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投資與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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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功緣于中國在漸進導入市場機制的同時，利用了“三低對三高”的歷史機遇，即農村人口收入較低、資本存量較低和本土市場空間狹小，對應了城市與現代部門收入較高、投資回報率較高和國際市場廣闊，釋放了經濟發展的勢能，實現了超高速增長。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轉向中高速，中國必須堅定地走創新發展的道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進全面開放新格局，促進經濟的轉型與發展，以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
[關鍵詞]改革開放40周年;人口紅利;稻田條件;全球化
創新驅動考察中國經濟發展的機制，應從其基本發展條件和主要環節出發——漸進性的改革開放可以看作是為市場的發育提供必要的制度條件和時間條件，而人口紅利、投資的稻田條件和外部化市場則是經濟快速增長的關鍵因素和歷史機遇。其機制是中國在理性漸進導入市場機制的同時，巧妙地利用了“三低對三高”的歷史機遇，即生活在農村的人口收入較低、資本存量水平較低和本國市場空間非常狹小，對應了城市與現代部門的收入較高、投資回報率較高和國際市場空間寬廣，釋放了經濟發展的勢能，實現了超高速增長。中國較高的投資回報與充足的低價勞動力快速結合，生產出產品銷售到龐大的海外市場，形成拉動經濟快速增長的閉環，一方面促進微觀經濟主體迅速沿著學習曲線提升效率，有利于企業形成規模和競爭力；另一方面從宏觀上直接表現為推動工業化、城市化的順暢進行，增強國力，從而推動國家整體均衡發展和國民福利水平的提升。
人口紅利為經濟發展提供充足、高質量、相對低成本的勞動力要素，由于勞動力自身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可以實施高儲蓄和高投資的政策，為經濟贏得一段高增長期，開啟經濟起飛的機遇窗口。從改革開放初期開始，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滿足人口紅利的條件，每年新增勞動力供給大約為1000萬，勞動人口比例保持在高位，為經濟增長一直提供富余的勞動大軍。隨著計劃生育等重大國策的實施，微觀家庭徹底改變了對子女的培養策略，更加重視教育與長期培養，在宏觀上形成了高素質新生代勞動力，由于人口老齡化問題并不突出，豐富并且相對高質量的勞動力優勢使中國逐步成為世界工廠并向更高的全球“價值位”提升，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支持。
1.人口紅利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人口紅利對經濟循環中維持高儲蓄率，充足勞動力供給，以及提升效率都有重要作用。首先，充足的勞動力供給能夠延緩資本回報邊際遞減的發生，維持較高投資率，使之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能。勞動力的供給充足，使得資本回報率能在改革開放的很長時間內保持長盛不衰，而當勞動力出現緊缺，工資成本顯著上升時，資本回報率曲線才出現下降的拐點。加之被撫養人口的比例持續下降也會提升儲蓄率，從而為經濟發展積累充足的資本。第二，人口紅利應從勞動力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來判斷，人口素質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更為重要和深遠。事實上低價勞動力并非“紅利”也非“優勢”，而是國民福利的犧牲，即便在某些歷史階段這種犧牲是有必要的。實際上，勞動者知識水平和技術能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才是最主要的，世界銀行估計，對勞動者的投入占經濟增長貢獻率約為17%。Whalley等估計如果考慮教育水平提高對生產率的改善效果，這一貢獻率可提高到38%。蔡昉等計算中國經濟增長中有4個百分點來自人力資本的貢獻。第三，通過優化勞動力市場流動與資源配置，能夠提升全要素生產率（TFP）。TFP可以分為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剩余未解釋部分的殘差項，即勞動力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如農村和傳統企業）轉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如非農產業和高新技術企業）會直接帶來生產率水平的提高，研究表明，在1978~2015年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中，44.9%是產業結構調整所致。按照生產率提高的原則，不論是長期積淀的富余勞動力還是新成長勞動力，在區域之間、產業之間的流動，都可以成為TFP的重要組成部分。
2.中國人口結構轉變的經濟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新的人口結構轉變趨勢便已顯現。計劃生育的實施導致少兒年齡人口增速逐漸下降，少兒撫養比也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上升，老齡化程度雖在提高，但到目前為止幅度仍然比較小。40年來較好的人口結構同時促進儲蓄率保持較高水平，釋放經濟增長的潛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儲蓄率始終維持在30%以上，2010年曾達到52%的峰值，資本市場的建設為儲蓄和投資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和機制，使得人口優勢蘊含的高儲蓄得以持續。輕裝上陣的勞動者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泉。總體上看，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結構的生產性在提升，但老齡化趨勢不容忽視。中國除了勞動總量位于世界第一外，勞動參與率達到67%，也是世界第一，遠高于其他國家。規模產生協同效益，中國能夠成為世界工廠與勞動力規模和水平密不可分。在發展中國家中，中國的就業比例最高，勞動力資源得到了充分的開發和利用，由于勞動力資源獨特的比較優勢（規模與質量），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都獲得了源源不斷符合要求的勞動力的充足供給。近40年來的經濟活動人口、就業人口不斷增加，勞動參與率也維持在穩定水平，較好地把人口年齡規模、結構、素質優勢轉變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需要指出的是，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中國還實施了一項影響深遠的社會工程——計劃生育。該政策的實施以及家庭培養策略的改變，為中國經濟進一步向創新經濟發展提供了從數量優勢向素質優勢轉變的人口紅利。鑒于人口的巨大基數，在計劃生育政策發揮效力后，中國培養出最大規模的高素質人才大軍，有力地推動產業的轉型升級。
