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論文全文(5篇)

1.轉換發展目標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中國經濟的規模和實力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然而限制農民權益的社會結構卻一直延續至今。建國以來，中國一直將擴大工業生產力作為社會發展的目標。改革開放后，中國改變了擴大工業生產力的手法，放棄了總動員體制，釋放了為計劃經濟體制所束縛的社會活力，工業化的主體也從國有企業轉變為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為了營造適應經濟發展的環境，中國果敢地實行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也不遺余力。這些努力的結果使中國在極短的時間內獲得了被世人稱為“世界工廠”的巨大工業生產力。然而在空前的經濟發展期，重工業化時代遺留下來的建立在農民和普通勞動者的犧牲之上的工業化社會機制一直延續，出現了真正富裕起來的群體和還沒有充分享受到成長成果的群體之間的社會龜裂。中國亟待從根本上改革在重工業化時代遺留下來的二元社會體制，將社會發展的目標從擴大生產力轉變到建設發展成果全民共享的社會。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需要將工作重點從經濟發展轉移到民生和服務上來。發展目標的轉變和政府工作重點的轉移是今后中國能否實現健康發展的關鍵。

1.1提高國民收入

為了提高還沒有充分享受到發展成果人群的收入水平，首先需要通過城市化將勞動力從勞動生產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服務業等。勞動生產率較高的部門。同時必須提高在工業、服務業等部門的勞動分配率，促進普通勞動者收入的升高。為了謀求穩定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國亟待提高勞動分配率和勞動者的權益。

1.2培育消費心理

對未來的不安也抑制了人們的消費水平，使人們傾向儲蓄手頭的資金，導致中國的儲蓄率一直維持在非常高的水準。高儲蓄率造成了投資的無節制擴大，助長了經濟過熱。因此從擴大消費的觀點也需要消除人們對未來的不安，為此必須構建以全民為對象的義務教育、醫療保險、養老金等國民最低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務體系。

1.3發展第三產業

一、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

從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供給層面看，隨著農業現代化和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發展趨勢明顯，我國經濟三次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必將對促進消費結構升級擴張發揮重要作用。但結構調整需要一個過程，也會伴隨陣痛。當前房地產業面臨復雜局面，相關產業產能過剩問題凸顯。這是造成我國經濟增速下滑的重要誘因。這要求我們在制訂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時除考慮短期的周期性需求刺激政策外，更多的要結合結構性的供給調控刺激政策，尤其要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為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創造良好環境；與此同時，還要充分發揮金融創新升段在促進經濟優化升級中的作用，如通過收購兼并手段重組產能過剩產業，通過資產證券化和金融租賃等多種金融工具組合創新，化解地方政府面臨的財政壓力，為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和增長動力轉換創造良好條件。隨著金融改革深化和資本市場的發展，金融資本市場配置效率提高，也有利于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從經濟增長理論看，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所賴以支撐的正要素投入條件正在發生變化，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趨于下降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改革開放以來，歷史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長期形成的人口結構，為我國不斷推進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提供了勞動力供給充足、勞動力成本較低的比較優勢，一度為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貢獻了人口紅利。而由于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和新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我國勞動力成本優勢趨于減弱。與此同時，我國有限的土地資源面臨工業化和城鎮化與確保糧食安全的共同需求，土地要素成本上升也屬必然趨勢。另外，我國經濟資源環境約束的增強，也倒逼我國發展方式轉型，不可再生資源成本和價格波動也會對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提出挑戰。

