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價勞動力資源全文(5篇)

一、勞動力結構變遷

1.年齡結構

當前，中國已進入低生育階段（蔡昉、王美艷，2004）。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總和生育率在2.2左右，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總和生育率，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在1.6-1.8之間（郭志剛等，2006）。在此過程中死亡率也保持在較低水平，出生率大幅下降和低死亡率的雙重作用，使得人口自然增長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1998年的10‰以下。21世紀以來，中國的人口增長模式進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階段。人口數量低增長最終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低增長。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早于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長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之間便有一個時滯，兩者隨著時間變化并不同步。生育水平下降和預期壽命延長的雙重作用，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比總人口更快地進入低增長和負增長的階段（王德文，2007）。表1描述了歷年人口年齡結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經歷了一定程度的增長之后，增速放緩，2012年出現下降。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相當長時期里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了345萬人。單純依靠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增加支撐經濟增長的空間逐漸縮小。

2.知識結構

描述了全國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由于數據關系，我們僅能找到2008-2011年的數據。從下表可以看出即便是2008-2011短短四年期間，就業人員的受教育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大學及以上學歷的就業人員比例上升了5.99個百分點，大專學歷就業人員的比例上升最為明顯，上升了3.2個百分點。相應地，小學及以下學歷就業人員比例的下降幅度達到11.1個百分點。從絕對量上看，就業人員中文盲的數量從0.4億下降至0.15億，小學文化的數量從2.07億下降至1.50億，初中文化的數量從3.60億上升至3.72億，高中文化的數量從0.96億上升至1.28億，大學?？萍耙陨蠈W歷的數量從0.52億上升至0.99億。然而，就業人員整體的受教育程度仍然偏低，其中，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的就業人員比例僅占12.9個百分點，小學及以下學歷就業人員的比例達到21.6個百分點，初中學歷的人員占比48.7%。當前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未來隨著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現有勞動力的知識儲備很可能會適應不了高端產業的發展需要。圖1描述了各行業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從中可以看出，第三產業就業人員的受教育程度要明顯高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意味著這類行業對就業人員的教育水平要求較高，而第三產業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大方向。因而，要保證產業升級順利進行，相應的提升勞動力的知識結構是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應有之義。

3.地域結構

由于地區間經濟、產業發展不平衡，部分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產業升級層次較高，產業結構健全，二、三次產業占比大幅上升，勞動力收益高于其他地區，另外這些地區的就業機會相對較多，發展空間更大，吸引了勞動力向這些地區流動。我國東部地區擁有比中西部地區更高級和合理的產業結構，因此大量勞動力由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李寶慶等，2013），圖2描述了中國勞動力的地區分布情況，從該表可以看出，東部勞動力占比最大；其次是中部；占比最小的是西部。勞動力的地域分布體現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地域差異。從變化趨勢來看，在2000-2008年期間東部地區勞動力的比重有小幅上升，中部和西部的勞動力比重則小幅下降，但總體波動幅度較小，地域分布相對穩定。

本文作者：朱恒金、馬軼群 單位：南京審計學院、河海大學商學院

任保平和王蓉（2011）[7]建立了包含工業化率等19個指標的評價體系綜合評價我國東部地區的經濟增長質量。顯然，構建指標體系較容易被接受和理解，是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但是，在研究中可能會遺漏體現經濟增長質量的其他要素；二是探討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肖紅葉和李臘生（1998）[8]從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經濟增長的協調性、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和經濟增長的潛能四個方面考察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王積業（2001）[9]將經濟增長理解為數量擴張與質量提高兩個方面，并以此確定經濟增長質量的基本內容是經濟增長過程中技術進步的作用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劉樹成（2007）[10]也認為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是指能夠持續提高經濟增長態勢的穩定性，經濟增長方式的可持續性，經濟增長結構的協調性以及經濟增長效益的和諧性。這樣界定的優點在于可以給予經濟增長質量一個明確的、完整的范圍，避免遺漏經濟增長質量中較重要的要素，缺陷則在于不利于進行實證分析。為了彌補兩種界定的不足，本文考慮可以在經濟增長質量內涵界定的基礎上，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標，構建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指標體系。參考已有研究，本文將經濟增長質量界定為經濟增長方式質量、經濟增長過程質量和經濟增長結果質量。不難發現，三個方面彼此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而且能較全面的揭示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由此，本文將在明確的范圍內構建這三個方面的指標，探討勞動力轉移如何從這三個方面影響中國經濟增長質量。