二、中國發展中的資本存量與投資回報率
稻田條件（InadaConditions）是由日本經濟學家稻田獻一提出的關于生產方程形狀的假設，即資本存量與投資回報率如同一個蹺蹺板，當存量低時，投資回報率高，投資存量較高時，投資回報率較低，解釋了投資水平與投資回報率及經濟均衡穩定的規律。
1.投資結構與投資主導型增長
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的基礎比較薄弱，結構不平衡，導致增長不穩定。大量的重工業投資使得固定資本和居民消費的占比持續增加，但重工業產品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內市場需求少，企業生產效率低，最終導致經濟結構嚴重紊亂，影響了人民正常生活水平的改善。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工業技術水平處于落后地位，只能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優勢來生產制造低成本的商品，應對日常生產生活消費及對外出口。在工業技術落伍的時期，可以說是廉價的勞動力推動了我國各方面的發展和進步。中國當時資本水平低下的情況正好滿足稻田條件所提出的生產要素投入量極少時，產出的增量將會是無窮大，一時之間，投資少、技術含量低的鄉鎮企業和三來一補來料加工型企業遍地開花，帶動中國改革開放早期經濟的快速增長。改革開放后，得益于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不斷提高，我國勞動和資本要素投入水平不斷增加，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由于我國相比發達國家的技術還有很多的不足，所以在決定如何提高技術水平上具有顯著的優勢，如可以通過模仿、購買等方式來快速完成技術的發展。這種發展往往是同時購買機器設備或者引進專利技術，將其嵌入到增長的資本投入之中，因此用全要素生產率這一指標很難衡量說明中國的技術存在明顯的進步。隨著接受教育及高等教育的人數越來越多，中國的人力資本素質也在逐漸提高，人力資本也在不斷改善。由稻田條件可知，隨著資本投入量的不斷增加，投資效率會逐步降低，單純依賴投資無法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從90年代起，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資本存量不斷增大，用GDP增量與固定資產增量比值來表示投資效率，從2000年開始，投資效率基本呈現下滑趨勢。我國投資的流向也從生產設備向基礎設施、建筑和房地產靠攏。分稅制推動了地方政府對土地銀行的依賴，原本作為經濟發展三駕馬車之一的投資一支獨大，投資占比GDP的3/4，是發達國家的2倍，也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2.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對新常態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受到國內國外多重因素疊加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速開始下降，從超高速向中高速回落，以及一連串的指標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中國進入新常態階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成為改革發展新方向。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調整要素資源的錯配，淘汰低效產能和僵尸企業，優化投資市場的環境，讓市場發揮引領作用，把投資匯入創新行業、中高端產業，促進資本的良性發展。市場化改革改善了資源的配置方式和效率，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在實際經濟運行過程中，市場機制根據供求雙方變化來影響價格，從而改變企業的投融資行為，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企業投資行為還受到政府的干預，最典型的方式是政府通過國有控股或者任命國企經理的方式影響企業投資行為。隨著不斷推進的市場化進程，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競爭性和流動性增強，價格傳遞的信號更加真實、敏感，指引資本便利、快捷地轉移到收益最大的地方，從而提高資本的配置效率并引起經濟增長?？偟膩碚f，政府與市場應確定各自的邊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不斷改善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企業投資回報率得到提升，經濟有活力又可持續地發展下去。
三、外部化市場對中國的影響
世界經濟活動已經跨越國界的限制，以貿易、投資、技術、服務為紐帶，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的全球分工網絡，成為一個有機經濟整體。中國的改革開放恰逢全球化紅利的勃發期，尤其是1995年成立世界貿易組織（WTO）后，國際組織為全球化提供了相對清晰的治理框架，也使中國得以進入龐大的國際市場。旺盛的國際需求促進中國積累資本，外商在中國投資傳授了生產經驗，伴隨著資本與能力的提升，中國企業積蓄了轉型升級的初始條件。
1.國際市場促進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
經濟學界對于全球化有利于全球經濟的增長在觀念上是基本一致的，只有讓資源在全球范圍內以市場為主要渠道進行配置，才能實現最有效率的經濟系統的構建，各國實施開放的經濟政策有利于促進資源的全球配置，而保護主義則會某種程度上降低經濟效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經濟積極地融入全球化，不斷擴大出口，積極吸引外資。中國參與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方式不斷升級，最初幾乎是以無窮無盡的低廉勞動力為比較優勢吸引FDI，開始進入全球分工體系，這種參與方式對西方國家和跨國公司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以至于加工貿易在中國出現“爆炸式”增長，外資公司長期占據中國實際出口的一半以上比重，早期的珠三角和后來的蘇州都是這種模式的受益者。出口和外資企業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帶動了中國產業結構的變化，三次產業之間的比重關系出現了顯著的變化，第二產業發展迅速。中國生產技術不斷進步與改革開放初期外資企業帶來技術的轉移和擴散密不可分，中國采取了主動引導和積極學習的立場，對外資實施前所未有的“超國民待遇”，政策的特殊優惠有利于大量引進外資，承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訂單，這一階段中國在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中實現了產業發展的模仿創新，模仿創新促進資本和技術密集型企業的出現和發展，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有所上升，同時出口的產品中包含國外中間品的比例也在上升，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而處于低端的出口加工，不需要進口較高技術含量的零部件，由于垂直一體化程度較低，隨著中國基礎要素價格的上升，則開始萎縮并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