二、創新引領煥發新活力

面對我國經濟新常態，我們唯有靠創新引領發展戰略的不斷推進來保持經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使經濟增長由單純依靠要素投入數量的增長轉向更多依靠要素產出效率的提高。立足當下，面向長遠，以國家啟動的“十三五”規劃編制為契機，切實推進創新引領發展戰略。通過深化改革、創新體制機制，極大改進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釋放改革紅利。例如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進、PPP（政府和市場協同，Public-Private-Parternership的字母縮寫）投資模式的推廣，在市場準入方面探索推廣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模式，會逐步破除經濟發展中的體制機制障礙，釋放市場經濟活力，提升市場經濟效率。通過技術創新不僅會帶來新的產業變革甚至革命，為經濟發展和增長帶來新動力、注入新活力，而且會引發產業組織生態的新氣象、新面貌。如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帶來的互聯網金融、大數據、云計算等跨界融合發展可一掃傳統產業產能過剩的“霧霾”，是經濟呈現萬眾創新、大眾創業的新浪潮。如智能機器人的研發和大規模生產在應對人口老齡化進程中會發揮重要作用，而生物醫藥技術的突破也會對人的生命健康帶來福音。而且我國以某些領域的強大的產業基礎和龐大的國內市場為依托，完全有可能在某些領域實現國際性的引領和跨越。如面對德國提出含有互聯網因素的工業4.0（即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一個由德國政府提出的高科技戰略），清華大學專家提出進一步提出含有金融元素的工業4.5，筆者也倡導移動互聯網（信息）、移動物聯網（智能機器人）與移動能聯網（持續能源）融合創新的M立方（M3）產業模式等。其實，從基礎研究的角度看，存在物質科學、能源科學、信息科學甚至生命科學交叉融合的潛在可能性。

清華大學專家最近在暗物質方面取得進展，中國科技大學專家發現暗物質與人體疾病的關聯，存在物質科學和生命科學交叉創新的可能契機。因此，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中國制造的靜態比較優勢，必將逐步轉化為中國創造的動態比較優勢，逐步實現由經濟大國到經濟強國的重大歷史轉折，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創新含義非常豐富，還包括新型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間格局謀劃和戰略創新。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融入的全球化進程，更多是在原有全球治理體系的框架和規則下的參與和適應，我國無疑是收益者，但由于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無疑也受到國際經濟霸權尤其是貨幣金融和信息資源等的制約。面臨經濟新常態和新形勢，作為負責任的經濟和文化大國，我國應更加積極有為地參與塑造新型全球治理體系，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謀劃國際經濟合作新格局。如“一帶一路”戰略倡議，通過推進相關各國交通和信息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通過綠色與和平的方式促進我國制造業的跨境合作轉移，不僅會有效淘汰落后產能、優化提升并跨境轉移過剩產能，不僅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也會有效帶動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福利改善，為構建更加和諧的國際經濟關系做出貢獻。在新的全球化視野下，國內的經濟空間格局也必然會進一步優化，兩岸四地的合作會更加緊密，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也會面臨新的契機，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等也會帶來區域經濟增長新亮點。創新引領還包括國家治理理念和體系的更新，這也是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重要戰略任務，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良法善治，構建多元立體治理體系，為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提供良好運行環境。在經濟上逐步建立有利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權力“正面清單模式”，要求法無授權不可為，同時逐步推廣市場準入的“負面清單模式”，法無禁止則可為，并通過完善國有資本收益補充社會保障資金等方式有力推動社會和諧發展，切實改善民生，增強人民福祉，面對經濟增長新常態，構建更加關注社會民生的新心態。

作者：左傳長

一、中國經濟增長階段分析

(一)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兩個階段

從經濟增長的歷史來看，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經歷了規律性的演變。Kuznets(1971)對經濟增長中主要指標的變化趨勢進行了歸納總結，概括出了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從初級階段轉到高級階段的一般程式化事實。本文應用了經濟增長核算檢驗方法(Chow，1993;Heytens＆Zebregs，2003)，建立由勞動和資本作為主要生產要素的總量生產函數，以度量投入對產出的貢獻，其中不能被投入增長所解釋的殘差，則被稱為“全要素生產率”(TFP)，用來衡量技術進步，表示投入保持不變時的產出增長。假設一個規模報酬不變的總量生產函數:Y=AF(K，L)其中，Y、K、L、A分別為時間t時的產出、資本存量、勞動、技術水平。生產函數對時間t求導，所有項除以Y得:G(Y)=G(A)+αG(L)+βG(K)式中G表示變量的增長率，α為勞動生產彈性，β為資本生產彈性，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彈性的和等于1。左右兩邊減去G(L)并整理得:G(Y)－G(L)=G(A)+bG(K)－βG(L)在很小時間的變化下增長率的差可近似為差的增長率，上式可以近似為:G(Y/L)=G(A)+βG(K/L)即G(A)=G(Y/L)－βG(K/L)Abramovitz(1993)應用了上面的方法分析了美國1800－1966年的經濟增長數據。美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第二次工業革命成功之前，即1800－1890年間，資本收入份額呈上升趨勢，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小于資本勞動比率增長的貢獻，同時資本勞動比率大于勞動生產率;而在經歷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后，美國的經濟走向成熟，1890－1966年之間表現為資本收入份額下降，全要素生產率和貢獻率都呈現出上升趨勢。可見，美國經濟增長歷程符合Kuznets(1971)總結出的階段規律，在工業初期增長依靠資本表現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后期增長依靠技術表現出收入分配的均衡化。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經濟體都能成功地從初級階段轉變到高級階段，如蘇聯就陷入了初級階段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沒有轉變到高級階段(Ofer，1987)。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否符合這種規律性的轉變，以及能否走向持續發展的道路呢?我們應用上面的增長核算檢驗方法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加以分析。