經濟增長方式分為粗放型增長與集約型增長兩種類型，其反映了經濟增長的潛能，在經濟增長中體現為高效地使用各種生產要素。粗放型增長的動力來源于要素的投入，一旦要素投入下降或者要素投入增長不能滿足經濟遞增的要求，經濟增長就難以為繼。集約型增長主要源于技術進步和要素的優化配置，在發展中國家要素的優化配置顯得尤為重要，它是克服資源有限性的有效手段。肖紅葉和李臘生（1998）[8]認為有兩個原因決定粗放型增長不可能長期持續，一是社會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長期保持要素投入的遞增是不可能的；二是邊際產出遞減規律，即使是資源投入遞增能夠保證，經濟增長速度也會逐漸地趨于降低。因此，只有集約型方式實現的經濟增長才是高質量的增長，集約型方式能夠保證同樣的要素投入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或者是使用較少的要素能達到同樣的增長率水平。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的轉變說明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反之，則意味著經濟增長質量在降低。集約型不僅應體現資本要素使用的集約，也應體現勞動要素使用的集約，特別是在中國人口紅利即將消失的時期（蔡昉，2006）[11]，勞動力的價值就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勞動力轉移是由低生產率的農業部門向高生產率的非農部門轉移，其能夠提高勞動要素的使用效率，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設：假設1：勞動力轉移會增強經濟增長方式質量。

高質量的經濟增長過程是穩定、協調和持續的。首先，穩定性是指經濟增長過程的平穩性，較小的經濟產出和價格波動意味著較高的經濟增長質量，經濟增長的相對穩定是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是維護經濟發展的良好秩序必然要求。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近年來，東南沿海地區屢遇“民工荒”，勞動力轉移的不穩定性對經濟產生了較大影響，這意味著持續穩定的勞動力轉移能夠增強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其次，協調性是指經濟運行過程中協調的產業結構，協調的收入分配結構和協調的生態環境結構，協調性是未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前提，同時也意味著經濟運行處于良好的狀態，因此，協調的經濟關系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勞動力是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在轉移中可以增加非農產業的產出和就業比重，進而實現不同產業就業和產出的協調發展。由于勞動力轉移的目的主要是以增加收入為主，通過轉移可以縮小收入差距，實現收入分配結構的協調。勞動力轉移對環境的影響現有研究較少，李曉春（2005）[12]使用擴展的哈里斯-托達羅模型分析了國內勞動力轉移與環境污染的關系，認為在我國城鄉分離的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部門遷移，在增加工業產出的同時，也使得當地環境污染增加。但與李曉春的理論分析不同，史安娜和馬軼群（2011）[13]實證研究表明勞動力轉移目前并未對環境污染產生顯著的影響，認為出現這樣的結果可能與中國勞動力轉移特點有關；再次，持續性主要反映在投資消費結構上，投資和消費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較高的投資和消費水平能夠推動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它是經濟實現騰飛的前提，也是良好的經濟增長狀態的客觀表現。當企業通過雇傭廉價農村勞動力獲得較高收益時，勞動力轉移就形成了企業維持或降低現有投資水平的動力，同時，農村勞動力長期在農村生活形成的消費習慣不會因其轉移到非農產業就發生較大改變，這說明勞動力轉移可能會抑制經濟增長過程的持續性。鑒于以上分析，本文做出如下假設：假設2a：勞動力轉移會增強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假設2b：勞動力轉移會增強經濟增長的協調性。假設2c：勞動力轉移會降低經濟增長的持續性。

