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化民營經濟營商環境對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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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相關文獻資料的基礎上，首先描述了蘇州民營經濟的發展現狀，其次對蘇州營商環境呈現的問題進行了分析論述。通過深入分析：蘇州政府應優化政策制定機制，狠抓政策落實；建立政府行為“負面清單”制度，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對民營經濟加大財政金融支持，加強政策扶持；以及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和市場主體退出機制使破產企業合法退出等，從而助推民營經濟健康有序地實現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民營經濟；營商環境；蘇州經濟

一、引言

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最活躍的主體，是“大眾創新、萬眾創業”最大的載體，在就業、稅收等方面的貢獻越來越大，在推動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方面的動力越來越強勁。美國將少于500人以下的企業界定為小企業，每年除了福布斯財富榜外，還要“小巨人榜”。根據美國2018年的統計數據，99.9%的企業是小企業，且這些企業的創新能力很強，每年都會有優秀的小企業成長為大企業，小企業被認為是美國經濟的基石。經濟實力越強的州，小企業數量越多，企業平均規模越小。而美國小企業能夠蓬勃發展的政策原因在于美國政府良好的營商環境，各級政府從不參與指導企業經營，極少直接投資，并且出臺《小企業法》《小企業就業法案》等法律法規支持小企業發展，實施對小企業減稅、信貸擔保等刺激措施，長期致力于減輕小企業負擔。1953年成立的小企業管理局通過為小企業提供銀行擔保、技術輔導、獲取政府補貼、獲得政府采購等手段幫助小企業生存和發展。在這樣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下，美國現有幾乎所有行業的領軍企業，都來自于小企業自主成長。

二、蘇州民營經濟發展現狀

蘇州民營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在企業數量、企業規模、企業實力等多個方面位列江蘇省首位，撐起了蘇州經濟的半壁江山。據統計，截至2019年末，蘇州民營企業數超157萬戶，位列江蘇省第一，吸納就業人數超600萬。其中，規模以上民營企業數為6138戶，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數的比例為59.4%。2019年蘇州民營企業完成工業總產值12341億元，占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為36.7%。蘇州有19家民營企業入圍“中國民營企業500強”，占江蘇省500強民營企業總數的23.2%，位列第一；其中5家民營企業營業收入超過千億元，數量也位列江蘇省第一。截至2020年3月，蘇州上市公司總數達到了125家，占江蘇省總量的28.8%，位列全省第一。民營經濟已經成為蘇州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創業創新的主體力量、吸納就業的主要渠道和創造社會財富的主要來源。[1]而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離不開良好的營商環境。營商環境是民營經濟賴以生存和高質量發展的先決條件和保障支撐，只有從政策環境上激發民營經濟活力、在技術、資金方面提升民營企業競爭力，將法律、制度、政策作為民營企業的護身符，才能實現蘇州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三、蘇州營商環境呈現的問題

(一)部分政策制定缺乏征詢和論證，且落實不夠到位雖然蘇州各級政府頻繁出臺各項優惠政策，扶持中小型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但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有些政策存在朝令夕改和“一刀切”傾向，政策的穩定性不強，導致企業無所適從。一些較大的規劃和政策調整在征求相關民營企業意見方面做得不夠充分，對中小型民營企業的真實需求獲取不夠。而且，在政策制定時，受上級政府經濟發展指向政策影響較大，缺乏立足當地經濟發展實際情況來制定相關政策，以有的放矢地解決中小型民營企業的困難。另外，在政策執行落實過程中，小微企業因沒有便捷統一的渠道獲取各類扶持政策而導致不熟悉政策內容，不明白政策指向，導致政策并沒有真正落實到位。

(二)政府有干預民營企業運營的越界行為，政商關系不緊密在與企業的溝通交流中，蘇州個別政府部門呈現出“強政府”、“強干預”的做事風格，甚至插手民營企業經營、干預民營企業發展規劃、以重大活動為由強令民營企業停工和干擾民營企業正常經營等行為。而且，政府公務人員在與民營企業交流溝通時，主動親近不夠，因怕影響自身職業發展而有“想為”而“不敢為”、“怕擔責”的顧慮，現階段缺乏對于公務人員“敢做敢為敢擔責”的保護機制和激勵機制。

(三)中小型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成本高蘇州中小型民營企業普遍面臨融資缺口大、金融機構準入門檻高、融資成本高、擔保物嚴重打折等局面。一方面，對于中小型民營企業來說，由于其企業治理制度不完善、企業財產與私人財產混同等原因，大型金融機構會上浮一定比例的貸款利率，增加擔保成本，使中小型民營企業因不堪高昂的融資成本而難于獲得有效融資；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受防范風險壓力等因素影響，加之民營企業信用體系的不完備，對民營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的抵押物嚴重打折，以及對專業擔保條件的苛責，而對中小型民營企業產生了“擠出效應”，部分中小型民營企業只好通過小額貸款公司、信托等方式融資而使得融資成本居高不下。