(二)變量說明與數據處理

產出Y選用國內實際生產總值，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3》公布的1978－2012年名義GDP和基于1978年不變價格的GDP指數，可以計算出以2000年不變價格的實際GDP。計算公式如下:各年實際GDP=92214．6*各年基于1978年GDP指數/759．9勞動L選用就業人員總數，為了與GDP流量概念一致，需要對統計年鑒公布的年底就業人員總數與上一年人數進行算數平均，從而得到年中就業人員總數。資本存量K的估算普遍采用的是永續盤存法，具體公式如下:Kt=It/Pt+(1－δ)Kt－1其中，Kt表示t期的資本存量，It為在t期時以當期價格計算的投資額，Pt為t期的價格指數，δ表示折舊率，Kt－1表示上一期的資本存量。用統計年鑒中的新增固定資產來衡量當期投入生產并對產出有貢獻的投入It。衡量價格指數最合適的指標是統計年鑒1991年起開始公布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這樣1990年以前的指標只能用其他的價格指數來替代，本文采用投資隱含平減價格指數來替代1991年以前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至于折舊率，則沒有很好的衡量方法，統計年鑒中指出目前我國還不具備對固定資產進行重估價的基礎，只能應用規定的統一折舊率。鑒于此種情況，本文采用了Holz(2006)的估計方法，設Kt=Kt－1+ItPt－It－其中，λ表示資本在λ年之后退出生產，在Holz(2006)的設定中λ=14，這樣的假設避免了引入固定折舊率所帶來的誤差。根據這種方法本文計算出2004以后的資本存量。在模型中資本收入份額與勞動收入份額的和為1，因此計算出了勞動收入份額也就知道了資本收入份額。本文采用李賓(2009)的方法來計算勞動收入份額α，具體思路是分別計算出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的收入，然后加總再除以當年的名義GDP。農村的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其他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運用以上數據和方法對2007年以后的時間序列加以補全，結果見表3。

(三)結果分析

將得到的數據帶入增長核算公式中可以求出全要素生產率結果。本文將中國經濟根據實際情況分為幾個階段，應用上面計算出來的結果將每個階段的數據進行平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經濟的轉折點，從此走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道路。1979年設立經濟特區，1982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些都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與之相對應，1984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達到第一個峰值;1985－1988年間，1986年全民所有制企業改革啟動，全民所有制小型企業可積極試行租賃、承包經營，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從而促使商品經濟迅猛發展，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部門，同期的全要素生產率持續增長;1989－1991年間，是我國經濟改革的僵持階段，全要素生產率出現衰退，在1990年跌至谷底;1992－1995年間，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加速了改革開放，對外貿易全要素生產率直到1994年都保持在較高水平，全要素生產率的相對貢獻上升到60%左右，不過隨后呈現出下降趨勢;1996－2000年間，受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一直在下降并在1999年降至一個谷底;2001－2006年間，2001年我國加入WTO后，全要素生產率顯著回升，并保持相對平穩的增長;2007－2012年間，隨著北京申奧的成功，大量基礎設施的建設，拉動了新一輪的資本投入，資本勞動比率大幅度超出勞動生產率，從而使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降為負值，同時相對貢獻率降至最低。改革30多年來，總量生產函數中的全要素生產率隨著政府政策的變化而起伏，但沒有使經濟持續增長，這說明改革中政府的產業政策對經濟增長只起到一次性推動作用，而隨著改革空間變小對經濟的影響也逐漸變弱。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勞動生產率、資本勞動比率逐年遞增，而資本產出比率則先上升然后下降，近年來又呈現出上升趨勢，全要素生產率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按照Kuznets(1971)的評價標準，中國經濟先從初級階段轉變到高級階段然后又轉回到了初級階段，而在中國的高級階段期間即1985－1995年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只達到60%并沒有達到像在美國高級階段中的80%左右，從而表現出一種混合類型的增長模式。下面本文解釋這種增長方式形成原因以及指出轉變到高級階段的增長方式。

