，文化價值上升為文化遺產保護的重心，這才使得各種西方文化遺產沒有湮沒在經濟潮流中，保留了自身獨有的文化氣息，成為特定國家和地區不一樣的文明景觀，這和民族文化遺產保護形成了鮮明對比，對民族文化遺產保護是很好的啟示，民族文化價值要擺脫當前的保護怪圈，也需要從這個根本思想來變革。

二、少數民族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商業價值超越實現

西方文化遺產保護中對于商業價值的超越體現在各個方面，從意識到行動，從實踐到機制，從文化到法律，超越商業價值體現在西方文化遺產保護的方方面面，因此民族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商業價值超越實現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實踐。

（一）文化保護意識培養

新的國家政府建立，都試圖擺脫原有國家的形制和色彩，打破舊有的文化景觀，塑造新的文明格局。在西方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對過去文化遺產的摧毀和破壞階段，如英國的巴爾神殿就因為道路擴建被拆毀，德國波恩的城墻也因為被認為是嚴重的交通障礙而被拆除。但是隨著19世紀中葉歐洲對“民族遺產”興趣升溫，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已經成為大眾的共識，很多人由于文化遺產的歷史悠久和其中的文化意味而形成對文化遺產的敬畏意識。[2]很多歷史文化遺產能夠得到原樣保存，和民眾強烈的文化保護意識有關。反觀少數民族地區，文化遺產保護意識淡漠，這種缺乏一方面表現在政府方面大力支持文化遺產的商業運作，為另一方面也表現在民族民眾對相關文化遺產的商業運作往往保持沉默，或者是更加關注對于自身經濟利益的影響。文化意識上的淡漠使得少數民族文化遺產保護被經濟利益所禁錮，只能以商業利益追求為主導。而在法國老城改造過程中，著名的沃日廣場和一些老舊的建筑也面臨著拆遷，為了保護文化，巴黎人自然組織起來，形成各種各樣的文化保護組織，通過寫文章和辦展覽等方式，為保護歷史文化空間而努力，由于大眾的強烈反對，改造計劃最終沒有實施。眾志成城，民族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關鍵在于民眾的文化保護意識培養，民族民眾強烈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是民族文化遺產的思想基礎。

（二）完善保護制度加強法律規制

市場經濟環境下，民族文化遺產的商業化運作是地方追求經濟的自然選擇，而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基礎的薄弱，民族文化遺產的商業化運作顯得尤為重要。對于這一點，西方國家通過法律形式對文化遺產的實踐活動進行了控制，如法國專門出臺了《歷史性建筑法案》，美國專門頒布了《聯邦文物法》，韓國的《文化遺產法》，日本的《文化財保存法》等等。國內雖然也有《文物保護法》等法案，但是對于少數民族文化遺產來說，文化遺產既包括物質文化遺產，也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很多文化遺產并不能歸屬在“文物”范疇內，且這使得民族文化遺產的商業運作往往難以以合理的文化遺產法規來對相關商業進行規制，而英國、法國等國家就專門針對形態各異的文化遺產出臺保護法律，如英國的《城市文明法》，把建筑群體、戶外空間、街道形式等包括在內；法國也針對各種不同的文化遺產形成了不同的管理法案。[3]在民族文化遺產的保護中，很多文化遺產都是以保護為名頭進行的商業運作，商業運作的經濟效益是投資者的最終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單單依靠民眾的文化保護意識來自律顯然是不夠的，借鑒西方文化遺產保護經驗，要使經濟利益的追求控制在一定限度內，必須要以法律的外部強制力量來規制，民族地區的文化遺產保護必須要完善法律制度才能使各種經濟行為得到有效規范。

（三）加強地方政府文化保護主動作用

在文化遺產保護中，國家是主體力量，特別是在文化遺產強調其社會公益性質，突出其文化價值時，更需要國家發揮主導作用。法國為了培養民眾的文化保護意識，專門成立了“遺產日”，在遺產日當天，開放各種文化遺產，讓民眾更多地了解文化遺產，同時也通過國家的主導彰顯國家對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視。[4]民族文化遺產相關法律法規的出臺，最終要通過國家途徑來實現，沒有國家發揮主動作用，各種民族文化遺產法律制度就難以在現有基礎上得到突破。突出民族文化遺產保護的資金來源需要國家的大力支持，這一點西方國家也通過實踐進行了示范。對于少數民族文化遺產而言，雖然相關文化遺產對于民族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大多數民族文化遺產屬于地方性文化，且文化資源眾多，對于相關資源的保護必須要以政府為主導。鑒于民族大眾對于很多民族文化遺產缺乏保護意識，還必須通過政府對民族文化遺產的宣傳、推廣、實踐等方面發揮主導作用，以政府文化保護的主動作用的發揮，使民族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商業運作因政府的示范、行政管理而得到合理規范。

（四）重新構建民族文化遺產資金基礎

在當前少數民族文化遺產的商業運作中，大多是以民族文化遺產保護為名義來進行運作，尤其是為民族文化遺產保護提供資金來源是各種民族文化資源共同的借口，也成為各方面對民族文化遺產商業運作的各種違規行為姑息縱容的重要原因。一定程度上，民族文化遺產保護在資金來源上對于商業運作的依賴造成了商業運作的有恃無恐，使得民族文化遺產保護最終形成了以商業利益追求為主導的發展格局。而從西方文化遺產保護來看，大多數文化遺產保護都由國家財政撥款，或者是通過社會力量募集，對于商業運作的不依賴，使得西方國家的各種文化遺產保護并不會因商業運作而妥協，而是以文化價值為衡量標準。因此對于少數民族文化遺產來說，要使其中的商業運作不再凌駕于文化遺產保護之上，就必須要解決文化遺產保護資金的有效來源，從經濟上獨立擺脫對商業運作的依賴，在這種情況下，民族文化遺產才能在保護實踐中更多地展現其真實的樣態。與民族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的急功近利不同，西方國家文化遺產更多地超越了商業價值，這使得西方文化遺產更加接近文化遺產保護的文化本質。借鑒西方文化遺產保護，少數民族文化遺產進行商業化運作是可以的，但是必須要超越商業價值，發掘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通過各種方式避免過度的、不當的、違背民族文化遺產原真性的商業化運作，做到不忘初心，用心守護，這才是當下“后申遺時代”對于民族文化遺產應該秉持的基本態度。也只有這樣，才能通過民族文化遺產的保護有效培養文化自信，培育民族精神。

參考文獻：

[1]顧方哲.美國波士頓貝肯山歷史街區保護模式研究[D].山東大學，2013.

[2]潘曦.鄉土文化遺產的保護、研究與教育———記英國鄉土建筑露天博物館[J].中國文化遺產，2013，(3).

[3]彭峰.法國文化遺產法的歷史與現實：兼論對中國的借鑒意義[J].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6，(1).

[4]郭炯.中國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J].貴州民族研究，2017，(1).

作者:杜紅艷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