(四)破產制度與企業經營情況脫節，破產流程復雜當前，蘇州大多數民營企業是家族企業，企業創始人、所有人和經營人三位一體，公司法人財產和公司股東及家庭私人財產經常發生混同。[2]公司法規定有限公司對企業債務承擔有限責任。但當企業因經營不善而導致破產時，以有限責任公司為前提設立的法律制度和中小型民營企業將企業財產視為其私人財產一部分的現實嚴重脫節，[2]從而逼得創業者跑路、企業員工失業、投資者剩余資金得不到清償等不良后果。而且，在企業破產時提出整頓申請后，要由法院依照有關法律法規，組織企業股東、相關政府部門及專業人士成立清算組，其間涉及多個部門和環節，流程復雜，周期過長，使得破產企業不能快速退出市場，從而形成“僵尸企業”，也無法實現社會資源的重新整合和優化配置。

四、優化蘇州營商環境的對策建議

(一)優化政策制定機制，狠抓政策落實蘇州政府各部門在制定政策時，應本著系統思維和全局最優的目標，統籌兼顧，要出臺切實能夠促進整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打破只注重部門利益和局部最優的思維模式，尤其杜絕政策朝令夕改，或缺乏深入調研分析而實行“一刀切”。在研究和出臺政策時，應組織相關部門、企業和專家對政策進行論證，建議充分發揮工商聯、行業商會、協會的作用，廣泛征求所涉民營企業的看法和意見，切實摸清其真實需求，協助政府部門有的放矢地制定出滿足需求、可操作、利執行、促發展的政策。在優惠政策條件設置中，建議根據行業特點、企業規模等屬性分類分級精準實施優惠政策，真正做到施惠于企。在政策落實方面，建議政府部門全面梳理國家和省已出臺的涉企政策，搭建統一的政策平臺，適時召開惠企政策宣講會，便于民營企業熟悉運用政策，增強政策獲得感。

(二)建立政府行為“負面清單”制度，構建新型政商關系蘇州政府部門應定好位，當好國民經濟的“掌舵人”、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市場運行的“裁判員”、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公平正義的維護者。[3]蘇州政府應建立干預市場和民營企業經營的“負面清單”制度，廣泛收集企業觀點，認清政府部門自身角色的定位，嚴格監管各部門認真履行“負面清單”制度，確保政府各部門不插手、不干預、不干涉民營企業的正常經營，并提供高效的政府服務和強有力的支撐。建議通過法制建設來明確政府公務人員的行為準則，厘清“為”與“不為”的行為界限，細化政商交往的正當行為。在法制框架下，一方面政府公務人員對企業的執法活動，因有明確的法律依據而得到企業認可；另一方面也化解了政府公務人員“想為”而“不敢為”的顧慮。建議建立完善的評價機制、激勵機制和保護機制。構建新型政商關系要求對政府人員服務企業的情況建立評價機制，將企業評價作為公務人員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標。同時，為了打消公務人員的思想顧慮，還要從機制上為“敢為”、有擔當的公務人員提供有效保護，客觀全面地評價、使用和保護公務人員。

(三)加大財政金融支持，加強政策扶持一是從制度上保障民營企業能夠實現順利融資。建議蘇州財政部門建立制度規范，安排一定比例的資金重點扶持有發展前景的中小型民營企業，做到專款專用，并在貸款利率、資金使用期限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切實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減輕企業負擔。二是從制度上保障民營企業在政府采購中的比例。通過政府采購，民營企業可以獲得與國有企業及其他類型企業進行平等競爭的機會，并獲得有保障的資金回流，促使企業運營健康化、規范化。三是出臺相關政策，減輕中小型民營企業在信貸、稅收等方面的資金壓力，降低中小型民營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要求，通過財政補貼、出口補貼、設立貸款擔保基金等多種措施，引導和扶持中小型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

(四)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和市場主體退出機制使破產企業合法退出2019年7月16日，國家發改委等13個部門聯合印發《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研究建立個人破產制度，重點解決企業破產產生的自然人連帶責任擔保債務問題。[4]個人破產制度的建立可以使相當一部分確實“無法執行”的案件通過宣布破產予以化解。對于確實無償還能力的民營企業法人，通過破產可重整或者豁免個人債務。建立“寬容失敗”的市場退出機制。對于運轉不靈的中小型民營企業，要通過項目轉讓、并購、清算、解散、破產保護等措施及時止損，最大限度保護創始人、員工和投資人等主體的權益。而且，在破產清算過程中要簡化企業注銷手續，減免或免除各種清算費用和拖欠稅款，縮短企業破產清算周期，讓企業在創業失敗后能夠較快地合法退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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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童衛華.民企老板責任無限化悲劇[J].董事會，2014(9)：78-79.

[3]李曉林.創優江蘇營商環境的調查與建議[J].唯實，2018(9)：36-39.

[4]陳嘉寧.欠債真的不用還了嗎[N].中國財經報,2019-08-06(4).

[5]張翔.德國中小企業發展對中國的啟示[D].武漢科技大學，2014(5).

[6]李杰,李虹.營商環境對民營企業發展的作用機理及政策優化研究[J].商業經濟，2020(4)：115-117.

作者：何慧 包金龍 單位：蘇州市職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