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保證整個社會的最終產出水平不斷持續地提高，并通過社會產出的增加和產品的豐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研究中通常使用人均GDP衡量經濟增長結果質量。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生產要素從邊際產出較低的部門向邊際產出較高的部門流動是要素優化配置的重要途徑，因而也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勞動力轉移即為社會勞動力資源優化配置的過程，農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產出低于工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在就業數量沒有發生改變的前提下，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會提高勞動力的配置效率，并因此推動經濟增長（Lewis，1954）[14]。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設：假設3：勞動力轉移會增強經濟增長結果質量。

在已有的研究中，多是構建指標體系計算總的經濟增長質量指數（鈔小靜和惠康，2009）[15]，這樣可以簡單的通過一個指數就反映出經濟增長質量的變化，但是，考慮到經濟增長質量是多方面內容共同構成的，一個總的指數無法清楚的看到經濟增長質量不同方面的變化，得出的研究結論也沒有非常明確的針對性，為了從不同方面探討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本文依據前文的分析選取不同指標來分別衡量經濟增長方式質量、經濟增長過程質量和經濟增長結果質量，其中，經濟增長過程質量分解為穩定性、協調性和持續性三個部分（見表1）。2.勞動力轉移的度量本文使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人數的變動反映勞動力轉移（LTRAN）的狀況，因為兩大產業從業人員總和在全社會就業結構中的比重越大，說明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數量越多。這樣的度量可以體現出嚴格意義上的勞動力轉移，即永久性地從農業生產向非農業生產的轉移。

本文處理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選取是1978—2010年度數據。為了保持數據的一致性，本文利用各年的消費價格指數換算為1978年的不變價。其中，資本存量使用單豪杰（2008）[16]估算的中國總資本存量數據，由于單豪杰估算的資本存量是以1952年的不變價計算的，本文將資本存量數據重新換算1978年的不變價。根據研究需要，本文需要分別計算出經濟增長方式質量指數（EGMOD）、經濟增長穩定性指數（EGSTA）、經濟增長協調性指數（EGCOO）、經濟增長持續性指數（EGCON）和經濟增長結果質量指數（EGRES）等五個指數。由于經濟增長質量各指標的計量單位不相同，且存在正指標和逆指標，首先，要消除量綱差異，本文將采取如下指數化方法：在上述標準化方法中，xi為每個指標的具體計算數值，maxx和minx分別代表了該項統計指標中的最大樣本數值和最小樣本數值；其次，要進行逆指標轉正，本文的逆指標主要有單位產出能耗比、產出波動率、通貨膨脹率、城鄉收入比、單位產出廢氣排放、單位產出廢水排放、單位產出廢棄物排放等。這些指標的數值越高，則對總體評價存在更高的負面影響。為了便于計算，我們先把逆指標轉化為正指標，然后再在此基礎上，通過上面的指數化無量綱處理，轉變為正指標標準化分值。在由逆指標向正指標的轉化過程中，這些指標首先按上面的公式進行標準化。在此基礎上，用100減去數值，所得結果便是與逆指標對應的正指標數據，由此實現由逆指標向正指標的轉化。對計算結果再次標準化，便可得到可以用于計算指標的數值。