1引言

鑒于能源需求旺盛的中國將面臨著化石能源供給約束，有必要就化石能源供給約束對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前景和002排放的長期趨勢的影響做出科學評估.然而，已有研究都是基于通過能源技術進步、能源結構轉換或產業結構升級換代，減少能源需求從而減少002排放的思路進行,沒有考慮化石能源供給約束的影響.有的研究雖然考慮了能源進口的限制因氣但沒有充分考慮國內能源供給的約束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構建了包含資源耗竭模塊的中國能源-經濟-環境政策模型,模擬了能源供給約束下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前景和002排放的長期趨勢,探討了如何通過低碳發展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控制C02排放，希冀為中國制定中長期發展的戰略目標和國際氣候談判提供科學參考.

2研究方法

2.1模型構建

1)中國能源-經濟-環境政策模型

中國能源-經濟-環境政策模型是基于動態CGE模型開發的,參考文獻,在生產技術模塊中加入能源模塊.模型使用多層嵌套的模型結構,并用固定替代彈性(CES)函數來描述能源之間、能源和資本、勞動之間以及勞動和資本之間的替代關系.模型假設中間投入品之間，中間投入品與資本-勞動力-能源復合品之間的替代彈性為0，此時CES函數轉換為列昂惕夫(Leontief)形式.大多數部門的生產結構如圖1所示.但對于煉焦業和燃煤發電技術、石油加工業和燃袖發電技術、天然氣發電技術，煤炭、石油和天然氣分別是上述行業的原材料，這些原材料很難被其它的中間投入品或生產要素所替代，釆用Leontief函數形式來衡量原材料與其它投入品之間的關系.模型包括38個部門，2組居民家庭(城市和農村)，3種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和能源).電力部門拆分為八項發電技術[2Q],能源要素投入來自八個能源部門.模擬的基準年份為2007年.2007年社會核算矩陣(SAM)基于2007年投入產出表以及相應的海關、稅收、國際收支和資金流量等數據編制；能源消耗來自《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8》，(302排放因子參考文獻;生產要素之間替代彈性的設定參考文獻[18，19]的參數設定，進口與國產商品之間的替代彈性參考全球貿易分析模型(GTAP)第六版中經驗值設定;行業勞動力的數據來自《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固定資產投資和人口等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模型的動態化通過資本積累、勞動力增長和要素技術進步來實現.2007年一2011年的相關經濟參數根據基年的數據并基于經濟發展實際值的擬合反演進行了校正.

2)耗竭資源供給模塊

一、財稅改革的路徑

在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已經決定的財稅改革的方案中，財稅體制改革的路徑在三個層面上展開，包括現代預算制度、稅收制度、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調整，從這三個層面上進行財稅改革。路徑總體上是通過先行立法、局部試點以及全面推進來實現改革目標和任務。從先行立法來看，2014年已經完成了一些比較重大的立法改革步驟，比如，預算法經歷4次修訂，2014年8月底已經通過了新的預算法修訂案;再比如，現在醞釀并準備緊鑼密鼓推進的稅收征管法修訂，在不久的將來進行審議和通過;正在積極進行組織起草的房地產稅法等等。所以，這一輪改革的路徑很重要的特點是立法先行。同時要進行一些試點。比如，在預算法修訂案通過了以后，進一步擴大了地方政府發債的試點工作，進一步貫徹修訂的立法改革措施。推進“營改增”改革，由部分行業逐步向更多的行業推進。預算制度改革正在貫徹落實預算法規定的完整性、民主性、透明性原則，推動預算會計改革，將管理會計引入政府會計核算，這都是借鑒國際通行做法的改革。

