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識字教育全文(5篇)

蒙學中用于作為識字課本的，當時除了流傳下來的《史籀篇》之外，又出現新的兒童蒙學課本《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之后這三篇經過整合，合成一篇《倉頡篇》。然而，這一時期的兒童識字課本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只有《急就篇》，其集中識字、整齊押韻、讀寫結合、注重實用、知識面寬、重視思想道德教育等特點影響到之后幾千年蒙學教材的編寫。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歷史上一段國家動亂、社會長期處于分裂狀態、各民族之間大融合的復雜時期。這一時期的教育———尤其是官學———總體來說呈現的是衰落的趨勢。但是，私學中的家庭教育卻很盛行，成為這一階段教育的顯著特點，并留下了如《顏氏家訓》這樣重要的家庭教育著作。蒙學在這一時期，往往在教授兒童識字的同時，向兒童進行知識教育和學習態度、為人處世方面的教育。《開蒙要訓》和《千字文》是這一時期最流行的蒙學教材。尤其是《千字文》流傳到今天，已有一千五百多年了，成為我國使用時間最長的一本蒙學教材。另外，這一時期清談、玄學的學術風氣十分盛行，也影響到了蒙學的教學，兒童除了要閱讀“五經”等經典書籍外，《老子》、《莊子》也進入了必讀書目，形成了儒家思想中滲透老莊思想的教學理念。

隋唐時期，結束了魏晉南北朝的動亂局面，國家得到了大一統。統治者吸取前朝教訓，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頓社會秩序，鞏固統治，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便是和平、開放的文化教育政策，大力發展國家的文化、教育，加強同各民族、各國的文化交流，促使這一時期的中華文明呈現出輝煌燦爛的氣象，給我們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文化教育遺產。隋朝開創的科舉制度在唐朝得到了發展、完善，并一直沿用至之后的整個封建社會。它改變了自兩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的選拔人才的辦法，破除了家庭背景起主要作用的評價人才的體系，使得平民百姓也有機會得到任用，提高了廣大普通人的學習熱情，促進了國家文化、教育的發展，“學而優則仕”成了之后各個朝代讀書人的普遍價值觀。這一時期的官學體制比較完備，但私學也同樣非常發達。大儒王通弟子遍及全國，曹憲以文字學的教授名揚海內，顏師古和孔穎達是著名的經學大師，韓愈和柳宗元在教授文章方面頗有建樹。另外，唐朝的文學的繁榮景象，古文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唐傳奇的創作等方面，無不影響到了教育的傾向。這一時期的蒙學，除了繼承前代的優秀成果之外，還有新的特點，出現了一大批詩歌選本，供兒童學詩、讀詩，出現了供兒童隨身攜帶的識字課本和常識課本，以便兒童隨時查閱，出現了專供兒童習字用而沒有任何價值取向和道德教育作用的蒙學教材。總之，隋唐五代時期，蒙學教學內容自成體系，種類齊全，并且一直延續到清代都沒有大的改變。

宋元時期也是一個國家政治、軍事等各方面關系錯綜復雜，各民族之間文化、思想交流頻繁的時代。宋朝就是和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長期對峙。元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一個草原游牧民族占統治地位，建立統治大江南北的政權，國家版圖空前擴大，橫跨歐亞大陸，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這一時期，在我國封建社會歷史中是一個承前啟后的重要發展時期。它開拓了一個將近四百年的文化相當繁榮的歷史時期。宋元時期的學術思想異常活躍，中華文明得到了空前發展，四大文明中的三個都誕生于這一時期。理學思想是對儒家思想的創新性發展，對整個社會和封建時代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這一時期各民族之間的融合發展，中外文化交流也都有很大程度的進步。總的來看，對蒙學產生重要影響的大事一共有三個：兩宋時期理學的創立；兩宋時期三次興學活動；宋元時期各民族之間的思想融合和文化交流。明清時期的封建統治延續了五百多年，其間有進步，有倒退，有內憂，有外患，有階級斗爭，有民族矛盾。然而，這段時期也是中華文明大放異彩的時期：科學技術進步巨大，明代出現了三大著作，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文學藝術方面，大批反映平民階級的生活、抨擊社會腐敗現象的文學作品紛紛出現，并且其中不少已經閃耀著反封建的民主思想曙光；教育領域內，保守派和革新派相互爭鳴，科舉制度愈加僵化，帶來私學領域內思想活動的愈加活躍，社會上藏書、編書以及書院講學的風氣愈來愈盛行。如此，思想領域內的啟蒙思想必然會影響到蒙學，李贄的《童心說》中，在對兒童啟蒙教育提出的意見里就滲透了鄙視封建倫常，反對程朱理學，倡導個性解放的思想。中國傳統蒙學歷史源遠流長，內容豐富多彩，其中既有精華也有糟粕，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方面非常多。在長期的蒙學發展中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呈現出很多不同于當今教育活動的特點，是祖先留給我們的非常珍貴的教育遺產，我們必須認真、謹慎地對待。