本文作者：楊十二 單位：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改革開放初期，通過對外招商引資，解決了國內匱乏的資本、技術問題，外來的資本、技術與我國廉價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結合，使我國保持了30多年高速的經濟增長（見表1）。由于遵循了比較優勢原則，國內生產的許多產品，尤其是制造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這使得我國的外貿快速增長，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外部需求，有效地促進了經濟增長和生產率的提高。魏君英等(2010)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發現，中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出口與進口對經濟增長都存在正向的影響，其中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張麗峰(2010)利用狀態空間模型檢驗了我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關系，研究表明進口和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都具有促進作用，而出口的促進作用要大于進口。如前所述，我國外貿增長較好地發揮了比較優勢，廉價的勞動力、自然資源等得到充分的利用。但由于技術水平等關鍵要素長期得不到提高，只能依靠不斷增加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廉價要素投入來維持外貿的增長，也就是長期停留在粗放的外貿增長模式上（張曙霄、王爽，2006；耿協威，2005）。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這種外貿增長模式的許多弊端就顯現出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國民經濟對外貿出口的依賴程度高，宏觀經濟失衡。一直以來，我國偏重于通過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大規模投資的結果就是各行業產能、產量急劇增加，遠遠超出了國內的消費需求，因而大量產品需要出口。由于我國產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加上國家政策的支持，因此，除了個別年份（例如2009年出口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外，我國對外貿易長時間保持較快的增長。由于進口在數額上遠小于出口，同時增速相對于出口較為緩慢，加上我國匯率管理政策，形成長時間的貿易逆差，進而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目前我國已成為外匯儲備最高的國家。據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9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32017億美元；而2010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即外貿依存度）為49.2％，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對外貿出口的依賴程度非常高。巨額的外匯儲備，在外匯管制的條件下，通過結匯售匯直接增加了貨幣供給，導致流動性過剩，加上我國長期實行的低利率政策，又進一步促進了投資高增長。由此可見，粗放型的外貿增長模式導致了國民經濟高度依賴出口增長，并帶來了國內經濟發展失衡、流動性過剩等一系列的宏觀經濟問題。

加工貿易成為外貿增長的主要方式，貿易利益低下。本文給出2004-2008年一般貿易與加工貿易的有關數據（表2），由表2可以看出，加工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一直很高，除2008年外，其余年份加工貿易進出口額一直高于一般貿易進出口額。加工貿易不僅比重高，而且增長方式粗放，產業鏈條不長，對國內產業的帶動能力弱；多為貼牌、按訂單生產，工序主要集中在簡單的人力勞動上，技術含量低，對產業的技術貢獻率低；加工所產生的附加值低，只賺取了簡單的加工勞動費用，導致貿易增加值低。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特點使得國內產業處于國際產業分工的低端位置，貿易利益低下?？傊?，加工貿易雖然充分發揮了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但隨著勞動力成本、資源成本的逐漸上升，傳統加工貿易的比較利益正逐漸降低。

外貿增長的負外部性增加，增長不可持續。我國的外貿出口數量巨大，很大程度上是產品價格低廉所形成的競爭力，價格低廉源于企業生產成本低，這個低成本，除了廉價的勞動力外，還有廉價的資源和環境成本。資源，尤其是自然資源，由于產權模糊和行政壟斷等原因，不能形成市場化的資源配置體系，各級地方政府成為資源的實際控制者。在發展經濟、招商引資的政績競爭壓力下，地方政府通過人為扭曲資源的價格，以降低要素成本的方式吸引外來投資。在行政壟斷、價格扭曲的情況下，自然資源和環境遭到了過度使用，導致經濟發展中資源的投入產出比低，占用大量農業用地，各種能源消耗量居高不下，環境不斷惡化。在此基礎上的外貿增長，相當于為國外輸出了大量土地、能源和潔凈的環境。我國人均資源占有量遠遠低于世界水平，目前我國已成為煤炭、鋼鐵、銅等世界第一消費大國，石油和電力第二消費大國，過量消耗國內資源，導致供給嚴重不足，對國外資源的依存度日益加大。負外部性的增加導致外貿產出的凈邊際收益遞減，甚至為負，顯然，這種粗放的外貿增長方式得不償失，不可持續。