2.全面開放新格局是中國的必然選擇
中共報告首次明確地提出了“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大戰略部署，并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當前我國身處的國際環境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對世界經濟的需求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世界對中國的期待也悄然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全面開放新格局，引領國內外經濟發展新變局，是具有戰略意義的調整。中國已經從外資最大的目的地轉變為對外投資大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一帶一路”倡議成為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內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以“五通”為目的，以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對于參與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參與“一帶一路”可能是自從民族獨立運動以來最大的發展機遇。眾多發展中國家具有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但缺乏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一帶一路”建設力圖通過重塑世界分工格局，為發展中國家帶來融入和分享全球化紅利的渠道，為世界經濟帶來增長點?！耙粠б宦贰背h體現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與擔當。當前，國際形勢日趨復雜，世界經濟持續疲弱，國家間的經濟利益爭奪激烈。我國是經濟全球化重要的參與者和受益者，主張不斷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同時以身作則提升開放程度。全球化出現逆流給我國發展會帶來一定的挑戰，需要以更加開放的心態應對。
四、結論與展望
中國超高速增長并不能無限期保持，隨著要素資源的緊缺，生產成本的上升，人口紅利、投資回報與全球市場也將發生根本性變化，“三低對三高”的勢能已經消耗殆盡，中國正面臨經濟增速從超高速向中高速的轉變，經濟面臨轉型升級的壓力與機遇，深刻影響著下一步的發展。第一，人口結構與素質水平的變化倒逼中國轉型。人口結構正加速進入老齡化，預計205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總數將在5億人左右。同時，應看到隨著生命質量、健康水平和預期壽命的提升，延長人的工作年限是全世界的大勢所趨。具有較高的學歷和經驗的銀發一族在知識經濟時代具有更大的社會價值。而一部分產業可能會出現勞動力緊俏的趨勢，在轉型升級中處于不利地位，人口條件會倒逼中國的產業轉型。第二，投資回報率下降符合市場規律，稻田條件不復存在意味著資本將發揮更好的配置功能。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具有優勢，投資體系將發生結構性調整，能夠帶來高額回報的產業一般都是科技創新產業。稻田條件的喪失，客觀上有利于資本與創新結合，向高新技術產業流入，加快轉型升級的進程。第三，外部市場隨著全球市場的飽和，世界經濟會不斷陷入嚴重的貿易糾紛，曾經較為完善的世界經貿規則和治理體系面臨深度調整。中國作為世界上三大單一市場（美國、歐盟和中國）之一，外部經濟對中國經濟影響程度已經大大降低。當前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可以忽略不計，中國發起的“一帶一路”倡議有利于重塑全球分工格局。應對外部市場的不確定性，中國必須加快建設全面開放的新格局，當然在開放過程中要謹防嚴重的國際漏出，需要建立雙贏和多贏的格局才能持久維系。隨著時間的推移，上述三個因素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已經不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貧困落后國家，高增長策略已經難以持續，中國經濟必須從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轉變。只有創新才能創造新的就業、大幅提升企業利潤、投資回報和勞動者的收入，從而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為實現這一目的，必須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樹立全面開放的新格局，挖掘傳統增長動能的潛力，推動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從而提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長期發展能力。
[參考文獻]
[1]唐杰.中國經濟的轉型與增長[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6.
[2]厲以寧.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J].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3]王洪春.從“人口紅利”到“健康紅利”[J].醫學與哲學，2006(5).
[4]白重恩,張瓊.中國的資本回報率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世界經濟,2014,10.
[5]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新世紀的發展挑戰[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
[6]蔡昉.中國經濟改革效應分析——勞動力重新配置的視角[J].經濟研究,2017,7.
[7]易綱,樊綱.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與全要素生產率的理論思考[J].經濟研究,2003,8.
[8]樊綱,王小魯，馬光榮.中國市場化進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J].經濟研究,2011(9):4-16.
[9]張猛,賴明明.試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紅利[J].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34(05):12-15.
作者:張猛 趙海濤 單位: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