傳統蒙學的教育經驗

（一）識字教學方面

蒙學教育的第一任務就是教會兒童寫字。識字教學也是伴隨蒙學的誕生出現的教學活動。兒童進入學塾進行啟蒙教育，首先就是要識字。漢字不同于其他語言，漢字的筆畫、部首、間架結構等都有很多的講究；有獨體字和合體字之分；有形聲、象形、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六書”之分。面對如此復雜眾多的漢字，要讓剛剛接觸蒙學的兒童完全掌握、領會是不現實的，而蒙學幾千年發展下來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根據兒童的心理特點，讓兒童了解漢字的規律，制定適合兒童識字的教學計劃。傳統蒙學中，兒童在進行識字教育時，分成集中識字和在閱讀書籍的過程中識字兩個階段，也稱“紙上識字”和“書上識字”。紙上識字類似于我們今天給兒童用的識字卡片，有用一般紙張做成的，有用硬紙板做成的，還有用較薄的木板做成的。做法也不一樣，有在正面寫要識的字，反面寫上同音字的；還有在正面寫要識的字的楷書寫法，反面則寫篆書的寫法的。書上識字一般用“三、百、千”作為教材，這三本書每本字數都在1000字上下，其中有重復的字，總數大約2000多字。這三本蒙學教材都是三、四字一句的短句，并且押韻對偶，兒童讀起來朗朗上口，易于背誦。如果說紙上識字注重的是一個個漢字的話，那么書上識字則開始從篇章結構上著眼，開始有意識地教兒童學習閱讀，并為以后作文學習訓練打下基礎。唐代大儒唐彪描述兒童識字說：“生子至三四歲，口角清楚，知識稍開，即用大小木板方寸許，四方者千塊，漆好，朱書《千字文》，每塊一字，盛以木匣，令其子每日識十字，或三五字……”可以看出古代兒童識字教育是紙上識字和書上識字的結合。一般是學塾對兒童進行識字教育與寫字教育同步進行，在描紅、臨摹、仿寫的過程中加強兒童對漢字形體的體會、認識。

（二）閱讀教學方面

摘要：隨著二胎政策的開放，兒童數量在短時間內增多，兒童的教育獲得更多的關注。兒童識字是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很多與兒童識字相關的App中出現了卡通動態字體的設計。文章主要探討了兒童識字教育中卡通動態字體設計的視覺特征，指出了在設計卡通動態字體時表現形式需要動態化、卡通化、劇情化、多感官化，字形與字義要相互聯系。

關鍵詞：兒童；識字；卡通動態字體

一、兒童卡通動態字體設計的相關概述界定

（一）字體設計的概念

在視覺傳達之中，字體設計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通過和圖形、色彩的組合，能夠設計出完美的作品。字體設計也就是對文字的筆畫、結構、章法、風格等在原有的文字的基礎上進行再設計。除了文字本身的設計以外，還有文字與文字之間的設計、文字與圖形結合的設計等。通過字體設計的一些藝術手段的渲染，表達了設計者獨特的理念，能夠使信息更好地傳播給觀者。字體設計一般會在很多地方使用，比如說海報設計、包裝設計、廣告設計、標志設計等方面。