二、新常態經濟下的財稅發展特點

稅收收入的高速增長轉變為與GDP增長基本同步的平穩增長從1994～2012年的10多年中，財政的稅收收入多數年份以明顯高于GDP增速的兩位數高速增長(見表1)，因此稅收收入占GDP比重不斷得到提高。1994年稅收收入占GDP比重僅為10.64%，到2012年提高到19.4%。在經濟轉向新常態后，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宏觀稅負將趨于穩定，即不再繼續提高稅收占GDP的比重。這也就意味著稅收的增長速度將告別舊常態經濟下的高速增長，轉向與GDP增長基本同步的稅收平穩增長態勢。這一變化將使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得以穩定，并使一些行業的企業稅收負擔減輕，居民的稅收實際負擔通過物價的穩定得到實惠。2013年開始到2014年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開始明顯下降。2013年稅收增長率已經降到一位數，2014年前三季度稅收增長7.4%，與GDP增速基本同步。

三、財稅體制改革面臨的挑戰

目前的財稅體制改革面臨著三大挑戰:第一個挑戰，部門利益能否突破。2013年財政金庫中的沉淀資金在年底前大致在3萬多億元左右，今年據媒體報道:財政金庫的沉淀資金到9月底已經達到18萬億元多(《機關團體存款增至近20萬億》，《報刊文摘》2014年11月12日)。這些沉淀資金是由于分配方面和制度方面的問題，所以無法及時支出和使用，而存款在政府各類機關事業單位的財政賬戶里。一方面是財政存在大量赤字，有些地方尤其是基層財政缺資金的問題需要解決;另一方面，財政金庫還存在大量的沉淀資金，這本身就反映了財政分配的不合理和支出結構存在問題。想要重新分配利用好這些資金，就牽扯到一些部門利益的突破和調整，需要通過改革，運用零基預算方法，削減一部分部門和單位的經費規模，將財政資金運用到真正需要的支出方向，為此還需要改革和突破部門利益的勇氣、決心和確實行動。第二個挑戰，公共設施投資、公益性投資的供給體制改革。對于地方融資平臺改革和處理，在中央高度重視下已經推進得很快。但是在這個過程中，要建立一個新的地方公共設施投資的體制，確實存在很大的挑戰，也有很多的制度建設需要解決。財政部現在希望運用PTT模式來解決政府融資問題，但這只能解決部分有現金流回報的項目融資，并不是全部項目的融資。政府對公共設施項目投資體系的建立，以及地方政府債務如何解決的問題依然面臨很大的挑戰。在新的體制和機制重構過程中，地方政府的投資積極性和經濟增長速度顯然會受到影響。目前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可能與地方政府債務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清理有著一定的關系。下一步城鎮化的推進，主要是地方政府來落實，如果政府投融資體制問題解決不了，地方政府在那觀望和徘徊，會直接影響到城鎮化進程的推進，所以這方面財稅體制改革的挑戰是很嚴峻的。第三個方面是“營改增”的挑戰，直觀上看“營改增”是營業稅改增值稅的稅制改革問題，但實質上牽涉到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調整和重構，乃至稅收征管模式和征管機構變化等體制問題。原來的營業稅占地方財政稅收的40%～50%，是地方政府的主體稅種，“營改增”后地方政府的主體稅種將不復存在，如何設立新的地方稅主體稅種，以及如何處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關系，如何完善分稅制體制，需要統籌策劃和安排。再就是稅收征管模式的變化和征管機構的變化。現實當中已經出現了大量的新情況，比如說，地方稅務局由于“營改增”以后把營業稅改為增值稅的企業戶征管業務轉給了國稅局，國稅局的業務量迅速增加，國稅局在原有編制和人員不變的情況下如何搞好稅收征管，地稅局的工作如何與國稅局進行銜接等等。現在有些地方已經在探索國稅局與地稅局進行業務統一協調和管理的探索，這種探索是否意味著國、地稅機構合并的趨勢，這種趨勢是否可行，會帶來什么新問題，都值得觀察和研究。這些問題都對下一步的“營改增”向房地產行業、建筑行業、金融行業推進構成很大的挑戰。但是我相信，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會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迎接挑戰，完成這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艱巨任務。

作者：倪紅日 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