國內外貿企業的競爭力不強，貿易所得較低。外貿增長的微觀主體———外貿企業較好地利用了比較優勢，加上我國鼓勵出口的外貿政策，對外貿易一直處于快速增長的狀態。但由于比較優勢未能及時轉化為競爭優勢，除了低價優勢之外，外貿企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強。一是缺乏自主品牌、核心技術和專有知識產權，大多數外貿企業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低端。從出口產品結構看，雖然機電產品、信息技術產品代替“兩高一資”產品成為出口的主要產品，但許多企業需要向國外企業支付高額的專利使用費、品牌使用費，大大降低了貿易的凈收益。二是外貿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不足，技術進步緩慢。人為扭曲的要素成本使企業形成了廉價要素的路徑依賴，技術創新的內在動力和壓力不足，妨礙了競爭力的提高。三是外資企業主導了外貿進出口（見表3），這意味著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收益主要落入外資企業手中。

轉變外貿增長模式：拉動力與推動力

本文作者：楊十二 單位：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產品價格的高低決定了各國的進出口產品類型，也就是貿易模式。改革開放初期，通過對外招商引資，解決了國內匱乏的資本、技術問題，外來的資本、技術與我國廉價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結合，使我國保持了30多年高速的經濟增長（見表1）。由于遵循了比較優勢原則，國內生產的許多產品，尤其是制造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這使得我國的外貿快速增長，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外部需求，有效地促進了經濟增長和生產率的提高。魏君英等(2010)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發現，中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出口與進口對經濟增長都存在正向的影響，其中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張麗峰(2010)利用狀態空間模型檢驗了我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關系，研究表明進口和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都具有促進作用，而出口的促進作用要大于進口。如前所述，我國外貿增長較好地發揮了比較優勢，廉價的勞動力、自然資源等得到充分的利用。但由于技術水平等關鍵要素長期得不到提高，只能依靠不斷增加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廉價要素投入來維持外貿的增長，也就是長期停留在粗放的外貿增長模式上（張曙霄、王爽，2006；耿協威，2005）。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這種外貿增長模式的許多弊端就顯現出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直以來，我國偏重于通過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大規模投資的結果就是各行業產能、產量急劇增加，遠遠超出了國內的消費需求，因而大量產品需要出口。由于我國產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加上國家政策的支持，因此，除了個別年份（例如2009年出口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外，我國對外貿易長時間保持較快的增長。由于進口在數額上遠小于出口，同時增速相對于出口較為緩慢，加上我國匯率管理政策，形成長時間的貿易逆差，進而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目前我國已成為外匯儲備最高的國家。據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9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32017億美元；而2010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即外貿依存度）為49.2％，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對外貿出口的依賴程度非常高。巨額的外匯儲備，在外匯管制的條件下，通過結匯售匯直接增加了貨幣供給，導致流動性過剩，加上我國長期實行的低利率政策，又進一步促進了投資高增長。由此可見，粗放型的外貿增長模式導致了國民經濟高度依賴出口增長，并帶來了國內經濟發展失衡、流動性過剩等一系列的宏觀經濟問題。

本文給出2004-2008年一般貿易與加工貿易的有關數據（表2），由表2可以看出，加工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一直很高，除2008年外，其余年份加工貿易進出口額一直高于一般貿易進出口額。加工貿易不僅比重高，而且增長方式粗放，產業鏈條不長，對國內產業的帶動能力弱；多為貼牌、按訂單生產，工序主要集中在簡單的人力勞動上，技術含量低，對產業的技術貢獻率低；加工所產生的附加值低，只賺取了簡單的加工勞動費用，導致貿易增加值低。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特點使得國內產業處于國際產業分工的低端位置，貿易利益低下?？傊庸べQ易雖然充分發揮了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但隨著勞動力成本、資源成本的逐漸上升，傳統加工貿易的比較利益正逐漸降低。