（二）卡通動態字體設計的概念

動態字體設計是以靜態的字體設計為基礎的，除了文字以外，還會加入動態軟件制作，使其比靜態的字體有著更生動的表達效果。過去的一些靜態字體也存在動態的嘗試，但基本都是增加動態趨勢的一些設計，比如2.5D的字體、3D的字體、字體的閃爍等效果，都沒有在根本上進行改變。動態字體的出現，使得字體有了一定的情感效果，通過縮放、跳躍、旋轉等動態效果的組合，給觀者帶來深刻的情感體驗。現有的一些動態的字體設計基本上都是在新媒體平臺上進行展示，如一些App中的字體、電影片頭、電子海報等。卡通動態字體是為兒童識字所設計的字體，是在原有的靜態兒童字體上加入動態的設計，除此以外還要加入卡通元素的設計。卡通元素的設計是用夸張、比喻、象征、提煉等手法將事物展現出來，相對來說是兒童較為喜歡的表現形式，比如《小豬佩奇》《愛冒險的朵拉》等卡通動畫片中的人物元素都是深受兒童喜愛的。

古代蒙學書法教育的特點

(一)蒙學書法教育的職能主要是服務于科舉

科舉制度誕生后，整個社會的文人蜂擁擠向科舉，力爭入仕，蒙學教育也在這種背景刺激之下得到發展與普及。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唐代科舉設“童子科”，規定兒童“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新唐書•選舉志》)可以證明。蒙學教育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為士人將來參加科舉打好最早的基礎，甚至一些蒙學教育，本身的目的就是直接為科舉的。正是這樣互相銜接的關系，在整個社會的大環境影響之下，蒙學教育的出現、發展、興盛，無不打上了科舉的烙印。唐代參加科舉者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是“生徒”，一為“鄉貢”。“鄉貢”中以私學出身的人居多，在唐代所選的士中，占有很大比例。這恰恰說明出身“鄉貢”的士子們，所接受的教育中包含了蒙學階段教育的部分，而當中也必然有學習書法的經歷。

(二)蒙學教育中的書法教材以識字、習字為主要內容

唐代蒙學課程由于傳統儒學的影響，教育的主要內容仍是學經，如《孝經》既是“童子科”的考試內容之一，也是國子監中的國子學、太學和四門學的共同課程。唐玄宗時期，明令老百姓須讀《孝經》。這些做法自然而然會對當時的蒙學教育內容產生影響。另一方面為了適應科舉制度的需要，教育內容還包括了識字、史學、詩賦文章和道德教育等方面。由于書法在官學和科舉中地位特殊，也不同程度地影響著蒙學教育。唐代保存和流傳下來的書法教學的論文數量相當多，足以證明這一點。本文在此通過對《千字文》的簡述，希望能對唐代蒙學的書法教育現象有個大致了解。《千字文》的來源和編著情況說法不一，現在一般以唐代姚思廉的《梁書》中記載的內容為通行觀點:“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制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并使興嗣為主。”［6］《千字文》作為通俗識字教材，在唐代十分流行。《太平廣記》卷二零七“僧智永”條載，隋時曾經臨摹八百本《千字文》散發于人。《朝野僉載》卷五，并州人毛俊之子四歲被武則天召進宮內試字《千字文》，皆能暗書。《封氏聞見記》卷十還有天寶間進士周逖改編《千字文》一事。另外，據今人高明士考證，在敦煌遺書中，《千字文》的書本多達32種，更有藏華對照本、漢蕃對音本。《唐摭言》卷十記載:“顧蒙，宛陵人，博覽經史，慕燕許刀尺亦一時之杰……甲辰淮浙荒亂，避地廣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書《千字文》授于聾俗，以換斗筲之資。未幾，遘疾而終。”［7］1969年在新疆吐魯番考古工作者清理的一座唐墓中發現了唐景龍四年(公元710年)西州高昌縣寧昌鄉原風里義學生卜天壽的《論語鄭玄注》抄本殘卷，該卷后附雜抄部分，就有《千字文》開頭五句。這不僅說明了《千字文》是唐代蒙學教育中較普遍的初級識字、習字教材，同時卜天壽抄本殘卷的發現也證明了唐代蒙學教育的普及(不僅中原地區相當發達，而且也滲透到少數民族地區，并且學習的內容和教材也基本相同，可見《千字文》波及范圍有多廣)。

(三)蒙學階級的習字教學方法和內容主要是圍繞執筆、用筆、結構來進行

“楷法遒美”的科舉要求直接影響到唐代官學和私學中書法教育的各個層面，蒙學中的書法教學也大都集中在對楷法的詮釋上。楷書風格在唐代成熟，為總結漢字的造型規律提供了有效的現實經驗。在唐代出現了許多關于楷書的初級習字教學法。如歐陽詢的《八訣》《三十六法》和《用筆論》。《八訣》講怎么寫筆畫，《三十六法》講怎樣結構造型，《用筆論》則專談筆方法。蔡希悰《法書論》中記載“旭嘗云:或問書法之妙。何得齊古人?曰:妙在執筆，令其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須口傳手授，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布置……其次變通適懷……其次在紙筆精佳。”［8］張旭強調了學習的次序，即首先是執筆，其次是用筆，再次是結構，最后是變通適懷和紙筆精佳，而前三者正是唐代初級書法教學的主要內容。可見唐代蒙學中的書法教學受科舉重書等原因的影響，以實用性為主，形成了大量相對成熟的針對蒙學兒童的教學方法，對后世的影響也極其深遠，不少教學思想和方法至今在書法教材中屢見不鮮。

本文作者：謝冬平、朱欣 單位：紅河學院教師教育學院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開始步入封建社會，出現“學術下移”，私學大量涌現，民間也開始出現了蒙學教育的機構。至漢武帝實施“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為把儒家思想中的倫理綱常精神滲透社會，兒童的啟蒙教育受到重視。漢代由于官學中缺乏初等教育機構的設置，所以漢朝蒙學教育多依靠私學，進行蒙童教育的機構被稱為“書館”，教師稱為“書師”。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期間社會動蕩不安，家庭教育異軍突起，成為蒙學教育的又一重要途徑。至隋唐，無論是學校教育還是選仕制度都趨于制度化，蒙學教育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蒙養教材是蒙養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蒙學教材主要功能是教孩子識字和一些基本禮儀規范、綱常倫理。秦朝時期，統治者出于書同文的政策，編撰了一批文字書。如李斯撰《倉頡》7章，趙高撰《愛歷》6章，胡毋敬撰《博學》7章。“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愛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未《倉頡篇》。”[5]437這些都是識字用書，此外還有《凡將篇》、《急就篇》。其中《急就篇》在字書中流傳最廣，它字數適中，文字押韻，朗朗上口，好教易記，內容囊括了姓氏、器物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知識，比較適合兒童心理特點，相當注重凸顯教育性。此外，東漢末年造紙術的發明和應用，也為蒙學教材的推廣提供了方便。在這一時期，出現專門進行蒙學教育的“書師”，同時很多學者專門論述童蒙教育的重要性。如西漢杰出的政治評論家、文學家賈誼，在總結前人經驗和思想的基礎上，關注胎教，并強調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而梁朝的顏之推寫出了中國封建社會第一部系統完整的家庭教科書《顏氏家訓》，用以訓誡其子孫。而唐朝著名的文學家柳宗元，受其母親盧氏重視對子女早期教育的影響，關注兒童教育。

北宋的活字印刷術使得蒙學教材得以普及。在學術思想方面，理學的產生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特點，這給蒙學教育的內容奠定了基本的指導思想。宋元以后，蒙學教育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當時的統治者非常重視蒙學，在全國城鄉，不僅有政府官辦的蒙學，也有民間舉辦的私學。至明朝，官方介入小學設置，嘉靖年間，禮部行文全國，令各府、州、縣設立社學，每50家為1所。清朝蒙學的類型更為齊全，也更為系統化，有社學、義學、私塾。在這一時期，形成了蒙學教育的具體方法和教育內容，強調打好兒童基礎的同時，用《須知》、《學則》培養兒童行為習慣，并用歷史故事、道德詩歌來教育兒童，達到“習與智長，化與心成”的境界。宋元時期的蒙學教材，開始出現分類按專題編寫的現象。蒙學教材主要分為五類：識字教學、倫理道德、歷史教學、詩歌教學、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識。在各類蒙學教材中，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流傳最為廣泛，影響也最為深遠。一些著名的學者，如朱熹、呂祖謙、王應麟等親自編撰蒙學教材。明清時期，除沿用前人編纂的蒙學教材外（主要是宋元時期），也會根據統治的需要，改編已有的蒙學教材，同時編撰一些新的教材。