我國的外貿出口數量巨大，很大程度上是產品價格低廉所形成的競爭力，價格低廉源于企業生產成本低，這個低成本，除了廉價的勞動力外，還有廉價的資源和環境成本。資源，尤其是自然資源，由于產權模糊和行政壟斷等原因，不能形成市場化的資源配置體系，各級地方政府成為資源的實際控制者。在發展經濟、招商引資的政績競爭壓力下，地方政府通過人為扭曲資源的價格，以降低要素成本的方式吸引外來投資。在行政壟斷、價格扭曲的情況下，自然資源和環境遭到了過度使用，導致經濟發展中資源的投入產出比低，占用大量農業用地，各種能源消耗量居高不下，環境不斷惡化。在此基礎上的外貿增長，相當于為國外輸出了大量土地、能源和潔凈的環境。我國人均資源占有量遠遠低于世界水平，目前我國已成為煤炭、鋼鐵、銅等世界第一消費大國，石油和電力第二消費大國，過量消耗國內資源，導致供給嚴重不足，對國外資源的依存度日益加大。負外部性的增加導致外貿產出的凈邊際收益遞減，甚至為負，顯然，這種粗放的外貿增長方式得不償失，不可持續。

外貿增長的微觀主體———外貿企業較好地利用了比較優勢，加上我國鼓勵出口的外貿政策，對外貿易一直處于快速增長的狀態。但由于比較優勢未能及時轉化為競爭優勢，除了低價優勢之外，外貿企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強。一是缺乏自主品牌、核心技術和專有知識產權，大多數外貿企業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低端。從出口產品結構看，雖然機電產品、信息技術產品代替“兩高一資”產品成為出口的主要產品，但許多企業需要向國外企業支付高額的專利使用費、品牌使用費，大大降低了貿易的凈收益。二是外貿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不足，技術進步緩慢。人為扭曲的要素成本使企業形成了廉價要素的路徑依賴，技術創新的內在動力和壓力不足，妨礙了競爭力的提高。三是外資企業主導了外貿進出口（見表3），這意味著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收益主要落入外資企業手中。

轉變外貿增長模式：拉動力與推動力

摘要:本科院校旅游管理專業校企合作教學模式是培養復合型旅游人才的有效模式，是突出本科院校旅游特色的決定性因素。本文以延邊大學旅游管理專業和金茂北京威斯汀大飯店合作案例為例，做出了相應分析。提出了相應的發展對策，為以后加強學校與企業之間的聯系，并完善校企合作的運行模式提供參考。

關鍵詞:校企合作;旅游管理專業;教學模式

一、校企合作教學模式的作用和意義

(一)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學校可以以酒店的便利設施和場所為依托對學生開展實地拓展訓練，讓學生們在實際工作中掌握知識和技能。而這對于學生而言是一項十分重要的環節，盡管學校已經早就意識到了它的重要性并開始通過設計模擬酒店實驗室的形式盡可能的讓教學環境更貼近于實際工作，但是模擬與現實畢竟還有很大差距。此外，酒店通過接納實習生可以獲廉價勞動力，而且學生群體的可塑性較高，紀律性較強，對于公司的文化和管理理念都會現在時代潮流的角度來提出新穎的觀點，十分有利于企業的發展，同時企業也可以通過提供實習機會挑選合適的人才與企業長期合作，建立良性的人才培養機制。

(二)推動課程設置

學校與企業合作不僅可以讓學生通過實踐找出學校實際教學內容的缺失和不足而且也可以讓企業在提供實習機會時吸收學生們的建議，找出自身不足。所以對于學校而言要把學生們在實習中總結的經驗教訓做成系統的工作計劃，并將其投入到未來的實際教學工作中，要加快旅游管理專業課程設置的實用性，要合理分配理論教學與實務教學工作，讓學生在接受理論熏陶的同時，職業技能和職業素養都能得到顯著提高。而企業也要吸取實習生們的寶貴建議，適時的改變管理理念和服務模式，讓公司發展更接近時尚和潮流。