中國古代的蒙養教育非常重視生活習慣以及禮儀教育。“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6]14“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發，皆朱錦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不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7]546“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縪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7]532從童子的穿著打扮，到日常起居，再到待人接物，都有嚴格的禮儀規定。即使聽課的規矩，也有明文規定“，幼者聽而弗問，學不鬣等也”[6]117。中國古代是一個等級非常鮮明的社會，重視對孩子的倫理道德教育。特別是漢代以來，儒家思想逐漸居于統治地位。為體現明曉儒家經典，漢朝選仕中就有舉童子郎，對象是15歲以下的少年，如朝廷詢問魏郡太守黃瓊當地發生日食的情況，黃瓊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表述，其孫黃琬年僅7歲，在旁插話“：何不言日食之余，如月之鉤？”瓊大驚，即以此言應對。“后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5]487在中國古代，除專門的蒙訓教材帶有生活習慣、道德教育的內容外，到明清時期，在進行童蒙教育時，四書等被直接列為蒙訓教材。

至清朝時期，蒙學教材的規模變得非常龐大，這些蒙訓教材發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內容越來越豐富，從最開始較為單一的識字、識物教育，到加入禮儀、生活習慣教育的內容，再到傳授倫理道德，傳播經學，內容愈趨完善和復雜。其二，蒙訓教材可讀性、故事性、歷史性越來越強，能更多地考慮孩子的年齡特點和認知規律，采用相對淺顯的文字，對偶的句式、有趣的故事等各種形式編排。其三：蒙學教材的編寫更多地考慮課程設置的需求，并將儒家倫理道德思想滲透其中，特別是到清朝，蒙學也比歷代更加重視科舉化，其課程和教學方法都是為科舉做準備。

【提要】漢字教學是小學語文教學中的重要一環，對閱讀、寫作等其他語文方面的學習起到帶動作用。但傳統的漢字教學多為拼音識讀、解釋字義、反復抄寫及聽寫，簡單枯燥，容易讓學生產生抵觸厭學情緒。以兒童心理學、教育學、語言學理論為基礎，探求漢字教學的趣味方法與形式，寓教于樂，提升漢字教學效率十分必要。

【關鍵詞】小學語文漢字趣味教學

漢字教學是小學語文教學中的重要一環，能有效帶動閱讀、寫作及其他方面的語文學習。《小學語文課程標準》明確指出：低年級學生要喜歡學習漢字，有主動識字寫字的愿望，中高年級學生要對學習漢字有濃厚的興趣，養成主動識字的習慣。

一、漢字趣味教學的基本內涵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趣味”意為：使人愉快、使人感到有意思、有吸引力的特性。在《心理學大辭典》指中“興趣”是“力求認識、探究某種事物的心理傾向，由獲得這方面的知識在情緒體驗上得到滿足而產生，它與需要相聯系。”趣味教育可歸納為以人的心理情趣為主導，在教育者有針對性地啟發和引導下，受教育者主動而有規律地探索和發現新的理論、知識和真理，提高人們學習的樂趣。傳統的漢字教學多為拼識讀音、解釋字義、反復抄寫及聽寫，簡單枯燥，容易讓學生產生抵觸厭學情緒。漢字教學需要引入趣味教學形式，以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和自覺性，達到輕松學漢字、快速識讀、書寫、運用漢字的目的。當然，小學漢字趣味教學還要遵循科學性、漸進性、實用性原則。教師首先要全面了解學生心理特點、性格特征和學習需求等，科學合理地按漢字的造字規律與結構規律，在教學中融漢字形、音、義三位于一體，選取合適的漢字趣味教學形式，據低中高不同年級學生，在設置教學內容與趣味教學形式時，從簡到繁，從易到難，循序漸進，還可充分利用生活實踐來激發學生興趣。

二、小學漢字趣味教學的有效形式

有效的趣味教學形式能為漢字教學增色不少。根據教學經驗，可將漢字趣味教學的有效形式總結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